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既然庞涓都被孙膑俘虏了，又怎么能脱身呢？史书上没有写清楚，但这应该与齐军遭遇到的襄陵之败有直接的关联。
田忌在桂陵之战完胜魏军后，纠集宋、卫军队包围距离大梁城约七十公里外的襄陵。魏惠王不得不动用外交，他以大哥的身份指示韩国出兵参战。
公元前352年，韩国兵团卷入战争，对齐、宋、卫联军实施夹击。齐国远征军尽管取得桂陵之役的胜利，但自身的损失也不小，而对新锐的韩国兵团，无法抵挡，在襄陵被韩国军队击退。此役的结果，在《竹书纪年》中有简单记录：“（魏惠）王以韩师败诸侯师于襄陵。”齐国的攻势被遏制住了。
韩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弱，此时韩国君主是韩昭侯，他是战国时代一位赫赫有名的君主，我将在下一章介绍这位战国的厚黑大师。韩国的参战，使得这场国际大战更加复杂，也使齐国远征军陷入被动之中。
齐威王考虑到远征军在魏国境内作战时间已久，战斗力下降，决定与魏国和谈。齐国请楚国大夫景舍出面，向魏惠王提出休战的请求。景舍就是楚国兵团的总司令，他趁魏赵、魏齐打得不可开交时，出兵占领魏国的睢水流域部分地区，尽管只是小打小闹，也足以令魏惠王心烦意乱。
魏惠王也不想树敌过多，遂同意齐国的求和，齐魏之战结束，同时应该也与楚国停战。
可以推测，魏国大将庞涓应该是在这个时候被齐人释放，这或许是魏惠王同意结束战争的条件之一。尽管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表现糟糕，魏惠王并没有对他失去信心，很快他又复出，在军界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动摇。
齐魏交兵，秦国再次成为得利者。就在齐、宋、卫与魏、韩五国兵力缠斗于襄陵时，秦国商鞅率领大军再次对魏国的西线发起凶悍的进攻，目标是魏国的旧都安邑城。自从魏惠王迁都后，魏国在兵力的配置上是东重西轻，精锐部队全集中于东线，在西线面对秦国人一波接一波的进攻，已是难以抵挡。此时的秦国尽管还未能完全攻占河西，但黄河西岸重要渡口繁庞、少梁城均落入其手，这使得秦军可以轻而易举地进攻魏国的河东。商鞅兵团渡过黄河，直扑安邑，魏惠王无力派出强有力的部队解安邑之围，在秦人的围困下，这座魏国的旧都终于举白旗投降。
秦国人的黑手伸向河东，魏国在河西的地盘岌岌可危，越发势单力孤。为此，魏国加大了河西的防守力度，扩建长城防线，南起郑县（今陕西华县），越过渭水，沿着洛水东岸修筑长城。
四厚黑教主韩昭侯
从公元前354年到公元前352年，三年时间里，列国陷入混战之中，这些战争的焦点是魏国围攻邯郸城。
卷入这场国际混战的国家有魏国、赵国、韩国、齐国、楚国、宋国、卫国以及秦国，主要又可以分为三大战场：北线战场以魏国的胜利而告终，攻破赵国首都邯郸城；东线战场齐国桂陵之役中重创魏军，但韩国的参战使魏国稳住了阵脚；西线战场则是魏国的一片溃败，秦国夺少梁、取安邑。此外还有若干小战场，比如楚国对魏国东南的入侵，魏国入侵卫国之战等。
我在前文中说过，齐国所实施“围魏救赵”的策略，其实只是为了“弱魏弱赵”，并非真心实意要拯救赵国。当赵成侯明白这一点时，他就要为赵国的命运而另谋出路了。齐国人是靠不住的，楚国人也是靠不住的，那要靠谁呢？只能靠自己了。在邯郸城丢失后，赵成侯仍然与魏惠王周旋，坚持抗战，赵国并没有投降。
然而，一个危险的局面又出现了。
公元前351年，秦国人再次出击，攻取魏国的固阳，同时进攻赵国的蔺地。面对秦国人无休止的进攻，魏惠王与赵成侯都意识到，魏、赵两国这样消耗下去，最终只能是秦国人的盘中餐罢了。
必须要一揽子解决魏、赵问题。魏惠王抛出一个方案，魏国将把邯郸城归还给赵国，同时赵国与魏国结盟，实际上是屈居魏国之下。对于这一个方案，赵成侯无法拒绝，因为他已经不能把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齐国、楚国身上，也无法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与魏国、秦国开战。这样，魏惠王与赵成侯达成和解，魏、赵战争结束，魏惠王凭恃武力获得三晋龙头老大的地位。那么，魏惠王领导下的三晋联盟，能否重现魏文侯时代的光荣呢？
我们得说，三晋虽然表面上结为联盟，但并非一心。韩国与赵国屈服于魏国，只是因为打不赢，并不是真心实意地尊魏为老大。这就使得魏惠王领导下的三晋联盟极为脆弱，只要有些许的风吹草动，这个联盟就会破裂，再启战端。
在赵国被迫屈服于魏国的这一年（前352年），韩昭侯起用法家申不害，实施变法。在战国七雄中，韩国是比较遇冷的一个，因为在七大强国中，韩国的实力较弱。但事实上，韩国的历史也是很精彩，出过不少名人，最有名的当属战国后期的法家人物韩非子，他被称为是中国版的“马基雅维利”，《韩非子》一书也是权术论之集大成者。韩非子的权术思想并非无源之水，直接来源便是韩国史上两大名人：厚黑学理论大师申不害与厚黑学实践大师韩昭侯。
韩昭侯名为韩武，公元前363年继承君位。他上台的时候，韩国与魏国还处于战争之中，他雄心勃勃，联合赵国进攻魏国浍水，结果被魏国将领公叔痤打得落花流水。不甘心失败的韩昭侯在五年后（前358年）卷土重来，对魏国连续发动进攻，夺取屯留、长子、涅等地，一时间风光无限。可是好运不长，次年（前357年），魏国反戈一击，包围宅阳城，迫近韩国首都，韩昭侯被迫与魏惠王签订城下之盟。
公元前353年，齐国实施围魏救赵战略，在魏、赵、齐三国苦斗的同时，韩昭侯乘机出兵进攻没有人管的东周，攻取陵观、廪丘。东周哪里抵挡得住，只得割让高都、利地给韩国。魏国的庞涓兵团在桂陵一役中被齐军歼灭，齐军乘胜进攻襄陵，魏惠王狼狈不堪，只得请韩昭侯出马。韩昭侯权衡利弊后，还是选择站在魏国一边，投入精锐兵团迎战齐、宋、卫联军，并一战成名，迫使齐军统帅田忌向魏国求和。此役可看出韩国兵团之战斗力未可低估。
前文说过，韩国的地理位置相当恶劣，与魏国一样是处于四战之地，周围被四大强国所包围。为了生存，韩国从晋国独立出来后，便积极向外扩张，吞并郑国、分裂周室、蚕食东周。雄才大略的韩昭侯不甘心在强国中充当小喽啰的角色，作为“三晋”与“七雄”之一，韩国理应与其他大国平起平坐。
这是一个变法的时代。韩昭侯也要顺应时代，学习其他国家，实行变法，富国强兵，挣脱魏惠王撒下的罗网。他四处寻觅，终于找到了一个能领导变法的人物，这个人便是法家著名人物申不害。
申不害原来是郑国的一名小官吏，公元前375年，郑国被韩所灭，他便成了韩国的臣民，以前的小官也当不成了。怎么办呢？他觑准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诸侯大混战的时代已到来，每个国家都大力改革内政，需要专业的人才，于是他潜心学术，自成一派。申不害的学术来源是黄老之术，但鼓吹的是刑名之学，后来他把自己的理论写成小册子，名为《申子》，共有两篇。
在潜心学术二十年后，申不害开始登上政治舞台。韩国正需要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申不害凭着一肚子的学问，向韩昭侯求取官职。当时魏国正围攻赵国的邯郸城，韩昭侯心里犹豫不决，究竟是要站在魏国这一边呢，还是站在赵国那一边呢？他听说申不害有学问，便问说：“我应该站在哪边呢？”
申不害这个人研究刑名之学，但他偏重的术而不是法，就是说，他主要是搞权术的。搞权术的人，自然精明得很，在没有打探到韩昭侯内心想法之前，他是不会轻易发表意见的。这个老滑头答道：“这可是国家大事啊，社稷安危存亡全系于此，请允许臣深思苦想一番。”
韩昭侯一听，也对，这么大的事情，是得细细思考。但是申不害并不是要考虑国家大事，他在意的是韩昭侯的内心倾向。要怎么样才能知晓君王的真实想法呢？申不害果然是大师，暗地里找到了赵卓、韩晁两人，他知道两人意见相左，各持己见，便故作慷慨地说道：“你们二位都是国家的辩士，我们这些作为臣子的，哪能每句话都被国君采纳呢？我们能做的事就是尽忠罢了。”
这说得一派正人君子的样子，把赵卓、韩晁两人的血性给激发出来了。两人便在韩昭侯面前各抒己见，申不害不动声色地在一旁观察韩昭侯的脸色神情，凡是韩昭侯赞赏的主张，他都悄悄记下来。过几天后，他就“深思苦想”完了，把这些“主张”一一推出，并加上点慷慨激昂的语气，每一句话都说到韩昭侯的心头去了。
结果不消说，自然是国君大悦了。这就是申不害的术。
但是倘若说申不害只是欺世盗名之人，那也有点小瞧这位大师了。公元前361年，即韩昭侯十二年，申不害开始主持韩国变法。
申不害的主张对后来韩非子影响很深，同时也很类似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要强大，首先得有强有力的领导者，故而鼓吹君主独裁论。申不害结合春秋以来君主被弑的例子，得出结论，君主必须要操持权柄，“君设其本，臣操其末；君治其要，臣行其权；君操其柄，臣事其常”，还要“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无能”。也就是说，君主一定要牢牢掌握权力，倘若权力落入臣子之手，则“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这样最终必定会失去国家，甚至成为弑君游戏的牺牲品。
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总结他的权术思想：“……所以教其上者，则在使其下无以窥我之所喜悦，以为深而不可测。夫而后使群下得以各竭其诚，而在上者乃因材而器使，见功而定赏焉。”说白了，就是鼓吹君主驾驭臣下之术，搞独裁制。
申不害的理想就是当帝王之师，他确实是位好老师，可是这还不够，还得要有好学生。韩昭侯就是个好学生，他学得快，融会贯通，甚至出神入化，可谓深得权术之精华。如果说申不害是权术论的理论大师，那么韩昭侯就是实践大师。
韩昭侯对权术有着惊人领悟能力。有一回，他问申不害：“法令颁布了，可是不容易施行啊，这要怎么办？”申不害回答说：“法令，是要有功者才可赏赐，有才能者才可授官。如今主上您颁布了法令，却总是听从左右的请求，这样子当然不容易施行了。”
韩昭侯这下子明白了，于是他不徇私情，摆了个铁面孔。过一段时间，申不害跑来找韩昭侯，请求国君给自己的堂哥一个官职。韩昭侯回答说：“你让我遵循法令，拒绝臣僚私下的请求，现在你却要来给亲戚弄个官当。试问，我是要破坏你定的原则来批准你的请求呢，还是拒绝你的请求？”
申不害一听傻了眼，韩昭侯果然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他赶紧叩头谢罪。
为了明晰职权，申不害提出“治不逾官，虽知弗言”的主张。所谓的“治不逾官”，就是官吏治政时不超越自己的职权；“虽知弗言”就是职权之外的事情，即便知道也不能说。
这里有个生动的例子，有一次，韩昭侯喝醉酒了，倒头便睡了，掌管帽子的侍从见主公受冷了，便在他身上加了一件衣服。韩昭侯睡醒后，看到身上多了件衣服，很高兴，便问左右：“谁给我加了件衣服？”左右回答说：“是掌管帽子的侍从。”韩昭侯听罢脸色一沉，下令将此侍从处死，同时也惩罚了掌管衣服的侍从。
这位韩国君主确实是忠实的申不害信徒，恪守申氏理论，官吏绝对不可以越其职权。后来韩非子对此有一段评论：“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韩昭侯在驾驭群臣上有一套本领，譬如他会微服私访，打探官员遵守法令的情况。有一回，他派人到南门外侦察。去的人回来后，韩昭侯问道：“你看到什么异常情况了？”
那人答道：“不曾有什么异常。”昭侯还不死心，又继续追问：“你好好想想，还看到些什么了？”那人想了半天，终于想起一件事：“对了，在南门外，有一条小黄牛在田边吃禾苗。”韩昭侯点点头，警告他说：“不准把我问你的话泄露出去。”然后他便下了一道命令：“禾苗正值生长期，寡人已经发了禁令，禁止官府或百姓家的牛马进入别人的田地。可是地方官员却不肯重视，以至于各地发生许多牛马啃吃禾苗的事情。各地官员必须要把违禁的现象一一报上来，否则将治予重罪。”
命令发出后，各地赶紧收集资料上报，韩昭侯看完后，发现没有南门外违禁的事例，便冷冷地说：“还未如数上报。”地方官员吓一大跳，赶紧又复查，直到发现南门外啃吃青苗的牛马为止。
通过这么一件小事，韩昭侯给臣下“明察秋毫”的印象，但不让臣下窥视到他的内心，制造深不可测的神秘感。作为君主，他无须洞知全局，只须知道其中一点，便可试探臣属是否尽心尽力，故而“吏以昭侯为明察，皆悚惧其所，而不敢为非”。
这就是韩昭侯的治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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