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腥的盛唐-出门有忠臣,回家有贤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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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孙皇后不以为然地说:“生死有命,不是人力所能改变。若行善一定有福,那我从没做过坏事,又何必担心?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大赦’是国家大事,而佛法是异国之教,对政治不见得有什么助益,何况皇上从来也不信这个,岂能以我区区一介妇人而乱了天下之法?假如一定要照你的话做,我还不如速死!”

    可李承乾没有听从他母亲的话,还是认为自己的办法肯定有效,可又不敢上奏皇帝,只好私下去找房玄龄。房玄龄转而上奏李世民。李世民也觉得未尝不可一试,于是准备大赦。长孙皇后得知后极力反对,李世民最后只好作罢。

    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六月,长孙皇后病重不治。弥留之际,她给李世民留下了这样一些遗言。

    第一,要求起用房玄龄:“玄龄事陛下久……苟无大故,愿勿弃之。”

    第二,再次强调不要让自己的亲族掌权:“慎勿处之权要,但以外戚奉朝请足矣。”

    第三,要求薄葬:“愿勿以丘垄劳费天下,但因山为坟,器用瓦木而已。”

    第四,最后的谏言:“愿陛下亲君子,远小人,纳忠谏,屏谗慝,省作役,止游畋,妾虽没于九泉,诚无所恨!”(《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讲完这些,长孙皇后取出一直藏在衣带中的毒药,最后说了一句:“臣妾在陛下卧病的那些日子,发誓以死跟随陛下,绝不像吕后那样!”(西汉的吕雉在汉高祖刘邦死后,打击刘姓宗室,极力扶植外戚,擅权揽政,历时八年,史称“吕氏之祸”)。

    六月二十一日,长孙皇后崩于立政殿,年仅三十六岁。

    长孙皇后生前曾经编纂了一本有关古代妇女言行得失的书,共三十卷,名为《女则》。但她只是将其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准则,并不是想以此博取声誉,所以一直叮嘱宫人不要告诉李世民。直到她去世后,宫人才把这本书交给李世民。

    李世民睹物思人,泫然泪下,悲恸不已,对近臣说:“皇后此书,足以垂范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为无益之悲,但入宫不复闻规谏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怀耳!”(《资治通鉴》卷一九四)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长孙皇后的早逝对李世民而言都是一个莫大的损失。晚年的李世民之所以在政治上和生活中都犯下许多错误,未能做到“慎终如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外无魏徵的犯颜直谏,内无长孙皇后的拾遗补阙。假如长孙皇后能伴随李世民走得更远一点,乃至共同走完人生岁月,那么,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李世民千古一帝的形象一定会更加完美,而贞观的历史也无疑会更加璀璨。

    自制力:战胜人性的弱点

    李世民的成功,固然与魏徵和长孙皇后等人的规谏和辅佐息息相关,但是有一点我们却不能不强调,那就是——假如李世民本身根本不是一块当明君的料,那身边不管有多少个魏徵和长孙氏,无论他们怎么“斧凿”和“敲打”,李世民也绝对不可能“发光”,所谓的千古一帝当然也就无从谈起。

    所以,关键还是在于李世民自己。

    贞观二年,李世民就曾经对侍臣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贞观政要》卷六)

    君犹器,人犹水;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

    李世民的见解可谓精辟!

    如果一个皇帝不具有明君的潜质,其他人再怎么努力帮他也是白搭。说难听点,在一堆石头上敲打一万年也敲不出一座金矿,给一只鸡插再多羽毛也变不出一只凤凰。

    由此可见,李世民最后之所以能成就千古一帝的功业和盛名,除了外界的助力之外,更需要他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

    这种力量就是——自制力。

    一种能战胜自身人性弱点的高度的自制力。

    俗话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古往今来,许多意志坚定、功成名就的男人通常挡不住美女的诱惑。他们纵然可以征服天下,可往往会在某个美女的石榴裙下变得软弱无力,不堪一击。

    那么,作为一世英雄的李世民,在面对美人的时候又是如何表现的呢?

    贞观二年十二月,李世民在宫中宴请新任的代理侍中王珪,当时旁边就有一位绝色美女在侍宴陪酒。她是庐江王李瑗的姬妾,李瑗因谋反伏诛后,这个美女就被“籍没入宫”,成了李世民的妃子。

    酒酣耳热时,李世民指着这个美女对王珪说:“庐江王不是东西,当初因为贪图她的美色,就杀了她丈夫并把她纳为小妾,如此暴虐无道的小人,哪有不灭亡的道理!”

    王珪听完后一言不发,忽然站起身来,毕恭毕敬地问了皇帝一个问题:“陛下认为李瑗这么做,是对还是不对?”

    李世民愕然说:“杀人之夫而夺人之妻,这种事你还问对不对?”

    王珪并不直接回答,而是给李世民讲了一个小故事。

    这个故事出自《管子》一书。春秋时期,齐国出兵攻占了毗邻的一个小诸侯国郭国。几年后齐桓公经过此地,问当地父老:“郭国为何灭亡?”父老说:“因为国君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齐桓公大惑不解,问道:“照各位所言,你们的国君是位贤明的君主,又怎么会亡国呢?”父老回答说:“国君知道什么是善,却不去做;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所以灭亡。”

    故事讲完,王珪就进入了正题:“而今,这位美女仍然在陛下左右,臣还以为陛下认同李瑗杀夫夺妻的做法;如果陛下认为他的做法是错的,却仍旧留着这位美女,那就叫‘知道什么是恶,却不能改’!”

    李世民闻言,顿时朗声大笑,连连称善,随后就把这位美女送回了家乡。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很少见到喜好道德如喜好美色那样的人啊!可孔子他老人家假如碰上李世民,肯定会把他算上一个。

    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男人,并且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一定程度的好色也不算什么太大的毛病,但是当好色与好德产生冲突时,李世民却能舍色而取德,这就足以表明他确实拥有超越常人的自制力。

    如果说放归一个叛臣的姬妾还算比较容易做到的话,那么在下面这则故事中,李世民的做法就尤其显得难能可贵了。

    那是在贞观八年(公元634年),长孙皇后替唐太宗李世民物色了一个“容色绝姝,当时莫及”的妙龄少女,准备将其纳入后宫为“充华”。这个美女是隋朝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仅十六七岁,不但姿色出众,而且知书达理。对于这个人选,太宗本人和朝中大臣都很满意。于是李世民立即下诏书,确定了成婚的日子。可就在宫中使节正准备前往郑家迎娶新人时,魏徵却忽然站出来,把这桩美事搅黄了。

    因为魏徵得知这个郑家女儿早已许配给了士人陆爽,当即上奏:“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今郑氏之女,久已许人,陛下取之不疑,无所顾问,播之四海,岂为民父母之道乎?”(《贞观政要》卷二)

    李世民闻言,大为惊讶,连忙下诏“深自克责”,并且罢停了迎婚策使,命人赶紧将郑氏送还旧夫。可是,当时朝中的左仆射房玄龄、中书令温彦博、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等一帮宰执大臣却异口同声地表示反对。他们说:“郑氏许配给陆爽的事情,只是传闻,并不能确定,朝廷大礼既行,绝不可中止。”

    与此同时,那个忽然成了皇帝情敌的读书人陆爽也吓得不轻,赶紧上书表白说:“陆某家父在世之时,确实与郑家有所交往,可婚姻之事纯属子虚乌有,都是外人乱传。”

    以房玄龄为首的大臣们这回更有理由了,于是力劝皇帝早日完婚。

    然而,李世民对此还是半信半疑。他问魏徵:“群臣大概是为了讨好朕,可陆爽本人为何也这么说呢?”

    魏徵回答:“臣猜想,他可能是把陛下等同于太上皇了。”

    李世民诧异地问:“这怎么说?”

    魏徵说:“当年太上皇平定京城时,曾经把辛处俭的女人纳入后宫,颇为宠幸。辛处俭时任太子舍人,太上皇很不高兴,就把他逐出东宫,贬为万年县的属吏。辛处俭为此恐惧不安,时常担心性命不保。而今陆爽也一样,他以为陛下就算今天能容他,日后也必定会暗中谴谪,所以一再自我表白,实在不足为怪。”

    李世民听完,很坚决地取消了这个婚礼,并且公开下诏承认自己的错误:“今闻郑氏之女,先已受人礼聘,前出文书之日,事不详审,此乃朕之不是,亦为有司之过。授‘充华’者宜停。”(《贞观政要》卷二)

    在中国古代,一个稍微有点地位的男人拥有三妻四妾是很正常的事情,更不用说至高无上、富有四海的皇帝了。从当时的制度和社会习俗来说,六宫粉黛、三千佳丽是皇帝必然有的特权。无论皇帝要娶普天之下的哪一个女人,也绝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并且于情、于理、于法都没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而太宗迎娶郑氏这件事情,就更是无可厚非了。首先,诏书已经下达,宫中的一切工作都已准备就绪,皇帝大婚绝非儿戏,不能说停就停;其次,只有魏徵一人持反对意见,朝中所有宰执大臣全都极力赞成,李世民要想顺水推舟把美女娶进宫很容易;最后,连陆爽本人都表态说没有婚约这回事了,李世民当然更没有理由取消这个婚礼。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世民最后还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

    皇帝这种深明大义的做法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

    李世民之所以做出这个明智的决定,其中一个原因当然是魏徵的谏言,但是最重要的,无疑还是他内在的自制力在发挥作用——他能够用理性战胜自己的感情,用道义战胜自己的欲望,而且还能勇于向天下人承认自己的错误。尽管这个女人他即便娶了,也几乎没有人会说他是错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世民之所以能成为千古一帝,绝不仅仅是因为他能征服天下,更在于他能征服自身——征服人性普遍的弱点。

    正所谓:胜人者力,自胜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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