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士到战士
在欧亚两大洲交界的高加索山脉之中，有一个岩石遍布的小城镇，这就是格鲁吉亚的古老城镇哥里。
这里居住着大约5，000人。公元1879年12月21日，维萨里昂·朱加施维里和妻子叶卡特琳娜生下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叫约瑟夫（昵称索索）。后来，小约瑟夫长大以后又用名柯巴，最后他用了斯大林这个名字。斯大林一词在俄罗斯语中是“钢”的意思。
小约瑟夫的父亲约瑟夫·维萨里昂是距第比利斯不远的迪迪一利洛村人。维萨里昂的双亲与他们的先辈一样，都是农奴。对维萨里昂来说，解放就意味着他可以做鞋匠的生意。大约在1870年前后，年轻的维萨里昂作为一个摆脱了农奴地位的自由人，心情愉快地来到了哥里定居。
在小约瑟夫的童年时代，母亲叶卡特琳娜几乎是他生活的全部。由于父亲嗜酒如命，因而单靠修鞋挣来的微薄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一家三口的生计。于是，叶卡特琳娜不得不靠帮助邻居们缝洗衣服来挣些零用钱，用以补贴家用。后来，维萨里昂到离哥里50英里的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的一家制鞋厂干活，这样，叶卡特琳娜母子俩的日子才算稍稍好过一些。她可以安下心来干家务：洗衣服、烤面包、收拾屋子、缝制衣服。
在拥有5，000人的哥里一共有4所学校，其中一所是初级神学学校。
从1888年到1893年，小约瑟夫在哥里的学校里度过了5年学习生活。他聪颖好学，而且具有很强的上进心。他通常都是班里最好的学生之一，甚至是班里最好的学生。教师和同学们很快就注意到，这个贫穷的、脸上带麻点的孩子聪明过人，各门功课对他来讲几乎不费什么劲。他们也注意到，小约瑟夫好胜心特别强，甚至有点任性，喜欢出风头。尽管班里的一些富家子弟看不起他，但无论如何，他在班里却有一种明显的优越之处，这就是：比起那些出身于葡萄酒商人或小麦商人家庭的纨绔子弟，他能够更轻松地朗诵课文，能够准确地回答老师的提问。在操场上，在课外活动中，他的敏捷和胆量更是富家子弟无法比拟的，因而大家都情愿听命于这个鞋匠家庭出身的穷孩子。正是在这所暗淡无光的教区学校里，小约瑟夫、未来的斯大林第一次体会到了阶级的区别和阶级仇恨。
同样是在这所学校里，小约瑟夫第一次领略了即使在他成年之后也一心一意研究、关注的问题——少数民族问题。格鲁吉亚语是父亲的民族语言，母亲也根本不会说俄语。在学校里，大多数功课都用俄语教授，课程表中规定每周只有很少几节课用格鲁吉语教授。在小约瑟夫读书的那个年龄段里，他很快就掌握了俄语，但出了学校之后，在家里，他仍然讲格鲁吉亚语。政府当时极力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强迫实行非俄罗斯族俄罗斯化，在学校里，尽管有不少说亚美尼亚语、土耳其语、高加索方言的学生，但俄语却统治了一切。民族同化政策使得当地的非俄罗斯族怨声载道，甚至10多岁的孩子们也举行罢课和示威，以示捍卫他们的民族语言。
1894年7月，小约瑟夫离开了哥里神学学校，并获得了一张考试优等证书。由于成绩优异，校方保送他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
当小约瑟夫被录取人校时，第比利斯神学院已经变成一个反对俄国当局的中心。1885年，一个叫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的学生由于袭击院长丘杰茨基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袭击院长的原因据说是由于他曾说过格鲁吉亚语是“狗语”，而季布拉泽被流放后，成了一名革命领袖。1886年6月，一个叫约瑟夫·拉吉耶夫的学生由于表现有反俄态度而被开除，哥里地区一个牧师的儿子一气之下暗杀了院长丘杰茨基。1890年3月，学生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罢课运动；1893年底，米哈伊尔·茨哈卡亚和拉多·凯茨霍维利领导了一次学生罢课运动，警察关闭了学院，87名学生被开除，两位罢课运动的领导者后来都成了积极的革命活动家。
虽然如此，但学院里的生活照例每天都很严格。早晨7点钟，全体学生必须按时集中到礼拜堂里做长时间的东正教祈祷。白天，上课和祈祷交替进行。学生只能在得到特殊允}午时才可以在课后外出两个小时，但必须在下午5点校门关闭以前返校。校纪森严，学生哪怕是有小小的过失，也要在地下室的一间小黑屋子里单独关禁闭。修道士的迫害，低劣的饭食，以及缺少新鲜空气和运动，使不少学生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在神学院的头两年里，小约瑟夫留给老师的印象显然是个用功听话的学生。第一年，他在全班名列第八，第二年名列第五。他脑子反应快，记忆力强，能够不费劲地记住神学课的内容。他从未丧失过对祷文以及新旧圣约全书的韵律和诗意的兴趣。此外，他所学的课程还包括数学、希腊语、拉丁语、俄罗斯文学和历史。尽管所学课程多拘泥于形式，范围狭窄，但总还算得上是良好的基础教育。
与此同时，小约瑟夫也学会了造反者的谋略。他开始憎恨学院和修道士，憎恨他后来所称的“屈辱人的体制”。他很快就接受了当时在学生中风行一时的造反精神。但是修道士们却并没有觉察出他的真实感情，直到后来他再也不想掩盖时，他们才有所察觉。
这个时期，小约瑟夫读书的范围更广了。第比利斯有一个流动图书馆，他就从这个图书馆借书。他读的作品不仅有格鲁吉亚诗歌，也有俄罗斯和西方的经典著作。果戈里、谢德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都是他喜欢的俄罗斯作家。他阅读巴尔扎克、雨果、撒克里作品的译本，撒克里的作品《名利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爱看历史、经济和生物学方面的书籍。在他阅读的书籍中值得一提的有：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勒图努的《民族文学发展史》和门捷列夫的《化学》等。对一个年轻的神学院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大胆的读书活动。如同谙熟祷文和圣经一样，他读过的东西也从不会遗忘。多年以后，他常引用或提到许多他在这一段时间里所读过的书籍里的东西。
对小约瑟夫来说，这个时期，他对自己的前途仍然举棋不定。他明知自己不配当教士，也确实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可是他又不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生活道路。在这个时期里，萨莎·楚鲁吉泽和拉多·凯茨霍维利出现在小约瑟夫的生活里。他们年纪都比约瑟夫大，而且才干超群，对小约瑟夫的影响很大。他们是19世纪末叶俄国涌现出来的一批出类拔萃的青年中的典型。这些年轻人勇敢，相信应当打破这个制度，从而实现人民安享正义和富庶的太平盛世；至少用类似的办法摧毁或铲除少数人，使多数人享受到这种生活。
楚鲁吉泽出身于皇族家庭，是个有文学才干的知识分子。他投身革命事业，用格鲁吉亚文为两家大型刊物《沟》和《伊比利亚》撰稿，大力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在1905年6月患肺病去世，当时所有的格鲁吉亚革命者都参加了他的葬礼。结果葬礼变成了一次群众性的示威游行。小约瑟夫把楚鲁吉泽的文章收集成册，于1927年出版，作为对朋友的纪念。
拉多·凯茨霍维利的性格与楚鲁吉泽大不相同。楚鲁吉泽是个狂热的知识分子，而他却是个不知疲倦、富有事业心的实干家。他也在哥里神学校和第比利斯神学院上过学，然后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1893年12月，神学院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罢课风潮之后，他到了基辅，并在那里被捕，坐了3个月的牢，出狱后一直受到警方的监视。1897年，他回到第比利斯，以巨大的热情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这两位朋友激发了小约瑟夫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大概是他们介绍小约瑟夫加入了麦撤墨达西社（第三小组），这是格鲁吉亚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组织。创始人有：诺伊·饶尔丹尼亚（曾在神学院上过学，从1918～1921年任独立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主席）、K·齐赫泽、G·策烈铁里和西尔韦斯特-季布拉泽。诺伊·饶尔丹尼亚是这个小组的领导人。
麦撒墨达西社（第三小组）当时是个合法的组织，活动得到警方的许可。它出版《沟》（格鲁吉亚文日报）和《先驱》（月刊）。楚鲁吉泽和凯茨霍维利猛烈抨击这两种刊物。他们主张反抗沙皇政权，鼓动谋反，主张采取激烈的暴力行动。
尽管如此，参加麦撒墨达西社却是小约瑟夫成长道路上至关重要的一步。与两位朋友的讨论和与小组其他成员的接触增强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当时让他负责一个工人学习小组。斯大林后来在追忆这些活动时说：“我在斯图鲁阿同志住处接受了做实际工作的第一课，在场的有季布拉泽（他也是我的老师）、乔德里什维利、齐赫泽、波乔里什维利、尼努阿等第比利斯有名气的工人。”对一个年仅19岁的革命者来说，给工人讲课，是一种新的尝试，因此他十分兴奋，然而，他毕竟是个神学院的学生，行动自由上的严格限制无疑使他十分苦恼，因为这个时期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小约瑟夫那时虽然年仅19岁，但已经显示出是个有才华的学生。他博览群书，对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神学院的生活对小约瑟夫来说，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加入麦撒墨达西社以及给工人学习小组讲课，使他感到生活有了目标。在他摸索自己前进的道路并最后确定全力以赴地投身革命工作的过程中，小约瑟夫曾征询过别人的意见。
作为一名革命者，小约瑟夫当前的任务是给几个烟草工人、泥瓦匠、鞋匠、织工、印刷工和马拉有轨车工售票员讲授社会主义。工人们都组织成为学习活动小组，每组10多人到20人不等，每一个志愿前来的学生都被分配给相同的工作，因为这个年轻的组织十分缺乏有文化、有觉悟的人才来启蒙它的成员。这些小组大多聚集在工人拥挤的窝棚里，空气中充满了刺鼻的莫合烟气和汗臭味。门外总有一个人放哨，以免遭受警察的突然袭击。在这里，年轻的小约瑟夫得到了锻炼、提高，从而感到了精神上的极大满足。在这里，从身份上看，小约瑟夫虽然还是修道士看管下的一只驯服羔羊，实际上，他却把精神上的炸药放到了沙皇帝国和教会的基础上。工人们在年龄上虽然比小约瑟夫大得多，但却都在恭恭敬敬地听他演讲，把他当成自己的精神领袖和领导人。
1902年在巴统被捕时的斯大林在这样的集会之后，小约瑟夫必须匆匆忙忙赶回学校，向修道士解释，并为自己长时间地不在学校寻找借口，然后装作十分虔诚的样子，到教堂去同其他人一起进行祈祷。也就是说，约瑟夫过着一种双重意义上的双重生活。作为一个不信教者，他却要假装是虔诚的教徒；作为一个革命者，而且在城里已经是一个重要人物了，在学校里他却又不得不重新扮演未成年学生的角色，听任修道士们的指责呵斥。无论如何，他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在他留在学校的最后几个月里，学生品行登记簿上还没有提到他进行过任何社会主义的宣传。他显然想方设法地隐瞒了自己这方面的活动。
1899年5月27日，他被学院委员会开除了。斯大林自己后来说过，他是“由于宣传马克思主义被赶出神学院的”。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离开神学院之后，自称柯巴。年轻的柯巴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弄到的各种革命材料，与那些具有革命新精神的人接触、交谈。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由于他远在格鲁吉亚，因而他还不能与革命运动取得真正的联系。
在被学校开除后的几个月里，即从1899年5月到这一年的年底，柯巴既找不到工作，又没有固定的住处。他到哥里同他的母亲待了一段日子，后来又返回了第比利斯。这段时间，他大概是同听他讲课的一些有阶级意识的工人住在一起。靠着朋友的帮助，他在一些中产阶级家庭中教课，挣得一点点钱。到了这一年的年底，他谋到了一个职位，即在第比利斯天文台当一名职员。虽然他的薪水十分微薄，但这个职位却有重大的好处。他的工作并不太忙，并且在天文台里有单独的一间屋子，这使他第一次尝到了清静的味道。这时他能够不时地在他的屋子里举行集会，并且希望利用天文台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暂时逃脱警察的监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警察逮捕了一些“麦撒墨达西社”成员，而他却安然无恙。他懂得如何使自己不引人注意。小心谨慎，沉默寡言，敏锐机警，沉着镇定，他已经在许多方面成为一个理想的地下工作者了。
在天文台的最初几个月里，他同其他一些人忙于准备高加索的第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这是对欧洲工人表示团结的行动，也是一次对当局的挑战。在指定的那一天，大约有400～500名工人出了城，到第比利斯远郊区的盐湖去集合，因为那里大概不会受到警察的监视。到了目的地，示威者排着整齐的队伍，举起了红旗。工人们举着横幅，上面用俄文、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写着革命标语；自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画像也高高地举起来了。柯巴在会上作了他第一次的公开演说。另外还有两三个人发表了演说，随后，示威的工人们唱起社会主义者的歌曲。第比利斯的社会主义者在柯巴的领导下，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聚集自己的力量。他们决定下一次“五一”节游行示威将在市中心举行，以示对沙皇俄国政府及其暗探局的公然抵抗。
在此以前，柯巴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偶然写一些短的传单和宣言，现在他已经试着写一些革命的理论文章了。拉多·凯茨霍维利躲过了第比利斯警察的缉捕，来到了巴库，并且终于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他日思夜想的秘密印刷厂。他现在已经可以着手用格鲁吉亚文出版一家“非法的”报纸了。这家报纸叫做《斗争报》，于1901年9月创刊。
《斗争报》第二期于3个月后的1901年12月出版。它登载了一篇相当长的未署名的文章，题为《俄国社会民主党及其当前任务》。它的作者就是年轻的柯巴。这篇文章是作者在吸收并融会贯通了《火星报》，特别是列宁本人思想的基础上写成的。
在这篇文章中，柯巴完全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和思想，文章中所认为的可以给工人、农民和资本家以平等权利，是同当时俄国社会主义者的精神相一致的。也许令人吃惊的是，还在早期阶段，即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裂前几年，柯巴年仅22岁的时候，他的观点就已经是未来的布尔什维克观点了。
1901年11月11日，柯巴被选人第一个俄国社会民主党第比利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25名委员组成，委员会委员们要求实行比麦撒墨达西社（第三小组）更激进的政策。两个星期以后，柯巴来到巴统。
巴统，位于黑海沿岸，是个只有3万多人口的城镇，而且约有一半人是土耳其人。这座小城和亚热带沿海地区是在1878年俄土战争以后落入俄国手中的。巴统实质上仍是土耳其人的穆斯林城。然而，由于外国资本的流入，也由于这一地区的石油资源以及与巴库相连的石油管道，使巴统成为俄国的一座新兴的石油工业基地由于高加索地区四分之一的工人都居住在巴统，连接巴库和巴统的外高加索铁路于1883年竣工；那里建起了10个大型工业企业，包括罗思柴尔德、诺贝尔、曼塔谢夫这几家炼油厂，因而迅速发展成为俄国的一个工业中心。
居住在巴统工业区的工人大约有1．1万人，他们干着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工资却十分低下，生活条件也非常差。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虽然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宣传，但还没有能够建立一个联系紧密、团结一致的秘密组织。柯巴去巴统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弥补这个空白。
革命的笔杆子
柯巴于1901年11月抵达巴统后，立即着手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几个星期以后，1901年12月31日，在一名工人家里，以举行新年晚会为由，召开了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会议，并成立了巴统的第一个社会民主党组织。
柯巴还设法搞了个简易的印刷所，后来他用从第比利斯带来的设备扩充了这个印刷所。不久，印刷所便印出了传单和宣言书。到1902年2月底，柯巴就在各大工厂的工人中间建立了11个社会民主党组织。所有这些都表明，在巴统这个工业城市中活跃着一种新生的力量。
巴统3月9日发生示威游行，工人们的奋起反抗，接踵而来的流血事件，使外高加索各地的工业中心的工人运动达到了沸点。当局被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吓破了胆，警察也开始采取行动了。他们四处搜捕革命者。年轻的柯巴在他的革命斗争生涯中第一次被捕了。
坐牢，与漉放一样，在职业革命家的生涯中，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阶段，沙皇的监狱远离俄国城市，通常是些革草盏起来破烂不堪的房子·拥挤的巴统监狱也不例外。在巴统监狱的一年（1902年4月5日~l903年4月19日）里，柯巴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一清早起来锻炼身体，每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
1903年4月19日，柯巴被转到离巴统监狱80英里远的库塔伊斯监狱，他在那里又被关了6个月。一个当时被关押在这个监狱的温和派社盒民主党人后来回忆说，柯巴走路蹑手蹑脚，偶尔也拘谨地笑笑，但从不大声喊叫，也没发过脾气。他的克已和镇静当时已经很突出，在他向着最高权力迈进的过程中，他一直保持了这些特点。
在参加巴统示威游行的人员中，有的人受到审判；有的人（包括柯巴和坎德拉基）的案子则由行政当局判处。1903年7月9日，柯巴被判处3年流放。
柯巴去西伯利亚是取道诺沃罗西斯克，罗斯托夫，察里津，萨马拉，最后去伊尔库茨克。当他到达新乌达村时，已经是11月27日（俄历14日）。他有生以来一直住在炎热的格鲁吉亚，西伯利亚的严冬对他来说无疑是个非常严峻的考验。然而，这并没有阻止他逃走，不久他便回到了格鲁吉亚，于1904年2月抵达第比利斯。他直奔社会民主党人米乔·博乔里泽的住所，在那里见到了谢尔盏·阿利卢耶夫，后者在回忆里追述了这次见面。柯巴告诉他，他刚到新乌达村后不几天就想着逃走，然而，他对严寒却几乎毫无准备。他在西伯利亚遇到过一次可怕的暴风雪，差一点冻死。当他及时回到原地后，脸和耳朵都冻坏了，但他终于在1904年1月5日进了出来。
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斯大林（后排左三）大约在这个时候，柯巴与迪迪·利洛村的叶卡捷琳娜·斯瓦尼泽结了婚。她是在铁路上傲工的社会民主党人谢菌·斯瓦尼泽的女儿。她的哥哥亚历山大在第比利斯神学院上过学，约瑟夫可髓是通过她父亲或哥哥认识她的。他自己从未谈及过他的婚事。革命者多半都把这种事看成是私事，而且他天性就不爱谈自己的私生活。有荚他第一次结婚的事差不多都悬从伊雷马什维利的回忆录中了解到的。
1903～1904年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也是年轻的柯巴成长历程中的重要阶段。
在这段时期里，有两件事对柯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一件事是1903年7～8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使党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另一件事是大约在1904年初，柯巴阅读了列宁撰写的小册子《怎么办？》，这本小册子对柯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03年7月30日，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后因警察的威压，会址迁至英国首都伦敦，并于8月10日闭幕。在这次会议中，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和孟什维克（少数派）两派。柯巴在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回到格鲁吉亚以后，了解了党代会的全部情况，并且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在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一边。
柯巴支持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原因是，他坚信这是俄国进行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途径。列宁在《怎么办？》中已经从理论上阐明了什么是他所坚信的正确的行动方针。在柯巴看来，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德、马尔托夫、查苏利奇等侨居国外的知识分子，并不了解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现状，所以他们常常喜欢空谈政治觉悟的自发增长，而柯巴却深深懂得：如果没有党的正确领导，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很难自发地行动起来进行革命，即使起来革命，也未必能取得最后胜利。当时在党内，只有列宁才可能有所作为，与喜欢空谈的知识分子相比，列宁及其支持者才是唯一积极的、可靠的力量。因此，每当遇到党内意见分歧的时候，柯巴总是立场坚定地、毫不犹豫地站在列宁一边。
柯巴对普列汉诺夫写文章攻击列宁的《怎么办？》一事非常气愤。列宁认为，不能依赖工人阶级自发地产生革命觉悟，工人必须接受党的教育和领导而普列汉诺夫则对列宁的这一观点表示怀疑。普列汉诺夫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的支持，而柯巴这位年轻的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态度却不一样，他以辛辣的笔锋写道：
此人不是完全发了疯，便是心怀仇恨和敌意。我想这两个原因都是有的。我觉得普列汉诺夫是落在新问题的后面了。他以为在他面前的还是旧时的论敌，所以他总是唱老调，说“社会意识决定于社会存在”，“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现在我们关心的是，怎样把各种思想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社会主义理论）……究竟是群众向自己的领导者提供纲领和纲领的根据呢，还是领导者向群众提供呢？
像列宁一样，柯巴认为，党消极地等待工人觉悟到自己的革命作用，这是不能想像的。后来几个月发生的事件证明了列宁以及列宁的支持者柯巴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俄国各地，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掀起的风潮越刮越猛。各地区的政治事件、罢工、暴力以及纵火和破坏活动次数更加频繁。沙皇和他的大臣们一筹莫展，他们也和老百姓一样，感到国家将面临着一场大风暴。
1904年2月爆发的对日战争，加剧了人民这种一触即发的情绪。帝国陆军的惨败以及次年5月海军的惨败，极大地损害了民众对沙俄政府的信任。
俄国处在黑暗势力束缚之中。在动荡不安的局势中，俄国各大政党都组织起来参加杜马（新的国家议会）的竞选。立宪民主派（立宪民主党员）要求制定宪法或基本法，其中有些人要求仿效英国的模式实现完全的议会民主，甚至要求建立共和国。十月党人却没有提出过激的要求。
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陷入一片混乱。他们全都激烈反对新成立的自由党派，反对议会，反对十月宣言。但他们不得不承认，所发生的事件降低了他们的信誉，他们得不到人民的真正拥护。但是，社会民主党人中少数核心分子都没有气馁，他们抱着顽强的信念向前看。
柯巴显然游离于这几个月的大事变之外。他在西伯利亚过了一段为时很短的流放生活，于1904年初回到第比利斯，这时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有了新的发展。外高加索的各个党组织于1903年3月召开了一次选区代表大会，建立了一个由9人组成的“高加索联盟委员会”，负责领导运动。柯巴在返回第比利斯后过了一些时候，被补选人该委员会。
1904年，柯巴作为高加索联盟委员会的委员积极开展活动。6月，他来到巴库，建立了一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夏天他又周游外高加索各地，主持讨论会，并坚持不懈地与孟什维克党人进行斗争。9月，《无产阶级斗争报》（联盟委员会用格鲁吉亚文和亚美尼亚文出版的“非法”报纸）刊登了他写的一篇题为《社会民主党怎样理解民族问题？》的文章。这份报纸的前身是《斗争报》，即柯巴3年前发表文章的报纸。它在停刊一个多季度之后，改为现名重新出版。
1917年“二月革命”中，起义士兵在冬宫前合影。1905年1月，柯巴又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柯巴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55～64页），政党是“战斗的领导集团”。
同年5月，柯巴撰写的小册子《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用俄文、格鲁吉亚文、亚美尼亚文出版。他在这篇文章中，坚决维护列宁的基本论断，即工人阶级只有通过党的教育和领导才能取得革命觉悟。他批评诺依·饶尔丹尼亚，因为此人批评过这个论断。饶尔丹尼亚在报上著文答辩，《无产阶级斗争报》8月15日又刊登了柯巴写的两篇反驳文章。
在这些激烈的论战中，表明柯巴已经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观点。当时外高加索最著名的社会民主党人饶尔丹尼亚竟与他公开论战，这件事本身就说明柯巴已不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无名小辈。7月，柯巴在《无产阶级斗争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武装起义和我们的策略》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革命的火焰燃烧得越来越猛烈”，并强调指出了武装斗争的必要性。这篇文章有力地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组织和训练“战斗队”、使革命斗争有秩序有纪律的必要性。
柯巴的文章不仅在外高加索而且在国外都受到了重视。1905年7月，克鲁普斯卡娅以列宁的名义写信索取一本《略论党内意见分歧》的小册子，并要求定期寄送俄文版的《无产阶级斗争报》。列宁对这本小册子以及《无产阶级斗争报》登载的文章和直截了当阐述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做法感到高兴。柯巴驳斥饶尔丹尼亚对小册子的答辩使他尤为满意。列宁在谈及这篇论文时说它是“出色地阐明了关于‘从外部灌输觉悟’这一著名论点的问题”。
尽管这本小册子和文章都没有署名，但是列宁大概了解作者的身份。柯巴第一次引起他的注意是1904年底通过从库塔伊斯写的信。直接联系是从1905年5月开始的，柯巴作为高加索联盟委员会委员写信给列宁，向他汇报了该地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力量对比的情况。列宁正在物色这种类型的支持者，大概不会忽略这个活跃的格鲁吉亚人。
柯巴利用“十月宣言”后当局放松对新闻检查的机会而办了《高加索工人新闻报》。1905年11月出版的第一期刊登了他写的一篇短文，措词强烈而有力，表明了他反对自由派和孟什维克以及反对参加杜马（议会）选举。像他写的其他文章一样，这篇文章也表现出柯巴坚定的布尔什维克立场。柯巴以坚决拥护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形象在高加索地区出了名，而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在本地区寥寥无几。
从1902年到1913年，柯巴先后被沙皇政府6次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中有5次他都只在流放地待了很短时间，就设法逃了出来，并迅速地来到秘密工作地点，以旺盛的精力和极大的热情夜以继日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到1905年的时候，由于杰出的才干和勤奋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作为一名党的实干家和组织者，柯巴在布尔什维克党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这一年的12月，作为党的代表，柯巴出席了在芬兰坦默福斯召开的党代会。
出席党的代表大会，无论对柯巴本人，还是对布尔什维克党以及俄国革命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次代表大会上，26岁的柯巴与党的领袖列宁第一次见面了。柯巴早就十分敬仰列宁，自从他读了列宁的《给一位同志的信》和《怎么办？》等著作后，革命的目的更加明确，从而使他成为一名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这次会见列宁，更使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坦默福斯代表大会以后，俄国革命处于低潮阶段。1906年初，年富力强的柯巴回到了他生活、革命的地方——高加索。
“莫斯科十二月武装起义”被镇压之后，孟什维克责难工人的武装起义，并且反复宣称“本来不需要动用武器”。他们尖刻地责难武装斗争这种革命途径，提出应当放弃武装起义。与孟什维克失败主义的叛卖立场针锋相对，布尔什维克则对工人阶级的“十二月武装起义”给予了高度的赞扬。1906年1月7日，柯巴在《两次搏斗》一文中，对孟什维克的失败主义观点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无产阶级绝没有被击溃，因为无产阶级被击溃就等于无产阶级死亡，恰恰相反，它仍旧像从前一样活着，并且日益强大起来。它不过是退却了，为的是聚集力量来同沙皇政府进行最后的搏斗。
年轻的柯巴表现出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风范，他坚信，俄国无产阶级绝不会放下血染的革命旗帜，绝不会把起义的领导权让给任何人，无产阶级将是俄国革命唯一胜任的领导阶级。
1906年，柯巴发起成立了巴库石油业工人联合会。这个联合会按照不同的产业部门把工人们组织了起来，并把各民族的工人联合成统一的国际主义的大家庭，以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来教育他们。
在巴库，柯巴曾被逮捕，在监禁了8个月之后，被流放到沃洛格达省索里维切果茨克，流放期为两年。1909年6月，柯巴从流放地逃了出来。一回到巴库，他便立即着手《巴库无产者报》的复刊工作，并在报上发表了《论即将到来的总罢工》的文章。
1911年9月，柯巴来到彼得堡后，与列宁的联系更加密切了，开始了他革命生涯中的新的历程。
来到彼得堡，年轻的柯巴结束了他革命斗争生涯中的高加索一章，将自己今后的精力投身到全俄国的革命斗争中去并正式用名为：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
成为党的总书记
1905年1月22日，俄国革命终于爆发。
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彼得堡、莫斯科及全国各地纷纷建立苏维埃。11月底，斯大林参与筹备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第四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出席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12月12～17日，斯大林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盟代表的资格出席了在芬兰坦默福斯举行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一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和斯大林第一次直接会面了。斯大林在代表会议上被选进负责编写代表会议决议的政治委员会。
1917年10月，列宁当选为全俄苏维埃政府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这是他向出征的红军部队讲话。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沙皇制度重又站稳脚跟。工人运动的浪潮急剧衰落。当革命高潮时，有200多万工人参加了罢工。1908年只有17．74万工人参加罢工，1909年只有6．4万人参加罢工，1910年仅有4．6万人参加罢工。言论、结社和新闻的有限自由也大部分被取消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很多中央委员被捕，更多的党员被判处苦役，遭到监禁和流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离开了党的队伍，部分不坚定的工人脱离了党的秘密工作。党组织的成员大大减少，各级党组织间的联系削弱了。
面对革命的失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出现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一是以孟什维克为代表的取消派，主张只把工作重心放在合法组织上，取消党的秘密组织和停止秘密的革命工作。二是布尔什维克内部出现的召回派，主张只把工作重心放在秘密的党组织上，放弃合法的工作形式，并从杜马中召回社会民主党党团。列宁既反对取消主义，又反对召回主义，主张在秘密党领导下把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合起来，即既要利用秘密行动的方式，也要使用合法的形式，包括国家杜马的讲坛、工会、合作社、俱乐部以及其他合法组织。实行这种策略的目的就是要保存和聚集力量，以便在有利条件到来之机发动新的革命进攻。
在两次革命之间的革命低潮期，斯大林一直在俄国坚持秘密革命活动，并且从一个地区党的工作者成长为全党的领导人之一。沙皇政府竭力设法剥夺他从事革命活动的机会，接连不断地用逮捕、监禁和流放手段来对付他。从1902年第一次被捕算起，到1913年间，斯大林先后被捕七次，流放六次，同时也从流放地逃走五次。只有最后一次流放，才是由1917年“二月革命”把他解救出来的。
1912年1月，党内生活中发生了极为重要的事变。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俄代表会议于1月5日～17日在布拉格召开。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创立了新式的党，即布尔什维克党，而且把孟什维克从党内驱逐出去。会议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些在艰苦年代里经受锻炼的地方党的工作人员被选人了中央委员会。在巴库地区表现出色的奥尔忠尼启则和斯潘达梁均当选为中央委员。根据列宁的提议，斯大林被增选进中央委员会。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沙皇政府的腐败无能，俄国军队屡遭失利。德国军队占领了波兰、波罗的海沿岸和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地区。成群结队的百姓流离失所，广大民众对沙皇政府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引导下，广大工人群众首先起来斗争。1914年后半年，全俄不同地区的工人先后举行了70次罢工，1915年罢工运动超过1，000次，1916年达1，500次，参加人数多达100万以上。在工人运动影响下，士兵厌战、反战情绪日益浓厚，成百上千的士兵逃离前线，不愿再为沙皇政府卖命。与此同时，俄国许多地区的农民也展开了斗争，他们打开地主的粮仓，赶走地主，烧毁庄园，分掉了地主的牲畜和农具。俄国的欧洲部分如此，亚洲部分也积极行动起来。1916年，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先后发生了几万人的起义斗争。
在国内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此起彼伏、人民大众已经觉醒的条件下，1917年2月26日，布尔什维克党号召人民举行总起义，成立临时政府。工人首先响应布尔什维克的号召，士兵也转向起义。到第二天晚上，已有6万多士兵转到革命方面来。起义的工人和士兵很快就取得了重大胜利，他们逮捕沙皇政府的大臣和沙皇军队的将军，释放政治犯，并在当天晚上举行了彼得堡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斯大林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工作，他团结全党，为了变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而斗争。斯大林坚决拥护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主张，并发出号召，“撕下帝国主义的假面具，使群众认清这次战争的真实内幕，这也就等于向战争真正宣战，使现在这种战争不可能再打下去”。
在列宁的号召领导下，1917年10月24日希尔什维克党开始了夺取政权的斗争。起义总指挥斯大林和领导成员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始终留在革命军事委员会里。他们制定了详细的起义计划。
1920年，斯大林与苏共其他领导人在一起。1917年10月25日晚10点45分，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革命政权诞生的第二天，即10月26日夜间，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并成立了第一届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列宁当选为第一届人民委员会主席，斯大林任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具有历史意义的十月革命，仅在一昼夜间就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几乎没有流血。
十月革命的惊涛骇浪，把斯大林推到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岗位上，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开始和列宁、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最早的老布尔什维克一起共事。他那敏锐的眼光和冷静的思考使他看到了每个人的长处和优势。他早已看出列宁是比别人更胜一筹的“山鹰”。每次党内出现激烈的争论时，斯大林总是与列宁站在一边。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深信列宁是一个非凡的人物……是一个典型的最高领导者，是一只“山鹰”，他在斗争中不知恐惧为何物，大胆地引导我们党在前人未曾走过的俄国革命运动的道路前进。
在关于与德国和谈的布列斯特和约的辩论中，斯大林尽管没有什么固定的见解，但在关键时刻他还是站在列宁一边，投了赞成票。这对于他日后的晋升和掌权，对他个人的命运，对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票。
还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之前，俄国南部地区就已经发生了内战。和约签订之后，刚刚诞生的苏维埃政权依然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国外帝国主义对红色革命政权虎视眈眈，国内矛盾也日益复杂化。为了巩固苏维埃政权，1918年3月，红色革命政权的首都从彼得堡迁到了莫斯科。这次迁都在苏俄历史上以及斯大林个人生活中，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之后的几个月里，苏维埃政权利用签订和约这样一个喘息的机会，开始在俄国中部、莫斯科、彼得堡等主要城市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是，沙皇将军和官吏、地主、富农和资本家们仍然不承认工人阶级取得的胜利。他们在十月革命初期的一些战斗中受挫之后，便开始在工业无产阶级力量比较薄弱而富农势力比较强大的顿河地区、库班地区和乌克兰地区聚集并巩固反革命武装力量，继续和新生的革命政权进行残酷的较量。
1918年5月底，关于察里津军政两方面危急情况的报告传到了莫斯科。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列宁和中央委员会派斯大林到那里去组织输送粮食。斯大林把那些腐化堕落和办事不力的官员撤了职，解散了一些不必要的革命委员会，任命了一些政治委员去整顿劳工和运输组织，以确保对莫斯科的粮食供应。
1918年7、8月间，伏尔加河流域一带的形势继续恶化。8月13日，斯大林宣布察里津处于戒严状态。经过充分的思想动员和大量的组织工作，察里津的工人阶级为部队提供了大量的新的战斗装备，他们修好了300门大炮，制造了11辆装甲列车和18辆装甲汽车。察里津市的许多工厂都在积极地为红军生产枪支弹药，数以万计的市民加入到挖战壕和修筑阵地工事的行列中。为了与机动性强的哥萨克骑兵作战，斯大林又组建了几个用大量机枪和大炮装备起来的加强师，原红军骑兵部队改编成更大的炮兵部队。为了有力地支持步兵和骑兵作战，组建了装甲纵队，由工人出身的英雄战将阿利亚勃耶夫负责指挥。所有这些有效的措施，大大加强了察里津的防卫能力，并且有能力在一些地段发动战役性的进攻，从而打破敌人的封锁和包围。就这样，在斯大林英明的指挥下，察里津的保卫者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保住了这座英雄的城市，保住了革命的政权。
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自左至右）旧照。列宁去世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决裂。在保卫察里津的英勇战斗中，斯大林表现出了卓越的军事领导才能、坚不可摧的意志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在战斗中，他和战友们开创了新的、更高的战略和战术范例，他们巧妙地采用了步兵、骑兵与炮兵、装甲列车和伏尔加河军舰的协同作战方式，粉碎了强大的敌人多次夺取察里津的一切企图。鉴于斯大林在保卫察里津的卓越贡献，依照劳动人民的请求，这个光荣的革命城市被命名为斯大林格勒。这是党和人民对斯大林伟大功绩的最高赞赏和肯定。
1918年10月23日，斯大林奉命回到莫斯科。为了迎接光荣归来的英雄，列宁派共和国主席斯维尔德洛夫乘专列亲自去接斯大林，而且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由于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斯大林在党内外群众中的威望日益提高。他是一位既有工作能力，又敢承担责任的、讲求实效的领导人。他虽然不是了不起的演说家，但是他的发言总是很有道理。他还是一个能克服官僚主义的重重障碍作出果断决定的人。他受到人们高度尊敬也表现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在所有代表选举中央委员会的选票上，他都是名列前茅的。这次大会还成立了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小组委员会：指导党的政治事务的5人政治局和负责人事与行政事务的组织局。斯大林同时被任命为这两个局的委员。此外，他还担任了国家监察局委员，主要负责防止官僚主义滋长这一艰巨而重要的工作。如同组织局的工作一样，他负责的新人民委员部也是承担了不轻的工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是必不可少的组织工作。在斯大林的领导和管理下，这些部门的工作很快就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斯大林很少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即使有时发表一些讲话，也大都很简洁。他是个能够冷静地分析人和局势的现实主义者，而且做出的结论通常都是慎重稳妥的。斯大林在国内战争和对波兰地主军队的战争中，作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并获得了红旗勋章。在党内，斯大林以言语文静、行动果敢而著称，被公认为是一个有决策能力和有权威的领导人。在连年的战争和革命之后，苏维埃政府面临着重建国家的艰巨任务，斯大林很明显是一个能够承担特殊责任和使命的人物。
内战之后，斯大林很快就担任了3个重要的职务：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和政治局委员。
在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党的斗争中，斯大林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活动，没有介入过多的具体经济工作；没有卷入纷繁复杂的思想斗争漩涡。他只是对这些斗争细心地观察和进行分析，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支持党和列宁，对反对派原则地评论一番。他的策略是稳妥而深思熟虑的，因而深受列宁的赏识。
斯大林最大的竞争对手托洛茨基在“十大”会议上受到批评后一蹶不振。他埋头于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很少过问政治局的工作。他的支持者从中央领导层纷纷落选。新当选的中央委员如伏罗希洛夫、奥尔忠尼启则、莫洛托夫、古比雪夫、基洛夫等人都是斯大林所信赖的人，都是斯大林的支持者。他们已陆续被安排在斯大林重点管辖的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奥尔忠尼启则是中央高加索局的领导人，卡冈诺维奇、基洛夫、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分别是土耳其斯坦、阿塞拜疆、乌克兰、亚美尼亚等地区的领导人。
斯大林的另一个有利的地位是在政治局。在整个内战时期中，政治局只有5名成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加米涅夫和布哈林。自从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人之间的联合破裂后，这个政治局成为国家的实际管理者。列宁是政府和党公认的领袖，托洛茨基负责指挥内战，加米涅夫在各方面都是列宁的副手，布哈林负责出版和宣传，而斯大林则负责党的日常管理工作。政治局是讨论重大政策的地方。另外一个机构是组织局，它同政治局一样是由中央委员会选举的，负责党的人事工作。它可以按照内战的需要，在整个军队和行政机构中召集人员、指导工作和分配工作。从1919年初起，斯大林就是政治局和组织局之间唯一的常设联络员。他保证了政策和组织之间的团结一致；也就是说，他按照政治局的指示，调配党的各种力量。
1921年，列宁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
第十一次党代表大会定于1922年3月召开。为此，列宁精心作了准备。会议通过了列宁在开幕式所作的报告中提出的各项方针政策，列宁本人带病参加了开幕式和闭幕式大会。党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即1922年4月3日，宣布了任命斯大林为总书记这一新的职务。设立总书记这一职位，目的是协调复杂的党内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另一种打算是，将行使书记处能够对全体党员进行更加严格的考察，并保证以后可以仔细挑选出更合格的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
显然，在知识能力和威望上看，能胜任这一关键职位的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斯大林了。政治局主席加米涅夫以政治局的名义提名斯大林，这一提议毫无疑问是得到党的最高领袖列宁支持的。莫洛托夫和古比雪夫被任命为斯大林的助手。这项任命作为例行公事在报刊上宣布。这时，斯大林既是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组织局的成员，又是书记处成员，他成了当时唯一身兼四职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人。这4个机构密切相关，使党和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这就为斯大林成为列宁的接班人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被任命为总书记之后不到两个月，列宁就不能再直接领导党的政府的工作了。1922年5月底，他的动脉硬化症第一次发作。他几乎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于是便被从克里姆林宫送到莫斯科效外治疗、休养。52岁的列宁进行了一次手术，把1918年范尼娅·卡普兰行刺他时留在体内的一颗子弹取了出来。这次手术显然有希望使他的健康状况得以好转。然而不幸的是，他的动脉硬化症发作了。由于列宁顽强地与病魔作斗争，加上良好的治疗，这年仲秋，列宁又可以重新工作了。然而不久，即这一年的秋末，疾病第二次发作使他丧失了行动的能力。1923年3月，列宁又第三次发病。直到1924年1月21日逝世。
列宁去世后，苏联的革命事业又处在了一个紧要关头。这个时期，急需要有一个新的政策来激励苏联人民承担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一把他们的国家从十月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这个政策就是斯大林提出的“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这个呼吁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和感染力，它在党内外激起了革命的新热情。这个政策宣告：苏联人民不依赖西方。相信自己的国家有能力独立自主地创造自己光辉的未来，将一个长期落后的俄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社会主义新苏联。
在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上，充分讨论并通过了斯大林提出的“在一国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政策。斯大林认定别无他路可走。工业落后而规模又小，农业原始而产量又靠不住。共产党的政权受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资本主义国家一旦作好准备，就会发起进攻，消灭共产党，摧毁革命的成果并奴役人民。他博览群书，通晓俄国的历史。斯大林深深地懂得，每当俄国国力衰弱，领导无力的时候，它就会遭受外国列强凌辱的命运。
在发展工业、实现农业集体化和建立强大经济的过程中，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否则，新生的革命政权就很难安全地、自豪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斯大林与其洛夫（左二）、奥尔忠尼启则（左三）等在一起。这两位斯大林曾经的密友，后来在肃反和清党运动中被斯大林无情地清洗掉了。农村经济政策的实施，取得了初步的成功。连续两年的丰收使粮食产量明显提高。农业税的调整以及国家和合作社的收购组织效率的提高取得了成果。1926年7月～1927年6月一年间的粮食收成达1，060万吨，而前一年只有840万吨。不仅生产和销售了更多的粮食，而且国家的粮食征购量也增加了。这意味着2．75亿卢布的出口目标已经基本达到。
此时，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第十五次党代表大会的指示，正在制定一项全面发展工业的计划。该委员会在农业发展估算的基础上，设想了工业的逐步发展。5月底，斯大林向党提出了他的集体化和迅速工业化的新政策。他把这当作是一个挑战，是国家唯一可行的道路。
1928年12月底召开的第八次工会代表大会正式批准了工业化计划。
第一个五年计划就其范围和成就来说，实在是人类历史上一次最伟大的计划经济的尝试。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的指标，但成就依然是巨大的。而且，这一功绩在4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
在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苏联立刻投身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提出了5倍于第一个计划时期建设的新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然而，正如斯大林所说的，这一任务“无疑是比较容易了”——今后的任何五年计划都不会有第一个那么困难了。五年计划成了这个国家前进的模式。
托洛茨基的“铁箍”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了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像洪流一样汇集在彼得格勒，在这块革命圣地上，他们从事着前所未有的共同事业。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相识与共事的。在内战前后，这“两位杰出的领袖”得到了列宁一视同仁的信赖。并被最早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从一开始，他们就在一系列观点上产生了明显的分歧。
不过，列宁健在时，双方的争论总是谨小慎微并有所节制的。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尽量表现得宽厚、客气，不带个人色彩。这甚至使托洛茨基颇受感动。那时，他曾对一位外国记者说：“斯大林是一位勇敢而诚实的革命家。”
托洛茨基在“十大”受挫以后，态度消沉，一度在家养病，并从事写作。他几乎与政治局的同事断绝了联系。与他人的一切矛盾也似乎烟消云散了。
在政治局里，斯大林显得比较谦虚，对任何人都不动声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没有对斯大林产生任何戒心。他们仍把托洛茨基当作主要对手。这使托洛茨基逐渐在中央委员会里受到孤立。但是，在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中，托洛茨基仍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和崇拜者。他们不断地串连、活动，在下面组成了一支不取得多数，总书记斯大林总是先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碰头，然后再由总书记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秘书处的工作人员私下里把这种“三人碰头会”称作“铁箍”。有一次，在政治局会议上，季诺维也夫与托洛茨基争吵起来，托洛茨基气得火冒三丈，布哈林出来调解。下面的工作人员则对托洛茨基说：
“难道您没有看出来您掉进了‘铁箍’？您的戏法吃不开，您是少数。”
1923年10月8日，托洛茨基在党中央会议上公开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在会上说：俄共（布）十二大后形成的制度离开工人民主的距离比战时共产主义时期还要远得多。他指责党的组织体制是书记等级制；认为党的领导机关已经官僚化。他还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寄去一封言词激烈的信，阐述自己的理论观点。后来，他还召集了一些支持者和原来的反对派成员到他家开会，批评党的组织是“如同军队式”的官僚机构，要求自上而下地撤换党的负责人。他主张废除“禁止党内派别活动”的决议，争取得到更多的言论自由。不用说，托洛茨基的斗争锋芒是直接指向总书记斯大林的。表面上看，争论的焦点是宏观的政治、经济问题，是理论、观点上的分歧，但双方心里都十分清楚，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只有年轻有为的理论家布哈林等人才把这场争论看成是党内纯理论上的路线斗争，布哈林当时坚定地站在党的立场上，也就是总书记斯大林的一边，与托派分子展开了坚决的斗争，斯大林在斗争中始终处于多数地位。斯大林十分善于因势利导，注意发挥年轻党员和各级领导人的作用，在总书记周围聚集了一批党的积极分子和骨干，而托洛茨基始终处在被动的地位。
托洛茨基并没有就此退却。他召集了一些观点一致的老党员联合签发了一份“46人声明”。他们的声明信的内容是很尖锐的，是毫不客气的，正如过去批评列宁时一样。声明指责中央“没有继续前进的计划”，执行的是“工业硬性集中”、“收紧对农民的政策”、实行“劳动军事化”的经济路线。
奥尔忠尼启则成为了路线斗争的牺牲品。他自杀后，斯大林亲自为其抬棺送行。总书记斯大林仍然不动声色，他仔细地注视着对手的活动，让对手尽情出击而不对他进行反攻。直到托洛茨基把党内斗争扩展到全国的时候，斯大林身先士卒，他率领中央一班人马前往全国各地，组成强大的反托攻势，在各地党组织的会议上对托洛茨基进行猛烈的批判。参加这个批判大军的有：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加里宁、捷尔任斯基、基洛夫等。他们都是政治理论家、党中央的铁腕人物和权威人士。广大党员和基层干部站在党中央一边。只有在知识分子较多的大学支部才有托洛茨基的市场。
在1924年1月17日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报告中第一次宣读了党在十大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中的第7条。这条规定是列宁亲自起草、并在十大会议上通过的。但这一条一直没有公布于众。现在，斯大林把它公开出来，用以反对党内派别活动。这是打击反对派的一发重型炮弹。对于托洛茨基来说，这确实是致命的一击。在报告中，斯大林从总体上列举了托洛茨基的六个错误。他说：第一条错误就在于：托洛茨基发表的文章与中央委员会的决议相对立。在斯大林罗列的这六个错误中，最根本的也是斯大林最敏感的只有一条，那就是托洛茨基不该指出“党的机关存在官僚主义”。
斯大林始终举着党和列宁的旗帜，他在党内始终占据着被多数拥护的优势地位。由于他善于诱导和发动党员群众，支持托洛茨基的人越来越少了。
在1924年5月23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又一次对托洛茨基进行了系统而严厉的批判。此时，列宁已经逝世，斯大林对反托斗争更加充满了信心。
托洛茨基在党的会议上连续受到谴责以后，感到心灰意冷，无心过问党中央的工作。由于身体和情绪的原因，他离开莫斯科，到乡间养病，并从事理论研究和写作。
1925年1月，托洛茨基被解除了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而且没有委派其他工作。这对托洛茨基来说，简直是无法忍受的。从性格上看，他是个不知疲倦的工作狂，他不甘心过清静悠闲的日子。
1925年春，托洛茨基来到克里姆林宫要求工作。于是，他得到三项任命。电气技术管理局局长、工业科技委员会主任、租赁委员会主席。一个在政治上颇有建树的理论家将要去改行搞业务工作。这跟托洛茨基的能力、经历和威望似乎根本不相称。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对于政治上的失败者，这已经是宽宏的处理了。于是，他接受任命，开始从事技术工作。
为了彻底击败对手，斯大林不知花费了多少个日夜，刻苦钻研列宁著作和党内斗争的历史，并由此总结出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联共（布）是通过克服党内矛盾而成长和巩固起来的。以斗争来克服党内意见分歧是我们党的发展规律。”
1926年12月7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作了一篇题为《再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的长篇报告。这篇报告，加上12月13日的结论总共约有8万字，大约是斯大林一生中所作的报告中最长的一篇。其内容都是针对反对派的。
反对派面对这种强大的舆论压力，几乎要土崩瓦解了。他们的首领暂时放弃了行动计划，两派处于一段休战状态。1927年初的几个月，斯大林的反对者季诺维也夫在考虑向斯大林投降，托洛茨基还在等待新的进攻时机。党内显得少有的平静。不过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由于和斯大林的矛盾，由于和“联合反对派”的共同活动，托洛茨基终于遭到噩运。1928年1月，4名便衣警察敲开托洛茨基的房门，强行将他带走。托洛茨基拼命反抗，但无济于事。当他们把他拖到楼下时，秘书急切地想要阻拦。结果，秘书也被逮捕了。
托派支持者听说1月16日将要把托洛茨基流放到中亚去。他们提前赶往火车站，他们在车厢顶上竖起一幅托洛茨基本人画像。此时有人截住火车，抓住车厢，要与托洛茨基见面，引起车站上一片混乱。警察逮捕了一些闹事者，而托洛茨基仍在看守所里等待着。警方通知他启程日期延至两天之后。可是，第二天上午，警察就向他出示了逮捕证，并宣布立即押往阿拉木图（靠近中国的新疆省）。由于这次的保密工作很成功，火车站上空空荡荡，火车顺利地开到目的地。
阿拉木图在天山脚下，伊犁河畔，它与中国接壤，居住着稀疏的哈萨克人。他们喜爱打猎和捕鱼。托洛茨基也分享了这种乐趣。在那里流放的一年中，他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景，尽管在远离首都的边塞，托洛茨基几乎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工作。他与远方的老朋友、老部下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书信来往。即使是在他得知自己的26岁的小女儿尼娜去世的消息时也没有停笔。
托洛茨基的干劲和顽强精神使斯大林感到震惊。斯大林下决心切断他与莫斯科的联系。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很多人给托洛茨基发去慰问的电报，而他却一封也没有接到。
12月中旬，莫斯科的特派员专程来到阿拉木图，向托洛茨基提出口头最后通牒，勒令他彻底停止一切活动，否则将会改变他的生活条件和居住地点，使他完全脱离政治生活。
听完这个口头通牒后，托洛茨基立即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态度十分强硬的公开信。
信中表示他决不会放弃政治斗争，并指责斯大林派在搞“赤裸裸的‘热月政变一。信中充满了反抗的激情和对斯大林的控告，字里行间表现出对斯大林的轻蔑和鄙视。
斯大林会见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随后两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封约6，000字的复信迫使斯大林不得不下决心把托洛茨基开除国籍。
1929年1月20日，内务部的10余名武装警察来到托洛茨基的住所，向他宣读判决书。该判决书说：
“经审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一案，据刑法58条10款，被定为反革命案，该犯犯有组织反苏维埃非法政党的罪行。该党近期活动旨在挑拨反苏活动，并策划反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判决将公民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驱逐出苏联国境。”
两天以后，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儿子随押送人员启程了。经过几番周折，直到3月初，他们乘坐的“伊里奇”号货轮才开到目的地——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从此，托洛茨基开始了长达11年的流亡生活，先后在土耳其、法国、挪威、墨西哥等国居住。他与斯大林的斗争始终都很激烈，一直到他1940年遇刺身亡为止。
斯大林认为，苏联的经济成就越大，资本主义、阶级敌人的破坏企图也就越大，因此，必须时刻保持警惕，以肃清这些敌人。于是，在“揭发和铲除人民敌人”的号召下，一场大规模的肃反和清党运动在全国、全党轰轰烈烈地展开了。斯大林要挖出隐藏在党内外的一切敌人，一个不留地全部肃清。一场震惊世界的肃反运动持续了4年之久。由于斯大林认识上的偏差，由于坏人乘机钻进了掌握人民生死大权的肃反部门，使得成千上万的人遭到了无辜的株连。
1937年1月23日，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次表演性质的大审判。17名被告被说成是反苏托洛茨基中心的领导人。他们勾结德国和日本政府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们的主要阴谋是破坏经济。托洛茨基被指责为这一阴谋的可恶的指挥者。
总检察长维辛斯基操纵着这次审判，他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显得沉着而温和，因为被告人的表现使他感到轻松。一个目睹公审现场的人后来这样写道：“所有的被告好像都在争相往自己的头上堆加罪名——‘是我的莫大罪过’。几乎用不着让他们同原告对质。”结果，所有受审的人都被判为有罪，其中13人被枪决，4人被判处10年徒刑。
这次审讯后不久，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就死了。奥尔忠尼启则是斯大林最老的同事和朋友之一。1912年，是他向列宁谈起了斯大林并帮助把斯大林首次选入中央委员会。10年以后，他们合作解决了格鲁吉亚问题。在反对各类反对派的斗争中，他都热心地同斯大林合作，并且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奥尔忠尼启则接受斯大林的领导，但作为一个老同志，并作为政治局委员和主管重工业的人民委员，他直言不讳。据说，他是唯一向斯大林提出反对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活动的人，并为一些被捕的人说情。但是，随着他的对手和敌人拉夫伦季·贝利亚的影响和地位的上升，他的影响却下降了。
1937年2月17日上午，奥尔忠尼启则和斯大林见面时大吵了一架。他气愤地抗议内务人民委员部根据叶诺夫的指示搜查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处。斯大林冷静地回答说：“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可以搜查我的住处。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奥尔忠尼启则无疑抱怨了这次清洗运动以及对他的朋友和人民委员部中的高级干部的逮捕。两个人显然都发了脾气，长期的战友情谊和同志般的友情从此破裂了。
奥尔忠尼启则回到了他的办公室，伏案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两点钟才回到自己的住处。根据他的妻子齐娜伊达·加甫利洛夫娜的证词说，他后来不肯起床。起床后又拒绝会见来访的朋友，也不吃饭，而一整天都在那里写东西。下午5点半的时候，她听到了枪声，就跑进房间，看到他已经死了，床单上溅满了鲜血。她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斯大林在政治局的其他委员以及叶诺夫的陪同下来到奥尔忠尼启则的住处。
1937年2月18日，报纸上刊登了奥尔忠尼启则心脏病突然发作去世的消息。官方的诊断书是由4位有名望的医生联名签署的，其中3人不久后就被捕并被处决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除他妻子以外的家庭成员，以及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甚至连他别墅的守门员也没有放过。虽然一直有谣传，但是人们一般都以为他是患心脏病死的，直到1956年赫鲁晓夫才宣布他是自杀的。
然而，大清洗真正的结束是在1938年7月，这时，拉夫伦季·贝利亚被任命为叶诺夫的副手。他立即主管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虽然叶诺夫直到1938年12月才被调离该部去担任内陆水运人民委员。过后不久他便被处决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中的许多官员因对无辜的人搞逼供而被审判和处决了，另一些人则被送往劳改营。忠诚的党员在经历了漫长的恶梦之后对清洗内务人民委员部感到宽慰。这证实了他们的看法，即法西斯分子渗入了保安部门和政府之中，他们要对叶诺夫时期的残酷迫害和冤案负责。这种解释得到了官方的鼓励，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开脱了斯大林和政治局的责任。
斯大林直接控制着苏联每一部门的政策并投身于武装部队的建设和外交政策的执行，他不可能一直过细地掌管清洗运动。他意识到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了许多无辜的人，在“古格拉”劳改营中的有些人，许多人根本没有对党、对社会主义不忠诚的污点，是无辜的。在任何一场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中，他们是不可避免的牺牲品。但他对这种浪费人才的做法不满。飞机设计师雅柯夫列夫记述了1940年他和斯大林的一次谈话，斯大林大声说道：“叶诺夫是只耗子，他在1938年杀了许多无辜的人。为此，我们把他处决了。”
在这些可怕的年月里，斯大林显示出非凡的自制力，没有失去他的目标，他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相信，被清洗的大多数人原则上是犯了罪的，他以一种政治家的冷酷而行事。然而，斯大林不可能了解或研究这么多人的案子，他不得不接受像叶诺夫这样的他所厌恶和不信任的人的意见。然而，斯大林也会按这样的原则行事，即为了达到目的，这种牺牲是完全合理的。他还更进一步坚持认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清洗叛徒的时候，对可能造成背叛的次要根源也不能放过。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家属以及接近他们的人都被逮捕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在这里，感情和良心没有起任何作用，一切都服从于他要建设一个强大的、攻无不克的社会主义苏联这一目标。
肃反和清党运动结束之时，正是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结束和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之际。毋庸置疑，肃反和清党运动对苏联人民和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小的损失，然而，由于经济工作一直没有放松，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的良好基础，到这时，苏联仍然在经济上取得了重大成就，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30年代末期，苏联的工业力量已经赶上了德国，在矿业的总产量、基本建设和工厂设施等方面已经接近欧洲大陆所有最发达的国家。而这些国家是在外国资本家的帮助下，经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深入的工业化才成功的。另外一些大陆国家，几年之前苏联人还难望其项背，而现在已经被抛到后边去了。工业革命从苏联中部和西部发展到其他亚洲部分遥远的不毛之地。
集体农庄也开始产生积极的成果。到30年代末期，苏联农业已经克服了30年代早期的衰退；工业也终于能够大量地供给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农机具，集体农庄在不长的时间里，实现了相当高度的机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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