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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则天利用酷吏的铁血手段镇压了一批又一批反对者，坐稳了女皇的宝座。

    她在如愿以偿之后，却渐渐生起一种身临困境的感觉，这便是因告密和滥杀所造成的民心不稳以及政治上的局促难安。这种来自于权力根基上的震荡，使得武则天初登帝位便尝到了自己当初种下的恶果。

    武则天是告密的狂热鼓吹者，告密之风盛行，曾经在夺权之路上帮了她的大忙，她的敌人也一个个落入她精心布置的罗网之中。此风既长，也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使一些卑琐小人投机钻营，利用告密之机诬陷好人、谋取私利，一时之间，全国上下冤案不绝，牢房也人满为患。

    但是天下民心未散，大部分朝臣虽然嘴上不敢说，并不代表他们心里没有抵触情绪，毕竟他们饱读圣贤书，深受正统观念的影响，换一个皇帝并不能将其彻底洗脑。

    武则天对此心知肚明，她所能做的就是斩除一切存在或者可能存在的隐患。

    永昌元年（689）八月，帝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流放到岭南绣州的徐敬业的弟弟徐敬真又逃了回来，准备投奔突厥。徐敬真并不甘心老死于瘴疠横行、偏远无际的岭南地区，他决心逃亡到突厥，谋求一条生路。从岭南地区逃亡至最北面的突厥，从南到北需要贯穿整个中原大陆，这的确是很大胆的疯狂计划。

    他不是没有想过逃亡可能会付出比死亡更可怕的代价，但还是想放手一搏，拿自己的命运赌一把，万一潜逃成功了呢？徐敬真路过洛阳时，他的两个朋友——洛州司马弓嗣业、洛阳令张嗣明送给他一些财物，助他远遁海外。在告密成风、酷吏横行的年代，还能结下这种两肋插刀的朋友，极为难得。

    徐敬真运气实在太差，他到达定州后就被当地官吏捕获。噩耗传来，弓嗣业上吊身亡，不劳朝廷追究，自行了断了。

    张嗣明、徐敬真被抓捕归案，二人或许是有意为之，或许是经不住酷刑的折磨，在监狱里没待几天，他们就张口乱“咬”。认识的，他们咬；不认识的，只要听说过名字的，他们也不放过。他们以为如此“坦白”，自己就可以被免除死罪，逃出生天。

    被咬出来的人算是霉运临头，很多人被牵连判了死罪。本来是很简单的一桩案件，就这样演变成罕见的大狱冤案。比如张嗣明诬告内史张光辅，说“征讨豫州时，他私下议论王者受命的征验、天象变化，在朝廷和叛逆者之间脚踏两只船”。

    自从徐敬业在扬州掀起叛乱之后，武则天就变得疑心重重，她对造反的一切可能性都不放过，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留下一颗祸乱的种子。

    当然被牵连进来的官员也有侥幸脱身的：秋官尚书张楚金、陕州刺史郭正一、凤阁侍郎元万顷、洛阳令魏元忠等人已经被拖到刑场上，没想到武则天派凤阁舍人王隐客骑快马传话将他们予以赦免了。

    赦免的喊声从皇宫后院一路传到刑场，受刑之人能够从刀锋之下躲过一劫，自然是喜极而泣。只有魏元忠端坐不动，依然保持着受刑的姿态。有人要扶他起来，他说：“太后还没有发话，真假还不知道。”凤阁舍人王隐客赶到，又让他起来，他却说：“等宣读完太后的敕令后，我再起来也不迟。”

    直到宣布完敕令，他才缓缓起身，拜了两拜，脸上始终没有任何悲喜的表情。或许魏元忠早有预料，前方还有新的惩罚措施等着他们。果然他们虽然刀口脱险被赦免死罪，但无法躲过被流放的命运。武则天很快便下令将他们流放于岭南的穷山恶水之间。

    秋官尚书张楚金可以说是刑部总管，身居如此显位，却仅仅因为死囚的一句话，就被部下突然逮捕并投入大狱。由此可以看出坐第二把交椅的秋官侍郎周兴急于上位的政治野心以及刑部官吏新兴势力的抬头。

    当然在这次事件中，也有被周兴趁乱诬告致死的官员。地官尚书、检校纳言魏玄同和右武卫大将军黑齿常之就是两个冤魂。

    高宗皇帝在位时，周兴任河阳县令被召见，准备对其加以提拔，但是有人上奏说他不属于清流官，这才作罢。当时在殿外等候消息的周兴并不知情，他一直站在外面等候任命。或许是因为级别太低，没人注意到他，所以也就没人搭理他，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正在周兴茫然无措的时候，时任同平章事的魏玄同走过来对他说：“周县令不要等了，你现在可以回去了。”言下之意，升迁无望。就因为这句话，周兴以为是魏玄同阻挡了自己的升迁之路，因此一直怀恨于心。

    在周兴看来，魏玄同打压自己是因为他骨子里瞧不起自己。周兴是尚书省都事出身，属于流外官，也就是衙门里无品无级的具体办事人员。魏玄同一直反对朝廷重用流外官，早在高宗执政时期，魏玄同就曾在自己所奏的封事中，向高宗皇帝建议道：“今欲务得实才，兼宜择其举主，流清以源洁，影端由表正。不详举主之行能，而责举人之庸滥，不可得已。”这句话暗含的意思就是要求高宗重用士族，因而，出身非士族的周兴，又怎能得到那些士族官员的推荐呢？

    其实真正阻碍周兴发展的，并不是魏玄同，而是当时的用人体制。

    如果当时的政策是重用庶族，那么即使有魏玄同等人的阻拦，也无济于事。问题是当时的政策以讨好士族为基本原则。在这种背景下，那些思想保守的朝廷要员，又怎能不对庶族的周兴另眼相看、阻碍其发展呢？

    等到武则天上位，尤其是在恐怖政策实施之后，周兴才逐渐受到重用。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武氏政策这时候已经发生转变，庶族非清流官员逐渐受到重用，周兴在仕途上前进的障碍也就自然消除了。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告密之门洞开，如果没有武则天特殊时期非常规的用人政策，周兴只能以一名区区县令，终其一生。

    魏玄同有一个最为要好的朋友，此人就是裴炎。

    一次，周兴上奏武则天，诬陷魏玄同，说他曾经在人前说过大逆之言“太后老了，不如事奉皇帝耐久”。意思是做武则天的官做不了几天，不如做皇嗣李旦的官来得长久。

    当时武则天已年近古稀，此话正中其心病，也彻底激怒了她。

    武则天一怒之下，将魏玄同赐死于家中。魏玄同死前，监刑御史房济对他说：“您老为何不告密，这样就有机会得到太后的召见，也可以为自己争取最后的申辩机会。”

    魏玄同感叹道：“被人杀死和被鬼杀死，并没有什么不同。既然如此，我又怎能当告密的小人呢？”说完，慨然自尽。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杀的已杀，不该杀的也杀了，剩下的也被排挤出权力的核心，酷吏们围剿的对象也越来越少，也就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为了避免这种情形发生，无论如何，他们也要尽量找到猎物，哪怕无中生有。

    同时，他们已经养成嗜血的习惯，如果长时间看不见鲜血淋漓的场面，他们便觉得哪里不痛快似的，变得困顿萎然。

    剪除李唐宗室是武则天的主动出击，酷吏们不过是按照她的心意去办而已。

    如今杀戮大臣很大程度上不是武则天的本意，而是武氏宗亲意欲夺嫡和酷吏们带着自身目的和要求插手进来的结果。这两方面的代表人物分别是武承嗣和来俊臣，他们成为武则天伸展出去，却无法完全控制的权力触角。触角所到之处，血溅五步。

    高宗去世后，武则天正值夺权路上的重要关口。这时候，她需要帮手。

    此时诸武粉墨登场并得以重用。在武则天看来，就算整个世界都与她为敌，不认为武周政权为天命所在，武家子弟也不会那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武周是武家的大周。

    光宅元年（684），武承嗣以礼部尚书的身份，主持了嗣皇帝睿宗李旦的登基大典，大大风光了一把。没过多长时间，武承嗣就被提拔为了宰相，正式进入帝国的权力核心地带。

    武则天连自己的亲生儿子都信不过，更不要说那些家门侄子了。武承嗣做了两个月的宰相便遭到罢相，半年后又再度拜相。这一次时间更短，一个月不到就被武则天挪了位置。

    武承嗣心态好，能禁得住这么折腾来折腾去，要是碰上有气节的官员，早就撂挑子不干活了。可武承嗣没有半句怨言，他相信姑母终究不会亏待他们武家子弟。

    就连对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武承嗣也是极尽谄媚之术，薛师长、薛师短的。

    等到垂拱元年（685）以后，武则天除了提拔武承嗣为相之外，武三思等人也陆续升任相职。诸武由此纷纷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朝廷内外一股不可忽视的外戚势力，这也是武则天夺位的重要支持力量。

    武则天登基，诸武自然群情振奋，自谓“武氏当有天下”。既然武氏代李氏而兴，那么下一个“龙种”一定还会从武氏族人中出现。他们力劝武则天诛杀李唐宗室，建武氏七庙，向天下臣民彰显武氏威仪。

    2

    天授二年（691）九月，武承嗣发动了夺储斗争。这时，正值武周帝国建立的第二个年头，朝堂上下依然保留着浓厚的李唐时期的政治色彩。

    随着恐怖政治的不断深入，武则天的施政蓝图上也留下了深深的恐怖烙印，逐渐影响着人们的政治嗅觉。

    从垂拱四年（688）假造洛水宝图，武承嗣忙碌的身影就显得无处不在。

    多年在官场摸爬滚打的实践经验告诉他，当一个人没有能力取得政绩的时候，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在权力当家人的面前多争取几次露脸的机会。

    武则天登基后，作为武氏嫡系袭爵人的武承嗣进封为魏王，并官拜首席宰相——文昌左相。此时，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三品（宰相）韦方质负责编修《垂拱格》，他也算是帝国的老派官僚。

    他有病在家中休养。武承嗣、武三思前往问候，韦方质靠着床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既不还礼，也不挪动身子，藐视群小。事后，有人劝他今后不要这么做，他淡淡一笑说：“人的生死自有命运的安排，身为大丈夫又怎能屈身侍候太后的近亲以求自保呢？”武承嗣的热脸就这样贴在了韦方质的冷屁股上。他知道韦方质刚硬，没想到会如此不识抬举。

    武承嗣指使酷吏周兴构陷韦方质，将其抄家流放，害得他客死异乡。这时朝中的宰相虽然还有其他人，但武承嗣一人独大。话又说回来，宰相已经远远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他要飞得更高。

    目标，随着身份地位的改变而不断调整，对武承嗣来说，下一站——太子。

    武承嗣的感觉从来没有这么良好过，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武家。

    在他看来，自己于武周朝的建立居功至伟，自己又是武家的嫡系袭爵人，大周朝的太子之位花落谁家，除了自己还能有谁？难道是那个幽居东宫的皇嗣李旦？显然是开玩笑，听东宫密探来报，那个挂名皇嗣每天担惊受怕，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自保，哪里还敢与自己争夺皇位继承权。

    在武承嗣的眼睛里，武则天毕竟年岁已高，说不准哪一天就会突然驾鹤西去。自己的命运如何，武氏族人的命运又将会如何，一步走错，就会凶险万分。

    他是武氏嫡长，最先继承了武士彟的爵位，姑姑称帝，自己又以亲王出任宰相之职。

    尽管如此，武承嗣也是心如明镜，这一切靠的是武则天这棵大树，大树一倒，这天下绝不可能是他武家的，他们一定会被清除。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加紧培植党羽，笼络大臣，牢牢控制朝局。

    他十分清楚，只有皇嗣是武家的，是他武承嗣的，天下才能是武家的。他以合法的身份出现在朝堂上，反对派们只有依附于他才能继续在朝为官，最终必然也会站到他的阵营，那时武周的天下才能代代传下去。

    武三思也劝武承嗣，得想办法尽快让武皇确定你为继承人。

    每每听到太子、皇嗣、继位这些敏感字眼，武承嗣的眼神里就会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欲望的神采。武承嗣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武则天一夜之间将自己确定为皇位继承人。

    最理解武承嗣心思的人莫过于武三思，因为武三思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要打。武三思提醒他：“办法总会有的，难道你忘了当年傅游艺带领关中百姓上书劝进的事了吗？”

    武承嗣又怎会不记得，那是他们武家群情激奋的精彩时刻。在那些日日夜夜里，他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事态的动向。

    武三思说：“现在你可以向当年的傅游艺学习，花钱雇老百姓联名上表，请立你为皇嗣，然后我再找几个大臣在旁帮腔。如此内外联动，皇上一定会好好地考虑考虑，这事就有可能会成。”

    这时，正值武周帝国建立的第二个年头，政治氛围中还弥漫着武则天称帝前后的血腥之气。恐怖政治高潮时期的政策，依然禁锢着人们的思维，酷吏们还在为所欲为。

    武则天称帝之前还开创了另外一种政治作风，即广开言路，鼓励天下臣民请愿。

    让人感到讽刺的是，这个方法的发明者傅游艺却在九月中旬，因有非分之想而触犯了武则天被下了大狱，然后自我了断了。人虽然死了，可是他却为武承嗣留下了宝贵的政治遗产，并且开启了群众请愿的序幕。

    既然武则天可以通过群众请愿的方式谋求帝位，那么他武承嗣也就可以利用同样的方式去谋求储君之位。急于获取皇位继承权的武承嗣开启了新一轮的请愿上表运动。

    武承嗣找到凤阁舍人张嘉福为自己策划造势，张嘉福作为政府官员，不方便抛头露面，便找来洛阳人王庆之联络数百人上书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

    天授二年（691）九月下旬的一天，武则天正埋头于宣政殿批阅公文，隐约听见宫门外有吵吵嚷嚷之声，心烦意乱之下便厉声叱问身边的宫女：“何人在宫外喧哗？”

    武承嗣花钱雇来的上访者王庆之就这样被带到了武则天的面前。看着眼前精明如贼的王庆之，听了他的请愿诉求，武则天很快就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武承嗣这帮不安分的猴崽子们又来给自己惹麻烦了，不然一个浪荡于市井的游民怎么会突然关心皇家的立储大事。请愿书递至武则天的手中，她虽然表现得不露声色，但内心还是有所困扰的。

    虽然让李旦及其子嗣都更姓为武，可武则天知道，这么做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做法，改变不了既成的事实。等到哪一天自己两眼一闭离开这个世界，太子李旦登上皇位，复兴李唐就成了一种必然的趋势。李唐复归，那她费尽心机所创立的一切又算是什么呢？武则天虽然草草地打发走了王庆之，却给了他一个特殊的待遇，允许他随时进宫来见自己。

    武则天找来文昌右相岑长倩和地官尚书格辅元进侧殿议事，征求他们对这件事的看法。

    岑长倩是初唐名相岑文本的侄子，也是当初武则天赶在高宗驾崩之前急赴洛阳提拔起来的亲信之一。当时任命的四位宰相因为资历太浅，特设同平章事之名，他们是郭待举、岑长倩、郭正一和魏玄同。

    郭正一的宰相一职只干了几个月就被赶下了台；郭待举因裴炎之死被贬；魏玄同为酷吏周兴陷害致死，四个人中只剩下岑长倩一人。

    岑长倩对武则天登基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他上表请求改皇嗣为武姓，作为大周朝的储君，又请愿劝进武则天登基。武则天登基后并没有亏待他，将其提拔为文昌右相（尚书右仆射）同凤阁鸾台三品，地位仅次于武承嗣，获赐姓为武氏，即武长倩。

    由此可见，他能够稳稳当当地走到今天，并且有获赐皇姓的荣耀，绝非官场上的庸碌之辈。就连李旦改武姓，里面也有岑长倩的一份功劳。他这么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保住李旦的储君之位。

    对于岑长倩来说，他可以接受武则天为皇帝，甚至也可以接受李唐换武周，但是他绝不愿接受武承嗣为太子。他的这种态度，可以说，代表了当时大部分李唐旧臣的心声，当然也引起了武承嗣的不良反应。

    当张嘉福、王庆之上表请立武承嗣为太子时，就曾经逼着岑长倩在表上署名，结果遭到对方的严词拒绝。按说岑长倩这种八面玲珑的人应该会见风使舵支持武家子弟上位，但结果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

    岑长倩反对的理由是，皇嗣李旦现在居于东宫，是陛下的亲生皇子，一向谦恭孝谨，并无任何过错，没有任何废黜的理由。此言一出，朝臣为之侧目。

    岑长倩继续言道：“何况重立皇储事关帝国之根本，岂是我们这些做臣子的可以随便议论的？动辄结党请愿，非国之福。请皇上彻查此事，狠狠制裁那些背后使诈的上书者，以儆效尤！”

    岑长倩的态度是，既反对重立皇储，又要求惩治幕后的主使人，将矛头直接指向武承嗣等人。岑长倩如此不识时务，并不代表其他人也是如此。武则天又另外召见了宰相之一的地官尚书（户部）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格辅元，他也持相同意见。

    格辅元也是面有忧患之色，严肃地劝阻道：“既然已有太子，无缘无故废除，另立其他太子，这等于平地起风浪，这种危险的行为，怎么可以任它发展下去呢？恳请陛下彻查幕后主使，解散请愿团，以安天下臣民之心。”

    与岑长倩、格辅元持同一立场的还有司礼卿欧阳通，他是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之子。他们被武承嗣等人视为眼中钉。

    武则天见自己信任的宰相都坚决反对，看来这件事暂时没办法再进行下去。武则天刚刚登基，不想因为重立皇嗣搞得大失人心。她一直在用心听朝臣们所发的牢骚，并没有做出任何回答。自从创立大周以来，“皇嗣”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武则天。

    虽然武则天在身心方面的状况接近于一个精神饱满的中年人，但毕竟是年近古稀的老妇人。对于继承者的问题，拖得时间越久，越会让她焦虑难安。

    格辅元经常会在武则天面前列举出无端废除太子李旦对政局的种种不利，那一刻，他能够清晰地解读出武则天脸上渐渐浮现的难堪之色。面对岑长倩、格辅元的咄咄逼人，武则天有时候会在他们据理力争时突然有意识地打断他们的滔滔之言。

    武则天说：“难道我说过要摘取亲生儿子的太子之冠吗？你们说的这些陈词滥调不听也罢，听了反而使我更加心烦不已。你们都给我退下吧，皇嗣之事我还需要时间好好斟酌，自然也会有妥帖的定夺。”

    岑长倩、格辅元二臣对武则天莫名的火气深感惶恐和郁闷。岑长倩对格辅元说：“皇上对我们发什么脾气？难道她心里真的想要废掉自己的亲生儿子，改立侄儿？”

    格辅元也只能无奈地摇头，说：“天晓得，大概她自己也踌躇两难吧。”

    两位老臣在武则天面前的言论很快就传到了武承嗣的耳中，武承嗣内心拴着的狮子张开了血盆大口。多年的积怨也开始发酵，如今已到了非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的地步。时不我待，武承嗣已经开始授意来俊臣在岑长倩、格辅元和欧阳通等老臣的身后磨刀霍霍了。

    3

    赐李旦武姓只是权宜之计，武则天又怎会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按照眼前的布局，作为皇嗣的李旦将在她百年之后继位。李旦如果继位，那么自己苦心经营的武周新朝的局面将会被再度打破，这是武则天最不愿意看到的一幕。

    当然这与性情温和的李旦本身的意愿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主要还是来自于那些李唐旧臣们的压力。真要是到了那一天，武则天为之奋斗了一生实现的政治图景也将会付诸东流。更何况作为大周帝国的开国之君，武则天将有可能会被定性为李唐的篡国者。而那些供奉于太庙的武氏先祖们的灵位，也将会因为她的退位而被遗弃于道路两旁的尘埃之中。

    每每念及于此，武则天的心总会不由得跌入万丈冰窟。如果自己是一个男儿，那又将会是另外一番现实图景。她不由得怨恨自己的女儿之身。女人成就一番事业怎会如此艰难？她想，如果要延续武氏王朝的政治血脉，最为有效的方式，莫过于从武氏的血统中，选出最适合的接班人，册立为皇嗣。

    武承嗣第一次冲击太子之位，以失败而告终。但是他并不甘心，想着早晚有一天还会卷土重来。朝中持反对意见的并不只有岑长倩、格辅元、欧阳通三个人，但因为他们身居相位，地位显赫，才让武承嗣等人感到惶恐不安。有人拒绝在上表中署名，给上表活动造成了巨大的阻力，尤其是拒绝的人中有宰相之类的高层人物。

    从这件事上，武承嗣得出了这样一个政治经验：处于囚禁状态的李旦已经无力反抗来自外界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之下，武则天更应该倾向于由武姓族人来承继她的皇位。对于武承嗣而言，影响他上位的最大阻力还是来自于那些在心里依然忠于李唐的旧臣们。要除去这些碍事的朝臣，最好的帮手就是那些敲骨吸髓不眨眼的酷吏。

    关于皇嗣问题，武则天一直犹豫不决，对于平日处理事务迅速、果断的她来说，真是少有的现象。武则天即位之初，也曾经考虑过皇嗣的问题，却没有想到一旦面对这个问题，会有那么大的困难和阻力。在此之前，她只是步步为营，不择手段只是为了实现那曾经高不可攀的目标。

    而这一问题的复杂性，对于武则天来说，是她执政以来遇到的最大考验。

    皇嗣问题成了帝国政治的风向标，武则天能够从朝中官员带有倾向性的言语里，窥知他们内心的秘密。

    武则天看得出来，这次宰相被迫害事件，完全是武承嗣和来俊臣一手策划的。由此可以知道，武承嗣想要继承皇位的野心有多么强烈，而官员们舍命保护皇嗣李旦的决心又有多么坚定，他们对于“匡复李唐”这件事，抱有多么大的期望。

    正是因为看出了这一点，武则天没做过多的犹豫就批准了来俊臣逮捕岑长倩等人的奏文。岑长倩是为数不多的几位赐武姓的宠臣之一，要把他拉下马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是人就有弱项，是弱项就有可能会被你的对手攻破，这是无法避免的。

    恐怖政策应该结束，因为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将李唐皇室的反抗镇压下去，为武周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石。但是恐怖政治不可能立即停止。既然恐怖政治已经开始有扩大化的倾向，那么，在扩大化所带来的恶果还没有完全彰显出来之前，它就不可能结束。

    当然，恐怖政治之所以能够继续向前发展，是因为下层社会的愿望。庶族中有许多人已经卷入了这场恐怖政治的旋涡之中，参加到告密者的行列里，但他们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诉求并没有得到满足，他们还需要继续推动恐怖政治。而来俊臣便是这些人的代表。

    武承嗣和酷吏来俊臣经过一番合计，以吐蕃犯边为名，推荐岑长倩出征吐蕃，将他暂时调离京都。岑长倩率军前脚刚离开洛阳，来俊臣就随后下手，逮捕了岑长倩的长子——灵原。

    酷吏，不要以为酷吏都是像侯思止那样没有文化的粗人。来俊臣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不光是心理学大师，还是行为艺术学的大师。他能随时把握武则天的心理，同时又能利用严刑峻法达到自己的目的。岑长倩是武则天的宠臣，如果要扳倒他，只有在一种前提条件下，那就是触及大周朝皇权的底线。底线何在？就在来俊臣上奏的那句话里——复辟李唐。

    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潜在的敌人。御座上的武则天再一次抽出血刃，快刀出鞘时那种决然的声音，让她产生一种安全感。多年以来，她已经习惯了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快且有效。

    当来俊臣的捕吏在洛阳城门外挡住岑长倩的马时，他终于明白过来，绝望和求生的本能使他狂叫起来，滚开！让我去见圣神皇帝。

    看着咆哮的岑长倩，来俊臣发出了数声冷笑。他说：“我就是奉了圣神皇帝的敕命来抓你的，你一心叛变大周要匡复唐朝，居然还有脸去见皇帝陛下？”

    武周开国以来的第一代宠臣岑长倩就这样锒铛入狱了。当朝宰相，手握重兵的武威道大总管，赐姓武氏……这一顶顶高帽子都抵不过一顶谋反的大帽子。前者能够送你上青云，而后者又会让你跌入地狱，万劫不复。

    当时，地官尚书格辅元和中书舍人欧阳通刚刚锒铛入狱，皇家大狱的狱卒们又看见奉命西征吐蕃的岑长倩被押进了密室。

    密室之中，岑长倩不知怎么吐掉了封口的木塞子，他的怒骂之声响彻大狱幽闭的空间。“武承嗣算什么东西？！他要是做了皇嗣真是我朝的不幸。”

    岑长倩的大公子灵原算是开了眼了，他以前只是听说酷吏的手段突破人想象的极限，但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被如此凌辱。灵原在严刑拷问下交代了发生在他家的一次聚会的内容：在那次聚会上，老臣们对武承嗣的野心口诛笔伐，对武则天过多封荫武门也颇多讥讽攻讦。灵原不仅供出了岑长倩和格辅元，更是将欧阳通在内的数十位朝臣也拉了进来。

    来俊臣立时上奏，岑长倩等人相互串联反对立武承嗣为皇储的根本原因，实际上是为了确保李旦的皇嗣地位，以备日后复辟李唐。

    面对酷刑，岑长倩表现出了比自己儿子更为强大的意志，不管如何严刑拷打，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有谋反的意图。他为自己极力辩白，陛下已有皇嗣，魏王夺嫡于国不利，臣等据实上奏绝无谋逆之心。

    审讯断断续续地拖了数月之久，毫无进展。来俊臣没有想到这帮老骨头会那么硬。为防止夜长梦多，他将岑长倩、格辅元和欧阳通等数十位朝臣全部处死，然后伪造了口供和签名，送达武则天处交差。

    十天后，在武承嗣的授意之下，来俊臣又杀了另一位宰相乐思晦和右卫将军李安静。

    李安静是以刚直著称的开国名臣李纲之孙。武则天登基前夕，王公百官皆上表劝进，只有李安静拒绝谄媚，事后被逮捕下狱。面对来俊臣的刑讯逼供，李安静从容地应道：“以我唐家老臣，需杀即杀！若问谋反，实无可对！”最后也遭了来俊臣的毒手。

    就因为反对立武承嗣为太子，两位宰相和数十位朝臣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折腾至死。天地为之失色，世人为之震惊。武承嗣借案立威，朝堂内外人人震惧，风头一时无两。

    此时的武则天却无法开心起来。她知道，在这件事上自己有被人利用的嫌疑，武承嗣是在借她手中的刀来铲除异己。武则天心里有着说不出的滋味，从来只有她利用别人，现在自己竟然却被别人利用。

    武则天对于来俊臣诛杀岑长倩等朝臣之事并不满意，因为她已经在慢慢调整权力的运行方式。她被皇嗣之事搅得心烦意乱，很多时候，甚至都不想听人提及武承嗣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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