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天下:战国全史-商鞅变法(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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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每个国家都想富国强兵,可是为什么那么难做到呢?究竟是什么地方出问题呢?

    我认为,是因为没有最大限度地调动国家一切可资利用的力量,投入到农耕与作战中。农业是本,商业是末,必须把农业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这是富国之本,也是战争后勤的根本保证。要怎么做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力量呢?必须要采取赏与罚两手硬的手段,赏是要激起百姓的热情,罚是要用恐怖手段来控制他们。只有双管齐下,才能驱使他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

    我绝不仁慈。我一直认为,仁慈是一种罪过,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混乱的世界,早看惯了流血与死亡,仁慈只是送给敌人的礼物罢了。因此,我所制定的新法,是看不到仁慈的。新法的规模之大,我自信是前无古人,无论是子产或是李悝、吴起,都无法推出像我这种颠覆性的政令,我几乎是要把旧的体制连根拔起,然后在其上营建崭新的大厦。

    秦孝公十分信任我,所以我才可以无所顾忌地制定新法,我知道这些法令必定会让许多人不舒服、反感、厌恶、抵制,因为法令条文相当苛刻。比如说连坐法,我是这样规定的:百姓每十家为一“什”,五家为一“伍”,一家犯了法,其他九家有举报的义务与责任,倘若知情不报,十家连坐。不告发罪犯者处以腰斩的酷刑,举报者得到的奖赏与战场杀敌相同。窝藏罪犯的惩罚与战场投降相同。

    我的这些做法当然令人十分不满,可是我说过,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就会不择手段。为政者能操纵民众的只有两手:一手是赏;一手是罚。这两点做到位了,一个国家就如同一个巨人,中央政府就是巨人的头脑,是四肢、躯干的操纵者。只当下达指令,该指令就必须得到彻底的、强有力的执行。只要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土地上,每个人都别想置身事外,权力的意志从最上层贯彻到最下层,面对这样的国家巨人,谁可抵挡呢?

    在我的新法中,对农业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说实话,我得感谢我的精神导师李悝,他很早就明白农业对国家的重要性,他主张要“尽地力”,而且用政策来鼓励“治田勤谨”的人。经济是国家实力强大的根本,而农业又是经济之本。秦人尚武,以前一直注重军功,却不注重农耕,可是我把农耕的重要性与作战相提并论。要提高农耕的效率,就得压制商业,让商人无利可图,他们破产了,就只好去务农了。对于懒惰而贫困的人,我不仅极度蔑视,还要用尽手段打击这些社会蠹虫,我下令,遇到这样的懒人,一律抓到官府充当奴婢。我的政策就是,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都必须要有用,无所事事的,就要让他当奴隶,他不能摆脱国家严密的罗网。

    当然,在这个群雄并起的时代,建立起绝对的军事优势,这是我努力的最大方向,这同样需要使用赏罚作为手段。凡是在作战中立功的,按照功劳的大小受封爵禄。由于秦人尚武,民间的私斗十分盛行,这必须要坚决清除,对私斗者要视情节不同而给予不同的惩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说过,一个国家全体国民,必须要成为有机体的一部分,要服从国家意志,而不许自作主张。对于有军功的人,得给予显赫的声名,没有军功的人,就算富有也不光彩,公室宗族倘若没有军功,也不能列入贵族行列。

    一言以蔽之,我就是要把人当作机器部件,国家则成为巨大无比的机器,这个机器恶魔将爆发无限的能量,把其余的国家一一摧毁。这是我的构想,虽然一切还没有开始,但我在内心里总是能看到最后的一幕,气壮山河的一幕,我为此而生,也将为此而死。

    我把法令制定出来了,还没有正式颁布。我不能在众人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公布这个法令,这样效果将大打折扣,要怎么样才能让老百姓知道政府强有力的决心呢?我想了好几天,最后想出一个办法。

    请看我是怎么做的。我先在都城的南门立了一根约有三丈长的大木头,然后对围观的人群说:“有谁能把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赏十金。”大家觉得很奇怪,由是围观的人群越来越多,扛这么根木头可以得到十金的奖赏,不可能吧,天上真能掉下馅饼啊?

    大家不相信,没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我十分知道小民的心理,平庸的人都有一种从众心理,看到别人怎么做,就盲目跟从,没有自主见解,所以我打心眼里瞧不起这帮人。过了一段时间,还是没有人愿意一试,由于我又站在台上高声说:“把木头扛到北门,赏五十金。”台下的人惊叫起来,议论纷纷,刚开始也没有人站出来,过了片刻,总算有一个人挤上前来说道:“我来试试吧。”

    我点点头,那人身强力壮,扛这根木头不在话下,他从南门走街过巷,一大群人跟在他身后,想看看热闹,也想知道他能否真的得到五十金。那人把木头扛到了目的地,我也乘马车抵达北门,绝不食言,当场发放五十金赏钱给他。他脸上有一种得到意外之财的狂喜,而其他人则表现出懊恼的神情,早知道如此他们也会去扛那根木头了。

    这件事,使整个都城都轰动了,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事。这就是我想达到的广告效果,我趁此时机表明:政府是讲信用的,绝不欺骗百姓。紧接着我便公布了新法的各项细则,变法的大幕就这样拉开了。

    新法所遭致的不满,并不出乎我的预料。数以千计的人从全国各地集中到都城,抗议新法,这些人中有的是个人行为,有的则是有人在背后操纵。人的行为都有一种惰性,有时也称为习惯,这种习惯刚刚受到外力的剧烈改变时,人通常会感到很不舒服,有抵抗心理。可是我坚持认为,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新的习惯就会形成。变法的最大阻力,并不来自底层的百姓,而是来自上层的贵族与官员,他们想方设法要中止改革,害怕自己的利益受损。我必须要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手段,要杀鸡骇猴,我要让所有人都知晓,新法的威力绝对是不可抗拒的。

    机会来了,这也是巨大的考验。太子犯法!其实这时太子年龄还小,没遵守法令,也是底下人纵容的,太子党显然认为根本不受新法的约束。我要拿太子党开刀!我承认我是相当疯狂,太子是国家的储君,未来的君主,大家都争先巴结的对象,可是我却要跟他唱对台戏,这不是自找死路吗?或许是,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想那么多,因为变法已经成为我的生命,绝不能允许任何人危害到我的事业。

    这也是考验秦孝公决心的时刻,我当着他的面说:“新法得不到强有力的执行,就是因为上面的人触犯了它。太子犯法,依法应当查办,只是太子作为国家储君,不能施刑,但太傅公子虔、太师公孙贾两人,作为太子的老师,其过不可恕,请允许我将此二人法办。”

    对秦孝公来说,这真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他肯维护一个外邦人而不惜与族人反目成仇吗?我已下定决心,倘若秦孝公偏袒太傅与太师,我便准备辞职而去,因为这已经明摆着变法无法深入了。但秦孝公的意志是坚韧不拔的,对他来说,没有比富国强兵更重要的事了。为了富国强兵,他不惜与所有人为敌,我必须说,他是一名伟大的君王。

    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太傅公子虔与太师公孙贾两人都被我依法惩罚,其中公孙贾被处于黥刑,就是在脑门上刺字,这样他一辈子都得留下这么个耻辱的烙印了。位高权重的太傅、太师都因违反新法而被惩罚,这个消息一传开,所有人都震惊了。正所谓刑不上大夫,这是时代的观念,没想到新政府动真格的,竟然拿这些大夫上刑,这让大大小小的官吏都为之胆怵心寒。

    我这霹雳般的一击,令所有反对新法者噤若寒蝉,大家都不敢抱怨了,不敢吭声了。所有人都知道我卫鞅背后有国君的支持,而且是无条件的支持,大家不敢跟我对着干。当然我也知道许多人心里厌恨我,但我毫不在意,因为我才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们只是庸庸碌碌的无名之辈。

    新法推行的进程越来越顺,大家也慢慢习惯了。在短短几年里,秦国的面貌焕然一新,老百姓路不拾遗,山里没有盗贼,这是儒家分子一直想做却做不到的事,但我全做到了。因为他们用的是教化手段,而我用的是恐怖手段,事实证明,恐怖手段的效果要明显得多。不过仅仅是恐怖手段还是不行的,得让百姓享受到新法的好处。有什么好处呢,人人都丰衣足食,家家富裕,社会治安相当好。同时,私斗几乎绝迹了,国人怯于私斗,而勇于为国家战斗,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前更强大了。

    “富国强兵”的理想已经初现端倪了。

    “强兵”不是纸上画出来,必须要有实实在在的战绩。对秦国来说,最大的敌人当然就是魏国了。秦孝公一直耿耿于怀的,就是被魏国人夺走了河西之地,这是他的心头之痛。可是我认为魏国的鼎盛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魏国人的战略完全错了,他们没能与赵、韩形成一个战斗体,而是陷入三国混战之中。三晋相互杀伐,对秦国最有利了,我敏锐地发现机会来了。

    孝公八年(前354年),魏国对赵国大打出手,出兵十万包围邯郸城。在我看来,魏国这样做实在太过于冒险,因为它的重兵集结在东部,西部绝对无法抵御我们强大军队的进攻,我不失时机地做出反击的决定。事实证明魏国的西线防御是脆弱的。在我军勇猛的进攻下,元里战役中,斩获敌人首级七千级,我军一鼓作气攻下河西重镇少梁城。尽管河西仍有一部分土地尚未光复,但我已经获得少梁城这位桥头堡,随时可以渡过黄河进攻魏国本土。

    我向秦孝公建议,我们应该乘魏国主力北上伐赵、无暇南顾的机会,发动对韩国的进攻,把楔子深深打入到韩国与魏国的交界处。这是一着妙棋,秦孝公对此非常认同,于是派公孙壮率领一支军队攻打韩国,并夺取上枳、安陵等地,这一带在韩、魏交界线附近。这么一来,魏国人要坐卧不安了。

    好消息接连不断,魏国身陷邯郸之战的泥潭中,无法脱身。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齐国与楚国先后卷入到这场国际混战中。齐国军队在战争中一鸣惊人,一洗过去弱军的形象,脱胎换骨,在桂陵创造了一个奇迹,打败了八万名魏军并俘虏魏国大将庞涓。楚国也乘机浑水摸鱼,捞到不少地盘。骄傲的魏国人开始手忙脚乱了。

    秦孝公非常开心,因为敌人的失败就是我们的快乐。他问我,秦国能不能趁机也捞一把呢?我回答说,当然可以,而且打蛇要打七寸上,我们要渡过黄河,直接攻打魏国的旧都安邑,打掉安邑,魏国必然大受刺激。

    这时的秦孝公对我是百分之百的信任,他想让我亲自率领军队出征。他是对的,因为我一直鼓吹军功,没有军功就不配享受爵禄。我这样鼓吹,当然也要以身作则。我知道有很多人不怀好意,想看我在战场上出丑,最好是在战场上被击毙,这样他们就会举杯相庆了。可是我冷笑了,因为他们真的低估我的本领了。我学习的主业是刑名之学,也就是法家之学,可是我对兵学也颇有研究,还曾经写过几篇军事论文,比如《战法》是一篇论述作战方法的文章,《兵守》是一篇论述战争中防守问题的论文。这些文章都收录在我的文集中,这里就不多费笔墨了。

    我能写文章,会说话,但我首先是实干家。在出征前,秦孝公把我提拔为大良造。大良造是秦国的最高官职,相当于相国兼将军,这是对我莫大的信任。所以我此番出征,只能得胜,不能失败。倘若失败的话,立即会落人口实,说不定反对派就要用这个来大做文章了。

    可是我喜欢让那群庸人失望。我指挥的这支军队军纪严明,士气高昂,东渡黄河后迅速向魏国境内挺进,进而包围安邑城。我军的突然出现,令安邑城出现恐慌,他们焦急地等待援军的到来。可是魏国在北部与东部都陷入战争的泥潭中,怎么腾得出手来救援安邑城呢?安邑守军失望沮丧,最后放下武器向我投降。我骑着高头大马,耀武扬威地进入这座我熟悉的城市,作为魏国的旧都,这里留下我很多回忆。我想起恩师公孙痤以及他的遗言,如果他还活着,我会去拜会他,因为他是第一个了解与赏识我的人,而今我又回来了,以征服者的身份!

    其实我的军事才华总被人忽略,这是因为我作为改革家的光芒盖过了军事家,但我打仗真的一点也不含糊。在安邑大捷后,孝公十一年(前351年),我又一次带兵杀入魏国,兵围固阳城,并迫使守军献城投降。魏国在与秦的交锋中屡屡败北,魏侯魏?不得不放弃吞并赵国的企图,他愿意把到手的邯郸城交还赵国,换取赵国的结盟。很明显,魏?不得不直面西线连遭败局的事实,魏国与其他国家陆续谈和,他要集中力量对付秦国。孝公十二年(前350年),魏?出兵包围秦国的定阳。秦孝公摩拳擦掌,要与魏国人一决死战,可是我劝他主动与与魏国议和。

    我们主动与魏国谈和,并不是畏惧他们的力量。我在魏国待过一段时间,对其军事力量知根知底。魏国从晋国分离出来后,国土面积并不大,而且地理位置欠佳,国家资源有限,却无止境地扩充军队,在魏侯魏?时,军队达到三十多万,还不包括在战场上损失的数十万人呢。光从数量上看,这样的军事力量够吓人的,可是魏国的农业能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军队吗?我是很怀疑的。倘若一个国家的军事力量没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长期强盛的。这也是我的变法中所强调的,农耕与作战有着等量的意义。

    与魏国休战的真正原因,是我正酝酿着新一轮的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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