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爷”从井里突然显身

    1974年初春，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返青的麦苗在干渴的折磨下趴伏在尘沙飞扬的大地上，有气无力地祈求着上天的恩赐。

    水，在这片坚硬广袤的黄土地上，一切生命都需要水的滋润。

    忠诚的祈祷并没有感动上帝。日复一日，不曾有一滴水珠从天上洒下。此时，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不例外，或许，因村外大部分土地正处于骊山北麓大水沟口的山前洪积扇上，沙质土壤蓄水性极差，农作物的成长多半靠天，才越发加重了村民们对水的关注与对麦苗的厚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深深懂得，当田园的麦苗枯萎之时，也是他们自身的生存受到胁迫之日。

    本书讲述的故事从这里开始了--

    夕阳的余晖笼罩着村南的柿树园，折射出令人心焦的光。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站在柿树园一角的西崖畔上，两人眼望着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滩，再三犹豫，踌躇不定。

    太阳从西方落下，小鸟跳动着在树林中急匆匆地寻找栖身之处。杨培彦吐了一口烟雾，将纸卷的烟蒂扔到地上，又狠狠地踩了一脚，终于下定决心，挥起笨重的镢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在这里吧”

    杨文学望望骊山两个山峰中间那个断裂的峪口，正和身前的圆圈在一条直线上，心想水往低处流，此处既然跟山峰间的沟壑相对应，地下水肯定不会少。于是他点了点头说：“好，但愿土地爷帮咱的忙吧。”

    此时的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规则的圆圈意味着什么。

    翌日晨，以西杨村杨全义为首的杨新满、杨志发等６个青壮年，挥动大镢在杨培彦画的圆圈里挖掘起来。他们要在此处挖一眼大口径的井，以解决燃眉之急。尽管地面布满了沙石，一镢头挖下去火星四冒，但在干旱中急红了眼的农民，还是以锐不可当之势穿越了沙石层。将近中午，工程进度明显加快。

    当挖到１米多深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层红土。这层红土异常坚硬，又一镢头下去，只听到“咚”的碰撞声，火星溅出，却无法穿透它。

    “是不是咱们挖到砖瓦窑上了”井底的杨新满放下镢头，擦把额头上的汗水，不解地望着众人。

    “可能。听老人们说，咱这一带过去有不少烧砖瓦的土窑。”杨全义说着，递过一把镐头，“来，用这玩艺挖挖看。”

    井下又响起了咚咚的声音，坚硬的红土层在杨新满和杨志发两个壮汉的轮番攻击下，终于被凿穿了。这是一层大约３０厘米厚的黏合状红土，很像烧窑的盖顶，此时大家并未深究，只凭着自己有限的所见所闻，真的认为是一个窑顶实则是兵马俑坑封土的夯土层。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在以后的挖掘中面对出现的陶片，都被他们和砖瓦窑联系在一起，也就不再奇怪了。

    越过了红土层，工程进展迅速。不到一个星期，这口直径为４米的大井就已深入地下近４米。此时，没有人意识到，他们手中的镢头离那支后来震惊世界的庞大军阵，只有一步之遥了。

    历史记下了这个日子--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９日。

    当杨志发的镢头再抡下去又扬起来的瞬间，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第一块陶片出土了。奇迹的第一线曙光划破黑暗露出地面。

    遗憾的是，这块陶片的面世并没有引起杨志发的重视，他所渴求的是水，在他的心目中，水远比陶片重要。于是，杨志发和同伴的镢头便接二连三地向这支地下军阵劈去。

    一块块头颅、一截截残肢、一根根断腿相继露出，这奇特的现象终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这个砖瓦窑还有这么多烂东西”一个青年将一截陶质残肢捡起来又狠狠地摔在地上，沮丧地小声嘀咕了一句。

    “砖瓦窑嘛，还能没有点破烂货快挖吧，只要找到水就行。”杨全义在解释中作着动员。那青年人叹了一声，又抡镢劈向军阵。

    几分钟后，在井筒西壁的杨志发突然停住手中的镢头，大声喊道：“啊，我挖到了一个瓦罐。”

    听到喊声，正在运土的杨彦信凑上前来，见确有一个圆口形的陶器埋在土中，便好心地劝说：“你慢慢地挖。要是还没坏，就拿回家到秋后焐柿子，听老人们说，这种瓦罐焐出来的柿子甜着呢”

    一旦人的具体目的改变，行为也随之转换。在能够得到和利用的欲望驱使下，杨志发不再盲目地大刀阔斧劈下去，而是镢、手并用，连刨带扒，轻轻地在这个瓦罐四周动作。土一层层揭去，杨志发心中的疑窦也一点点增加，当这件陶器完全暴露在眼前时，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眼前的东西根本不是要找的可以用来焐柿子的瓦罐，而是一个人样的陶制身子实则是一个无头空心陶俑 ，他晦气地摇摇头，然后带着一丝失望和恼怒，用足了劲将这块陶制身子掀入身旁的吊筐，示意上面的人拉上去扔掉。

    当这块陶俑身子刚刚被抛入荒滩，井下忽然又发出一声惶恐的惊呼：“瓦爷”

    众人又一次随声围过来，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脸上的表情比之刚才有了明显变化，肌肉在紧张中急骤收缩起来。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陶制人头，形象极为可怖。

    只见这个人头顶上长角，二目圆睁，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面目狰狞可怕。有一大胆青年用镢头在额头上轻敲，便听到咚咚的响声。

    “是个瓦爷。”有人做了肯定的判断，紧张的空气稍有缓解。

    “我看咱们挖的不是砖瓦窑，是个神庙摊子，砖瓦窑咋会有瓦爷的神像”有人推翻了以前的判断，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

    “甭管是砖瓦窑还是神庙摊子，找到水才是正事，快挖吧”身为一组之长的杨全义出于对大局的考虑，又理性地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满身泥土的农民们又开始挥镢扬锨挖掘起来，没有人再去为刚才的“瓦爷”发表不同的见解并为此大惊小怪了，摆在面前的确如杨全义所说，找到水才是最为要紧的大事。

    随着镢头的劈凿，铁锨的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入荒滩野地。

    出土的陶俑终于引起了一群儿童的兴趣，他们纷纷奔向荒滩捡拾俑头，先是好奇地玩弄，接下来便将俑头立于荒滩作为假设的坏蛋，在远处用石头猛烈轰击。有聪明的孩子则采取“古为今用”的方针，将俑身和俑头一起搬到自家的菜园中，在俑的手里塞上一根长杆，杆头上拴块红布，然后再找来破草帽，将陶俑打扮成一个活脱脱的看园老翁，日夜守护菜园，使麻雀不敢放肆地前来啃啄返青的菜苗。

    正当人们对陶俑大加戏弄、损毁丢弃或顶礼膜拜之时，村前的井下又发现了更加奇特的情形。

    在离地面约５米的深处，大家发现了青砖铺成的平面台基，同时，还有３个残缺的弩机和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

    这是地下军阵向２０００年后的人类发出的最后一丝信号，兵器的出土意味着对砖瓦窑和神庙两种推想的彻底否定。随之而来的应是一种更切合历史真实的构想诞生。可惜，这里没有人去理会最后的信息，更没有人再围绕这稍纵即逝的信息去思考些什么。让众人欣喜和激动的是，尽管一时还不能辨别是不是秦砖，但毕竟是古代的东西，多数人认为先拿回家做成枕头睡它几个晚上，再做好坏真假的结论，则是最明智的办法。于是，井下的秦砖很快被哄抢一空，走入各家的炕头、被窝。

    正当大家在井里井外大肆哄抢秦砖之时，有一位青年却棋高一着，他默默地伏在井下，从泥土中捡拾看上去并不显眼的青铜箭头，待捡拾完毕，脱下身上的破褂子一包，然后直奔附近三里村的废铜烂铁收购站，以14.4元的价格，将几公斤青铜箭头售出。当这位青年摸着已经明显鼓起来的上衣口袋，叼着香烟，一步三摇，满面春风地返回时，村人才蓦然醒悟：“还是这家伙有心计。”悔恨之中蜂拥于井底，却已经晚了。

    绝处逢生

    整个西杨村围绕着“瓦爷”的出现事件，在沸沸扬扬热闹了一阵子之后，终又归于静寂。大家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重新抡起手中的镢头，在井下向大地母亲的肌体劈去。

    那支庞大的地下军队，不惜以个体毁灭的代价向光明的世界投递出一丝信息，却未能得到破译和救援的回声。人类的目光，在穿越军阵之后又匆匆掠过，双方都未能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契机。纵然地下拥有千军万马，但他们已无法再向世人发出一丝哪怕是微弱的呼唤了。

    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临潼县晏寨公社水管员房树民。

    他的工作职责是管理、调配晏寨公社的水利建设和水源利用，西杨村打井的情况如何，自然与他的工作职责发生联系。事实上，当这口井开工的第三天，他就察看过地形和工程进展的情况，并对在此处取水充满了信心。当听说井已深入地下５米多，仍不见点滴水星时，他便揣着诸多疑问来到西杨村看个究竟。

    “这口井为啥还不出水，是不是打到死线上去了”房树民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询问。

    “不像是死线。可不知为啥，打出了好多瓦爷。”杨培彦回答。

    “瓦爷什么瓦爷”房树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像真人差不多，还有好多青铜箭头、砖坯子。”杨培彦吸着纸烟，像叙述一段久远的往事，详细地介绍了打井过程中发生的一切。

    房树民来到了井边。

    他先在四周转了一圈，捡些陶片在手里端详敲打一阵后，下到井底。

    井壁粗糙不平，一块块陶片、碎砖嵌在泥土里，只露出很小的部位。他用手抠出半块砖，来到组长杨全义的跟前：“这井不能再挖下去了。”

    “为啥”杨全义吃了一惊。

    “你看，这砖不是和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秦砖一样吗”原来，临潼县文化馆此前收集了不少从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秦砖，房树民与县文化馆文物干部丁耀祖是好朋友，平日常去馆里找丁，时间长了，也就从丁那里学到了一些文物知识。

    “可要这些东西也没啥大用处。”杨全义仍然不解其意地说。

    房树民爬出井口，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我看这像古代的一处遗址。先让社员们停工一天，我打电话让县上来人看看再说吧。”

    在快吃午饭的时候，房树民赶回了乡政府，让文书李淑芳给文化馆打电话，但总是没人接。无奈之中，房树民只好骑上自行车亲自去５公里外的县文化馆，可巧在半路上碰到回家的管文艺的丁耀祖。听了房树民说的情况，丁立即掉头返回文化馆，向副馆长王进成作了汇报，王觉得此事有点意思，便又叫上管文物的干部赵康民，一起去西杨村，而房在见到丁后即返回西杨村召集干部去打井工地等候。

    四人会合后，在工地上仔细察看了一遍，然后又在杨培彦的带领下到堆放井土处观看。看到几个比较完整的无头陶俑横躺在地下时，三人十分震惊。１９６４年４月，文化馆在秦始皇陵冢附近社员家里征集到一件秦代跽坐陶俑，才６５厘米高，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次突然出现了跟真人一样高大的陶俑，当然令人震惊。不过猛一下子还难以断定是不是２１００多年前的秦代文物，因为如果是秦始皇陵冢周围出土则很可能是秦代的，可是这里离陵冢有一二公里之遥，秦代陶俑放到这么远的地方似乎不大可能。

    几人没有为此多伤脑筋，目前最急需的是把这些文物收拢起来，以后再慢慢研究。

    “这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井不要再打了，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送往县文化馆收藏好……”馆长王进成对杨培彦叮嘱了一番，即刻返回临潼。

    第二天赵康民又来到西杨村，组织社员收捡散失的陶俑、陶片，同时又赶到三里村废品收购站，把收购的青铜箭头、弩机作价收回。为了尽可能地挽回损失，赵康民又带领社员用借来的铁筛子，把可能带有文物的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都被筛了出来。

    在赵康民的指导下，社员们把这些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大大小小的文物装了满满三架子车，拉到几公里外的县文化馆，赵康民当场给了３０元人民币以示奖励。拿到钱后的社员们十分惊讶：“这三车破砖烂瓦给这么多的钱”回到村后，这些社员把３０元钱如数交到生产队，队里给每人记了５分工，半个劳动日，此时的５分工可值一角三分钱，大家都感到十分满意。

    赵康民把社员送来的文物作了初步整理，觉得有必要再亲自作些考察发掘，于是便在５月初又到打井处召来一帮社员发掘了２０多天，直到社员准备夏收时才停止。这次发掘，在井的周围掘开了南北长１５米、东西宽８米的大坑，发现了更多的陶俑。此后，赵康民每天躲在文物修复室，对这些没头和缺胳臂少腿的陶俑及一大批残片作了清洗，细心地进行拼对、粘接、修补，没过多久，就修复出两件比较完好的武士俑。

    如果说水管员房树民的一番努力，使这支地下大军看到了一丝面世的亮光，那么，这点亮光仍然只是黑夜里的萤火，一闪即逝了。

    临潼县文化馆把此事跟一位县委副书记说过之后，没有将这个重大的考古发现继续上报，只是让文管干部赵康民在馆内的一角神不知鬼不觉地对陶俑进行修复。这种令人费解的心态和处置方法，使这支地下大军再一次陷入绝望。

    当然，文化馆领导及赵康民也有自己的苦衷。那还是在１９６４年，正是全国上下大搞“四清”运动的时候，年轻气盛的赵康民竟因为把渭河北岸出土的南北朝时代的几个石雕像用车拉到县文化馆收藏，结果被当作搞“封资修”的典型，在全县通报。

    历史上常有许多东西属于未来。眼下，“批林批孔”正热火朝天。鉴于历史的教训，在报与不报的两难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不过，后来有知情者透露，文化馆上上下下也有不愿别人插手的考虑和默契。

    正当赵康民躲在僻静的文物修复室，潜心修复陶俑时，这年５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使这支地下大军又绝处逢生，大踏步走向当今人类的怀抱。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

    “内参”惊动了江青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１９６０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１９６４年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他这次回临潼，是作为公休假，探望仍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以及家人。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有一天，他径自走到文物陈列室后面一个暗淡的房间去看个究竟，只见几个高大魁梧的陶俑身着铠甲，手臂作执兵器状，威风凛凛，气势逼人。他在身心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当即断言：“这是２０００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

    自小喝渭河水长大的蔺安稳，太熟悉自己的故乡了。周幽王戏诸侯的烽火台、杨玉环洗凝脂的贵妃池、项羽火烧阿房宫、刘邦智斗鸿门宴……无数流传民间的故事伴他度过了天真活泼的少儿时代。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便按照父辈讲述的故事，四处寻觅遗迹，秦始皇陵那高大的土冢由此成为他嬉戏的乐园。他曾无数次从陵冢的封土上滚下，又无数次攀上去，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

    １９６４年，２３岁的蔺安稳结束了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的４年大学生活，迈进新华社国际部的门槛，开始了记者生涯。

    由于他“根正苗红”的家庭出身和积极向上的工作热情，组织上于１９６５年送他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进修英语，准备学成后派往国外任驻外记者。但是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气血方刚的蔺安稳当时既倔强任性又得理不让人，他写了一张《和陈伯达、戚本禹商榷》的大字报张贴出来，以驳斥陈、戚两人的观点。就是这张大字报，使他罹获“炮打中央文革”的罪状，很快被隔离审查。由于当时的形势越来越乱，原来审查他的人也受到了审查批判，混乱之中一时无人管他，这样使蔺安稳有了许多空闲时间，对历史很感兴趣的他就捧起《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津津有味地研读起来，对其中有关家乡的秦始皇陵修建情况及秦始皇的生平事迹更是格外注意，并熟记于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功底，他才能对面前的陶俑做出大胆的判断。

    此后，蔺安稳多次找赵康民了解发现经过，交流对陶俑的看法，又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实地踏勘，找打井干部、社员交谈。通过一次次座谈和调查得知，当地农民过去由于打井、平整土地等生产活动，陶俑曾几次露头出土。有位７０多岁的老人说，在他１０岁时，他父亲也曾在这一带打井，本来已挖出了水，但不几天水就没有了。后来再向下打，发现地下有些空隙秦俑坑是半地下建筑，被焚塌陷，俑被压坏，其间有些空隙 ，水就流走了。当时他父亲在井底四壁发现过像人的残损“怪物”，认为是这些“怪物”在作怪，才打不出水，就把它们提上来，放在太阳底下曝晒，结果还不见井里出水，一气之下，就把它们吊起来，用棍子打个粉身碎骨……

    ６月２４日，蔺安稳怀着兴奋、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当天晚上他来到东单人民日报宿舍，找到大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王永安，原原本本地向王讲述了这次返乡的奇遇。

    王永安于１９６４年毕业后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评论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对当时正在中国大地上蔓延升腾、轰轰烈烈的批儒评法，宣扬秦始皇法家路线的政治新动向十分关注。蔺安稳动身回乡前，到这位同学家告别，王永安当即写了一首《西行》的古体诗送别：“当年孔丘不到秦，碍是法家剑光阴。君今西行临潼去，纵横剖析始皇坟。论昔终极为颂今，映红骊山新女神。凭那朔风阵阵起，莫锁华清水一盆。”从诗中可以看出，王永安想让蔺安稳对秦代政治中心的家乡的有关情况多加留意，抓点时髦的题材，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想不到蔺安稳真是不负所望，居然弄出了一件奇事。听到秦始皇陵附近发现高大的武士俑，极富政治敏感的王永安立即意识到，这是研究秦始皇法家路线的重要实物资料，万万不能放过，如果写出来，一定会引起中央上层人物的重视。

    当王永安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后，得到了蔺安稳的赞同，但围绕如何写稿的问题，王永安考虑了一阵又说道：“这么重大的考古发现，没有经过省、中央文物考古部门的认定，一下子见报恐有困难，不如先发内参，如能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到时再说下一步。不过以你现在的处境，在新华社发内参怕难实现，我想些办法在《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上发，署名也最好不用新华社记者，可用“中国新闻社记者”的名义发表。蔺安稳对王永安的意见表示赞成，第二天一下班就关在宿舍里开始写作，次日上班就把稿子通过文件交换途径，当天就到达王永安的手中。

    王永安看后颇为满意，认为此稿把情况、问题基本上清楚地叙述出来。不过他考虑到当时“批儒评法”的报道压倒一切，任何重要的公开、内部报道都得先送已控制国家舆论大权的姚文元审阅，并由他决定取舍。怎样才能闯过姚文元这道关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稿子与“批儒评法”挂上钩，这样才能引起姚文元的兴趣和重视。于是王永安提笔在导语的末尾加上了这样几句话：“这批武士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随后，王永安找到情况组编辑马炳泉，把此内参的采写经过及作者情况向马作了介绍，指出该稿的意义在于为当前“批儒评法”提供了重要资料。马一听，也认为此稿很重要，未作改动就排印出来，并很快派人送到姚文元的办公处。

    姚文元接到此稿，很是赞赏，当即批了“可发”二字，并在第二段把“秦始皇凭借武力统一了中国”，改为“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之后立即将稿件退回报社。马炳泉看罢，马上送印刷厂发排，此稿于６月２７日以《情况汇编》第２３９６期刊发，全文如下：

    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陶俑

    陕西临潼县骊山脚下的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了一批武士陶俑。陶俑体高一米六八，身穿军服，手执武器，是按照秦代士兵的真实形象塑造的。这批武士陶俑的发现，对于评价秦始皇、研究儒法斗争和秦代的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极大的价值。

    秦始皇陵周围以前曾出土过陶俑，但都是一些体积不大的跪俑，像这种同真人一样的立俑，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珍贵的地方，在于这是一批武士。秦始皇用武力统一了中国，而秦代士兵的形象，史书上未有记载。这批武士陶俑是今年三四月间，当地公社社员打井时无意中发现的。从出土情况推测，当时陶俑上面盖有房屋。后来，被项羽焚烧，房倒屋塌，埋藏了２０００多年。这批文物由临潼县文化馆负责清理发掘，至今只清理了一部分，因为夏收，发掘工作中途停止了。临潼县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

    秦始皇陵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是，并没有得到妥善保护。生产队随意在陵园掘土挖坑，开荒种地。出土文物中的金属制品，有的竟被当作废铜烂铁销毁掉，一些石制、陶制物品则被丢来抛去。临潼县文化馆馆长李耀亭同志说，关于秦始皇陵的破坏情况，曾专门向陕西省有关部门打过报告，并建议成立秦始皇陵保管所，展出当地出土的秦代文物，对广大群众进行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但是，报告上送以后，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

    中国新闻社记者

    内参刊出后，王永安和蔺安稳既没有“永安”，也没有“安稳”的感觉，相反的是各自怀揣忐忑不安的心，密切关注着这篇文章的动向。他们心中都很清楚，这一纸文章的命运，就是中国西部骊山脚下埋没了２０００多年的那一大批武士陶俑的命运。出乎意料的是，这篇关于秦俑发现情况的第一篇文字报道刊发后，立即引起了江青的注意。

    李先念的紧急批示

    １９７４年的中国，政治风云奔涌激荡，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和以江青为首的两股政治力量再次展开激烈较量，新一轮的权力搏杀已到了生死攸关、难分难解的最后关头。这一年的１月，首都几大报刊连篇累牍的社论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新高潮。而这个时候的林彪与孔老二一样早已不在人间生存，任何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只要懂得一点旁敲侧击的艺术都能看出，这场运动打击的目标就是中央的某位领导人。当“批林批孔”的口号又加上“批周公”的时候，即使是最迟钝的党员、干部也都明白矛头所指的是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１９７４年６月１日，已是癌症晚期的周恩来--这位被“四人帮”看作是活着的儒家代表人物，终于心力交瘁，不得不离开他居住了长达２６年之久的中南海西花厅，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接受治疗。当周恩来病倒之时，毛泽东主席正在他的故乡长沙休养，这在客观上为江青等人进一步控制中央的权力带来了契机。在“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政治运动中，秦始皇被“四人帮”吹捧成是法家人物的代表，是革命派，是朝气蓬勃的，是真老虎，而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以及他的“孝子贤孙”，则被批判为是腐朽的、没落的反革命小丑。就在江青等人绞尽脑汁四处搜集所谓法家的言论和实物，以便为其政治目的服务之时，秦始皇陵出土武士俑的内参被江青看到了。在惊喜之余，这个已是大权在握、趾高气扬的女人，又为内参所言“临潼某些领导同志出于本位主义考虑，不愿别人插手，因此一直保守秘密，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事很感恼火，她立即打电话给姚文元，让姚转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临潼某些领导的做法要严加追查，并杜绝这类事情再度发生。同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将事情真相调查清楚，报中央和国务院。姚文元受领指令后不敢怠慢，立即向国务院分管这项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转达了江青对此事的态度。李先念见此事引起了江青的重视，更是不敢马虎，将蔺安稳写的内参紧急批转给分管文物工作的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和国家文物局长王冶秋。其原文如下：

    庆彤同志并冶秋同志：

    江青同志很关心这件事。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好这一重点文物。

    先念

    １９７４年６月３０日

    随着“内参”与“批示”的相继面世，８０００兵马俑将从中国西部一跃而起，全世界都屏息注视这一人类文明的奇迹。

    １９７４年７月５日，蔺安稳的文章与李先念的批示，一同摆到了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办公桌上。王冶秋看到批示，心中一沉，是不是陕西又出现了打砸抢烧文物或文化遗址的事情此时“批林批孔”正在全国进行，许多文物和文化遗址已被砸烂烧毁。当然最倒霉的还是孔老夫子故址的那三大文化景观--孔府、孔庙、孔林。幸亏周恩来总理出面阻止，方算挽住狂澜。这类屡见不鲜的事情尽管让文物局焦虑不安，但又无可奈何。“批示”的到来除令这位主管全国文物的最高领导人又蒙上一层阴影外，似乎并无太大的惊异。

    当他看到文章的标题时，大为惊骇并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一股难以名状的喜悦与兴奋划过脑际，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尚有珍贵文物出土，的确令人激动不已。可惜这种心情只是在脑海里一闪而过，随之而出现的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怎么不知道此事

    当他以最快的速度阅完文章的全部内容后，一种失职与蒙辱的感觉油然而生。国务院白纸黑字的批文已到眼前，可堂堂的文物局局长对此却全然不知，实在是不可思议。他抓起电话，让文物管理处处长立即赶到自己办公室，也许是文管处没有汇报才造成自己的被动，他想。

    当文管处处长陈滋德赶来时，对文章所报道的一切仍然一无所知。国家文物局被蒙在鼓里了。

    王冶秋拿起电话要通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希望尽快了解事情的具体情况。可令他失望的是，陕西方面作了“我们也一点不了解”的回答。

    陕西省文管会同样被蒙在了鼓里。

    为争取主动，尽快了解详情，７月６日，国家文物局文管处处长陈滋德，携带李先念副总理的批示，乘飞机抵达西安，向陕西省委主管领导人和文化局传达了内参内容和批示。第二天，在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等几名干部的陪同下，火速赶到临潼县文化馆。

    “这么大的事，你们为什么不上报”省文管会负责人显然不是以表扬的神态质问文化馆馆长王进成和文物干部赵康民，这一询问的目的在于当面证实自己的确对此不知，也给北京来的陈滋德一个心理上的平衡。

    “有说是神庙，有说是砖瓦窑，到底属于什么性质说不准，我想弄个明白后再汇报。”赵康民极为尴尬地作着解释，内心的苦衷自然没法说出。

    事已至此，其他人也就不好再说些什么，当大家来到展厅，看到已修复的高大陶俑时，一切的沉闷与不快都烟消云散了。每一双眼睛都射出惊讶和激动的亮光。一个个鯬悍健壮、栩栩如生、顶铠戴甲的武士，岿然不动地站立在面前，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阳刚之气。

    “太伟大了！”陈滋德赞叹着，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转身对众人说：“快，快去现场看看。”

    众人来到了西杨村外的井边。

    由于此前临潼县文化馆已组织社员在井的四周掘开了一个南北长１５米、东西宽８米的大坑，坑下更多的陶俑已显露出来，在客观上增加了可视效果。

    大家以欣喜的心情查看了俑坑所在的位置和陶俑的形状，对俑坑的性质作了大体的估计：既不是砖瓦窑，也不是神庙遗址，根据俑头可以自然拿下和空腹来看，它和前些年在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跪坐俑基本相同。从这一点可以肯定陶俑的时代不是汉唐而是秦代，可能是项羽盗秦始皇陵时放火焚烧的一个秦代遗址。

    既然人类已经接到了这支地下大军的信息，就再也不能放过这个历史性的契机，陈滋德与陕西省委领导人商定，尽快组织一支考古队，彻底弄清这一重大发现的内涵。之后，陈滋德速返北京，向王冶秋汇报了他赴陕的工作情况。此时，江青为临潼方面没有及时上报而大为光火之事，已通过姚文元的秘书转达给了王冶秋，并让文物局写出具体调查报告迅速上报中央。在这种情况下，王冶秋主持了报告的写作，除实事求是地说明了陕西方面发现武士俑的经过外，鉴于江青炙手可热的权势和咄咄逼人的气焰，报告在最后一段写道：“这次中央负责同志的批示，对文物工作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最近我们除遵照江青同志关于不能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指示精神，代国务院草拟了文件外，今后还准备在工作中经常注意表扬保护文物的好人好事，批评本位主义以及把出土文物据为己有的倾向，把文物工作进一步加强起来。”当这份报告上报之后，王冶秋才松了一口气。

    经过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委组成了秦始皇陵秦俑坑发掘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为：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于哲吉

    陕西省博物馆革委会主任廷文舟

    陕西省文管会负责人杭德洲

    临潼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张志超

    临潼县晏寨公社党委书记傅永仁

    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

    同时，陕西省委决定由省博物馆、省文管会、临潼县文化馆三家抽调专业人员，成立秦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对遗址进行发掘。首批队员共５人，其年龄和知识结构状况为：

    杭德洲，４５岁，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袁仲一，４１岁，华东师大古代史硕士研究生毕业。

    屈鸿钧，５０岁，北京大学考古训练班结业。

    崔汉林，３７岁，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

    赵康民，４０岁，高中。

    从以上的人员状况可以看出，这是陕西方面所派出的最为精锐的考古分队之一。就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国而言，像这样年富力强、受过专业训练或具有实践经验的考古队伍是少见的。

    ７月１５日下午，杭德洲、袁仲一等考古队人员，携带几张行军床、蚊帐等生活及发掘用具，匆匆离开西安，乘一辆敞篷汽车来到西杨村，在生产队长杨培彦的安排下，于村边生产队粮库前的一棵大树下安营扎寨。

    当一切安排妥当，又匆匆吃了几口自己携带的干粮后，夜幕已降临了。四周看不到一点灯火，沉寂苍凉的秦始皇陵被蒙上了一层阴森可怖的面纱。高大的骊山在夜色中辨不分明，只有阵阵凄厉的狼嚎隐约传来，使这块土地显得更加荒蛮和更具野性。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