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卫嗣君偷窥隐私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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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赧王三十二年(公元前283年)

    卫嗣君薨,子怀君立。嗣君好察微隐,县令有发褥而席弊者,嗣君闻之,乃赐之席。令大惊,以君为神。又使人过关市,赂之以金,既而召关市,问有客过与汝金,汝回遣之,关市大恐。又爱泄姬,重如耳,而恐其因爱重以壅己也,乃贵薄疑以敌如耳,尊魏妃以偶泄姬,曰:“以是相参也。”

    荀子论之曰:成侯,嗣君,聚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者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者也,未及修礼也。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敛者亡。

    卫嗣君像一个管理学院刚毕业的实习生,对老师教的一些管理方法生吞活剥,处处以表现自己的小聪明为要旨。卫嗣君学的是法家那一套,法家讲究明察、赏罚,注重控制权势,卫嗣君按照讲义办事,发挥过分,做了许多与身份不符的事情,这就是“好察微隐”。

    卫嗣君就是爱了解别人的隐私。他不仅窥探别人的隐私,而且让别人知道他在窥探,并且参与别人的私生活。县令席子破了,干卿鸟事,你给人家换了。县令突然发现国君把自己的席子换了,焉得不大吃一惊?卫嗣君也许是心理卑暗,觉得好玩,顺便赢取一个明察秋毫的声誉。殊不知,国君这种鬼鬼祟祟的行为,距特务统治仅差毫厘了。后世的朱元璋、雍正也都颇好此道,大臣昨晚上和老婆在床上聊些什么,打麻将丢了一张什么牌,他都知道,以如此阴刻的心理对待大臣、对待百姓,岂能算治国正道?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真是恐怖!

    纵观历史,独裁者都有这种阴暗的心理,强弱而已。坏事做多了,只要是人,就不能没有一点内疚神明的感觉,越是这样,他越疑神疑鬼,越想探知百姓对自己的看法和评价,对自己统治合法性、稳定性有强烈的恐慌感,也可以促使独裁者使用这种流氓手段。

    独裁和专制都排斥公众的个人生活,害怕人民独立思考,“好察微隐”之后,就是政治迫害。历史上对公众私生活干预最大、个人私生活最透明的年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元璋不过派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的太监钻别人床底,到底人马有限,而在“文革”中,则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互相窥视,互相揭发,互相斗争,老百姓之间无论父子、夫妻、兄弟、师友,所有古之所谓的“五伦”,除了“君臣”一层肯定是三忠于四无限以外,其他统统要“斗私批修”。不仅关起家门说的话可能被定罪,就是写在日记里,存在脑子里的东西也会被挖出来作为“现行反革命”的罪证。最厉害的就是灵魂深处闹革命,自己交代自证己罪。“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条连小炉匠栾平都能脱口背出的所谓“政策”,所向披靡,攻无不克。

    经过“文革”,中国人不知道明白了没有,自由和个人权利神圣不可侵犯是多么重要。在这个有十几亿人口、有几千年吃人历史的中国,要实现对人的尊重、对人权的保护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历程。

    比之给县令换席子,卫嗣君派人向“关市”税官行贿而后再治罪的做法,则更危险。这是一种制造伪证和故意陷害的行为。刚开始看美国或香港警匪片时,觉得很不理解,坏蛋明明做了坏事,刚抓回来,来个牛气烘烘的律师,就把坏人保释走了。后来,慢慢看明白了,敢情人家警察和法官不是一个系统的,也没有政法委统一领导,犯罪行为观众看见了,但没有其他人证物证,法官和陪审团不会认账。法官和陪审团把所有人的“缺省值”设置为大大的良民,专业名词叫“无罪推定”,犯罪与否,人民公安说了也不算,嫌疑人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感召”下“主动交代”也不算,要确凿的证据。所以,有时也看到有的警察实在没招了,便如卫嗣君一样,制造犯罪现场,以便人赃共获。

    卫嗣君当然自以为得计,以这样的方式反腐败也许会很有效果,尤其在像我们今天这样人欲横流、官员操守普遍很低的状况下,估计会是百发百中。但是,即便如此可以肃清天下所有贪官污吏,我们也必须反对。因为它可以让一个犯罪分子人赃并获,也可以让一个清白无辜的人成为罪犯,即使在法制社会都有可能无法甄别“为惯犯制造犯罪证据”和陷害良民的区别,唯一不同的只是执法者的初衷和动机,而这是法律和公众无法区别的。而在独裁专制或“初级”社会里,一旦这种行为被认可,就会被人利用来进行政治迫害,自古以来,所有的冤案都是在“证据确凿”后定谳的。

    卫嗣君的作为也被儒家看不起,荀子的评语是“聚敛计数之君也”。儒家讲仁义道德,往往大而无当,易失之空洞虚伪,但蝇营狗苟之事,亦不屑也。荀子对子产、管仲亦不屑,认为他们没有达到儒家“修礼者王”、“以义立国者王”的境界。子产、管仲都是富国强兵的名相,俗儒几人能比?齐宣王问管仲帮助齐桓公称霸之事,孟轲先生酸溜溜地说,我的前辈孔夫子不提这件事,所以我也不清楚。其时,孟轲尽管嘴上不服管仲但还不至于公开诋毁,到了荀子,开始对古人求全责备起来了。

    儒家学说越发展势力越强大,但儒家代表人物的见识水平却越来越差,真是怪事。儒家虚幻出一系列如尧舜禹汤(即韦小宝所谓“鸟生鱼汤”)等光辉形象,以前不一定有,以后肯定不会有,然后以此为标准,要求现在的人,好像是高标准、严要求,其实是自己发昏,让别人发蒙。儒家说:跳高要达到三米才够起码标准,从此世上再没有练习跳高的人;管理国家要达到“鸟生鱼汤”的标准,所以中国几千年来没几个想争取进步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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