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

    1940年代国共内战时期，与国民党政府同美国之间稳定而密切的盟友关系相比较，中共与苏联的关系起初则十分微妙，继之在短时间内发展迅速，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新的同盟关系建立，其基础虽然薄弱，但对世界冷战格局的发展变化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对中苏同盟形成原因的探究，可以说是中苏关系研究的一大主题。

    1980年代之前，中苏关系研究者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以各自政治立场出发作政治性判断，其论点大多与官方舆论一致。对此，日本学者石井明（Akira Ishii）做过如下总结，同样关于苏联向中共提供的种种援助，苏联学者将此作为苏联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加以大力肯定，而中国台湾学者则将国民党政府失去天下的败因归之于苏联对中共的援助，另一方面中国大陆方面偏向回避提及援助，强调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中共自身努力斗争的结果。[2]这种受政治立场左右的研究，自然妨碍了人们正确了解历史。

    进入90年代后，随着中国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录、年谱、文件汇编以及俄国档案的公开等，相关史料空前丰富，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中苏同盟关系确定这一阶段的中苏关系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进入这一时期后，有关中苏同盟关系的研究才开始真正学术化，并不断得以深入。由于有关研究数量众多，侧重面也各有不同，很难做一简单划分。如果以对中苏同盟成因的分析为一个观察角度，笔者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种。前一种强调意识形态为主导要素，认为中共和苏联相同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两者走到一起的最主要因素，持这一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旅美华人学者盛慕真（Michael Sheng）、陈兼（Chen Jian）等人。另一种则认为促使中苏两者结成同盟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双方现实利益的一致加上国际形势的外力作用，代表学者有沈志华，杨奎松等。[3]

    这一时期有关中苏同盟形成的研究，虽然侧重时期各有不同，但都有一共通点，即注重从国家层面，具体而言从领导人的战略意图以及双方的政治交涉来考察中苏同盟关系的成因。通过上述学者的不懈努力，人们对该时期中苏高层的政治活动的了解和认识有了质的飞跃。

    但同时，由于上述研究过于侧重从领导层角度观察中苏两者关系的发展过程，而忽视了对地方层面的两者关系的考察，容易形成一种认识错觉，似乎中苏同盟关系很大程度上仅是双方领导者的战略意图的产物。事实上当我们回顾历史，就会发现直至中苏双方缔结同盟关系之前，双方领导机构之间很难称得上一直存在着良好的默契关系，更多的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再加上有关国共内战时期中共与苏联双方的合作援助关系的研究不充分，所以仅透过双方领导层的视角，我们观察到的中苏同盟关系形成过程就显得突兀而充满跳跃性。

    如果对内战时期的中共与苏联关系作一个纵览，我们会发现中共与苏联之间的援助关系尽管缺乏像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那种长期稳定的特点，但在特定时期、特定地区两者之间还是维持着一定的援助。如始于1946年下半期的苏联同中共东北局之间的易货贸易，以及1948年间苏联派遣数百名技术人员，帮助中共修理北满地区的铁路等。尤其在大连旅顺地区（后称旅大地区），苏联红军根据国民政府与苏联之间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于1945年8月22日进驻旅大地区，并于短短两个月后便主导成立了中共地方政权。之后，直到1948年底中共控制整个东北地区为止，苏军当局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在物质、军事、政权建设等方面均给予了中共方面很大的援助，两者之间确立了紧密的合作体制。

    驻旅大苏军以军事管理名义对该地区实施统治，旅大中共通过地方政权配合苏军实行行政管理。两者之间除了通过开办中苏合作企业展开经济合作以外，在苏军的认可下，旅大中共还利用当地发达的工业设施基础将大连发展成为重要的工业生产基地，在整个国共内战时期，为中共各解放区提供了武器弹药等大量的军事物资。国共内战初期的1946年10月至次年6月，面对国民党军队针对辽南半岛的战略进攻，中共军队一时不敌，退入紧靠苏军控制的旅大地区的“岗边”地区，依靠苏军的威慑作用得以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下保存实力。[4]除此以外，苏军还屡次拒绝了国民党政府希望从大连登陆东北以及接受大连行政权的要求，从而不仅保证了中共对旅大地区本身的控制，对整个东北战场的国共军事对抗也起了很大影响。

    旅大地区对中共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上述的直接援助。苏军在该地区实施的社会主义体制经济管理模式，以及包括《实话报》在内的一系列对外宣传，给处于政权建设摸索期、缺乏工业大城市管理经验的中共提供了宝贵的国家建设的样板。

    值得强调的是，旅大地区的苏军当局支持中共的姿态自始至终一贯鲜明，毫无反复，这在当时国民党占绝对优势的现实之中，对中共而言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对此，整个国共内战时期，旅大中共全力配合驻旅大苏军，以求牢牢把握住苏方的支持。就苏联方面而言，为在东北地区排除美国势力的进入，唯一可选择的合作伙伴也只能是中共，由此两者在旅大地区开展了紧密的合作。

    但与此同时，旅大地区的中苏两者之间在政治需求、经济利益上也存在着诸多的分歧和矛盾，这些分歧和矛盾不仅给双方都带来了大量的不愉快的经历，而且还引起了多次冲突，事态甚至发展到了1947年11月中共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刘顺元在苏方的强烈要求下被撤职的严重程度。[5]

    从某种角度讲，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利益分歧与矛盾有着一定的必然性。首先就政治需求而言，中共需要在已控制地区制造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气氛，而从苏军当局角度看来这无疑是自找麻烦，会迫使苏联在国际舆论及对华外交方面陷入被动局面，故自然不会在这方面为中共提供帮助。正因为此，苏军在1948年中共在东北地区取得全面军事优势之前，在旅大地区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压制中共方面的政治诉求。至于经济利益方面，中共与苏军两者均存在着如何将大连有限的工业资源最大化地为各自服务的迫切需求，双方不断指责对方过当地利用当地资源，不满情绪强烈。[6]

    共同的利益促成了中共与苏联的合作，而合作又隐含着结构性的冲突和矛盾，这两点构成了旅大地区中苏关系的主要基调。把握国共内战时期在旅大地区的中共与苏军两者关系的具体特点，对加深理解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有着不可低估的意义。

    迄今为止，将视点聚焦于地方层面的中苏研究为数不多，其中以旅大地区为考察对象的研究主要有汪朝光和日本学者石井明。两者从不同角度对国共内战时期的旅大地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但对同期中共与苏联在这一地区的合作关系均涉及不多。石井明的研究通过国民党方面的资料，以国民党同苏联的关系为重点，对国共内战时期围绕旅大地区的苏联、国民政府、中共三者之间的攻防、外交交涉做了详尽的描述，并着重分析了苏联的战略意图。而汪朝光则着眼于苏军进驻旅大地区初期围绕大连接收问题苏军、中共、国民党三者之间的争夺过程，侧重分析国民党与中共各自成败的原因。[7]另外，薛衔天的专著《中苏关系史（1945～1949年）》对旅大地区的中共、苏联合作体制有着相当详细的叙述，但没有涉及双方合作中矛盾的一面。[8]

    本文试图以《实话报》为切入点，通过在《实话报》工作过的中苏人员回忆录、当事人的口头访谈录，以及有关该时期的中共党史资料等三方面的材料，将《实话报》内部的中苏人事关系、双方围绕编辑方针而产生的分歧及其解决过程作为主要考察对象，来把握该时期中共与苏联地方层面关系的特点。

    本文之所以选择《实话报》作为考察对象，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实话报》对当时苏军维持在旅大地区占领的重要意义。苏军进入东北之后拆运大量工业设备、掠夺当地居民财物、强暴妇女。其一系列行为使得自身形象一落千丈，在美国等国际舆论支持下，同一时期在中国国内要求收回大连行政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苏联在中国日益举步维艰。面向今后长达30年的统治，如何争取当地民心，成为旅大苏军当局面对的首要问题。对此，旅大苏军采取了诸种政策。在意识形态宣传方面，在中共方面的大力协助下，旅大苏军当局于1946年8月创办了面向中国民众的中文报纸《实话报》。此后，在至1951年8月停刊为止的5年中，苏军通过这份报纸对外展开了全面宣传苏联的工作。如果说苏军在当地实施的一系列行政措施、经济行为是其硬的一手，那么通过办报宣传提高自身形象、增加亲民度则可以说是其软的一手，其对维持、巩固苏联在旅大的军事占领所起的作用，同前者一样不可低估。

    二是，《实话报》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共与苏联合作的基层机关，其人员构成及运营情况，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中苏合作体制的特点。出于报社的行业特点，中共与苏军的采编人员需要在日常工作中不断进行频繁的意见沟通，其紧密程度在各种行业中当属特殊。而中共与苏方围绕报道、编辑，各自不尽相同的利益需求很多情况下会发展成为尖锐的意见对立和冲突。通过考察如何在日常报道宣传工作中处理彼此间的意见对立，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基层层面的中苏合作获得具体认识。

    苏联与中共、国民党政府间的三角关系

    在介绍《实话报》的具体情况之前，有必要对当时旅大地区中共、国民党及苏联三者关系的状况先做一简单回顾。

    苏联红军1945年8月中旬进入中国东北全境，至翌年5月，除旅大地区以外全部撤回本国。以苏军的撤军为分水岭，可以观察到撤军之前苏联驻军对中共和国民党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摇摆不定，变化较大。这一期间苏军也对中共提供了不少援助，但并不稳定。5月过后，驻留东北的苏联红军仅限于旅大地区，人数为1万左右。在其后的国共内战期间，中共与苏联之间的基层组织层面的大范围接触仅限于旅大地区，同这之前相比，这一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较稳定，起伏不大。

    （一）苏联同国民党的交涉

    二战结束后，苏联通过雅尔塔条约以及同国民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保证了自身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其中包括了苏联对旅顺军港的控制权和对大连港的使用权。

    1945年10月13日，在苏军进驻东北一个多月后，驻东北苏军统帅部与国民政府驻东北代表开始围绕国民政府接收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展开多次谈判交涉。苏军当局为巩固扩大自身在东北的经济利益，同时将美国势力排除于东北之外，对国民政府代表提出实行经济合作，要求以股权对半的形式将东北所有的日本企业进行中苏合营，并坚持以经济合作为解决东北接收问题的前提，对国民政府的东北接收消极对应。

    苏军进入东北后，将东北地区大量的工业设施作为战利品运回苏联，给东北经济带来巨大打击，激起中国民众反苏情绪，而国民政府接收东北又受到苏军的消极阻挠，因此国民政府难以接受苏联的全部要求，双方谈判僵持不下。11月中旬，国民政府向苏联施加外交压力，苏联不得不做出让步，逼迫中共军队撤出已控制的各大中城市，使得国民政府军短期内接收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城市成为可能。但是经济合作谈判并没有取得结果。

    进入1946年后，由于苏军迟迟推延撤军，加上关于苏军的负面报道不断增多，中国民众的对苏不满情绪日益强烈。2月11日，为牵制苏联与国民政府谈判，美英两国公布了雅尔塔条约内容，进一步刺激了中国民众的反苏情绪，2月下旬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反苏示威运动。苏联从而失去了通过经济合作谈判来扩大自身权益的可能性，为争取在国际社会上的外交主动性，苏联被迫加快撤军速度。苏军在撤军之际，主动为中共军队的东北接收创造条件，希望藉此牵制国民党，进而遏制美国势力进入东北。

    苏军进入中国东北之后，最初希望通过同国民政府的正式外交谈判进一步保证和扩大自身在东北地区的权益，由于其要求远远超出国民政府所能接受的范围，加上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苏军的这一目的最终没有实现。

    （二）苏联同中共关系的确立

    虽然苏联同国民政府围绕东北接收、经济合作的谈判交涉未果，二者关系由此日益冷却，但这并未带来苏联同中共关系相应的快速升温。长期以来，中共与苏联之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隔阂。二战期间，苏联向国民党政府提供了大量军事援助，而提供给中共方面的军事援助则极其有限，对此中共大为失望。苏德战争进入相持局面之后，斯大林数次希望中共在中国加强对日攻势，希图减轻日本军事力量对苏联远东地区的威胁，但都被毛泽东以自身的军事力量薄弱为由而挡了回去。[9]

    苏联对日宣战后，虽然中共方面事后才从苏方得到通知，但仍然欢欣雀跃，觉得苏联出兵东北将给中国国内的局势带来巨大转机。[10]中共在苏联出兵后，短时期内迅速调兵遣将挺进东北。进入东北各地的中共军队和苏联红军之间初次接触。关于这一时期中共与苏军之间的关系，已有不少论文涉及。[11]由于苏军指挥部没有明确指示，驻东北各地苏联红军对待中共军队的态度参差不一，有的友好，有的则抱以警戒心理，[12]部分苏军向中共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日军武器装备。[13]9月中旬，驻东北苏联红军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ii）元帅派代表前往延安，同中共领导人沟通，表示默认中共军队进入东北。[14]以此为契机，中共中央旋即改变原有的南下计划，提出“北进南防”，从解放区迅速调派10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挺进东北。然而这之后直到1946年春季苏军撤离东北为止，苏军当局又数次改变对中共的态度。对于苏军的反复变化，中共方面因自身力量薄弱，只能被动接受现实。同时国共内战时期苏联对中共的援助自始至终都是低调进行，尽量避免公开。旅大地区的苏军当局和中共就是在这样的局势下开始彼此间的合作关系的。

    （三）旅大地区中共与苏军当局的合作与矛盾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大，旋即实施军事管理。苏军占领初期，旅大地区由于日本战败出现了权力真空状态，地方上出现了众多的以维持治安为名成立的武装组织。这些武装组织大体可分为国民党、中共及地方零散武装三种。国民党方面中较有代表性的有大连地方治安维持会，最初由日本占领时期商会会长张本政等人率先成立，随后由进入大连的国民党接管，成为其一部分。该组织在得到苏军当局的承认之后，还获得了武器供应。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后的一个多月中，获得苏军当局承认的当地武装组织基本为国民党统属，而中共方面虽有多支武装力量，除了原共产党员唐韵超组织成立的大连职工总会以外，其他均没有获得苏军当局承认，被迫撤离大连。其中一部分在向旅大地区以北转移过程中，有的组织负责人被苏军当作不法地方武装势力而遭杀害，组织被迫解散，还有的与苏军发生武装冲突，出现伤亡。[15]

    时过一个多月，苏军政策发生急剧变化。10月上旬，大连苏军司令高兹诺夫（Koznov）向受中共东北局派遣来大连的韩光（后任中共旅大地委书记）表示，希望中共来掌握大连。[16]10月中旬，苏军以国民党反苏为由，将国民党大连支部的负责人汪渔洋等人逮捕，旅大地区的国民党势力不得不转入地下。11月初由苏军任命、实际由中共干部控制的大连市政府正式成立。[17]

    表面上为地方自治政权、实际由中共控制的旅大地方政权建立后，中共与苏联在该地区的合作体制开始走上正轨。旅大中共通过设立中苏友好协会、妇女建国会、青年联合会等一系列机构，并将不断进入旅大的中共干部派往各机关、学校、电台及新闻报社等举措，力图牢牢把握住旅大的地方政权。在对外方面，旅大中共考虑到苏联的外交立场，直至1949年4月1日才公开中共的身份。[18]

    在苏军当局的许可和援助下，旅大中共开始了以军工产业为中心的企业生产，将大连成功发展成为中共的大型后方基地。在武器生产方面，除了从苏军当局接收的大连化学工厂、大连钢铁厂以外，中共还建立了名为“建新公司”的大型兵工厂。整个国共内战时期，建新公司研发、生产了大量的武器弹药，不断提供给在前线作战的中共部队。[19]另外，通过中共华北局等各大解放区在大连设立的办事处、贸易机构，大连还为各大解放区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工业物资。

    为促使当地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旅大中共于1947年开始，同苏军当局以合作经营的方式开办了四家企业。合办这四家企业的背景情况是，当时大连的大多数大型企业处于停产停工状态，而中共方面仅有的资金只能集中投于军工产业，无力担负起一般企业的恢复生产。同苏军合办企业，不仅能够解决启动资金的问题，更主要的是由于大多产品销往苏联，解决了销路问题，从而带动大连的产业进入复苏期，同时促进了工人就业问题的解决，并保障了其收入。[20]

    1946年11月至1948年期间，由于国民党军队的经济封锁，旅大地区出现严重的粮食供应不足情况。一方面中共大连党委采取了组织干部参加农业生产等一系列对策，另一方面苏军当局亦从海参崴调拨了大量粮食运往大连，竭力解决当地的粮食不足问题。

    正如上文所述，中共同苏军，两者在行政及经济建设方面开展了紧密的联系，相互之间的合作关系一时间显得非常顺利。但同时两者之间亦存在不少性质严重的问题。

    首先是苏军不仅将东北境内大量的工业设备运回苏联，而且苏联军人强奸当地妇女和强抢中国人财物的恶性事件屡有发生。这种状况引起了包括一部分中共干部在内的广大旅大居民的强烈不满。[21]对于苏军的胡作非为，旅大中共地方党组织负责人异常愤懑，他们不断向苏军当局提出意见，强烈要求苏军整肃军纪。对此苏方的回答大多避重就轻，回避自身的管理责任，缺乏改善中国民众受害状况的迫切感。[22]虽然其后苏军当局开始采取严惩部分当事人，驻军人员逐批换防等措施，但苏军违法乱纪现象并没有立刻好转。直到1946年下半年，上述情况才有所改善。在苏军进驻旅大地区最初整整一年中，当地居民一直生活在受迫害的阴影下。[23]实际控制地方政权的旅大中共，对苏军的约束力也是非常有限的。

    其次，苏军对旅大中共的活动采取种种限制，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极大不满。苏军当局除了禁止中共在当地开展土地改革以外，还对包括中共系统的报纸在内的当地发行的报纸实行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对此，苏联以其与国民政府之间的正式外交关系为由竭力说服中共干部。

    除此以外，“苏军进驻旅大的前4年，旅大地区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都要由苏军过问、审定，包括市级政权的主要领导人的安排都要经过苏军同意……苏军要求中共旅大党组织作某些事，只能服从和执行，一般不能问为什么，不准拖延，更不准更改或搁置不办”。[24]根据当事人的回忆，苏军当局不仅对重要事项，而且对于细小琐碎事务也横加干涉。加上一部分苏军干部居高临下的态度，中共干部的反感情绪逐步强烈。[25]时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的刘顺元等中共干部对苏军当局的做法感到不满，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1947年9月，苏军当局以刘顺元等人不服从苏方的指令为理由，强烈要求中共方面撤换刘顺元。[26]中共没有对此表示反对意见，而是很快撤换了刘顺元。此事以这种处理方式而告终。[27]

    以此为契机，中共旅大地委于同年10月召开了地委全体成员参加的“十月会议”，力图统一党内的认识。会上，地委书记韩光在作总结发言时首先强调了旅大地区是苏联海军军事基地，进而把旅大地区中共的任务明确为“按照苏海军根据地的要求进行工作，而不是建设解放区式的解放区”。会议作出了凡事优先苏联方面的决议。[28]关于刘顺元等人的撤职问题，“十月会议”承认旅大地委自身对配合苏军当局工作的必要性认识不足，因此主要责任在旅大地委本身。[29]以此，对苏军方面表示了相当低的姿态。

    “十月会议”之后，中共旅大地委的路线方针通过县级党组织的会议传达到旅大地区的中共基层干部，与此同时，统一党内干部对苏认识的活动一直持续开展到第二年的6月。1948年6月，中共旅大地委召开了“六月会议”，再次强调了“十月会议”的方针。[30]在持续的思想工作与行政指导的双重作用下，普通中共干部的对苏认识发生了变化，从而保证了中共对苏合作路线的贯彻执行。

    早在旅大中共党组织确立之初，中共中央即对东北局发出指示：要“使苏联在履行中苏条约上，毫无困难之处。这是击破美蒋外交攻势，打退美国干涉中国内政阴谋的必要条件。”[31]根据这一基本方针，中共旅大地委从一开始就对苏军方面采取了主动配合和妥协的姿态。其后的“十月会议”和“六月会议”也可以理解为是对这一路线的具体落实。但随着旅大中共自身力量的增长，其对苏合作态度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共在肯定苏军优先地位的前提下，开始表述自己的意见。

    1948年3月，旅大中共向苏军当局提交了题为《关于联共与中共同志在完成巩固苏联海军基地共同任务中的工作关系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意见书。意见书首先对苏联方面的支援表示谢意之后，紧接着在经济贸易以及日常业务两方面指出苏军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提出了中方的改善方案。关于涉及两者根本利益的经济问题，意见书在肯定了“苏联军事当局在本区经济上应占首要地位”这一前提之后，阐述道，“在关东地区的中共也须有其一定的经济利益，以负起其在中共革命战争中的支援战争任务。其次，关东地区百万人民的经济利益也须予以一定的照顾”。以此着重强调了自身需求的重要性。[32]

    意见书提交的次日，中共与苏军当局的负责人举行了会谈。会谈中，中共方面的代表对之前苏联方面的发言提出了意见，“希望苏联同志亦向中国同志学习了解中国情况，中国党一些工作方式方法，因为这一方面中国同志亦知道多一些”。[33]同以往相比，此次中共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开始正面强调自身的意见，要求苏军重视中共方面的利益诉求。

    1949年5月，中共控制东北全境半年后，旅大中共就过去三年对苏合作工作进行总结时指出：“我们与联共同志的关系是不够正常的，不够协调的，互相间不够信任的”，这个责任“主要应由我们中国干部负责”；同时对苏联方面也提出了“联共领导同志工作作风不够民主，命令多于说服，强制多于劝告”等批评意见。[34]能够采取这种挑战性的态度，这在刘顺元被迫辞职的1947年时是很难想象的。

    中共与苏联在实话报社的合作关系

    以上是对旅大地区中共与苏军合作背景局势的说明，下面笔者将聚焦于《实话报》的方方面面。

    （一）《实话报》概况

    实话报社成立于苏军进驻旅大地区一年后的1946年8月14日。关于其成立过程的具体情况，根据原报社苏方人员安东诺夫（Antonov）[35]的回忆，最初是由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申请，苏共中央书记将此申请提交政治局批准。[36]一份报纸的出版事项得到中央首脑部门的审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苏方的重视程度。

    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局的决议，《实话报》的发行区域限定为旅大地区。不过由于个人购买的报纸带出旅大地区并不受限制，实际上不仅是中共控制下的各解放区，而且包括上海、香港等其他一些地区都能够看到该报。《实话报》的最大发行量曾达到2万份，相比同一时期旅大地区的其他两份主要报纸《人民呼声》和《关东日报》，发行量居中。[37]

    实话报社在其他地区没有销售权限和网络，旅大以外地区的销售发行实际上由中共北京市委承担。驻旅大地区的中共各解放区办事处，以及为购买武器弹药而专程前往旅大地区的中共人员，在每次离开旅大时都会购买大量《实话报》带回各自所在地区，客观上促进了《实话报》在旅大以外地区的发行。《实话报》创刊伊始，便收到了为数甚多的订报咨询，创刊当天的报纸很快便销售一空，读者的反响超出了报社的预想。[38]

    《实话报》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恐怕同其不仅详尽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大力宣传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头羊的苏联的各方面先进经验有关。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大多译自苏联知名理论家的论文，因此在读者看来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在中共各解放区，《实话报》成为中共干部的重要理论学习教材。[39]对苏联先进经验的介绍则是从党的基层组织的运作、工会组织的设立及运作，到工农业生产建设等，无所不包。在解放区，《实话报》中有关苏联农村和工厂管理经验的报道根据其内容被编成不同的小册子，作为干部的学习资料而被广泛使用。大连的新华书店也将《实话报》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教育、经济等文章分门别类编辑成册出版发行。这些小册子大多仅在封面上标以“大连新华书店编印”字样，并不特别注明材料来源是《实话报》。当时大规模且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制度发源地的苏联，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品还很缺乏，因此这些小册子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苏联的对外宣传。[40]

    《实话报》从1946年创刊至1951年停刊，苏联方面的工作人员前后总共20余名。除了打字员等少数技术工从民间雇用以外，苏方人员基本上是现役军人。这些现役的苏联军人担任了从报社社长、副社长到各部门负责人的主要职务，其中大多数人在苏联国内大学的外语专业接受过正规汉语教育，具有相当高的汉语水平。

    1946年至1948年期间担任报社社长的谢德明（本名西季赫缅诺夫，Sidikhemennov），毕业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1938年至1940年在国立远东大学教授中文。1945年9月谢德明作为苏方翻译，陪同进驻东北的苏军司令部贝鲁罗索夫（Berulosov）上校前往延安，向中共领导传达苏方的意见。[41]

    地方生活部主任萨班诺夫（Sabannov）的中文造诣颇深，曾将中国歌剧《白毛女》和舞台剧《刘胡兰》等文艺作品翻译成俄文。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李必新（俄文名康德拉蒂·瓦西里耶维奇·列佩申斯基，Kondrati Vasil`evich Lepeshenskii），原籍中国四川，1926年从国立北平农学院毕业后前往苏联留学，加入苏联共产党。二战期间，李必新在苏军服役。5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编译局担任三年顾问后回到苏联任高校教师。在《实话报》期间，李必新作为苏方人员工作。据欧阳惠回忆，李必新平日言辞不多，通常下班后径直回家，同中苏双方的人员交往有限，不太容易亲近。总体上说苏方职员大多汉语水平较高，同中方人员关系融洽。[42]

    （二）实话报社内部的中苏合作

    自《实话报》创刊起，旅大中共不遗余力地从物质、人员等方面向苏方提供援助。在技术设备方面，中共旅大地委将大连日报社的印刷厂及建筑物的一部分提供给实话报社，并安排了印刷工人和技术人员。这些设备的质量和印刷专业人员的水平在当时的大连都是最高的。[43]

    编辑、记者人才方面，中共旅大地委对苏军的要求也一直大力配合。1945年8月之后，中共需要在广袤的东北各地建立地方政权。但另一方面，中共又面临着人才大量不足的严重问题。[44]尽管从延安和山东方面源源不断有中共干部前来补充，但由于东北地域广阔，加上中共军队同国民党军队不断处于对峙状态这两个原因，东北地区的中共干部不足问题一直持续到中共将东北完全置于其控制下为止。

    旅大中共尽管也面临干部短缺的问题，但仍能向实话报社派出如此之多的编辑、记者、翻译等专业人才，不难看出其将向实话报社提供人才作为最优先事项。因为当时中共旅大地委自身也存在成立、充实宣传机构的紧迫问题，对专门人才的需要不亚于苏方。这一点可以从中共旅大地委直接管理的《新生时报》得到印证。

    《新生时报》的前身是被苏军当局勒令停刊的《泰东日报》。《新生时报》创刊后的第一年，由于人员、设备仍沿用原泰东日报社的，因此报社内的中共党员始终没有超过两名。尤其是在创刊后的4个月内，旧《泰东日报》的留用人员中国民党党员不下10名，中共党员仅为1人，这一期间《新生时报》的编辑权完全为国民党人员所掌握。[45]中共旅大地委对报社的这种状况并非毫无觉察，但对新生时报社内部人事工作的干预仅停留在辞去几名原有人员上，一直没能向该报派出自己的人员，个中主要原因还在于自身的新闻人才严重不足。即使处于如此困境，中共旅大地委始终优先向《实话报》提供人才，这让“同样抱有人才不足问题的中共各机关钦羡不已”，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共对苏方的合作姿态。[46]

    为期5年的《实话报》发行期间，报社的中方工作人员累计70多人，其中约40人是中共旅大地委通过其组织关系派出的干部，占总数的一半以上。创刊后的最初两个月，中共旅大地委即向报社提供了6名来自延安的干部。[47]实话报社的中方人员除了由中共组织提供外，还有一部分是苏方通过自身的渠道聘用的，其人员构成为：中共组织派遣40人，其中中共旅大地委组织部30人，社会部2人，华北联合大学6人，旅大建国学院2人；苏方招聘20人；招聘渠道不明者10人。[48]

    具体地说，中共派遣的干部大体来源于以下四个途径。（1）中共旅大地委组织部。由中共旅大地委组织部派出的干部大多为翻译、记者、编辑等专门人才，构成《实话报》内中方工作人员的主力。他们大多数是从延安、山东等各大解放区进入东北的。（2）中共旅大地委社会部。国共内战时期的大连是国共双方、地方武装等各派势力明争暗斗之处，局势颇为复杂。为确保实话报编辑部的安全，中共旅大地委社会部以翻译、记者等名义将情报人员派入编辑部，负责反间谍工作。由于这类人员人数少，从事的又是高度机密的事务，因此编辑部内掌握谁是社会部情报人员的只有中共方面的几名负责人，一般人员概不知情。（3）华北联合大学。1949年4月，实话报社通过中共旅大地委向位于河北省的华北联合大学提出，希望该校为报社推荐俄语专业的毕业生。其后，宋书声等11名毕业生来到大连，其中6人进入实话报社担任翻译。[49]（4）旅大建国学院。该学院是由中共旅大地委于1946年9月设立，以培养地方干部为目的的学校。报社中于振涵、于涛浩、姜性善、阎海、黄宏等5位大连本地的中方工作人员为该校毕业生。[50]

    尽管中共旅大地委在人才、设备方面对苏方的合作配合不遗余力，但在《实话报》的编辑发行上没有发言权，没有同苏方共同决定新闻报道内容的权限。自该报创刊伊始，从人事到编辑的全部业务，苏方都沿用自身制定的一套制度，从而确保了自身的绝对主导权。首先在人事制度方面，苏方通过签订一般公司的雇用合同向中方工作人员支付薪水。这种雇用制度适用于所有在实话报社工作的中方人员，无一例外。欧阳惠在进入报社时才被告知有此制度，感到相当不快和不理解。他回忆当时情况说：

    1946年秋天，我滞留在大连等待去南洋机会之际，延安时期的同学，当时在《实话报》作翻译的秋江同我说“《实话报》很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到我们这里来吧”。那时我妻子已经在《实话报》开始工作，回到家里她经常同我聊起《实话报》的事情。她所说的事情在我听来既新鲜又有意思。我早在南洋的时候，就对作为世界革命中心的苏联抱有强烈的向往之情。在延安大学之所以选择了俄语为专业，也就是出于这一原因。

    于是我马上前往《实话报》接受面试。谢德明社长很高兴我的到来，开口便用孔子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热情地向我打了招呼。我还说了，你的中文说得比我的还好，因为我是华侨，古文不行。谢当场就决定要我。后来知道，其实谢德明已经从秋江那里对我的情况有了大体了解后，让秋江同我打招呼。创刊初期的《实话报》，别说是会俄语的人才，甚至连普通新闻报道人才都奇缺无比。

    谈话结束后，他们递给我一张表格让我填写。仔细一看，是《实话报》以“雇员”的名义雇用我的合同。合同上除了工资金额以外，还明确地规定了试用期为3个月。俄语中的“雇员”除了“雇员”以外，还有“专家”、“顾问”等语义，我尽量从好的角度去理解。但说实话，突然间递来一张雇用合同让自己马上签名，总是不大舒服。[51]

    欧阳惠对签订合同决定雇用这一用人形式感到难以接受。他向苏方强调自己不是为了获取报酬，而是受中共旅大地委的委派，作为党的工作任务前来实话报社，因此不需要工资，强烈要求免除签订合同书这一手续。

    谢德明并不采纳我的意见，“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这里是苏联的报社，一切都必须按照苏联的规章制度办事。到《实话报》工作的中国人员人人都签了这个合同书，无人例外”。[52]

    最终欧阳惠只能依从《实话报》的规定在合同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从一心只为革命、为帮助苏联老大哥而前来助阵的中国同志的角度而言，苏联当局的做法不仅令人难以理解，甚至让人感到有一丝欺辱的意味。[53]

    报纸编辑方面，中国工作人员尽管实际负担了日常工作的大部分，但一直被排斥于报道方针和内容的决策过程之外。中国工作人员担任的工作业务，包括俄语文章的汉译、新闻报道的写作、地方新闻的采访以及来自莫斯科中文广播的听写记录，范围广泛。其中《实话报》刊载文章的半数以上转自苏联国内出版的书籍及各大媒体发表的东西，日常汉译工作量相当繁重。[54]以社长谢德明为首，实话报社内中文造诣精深的苏方工作人员有几个人，他们主要负责向中方译者解释说明俄文原文的内涵、检查汉语译文、审查刊载文章等，汉译工作则由中方人员承担。对此苏方的理由是苏方职员需要以主要精力从事报社管理，真正原因在于苏方的翻译人才短缺，其中一部分人的汉语水平还不足以完全独立承担翻译工作。[55]中方人员虽然承担了全部日常翻译任务，但并不参与原文的选择工作。选择什么样的文章刊登，完全由苏方决定。在实话报社，“所有中方工作人员都属于雇员性质，协助苏联办好报纸，对苏方的办报方针、业务指导、行政管理均无权过问”。[56]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人员更是无缘参与领导层的重要决策，苏方牢固地控制了对《实话报》的领导权。

    由于自己的意见在报纸的新闻编辑中得不到反映，中方人员的不满情绪不断积累，加上同苏方之间的意见分歧，最终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秋江辞职事件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事例。由此在中方人员内部形成强烈不满，中苏双方关于编辑方针的意见分歧也逐渐表面化了。

    《实话报》创刊后不久，国民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国向美国开放门户，引起苏联很大不满，美苏间的对立局势趋向紧张。《实话报》为此展开了针对美国的猛烈的舆论攻势。同一时期，国共内战爆发不久，国共双方开始殊死决斗。但《实话报》对国民党政府批判的力度远远不及前者。比如，“蒋匪”之类的中共用词，在《实话报》上看不到踪影。《实话报》一般使用“国民党反动派”一词，措辞相对温和。另外，关于中共解放区，《实话报》的宣传报道也很有限。[57]苏军当局不仅对《实话报》，而且对《新生时报》等旅大地区各大报纸都实行严格的新闻管制，目的在于对外塑造自身的中立形象。[58]然而，中共方面派出的《实话报》中方人员，认为苏方领导层的编辑方针不照顾中国读者的感受，对国民党政府不批判，令人难以接受。但是由于苏方控制着编辑权，中方人员的意见得不到重视。[59]苏方的这种同中共保持距离、对国民党表现出克制的批判态度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使得中方人员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

    欧阳惠作为地方部记者曾数次向地方部部长萨班诺夫提出加强对国民党的批判，增加对国共内战报道力度的要求，但每次都被对方以“本报是苏方的报纸，只能服从苏联政府的外交方针，只能按照苏军指挥部的指示办报”为由挡了回去。[60]中方人员一度提议通过设立编委会进一步加强双方的合作，并以报社内的中共党支部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意见书递交给苏方，但最终没有被接受。不仅如此，由于双方在矛盾冲突中的过激反应，事态最后发展成为中方资深翻译秋江辞职的严重局面。关于这一事件的经过，欧阳惠在回忆文章中有详细介绍：

    经过中共党支部讨论后，由秋江写成倡议，准备交到报社供报社苏方领导层参考。因为中方支部与苏方没有任何关系，这份倡议由党员签名后请地委书记韩光转给谢德明，因为韩光与谢德明的关系很好，这样，可以表示我们的友好和诚意。当我把倡议书送到地委时，韩光没在。地委副书记刘顺元说：“这样的倡议书也由市委转，是否有点小题大作。不如你们自己推选三两个同志把倡议书当面交给社长。”

    我们照刘顺元的建议，选出工会主席林平、组织委员秋江和我（宣传委员），把倡议书送给了谢德明。谢德明单独找林平谈了一次话，告诉他详细情况由李必新副社长代表报社给大家一个满意的回答。没过几天，李必新约我们谈话。

    ……

    他说我们毫不怀疑你们成立编委会的建议。但很抱歉，不能照搬中共报社那套办法，因为我们是苏军的报纸，我们要对司令部绝对负责……我们报纸的声音和风格，只能采用塔斯社和真理报的那种语言和风格（后略）。[61]

    对于中方人员要求参与报社的人事招聘事务等建议，李必新斥之为对苏方内政的干涉。这激起了秋江的强烈愤懑，遂提出辞职。李必新没有挽留，反而让秋江即刻前往会计科去结清工资。秋江的辞职，可以说是中方人员同苏联驻军当局之间对立意见的总爆发。秋江辞职后，苏军当局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始留意改善报社内的气氛。苏方首先设立了专由中方人员担任的副总编辑、编辑部副主任、地方新闻部副主任等职位，中方人员的编辑意见逐步能够反映到版面上。尽管原则上所有的报道都还需要通过苏方的审查，但中方逐渐获得了对一部分报道的审批权。[62]为了获得中方人员的理解与合作，苏联将新闻管制的实施原因归于其所处的外交局势，反复向中方人员说明和解释。[63]与此同时，中共方面也在党内展开思想工作，强调对苏合作的重要性。随着这些举措的实施，中方人员的对立情绪开始缓和，逐步向苏方靠拢。实话报社内未再出现类似秋江辞职时的严重对抗局面。

    秋江辞职事件中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作为旅大地区领导的刘顺元没有阻止中方人员对苏方提意见。正如上文所提，刘顺元本人对苏军的做法一直存有强烈不满，最终因同苏方发生激烈冲突而被迫辞职。从这两件事例可以观察到，在中共地方党组织领导层及基层组织的中共干部中间，当时都普遍存在着对苏方的不满情绪。第二，中共与苏方两者间态度上的反差。中共方面通过党内的思想教育，向党员干部强调对苏合作的必要性，努力向苏方的要求靠拢。而苏方虽然最终做出部分让步，但整体态度依然强硬。最后，还有一个需要特别指出的事实。秋江虽然于1946年末辞职，但其后并没有与《实话报》完全脱离关系，直到1948年7月为止的近两年时间，《实话报》一直刊载署名为秋江的译文。[64]刊载的频率大体为每个月5篇，多则一个月9篇，个别情况下同一天刊载两篇。同一时期在《实话报》版面上最为活跃的有三位译者，秋江是其中之一。据欧阳惠先生回忆，秋江之所以辞职，仅仅是同李必新的关系一时搞僵的缘故，整体来说同《实话报》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作为报社外部人员不断接受翻译约稿。[65]《实话报》需要辞职人员从事翻译业务，折射出报社内部翻译人手不够的困境。另一方面虽然秋江、欧阳惠等人是获得苏方领导人信赖的资深职员，但在意见分歧之际，苏方对一时冲动之下提出辞职要求的秋江并不挽留，表明了苏方为保持对报社的绝对控制权而毫不妥协的态度。

    这里还需提及的是，实话报社内中苏双方各有党组织但相互之间并没有正式沟通渠道，双方各自为政，互不往来，如有问题则通过双方的上级党委去解决。[66]关于当时双方党支部的活动情况，欧阳惠这样回忆道：

    中共党支部的会议同苏联共产党支部的会议，一直分开举行。我每次参加党支部的定期会议之前，总对我的上级领导萨班诺夫说一声“我有点事”。萨班诺夫要出席苏联党支部会议之前，一般也同样和我打个招呼再过去。双方的党员，相互之间从不打听对方组织的活动内容，自然也谈不上联合会议之类的活动。某种意义上说，双方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67]

    中共党支部作为中方人员的领导核心，根据中共旅大地委的指令进行中方职员的教育、管理以及人员派遣等业务。担任中共党支部书记的欧阳惠，一直没有向苏方公开这一身份。据他本人说，当时在旅大，由于中共和苏共两党之间并没有正式的组织联系，作为个人也就没有必要公开自己的身份。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欧阳惠的个人回忆，表明了当时双方党支部之间没有横向交流、缺乏意见沟通的情况：

    正好是朝鲜半岛上战火一触即燃时分。一天，报社内的苏方工作人员人人身着军装、佩带手枪全副武装出勤。我们看了很吃惊，猜想是不是为了参加一月一次的射击训练才这幅装束上班的。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我们的猜想错了。实际上那时正是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半岛之际，整个东北也充满紧迫感。驻大连的苏联军队当局已经通过他们的渠道了解到了整体局势的进展，为了预防万一，苏联驻军当局命令《实话报》的全部苏方工作人员全副武装上班。这一期间，苏方工作人员在报社内对朝鲜半岛的局势只字不提。[68]

    由于双方党组织之间没有正式的交流渠道，双方间的沟通通过报社内的中方工会来进行。通常苏方将其意见和要求通过报社内担任顾问的中国雇员或者是中方的工会传达给中方。中方也通过同样的人员与苏方沟通，提出具体要求。例如1946年秋冬，由于国民党军队实施封锁，大连面临煤炭与粮食短缺问题，中方通过工会负责人王羽向苏方提出要求，希望他们能够提供这些物资。[69]正式沟通渠道限于工会组织，并不只是实话报社独有的现象。苏军当局在很多场合都将中方的对口单位固定为工会。因为到1949年4月之前旅大的中共组织机构没有公开身份，中共在公开场合都是以工会组织的名义进行活动的。[70]相应的，苏联驻军当局也只参加以工会名义举办的活动，在公开场合尽量减少同中共方面的接触。[71]苏方的此种姿态，不仅使得外界很难掌握中共在旅大开展活动的直接证据，而且客观上排除了在同一组织内苏军与中共两者共同实施管理的可能性。

    对此，中共上层也充分领会到苏方的意图，尽量不干预实话报社的内部事务。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大连休养之际，曾收到来自苏方要求指导工作的请求，陆定一婉言谢绝。[72]

    朝鲜战争爆发后，欧阳惠向实话报社社长提出以战地记者身份前往朝鲜半岛的请求。苏方以自己没有派遣欧阳惠的权限为由予以回绝，同时又建议欧阳惠直接征求中共领导的意见。欧阳惠从中共大连市委没有得到明确答复，继而从实话报社社长处获得休假批准后直接前往北京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陆定一接待欧阳惠时强调说，作为实话报社的职员，凡事必须最优先考虑苏方的要求，简单干脆地驳回了欧阳惠的请求。[73]

    （三）《实话报》的停刊

    1951年8月，发行持续了5年的《实话报》突然宣布停刊。关于停刊日，欧阳惠如此回忆道：

    记不得具体是哪一天了，1951年8月的一天早上，我们还像平时那样走进报社，突然被告知《实话报》停刊了。事情来得太快，大家一下子都呆住，没反应过来。午饭根本吃不下。整个一天是在失神落魄之中度过的。接下来的一个月，虽然心里明知道去了也没用，但不知为什么还是每天都去报社，每天都待到下班时间才回家。[74]

    《大连实话报史料集》中有关《实话报》停刊的理由只有曾任记者的安东诺夫在其回忆文章中提到过一句：“1951年9月，苏军指挥部认为大连《实话报》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于是决定《实话报》停刊。”[75]而欧阳惠则提供了更为详尽的个人看法。他认为促成《实话报》停刊的一大原因是旅大当地反对苏军驻扎的民间气氛；而就苏联方面的原因来说则是，苏方要避免其在外国出版报纸的行为被攻击成为是“思想侵略”，故而匆匆忙忙地结束了《实话报》的出版。关于这一点还有待学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

    1950年2月，为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局势，中苏之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其中规定“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一九五二年末，苏联军队即自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根据地撤退”。[76]以此，《实话报》的停刊，也可以理解为是苏军为1952年末全部撤离旅顺基地所做的准备之一。

    《实话报》停刊后，不少中方人员被调至北京的各中央党政机关。其中很多人日后成为翻译界及媒体、文化、科技界的骨干。这里面有原中央编译局局长宋书声、原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陆梅林、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郭景天、原中国人民大学编译室主任刘赫文、原《新华月报》总编林平等。[77]1951年底，受中国政府邀请，曾在实话报社工作过的汉语造诣精深的苏方人员作为苏联政府的专家来到北京，在中共中央编译局等机关参加马列全集以及苏联政治读物的翻译项目。[78]

    实话报社能有如此之多的人担任中国宣传文化领域的要职，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上文所提到的，即旅大中共组织向该报社提供的都是优秀人才。另一方面，在苏军这个报社工作数年的中方人员大都能得到重用，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共方面对苏联老大哥政治上的信赖。

    结论

    以上以《实话报》为中心对旅大地区的中共与苏联的合作体制做了一番回顾。在这一合作体制内，苏联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中共在很多情况下承担的是辅助性、配合性的职能。诸如实话报社内中方人员不能参与编辑决策工作、报社内没有建立起中共与苏方的正式沟通渠道等情况，说明苏军当局正是通过种种类似的措施，保证了对报社的控制权，使自身在报社内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苏军的做法，中共方面虽然多有不满，但迫于现实，除了同苏方合作以外别无其他渠道可供选择，因此只能通过统一党内干部在对苏合作问题上的认识，着力配合苏方的要求；并且在同苏方发生利益冲突时，尽量保持低姿态，以让步解决问题。中共基层组织的这种因应态度，既显示了作为弱小势力为求生存发展而释放的巨大的灵活性，也与亨特（Hunt）所指出的中共在外交政策上体现的自主性相呼应，对中共扭转自身所处的劣势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79]

    总之，《实话报》这一个案，体现了中共与苏联在基层层面上合作体制的确立和运行。这种中共·苏联基层合作体制是由苏联以其自身实力为基础而主导建立起来的，因此，合作的双方在行政决策、经济利益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不对称性。就结果而言，考虑到苏军占领旅大地区后要不断承受来自国民政府的外交压力和国际舆论的压力等不利的外界因素，此种合作体制对苏联通过牢固控制旅大进而巩固自身在远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及中共在东北地区军事局面的改善所起的正面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也应看到，对于在基层层面上利益的相互对立，中共与苏联并没有主动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对应机制。由于两者间缺乏对等的利益沟通机制，双方间实力的强弱也就往往成为解决问题的依据。一旦两者间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双方关系的平衡也便随即被打破。上述这种不对称的局面在国共内战、中共处于弱势的特殊时期尚能够得到维持，但其潜在的负面影响，无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中苏缔结新的同盟关系之后，中苏两党、两国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广泛开展的合作，留下了隐患和重要的课题。当我们探讨中苏关系的演变时，需要重视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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