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华，男，23岁，大学三年级。三年前自安徽省某市的一所重点高中考入北京某高校读计算机应用专业，学习成绩中下水平。人际关系不好，与同学很少交流，没有女朋友。
他用很痛苦的语气告诉我最近一年来上课精神不能集中，时常感到头痛、背痛，记忆力下降。夜间失眠，晚上难以入睡，多梦，睡眠时间平均四至五个小时；白天感觉精神恍惚，经常有想睡觉的感觉。饮食状况一般，但总的来说饭量减少。近半年来经常感到自己处处不如他人，不论是学习还是日常生活，觉得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每当这时就会产生想死的冲动，甚至曾经想过怎样死可以不痛苦。尤其是在夜间失眠难以入睡的时候，更加痛苦不堪，但是念及父母培养自己不容易，一定要坚持把大学读完，所以要求自己绝不能死。但有时控制不住自己，在两种想法中挣扎。期间不关注个人卫生，已经很长时间早晨起床后不整理床铺；一周到十天左右换一次内衣，外衣已经穿了一个月左右，懒得换。
他的家庭人口不多却比较健全，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祖父、祖母、妹妹。经济状况不太好，父亲是木匠，只有初中文化，经常到县城做零活挣钱；母亲基本没有文化，在家种地；妹妹平时帮助母亲做家务；祖父、祖母年纪都七十多岁，身体还好，没有大病，生活基本能够自理。
邵建华出生在安徽省半山区的一个农民家庭。当时父母以及祖父母都以种地为生。在出生三个月后母亲因为生病没有了奶水，只好以奶粉和面糊喂养。父母下地干活，有的时候由祖母照看他，有的时候则用枕头将其围挡在火炕上自己玩耍或睡觉。据说经常睡醒后因为无人照看而哭得嗓子嘶哑。没有上过幼儿园，3岁左右跟着大人在农田玩，到7岁开始上小学，当年妹妹出生。上小学时学习成绩不太好，父亲经常为他的成绩不好而训斥他，甚至还多次打过他。该升中学时，妹妹到了上学的年龄，家里曾经为他是否继续读中学而有过争执，因为家里的经济力量承担两个学生的费用有一些困难，同时也需要他作为家里的劳动力而留下。那时，他的成绩已经开始好转，而且非常希望继续读书。在母亲的坚持下，他来到了县城读中学。进入中学后，他知道自己来这里读书很不容易，因此几乎是利用所有的时间看书。课余时间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平时很少与同学外出玩。在初中二年级时眼睛开始近视，看不到黑板上的字。几经周折在县城配了一副最便宜的眼镜，一直戴到今天。初中时，他经常鼓励自己将来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走出这个贫困的地区。
到初中三年级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一些好转。后来，妹妹读完了小学，父亲认为女孩子不必要上中学就辍学在家干活了，因而减轻了一些压力。
由于他刻苦学习，成绩在年级内排在前面。经过班主任老师给他父母做工作后，他以比较好的成绩考入了当地一所重点高中。进入高中后，班里有许多城镇来的同学，与他们相比，邵建华经常出现自卑的念头。原本在初中学习成绩比较优秀的他，在这里只处在中等水平。生活上多数同学的物质条件比他好，吃、穿、用都不在一个“等级”上，因而出现有些压抑的感觉，于是他更加不愿与同学往来。也恰恰在这个时期，每当他学习成绩不稳定时，小时候因学习不好而遭受父亲训斥和挨打的情景就会在脑海中浮现，常常睡不着觉，“自己不如别人”的念头不由自主地闪现出来。
靠着“一定要上大学，一定要走出去”信念的支持，他终于考入北京某高校的计算机应用专业。第一年的大学生活比较紧张，不自信的状况不太明显；到“大二”时学习压力减轻，开始较多关注同学的物质生活条件与自己的不同，自卑感明显增强；对别人不信任，与同学交流更少了，几乎没有可以说心里话的人，只有同宿舍的一个同学可以稍微说些心里话；到大三时开始出现上述心理和生理症状，迫不得已，来向心理咨询人员求助。
在谈及他父母各自的家庭情况时，邵建华不记得曾经听到过有什么特殊疾病和精神病的说法，也没有人得过抑郁症。
本人从小到大没有得过什么大病，也没有脑外伤以及中毒经历的情况。最后一次医疗性身体检查是在一个月以前，那时因为头痛和失眠加重，到一家学校附近医院的内科做过心脏、肺部和血象检查，神经科做过脑电波检查，均无异常结果报告。
在我问到他自己记忆中是否有什么特殊的生活事件时，他基本上没经过思索就告诉了我三件事，可见这三件事情对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五六岁的时候与小伙伴在家乡的河边玩耍，不小心掉到了河里，几乎被淹死，后来被别人救起。
三年前刚进入大学时喜欢一位女同学，但一直没有勇气接近、表达，一年前那名女同学与外系的一名男生恋爱，心里痛苦了一段时间。
六个多月前正值期末考试，患重感冒，考试当天在教室里昏倒无法参加考试。后补考成绩较差，自己非常不满意。
在这两次的访谈中，我没有过多讲话，主要是邵建华在我的提问下叙述自己的情况。两次来咨询的穿着一样，精神状态基本相同。述说过程中语调低沉，语速缓慢，声音不大。微微低着头，偶尔抬头看我一下也马上移开目光，几乎不与我的眼神相对，右手经常下意识地在右腿膝盖处那块油渍上抚摸着。说到想死的时候，邵建华声音有些哽咽，曾经停顿了三次，每次时间不等，当谈到父母培养自己读大学不容易时，停顿时间大约有一分钟，且用左手遮挡住自己的眼睛。
在第一次访谈结束后，我对他曾进行了《临床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自评抑郁量表（SDS）》的心理测量。测量结果显示其偏于内向性格，抑郁、焦虑和躯体化反应指数超出常规的标准很高，尤其是反应抑郁情绪的项目，比正常状态高出50%。两个心理测量的结果都基本与临床症状吻合。
结合两次交流所收集的个人信息以及在访谈中他所表现出的大量肢体语言，例如，第一次咨询迟到十五分钟、双手绞握的紧张动作、眼睑下垂回避我的目光等，还有衣着的状况，以及病程已超过六个月，因此我初步诊断邵建华目前处在很强的抑郁状态中，属于非精神病性抑郁症，程度为中度偏下。当然，这个结论必须要在器质性病变检查后最终确认。
经过分析，我认为邵建华之所以患上抑郁症，主要是心理、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幼年时期没有较好度过“心理性发展阶段”，形成了易于焦虑的人格特征，本身具有抑郁症的“先天”条件。
根据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人在出生后到青春期要先后经历“口唇期”、“肛欲期”、“性器期”、“潜伏期”和“青春期”五个阶段。在婴儿十八个月前时，造成焦虑的主要原因是饥饿、口渴和缺乏亲人的抚慰。婴儿饥饿必然引发紧张焦虑，随着吃奶时嘴唇与母乳的接触以及吸入乳汁，嘴唇和口腔黏膜受到刺激，饥饿感和内部紧张消除。另外母亲喂奶时的抚慰，与相应的刺激使孩子的心理得到满足。在这个阶段，正常的母子关系可使幼儿建立安全感，有助于形成信任别人、自信而不依赖别人、与别人易于和谐相处的个性。而邵建华在出生三个月的时候母乳喂养停止，犹如强行断奶，意味着丧失和被拒绝；经常睡醒后因为无人照看而哭得嗓子嘶哑，缺乏来自母亲的抚慰，产生恐惧心理，所以形成了不安全感和不信任他人的个性。他缺少朋友，不愿意与人交流以及选择较少与人打交道的计算机应用专业等，也可以说是这样的个性所决定的。
第二，成长过程中缺少来自外界的正性鼓励，特殊时期被否定和被惩罚的经历，给他的内心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行为主义心理学强调，经常对儿童进行鼓励和适当奖励，都可以使孩子建立起自信；而不恰当的惩罚则会扼杀孩子的自信心，造成自卑心理。邵建华在读小学时父亲的打骂和训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到高中时，脑海里仍会出现小时候因学习不好而遭受父亲训斥和挨打的情景。这说明他的内心深处埋下了自卑的种子，在进入如青春期后，这颗种子钻了出来，对他的认知和行为产生不良影响。久而久之，与自身希望独立和实现自我的需求形成冲突，长期的内心冲突和压抑，最终发展为抑郁情绪状态。
第三，生活环境的影响使邵建华原有的不自信不断强化，加剧了自卑感。
邵建华从山村到县城，从县城到大城市，又从大城市到北京，生活条件、学习状况以及教育水平的地区差异等一系列因素的改变，使他原本形成的、较多关注负面以及不自信的个性特征更加强化，在不自觉中对现实生活作出了不理性的类比和选择。尤其是来到北京进入大学后，看到了大都市中年轻人是怎样生活的，再想想自己的家乡和自己成长的经历，给他带来的冲击更大，原本的不自信、自卑以及对他人的不信任更加强烈，逐渐形成了社会交往障碍，抑郁倾向逐渐加重，并开始在躯体上出现反应。
第四，现实生活中的负性事件将原有的内心冲突升级，最终以抑郁症的形式表现出来。
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神经症的致病机理是长时间的内心冲突。对于邵建华来说，长期的压抑和内在的矛盾冲突，在六个月前期末考试昏倒的事件引导下爆发了，精神开始出现崩溃迹象，对生活失去兴趣、失眠、躯体化反应加剧、痛苦感增强，无法摆脱内心的煎熬，以至想到死亡，虽没有实施自杀但已经设想了自杀的方式。凡此种种说明，邵建华此时已经患上了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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