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了魏国，只身前往秦国，怀里揣着一册书简，就是李悝写的《法经》。对我来说，这是一本《圣经》，我必须要经常翻读，细细品味其中的深意。就这样，我一路跋涉到了秦都。我找了个地方安顿下来，但并没急着去见秦孝公，我必须得细细观察一下。由于秦孝公刚张贴“求贤令”，尊官分土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大诱惑，故而很多人抱着侥幸的心态，想忽悠蒙骗，因此天天前往秦宫游说的人也不少。我心里暗想，如果我没有通过一些关系，就这样冒冒失失地去见秦孝公，那不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得找人引见才行。
于是我四处打听，得知秦孝公最宠幸的一个大臣名叫景监，于是我先找到了景监。这是我狡猾之处，虽然我来自小国，但好歹也是贵族，对官场上的事情知道得多，我知道疏通关系的重要性。我给景监送了礼物，加上我也是有身份的人，他对我客客气气的，并答应引荐给秦孝公。国君的心思是很难揣测的，这位秦孝公究竟是沽名钓誉之辈呢，还是有野心的实干家呢？我得试探一下才行，于是我设计了一个方案。
景监把我推荐给了孝公，他刚二十出头，还很年轻，看到我时，态度很友善。但他似乎有一点不信任我的样子，可能因为我也年轻吧，我也刚二十来岁，一看就不像是富有行政经验的人。我依照我的计划，开口就跟他说起帝道。什么是帝道呢？就是三皇五帝的那些道道，那些都是时代久远、传说中的人物，也不晓得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我正儿八经地大谈帝道，孝公听着听着，无精打采，甚至中途有几次差点睡着了，最后他不耐烦了，把我赶走。
这一次见面，秦孝公显然很不高兴，他还批评景监说：“你所推荐的门客是什么人啊，哪里值得用啊。”景监回来后闷闷不乐，把怒气发泄在我身上。我和颜悦色地对他说：“您先别生气，听我说。我今天跟主上说的乃是帝道，这个学问太深了，主上思想不开悟，与帝道无缘啊。”我请求景监安排我与秦孝公再见一次面，他答应了。这里我要顺便说一下，这就是我的小伎俩，如果没有景监这个关系，我与孝公第一次见面搞砸了，就不会有第二次机会了。
宠臣有宠臣的优势，秦孝公同意第二次见我。五天后，我又一次与他面对面，这次我大谈王道。什么是王道呢，就是夏王禹、商王汤、周文王、周武王等先王的道道。这回秦孝公没有打瞌睡了，谈论的时间也比第一次要长，但我看得出，他仍然有不满意的地方。果不其然，退席后，景监又来找我了，说秦孝公仍然怪他举荐非人，我胸有成竹地打保票说：“我心里有底了，您再安排一次我与国君见面，保证不会让您失望的。”景监将信将疑，但可能是我超强的自信心打动了他，他想把赌注押在我的身上。别人或许会很奇怪，我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秦孝公大谈刑名之学，谈富国强兵呢？这就是我的计划，谈话与打仗一样，要有技巧与策略，要诱敌深入，要从外围向核心渗透。我有许多新的思维，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你们要知道，人都有一种惯性思维，每当遇到问题时，总想着从历史经验中获得答案。所以我对付秦孝公时，我先把历史经验罗列出来，跟他说帝道、王道，看他的反应，这也是了解君主真实想法的办法。前两次的谈话，我能肯定秦孝公并不像儒者那样，喜爱古人的经验，所以这次我要跟他说霸道。
第三次的谈话，我跟秦孝公说了五霸的经验，他饶有兴趣地一边听一边点头。事后他跟景监说：“你的门客很不错，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了。”我便答道：“今天我跟主上谈了霸道，看来他是想采纳了。如果下次主上召见我，我就知道应当说些什么了。”景监也十分高兴，能讨好君主，对臣子来说是一种成功，所以他请我喝酒了。
过了几天，我又一次入秦宫，与秦孝公面对面交谈。与前几次不同的是，这次是秦孝公亲自要求见我的，这说明他已经对我说的霸道产生了兴趣，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一见面，他就对我说：“您最早说的五帝三王那些道道，用他们的方法来建功立业，花费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贤明的君主，应该在位时就扬名天下，而不是默默无闻地等上数十年乃至上百年才能成就帝王之业。”
我便对秦孝公说：“要想使国家在短时间内迅速强大起来，方法是有的，但是这个方法，在德行方面，就无法与商、周时代相比了。”秦孝公对德行这个问题显然并不关注，因为他急于要雪耻，一是要夺回被魏国占领的河西之地；二是要改变中原诸侯把秦国当作蛮夷来看待的种族歧视。
机会成熟了，我可以把自己的理论全盘托出了，便对孝公说：“秦国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制度法令，很多都不适宜当下了。要改变国家，首先要变法。”于是我侃侃而谈，把这些年来的心得一一道出，可谓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孝公有一个肢体变化的细节，被我发现了，他听得十分认真，上身前倾，当我说到精妙之处时，他还下意识地把膝盖挪动到座席前——当时我们可都是跪坐哦。我知道，他听入迷了；我也知道，我大展身手的机会来了；我已经看到，通往荣誉之殿的大门打开了，我要昂首阔步地前进。
连续好几天，秦孝公都把其他的政事推掉，关起门来听我“说教”，他神情兴奋，显然是受到我的感染。我给他画了一幅美丽的图卷，他的国家与其所处的地形一样，居高临下傲视群雄，世人不再投以蔑视的眼光，因为面对征服者，他们总是诚惶诚恐。我看到他双拳紧握，似乎现在他就已经是高高在上的天神，准备给敌人予雷霆一击。
显然，秦孝公认定我就是他苦苦寻觅的人，我能给秦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局。可是，忽然间他灿烂的笑容飘过一片乌云，若有所思的样子。我知道，他是在内心交战。作为一位新上台的君主，要把历代先王的法令制度推倒重来，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哪。这一点我十分清楚，历代的变革者，身上所必须具备的勇气，是一般人所无法了解，任何法令的变更，都势必要伤害到许多权贵的利益，他们会疯狂反扑，阻止任何形式的变法。我的老同乡吴起不就是被这么一群顽固派给射死了吗？可是我不会退缩，因为人生本来就是一个赌局，是一个战场，你愿意赌也好，你不愿赌也罢，都无法置身于政治旋涡之外。这点我们卫国人最清楚不过了，你不去惹大国，但你仍然是大国案板上的鱼肉，你不想去冒险改变人生，那就只有等着人家上门宰割了。
如果命运的结果都是在劫难逃，我宁愿选择轰轰烈烈的一生，而不是待宰的羔羊。所以，我义无反顾。可是秦孝公却不一样，他是一国之君，而且是大国之君。他若变法，将遭到国内反对势力的阻击，甚至可能酿成政变；他若退缩，照样当君主，日子或许可能更舒服快活，只是他的雄心壮志要付诸流水。所以，我必须要激起他的雄心，点燃他的斗志。
果不其然，兴奋过后，秦孝公有点想打退堂鼓了。我听出了他的犹豫与动摇，他说：“我想变法，但又怕天下人会非议我。”其实我一点也没觉得奇怪，作为一个温室中长大的王侯，没有经历什么大风浪，内心摇摆而不坚定实是人之常情。一个人伟大与否，首先并不是看他做了什么事，而是看他有没有一颗伟大的心。我必须在他迟疑的那一刻，在他内心里注射一剂英雄主义的药方。
于是我说道：“优柔寡断者不会成名，迟疑不定者难以成功。真正高人的做法，必定超乎寻常人的见解；有独立见解的智者，必定遭众人的厌恶。”我这是告诉秦孝公，不遭人忌、不遭人恶，那只是庸才，为什么呢？我接着说：“有智慧的人在事情发生之前便能看到结果，而愚蠢的人即便事情发生了也懵然不知。智慧的人少，而愚蠢的人多，因此主上要做成一件事，不可与民众商量如何开始做，因为他们不过是鼠目寸光。您只需要在事成之后，让民众享用现成的果实即可。有高尚道德的人总是不合于习俗，建立大功业的人总是独断专行，不与众人共同商量。因此，只要可以强国，不必效法旧的规章制度；只要有利于民众，不必遵循旧的礼制。”
我给秦孝公一个选择：是勇往直前，当一代旷世雄主呢？或者是优柔寡断，只能成为一名平庸的国君？
秦孝公毕竟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血气方刚，被我这样一说，身上的血性都张扬出来了。我必须说，他身上确实有秦人那股倔强之气，不认输的劲儿。对我来说，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因为我比任何人都更明白，政坛是一个血腥之地，这里杀戮之重，绝非战场所能相比，因为战场上你知道谁是敌人，而在这里，你根本不知道敌人在哪里，更难以防住暗中袖出的冷箭。
我的第一场战斗是在宫廷之上。面对守旧派大臣，我跟他们展开一场唇枪舌战。秦孝公已经决定把我留下，主持变法，但在变法之前，我必须跟朝中大臣进行一番辩论，主题就是该不该变法。几乎所有的朝臣都攻击我的理论，这里我只选择两个有代表的人物来说，这两个人，一个是甘龙；一个是杜挚。
首先发难的人是甘龙，他是一个老官僚，这种人最不希望看到变化，只要窝在旧的体制下，他的个人利益就不会受到冲击。这位老官僚的语气显然有点倚老卖弄，“你说得不对。”他先下了一个结论，然后才慢条斯理地说：“自古以来，圣人教化人民不改变习俗，智者治理国家不变更法令。顺着民俗来教化，不费力却易成功；沿袭旧法来治国，官吏习惯，百姓安心。”说完后，甘龙转过身对秦孝公说：“现在倘若要变更法令，不遵循旧法，我恐怕天下人会背后非议君上，请君上仔细考虑。”
我必须要马上反击，不能让这些顽固派动摇秦孝公的决心。甘龙话音刚落，我就给了他当头一棒：“您所说的，不过是俗人的见解罢了。平庸的人被习惯所左右，学者们又拘泥于自己的见闻，不能突破常规。这两种人，不能跟他们讨论变法的事。我想提醒甘龙先生，历代的礼法制度都是不断革新的，而非一成不变。夏、商、周三代的礼制是不同，但都能称王天下；五霸的法度也各不相同，但都能称霸诸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揭示真相：智者创建法令制度，而愚者只是受其制约；贤者更改礼制，平庸者受其束缚。”说到这里，我也转向孝公，用坚定的语气说：“受制于旧法者，不可与之谈变法；受制于旧礼者，不可与之谈政事。主上不要迟疑不决了。”
在这里，我不禁要自己得意一下，因为我的计划缜密得毫无破绽。还记得我最初几次与秦孝公的对话吗？我尽说帝道、王道，把他听得打瞌睡，可这是我计划的一部分。这些守旧顽固分子喜欢拿久远的三代来说事，我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彼之矛攻彼之盾，我证明了人们理想中的三代，其强盛并非因循守旧，而正是有革新的思想。这些道理，我跟孝公说过，但这般大臣从未听过这样的见解，自然被我打得落花流水，一时间无以应战。你说，看到我得意嚣张的样子，秦孝公能不喝彩吗？
可是顽固分子并不善罢甘休，尽管他们黔驴计穷，可是仍然百般狡辩。杜挚跳出来说：“没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要变更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要变更工具。效法古制，可以不出差错，遵循旧礼，可以避免偏差。”
这就是顽固分子的水平吗？太可笑了。他们所有的防御工事，不过是一层薄薄的纸，只消我一根手指头，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捅破。
我开始大举反击了，质问说：“您口口声声说要效法古制，请问是效法哪一代的古法呢？又是遵循谁的礼制呢？伏羲、神农教化却不诛杀；黄帝、尧、舜诛杀而不过分；周文王、武王时代法度、礼制又异于前代。”说到这里，我瞥了一眼，杜挚头冒冷汗，无言以对。我继续发动攻势：“事实上，治理天下绝不仅有一种方法，何必非要效法古代呢？商汤、周武王不受古法的拘束，却成就王者之业；夏桀、商纣不变更古制，最终却走向亡国。因此，循规蹈矩并非就是好，突破常规并非就是坏，关键是要顺应时势而定。希望主上不要再疑惑不决了。”
这些顽固派以为我只知道变法的事，其实对于各家各派的学说，我都有涉猎的，对古代政治思想的变迁，我也是有研究的。在我凌厉的攻势下，他们全线溃败。但是我打心底要感激一个人，他就是秦孝公，倘若没有他的支持，我就算巧舌如簧，也无用武之地。这位英明的君主坚定地站在我这边，成为我的庇护者与支持者，没有他强有力的臂膀，我就是折翼的鸟儿，永远飞不起来。
在这次舌战群臣后，我以一名外邦人的身份，被提拔为左庶长。我知道，我的时代到来了。
二我是商鞅（中）：变法
如果问我：变法的目的是什么呢？不论什么时候，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富国强兵。
这是一个乱世，这是一个杀戮的时代，一个国家要免除厄运，就必须富国强兵。一切政令都要服从于这一最高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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