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封田婴于薛，号曰靖郭君。……靖郭君卒，文嗣为薛公，号曰孟尝君。孟尝君招致诸侯游士及有罪亡人，皆舍业厚遇之，存救其亲戚，食客常数千人，各自以为孟尝君亲己。由是孟尝君之名重天下。
臣光曰：君子之养士，以为民也。《易》曰：“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夫贤者，其德足以敦化正俗，其才足以顿纲振纪，其明足以烛微虑远，其强足以结仁固义。大则利天下，小则利一国。是以君子丰禄以富之，隆爵以尊之。养一人而及万人者，养贤之道也。今孟尝君之养士也，不恤智愚，不择臧否，盗其君之禄，以立私党，张虚誉，上以侮其君，下以蠹其民，是奸人之雄也，乌足尚哉！《书》曰：“受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此之谓也。
战国时代，诸侯公子养士，是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的景观。齐之孟尝、赵之平原、魏之信陵、楚之春申，四大公子均以养士名重天下。
司马光用宋代的语境讲，养士是“立私党”，罪在不赦，但在当时，四大公子养士，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国君们当时都面临着严峻的国际形势，抵抗外敌是国家的最高利益，至于自己家里，贵族子弟该不该拥有私人势力甚至私人武装，已经不重要了。事实上，四大公子养士基本上是用来对付外部敌人的，立私党还没有对内构成直接的威胁。
宋代的司马光出于“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的目的，自然不会说养士的好话，对于大一统时代的君王，君权至上，四海归一，除了国家武装（同时等于皇帝私人武装），是不允许他人再掌握军队或准军事组织的。在中国历史上，军事将领经常把国家武装力量变成自己的政变力量，所以国君对军权的把握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战国时代养士，是一种人才的存在方式。苏轼在《战国任侠论》里说，社会总有一批“智勇辨力”之士，他们是“天民之秀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民间精英，民间精英能不能和统治者合作影响到天下的治乱。
苏轼认为，“民之秀杰”是笃定要与君王“分天下富贵”的，所以，这些精英如果能用起来，用不起来养起来，则天下治；如果让他们遗之草泽，那就麻烦了，搞动乱的肯定是这拨人。怎么笼络精英呢？苏轼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隋唐至今出于科举。”原来如此。
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战国时代国家不养士，而养在贵族公子那里呢？当时所养之士，“上至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可谓人才多样化矣。如此杂芜的人才组合，以国家僵化的体制来蓄养，非常难办。一到国家这个层面，一定要制定很多政策和规章，而且这些政策和规章肯定会在执行中变为僵死的教条，什么职称问题，待遇问题，相当于什么级别的问题，这些东西都会把人才的多样化彻底搞死。现在有很多企业赞助的民间研究机构，可以灵活地招徕人才，其实也有点公子养士的味道。
苏轼讲了中国历代人才的生存方式，应该说战国时代养士最有个性色彩。战国时代挺好，鸡鸣狗盗之徒也有晋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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