我和高兴

    三年前的一个下午，我在家读《西游记》，正想着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其实是一个人的四个侧面，门就被咚咚敲响。在电话普及的年代，人与人见面都是事先要约好的。这是谁，我并没有在这个时候约任何人呀，我就故意不立即去开门，要让这不速之客知道我是反感这种行为的。咚，咚，门还在敲，而且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是哐的一下，用脚踢了。

    我有些愤怒，一把将门拉开，门口站着的却是刘书祯。

    他说：哎呀，我还以为你不在家哩！

    我说：是你呀，几时进城的？

    他说：我已经城市生活啦！

    他的嘴里永远没有正经话，我就笑了，让他进屋坐下，说：书祯，你个嘴儿匠！

    他说：你不要叫我书祯，我现在改名高兴了，你得叫我刘高兴！

    这就是刘高兴。这也就是我第一次见到过着了城市生活的刘高兴。

    如果读了《秦腔》，而且还记得的话，《秦腔》书中的书正就是他的原型。我们是一块长大的。小的时候，我并不热惦他，他头发有些卷，鼻孔里老流着黄涕，但我崇拜他大。我们那儿把父亲都叫大，因为他大不是贾族人，叫叔时前边要加上名字，就是五林叔。五林叔不识字，但出口成章，能背戏本子，能讲三国和岳飞大战朱仙镇。尤其一米八的个头，在骂老婆的时候，要盘脚搭手坐在蒲团上，骂得没有火气，却极尽挖苦，妙语连珠，像是在说单口相声。“文革”中我和书祯又是一起从初中辍学回乡务了农，后来他去当兵，我上了大学，再后来我是逢年过节回老家看望父母，他已经在乡政府做起饭，但人家嫌他不卫生，又常常将剩菜剩饭要送回家喂猪，就辞退了他。再再后来，我写我的书，他做过泥水匠，吊过挂面，磨过豆腐，也三六九日的集市上摆过油条摊子。他几乎什么都干过了，什么都没干出个名堂，日子过得狼狈，村里许多人都在笑话他。但我一回去，他逮住消息了，天晴下雨或黑漆半夜，肯定要跑来看我。我们便嘻嘻哈哈谈说几个小时，不累不困，直到我母亲做过饭一块吃了，他嘴里叼着纸烟，耳朵上再别上一根，才走了。

    我喜欢和他说话，他说话有细节。

    有一年夏天回去，儿时的伙伴来了几个，却没见他，我问书祯呢，他们说可能在西河地里插秧吧。那时节村里的麦早收过了，秧也开始浇二遍水，书祯竟然才插秧？他们说还不是娃们都小，就他一个劳力，地里活啥时候干到人前去？！到了晚上，月光一片，我去西河滩地看他，地是个窄长溜，他弯着腰在那头插秧，隐隐约约像是鬼影，这边地堰上却放着个收音机，正唱宋祖英。我大声喊他，他哗里哗啦蹚着泥水跑了过来，说：咱回，咱回！我说：你插你的秧！他说：反正黄瓜菜已经凉了，看它还能凉到哪儿去？他的家新盖在半石间上，门口没有场地，但门框上还保留着过年时写的对联，一边是：张开口除了吃喝还要笑；一边是：一闭眼都在黑里就睡美。我说：词儿你编的？他说：不对仗。就在牙上刮牙花子，把左联翘起的一角粘上，说：我在村里宣布了，谁揭我房上瓦可以，谁揭这春联，我打断他的腿！

    一进院门，他就喊老婆烧开水，说城里人讲究喝开水不喝生水的，把水往滚着烧！开水端上来了，他从柜里取了一包白糖，抓一把就放进去。又对老婆说：快炒上几个鸡蛋来！他老婆愣了，说：咱没养鸡哪儿有鸡蛋？！他说：没鸡蛋？我赶紧圆场说这么晚了吃什么鸡蛋呀。他嘎嘎笑起来，说：你这老婆不会来事，没鸡蛋你就说我给咱借去，你一借再不闪面不就完了，你偏说没鸡蛋！说得我也笑了。他说：不吃鸡蛋了，咱不吃鸡屙下的东西，总得让平凹高兴呀，你把咱钱柜子拉来！老婆还是没配合好，说：钱柜子？他说：母猪还不是钱柜子？没脑子！结果已经关了圈的猪又放出来，这是头拖着大肚皮的母猪，一赶进屋他就搔猪后腿，母猪立马舒服得卧，乍起了四条腿。而十二个猪崽也一溜带串儿从门槛上往里翻，一翻一个肉疙瘩，一翻一个肉疙瘩。他说：不得了啊，一个猪崽五十八元，五十八元哩，你算算，十二个猪崽是多少钱？

    那天我们谈说得非常久，原本他后半夜插秧也没去成。问起村里的事，他说了，咱这儿啥都好，就是地越来越少，一级公路改造时占了一些地，修铁路又占了一些地，现在又要修高速路呀还得占地，村里人均只剩下二分地了，交通真是大发达了，可庄稼往哪儿种，科学家啥都发明哩，咋不发明种庄稼？他说了，村道里你还看见有几个小伙姑娘？没了，都出去打工了。

    旧社会生了儿子是老蒋的，生下姑娘是保长的，现在农村人给城里生娃哩！他说了，狗日的×××总算把两间屋拆椽卖了，老婆病成那样，是要人呀还是要钱呀？！他说了，××终于结束光棍生活了，那女的是三个娃，丈夫从树上摔下来成了瘫子，他被招夫养夫了的，不出力就有三个娃了！他问我有没有认识治精神病的大夫？我说咋啦？他说知道×××吗，我说我记不起了，他说×××你记不起？就是咱小时偷人家的杏，让人家撵得咱掉到莲菜池里的×××么！我说×××疯了？他说两口子苦命，成年磨豆腐卖供儿子上大学，儿子大学毕业了不愿意回县来教书，在西安做盲流，文化盲流。这还罢了，那小女儿出外打工，出去了两年没音讯，×××没疯，他老婆疯了，你介绍个大夫给治治，要不我不敢从他们家门口过，她不知了羞耻，动不动不穿裤子往出跑，我眼睛没处瞅么。听了他的话，我就叹息了，他说：你叹息啥哩？我说：农村还这么苦。他说：瞧你，苦瓜不苦那还叫苦瓜？！

    先前他来过西安，曾费尽周折寻到了我家，但我去外地开会，回来听孩子讲有一个自称是我同学的人来了，来了一身的土，倒茶不喝，要到水龙头接喝生水，在地板上吐痰，吐了痰，又用脚蹭，说了一堆他们听不明白的话，后来就起身走了。我听了，觉得肯定是刘书祯，就埋怨孩子慢待了他。家乡生活苦焦，苦焦人心事多，最受不了的是城里的亲朋好友慢待，如果你待他们好，他们便四处给你扬名，你是个科长也会说你就是局长，坐小车，住洋房，读砖头厚的书，即便吃豆面糊糊里边也放着人参燕窝。他们还会竭力保护你的老屋，院子里的梨不会少一颗，清明节去上坟，也要在你家的祖坟上培几锨土。

    如果你慢待了他，他们就永远记仇，你就是在外把事情干得惊天动地，那是你的事，与他们无关，来了人问起你，他们说：噢，他那人呀，该怎么说呢，不说了吧。你回去了，他们避而远之，避不及的，最多说一句你回来了，脚不停就走了。你在老家过什么红白事，摆上酒桌他们不来，来了就提个水桶，吃一碗往水桶里倒半碗，把一桶剩菜剩饭提回去喂猪。我们邻村就有一个在县上当局长的，慢待了老家人，他坐着小车进村，村道里有人铺了席晒包谷，就是不肯收席让小车过去，而后来小车轮子碾着了包谷，拦住车须要数着被碾碎的包谷，一颗赔一元钱，不赔不行。所以，我告诉孩子，以后不管我在家不在家，凡是老家来了人，一定要笑脸相迎，酒饭招待，不要让他们进门换鞋，不要给人家纸烟了又把烟灰缸放在旁边，他们说话要看着他们，认真倾听，乡里人有乡里人的不文明，他们却有城里人没有的幽默和智慧。

    我只说孩子慢待了刘书祯，刘书祯再也不会来城里找我了，但他这一次又来了，而且他成了刘高兴。

    他这次进城投奔的是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多年前就来到西安打工，在一家煤店里送煤。他的儿子没有继承他和他父亲的乐观幽默，总是沉默寡言，又总是愤愤不平，初中毕业后一直谋着要出外打工，他就让儿子去打工了。他说：父子是冤家，让狗日的去吧，饿不死就算成功了！可当儿子春节回来过年时，儿子却穿了件西服，每次打扑克小赌，输掉一元钱了就从怀里掏出一指厚一沓百元钱来取出一元，然后把那沓钱装进怀里，再输一元钱了，又掏出那沓钱再取出一元。但儿子没有把钱交给他。他说：我这个人民咋就没有个人民币？！也就出来打工了。他已经五十三岁了，一张嘴仍然是年轻的，腰和腿却不行了，跑不快，干活就蔫。他在儿子的煤店里干了一个月，他说和儿子住在那个塑料板搭成的棚子里，垫得他夜夜在地上泼了水，铺上张竹席睡，这些他都不在乎，恼气的是儿子和他想法不一样。他是有了钱就攒，儿子有了钱就花，他要儿子把钱交给他了他在老家给儿子盖新房，儿子就是不给。父子俩矛盾了，大吵了一顿，他一气出来单独干，单独干只能拾破烂，他就拾起破烂了。

    拾破烂？我可是从来没有关注过这个行业，甚至作想也没有作想过。事后琢磨，虽然我在西安三十多年了，每天都看见城里有拉着架子车或骑着三轮车拾破烂的人，也曾招呼着拾破烂人来家收过旧书刊报纸，但我怎么就没有在脑子里想过这些人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来拾破烂，拾破烂能顾住吃喝吗，白天转街晚上又睡在哪儿呢？城市人，也包括我和我的家人得意我们的卫生间是修饰得多么豪华漂亮，豪华漂亮地修饰卫生间认为是先进的时尚的文明的，可城市如人一样，吃喝进多少就得屙尿出多少，可我们对于这个城市的有关排泄清理的职业行当为什么从来视而不见，见而不理，麻木不仁呢？这就像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着，却从不觉得自己在呼吸一样吗？我也时常在鼓呼着要有感恩的意识，可平日里感动我们的往往是那类雷锋式的好人好事，怎么就忘记了天上的太阳，地上的清水？！

    那天，我们谈论就尽是有关拾破烂的事，而且，他的拾破烂的经历似乎成了他考察了解西安和来西安打工者过程，他见我惊讶的神色越发得意洋洋，盘脚搭手坐在沙发上一边口水淋漓地吸纸烟一边慢条斯理地排说。他让我知道了在这个城市打工的哪儿人都有，但因各地的情况又不相同：关中的东府和西府，经济条件相对还好，人也经见得多，他们多是在经济开发区的一些大公司打工。陕北的来人体格高大，又善于抱团，更多的是聚集在一些包工头手下，去盖楼，去筑路，或在宾馆和住宅区里做保安。陕南的三个区域，汉中、安康人貌如南方人，性情又乖巧，基本上都是在一些服务行业做事，如在店铺里卖货，如在饭馆、茶楼、洗脚屋里当服务生。而商州呢，商州是最贫困也最闭塞的地方，既不是产粮区也没有石油煤炭天然气资源，历来当地挣钱的门道就是开一个小饭店，偏又普遍地喜文好艺，尤其注重孩子上学，上学的目的就是早早逃离这山地。

    比如我们县，三十万人口，年财政收入两千多万，而供大学生上学，每年几乎从民间都要付出一亿元。每年一亿，每年一亿，老百姓就是一捆子谷秆，被榨着被拧着被挤着，水分一滴滴没有了，只剩下了一把糠渣。这些学生大学毕业后却极少再回原籍，他们就在城里的一些单位、公司做临时工，不停地跳槽，不停地印制名片。可怜的商州山区水土流失了，仅有的钱被学生带走了，有了知识的精英人才也走了，中国出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迁徙地就是城市，城市这张大口，将一碗菜汤上的油珠珠都吸了。刘高兴说：新衣服都穿上走了，家里扔下的是破棉袄！商州的经济凋敝不堪，剩下的人也还得出走呀，西安在他们的心中是花花世界，是福地，是金山银海，可出走一没资金，二没技术，三没城里有权有势的人来承携，他们只有干最苦最累最脏也最容易干到的活，就是送煤拾破烂。但凡一个人干了什么，干得还可以，必是一个撺掇一个，先是本家亲戚一伙，再是同村同乡一帮，就都相继出来了，逐渐也形成以商州人为主的送煤群体和拾破烂群体。

    自从刘高兴这一次来到了我家，我们的往来就频繁了，每到下雨天，下雨天他就空闲了，他说那是他们的节日，要么到我家来，要么叫我去他租住处。从他的口里，我也才知道我们贾姓族里其实有很多晚辈都在城里打工，但他们从来没有和我联系过，或许是我当年不回去和他们隔远了，或许他们都混得不好，觉得羞愧不愿见到我。我也曾想，即使他们来找我，我虽有文名但无官无权无钱的又能帮他们做些什么呢？刘高兴之所以来找我，他不想求我什么，他也知道我的处境和性情，又因为年龄相近，他需要说话，我需要倾听，所以我们就亲近了。当我有什么大的活动，比如给母亲祝寿，为女儿举办婚礼，我当然得通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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