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对面单元住的是亲姐儿俩，一个姓山本，一个姓柴田。山本是她们娘家的姓，妹妹结过婚，随了夫家的柴田姓氏，后来从夫家出来，也再没改。姐姐没有结过婚，至今仍旧姓着娘家的姓，是个待字闺中的老姑娘。这样一来她们家信箱上标的名字就成了山本柯子和柴田榕子。“柯”和“榕”都不是日语里的常用字，有一回我问及她们的名字，她们说是父亲给取的，父亲战前是中学的国文先生。

    姐姐山本属虎，今年七十七岁，妹妹柴田属马，五十九岁，姐儿俩相差了十几岁，可长得很像，都是单眼皮，长圆脸，皮肤白皙，年轻时大概像日本传统画上的美人。妹妹柴田见了人会侧身站住，慢慢地弯下腰去，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客气话，半天也不抬起身来，让你不由得也跟她没完没了地礼貌。姐姐山本相对起来比较冷，也打招呼也弯腰，看上去就有点儿草率，说话也利落，不拖泥带水。山本虽然性情冷，但是心眼不坏，每天早晨清扫门口，都将我门前也捎带收拾了。要是逢我不在家，又突然变了天，她会替我将晾在外面草坪上的被子收进来。这种做法在现代日本人当中不多见，通常情况是，在单元楼住着，邻居之间谁叫什么都不知道，彼此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你的被子就是在雨水里浇个透心凉，也没人会管。所以，摊上山本姐儿俩这样的邻居，我很知足。

    姐儿两个，姐姐趋于老旧，喜欢穿茶色的裙子，配以咖啡色的皮鞋，琥珀的项链，看着不显山不露水，其实衣服质地、颜色以及饰物的搭配都是经过精心挑选，很有讲究的；妹妹衣服的颜色较为鲜亮，爱穿休闲装，常常是大红大绿，快六十的人了，却极富青春气息，让人看了为之一振。姐姐满头白发，没有杂色，梳理得一丝不乱，后面挽一个弯弯的髻；妹妹白发中夹杂着灰，烫着短发，将额前的一绺染成了淡紫，带了些许浪漫与俏皮。我最喜欢看的是姐儿俩穿和服出门，姐姐穿着藕荷色绣碎樱的，妹妹肯定是淡青绣唐草的；姐姐穿鹅黄，妹妹就穿淡粉。姐儿俩收拾得清丽无比，无可挑剔，蹬着木屐一前一后从院里走过，向着遇到的每一个人鞠躬问好，那情景让人觉得像是刚从天上飘下来的神仙，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老仙女下了凡，飘逸潇洒极了。我常常想，有机会应该把俩老太太请到中国去，给服装学校的学生们好好讲讲女性服装的色调搭配，她们在这方面算得上是专家。

    当然，打扮需要有经济基础，我相信俩老太太有相当厚实的家底。从她们佩戴的很传统的首饰来看，我揣测得出那些珠宝每一件都价值不菲，其中任何一件都不是我能置办得起的。姐儿俩都拿着可观的养老金，因为经历过原子弹爆炸，医疗费全部由国家负担，但她们都很健康，一年四季没见哪一个闹过病。反倒是我，今天感冒了，明天胃疼了，动辄往医院跑。老太太们见我常说，叶桑，你得活动呐，小肚子已经起来了。

    老太太们的锻炼方式是遛狗。她们养着一条灰色的秋田犬，犬的眉毛上有两个白点，个儿很高大，近乎于狼一样，是日本的名狗，老太太们管它叫“贺茂”。日本叫这种名字的多是男性，贺茂也是条雄性犬。小区禁止养狗，但是管理人员奈何不了这俩老太太。老太太们说她们的狗已经是老“人”了，老人都应该有个平静欢乐的晚年，不管是人还是狗。管理员到家来做工作，让她们将狗处理掉，贺茂立着毛喉咙里很不满地呼噜，还冲管理员龇牙，不是绳子拴着早就扑过来了。贺茂和那位管理员是死对头，全楼谁也不怕贺茂，只有管理员怕贺茂。管理员私下跟我说过狗的问题，说如果“桧峰之星”的狗影响到我，哪怕给我带来极小一点点不便，我也有权反映，必要时甚至可诉诸法庭。我们住的小山叫做：“桧峰”，在广岛西区的海边，风景很美，管理员将太太们称为“桧峰之星”，想必山本和柴田是桧峰地区家喻户晓的名人。在广岛，地道的当地老人不多。广岛居民大部分是从外边迁进市内的，真正的广岛城内市民大部分死于原子弹爆炸，残存者多属侥幸。我们所住的这一片白楼的小区，是九十年代以后才建立起来的，这之前是一片长满桧树的山坡。我和“桧峰之星”们都住在一层，一层阳台外面是分属于每一户的小草坪，用铁栏杆隔着。当然也只有一楼才有这样的待遇，上边二楼三楼都没有。贺茂在草坪东南角有个窝，白天尽职尽责地趴着，也不叫，傍晚的时候就坐在阳台玻璃门前，定定地向里面看，等着老太太们带它出去遛弯。俩老太太遛狗，已经成为小区的专门风景。贺茂抖动着一身光亮的灰毛，颈圈上挂两条绳索，山本、柴田各拽一条。狗高大威猛，人细弱文雅，一条狗两个人形成一个三角，很稳固地走在太田川的河堤上，十分引人注目。俩老太太一人手里攥一个塑料袋，山本的塑料袋里装着小铁铲，随时收集贺茂的排泄物，柴田的塑料袋里有小食盒，是为给贺茂喝饮料用的。贺茂很知道自己和什么样的人在散步，它绝不跑，它一步一步地小颠，像英国皇宫前马队的马，不是在走是在舞。七十七岁和五十九岁的老太太在后面一人扯根绳，迈着快步，达到了人狗合一的超然境界。贺茂知道在什么地方该停下来，这都是事先固定好的，贺茂所停的地方必定是景致优美之处，有凳，有石，有自动贩卖机……贺茂喜欢喝苹果汁饮料，哪个贩卖机有苹果汁出售，它清楚极了，一点儿不会错。在贺茂一双蓝眼睛的注视下，柴田将十元的硬币投进去，扔完了一个，听到“叮哨”的响声再投一个，再听响声。其实柴田完全可以扔一个百元的硬币，但是她不，她就要十元十元地扔，为的是要和贺茂一起享受这听“叮哨”的快乐。十个硬币投完，“哐当”一声，掉出苹果汁，贺茂立刻扑过去，用嘴打开小门，叼出装苹果汁的易拉罐，递到柴田手里，柴田将黄色的汁液倒进带来的小盒，拍着贺茂的脑袋说，喝吧喝吧，盼了一天了。自始至终贺茂都在摇着它那扫帚一样的大尾巴，向老太太们讨好，表示着自己的愉快和感激。有时候柴田故意少投一两个硬币，贺茂便“汪”的一声，提醒她。贺茂识数，贺茂一点儿也不糊涂。买苹果汁，是人和狗散步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目，那行走的路线，那买果汁的地点，包括贺茂拉屎的草棵，撒尿的树根，都是雷打不动的。

    老太太们的生活让我羡慕，我想不出她们会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人到老年活到这个份儿上，称得上是圆满了。看到她们我就常常想起刘恒写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那叫什么幸福生活，人家老太太才真叫“幸福生活”，我们老了的时候未必能有这般的安逸，这般的舒适，未必能有这么有人气的狗。

    山本姐儿俩极少有亲戚，有时候有个中年男人来看望她们，据说是柴田婆家的晚辈。男人管两位老太太都叫“奥卡桑”，叫得很亲热。管俩老太太都叫“妈”，让你猜不出他们彼此间是什么关系。老太太们管中年男子叫“贺茂”，竟然跟她们的狗同名。老太太们“贺茂”、“贺茂”不停地叫，贺茂就一口一个“哈依”，答应得很干脆。那个趴在外面的贺茂很知趣地缩着，它知道这时候没它什么事，人家喊贺茂它要是往里搅和就是添乱。贺茂来的时候永远捧着一大抱黄色的雏菊，他知道俩老太太爱这种花，从来不买其他的。我几次看见他抱着花累得喘气，站在对面门口，不得不将那抱花搁在地上，停顿一会儿再按门铃。老太太们开门得有段工夫，贺茂就利用这个时间理理头发，正正领带，再把花抱起来，很认真地捧在胸前，以便老太太一开门就能看到一个很精神很齐整的形象。贺茂在老太太家待的时间不长，说会儿话就走，有时候帮着俩老太太弄弄阳台外边种的花，搬进搬出的，任着老太太们支使；有时候帮助调调阳台栏杆上的卫星接收器，俩老太太在屋里坐镇指挥，一会儿左，一会儿右，没个准星。贺茂的皮肤像老姐儿俩，白皙得能看见蓝色的小血管。我想，贺茂如果是个女人，他能演电视剧，当明星。可是贺茂好像只是个普通的公司职员，而且是属于没什么出息的那一类职员，我从他那敛首低眉的做派就能想象出他在公司里是个什么角色。

    对门这样热闹的时候不多，往往是狗贺茂常在，人贺茂不来。很多时候是一两个月不见贺茂登门，老太太们就耐心等着，把活儿都攒到贺茂来了再干。也有等不及的时候，比如天冷了，那些花有的，该搬进屋里去，贺茂又老不来，她们就会把我叫过去帮忙，很客气，管我叫“叶桑”，很委婉地说出她们的请求，完全是商量的口气，生怕给我带来什么麻烦的样子。我倒希望她们能像称呼贺茂那样来称呼我，来支使我，从年龄上看，她们都是阿姨辈的人，没必要为这点事惴惴不安。

    我到对门去过几次，老太太们的屋里干净得一尘不染。依照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所有生活用具，所有生活痕迹好像都要掩藏起来，比如说睡觉的被褥，白天总是被她们藏到壁橱里面，外面是光光的榻榻米，好像这些人从来不睡觉一样。厨房也是，没有锅碗瓢勺的堆积，没有油盐酱醋的排列，清冷得你就猜不出她们会吃些什么。老太太家也是这样，唯一的特点就是花多，卧室里，客厅里，饭桌上，钢琴盖上，甚至厕所里全都摆着黄雏菊。这是一种太普通的小黄花，摆得多了，室内就有一股菊花的清气，让人产生了殡仪馆的联想，当然，只是我，别人不一定。山本家的阳台是盆栽的小松树和大株的巴西木，还有在栏杆上穿来绕去的菊类小花，也是黄的……整个房间的色彩偏于冷淡，有些单调，跟老太太们华丽的外表不和谐，淡雅的气氛，平静的内心，或许这正是她们生活的基调。相比较，我感到我们家里太有点儿杂乱无章，书撂在厕所里，枕头飞上了窗台，沙发垫子在榻榻米上，袜子让电视机顶着，这一切正如我混乱的没有规律的生活和审美意识上的粗俗与欠缺，论修养我比人家真是差得太远。

    每回干完活老太太们都要送礼，有时是点心，有时是一个小玩意儿，都很精致，很有品位。山本老太太在送礼的时候常常要送几句善意的指导，比如，你的脸搽点儿粉会更好看，你的头发别个珠光卡子会显得更有气质一类。我就去买粉，就别珠光的卡子，老太太们每回见了我的“改进”，都会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大呼小叫地惊奇一番，欣赏一番，以示她们指导的正确。我的丈夫几次告诉我不要跟日本人走近乎，不要收老太太们的礼，不要串门子，不要听风就是雨，要有自己的主见，要和邻居保持一定距离。我不以为然，我愿意过去帮忙，我希望人家指导我，我盼着人家送礼，那精美的小礼品诱惑力实在是大，我没有法子阻止我的手不伸出去。丈夫每天上班，平时早出晚归，偌大家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巴不得老太太们找我干点儿什么事，一个人闷在屋里只是发困，越待越没劲。

    我在日本的身份是“家族滞在”，也就是说，在这儿我是靠人养活没有工作的家属，我的身份不允许我出去工作，我只能是在家里闲闲地待着，像笼子里的猴，从阳台蹿到客厅，从厨房蹿到卧室，吃两瓣橘子喝两口茶咬两口点心看两行书。人一闲心里就没着没落的，跟病了差不多。我时常地想念国内的朋友们，想念我那部敲着敲着就出怪字有病毒的电脑，想念门外那乱哄哄的菜市场，在国内，再怎么不济我还是个作家，在这儿我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对门俩老太太比我忙，嘟嘟嘟一会儿出去一趟，嘟嘟嘟一会儿出去一趟，好像她们老有干不完的事。我知道，山本是俳句俱乐部的会员，是和服教室的老师；柴田是合唱团成员，是妇女相谈会的干事……总之，俩老太太的生活充实极了，她们的事多得干不完。我真想加入她们的活动圈子，却没有机会。

    有一天，我在阳台上晾衣服，听到隔壁柴田在唱歌，山本用钢琴伴奏，柴田的声很大，山本的琴键敲得也很有力：

    无论你走在哪儿，

    离合与悲欢。

    世界很小，世界是个圆，

    让我们拉起手互相关爱。

    无限的天空，无限的大海，

    都装在我们的心里，

    装在这小小的世界。

    她们唱的是一首广岛人人都很熟悉的儿童歌曲《小小世界》。广岛市繁华的商业中心——SOGO商店门口有个大钟，每到正点，世界各国的玩具人都要从小格子里出来，齐声高唱这首歌。很多人就是为了看小人表演而到商店来，久之，这首曲子就成了大家的歌，广岛的歌，谁都能哼，谁都能唱。现在听老太太唱《小小世界》，更让人体会到一种童心焕发的张扬，一种返老还童的轻松和“看山还是山”的自在。

    柴田反反复复一遍又一遍地唱，山本一遍一遍地弹，都没有疲倦的意思。我不能说柴田唱得很好，很多地方她都跑了调，凡是高音的部分大都上不去，明显地运用假声在给自己助威。钢琴也是太古老的钢琴，声音不准，需要调试。但是我佩服俩老太太的精神，换了我，绝没有这样大声唱歌的勇气，可柴田不，她的歌是越唱越响亮，越唱越兴奋，唱到了无人的境界。

    中午吃完饭，我到信箱取信，嘴里下意识地哼着《小小世界》。恰巧姐儿俩穿戴整齐地出门，柴田听到我的哼唱，不好意思地深深鞠了个躬，说刚才实在是失礼了，声音那么大，影响了我休息，心里不安。我说我也喜欢这首歌。柴田说，合唱队今天要排练《小小世界》，她唱低声部，怕出错，抓紧练了练。我突然心血来潮，问能不能也跟她们到合唱队练唱歌。柴田笑了，说不行。她告诉我，合唱队最年轻的也有五十五岁了，我还不够格。

    原来是老年合唱队。

    山本说要是我愿意可以跟她到和服教室学穿和服，我说等丈夫回来跟他商量一下再决定。其实用不着商量我也知道他不会同意，去和服教室学习一则要交学费，二则要自带衣服，更何况，我学会了穿和服也没什么用，我也不是日本人。山本从我身边过的时候悄悄对我说，你穿红毛衣下边不能配蓝裤子，日本女人有俗语，红配蓝，狗都嫌……

    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了，在家一向不修边幅的我，从来没动过什么配什么的心思，一个人在家里，玩那么多花样，纯属瞎折腾。早晨擦胭脂抹粉，在屋里待一天，晚上再洗去，图的是什么呢。

    图的是好心情。

    这点我当时没明白，是后来才想清楚的。

    二

    对门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老太太们有个最大的弱点——怕下雨。我见过怕打雷的，怕刮风的，从来没遇到过怕下雨的。

    一到下雨天，甭管是大雨小雨，山本和柴田就会不出声息地闷在单元里，在各自的房间待着，连阳台也不去。什么合唱团，什么和服教室，再重要的活动也不去参加了。她们常教育我，就是一个人在家也要梳妆打扮，要对得起女人这张脸，对得起一分一秒流淌过去的光阴。可是一到下雨，她们那两张脸晦暗得比老奥巴桑还奥巴桑。

    樱花谢了，广岛进入了梅雨季节，连绵的雨水不大不小，不紧不慢地下着，桧峰小山和山下的濑户内海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水汽当中。人就像是住在水里。潮的，摸哪儿哪儿是潮的，你不理它，过不了几天就会长出白毛，连睡觉的被子也会发出霉味儿。家用的吸干机嗡嗡嗡整日开着，根本不管用，人的身上开始发黏，不敢开窗户，一开窗户就会涌进一团团带着海味的湿气，让人心烦，让人发闷，让人无端地想发脾气，这不是一个让人舒服的季节。

    雨水中，对门老姐儿俩蔫了。

    她们不出来买菜，也不出来倒垃圾，一个礼拜，我没见她们出过门，也没听到《小小世界》的歌声。

    从阳台上望过去，她们家的贺茂蔫头蔫脑地趴在窝里，塑料食盆是空的，积满了雨水，那身漂亮的灰毛变成了麻色，紧紧地贴在身上，耳朵也耷拉下去了，眼角满是眵目糊，“小小世界”满是凄凉。见我看它，贺茂抬起脑袋懒懒地摆了一下尾巴，算是打个招呼，接着又把脑袋扎在两腿之间。它知道，下雨的时候是不给饭吃，不出去遛弯的，它得忍着。

    我有点儿可怜贺茂了，将手里正吃的面包刷地扔了过去，面包落在贺茂的前面，贺茂抬了一下眼皮，动也没动。我又扔过去一块搁了花椒盐的发面饼，贺茂换了个姿势，将屁股对了我。我到厨房翻了半天，翻出一截从国内带来的广州香肠，自己也舍不得吃的，一咬牙，甩了过去，香肠砸在贺茂身上又顺沟滚到栏杆跟前，可也没引起贺茂的兴趣。半天工夫，我们家厨房的许多食品都搬到了对面的草坪上，不见狗出来，也不见老太太们出来。那些五花八门的吃食都祭了雨神。

    这个时候我很盼着那个小白脸的贺茂来，他来了至少可以给这停滞的生活一些动力，将这一潭凝固的水搅动起来。

    可贺茂没来。

    丈夫下班回来，我将对门的情况向他诉说。

    他看了看雨水中我扔过去的已经泡得变了形的五花八门，让我不要多管闲事，说这是日本，不是中国，人跟人交往要有分寸，这里的生活原则是“不给别人添麻烦”，不是中国“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老这样管别人的事会招人讨厌，会被人家认为是没教养。

    那天晚上我想了半天，究竟是“不给别人添麻烦”好还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好，想来想去，是既“不给别人添麻烦”又“八方支援”，把两者加在一起最好。丈夫看我半天不说话，以为是不高兴了，给了我两万日元，让我明天到广岛西边的德山市转转。我说去那儿干什么。他说，你的朋友邓友梅小时候不是在德山当过劳工吗，干吗不替你的朋友去拍几张照片。

    第二天，我冒着雨到德山去了，纯粹是为去而去，根本不是为什么照片，鬼知道邓友梅在德山的哪儿当的劳工。德山也是湿的，我在车站的商店买了一具漂亮的狗项圈，是给贺茂买的，我总觉得让雨淋了几天的贺茂怪无辜的，小可怜儿似的，让人心疼。

    买了狗项圈回来不敢让丈夫看见，将那个皮圈藏在抽屉深处，想的是天气好了，对门遛狗的时候当着贺茂的面交给老太太们。一定让贺茂知道是我给它买的，我是它的朋友，这样，再下雨时它就会吃我送给它的食物了。

    小区每季度要发放装垃圾的口袋，管理部门在每个单元贴出通知，让各户出人去领，过时不候。小区有间集中活动的大房子，平时锁着，有事开门，事完了又锁上，管理员是兼职的，平时人家有人家的工作。我去领垃圾口袋，管理员在簿上找到了丈夫的名字，他说，你们住104，能不能把103“桧峰之星”的也领了，这些纸口袋搁在空屋子里会发霉。

    两捆纸口袋，捎带的事，不存在什么能不能的。我刚要答应，想起丈夫“少管闲事”的教导，立刻有些犹豫。管理员低着头一边在103上画记号一边说，下雨天，那两个奥巴桑是不会出来的……说着，103的两捆口袋就给我拎了过来。

    不代领也得代领了，这是没商量的事。

    我打着伞，提着四捆口袋跑回单元，按对门的门铃。想的是借这个机会进去看看，看看下雨天老太太们闷在房子里干什么。半天半天山本老太太才通过门上的对讲器对外面的我有气无力地说，是叶桑吗？

    我说，是我，管理员让我送垃圾口袋来了。

    山本说，给您添麻烦了，请暂时放在门口吧。

    对方没有开门的意思，我只好将口袋搁在了大门外面。

    这两捆口袋一搁又是一个礼拜。我早晨出门，口袋在那儿撂着，中午出门，口袋还纹丝不动地放在那儿，就是说俩老太太一直没开过门，真是怪人。

    我担心会出什么事，在国内，常看到外国有的老人死在房间几个月后才被发现的报道，宣传部门主要是通过这样的事来说明资本主义国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我不希望在我的周围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跟丈夫说了我的忧虑，丈夫眼一瞪说，你是有病，看电视里的杀人事件看太多了！

    我说，我总是好心。

    他说，你别没事找事。

    他这个人在国外待的时间长了，心就变得冷了，除了关心自己的工作，关心自己的小家，别的一概不管不问。用他的话说，在国外人际关系简单，不生闲气，好像他在国内工作时同事们给了他多少气受似的。我说，人活着，图的是什么，不就图个人气么，你时刻想着别人，别人才能想着你，总不能房顶上开窗户，上炕认得老婆下炕认得鞋吧。

    他说，我不跟你逗贫嘴，你在家闲一天，不遛遛嘴怕上下嘴唇长在一块儿不是。

    两口子没事打嘴仗，有一搭没一搭的也是一种乐趣。

    早晨，丈夫去上班。出了门又蹿回来，诈诈唬唬对仍在被窝里的我说，快起来，天上有杠！这话也就我懂。所谓的“杠”其实指的就是彩虹，老北京的孩子管它叫“杠”。

    现在北京再说“杠”，十个有九个已经不明其意了。但丈夫老改不过来，我真不知道他在大学里是怎么教人家汉语的，误人子弟是肯定无疑的了。

    穿着睡衣奔向阳台，看到海面上一片灿烂，天不知什么时候晴了。东面太阳从云端里刚刚露头，万道霞光洒向平静的海面；西面，波光粼粼的天尽头幻化出一条绚丽彩虹，从南向北，横贯长空，像一道七彩的门，将这边的山和那边的海连结起来。彩虹随着云彩的飘荡在移动，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几乎就到了我的头顶，我就要从彩门下边钻过去了……我高兴得大声叫起来。

    贺茂在草坪上也使劲地汪汪，它没见过这个，它也很兴奋。我看见旁边的草坪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些发面饼，那些面包都不见了踪影，贺茂的食盆里放着一粒一粒的狗干粮。

    彩虹转瞬即逝，就像它的突然出现，一回眸的工夫便已不知踪影。太阳从云彩里钻出来，照得天地一片辉煌；淡淡的雾从脚下腾起，轻柔地沿着山麓铺散开来；一种叫不上名字的麻色鸟儿，仰着小脑袋像谁要把它杀了一样，拖着长声尖叫着；一只大尾巴的松鼠从树上出溜下来，匆匆忙忙地钻进了草棵……海面上吹过来很爽利的风，带着特有的腥气，拂过人的脸，就像是谁轻轻地对着你吹气。舒服、惬意！

    ……今天是个大晴天。

    我将那些沉重的被子晾了出去。

    出门倒垃圾，恰逢柴田在扫门口，见了我一弯腰，说“早晨好”，声音轻快自然。柴田的脸画得很清爽，眉宇间透着愉快，穿了件杏黄的衬衫，整个人就像一道亮丽霞光，把我身上的蓝睡衣一下比得没了颜色。我不能将前几天萎缩在昏暗房间内，消极、自闭、变态、沉闷的老人和眼前的舒朗、自信联系起来，或许正如丈夫说的，各家有各家的习惯，各家有各家的隐私，有各家的不便言说。

    雨过天晴，老太太们照旧去遛狗，照旧去歌唱，照旧去参加各式各样的活动，小小世界照旧充满了阳光，仿佛那些阴雨连绵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三

    梅雨过后溽热接踵而来，转眼到了八月。对门的贺茂好像是病了，不好好吃东西。我有几次看见老太太们蹲在贺茂的窝前，像哄小孩一样地哄贺茂喝药。我在栏杆这边说，给它吃药不如给它打针，这多麻烦。

    山本低头跟贺茂周旋，没说什么，柴田走过来小声对我说，不是药，是营养液，贺茂没有病，贺茂太老了，它的牙今天又掉了一个，以它现在的年龄，相当于人的八十多岁了。

    哦，没牙的老贺茂。

    柴田回头看了看无精打采的狗说，贺茂虽然吃不了饭，但贺茂是幸福的。

    我说，贺茂的确是幸福的。

    八月六日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

    对面的门楣上挂了好几串五色的“千纸鹤”，以示纪念。我不好打问她们在这一天都失去了谁，这些属于伤痛，属于隐私，她们不说，我不能主动问。但从她们那积极的生活态度，开朗的性情看，至少她们本人是没受多大影响的。

    有的人家挂了国旗，我们小区旁边的国泰寺墓地摆满了鲜花，来上坟的人络绎不绝。寺庙里钟声悠悠，路边、河堤、墙角时时可见花束堆放，那是活着的人对在此地逝去的亲人的悼念。五十年前的这一天，有十四万人在原子弹的爆裂下奔赴了黄泉之路，纪念碑后的反核之火仍在熊熊燃烧，据说要烧到什么时候世界上没有核武器才会熄灭。电视里，终日在播放和平广场纪念大会的情况和当事人的回忆。电视里反复播出一个女孩子的纪念碑，那个女孩死于原子弹爆炸后数年的放射线病，病中她用包药纸叠了许多纸鹤，祈愿和平与健康。那些小鹤折得很精致，一只鹤只有手指甲盖的二分之一大，唯其小，才体会出了小女孩的心劲和决心。

    一大早，对门老姐儿俩穿着黑色绣水鸟的和服到广场上参加集会，一人带了一个大夹子，让过路的人在上面签名，反对核试验。夹子上，第一个签名的就是我，因为她们一开门就碰上了我，面对两个老人的诚恳面孔，我想，任谁也不会拒绝在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丈夫对我的做法照例是反对，他教训我说，你在这儿的身份是外国人，外国人不要参加日本的政治活动，包括签名。

    我说，签了又能怎样。

    他说，签了就可能违反人国管理局的规定，没准儿哪天把你驱逐出去。

    我说，驱就驱，好像谁多爱在这儿待似的。

    他说，你也不想想，没有这颗原子弹，没有这十四万人的牺牲，“二战”能停下来吗？没有这十四万人的牺牲，中国、世界上许多国家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个十四万！说你没脑子，你比谁都没脑子，说你糊涂，你比谁都糊涂，还是作家呢，料你也是没甚出息的作家，真不知你怎么人的作家协会。

    我说，作家协会就是不让扔原子弹的协会，什么时候也不能满世界撂原子弹。

    他说，去去去，老娘们儿家……偷换概念，跟对门的疯老太太是一路货。

    晚上我赌气没给他做饭。于是两个人就出去吃，吃天妇罗。面对着炸得啦嗞作响的大对虾，他突然又说，在广岛人民的受难之日，你还能吃得这样投入真有点儿太那个……

    我瞪了他一眼，将那个虾不折不扣地填进嘴里。

    八月六日半夜开始，豪雨如注。

    风借着雨势，将窗户摇得山响，连整个隔扇也好像在发颤。窗帘呼呼啦啦，大白鸟一样地飞，一阵阵的雨星往屋里灌。外面什么也听不清，什么也看不见，黑暗中一切都在响。风和雨的声音搅在一起，加上海浪的配合，组合以后再重新发出，使一切都变得怪异而不可捉摸。哗——雨水拍在树叶子上，呼——风在沿着山坡低旋，刷——浪由黑暗的海中卷上来……世间一切能动的东西都在振动着。轰隆隆，闪光过后是一连串的闷雷，仿佛有万千铁甲车在天边滚动，透过惨白的电光，可以看见雨水中摇摆挣扎的树，看见翻滚咆哮的海，看见无穷无尽的雨帘和山下城里那一片迷蒙的灯光。呼啦——呼啦——呼啦，全世界都旋进这个大漩涡里来了，谁也跑不出去，也没地方跑。我相信，所有的人都醒了，在这样的狂暴的雨夜还能沉沉地安睡，除非是缺心眼。人们不敢出声，人人都捏着一把汗，担心所住的小山在顷刻间坍塌崩裂，随着泥石流滑向万丈深渊。猛不丁的一阵静寂，好像一切都突然停滞了，什么都不存在了。还没有缓口气，又来了，呼啦——呼啦——比刚才更猛。我睡不着，在风静的当儿听到身边的丈夫睡得很均匀，还在打小呼，大概现在就是把他抬到海里去他也不会醒。看着飞舞的窗帘，我想起关窗，又突然想到，晾在外面的衣服还没有收。推了推鼾声不已的丈夫，他不耐烦地说，你干吗？

    我说，天要塌下来了。

    他说天塌下来有三楼顶着，不用我操心。又说他一直在醒着，在考虑学生论文的事情，根本没睡着。

    我让他出去收衣服。

    他说，反正也湿了，收回来也是湿的，让它淋着去吧。

    说完，又响起了鼾声，我知道他又在考虑他学生的论文去了。我来到阳台门口，发现昨天晒的衣服早已没有踪影，不知飘舞到哪个角落去了。黑暗的风雨中，有手电的光亮一闪，又一闪，我意识到，光亮来自隔壁草坪，侧身望去，果然见两个老太太穿着雨衣在院里折腾什么。该不是借着风雨之夜挖宝贝吧？我的脑瓜一下进入了文学创作思维，脑海，里映出一个个电视剧“杀人事件”的镜头……连小雨也害怕的老妇人，在黑夜里大战暴风雨，一定在干着顶天立地的大事！

    早晨起来我得知，贺茂死了，死在昨天夜里。

    对面的门敞开着，这是为了让贺茂的灵魂能顺利走动。老太太们为贺茂很郑重地穿起了丧服，黑的衣裙佩戴着黑珍珠的项链，一切都一丝不苟，并不因为逝去的是只狗而稍有怠慢。

    贺茂跟我也算是有过交情的，我买了一束花过去尽人情，主要是关心一下失去爱犬的老太太。相濡以沫的生灵不在了，老人们的心里一定很难过，劝慰一下是必要的。进到对门房间，看到贺茂像人似的被停放在客厅的主要位置上，灰色的长毛被老太太们用吹风机吹干了，盖上了小毯子。贺茂的旁边一左一右坐着山本和柴田，老太太们的脸色很平静，没有我想象中的悲悲切切。

    山本将我的花接了过去，摆在贺茂的头部。柴田告诉我，殡仪馆的人一会儿就到，贺茂的尸体交给他们处理会办得很妥帖。我没好意思问是动物的殡仪馆还是人的殡仪馆，日本养宠物的很多，宠物死了，是该有收拾尸体的部门，总不能扔到垃圾堆去。既是来吊唁狗，总得要说点儿什么，我提到贺茂不少可爱之处，老姐儿俩只是微笑地看着我，一言不发。我说，将来可以再选一只秋田犬来养，秋田犬实在是聪明又忠实的狗。老姐儿俩看着我还是一言不发。

    中午的时候，来了辆汽车，将贺茂装在一个小木盒子里拉走了，同时拉走的还有贺茂的窝和贺茂吃饭的塑料盆。贺茂一下就消失了，一个几十年的生命，在一个上午消失得干干净净，没留一点儿痕迹，就像它从没出现过一样。我好像从生命的流逝中体味到了什么，很浅薄，很模糊，也很说不清。

    没有了贺茂，我的心里有些空落，有些不习惯，在阳台上常常下意识地往对面草坪上望，东南角上空空荡荡的，只有绿草，风吹着那些草，微微地颤，有了生命一般。头顶的天很蓝很蓝，有云彩在飘。山下的海很绿很绿，卷起一朵朵细碎的浪花，太阳晃晃地照着，不知从谁家飘出了葱花炝锅的香味……

    我想，这大概就是光阴了。

    四

    经过一场暴雨，隔壁的花木已经凋零得不成样子，推算着那个白脸的贺茂该来了，可是贺茂一直没来。我等待着老姐儿俩叫我过去搬花，天都凉了，也没见过来打招呼。

    转眼到了年底，山本和柴田似乎更忙了，她们参加了世界语学习班，一周两个半天，坐汽车到广岛车站的学习塾去上课。我不知道学世界语有什么用，据说这种人造的语言（当然，所有的语言都是人造的）很科学，很容易掌握，地球上还有世界语协会组织，大家用世界语交流，像一家人一样。这是一种新颖的、陌生的语言。我没有那精力，没有那勇气接受它，但是我对门的老太太们有这种勇气，她们对世界的新鲜总是有种追求，孩子一样的好奇。有时我觉得她们活得过于细腻，过于投人，简直成了精。

    跟“精”住对门，有种可怕的感觉。

    有一天我没话找话，心血来潮地问她们世界语好学不好学，山本说很简单，柴田说很有意思。我问她们“原子弹”世界语怎么说，姐姐说“啪轰”，妹妹也说“啪轰”。

    我说，原子弹是“啪轰”？

    她们说，是的，是“啪轰”。

    妹妹补充说，“啪”是闪光，“轰”是爆炸。

    我以为她们是在开玩笑，两年后到美国访问，见到了一个会世界语的教授，我问世界语“原子弹”的发音，他准确地告诉我是“啪轰”。可见对门的老太太们绝没有跟我开玩笑的意思。那天，她们动员我跟她们一块儿参加世界语学习，我说连眼前的日本语还没有学好，还是把世界语先放放吧，到桧峰的商店里用世界语买不出大白菜来。

    我听到老太太们背世界语单词……“沃童”“奈幄得”“释司斯”，怪怪的，听着让人想乐。老姐儿俩在试着用世界语给对方写信，很认真地投送邮局，很认真地收集，很认真地回信……我有点儿提心吊胆，怕她们哪一天高兴了也给我用世界语写一封。

    日本人年末是忙碌的，很大的工作量是写贺年片和送年礼。人们将写好的贺年片统一送到邮局，元旦那一天早晨邮局一起发放，几乎每家都会收到一捆乃至几捆贺年片，收得少了便会被认为是没人缘，在邻居中很没面子。年礼叫做“御岁暮”，是给至亲好友送的，不管多远，商店都负责送到。商店送年礼多雇用临时工来帮忙，送的人开着车来到小区，在门外就大声喊，很张扬。对门老姐儿俩像互相寄信那样，也互相送年礼，山本让商店给柴田送来一盒金鱼糕，过几天柴田又让人给山本送来一包山蘑菇……我到商店给俩老太太一人寄了一块头巾，为了增加声势，是按两份礼品送出的。很快，我收到了她们的回礼——一条漂亮的呢裙子。

    丈夫说，门对门地住着，玩些个花样，过家家似的。

    我说，这也是一种情趣，自己制造的情趣，它会让生活更有味道。

    丈夫说，这都是闲人干的事。

    我说，不是闲人是贤人。

    日本有规矩，当年有丧事的人家不能接受贺年片，必须在接近年底时向亲戚朋友发出“丧中失礼”的通知。是圣诞节前两天，老姐儿俩买了一棵很漂亮的圣诞树，让花木公司的人给送了来，她们把树立在草坪上，几乎占了草坪三分之一的位置，原本是要让树站在客厅里的，客厅太矮，容不下，就挪到了外面。老姐儿俩有事干了，进进出出地装饰这棵树，她们买来各种小玩意儿，很开心地，不慌不忙地慢慢在树上给它们选择合适的位置。本来是少年所为，竟然被两个老太太干得如此有滋有味，给我的感觉是，圣诞节是个很重要的节日，装饰圣诞树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事情。我隔着栏杆问她们，圣诞节是要开Party么？柴田说是，并且说那天晚上希望我能过去帮忙，给她们的客人包中国水饺，作为一道大菜，让大家品尝。山本拿来纸笔，让我写上需要准备的材料，我说饺子全部由我安排，算是我给大家的礼物。老太太们听了，高兴得小孩似的直拍手。

    过节这天上午我提着两棵白菜两斤肉馅回来，上坡的时候碰上邮递员送信。邮递员是熟人，他正在汉语学习班学汉语，见了我总要多说几句话。他用汉语说有我的信，也有对门的明信片，说着将信递过来。接信的时候我看到对门那张素白的明信片上三号黑体醒目地印着：丧事在身，新年不再问候，失礼之至，乞谅。下面一行小字：

    长子贺茂（享年43岁）五月永眠，感谢生前厚情，多方关照。寒中祈望自爱。

    平成十四年十二月，柴田昭志

    贺茂，贺茂，莫非就是那个常来走动的贺茂！

    邮递员指着明信片说，主人的信，息子死。

    我说汉语不叫息子叫儿子，不叫主人叫丈夫。

    他说，对，是儿子。

    “儿”的发音他发不好，说成了“俄”，我顾不得跟他仔细计较，急匆匆地问，谁的儿子？

    他说，奥巴桑。

    我说，说汉语，哪个奥巴桑。

    他指着明信片上的柴田两个字，吭哧了半天，说不出柴田的姓氏。后来还是换了日语说，是柴田老太太的儿子，得的是白血病。

    我的脑袋蒙了，怪不得这半年没见贺茂来看望老太太，原来五月就已经故去了，难得的是老太太们竟是这样的沉稳，这样的平静，如同一条缓缓流动的小溪，任着下面有暗流漩涡，有跌宕起伏，表面上竟是水花不起，平缓舒展。做到这点要有怎样的功夫，怎样的韧性啊。快乐的老太太，背负着这样的沉重，那腰竟然没有弯，还在准备着欢乐的圣诞晚会……

    一个上午又一个下午，我的心情都不能平静，老想着那个面色苍白的贺茂。他是柴田的亲儿子，走在了他母亲的前面。他的母亲，老年丧子……丧了子的母亲，正在忙忙碌碌地准备圣诞晚会。脸上带着知足的笑，屋里屋外地张罗……我想到了自己，几年前为了一次工作上的委屈，当着许多人搞得哭天抹泪儿；因为受到某人的羞辱，恨不得一头撞死，怎的就这么小家子气呢……

    山本家的圣诞节宴会，来的几乎都是老人，老广岛，他们成为了这座城市的国宝级人物。老头老太太们从四处聚来，很是不容易。柴田告诉我，来的人一年比一年少，他们像星星一样，落了。今天，亮着的星星都聚到桧峰来了，山下都能看到草坪上的圣诞树在发光，那是他们这些星星，这些在原子弹下活过来的星星在亮。我发现，这些人都很健谈，都很快乐，都有一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洒脱。这是一群见识过地狱的人，一群摆脱了生命禁锢的人，置死地而后生，他们的愉快是发自内心的，他们的享受生命是理所当然的。

    我在厨房里，为饺子大菜而忙碌。山本安排一个叫内田的老太太给我帮忙。山本认为，内田去过中国，一定会包饺子，殊不知，这位叫内田的老妇人只是吃过饺子而根本不知道那些个馅是怎么进去的，于是就在我旁边裹乱。怕我寂寞，就陪我说话，她说她是山本的高中同学，被炸那天，她刚好和山本在一起，两个人是同生死共患难的至交……她说她嫁过四次人，有过五个姓氏，内田是她最后一个丈夫的姓，她的婚姻复杂而不幸，经历过“原爆”的女人，没人愿意娶。

    我将话题转向我的邻居，内田说这姐儿俩的遭遇比她有过之而无不及。

    五

    一九四五年八月五日晚上，一夜的警报，人们吃过晚饭就进了防空洞。

    八月的广岛，又闷又热，防空洞内的气息在闷的基础上又加上了潮和霉。人们挤在洞内的湿地上，盼着警报快解除，好回去歇一歇。六号早晨，解除了警报，大家拖着疲倦的身体慢慢走回家去。连年的战争，不只是广岛，就是整个日本也都卷人极度的贫穷与疲惫之中，厌战的情绪在人们的心中悄悄萦绕，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打到什么时候，打出什么结果。

    广岛是日本重要的军事基地，濑户内海中的江之岛是日本海军的中心，广岛的兵工厂、造船厂成为日本军队的武器支柱，宇品港成为了日本军队进攻中国大陆的出发地，成千上万的兵士由这里上船，荷枪实弹地跨过日本海，去实现他们的“东亚共荣”。也有成千上万的骨灰盒，用白包袱皮包着，由宇品港回到日本本土，市民们已经看惯了默默的送灵队伍，熟悉了那些白花花的包袱，那都是他们当中的丈夫或者儿子。

    六号的天空万里无云，日本人将这种天气称之为“快晴”，谓之好天。这天一大早天气就很热，动一动身体就冒汗。山本柯子一家走出防空洞，父亲看了看湛蓝的天空说：没雨，要下点雨就凉快了。父亲说完回过头看了看妈妈和柯子，柯子朝父亲笑了笑，父亲摆了摆手，朝车站方向走去，他要到市中心的学校去上班。母亲在后面习惯地喊“等着您回来……”即将高中毕业的柯子要跟同学们参加疏散作业，她的小布包里包着昨天晚上装好的饭盒，盒里的米饭已经发出了不好闻的味道，但是她不敢说，她知道配给的有限的食品是多么的珍贵，因为她要“勤劳奉仕”，母亲才特意给她装了米饭和纳豆。她和她的同学们已经拆了几个月的房子了，活儿很脏也很累，她们要将离得太近的易燃建筑物拆掉，以免在飞机轰炸中，发生大面积火灾。承担这种工作的是广岛市内的大中小学的学生，劳动完全是义务的，一点儿补助也没有，大家每天都处在半饥饿状态，到了一起，除了谈吃，没有别的内容。母亲抱着两岁的妹妹榕子回家，榕子昨天夜里发烧，哭闹了一宿，得给她找点药吃。

    一家人在防空洞口只停留了极短暂的一会儿，可是在柯子的心里却停留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每每想起父亲，她的脑海里都会出现防空洞口的印象，那是全家最后的团聚，是她心中一幅美丽的画，那个珍贵的团聚定在时空的某一点，永远不会改变了。

    柯子和同学们在城市西边清理拆毁的民房，八点钟刚过，她记得清清楚楚，是八点刚过，她和同学内田到工地旁边的电车站来喝水，车站的挂钟在她们进入候车室的时候刚刚打完点，一班电车进了站，上班的人正准备使劲往上挤。车长站在站台后部用力地吹着哨子，告诫人们往后站。她们喝完水正要往工地走，天上有飞机声，是美国的B29轰炸机，柯子一听就听出来了。因为随时都有空袭，广岛人辨识飞机的经验已经相当丰富，有飞机飞过，不用看，听也能听出是什么机种，什么型号。内田站在车站的台阶上，指着天空大声朝同学们嚷，看，“B29定期航班”又来啦！

    大家立刻停下手里的活计抬头看飞机，两架大型轰炸机在广岛上空，由东往西飞，银色的机身在阳光下有些晃眼，有些迷蒙。同学们谈论着飞机的去向，猜测着它是由哪儿起飞的……

    猛然，啪——一道白光，天空中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太阳，将周围景物晃得没了颜色，同学们本能地用手捂住了眼睛，光线太强了，强得让他们感到了冷，一股浸入骨髓的冷将他们紧紧护住。紧接着“轰”的巨响，半空中炸开了一朵云，热浪几乎同时向他们冲击过来，烫，说不出的烫，眼看着胳膊上、脸上出了水泡，眼看着皮肤卷了，硬了，眼看着衣服冒了烟。谁也喊不出来，人们的喉咙、气管被焦灼的热浪填塞，云彩在天上繁衍扩大，变作了蘑菇形状，一股飓风，带着热气以无限的冲击力横扫过来，建筑物倒了，树焦了，许多房子着了火……

    山本和内田被气流冲击到台阶下的流水沟里，一堵墙倒下来，将她们扣在下面，她们相拥相抱着，听着周围轰隆的声响，感受着大地的震荡，不知自己是死是活。无数的物件从她们头顶飞过，无数的碎玻璃带着嗖嗖的声响箭一样地飞舞……她们闭着眼睛，屏住呼吸，仿佛随着万千呼啸的怪兽，万千碰撞的巨石一起向着地层的深处旋转坠落，她们知道，她们在经历一件没遇到过的事情。

    四十分钟过去，她们带着严重的灼伤，带着满身的血痕艰难地从沟里爬出来的时候，世界已经面目皆非了。暴露在空旷疏散场的同学大部分已经烧得面目皆非，有的被玻璃扎死，有的被飞来的物件砸死，也有的在奄奄一息地挣扎。周围一片焦土，视力所及，看不到一幢完整建筑。进了站的电车，只剩下了一个铁架子，那些乘客一个都不存在了，站长的铜哨子变成了铜片，嵌在一片房檐的瓦上……柯子手臂上的皮肤整块地脱落下来，露出了鲜红的肉，她奇怪，竟然觉不出一点儿疼。她想找老师，向老师告假，得回家看看，看看母亲和妹妹，却怎么也没找到老师，只看见了老师的眼镜架，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

    柯子的家住在横川，离她的疏散作业地不很远，她向着家的方向跑去。路上，她看见太田川里漂浮着许多尸体，许多受了伤的人在没有目的地奔走，人们的眼睛都是直的，人们已经不会思考。远远地，柯子看到了家，家已经变成了一堆瓦砾。她向着那堆仍旧冒着烟的“家”奔过去，用那双淌血的手在瓦砾中使劲地刨……

    在厨房的位置找到了母亲的遗体，母亲是被倒下来的大黑柱砸死的，手里还拿着炒菜的铲子。母亲的头颅碎了，脸已经辨认不出来，身体还是温热的，柔软的。她摇晃着母亲，希望母亲能在她的呼唤下醒来。母亲不能死，母亲死了小妹妹怎么办？父亲怎么办？母亲的身子窝着，姿势很别扭，柯子使劲拽母亲，至少她希望母亲能躺得舒服一些，但是她根本拽不动。

    妹妹榕子是在门口玄关地方发现的，榕子还活着，冲击波袭来的时候，她们家的秋田犬贺茂用身体遮挡了小主人，贺茂的全身扎满了碎玻璃，那模样已经不像是狗。后来人们剖开贺茂的身体，发现有一块尖锐的玻璃扎进了它的心脏……

    柯子抱着妹妹，坐在母亲的尸体旁边，想哭，喉咙里却发不出一点儿声音。下午下起了雨，黑色的雨，夹杂着气流卷上天空的杂物和尘埃，带着焦糊的臭气飘落下来，像一个黑色的锅盖，将广岛严严实实地罩住。黑色的雨将柯子和妹妹淋得精湿，她们没地方躲，也不想躲，任凭肮脏的雨水顺着身体往下流淌。榕子已经不会哭，榕子吓呆了，她紧紧地搂住了姐姐的脖子再不松手。阴暗墨黑的云彩下，是黑沉沉的地，房子都倒了，有人在瓦砾中不停地翻找。不知是找人还是找东西。雨下得很猛；像直着往下倒一般，将地面暄腾的灰烬和浮土砸得冒烟，土地上冒出一个个丑陋的大水泡，一股股雨水顺着残墙往下流，白墙上淌下了一道道黑色的水渍。柯子看着那些流动的水渍悲哀又无望，一切都变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她感到背上的重量，妹妹榕子在她的后背上静静地趴着，水从榕子的脸上流下来，又淌到她的脖颈上，痒痒的。半天半天，榕子伸出小手指着墙上的黑道道说，雨……天……榕怕雨……

    柯子和榕子在家的废墟上，在雨水中呆呆地坐着，她们在等着父亲回来。黑雨下得猛收得也猛，雨过天晴，太阳又出来了。太阳还是早晨的太阳，可广岛不是早晨的广岛了，家也不是早晨的家了。当然，山本柯子更不是早晨的山本柯子了。事后柯子才知道，这场时间不长的黑雨，对她和妹妹的一生造成了致命的伤害，成了她们身体上永远的痛。

    她们怕雨。

    父亲没有回来，父亲永远没有回来。

    父亲的学校在市中心，原子弹在他的头顶上空五百七十七米处炸裂，爆炸的中心热度在六千度以上，六千度的高温下，什么都蒸发了，只剩下一片细碎的灰烬。

    柯子承担起抚养妹妹的责任，她们住在临时搭起的棚子里。

    在家的废墟上，她发现最初恢复的活物是一棵细小的黄雏菊。雏菊从碎瓦中颤巍巍地挣扎出来，顶着一朵略带病态的花蕾，几天后，终于绽开了一朵脆弱又娇艳的小花。紧接着，墙的背阴处又开了一朵，带黑道的墙旁边也冒出了一朵……她不能带着妹妹嫁人，而且她的血液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榕子似乎很健康，几次检查都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想的是老天的关照，是生命的奇迹，并不是受到污染的人都要得病。

    感念忠犬贺茂的恩情，她们养了第二只贺茂，第三只贺茂，贺茂生生不息，成了她们生命的一部分。

    榕子到了结婚年龄，男方迎娶广岛姑娘时是小心谨慎的，榕子向男方家里提供了医院出具的各种检验证明，经受了对方家庭的严格审查，在柯子眼里看来，近乎到了侮辱人格的地步，但是为了妹妹的幸福，她忍耐着。格子做了新娘，去了名古屋，丈夫柴田昭志是个老实本分的汽车司机，是个尽职尽责的人。跟着榕子到广岛来过，管柯子叫大姐，善良而随和。两年后，榕子的儿子贺茂诞生了，贺茂生下来白血球就不正常，病病怏怏的。医院说，原因在母亲，母亲受过放射线污染，会影响到后代……

    柴田昭志没说什么。榕子主动离开了柴田家，她不能再给这个家族增添第二个第三个有病的孩子。在榕子离开后，柴田贺茂又有了一个叫静子的继母，有了菊男、清男两个兄弟。

    榕子一直姓着柴田，因为她的儿子姓柴田，她不愿意再姓别的姓。

    六

    新学期开始，丈夫的工作从广岛调到了东京。搬家的时候我从抽屉里翻出当时给贺茂买的项圈，不便给对门再送过去，又舍不得扔，我决定把它带到东京，想的是说不定将来我也会养一条狗。

    到东京刚安顿下来，我就关注我的对门，对门是小两口，都染着黄头发，穿着毛了边的牛仔裤，男的女的都戴着大耳环。有时候在电梯里碰见，我不张嘴他们绝不会主动打招呼。两口子互相也不说话，各自拿着携带电话，嘀嘀地按，忙不迭地不知给谁发着mail……

    我对丈夫说很想念山本家的老姐儿俩，想把她们的事写下来。

    丈夫说，有什么好写的，不就是俩老太太一条狗，狗死了，儿子也死了，俩老太太照旧生活得很愉快嘛。

    我说，说透了也就是这么个事，可是话从你嘴里一说出来，怎么的就没了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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