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

    刘高兴。

    身份证上是刘哈娃咋成了刘高兴？

    我改名了，现在他们只叫我刘高兴。

    还高兴……刘哈娃！

    同志，你得叫我刘高兴。

    刘高兴！

    在。

    你知道为啥铐你？

    是因这死鬼吗？

    交代你的事！

    我不该把五富背了来坐火车。

    知道不该背为啥要背？

    他得回家呀。

    家在哪儿？

    商州的清风镇。

    我问你！

    就这儿。

    咹？

    西安么。

    西安？！

    我应该在西安。

    你老实点！

    老实着呀。

    那怎么是应该？

    真的是应该，同志，因为……

    这是2000年10月13日，在西安火车站广场东区的栅栏外，警察给我做笔录。天上一直在刮风，广场外的那些法国梧桐、银杏和楸树叶子悠悠忽忽往下落，到处是红的黄的，颜色鲜亮。

    我永远要后悔的不是那瓶太白酒，是白公鸡。以清风镇的讲究，人在外边死了，魂是会迷失回故乡的路，必须要在死尸上缚一只白公鸡。白公鸡原本要为五富护魂引道的，但白公鸡却成了祸害。白公鸡有两斤半，最多两斤半，卖鸡的婆娘硬说是三斤，我就生气了。胡说，啥货我掂不来！我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我当然没说出我是干啥的，这婆娘还只顾嚷嚷：复秤复秤，可以复秤呀！警察就碎步走了过来。

    警察是要制止争吵的，但他发现了用绳子捆成的被褥卷儿。这是啥，警棍在戳。石热闹的脸一下子像是土布袋摔过一样，全灰了。这狗日的说什么不成，偏说是捆了一扇猪肉，警察说：猪肉？用被褥裹猪肉？！警棍还在戳，被褥卷儿就绽了一角，石热闹一丢酒瓶子撒腿便跑。这孬种，暴露了真相，警察立即像老虎一样扑倒了我，把我的一只手铐在了旗杆上。

    能不能铐左手？我给警察笑，因为右臂在挖地沟时拉伤过肌腱。这回是警棍戳着了我的裆，男人的裆一戳就麻了，他说：严肃点！我严肃了。

    我的眼睛发黏，好像一下子生出许多眼屎，看东西都有些模糊。但我没有惊慌失措。要稳住。警察的钢笔似乎下水不利，不停地甩，那额头上的一片小疙瘩就全红了。我伸了脚去踩飘过来的法国梧桐叶子，没有踩着。小伙子生这么多的青春痘我从来没见过，一定是未婚，没骟过的羊冲得很！

    咔嚓，有人在拍照了。

    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记者，装嫩呀，三十多了还梳个齐溜溜！她拍照的时候我根本没注意，等拢了拢头发，把衣领扯平，还摆了个侧面让她再照，但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的，仍然是我半拱着腰在接受笔录的样子，而我的面前是一个用绳子捆扎的印花被卷儿，五富的脚没有裹严，露出那只塞着棉花的黄胶鞋。把他的，这张照片和身份证上的照片一样么！身份证上的照片要求正面照，要照出耳朵，没有谁照出来不像个罪犯的，可我的鼻子高，嘴角有棱，她偏不侧着照，这×女子！

    那不是我，不是，绝对不是。

    五富的尸体在运往殡仪馆后，我被释放了，但我必须要在火车站广场上等候五富的老婆赶来处理五富的后事，而广场上许多人是看过了报纸，指着我说：瞧，背尸要坐火车的就是他！他们叫着刘哈娃，我不理睬。再叫：商州炒面客！我们商州地区苦焦，春季里青黄不接主要吃柿子拌稻皮子的那种炒面。叫我们是炒面客那是作践我们哩，我当然更是不理睬。我是要想想问题了，于是我想：五富的尸体被运往殡仪馆了，五富的魂肯定还在这个广场上，在广场的那一排路灯杆上呢，还是在那一辆推过来的装满了烧鸡、熟鸭蛋、面包和矿泉水瓶的叫卖货车上？我在那个时候腰又发酸发困，手便撑在了后腰上，就再想：汽车的好与坏在于发动机而不在乎外形吧，肾是不是人的根本呢，我这一身皮肉是清风镇的，是刘哈娃，可我一只肾早卖给了西安，那我当然要算是西安人。是西安人！我很得意自己的想法了，因此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孤，也有了那么一点儿的傲，挺直了脖子，大方地踱步子，一步一个声响。那声响在示威：我不是刘哈娃，我也不是商州炒面客，我是西安的刘高兴，刘——高——兴！

    孟夷纯在初次见我的那天，她说：刘高兴，你不像个农民。我当时说：是吗，羊肉怎么会没有膻味呢？孟夷纯说，她在城里见的人多了，有些人与其说是官员，是企业家，是教授，不如说他们才是农民。孟夷纯的话其实说到了我心上，我一直认为我和周围人不一样，起码和五富不一样。这话我不会说出口的，但我的确贵气哩。

    我可以举例说明呀：一、我精于心算。在我小小的时候，加减乘除从不打草稿，你一报数字，三位数四位数都行，我就能得出答案。我当然有一套算法，但我不告诉人。二、我曾经饿着肚子，跑三十里路去县城看一场戏。三、我身上的衣服旧是旧，可从来都是干净的。我没有熨斗，在茶缸里倒上开水在裤子上熨，能熨出棱儿来。四、我会吹箫，清风镇上拉二胡的人不少，吹箫的就我一人。五、我有了苦不对人说，愁到过不去时开自己玩笑，一笑了之。六、我反感怨恨诅咒，天你恨吗，你父母也恨吗，何必呀！来买肾的那人说肾是给西安的一个大老板用的，得检查我有没有别的病，查就查吧，只查出我有痔疮，还嫌我身体发福，说了句：形散神不散。这让我生气，生气过了也就不生气了，临走我给他在清风镇收买了一篮子柴鸡蛋。七、我生就的嘴角上翘，所以我快乐。四年前王妈给我说媒，我吹了三天三夜箫，王妈说你必须盖新房，我去卖血，卖了三次血，得知大王沟人卖血患上了乙型肝炎我就不卖血了才卖的肾。卖肾的钱把新房盖起来了，那女的却嫁了别人。嫁别人就嫁别人吧，我依然吹了三天三夜的箫，还特意买了一双女式高跟尖头皮鞋，我说：你那个大脚骨，我的老婆是穿高跟尖头皮鞋的！

    能穿高跟尖头皮鞋的当然是西安的女人。

    我说不来我为什么就对西安有那么多的向往！自从我的肾移植到西安后，我几次梦里见到了西安的城墙和城洞的门扇上碗口大的泡钉，也梦见过有着金顶的钟楼，我就坐在城墙外一棵弯脖子的松下的白石头上。当我后来到了西安，城墙城门和钟楼与我梦中的情景一模一样，城墙外真的有一棵弯脖子松，松下有块白石头。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力气总不够，五富能背一百五十斤柴草蹚齐腰深的河，我却不行？五富一次可以吃十斤熟红苕，我吃了三斤胃里就吐酸水？五富那么憨笨的能早早娶了老婆生了娃，我竟然一直光棍？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我活该要做西安人！

    我真的就成了西安人。如果人生的光景是分节过的，清风镇的一节，那是一堆乱七八糟的麦草，风一吹就散了，新的一节那就是城市生活。

    那么，还是说五富吧。什么都搁下，都算了，五富最丑，也最俗，我却是搁不下，不算了。在火车站的广场，以及后来又到了派出所，我反复说过，我这一生注定要和五富有关系的，这或许是前世的孽债，不是他曾经欠了我，就是我曾经欠了他。

    他大我五岁。一般的情况下我应该跟着他浪的，但事实是他一直是我的尾巴。韩大宝说我之所以和五富好是为了五富年轻的老婆，这是在侮辱我。我看得上她吗？那么大的奶，屁股又像个筛箩。韦达就曾经惊奇我的审美，说农民都是原始爱情观，就是喜欢丰乳丰臀的女人，能生孩子。好么，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我压根儿不是农民么！五富的老婆果然生了三个男孩，三个男孩像三个土匪，又都能吃能喝，五富就苦了，为全家人的吃喝煎熬。清风镇就那么点耕地，九十年代后修铁路呀修高速路呀，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差不多的劳力都出去打工，但五富笨，没人愿意带他，我就把他承携了。我们去县城周围给人家盖房，拱墓，打胡基，垒灶台，挣不了几个钱又回来了，回来了又得出去，就这样反反复复了几年。而让我感动的是，每次回来，我说五富你回去了和老婆干受活的事呀，我却光×打得炕沿响，这不公平。五富说那咋办？我说起码今晚上你也不能回去。五富就真的不回去，在我家陪我喝酒。

    对于我卖肾的事，清风镇人都不知道，但五富清楚。这事你要烂在肚里，听见了吗，五富！五富给我表忠心，他说：“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红小兵，我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肉上的，我也给你别。他果然拿了别针就在胸肉上别，血流了一片，我虽然把别针夺了，他的胸肉上以后就留下了第二个疤。

    韩大宝是第一个离开清风镇到西安的，最初听说他混得一般，后来又传出他已经非常的有钱了，韩大宝就是一块酵子，把清风镇的面团给发了，许多人都去投奔他。我鼓动五富：咱也去吧。五富说：在咱县上打工，见到的人吃穿和咱差不多，倒不觉得别扭，如果到西安，咱明显和人家不一样，这心就怯了。我最看不上的就是五富这个怯，西安人三头六臂啦，是老虎吃人啦，没出息！我一气不理五富了，坐在县城的街道沿上吃烟，一只狗叼了根骨头在旁边啃，骨头上一丝肉都没有了，它还在啃，啃了半天了。我一脚把狗踢开，捡起骨头扔到了对面的屋顶上。五富疑惑地看我，说咱真不能去，去了能不能回来？我说混得好了当然不回了。他吃惊地叫起来：你才盖了两间新房呀！我说：两间房算啥呀，如果两间房把我拴在清风镇，那两间房是棺材呀？！我这么说着，也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了去西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或者说，肾在西安呼唤我，我必须去西安！五富却说你要真不回来了，那两间房一定让给我。我真是火了，我说：我还有这一双鞋，要不要？脱下鞋扇他的头。

    你扇他，他还给你笑，这就是五富。起来，给我要碗面汤去！我们是带着干馍去面馆里要面汤泡着吃的，不买面条却要喝面汤，店老板肯定是不给的，五富拿了个净碗去了。我说：拿别人吃过饭的碗！拿别人吃过饭的碗老板就以为我们是吃了面条的，五富他想不到这点，这个猪脑子！

    我也曾经问过五富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被人救过命，后来又救过别人的命，如果要让救过他命的人和他救过命的人必须死一个，死的应该是谁？五富回答不上来，问：是谁？我说：救过的人不应该死吧。他说：为啥？我叹了一口气，不愿意给他解释，用箫敲他的脑门：给我捏捏脖子！他立即替我捏脖子，五富会捏脖子，捏得不轻不重，又在穴位上。

    我是没有救过五富的命，但我实在却也需要五富，这需要不仅是五富能言听计从，我更需要的是花很多精力甚至钱财来关照这个蠢笨的人。

    五富，你得走，跟我走。

    2000年3月10日，记着这一天，我和五富来到了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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