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秦惠王欲伐蜀。以为道险狭难至，而韩又来侵，犹豫未能决。司马错请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仪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翟，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今攻韩，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请论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谓危也。不如伐蜀完。”王从错计，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贬蜀王，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
这个时候，距三家分晋（公元前407年）差不多是一百年，距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也差不多是一百年。
前一百年，诸侯国其实还是在演绎春秋的故事，关键词是“争霸”；后一百年，形势发生了变化，秦国这时已经有了吞并周边国家的野心和实力，关键词变成了“吞并”。
秦国要统一中国，不是一开始就有蓄谋，秦孝公和商鞅变法，只是要摆脱边缘化的困境，要富国强兵，进入国际主流社会，如果说秦孝公就有一统华夏的战略思考，恐怕有些过于超前了。
随着青铜器时代进化到铁器时代，生产力发展了，交流更频繁了，经济文化的融合更为充分了。随着各诸侯国境内的充分开发，一个华夏文化圈已经形成。
在吞并之前，还有个蚕食的过程，战国时代，从蚕食到吞并，这是符合历史进程的。
秦国这时有没有统一的战略？恐怕还不能确定，到了再过五十年以后，范雎提出远交近攻的策略时，我们才敢肯定秦国有了全部灭掉六国的雄心。而在这之前，秦国主要的战略目标是削弱蚕食三晋。
堵在自己家门口的石头不搬掉，其他什么也谈不上。齐湣王时期，秦王建议自己做西帝，齐王做东帝，这说明，秦国当时只是想做地区大国，还没有一统宇内雄心。
秦对魏、赵、韩刚开始采取的是蚕食政策，尤其是对魏国，魏国早期是比较强大的，控制了黄河以西的部分地区，这成了秦国的心腹之患。
从魏文侯、武侯、惠王三代，魏国一直是主动出击，打击的目标是赵国，而不是秦国。齐威王、齐宣王都玩过围魏救赵的游戏。秦国的目标是把魏国赶到黄河以东，魏国虽然不愿意放弃河西地区，但毕竟隔条黄河，控制的难度很大，最后还是退出了河西。
秦国有幸运之神眷顾，就在这转折时期，巴蜀两国相争，给秦国吞并他们创造了条件。巴蜀天府之国，是大粮仓，秦国得到了汉中和巴蜀，就有了俯控中原的战略势态，汉高祖刘邦在秦末的大混乱中能够最后收拾局面，也是因为有这个战略后方作支撑的。
张仪想挟天子以令诸侯，劝秦王先攻韩（顺便劫持周天子），被司马错制止了，司马错建议南下巴蜀，作为吞并天下的开始。
张仪和苏秦一样，是纵横家，是职业外交家，也许是他急于立功，所以出了急功近利的计策。可以想象，如果这个时候秦国出击韩国，把周天子劫持了，政治上还是有风险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个天子是正资产，张仪此时的周天子是负资产，并入秦国的报表，并没有什么便宜好占。
张仪是用策划案赚取富贵的，挟持周天子有耸动天下的效果，从营销上讲有价值，在政治上没有好处。
人主在决策时，如何考量谋士或智囊团所出计谋中的个人因素，是一种不传的学问，领袖的判断力就是要在“多谋”面前善于决断，而且要考虑到谋士的个人心理因素和利益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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