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的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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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发布了一项人事任命:魏斯、赵籍、韩虔三人由大夫晋升为诸侯。

    我的老乡司马光慧眼独具,选择这一年发生的这一件事,开始他的鸿篇巨制《资治通鉴》。

    为什么单挑这事呢?

    元代有位历史学家叫胡三省,他之所以能成为历史学家,就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对《资治通鉴》进行了注释。胡三省解释说:魏、赵、韩三家世世代代为晋大夫,都是晋国的高管,突然宣布要拆分晋国,重组资产,都做法人代表,负责天下秩序的周天子威烈王不但不能诛除他们,反而答应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这是奖励鲸吞国有资产自己给自己分股份的奸臣,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天下大乱都是从这儿发端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这儿开始,没有别的原因,就是要强调“名分”的重要性。

    事实上,魏、赵、韩早就不听晋侯的招呼了,他们已经代替老板行使权力了,到周王这里只是履行一个手续。当时的周威烈王只是名义上的共主,没有强制执行的实力,他自己都被强势的诸侯国挤一边去了,而现在晋国又被家奴瓜分,他拿什么诛除奴才的奴才呀?!

    上古三代,夏、商、周,和秦汉的差距那还是相当的大,更遑论唐、宋、元、明、清了。差距不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么概念化,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生产力为标志,差一大档次,那是“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差距。特别是交通和通信,就现在我们还有“交通基本靠走,通信基本靠吼”的地区。那时,周天子根本没有办法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各村的地道都自己挖,各国的事务都自己管,大家只是遥尊周王为老板而已。

    司马光花了十九年的时间编撰《资治通鉴》,基本上是在客观地讲述中国帝王家的故事,但遣词用字是很讲究的,这叫春秋笔法,很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历史观,每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也会站出来直接发表评论。因为这部书一开始就是写给皇帝作参考书用的,没有打算出版赚银子,所以司马光的评论都以“臣光曰”开头。

    在一句话说完“三家分晋”这个史实后,司马光来了第一篇“臣光曰”,这篇“臣光曰”比较长,有一千多字,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资治通鉴》的序言来读。他在“序言”中夹叙夹议,一边有选择地讲述了晋国分裂前的故事,回顾了一下过去;一边用选择过的历史事实证明自己要强调的东西是多么重要,这个东西叫“名分”。我们现在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司马光说:“名分是个好东西。”

    司马光讲的“名分”,核心内容就是孔孟等老前辈宣传了N年的“父父子子君君臣臣”。

    屁股指挥脑袋,立场决定观点,司马光曾是大宋国的领导核心成员之一,他著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大宋的稳定,他花了十九年的时间,披阅了无数史料,编撰了这部中国历史上地位崇高的巨著,目的是给皇帝们提供治理国家的历史经验。《资治通鉴》皇皇二百九十四卷,我看到的中华书局版有六百万字(包括胡三省的注释),厚厚二十册,读起来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所以,司马光一开始就为我们提炼了一个关键词:“名分”。

    中国古代的立国之本和执政之基就是一个字“礼”,就是严格的等级制度,礼纪纲常,绝对碰不得。皇帝再浑蛋,臣民们只能“守节伏死”,既不能弹劾罢免,更不能杀头枪毙,“礼”就是这一切的维系。统治者用“名分”确立等级、维护等级,经过长期的宣传教育,久而久之,就是要让老百姓明白:天地君亲师,哪样也碰不得,安分守己是我一生唯一的选择。

    孔夫子老人家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这是中国政治生活的三段论,大家克制自己的欲望,就能建立“礼”的秩序,有了这个稳定的秩序,就能建立起以“仁”为内涵的和谐社会。孔夫子建立的逻辑,实践起来有难度,首先大家都能够“克己”难度就很大,就算全体老百姓遵守“礼乐制度”,是不是就能达到“仁”的终极目标,我看也成问题,碰到一个不仁不义的浑蛋做皇帝,以万物为刍狗,我们怎么办?

    司马光提炼了一个关键词以后,就开始讲故事了,历史是客观的,起码他参考的两百多种历史典籍的文本是一种客观存在,他讲完回头就会发现,他强调的“名分”在后来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他的读者反而给《资治通鉴》提炼了一个更准确的关键词:“相斫(zhuó)”,也就是“相砍”。

    人人是刀斧手,个个是权谋家,“天下以智力相雄长”,治世,大家内部相砍;乱世,天下人人相砍。有的不分青红皂白,抡起来就砍;有的权谋算尽,专找关键部位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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