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母亲，她一言不发，却扯起衣角擦拭眼睛。我转过脸去。我十分熟悉母亲哭泣的样子。刚回家时，母亲突然把头埋进我的怀里，而离乡多年，已经成人的我却像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一个情人扎进了胸怀。我窘迫地后退一步。母亲嘤嘤嗡嗡的声音立即止住了。她背过脸去，又扯起了衣角。后来母亲静静地听我谈在外面的种种经历，说：“可怜你吃了多少苦啊。”她说着就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轻轻摩挲。我又一次把手抽走了。母亲突然怨愤地说：“阿来，你就跟你父亲一模一样。”
我知道，这是指我冷漠的脾性。
我知道我从小跟父母就不是十分亲密。
我知道我伤了我可怜妈妈的心。心头掠过了那些深刻在妈妈心房上的痛楚。阿妈啦，阿妈。作为补救，我掏出妻子和儿子的彩色照片。母亲把照片移到眼前，又远远地送到阳光底下。她的嘴唇轻轻地哆嗦起来，可是她没有流泪，而是轻轻地笑了。她把照片放在膝盖上，用粗糙的手掌抚摸，手上的茧疤在光洁的照片上留下了清晰的划痕。母亲喃喃地说：“我的孙儿。”
她的孙儿在夏天的充满花香的阳台上紧贴他妈妈的脸腮，好像知道他父亲未有过像他那么幸福的童年，一生下来就知道充分享受父爱母爱，领略生活的所有芬芳与甘甜。
这时藏历新年刚过不久。地里麦苗还未出土，已经分群筑巢的野鸽在远处成双成对地戏弄阳光。轻风来自东南方向，饱含着水的气息，春天已经来了。
母亲说：“给我生了孙儿的人就是我的女儿。”
“是这样，阿妈。”
“你要早点带他们回家。”
“是，阿妈，我带他们回来。”
“现在不像以前了，我要给他们做衣服，做好吃的东西。”
“他们也要给阿妈捎来你喜欢的东西。”
“我只要看到他们，我的女儿，我的孙儿。阿来。”母亲掠了掠落在耳轮上的头发，“你要对自己的女人好，脾气不要像你阿爸那样。”
我看母亲的眼圈又在泛红了，就赶紧岔开话题，问：“舅舅斯丹巴怎么不在村里？”
“你去找他了？”
“找了。”我告诉母亲自己怎样在村里转悠，我去了梭磨河边的新色尔古村没有找到舅舅的新居，又去了玛岗觉卡边狭窄山沟里的老色尔古村，看到舅舅那座远远吊在村边的孤独的老房子，看到它和老色尔古村大多数已经废弃的房子一样，屋顶早塌陷了，墙头上摇曳着隔年的枯草，墙缝里已经爬满了苔藓。我只是没有告诉她还在一所破败的房子里看到炊烟，然后，在《旧年的血迹》一书中着力描绘过的市场上，我遇见一个固执的老人。这将成为我的一篇小说的内容。我的一本书又有了一个新的章节。
“舅舅……是不是又病了？”
“不”，妈妈说，“他又回到庙里做和尚去了”。
“哪个庙子？”
“垠口庙子。”
“他的私娃子在外面做生意。你晓得吧，你舅舅当生产队长时跟莫多家的阿朵有过一个娃娃。哦，你不晓得，那阵你已经走了，那娃娃已快二十了吧。他的名字也是你舅舅取的，叫柯亚。”
我们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母亲回屋取来了奶茶，还把一碟新鲜奶酪放在我面前。她把孙儿和媳妇的照片镶了起来，然后一直用手擦拭镜框的玻璃，不太干净的手在镜面上留下一道又一道的痕迹。
母亲说要捎信叫舅舅回来。
母亲不知道我假期将满，已悄悄打点行装准备回城了。新年已过，新年时用麦面涂在大门和屋内饰墙以及橱柜上的吉祥图案已没有先前那样洁白光鲜了。
母亲说，舅舅回来会看到我，看到我可爱妻儿的照片。
“你要等你舅舅回来。”她以不容置辩的口吻说。
这种口吻使我感到一个儿子所能体会到的母爱的全部温暖。
舅舅和母亲是同母异父的兄妹。母亲一个远嫁的姐姐和他们好像也是同母异父。我没有见到过外婆的模样，她没有留下照片。家里只有一帧旧得发黄的两寸照片。一个女孩子对着镜头吃吃暗笑，那是十几岁时的母亲。挨着母亲的是一个小和尚，表情痴呆麻木，正在努力扯起袈裟，遮住袒裸的赤膊和胸前小小的男孩子的乳头。小和尚就是丹巴舅舅。
丹巴舅舅6岁就被他在庙子里修习医术的伯父领去庙里学藏文。他伯父一直阻止他接触整本经文，只摘出各种经书中的佛本生故事和喇嘛教各代宗师故事作为教学课本。和许多在庙里认字读书的孩子一样，舅舅早上出去放马，晚上到井泉边取水，实际上当了寺庙的杂役。
外婆带着任何时候似乎都在吃吃暗笑的母亲到寺庙进香时，看见丹巴舅舅因放下手中活路去偷听活佛讲经正受到鞭打。他跪在草原暴毒的太阳底下，背上的血迹结成了紫痂。
外婆看看四周无人，赶紧取下一片带水的大黄叶子遮到儿子的光头上，那是她们赶路时采来顶在头上遮避阳光的。舅舅一歪身子，大黄叶子“叭”一声落到地上，他又在烈日下挺直了鞭痕深重的脊梁，就像鞭打他的铁棒喇嘛那样满脸强硬的神情。和尚们诵经和听人讲经时，那铁棒喇嘛就威严地在阴森的经堂中逡巡，惩治不守规矩的和尚和违例进人神圣禁地的闲杂人等。
外婆哭了。
尚未充分意识到自己的生命，更对我的生命一无所知的母亲提起拖地的衣裙，光着脚在寺庙院子里四处走动。她轻轻悄悄地走动，脚踩院中碧绿的茸茸青草。丹巴舅舅定睛看着她光洁的赤脚碰掉草叶上的露水和蒲公英细长的黄色花瓣。
妹妹说：“阿哥啦，他们都在念经，你快快起来。”
哥哥立即感到头顶和背脊上毒烈的阳光变得沁凉，好似感受到轻柔的湖水在荡漾。
他摇摇油汗淋漓的和尚脑壳。
一只牛虻落在了秃头上。
“牛蝇咬你了，阿哥丹巴。”
丹巴舅舅说了一句自己也不懂的艰深梵语。他不肯举起双手，只抖动眉毛。头顶相应的部位也颤动起来，牛蝇抖抖透明的美丽翅膀避开那块地方，一夹双翅，又在另一个地方扎下了尖利的吸管。小和尚又抖动耳朵，这次，牛绳根本就不在头皮跳动的那块地方。
妹妹笑了起来，笑声明丽清脆，犹如此时使草原使寺庙的金顶变得明亮辉煌的阳光。
而做母亲的哭声像牛蝇在快乐地嘤嘤歌唱，这种嘤嘤声也是蜜蜂歌唱的声音，是那些看不出流向的河水穿过平坦无垠的草原与深厚阳光屏幕的声音。
哭声与笑声交织在一起。
哭声是孤独的，是一个个男人先后离开，而把一部分生命弃置在她脚前的女人的哭声；笑声出自一个天真未凿的混沌女子。哭声与笑声同样饱含深刻的启悟。据说当时丹巴舅舅眼前开始飞舞金光，一些不连贯的从未修习过的经文从口中吐了出来。他看见夺目金光中经堂厚重的木门慢慢洞开了。
舅舅被太阳晒昏了。他母亲的哭声穿过心房。
经堂的木门果然洞开了。
许多脸膛红润的、皱纹深刻的、快乐的、忧戚的、似有感悟的、麻木不仁的和尚脸重重叠叠地出现在阳光下。众多的眼睛都被强光刺激得眯缝起来。等那些眼睛睁开，就看到了一个蓬头的妇人和一个赤脚的少女，看到活佛托起小和尚的头，有人递给他一瓢凉水，活佛把凉水含进了他的金口，“噗”一声喷到小和尚的脸上。
小和尚呻吟一声，说：“水。”
喝完水，丹巴舅舅突然对活佛说他看见了佛本生故事里所说的鹿群，它们在湖边饮水，它们踩在湖底倒映的白云上边，颈上挂着银铃铛，脚踝是少女的脚踩。
他说这是黎明时分。
他说听到了渐渐黯淡的月亮像流水一样哭泣。
活佛吩咐舅舅的伯父泽尕尔甲过来，给丹巴身上的鞭痕涂满一种黑色无味的药膏。
这时只有阳光静静倾泻。
活佛问趴在地上的小和尚听到了什么。
他说听到风从很远的地方过来。
“像火苗一样抖动吗？”
“像。”
“像水一样回旋吗？”
“像。”
“起来。”
舅舅起来了。
“我将收你为我的亲授弟子。”
舅舅又跪了下来。
和尚们祝颂活佛新收下的弟子的智慧，像洁净晶莹的井水，清泽圆润的玉石，饱满如秋天的浆果和溢蜜的蜂巢，幽深如月夜的笛音，光耀如同太阳和月亮。
我的外婆也跪下了。她感激涕零的嘤嘤哭泣又和母亲银铃般的笑声交织在一起。
只有小和尚的伯父心事重重地坐在远处，坐在中心的边缘，处于事件之外。按照佛学观点，他的存在可以当作一种影子而忽略，或者干脆取消，但他依然自在地坐在那里，手抚包着各种药材的包楸，心事重重，他不喜欢不能直接疗治人身疾苦的和尚。
活佛过来问他这样能从空中望见什么。
泽尕尔甲说：“我老了，我看不见蓝空中出现洁白的莲花。我不想看了。”
“那你还看见什么？”
“我看见天快变了。”
果然，远处的水面上有一阵旋风卷起了高高的一柱水花，被太阳照耀得五彩斑斓。
“那是1950年7月间的事情。”舅舅在色尔古村后的草坡上对我说。
这是1968年春天。舅舅的哮喘病犯了，我在学校请了假，帮他上山拦羊。初春时节，黑色的灌木丛上挂着绵羊一绺绺的绒毛，天气就要变暖，剪羊毛的季节就要到了。《羊毛剪子嚓嚓响》，这首澳大利亚民歌在我们那里流传得很广。
吃了一冬的没有养分的枯草，新草迟迟不肯露头，每过几天就有一只瘦弱的羊子躺倒在山坡上，闭上灰色的眼睛。灰色是羊眼在任何季节任何时候的颜色，羊子们就是用那样的眼睛看着我们。
羊子把舅舅看得一脸青灰。
舅舅说那天活佛刚刚确立他为亲传弟子，人群还没有散开，远远的草滩上就出现了一匹红色的快马，带来解放军离这里只有几十里了的消息。
不久，活佛就去内地参观。
临行时活佛说：“这样也好，你就先练练打坐吧。先根除俗念，回来我就授课与你。”
等丹巴舅舅再次见到活佛时，活佛已经当了政协主席，按照政府的意思得裁减寺庙人员。于是舅舅回到农村发展生产。活佛为舅舅摩了顶，说：“你必得多多行善，孝敬父母。其实所有因明学问，天地奥秘也深藏于人世之间。你去了吧。”活佛把一摞银洋搁在他手中，“你去了吧，不要回头。”其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世事变迁，使活佛大彻大悟，挥金如土。据说为战争募捐时，他献给政府的金条足够买下半架飞机。后来，舅舅看见电影里或我的连环画上，在空中化为碎片的飞机时忍不住扼腕叹息。
舅舅躺在草坡上唤我：“阿来。”
“嗯？”
“活佛对我讲了那番道理，才给银洋。他给其他和尚都是纸票子。”
“阿来。”
“嗯。”
“你听清了吗？”
“听清了。”
丹巴舅舅说：“我怕你还是不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的，我明白。”
他这才惬意地叹息了一声，像一个临死的人一样，心满意足地合上了眼皮。那些日子我确实以为他就要死了。阳光与风驱散了山间的蒙蒙雾气，群山与草原边缘的城镇出现在远处。刷经寺镇上除了城镇所有的一切外，还有一座陆军医院、一座军营和一座漂亮的烈士陵园。我父亲曾在那所医院里治过伤，那座陵园里有他的战友。
“你父亲恨我。”
我说我不知道。
“你母亲对我说过他恨我。我有病，还有我那时没有把他打死。”
我灵感突来，说：“也许就是恨你当时没有把他打死。”
这句出自八岁小孩之口的话立即产生了强烈效果。舅舅翻身坐起，说：“阿来，阿来，你这话不是当真吧？这话像是我当年发了昏说我看见经书中写过的鹿，是那样吗？”
“是的，阿古丹巴。”、
忽然，我们身后一股厉风卷过，回头时，刚好看到一只鹰冲到地面，伸出了黑色的尖利爪子，看到爪子刺进了早上才脱离母体的羊羔的两肋，看到了血。鹰转瞬间腾空而起，向远处的树林飞去，剩下羔羊无助的细弱叫声在空中飘荡。羊群骚动一阵又安详地吃起草来。温顺的羊子们一副老成持重，对死亡毫无感触的模样。
就在这天早上，草上的霜针还没有被阳光融化。那只临产的母羊叫声凄厉。舅舅叫我转过脸去。母羊的叫声变了，低沉而又深长。群羊在早上料峭的寒风中和我一起轻轻颤抖。待我转过脸时，看见母羊正在替刚刚落地的羊羔舔净身上的血污。舅舅正掰碎了晌午的馍馍撒在母羊跟前，我便防止其它羊子前来争抢。
中午，我们给母羊送去了盐和熬过的茶叶。
现在，那只母羊静默着，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产后的血在两只后腿上结成了硬块。我不知道，它对在远处树林中在鹰的利爪下化为碎片的小生命有无感觉。
人不知道羊子的事情。
后来，我才明白人也不太知道人的事情。这一点，舅舅和父亲都深有同感。
那只鹰又出现了。它不再四处盘旋，它直冲云端，在高空中平展了翅膀，悬浮在那里。阳光把它放大的影子投射到地上。
“风是它的酒。”舅舅说，他的眼睛又像群羊的眼睛一样没有了神采。
“你阿爸恨我。”舅舅又说。
我听见他喉间呼噜呼噜的声响。
“阿来，那天我们八个人伏在柳树丛中，和他们只隔一条小河。他们的大部队在后面。他们四个人是前哨。你父亲就在他们里面。他们下了马，叫马饮水。马闻到了生人的味道不肯饮水。马是很聪明的。世界上就是人死到了跟前也不知道。”
我父亲下了马，马却绷紧了缰绳要离开河岸。父亲起了疑心。对岸那片柳树林过于安静了，连鸟鸣的声音也稀少。他暗暗推开了枪上的保险。他感到了卡宾枪上饱满的弹匣的分量。父亲是老兵了，只要枪支在手，弹药丰富，就不会感到惊慌。
父亲向后面的大部队发出了安全信号。
远处大队骑兵奔驰的声音使他安下心来，也使有预感的战马安下心来。四个骑兵在河边一字排开，解开衣扣。马头伸向河水时平静的水面荡起了层层涟漪，对岸树丛中暗伏的枪口对准了他们的胸膛。那些枪口随着枪手的呼吸轻轻晃动。
“阿来。你不知道被枪猫住的感觉。被猫准的地方就像有一溜蚂蚁叮咬一样，痒痒的，还有点点刺痛。你阿爸是最后一个踏上河岸的。我枪法好。枪法好的一个对一个。枪法差的三个对一个。我瞄准时才认出了他——色尔古村头人的儿子。击发时，我动了动托枪的拇指，结果只打飞了他的帽子。你父亲立即跳到一匹死马背后。我救了他。”
舅舅沙哑着嗓子嘿嘿地笑了。
“他们大部队赶到时，机枪子弹落在我们后面很远的地方。”
舅舅不提他们饿急了停下来，轻而易举就成了俘虏。
先是机枪子弹把他们压在地上。然后，碉堡里传来喊声，叫他们把枪支放下。
“向东！向东，三分钟内！”
东边有一队解放军等着押解放下武器的俘虏。一些人爬到他们的枪口下，举起双手。舅舅举起双手时，发现自己正好站在父亲面前。这时，碉堡里的机枪压低了，发出得意的咯咯欢笑。拒不投降的土匪有的被打得往空中弹跳起来；有的发出了惊诧的叫喊。
舅舅叫父亲：“雍宗，你放了我。”
父亲摇摇头。
“在河边我只打掉了你的帽子。”
父亲眼中突然生起了一股可怕的绿光。那次河边三个尖兵四匹战马一齐倒下，只有父亲死里逃生。那天，和父亲一起出来的一个同村战友又拖枪逃跑，父亲便受到怀疑。父亲的预备党员资格被取消了，虽然提升他做了战斗班副班长。父亲恶狠狠地把锋利的马刀抵在舅舅腰上，说：“你再说话！”
“我不说了。”
“说吧，说吧。你这个土匪。”
“不说了。解放军宽大俘虏。”
“土匪！”
父亲还把枪机弄出了哗哗的声响。
舅舅又说：“解放军宽大俘虏，同志宽大俘虏，我是受苦人出身。”
父亲说：“老子不是解放军同志，老子也是土匪！”
舅舅抹掉光头上的汗水，放低了声音：“那我们一起跑吧。”
父亲“噗味”一下笑了。枪托落在舅舅脊梁上。
直到军营门口，父亲才低声告诉舅舅：“枪毙你之前叫你晓得，我和你妹妹好了。打完仗我要回去娶她。”
舅舅呆愣一阵，咧咧嘴唇。
舅舅稀稀拉拉的鼻涕流了下来。
“你回了家要好好看待妈妈。”
父亲回答说：“我会的。”
舅舅吐了口长气，又说：“生一个有出息的娃娃。”然后，大步跨进了俘虏行列。后来，他被判处徒刑，1961年才刑满回家。
舅舅对我的脸细细端详。羊子四散在坡上。我们看着山下的村子。看到人们从地里回家，屋顶上飘起炊烟。看到炊烟渐渐消散。看到人们出现在人民公社的地头，男人们修理篱栅，女人们在地头路边补种亚麻与向日葵。他们的歌声就像缓缓流过的时日一样深厚悠长。
“阿来。”
“嗯。”
“在监狱里那阵我就想像我妹妹的儿子的样子。有天早上我突然醒来。活佛收我为弟子时听到的颂辞涌上了喉头。颂辞就那样涌了上来。好像不是我说出它们，而是它们自己冲开了我的嘴巴。我看到铁窗外那株槐树开花了。我就晓得你是我想像的那个样子。你已经生下来了，生下来了。”
我放下连环画《铁道游击队》，轻轻牵动舅舅的衣角。他叫我倚着他看书。我又看了一本。那本连环画的封面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两个越南红小兵击落了树上一只巨大的蜂巢，几个美国兵在野蜂的追击下，用长满长毛的手抱住脑袋哇哇乱叫。
下午，我们赶着羊群下山。
外公泽尕尔甲坐在井泉边上。这个习医的老和尚好像在专注地眺望西方的绚丽晚霞，又好像在注视脚前泉井中翻起的珍珠般的泡沫，以及那只浮在水上的洁净自然的桦皮水瓢。泽尕尔甲半僧半巫，声称常从一些聪敏动物那里获得灵验的医术。他声言他拿手的去掉眼球上白翳的方法，就是从蛇受到启发的，后来又说是得自一只不能唱歌的画眉。他对我说：“孙子，过来过来。”
我不情愿挨近他，怕嗅到他身上干燥皮肤的味道和朽腐的羊毛织物的味道。这种味道和深山大刹中蛛网和浮尘的味道完全一样。
他鹰爪一样的手揪住我，诡秘地对我说：“我的医术来自一只红狐和一只白狐。”
我想外公已经疯了。
我把手伸到他眼前，说：“看看这是什么？”
他嘿嘿地笑了，嘴里冲出的气息仿佛来自干旱田野。我想这个老头肯定被拆卸开过，被他那种灵验的医术与奇奇怪怪的思想拆开过。他的内脏一定挂在什么地方风干了，又重新填进了他的胸腔。我的外公像一尊干燥洁净的蜡像一样闪闪发光。那天他坐在他擦拭得十分明亮的紫铜便壶上，嘿嘿地笑了。
“你的小小的嫩手才是莲花一样的手掌呐。”
这天，羊子走到外公面前的泉水跟前时，他愤怒地挥杖击打水面，羊群惊异地离开了泉水。他突然一闭眼睛，并像小孩一样张大了嘴巴，哭了，哭声像羊子叫唤。他攥住舅舅的手说：“我看到你们回来了，我梦见了阿来被一只神鹰叼走。梦见你胸前开出了红色花朵。”
舅舅像安抚小孩一样，跪下来连连亲吻外公的额头。
外公哭诉说，他的颈项上生了疔子，痛得钻心。他想自己治疗，想起药方却忘了咒语，好容易记起咒语时，药方又从脑子里溜掉，从心里溜掉了。
舅舅对我说：“你外公老了。”
我感觉一段曾经饱含水分的木头正在干枯。后来外公死时，身躯缩得更小了，他的尸体蜷曲起来，勾手曲膝，蜷曲成了婴儿在母腹中的形状。
这个已经死去的老头我们叫他外公。其实他是舅舅父亲的哥哥。和我们的亲外婆没有特别的关系。我要把他写进小说，实在想不起汉语中对他这种长辈是怎么称呼，便问一个汉族同行。
“就叫外公吧。”他想了一阵之后说，说得很没有把握。
外公是个喇嘛。
外公曾经无数次预言过自己的死亡，但总是不灵验。他只是慢慢地干枯。他像封存在时间深处的一尊蜡像。脸部肌肉收缩，拉弯了嘴角，拉弯了眉毛，使他看上去永远满含亲切慈祥的笑意。他坐在堂屋深处。舅舅出去之前，替他煨好了茶，替他用白色牛尾掸掉身上的东西，外公把那叫做“不是身上东西的东西”。“可以以为它们是东西，也可以以为它们不是东西。”外公说。舅舅临出门时，一边倒退出屋一边用另一把黑牛尾拂去地板上的浮尘。舅舅在门口套上长靴，从另一间屋子里放出那群羊子。羊子的四蹄磕碰门前的石阶，它们的犄角轻轻相互碰撞。然后，这一切声音都消失了。纤尘不染的地板上弥漫开羊粪的气息。那种气息干燥、辛辣。
舅舅的房子一共四间。一间过厅，一间堂屋，一间舅舅的卧房。另一间占了整座房子面积的一半，是那群羊子的集体卧房。羊群和人从同一个大门，同一个过厅进出。过厅的柱子上钉着舅舅打草的各式镰刀，他穿的靴子，避雨的牛毛披毡以及各种挖贝母的锄头。
外公坐在静谧、幽暗、洁净的堂屋深处，一络阳光从窗棂上透过来，落在他身上。外公端坐不动，立时把阳光变成一块透明的淡黄琥珀。他端坐在琥珀中央，仿佛已经置身其中千年万年。他的身后是一只巨大的转经筒；里面储藏着一些该念而没有念完的经卷。经筒旁边贴着一幅毛主席和各族儿童在一起的画像。毛主席光彩照人，儿童们的鲜艳小脸幸福地仰起，这确实像葵花朝阳，跟流行多年的一首颂歌中唱的一模一样。外公要我把画像下面的诗句大意翻译给他听了，他执笔写出藏文。然后，他翻出多年不用的沉重的水晶石眼镜架上鼻梁，净了手，焚了柏香，把那首诗工工整整地抄在画像下沿。后来有精通藏文的人看了，说是格律严谨，用词也十分古雅。
这件事情把舅舅吓坏了。
不久前村里一个小伙子，贡波家的仁钦曲波想试试猎枪修理后的团砂程度，用一张旧报纸作靶标。后来发现，报纸背面的领袖照片被打得百孔千疮。报告上去，被判处三年徒刑。
舅舅宰了一头羊子。
我，母亲和父亲到舅舅家时，那头被偷杀的生产队的羊子正在滚沸的汤汁中上下沉浮。外公手攥一根细绳，绳子那一头拴在经筒的曲轴上。外公从容自如地翻动手腕，经筒嗡嗡地旋转。那只牛皮空筒中几卷经书便互相磕碰，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外公笑眯眯地说：“你们都坐下，用茶。我在，我在专诵一卷祈祷你们平安的经卷。”
说话时，姨妈、姨父、表姐、表弟都来了。表姐比我大两岁，眼睛从小就长得很美。本来她脸上没有酒窝，一次上树打野刺梨的时候，她从树上掉下来了，括颊肌被树枝刺穿，伤愈后就有了一个酒窝。我们曾问过外公这是什么缘故，他说那树枝想必是浸透了日精月华的。
“就是一根洁净的棍子。”
外公越说得简单，我们越觉得他的话幽深神秘。
舅舅从里屋出来了。他剃了头和胡须，披上了一件紫红袈裟。他盘腿坐下，很久都没有说话。火塘上的铜锅里滚汤翻沸，飘出了羊肉的香气。
“我偷杀了一只羊子，生产队的，人民公社的。”舅舅说，“我把……”
父亲笑了：“难道还要斯丹巴告诉我们，锅里的羊子不是他的而是集体的。”
“我把我们柯基家的人全部请来了。我要……”
“柯基家的人？”父亲说：“这里哪些人是你们柯基家的，柯基家的只有你和老和尚。你父亲只留下了你这么一根独苗。”
“你说吧，我要你说个够。我比谁都晓得若巴头人的独子比谁都想发牢骚。要是那件事情没有出来，我情愿你天天上门骂我，而不情愿去坐牢，丢下娃娃们的老外公没人侍奉，让你心里有气出在我妹妹身上。”舅舅的喉咙哽住了，“现在那件事已经出了。”
“啥子事情？”母亲问。
“我写诗写在了毛主席像的衬衣上。我要坐牢去了。”
外公耳朵很背，他侧耳听着人们说话，听不清楚，又专注地望着说话人的嘴巴，但他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阿来。”外公喊我。
“他们在说你写的诗呐。”我告诉他。
“咹？”外公提高了嗓门。
“说你，”我附在他耳边提高了声音，“说你写了好诗。”我的嘴唇触到了老人的耳朵，这耳轮是冰凉的，缺少一般人耳朵上都有的浅浅的茸毛。外公一身都起了皱纹，独有耳朵变得越来越光滑、透明，带着青铜的色彩，仿佛是塑料娃娃的耳朵。
外公笑了。
“我写有关毛主席的诗用词十分漂亮，当然，那诗是人家的意思。一本书上说，诗是我们自己心灵的朋友。”外公像毛驴一样滑稽地动动耳朵，说：“想想谁是自己心灵的好朋友，想想……”外公慢慢闭上双眼，脸上保持着天真烂漫的笑容。
舅舅说：“他已经疯了，他。”
大人们谁也没有说话。我们几个娃娃看着外公那副笑弥勒模样忍俊不禁，跟着笑了起来。表姐大笑时，露出两枚雪白尖利的犬齿，那时我十分热爱这两颗犬齿。表弟笑起来却是一副呆头傻脑的样子，可能是缺少尖利雪白闪着珍珠光泽的犬齿的缘故。表弟阿呷还淌口水。我大他一岁，我时常在心里说他不是个干净的娃娃。我就是喜欢用这种方式表示我的成熟，我的大人气。有句藏语俗谚说：穷人比富找比自己更穷的人。这句话也可译成这样：怎么产生富足的感觉？站在更穷的人面前。
外公又很响地拌了一下嘴唇。说：“我们这里阿来该知道诗是心的朋友。斯丹巴是不知道的，他不知道，他只不过是小和尚。”外公伸出小拇指，在自己眼前晃动一下，又晃动一下，咳咳地笑了起来，笑声中可以听到涌塞在他喉咙中的干痰在跳荡，“他背水，砍柴，打扫马厩，可就是没有接近过叫诗的东西。”
外公又做了一个男人对女人表示轻蔑的极其下流的手势。
舅舅低下头，说：“看，以前谁见过他这样？老糊涂了，疯了。”
“这没什么要伤心的，反正老了。”
“这样他已经享了你不少福了，哥哥，他自己又无儿无女。”
“我想是这样。”舅舅对我们大家深深地埋下了他那净光的脑袋。
舅舅的脑袋剃光后显得十分尖削。
姨父仁钦突然悄悄对父亲说：“柯基家的脑壳。”
父亲笑了。
姨父仁钦摘下帽子，露出轻易不肯示人的秃头，一本正经地对父亲和我们大家说：“要漂亮还要算雍宗你们若巴家族的脑袋了。这样。”姨父的手在自己脑袋上比画有时远离头皮，有时又努力用手掌挤削凸起的地方，要是他手中有把刀子，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在自己脑袋上做些削高补低的工作，以使他的脑袋变成我们若巴家的方正的头人脑袋。
大家都笑了。
连舅舅自己也忍俊不禁笑了起来。
母亲撩起衣襟揩去笑出的眼泪，起身翻动锅里的羊肉，姨父问：“熟了吗？”
“可以了。”母亲说。
舅舅起身从里屋取来几只瓷盆盛羊肉。
这是五月，山里的春天刚刚来到，这个季节的羊子很瘦，羊肉没有多少肉的味道，常吃肉的嘴巴可以从中尝出青草和水的浓重腥气。一个比外公还老还智慧的汉人孔子说三月不知肉味，那时我们就常常如此，因此，感觉到口的羊肉十分鲜美。
舅舅依然坐着，脸上神情庄严肃穆。
他看着我啃掉了肉，还想吸出骨头里的骨油。外公掉光了牙齿，只能喝汤，他喝汤时发出“嗞嗞溜溜”的声响，总之，吃起肉来人人都和吃平常食物的吃相不大一样。大家都龇牙咧嘴，一副永远不会餍足的神色。只有父亲的吃相比平常更为庄严。使父亲难以忍受的好像不是生活中的艰难困苦，而是享受。在那些年头，吃肉是一种超凡的享受。
母亲放下啃得雪白的羊拐骨，发出了舒心的笑声，她这才看见舅舅什么都没吃。
“阿哥啦，阿哥斯丹巴，你也吃吧。”
“不”，舅舅说，“你们吃吧，我吃不下自己偷来的东西。”
姨父一下子放下了手中的肉，“偷的？”
父亲却毫不动容地吃着。
舅舅又说：“你们不要管我，吃饱。”
舅舅说反正已经把诗写在毛主席像的衣服上了，再加上偷杀一只生产队的羊子也没有什么了不得。他还反问我们是不是这样。
表弟说是。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表弟的呆傻。果然，姨妈厚实的巴掌落到了表弟脸上。表弟哭了。然后表姐，然后姨妈和我母亲也都哭了。姨父也从鼻腔里发出了抽气声。
姨父突然抡手打掉了父亲手中的骨头。
父亲揩净嘴上的油污，平静地说：“你们家有谁死了？”
姨父说：“你雍宗心太狠了。平常就看不起人，现在哥哥就要坐监狱了你还这样。”
舅舅说：“雍宗是头人的根子，应该这样。这一大家人我都要托付给他。”
姨父假装剔牙，愤愤然呸了一声。
这顿庄严无比的会餐就此结束了。那堆比狗啃过还要干净十倍的羊子骨头至今在我眼前晃动，它们四处散乱地丢在舅舅温暖低矮光线黯淡的石头屋子里，丢在经常用牛尾拂拭得一尘不染的地板上，而在我们村子的其他人家，牛尾只是用来打扫床铺和屋子里小小的佛龛。这些骨头在早上还包裹着温暖的血肉，支撑着一条随着春天来临正在恢复强健的柔韧的生命，现在却被我们把羊子这种动物的气息也吮吸干净了。至少我一时对舅舅在临赴灾难前最后一次眷顾的意义毫无知觉，只感到吃了带血的鲜肉，背上有了热气，手心湿润起来，心跳变得沉稳有力。隔墙传来的羊粪的膻味使人想起了羊子，一种悲壮的感情才油然而生。
父亲说：“一只羊子已经全下肚皮了。”
“一整只大羊啊。”母亲啧啧嘴唇说。
这时，太阳透过窗棂射了进来。屋子变得明亮了，大家在暗中显得明亮的幽幽忽忽的眼光开始暗淡下去。我看到大家都在吮吸沾在嘴唇上的那点油腥。火塘里的火灭了，几缕最后的淡淡青烟沿着锅壁缭绕而上，然后消散。锅里和锅四周的碗见了底，只剩下些砂砾一样的骨头渣子。外公坐在他的转经筒前呵呵傻笑。
姨父姨妈和我表弟都在竭力显出悲哀的样子，但仍掩饰不住一顿饱食后的心满意足。那种神色是无法掩饰的，它从每个毛孔，从嘴唇的油光，从畅通的血脉和皮肤上的红光上显现出来。
表弟连连打饱嗝。
只有父亲和舅舅的神情一模一样。表姐和我的目光在那两张严厉的脸上来回逡巡。因此，我喜欢我的神情哀戚、犬齿雪白尖利的表姐次准。或许，她在我的下篇小说中就要成为中心人物。但现在，我必须抑制住因写作而复苏了的某种强烈感情。我提请自己注意，我写那次会餐已经写到了关键部分。我必须在这里揭示出在一种带着强烈的喜剧性色彩的生存状况下的泛人类的悲哀，人性的悲哀，生命本能与生命追求的崇高品格之间相互冲突的悲哀。我想这是支持我写下总题叫做“村庄”的这一个系列的惟一理由。
“根本烦恼。”
舅舅对父亲轻轻点头，嘴里突然冒出一个佛经上才有的字眼。烦恼是指芸芸众生受本能驱使而在向善的道路上迷失。最近翻阅佛经时，知道其中的“烦恼”和流行的辞典中的释义是不大一样的。佛的目标是要信徒根除这些烦恼，超脱因缘的环扣，而他的信徒们仍然在烦恼之中轮回。只有活到外公那种年纪，神智昏迷，才对沉重的命运仰起一张归返童真的老脸，呵呵傻笑，笑得超过了罗汉的水平而同声闻、缘觉乃至菩萨的笑容十分相近了。所以，清醒一点的时候，外公总是预计自己人土的日期。
舅舅叹了口气，说：“雍宗，你看见了，我们柯基一家没有血性，你平常瞧不起我们也不怪你。现在我要自己到公安局去了，柯基家的后代你要多多看顾。我自己没有儿女，侄儿侄女就是我的儿女。次准、阿来都是有血性的人。”
父亲说：“和尚你看几个娃娃看得准，不枉在庙子里嗅过那么多香火味道。”父亲起身给舅舅斟上茶，又给自己斟上，父亲脸上露出了微笑。我听到自己脑子里嗡嗡作响。父亲低沉沙哑的动人声音又响起来了，渐渐涨满了我的脑袋，直到我脑袋涨得不能活动，变成了一块木头。我的木头脑袋上的眼珠看见我们所处的空间在发生变化，父亲和舅舅的形象渐渐突出，一切光亮都投射到他们身上，而我们退隐，带着隐忍了自己各种心绪的那种无奈的顺从向暗处退隐，一直融进屋子那坚固粗糙的石墙。我因此听到了这个季节总在强烈阳光下呼呼掠过的春季风的声音，听到更为轻盈的风在高空中打着悠长的唿哨。
“春天来了。”父亲笑眉笑眼地对舅舅说。
“我晓得，前些天我在山上睡着了。突然梦见有人叫我让开。我翻身起来一看，原来是身子底下冒出了青草，原来是她叫我让开。”
“1956年春天来时，我这里受了伤。”父亲第一次扭着脖子，向人出示土匪的马刀在他脖子上留下的一条卧蚕一样的疤痕，“全班人都出去了。帐篷外还有雪，一夜之间我觉得毯子底下多了一个活物，伸手摸到一根圆圆的冰凉的东西。蛇，我想，蛇来接我进天国了。翻开毯子一看，是一根大黄的嫩芽。我们那座帐篷常常生火，点着煤气灯，暖和，大黄就长起来了。那时我想春天来了，拖了一冬不结疤的伤口就要好了。我又可以上马放游动哨，上马冲锋了。就是那次伤好后，给我换了一枝崭新的有弹仓的连发马枪。我们撤离时，那株大黄已经长出五个巴掌大的叶子，而外面草原上才刚刚化尽残雪。我的伤也好了。”
“1956年吗？雍宗你是说。”
“是1956年，不想又打一年仗就完了。”
“我倒是巴不得仗早点打完。你说的那个春天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一天早上，说不定就是你看见大黄也就看见了春天的那天早上，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饿得不行了，用刀划破手指吮自己的血。后来他用仅剩的三粒子弹把自己的马杀了。我们把他杀了。他的血流在草地上很稀很薄，腥气也不强烈，就像刚刚起来的东南风送来的春天的味道。”
“那时你们在哪里？”
“海子山北面的森林里。”
“那次我的部队没有追击你们。”
“追我们的是骑兵，后来他们也断了粮，可是有飞机来给他们扔降落伞。我们去抢，一个人被伞包压死了，是一大箱子压缩饼干。一个人吃了十几块那种饼干，差点死了，要不是有人帮他把那些东西吐了出来。”
“我们没有断过粮和子弹，但断过水。”
舅舅突然嘿嘿地笑了，我听见他说：“倒是监狱里什么都不缺，有水和粮食。刚刚能够下地自由劳动时，也不缺太阳了。我就想，就在那里过一辈子算了。只有见多识广的人，走过许多地方的人才过不惯监狱里的日子。监狱里有人教我们唱歌，我们在地头下六子棋。”
我还听见父亲表示同意。
这是舅舅和父亲这两个过去的敌人，永久的亲戚面对面坐下来，彼此毫无戒备地娓娓交谈。舅舅对父亲如此信任，也使我感到骄傲。这两个男人一个诚挚，一个坚忍，他们低沉深长的语调像是一双粗砺的手掌，顺着我的脊骨与神经上下滑动。这种男人之间的交谈像雕琢出自然面貌的强劲风雨。我说过我的脑袋偏偏在这时嗡嗡作响，身子越来越沉重，仿佛正往黑洞洞的地底坠落，以一种十分缓慢的速度，让你感到非常漫长的时间。啊，恰恰是这种时候，灵魂轻盈起飞，穿过村子的历史，家族的历史，人心的历史，悠悠扇动翅膀，（翅膀是什么颜色？阔大还是修长？)看见经历过的和未曾经历过的往事在身上变成一片翻腾不已的雾的海洋。海洋上面有两个亲人对坐，娓娓而谈。
阿爸，阿爸……
阿古斯丹巴……
我在心里悄然呼唤。
我没有号啕出声，只有大颗大颗的泪珠从睫毛下滚落下来，上面闪烁着晶莹的阳光。表姐次准哭了，流着美丽的童女宝石般的泪水。
表姐伏到了舅舅膝上。我的脑子恢复了正常。姨父、姨母、母亲，尤其是表弟一脸困惑神情，他们频频互相窥视，不明白舅舅和父亲怎么在这种时候回忆往事。
姨妈说：“他们疯了。”姨妈长得很胖，三叠下巴直接搁在领口上面。她经常说她吃水也会长胖。她喜欢这样在瘦削的父亲面前显示她的优越，她说以前头人吃肉就长胖，现在头人后代没有肉吃，变成了冬天的干柴。
母亲说她奶子发胀，不久前我的一个还没有名字的弟弟因为肺炎夭折了。母亲吃了羊肉，发了奶，但吃奶的娃娃已经死了。母亲悄悄啜泣，那声音像一只苍蝇在屋子里来回飞翔。
父亲盯了母亲一眼，那只苍蝇就落了下来。
父亲突然叫我拿来书包。他耐心地替我削尖了铅笔。说：“拿着，我念，你写。”父亲一边抠着头皮一边一字一顿地念出了我的第一篇作文。这篇文章是这样的：
我敬爱的舅舅斯丹巴，热爱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他给人民公社放羊。老鹰抓走小羊时，他都哭了。我帮他放羊的时候，他看到太阳出来，说就像毛主席一样。他家里有一张毛主席和各民族小朋友在一起的像，他说毛主席是那些娃娃的父亲，我们就像那些娃娃一样。他以前学字为了念经，现在，他谢了歌颂毛主席的诗……
写到这里，父亲叫我把作业本贴在墙壁上，在那里抄写印在毛主席像下的汉文颂词。我用正楷抄写，并不时用唾沫润湿笔尖以加重笔画，以使这段颂词和文章中其他部分区别开来。颂词说：“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共产党的恩情深，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抄完了，父亲说：“你自己想个文章尾巴吧。”他又对舅舅说：“汉文的文章，尾巴是考究的。”
“不讲韵律？”
“好像不……太讲。”
我的文章的尾巴是这样，“舅舅说，以前我是万恶的土匪，毛主席救了我，我要做人民公社的好社员。”父亲对舅舅说：“这下你就不会坐牢了。只是杀掉了羊，你就说羊被人偷了。”
“谁偷？”
父亲想了想说：“就说仁钦吧。”
“不能这样。”姨父仁钦说，“你真没有良心，雍宗。”
“他有。”舅舅说。
“不能这样。”母亲说。
“那怎么样？”父亲问。
“我没偷，为什么说是我？”姨父说。
“人家会相信。”
“那就说你自己。”
“说我，我不怕。”父亲颇为自得地说。“说我杀人有人信，说我偷东西是没人信的，你信吗？仁钦贡波。”
姨父摇摇头。
“那就只有说你了。”
姨父绝望地说：“羊子是大家吃的！”
“那没办法，只有你才有偷窃的名声。”
姨妈对母亲说：“我们倒霉，有你们这样的亲戚！”
“我们”，父亲说，“倒贴给你们家赔羊的工分。”
姨父摇摇头，继而又点点头。“好吧。”
在当地习俗中，早已默许了那么几个家族的人有偷窃行为，因为这是他们家族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了这样的部分，家族传统才完整。这就是说，人们对你的行为不一定用某一固定不变的准则为依据来评判，更多的情况下，你的行为若超越了自己的家族传统才是大逆不道，才是惹人非议的事情。比如允许父亲心高气傲，以延续头人家族的贵族气派；允许舅舅和外公的洁癖尽情表现，而使其他人生活中的肮脏更加突出；自然也就允许姨父保有他们家族的偷窃习惯，前提是不伤人害命，不翻墙撬锁。
小说写到这里，我妻子读了，她说你写你舅舅，但感觉起来却不是在写他。她是说我没有给阿古斯丹巴安排一个突出的位置。我对她的意见进行了认真考虑，她至少是身边少数几个愿意我把小说写得引人注目的人中的一个。然后我对她说：“你不是想我把小说写臭的那种人，对？”
“对。”
“下次你跟我回家看看，让我怎么把他突出？”我还向她列举了我们家周围常见的那种不为人关注的人物。
她基本上同意了我这种不突出的写法。
她说：“这一来，回家时，不用介绍，我就能猜出谁是你舅舅了，哪怕他不剃光头，不披紫红袈裟。”
我想这是一定的。
舅舅他总是处于某些事件的边缘。就是当他成为当事人时，他仿佛也能找到事件中和流动的时间中的缝隙，藏匿自己。这当然也是一种生存状态。在这小说进展中断的地方，我发现的不是某种可以归纳的东西，譬如某条经验，某种意绪，抽象的思想可以在其中生长。我只发现了事实，它先于我的叙述，先于思想。亲爱的读者知道，这些事实在我具有完整观念以前就已经产生，并已决定了现在这篇小说的格局。
舅舅一生随波逐流，从来没有想到过反抗自己的命运，因为他虔信佛教，相信一切均是前生及今生的因果报应。无论是后来他当上了生产队长还是那个从麻风病院痊愈归来的俄尔江向他敞开怀抱，他都当成命定之数，坦然接受。母亲经常告诉我，要像她的阿哥斯丹巴一样，而不要像父亲有耗牛一样的个强脾性。这是母亲望子成人，同时对父亲表达她的嫉恨的一种方式。
舅舅也常常在父亲不在场的情况下，为我的怪异的脾气扼腕叹息。
正是这种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意愿，使母亲和舅舅的关系带有一种阴谋的味道，使他们举手投足间有一种情人般的默契。这种关系肯定增加了我童年那种无所归依的孤独与迷惘，同时还招来父亲深刻的妒忌。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使用了“情结”这样的概念来认识母亲与舅舅的那种关系。为此，我要深深地自责。
我把那篇文章交给村小老师章明玉时，他笑了。
“我们下个星期才开始学习作文”，他说，“题目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你的文章没有标题，这就是现成的标题。”章老师微笑的脸向我挨近，他口中吐出浓烈的大蒜味和肚腑中温热的内脏的气息，而我不敢把脸避开。从小我就讨厌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做出亲昵的举动。
“阿来”，章老师说，“告诉我，你们家发生了啥子事情？”
“没有啥子事情。”
老师是四川人，我也用四川话回答他。
“肯定有啥子事情，肯定，不然你阿爸不会教你写这样的文章。”他的一只手放到了我肩上。
“不是他教我的。”
章老师突然嘿嘿地笑了。
“是”，我被这笑声吓住了，“是他教我的”。
他满意地直起身来，仰身倚在那把永远在吱吱嘎嘎呻吟的粗笨的木椅上面：“现在，把啥子事情都全部讲给我听。”
我就把全部事情都讲给他听了。
听完了，他摸出一块钱，说：“到代销店给我打碗酒来。”
我拎了空酒壶在村子中飞跑。舅舅正在村中广场上来回闲逛，见我慌慌张张地飞奔而来，以为我带来了什么不祥的消息。他的嘴慢慢张大了，看着我飞奔而过，一软腿坐在了广场上那根光洁的木头上面。这时父亲见我迟迟不归家，也来到了广场上。他和舅舅并肩在木头上坐下，并肩眺望越来越瑰丽的晚霞，看山沟里的阴影渐渐变蓝。我打酒回来，经过他们旁边，他们又一起看我替老师拎着那只小壶。壶没有装满，酒在其中晃荡，发出悦耳的声响，像波浪般的声响，像蓝色山峦下蜿蜒的玛岗觉卡河流淌的声响。他们坐着看我，眼里流出了慈祥与亲切。父亲抬眼对舅舅笑笑，舅舅却因为和他坐得太近而感到有些尴尬，他把屁股挪开一些，然后回报父亲以无言的笑意。
这是父亲和舅舅在公众场合第一次如此亲近地坐在一起。
村里人都十分熟悉父亲和舅舅那些有趣的往事。真是太有趣了。严格讲来，我们民族语言的词汇中形容词的数量不很多，丰富的是副词，加在数量有限的形容词前表示情感的变化，这令主要依靠形容词显示表现力的汉语难于翻译。所以。他们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啧啧，真是太有趣了。”
我把酒交给章老师，从窗口上向他们张望。
章老师说：“现在，全色尔古村每家都有一个人在像你一样看他们两个嘛。我要让好多人都看到阿来这第一篇文章。你回家吧，就这样告诉你阿爸。”
回家时，母亲给我端来食品，说父亲到广场上找我去了。
我说他和舅舅在一起。
母亲笑了。说舅舅是好人，父亲其实是更好的人，要是他一切遂心的话。母亲的笑变成了哭，她对我说：“你要忘掉我诅咒你父亲的那些言语。”
我答应了。
其实，平时我对母亲那些诅咒并不在意，而她一提醒，我倒把那些咒语在心中温习了一遍。譬如说父亲像一块被狗啃过了埋在地下多年仍然不肯冷却的骨头，是被雷霆击焦了额头的狼，而这狼必定受到饥饿的驱使而四处狺狺地奔走。就是母亲这些咒语，无形中在我心目中树立起了父亲的理想形象。一个倔强的男人形象。在这里，母亲的咒语产生了魔力。父亲壮年时，保持了这种形象，使我对他敬而远之。老年时，父亲垮了，我的轻视之感又使我难以和他亲近。母亲的咒语决定了我和父亲关系的格局。
舅舅和父亲回家来了。舅舅说公安局的人明天就要来了，“阿来替我去放羊子，我等他们”。
父亲说阿来必须上学。
“他们肯定要来抓我。”
“那诗是我写的，你一个臭小和尚写得出那么漂亮的诗文？”父亲说。脸上又现出若巴家族传统的傲慢神情。他说：“你们当妈妈当舅舅的都要记住，阿来必须上学，要是太穷有人要买你们的眼睛你们就卖你们的眼睛。至于阿来的弟弟，要具有其他的本事。”
第二天一清早，舅舅的羊群就四散在山坡上了。父亲打开箱子，取出压在箱底的那套破烂的但比色尔古村里任何东西都洁净的旧军服穿上，还仔细地洗了脸。
父亲坐下来，安然地享用早茶。母亲的举止更为恭谨，更为小心翼翼。早餐出奇地奢华。糌粑上撒了奶渣，奶渣上有新撇下的湛黄奶油。茶里掺了奶，并散发出生姜片的香味。还有厚厚的麦面馍、牛肉干。吃完了，父亲从衣兜里掏出一枚军功章交给母亲，另一只手搭在我头上。他的眼里流露出难得的温情：“这个交给阿来，叫他记住他的父亲。”
母亲双手接过缎带已褪色的黄色勋章。
父亲笑了，说：“我还记得起你的样子，我从部队上回来那会儿你的样子。”
我看到母亲不是低下头，而是仰起脸来，轻轻合上了双眼，仿佛这样一来也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模样，看到自己年轻时和那个自信英武的军人，那个头人后代相爱的情景。我第一次发现母亲有那么修长的漂亮睫毛。母亲原来十分漂亮这一事实令我惊异，就像父亲单薄瘦小的身躯却总是那么精悍倔强一样使我感到难以理解，因为按照舅舅斯丹巴的人生信条，我们除了活下去的愿望以外，不会再拥有其他美好的东西。
“我晓得你不想再在这地方过了，这里有这么多熟悉你家世的人，你走吧。有一个谁也不认识你的地方在等你。以后我叫你儿子来找你。”母亲睁开眼，平静地说。
“我会写信来的。”
“阿来会给你写信的。他是你的儿子。”
“你可以改嫁。”
母亲淡然地说：“我也想了，要是那人对我们的娃娃好的话。”
父亲叹息了。
随后他说：“不好也不要紧。我的娃娃要不怕人家对他不好。”
我看着父母平静地交谈，看到父亲在家里头一次独自享用了这么多东西，脸上全无愧怍之色。不包括肉和奶油，他起码吃掉了整整一天的食品。肉和油是过节才有的。吃完了，也谈完了。他响亮地啧着嘴，然后吩咐母亲：“牙签。”
我想我是看到我未曾谋面的爷爷的形象了。母亲到门角的扫把上折下一小截细枝递到父亲手上。父亲仔细地剔了牙。父亲有剔牙的习惯。所以他张口说话时没有村里男人们口中那种臭烘烘的气息。
父亲身上的洁净癖性总是给人一种乖张而又古怪的感觉。
直到正午，父亲都穿着一身洁净的旧军服，坐在村中广场上那根老木头上。脚边是最后一条没被裁制成我的裤子的旧军被，一条军被结结实实方方正正地捆扎好了。
章明玉老师已抄好了我的作文《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张贴到学校的墙上。父亲过去把那张墨汁淋漓的大纸揭下来，在太阳下晾干，叠好，收进他小小的被盖卷里。父亲背起了被盖卷，准备自己去投案时，工作组到了。
父亲背起背包，一身没有领章的旧军服，那情景并不像是生活失败要逃遁他乡，却像是在外功成归来一样。就在村中这个小小的、同时又显得空旷凄凉的广场上，我们村里的全体村民，也包括父亲在内，都曾目睹过村里的年轻人当兵复员回来，他们都是一身这样的装束，神气活现。不多久，这些退伍军人给安置了工作，又以同样的装束离开村子，比如贫协主席长手保仑的儿子王成。王成是他在部队上自己改的名字。这次他作为公安方面的成员和工作组一道回来了。
“听说，”他轻描淡写地说，“这里出了一点事情，我们来过问一下。”
他们的到来几乎吸引了全村子的人。
广场上几乎有了一种节日的气氛，要是人们不因为期待一件突然的事情产生一个明确的结果而显得过于拘谨的话。
我还记住了，工作组所有人都穿着旧军服。
那时候的军服，尤其是旧军服已是政治地位的象征。
父亲那身50年代的斜纹卡其军服引起了全体工作组成员的兴趣。他们的眼神是惊奇的、怜悯的，更像是想自己享有那旧军服。
舅舅下山来了。他的脸色愤怒而又慷慨。他拨拉开人丛，也把张着肥厚嘴唇想对他说点什么的姨父拨拉开去，可他只在那根老木头前看到了我。
“他们带他进去了。”我说。
“是啊，他们把雍宗带进章老师的房子了。”
有少数几个人同声说道。
现在，一堵人墙静静地面对着广场对面的小学校。小学校两头是教室，正中是老师的住房。每每来了工作组，议事都喜欢占用老师的房子，因为那里面有办公桌、椅子、水瓶，以及汉式的玻璃窗户，而且公家的人就是喜欢公家的房子。
人墙前面站着我和舅舅。
我们一点听不到屋里的声音。
人们无声无息地看到舅舅做出一副十分狰狞的样子走向那间房子。
头上一片晴朗无云的高远蓝天。
轻风徐徐，送来被烈日蒸烤出来的浓重的泥土的香气，又稠又腥的泥土香气。
现在，那个广场已经完全荒芜了。
鉴于色尔古村特别贫困的状况，政府有计划地安排了一部分住房迁移，顺河而下三百余里，到地形地貌几乎和这里相同的新地区重新开垦。那是解放前被一场瘟疫毁灭的村庄遗址。离开的大多是些在此地没有多少根基的外来户。1976年以后，留下的住房随着生活状况的改变，新房都建到玛岗觉卡口子上的大河边上去了。在那里平坦的台地上开辟了新的耕地。大多数人家都有了汽车、拖拉机从事长途或短途运输。木头、牛皮、羊毛以及各种药材都是大宗可供运输的货源。新色尔古村的房子大多都高大气派，但不像老色尔古村那样紧凑。三十来户人家的房子散布在大河两岸，保持着明显的距离。这种距离成为村里家族与家族、家族内部彼此隔膜猜疑的物质表象。
母亲说，老色尔古村那么多破败的房子，原来因为人畜活动而踩得板结坚硬的土地长起了那么深的荒草：肥胖的荨麻，又壮又高的牛蒡，白天经过那里都有一种会遇到鬼魂的恐惧。
说到这些，母亲有一种解脱了梦魇的感觉。
我们家迁出的时间比较晚。
迁出来后，母亲说：“你阿爸的脾气也随和多了。”我和母亲在家门前交谈时，远处的地边上，移动着父亲瘦小的身影，他在修补栅栏。
我说我想去老色尔古村看看。
母亲说：“不，去帮你阿爸干点活路吧。他还是那样不晓得休息。以前穷，现在好了，你弟弟一趟汽车就能挣几百元钱，可他还是不肯休息。”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帮父亲干活。
父亲还是那样沉默寡言，但他内心的阴郁较过去要舒缓多了。我还能修补篱栅，外表看去依然那么熟练。我尽量克制着我的笨拙，我掩饰得很好。父亲站在旁边端详着我，我感到他的眼光十分古老，里面包含着成千上百个年头，好多代祖先的目光，这些目光一齐注视自己的后代勤劬地修补自家地边上的栅栏。我的修补工作是把上年扦插的柳条中未发芽的那些拔出来，然后插进新砍的柳条，希望它们能在疏松的森林黑土上，在春风中发芽抽条。父亲雍宗把一根又一根的柳条递到我手上。这样简单的劳作使我身上，以及内心深处都升腾起一股热力。我还感到，有一些渺远沉重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传递到了我的手中。
后来，年老的父亲对成年的儿子说：“累了，休憩一阵再干吧。”
我躺下来，静听着正在返青的草地上一片窸窸窣窣的嫩草破土的声音。仰躺着，我能看到背后平缓的山坡、桦树洁白修长的树干和黑色的虬曲枝条，再后面是蓝天和轻淡的云彩。
还是父亲打破了沉默。
“你儿子长得很乖。”
“他是你孙子。”
“我喜欢他，你要带他回家来。”
“等他断了奶。”
“再生一个吧。”
“已经办了独生证了。”
“你能肯定他能有出息吗？”
“我要尽力。”
“我相信你会尽力的。我们家的人都是这样。”“你弟弟从外面带回来一部录像，录制的是美国一家人的事情。你写东西，能写写我们一家人吗？”
“我会试试的。”
转过头来，我看见父亲激动起来了，脸上有生气，眼里有了光彩：“我会给你讲清楚一些事情的。”
“你和舅舅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反正你母亲那家人我都看不顺眼。你猜猜你舅舅最近干了件什么事情？他要把你妹妹说给她表哥！我倒不在乎是近亲。反正你妈和他姐姐不是同一个父亲。可他们一家人就守着那点地过日子，你姨父还是偷东摸西。那次他到庙子上去看你舅舅，就偷了一副马笼头，给人家逮住了。”父亲笑了，他说，“你想想，现在马笼头有什么用？谁家没有一两部带轮子的东西？你妹妹可不能嫁到那样的人家。”
父亲那天说了我这辈子听他说的最多的话。这使我心头升起一种十分温柔的凄楚感情。父亲已经老了。
父亲说他知道我的心情。他说我们兄弟能够养活他和母亲，等他们老了以后。他说前年有县上的干部来过，说要替他落实政策。一打听，落实以后每月给他发放十元钱的补贴。他说：“你们的钱来得真是时候哇。去你们妈的！”父亲又说：“以后我老了，不能动了，阿来你就每月给我那十块钱。”
“我不是要钱，你懂那意思吗？”
“我懂，父亲。”
说到这至关动人的地方，父亲又暴露出他乖戾的坏脾气。他的眼中又暴出阴冷的绿色火苗。
“她懂吗？你城里的老婆。”
于是，我又想起老色尔古村广场上那根已经朽腐了的老木头。
我又躺倒在地上，从背后端详我的生身父亲。这个不可过于亲近的古怪老头。他头发已经花白了，脊梁依然挺直，衣领上有一圈浅浅的汗垢。我想像着要是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他当上头人会像我们的哪一个先人。他们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统治过老色尔古村，那个已经完全颓败的村庄。他若不是慷慨仗义，便一定刚愎残暴。依我的经验，身板瘦小的人，永远精力旺盛、性格顽强，一旦有权在手’就容易走上两个极端。
然后是我。
当然我不会由我这个曾经美丽而今依然十分善良的母亲生养。那么，我那出自名门望族的母亲又该是什么样子？
而现在，我却感到自己身下沃土的热力和春天里才有的那份松软。封冻的土地解冻的过程就是土壤疏松膨胀的过程。越过父亲的单薄坚实的肩膀，可以望见家里的寨楼里升起了淡淡的炊烟。我知道了，父亲对延续家族传统有自己的理解，而他无可奈何的深沉悲哀是我无法参与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那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家族与我毫无关系。我是这种黑土地和分布着这种土壤的更为广大的地区孕育出来的另一样东西。
我将很难忘记，也很难描写父亲描述那件事情时的面部表情。他吐字清晰，语意连贯，但他脸上的几条精瘦的肌肉不时抽动，就像有鬼怪在他腹腔里倒腾，而他眼中的迷茫神色肯定不只是因为陷入了并不久远的回忆。
村里人几乎都肯定父亲脑子有不对的地方。
而理解脑子不对的人必须自己的脑子也出一点问题。我发誓我宁愿自己的脑子出点问题。
父亲说，后来舅舅说，过去你救了我，现在我把你救了，你就不能再看不起我了。
“嘁！”好像在主席像上写字的是我，不是他们柯基家的人一样，好像不是我那身军装而是他把我救了一。”
那天，算算该是十八年前的那一天正午，父亲凛凛然走进我小学老师的那间有简单的办公桌椅的房间。这个房间里的椅子已被三个工作组员占据了。章老师为他们每人备了一碗水。父亲站着，章明玉老师也把一碗水放在他伸手就可以够到的窗台上。父亲从屋里这几个人的衣服上嗅到了常常在清洁的房间里出人，而且经常有多余的衣服替换的人身上才有的肥皂味道。久违的肥皂味道。
那几个人轮番地扫视父亲。
这种扫视唤醒了他身上的全部力量。同村的贫协主席长手保仑的儿子王成说：“怎么，被盖卷都打好了，准备逃跑？以前我们的上辈替你们当牛做马连逃跑都不敢。”
“你的上辈当娃子是替我的上辈。我替共产党打仗，我参军才十几岁……”
“你是不是想逃跑？”
父亲直截了当地回答：“是。我想逃到监狱里去。”这句话产生了特殊效果。工作组中那个上了点年纪的人皱着眉头，慢慢站起身来：“你当过兵是吗？”
“七年。”
“还负过伤呢。”章老师赶紧补充。
曾经是他的学生的王成，白了老师一眼，章老师就尴尬地退到一边去了。
“人家进了监狱想出来，你怎么想逃进监狱？”
父亲脸上是不屑解答的神情，然后又沉沉地叹息了一声。
那人也叹息了一声。
“坐下，我们谈谈那件事情。”
“你为什么在伟大统帅衬衣上乱涂乱抹？”
“主席老人家衣服上是你写字的地方？”
“我累了，想去监狱里休息。”
这时，章老师拿出了父亲原来授意我写的那篇东西。他们传看那篇文章时，父亲说：“那是假的。”
“是真的。”
斯丹巴舅舅也在这时冲进了这间屋子，他高举着双手，宽大的袍袖来回摆荡，而大张着的嘴巴却久久没有声响。他终于发出了声音说：“是我，是我。我是土匪，他是解放军。你们不要抓走他。他有妻子，有可怜的娃娃，他妻子是我妹妹。抓我走吧。”
王成威胁说：“哼，你们以为同时抓走两个就不可以吗？这些人显然事先串通好了！”
事情就是这样变得复杂了。
“是不是叫他们先回去？等我们慢慢调査。”
但王成勇敢地表示了反对意见。“不能放，必须先拘留起来。”
晚上，章老师被挤出了那间房子。他第一次正大光明地在他的相好那里过夜。自此，章老师和那女人的关系在村里人眼中有了合法性质。王成回了家。当夜他家的喜庆气氛和我家的悲凉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母亲要我为舅舅和父亲到外公泽尕尔甲那里去卜上一卦。我去外公那里时，遇到章老师，他要我趁便取来舅舅家里那幅主席画像。
去外公那里要穿过一片麦地。麦浪翻沸时，辉映着星光，像一条恶龙腾挪时鳞片上险恶的光泽。
那天我想杀了外公。
屋里黑咕隆咚的。我听到外公坐在黑暗深处哭泣。
我点亮铜盏里的灯草。
外公盘腿坐在那里，张开没牙的嘴巴哭泣。枯干的躯体里大概已没有任何水分了，他哭着，但眼里没有一滴泪水掉落下来。
他说：“阿来，我没有我预想的那种死亡了。”
他预想的死亡方式和众多僧侣冀求的死亡方式一样。那就是吃饱喝足由亲属或教众供奉的食物，满足了对粮食以及洁净饮水的渴求，坐在满是岁月积尘的厚厚的垫褥上，静待灵魂悄悄脱离肉体，变得轻盈透明。但现在不行了。
“外公，你占卦了吗？”
“不用占卦我也知道，我将冻饿而死，就像你舅舅那些死在青黄不接季节里的羊子。”
外公的脸上没有眼泪，鼻孔下却挂着一溜清亮的闪着玻璃光泽的鼻涕。
“你帮我站起来。”
我就帮他站起身来。他无力地挥了挥手，又跌坐在地下，再次张大嘴巴哭泣起来。他的哭声十分接近于吟诵经卷的声音，模糊、悠长，又相当洪亮。我听着他这底气十足、训练有素的声音，知道他不会立时死去。这一天夜晚因此具有恐怖色彩，我不敢离开这间远在村外的屋子。
外公停止了哭泣，双目炯炯地注视着我。起初他的眼光还给我一种脸膛被火烧灼，被毒虫叮咬的感觉。渐渐地，脸、脑袋都麻木了。我睡着了。
但我不敢肯定自己真的置身于梦境，因为所有一切都在这间住着两个过去的和尚的屋子里发生。先是一朵边缘整齐舒展的云彩降落下来(从哪里降落下来？），后来就不是云彩了，是毛主席像和那光洁的白衬衫，但又看不清领袖的面容。然后是外公，还是那副慈眉善目的模样，只是腿脚显得从未有过的灵便。他说：“你阿爸和舅舅从监狱里寄钱来了。”果然，外公撒给我一沓票子。票子在空中翻飞。当我在地上捂住了一张时，一张张票子从虚空中像飞机一样向我俯冲而来，而且伴以《北京的金山上》的乐曲。票子们悄行的速度很快便超过了我清点的速度。转眼间，我就被票子压倒了。现在，这些票子有了体积也有了质量，源源不断地压下来，我感到窒息。我要呼喊外公来救命，却发不出声音了。黑暗里外公蜷缩着一动不动，一双眼光闪闪的，像只猫头鹰一样……这个过程延续得很长。我在梦中眼睁睁地看到一片稀薄的光芒从黑暗中衍生、滋长，最后，那双眼睛终于消失了光芒。
天亮了。
我先去小心地取下那幅惹了麻烦的画像。
外公也醒了。
他开始用双手摩擦脸部的皮肤。每天，他都要以这种方式检査自己血液的热量。他不吩咐我为他准备早茶。
我把我的梦告诉了他。
他听了摇摇头，说：“这种梦以前肯定没有人做过。”
然后就不再言语了。
我终于走出那屋子，不论前面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呼吸着田野上不论高低贵贱都可以自由呼吸的清香空气，迎着初升的朝阳，我迈开了轻快的步子。
那天夜晚两个工作组的人披衣坐在床上，夜里轻寒起来，他们就用被子捂住双腿，舅舅松了袍带，在身上裹紧了，顺着墙根躺下。父亲坐在他那卷小小的被盖上。
舅舅后来总是爱嘀咕：“那组长是个好人。”
“我们慢慢摆上一摆。”那个组长说，“我要上床躺躺了，以前我的腰、腿、屁股都挨过炸弹。”
父亲说：“那个组长是个北方人，他说他以前是国民党的排长，投降过来，后来当了营长。以前我的麻子副连长也是俘虏过来的，脾气很怪。而这个人脾气十分的好。”
那人率先自言自语地向父亲披露了自己的身世。斯丹巴舅舅被深深感动了，一股脑儿道出了自己的全部经历。父亲做翻译，对他的一些交待进行了修改。
“我抬了抬枪口，子弹肯定就从他头皮上飞过。”舅舅说。
父亲说：“我们把他抓住了。他跪在地上祈求饶命。”
舅舅说：“我被俘虏后，我求他把我放了。他不肯，他骂我是土匪！”
父亲说：“我叫他逃跑，可他不，他不想连累我还有他的妹妹。”
父亲这时真正有了一种罪恶深重的感觉，那些虚构的事实也像真正发生过的一样，历历在目。父亲大睁着眼睛，严厉地注视着想像出来的那个卑劣的、没有骨气的苟活于人世的家伙。同时想到这罪恶将把他带到一个陌生的世界里，而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打他回到这个村子以来从未有过的。这夜父亲的感觉和他儿子感受到的恐怖正好相反。
听完父亲转述的舅舅的故事，那另外一个呼呼大睡的工作组员对组长说：“他把许多没有的罪过加到了自己头上。”
那人又用藏话对父亲说：“你说的我都听见了。”
“天哪！”父亲呻吟起来。
到天亮时，父亲和舅舅被告知可以回家了。
父亲先回到了家。
舅舅在广场上被王成拉住，舅舅感激涕零地问王成，他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对工作组表示感谢。
“这个色尔古村哪一家子能拿出东西来对我们表、示感谢？”
“那怎么办？”
“有倒是有。现在旧军衣是最值钱的了，人人都想要旧军衣。”
那天中午，广场边的学校墙壁上贴出我的那篇作文，我看到父亲也在人群里，换上了平时的服装，对这篇他自己构想出来的文章露出茫然的神情。此时，我和父亲都不知道舅舅偷走那套军装送给了王成，也不知道王成和他一家竟把这件事四处张扬，或许是因为送了旧军衣，王成替父亲说了情，才没有被刑罚处置。这些传言，使父亲备受比进监狱更加深重的耻辱。在父亲看来，舅舅的这种行为是无法让人原谅，不能宽恕的。这种行为替另一家族增加了无尚光荣，而把父亲曾经名声响亮的家族置于母亲他们柯基家族一样的地位。这种家族为了吃饭活命，会做除了杀人之外的所有事情。
那时父亲还不知道这一切。他站在广场上，欣慰地看着我的第一篇文章张贴在我们村子的广场旁边。
章老师又按照吩咐，把外公泽尕尔甲写了字的那张主席画像张挂起来。画像被烟熏成了茶色，太阳照上去，茶色转换成淡淡的金光，外公用淡蓝的墨水书写的藏文优美颂词更是金光闪闪，灿烂夺目。我的汉字短文和外公的优美颂辞在人群里引起了许多赞叹。我看到性情孤傲的父亲在拼命抑制因这些赞叹引起的激动。
到后来，一些和外公年岁相当难得出门的老人也来了，他们耳聋眼花。人家对他们讲述眼前的事情时对着他们的耳朵大叫大嚷。他们大张着昏花的眼睛，不断地点头、点头，然后低声自言自语。他们的话语天真幼稚，仿佛出自儿童的心中。
“要是以前，泽尕尔甲的这个外孙肯定是个了不得的喇嘛。”
“高贵的门第里总出聪明的后代！”
“为聪明的娃娃祝福！”
“祝福！”
“祝福！”
那天，这群老人是最后从广场上散去的。从他们颤抖的背部就可以猜出他们脸上为别人感到幸福的表情。他们的拐杖在阳光下闪烁着明亮的光芒。因为耳聋眼花，老人们生活在一个真诚的世界。因为这个，在我的这组将不断接触到人、人生、人心的糟糕方面的小说里，将不把描写恶、软弱、苦难作为目的，也不在这里描述广场上曾经发生的一些叫人感到不愉快的事情。
晚上，工作组离开了。
父亲的拳头猛一下落在母亲肩胛上。母亲摇晃了一下，随即站稳了脚跟。这一拳一定很重，父亲扼住了自己的手腕。
我只希望母亲扑上去咬住父亲的喉咙，像疯狗一样地撕扯。但母亲没有。她抱住我，跪了下来，眼里流露出可怜巴巴的神色。我的眼中却喷吐着难以遏止的怒火。
母亲的罪过是把那套军装交给了舅舅。
“阿哥斯丹巴说交了军装你们都有救了。”
“只有你们家的人才怕进监狱而不怕在众人面前丢了脸面！”
母亲哭了。
父亲突然听见我说：“你要再打阿妈，我把你杀了。”父亲的身子震动了一下，但脸上却没有任何反应。母亲哭得更伤心了，她伏在我胸前，泪水打湿了我的衣裳，好心的母亲哭诉的冤屈全是父亲遭受的冤屈。父亲点燃了火塘，过来对母亲说：“不要哭了。”
父亲还十分用力地拍了我的肩膀。
从此，舅舅不敢再登我家门前的光滑石阶了。
遇见我们或向人讲起我家的事情时，舅舅总是显得悲哀而又惭愧。
我经常看到他放牧的羊子四散在坡上。当然我还能想像出他懒散地躺在山坡上借阳光取暖的模样。他不在的时候，我和母亲会偷偷去看外公。外公依然一副慈眉善目的模样。母亲还和外公用一种特别超然的语言交谈。
“我要求解一件事情。”母亲说。
“凡是人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我将尽力达到。”
“有一个人是那个妹妹的哥哥，有一个人是那个妹妹的丈夫。”母亲是这样称呼舅舅和父亲的。“向我详述他们聚散无常的缘由。”
外公的声音变了，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在屋子里引起了嗡嗡的回响。母亲以十分平淡的语调从他俩在战场上初次相遇说起，直说到现在。完了，外公吩咐我们自己找取食物。我们吃东西时，他念了祝颂的经文，然后打来一碗净水，丢下一粒粒麦种，仔细端详从麦粒上升起的点：鱼眼似的晶莹气泡。
“前世有两个人。”外公说。
两个人中一个外出，一个趁机勾搭了他的妻子，并偷盗了他家的钱财。那人回来后，就勾搭了另一个人的女儿作为报复。两个人相约决斗。先勾搭人家妻子的那个人使了计，因为他害怕了。他说：“好吧，月圆的时候吧。”当时正是月上中天的时候。结果，勾搭女儿的人以为是下一天晚上。他去的时候，他的对手说：“今天十六了。有胆量昨天为什么不举起刀子。”他只好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然后娶了那人的女儿。这样他胜利了，但他没能杀死自己的仇人。
“这是一段必将转到来世的孽缘。”
这个故事讲得我们心惊肉跳。
父亲知道了，说：“屁话。”
舅舅则信以为真了。
从此他精心侍养生产队的羊群，年年被评为先进社员。他还经常修桥补路，并在夏天的早晨早早起来，打掉小路两旁的露水。当村里那个据说当年十分漂亮的女人从麻风病院痊愈出来时，他说他怜悯她的孤独，让她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孩子。外公曾多次表示要向他传授医术，但他以为自己罪孽深重不肯接受，对外公侍奉也更殷勤了。
外公活了很长时间都没有死去。他死时我也未能参加他的葬礼。那时我正在外流浪。
安葬外公时父亲去了。躯体已经干枯的外公被白布以盘坐的姿态包扎好了，从舅舅和父亲的手里徐徐降入坟坑。坟坑里放置着桶状的棺材。舅舅和父亲又全力在外公头上盖上棺盖。棺盖落下时清丝严缝，发出一声闷响。这时太阳还没有起来，坟边的新土上凝着轻霜，稀落的鸟鸣声又薄又脆。而外公的灵魂肯定早巳升到高处，看着太阳升起，然后把光芒投射到送葬的人们仍然需要阳光来温暖的躯体上。
舅舅好几次对父亲欲言又止。
父亲说：“你算对得起他了。”
“我对不起你。”
父亲“哼”了一声。舅舅脸上现出痛苦的神色。“除了那件事我是无所牵挂了。”
“还有你的儿子要你牵挂呢。”父亲冷冷一笑，然后踏着寒霜扬长而去。他身后正传来人们往坟坑里填土的沉闷声响。
四年前，舅舅终于离开了色尔古村，去原先待过的庙子里做了喇嘛。
舅舅终究没有回来。
第二天，我就要启程回城了。
父亲带着得意的神情望着我，他对母亲说：“看看你们家族的人吧，哪一个曾经有过出息？你看我儿子。阿来是我们若巴家族的人。所以你哥哥不好意思来看他了。”说这种话的要不是我父亲，我会用拳头让那脸得意之色消失得干干净净。
但我只能别过脸对母亲说：“告诉舅舅，下次回来我到庙子上看他去。”
父亲哼哼一声，站起身来，上楼睡觉去了。
这时一个模样清秀的小伙子进屋来了，他吐吐舌头，问：“姑爷睡了吗？”
“睡了。”母亲说。
他坐下来，就再也没有说什么了，只是在我说话时不断地露齿微笑。坐到深夜，他又笑笑，站起身来走了。
母亲说：“这就是你舅舅和麻风女人生的娃娃。”
第二天早上，我这个表弟又来为我送行。
我请他原谅我父亲的乖戾脾气。他清清爽爽地一笑，说：“亲戚们的脾气我们都是知道的，雍宗姑爷就是那个脾气，心性高傲的人都是那个脾气。”他还说，我的父亲比他的父亲聪明。
他的话使我心中宽释了许多。
最后，他拿出一架照相机，要和我合影留念。一个月后我收到了他邮寄的没有附信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我和他的合影；一张是舅舅身披装裟的照片。我没有留意自己的形象，那形象里肯定留有父亲那种把生活中的一切都看得过于严重的痕迹。表弟那一副单纯的笑意叫我想起早年舅舅的笑容。照片上的舅舅却瞪呆了眼，木然地张开了嘴巴，似乎到了老年，才意识到人生的复杂，对世事感到茫然。
舅舅和父亲已经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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