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宣王时，官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适晋。晋中军随会奔魏，而司马氏入少梁。
【译文】
早在颛顼统治时期，令南正重掌管天文，令火正黎掌管地理。唐尧、虞舜统治时期，仍然命重和黎的后代管理天文和地理，直到夏朝和商朝，还是重氏和黎氏世代掌管天文地理。西周时，封为程伯的休甫是他们的后代。周宣王当政的时候，他们丢失了主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被司马氏替代。司马氏代代主管周朝的历史。在周惠王和周襄王之际，司马氏到了晋国。晋国的中军元帅随会逃到魏国，司马氏也随后来到了少梁。
【原文】
自司马氏去周适晋，分散，或在卫，或在赵，或在秦。其在卫者，相中山。在赵者，以传剑论显，蒯聩其后也。在秦者错，与张仪争论，于是惠王使错将兵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错孙蕲，事武安君白起。而少梁更名夏阳。蕲与武安君坑赵长平军，还而与之俱赐死杜邮，葬于华池。蕲孙昌，为秦王铁官。昌生毋怿，毋怿为汉市长。毋怿生喜，喜为五大夫，卒，皆葬高门。喜生谈，谈为太史公。
【译文】
自从司马氏家族到晋国后，他们就分离开了，有的在卫国，有的在赵国，有的在秦国。在卫国的，后来有人傲了中山国的相。在赵国的，由于传授有关击剑的方法而声名显赫，蒯聩就是他们的后代。在秦国的司马错，曾与张仪争论伐蜀的事，最终秦惠王采纳了他的建议，让他带兵伐蜀，最终取得胜利并被任命为蜀郡守。他的孙子司马蕲是武安君白起的部下。这时少梁改名为夏阳。司马蕲与武安君白起在长平活埋掉赵国的军队，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反被秦王赐死于杜邮，安葬在华池。司马蕲的孙子司马昌，在秦国任铁官。司马昌生司马毋怿，司马毋怿当过汉朝的市长。司马毋怿生司马喜，司马喜曾为五大夫，他们死后，都安葬在高门。司马喜生司马谈，司马谈曾任太史公。
【原文】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日迁。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峄；厄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略邛、榨、昆明，还报命。
【译文】
太史公掌管天文工作，不管政事。他有个儿子叫司马迂。司马迁生在龙门，在山南麓过着农耕生活。十岁时已能读古文著作。他二十岁南游江淮，登上会稽山，探访禹穴，到九疑山，考察舜的遗迹，泛舟沅、湘水间。北渡汶水、泗水，在齐、鲁之都探讨学业，观察孔子教化的遗风，还在邹峄学习乡射礼节；在游历蕃、薛、彭城等地的时候，一度遭受困厄，经过梁、楚之地后回到长安。于是司马迁做了郎中，奉朝廷之命西征巴蜀以南的地区，平定了邛、筰、昆明之后，回到长安复命。
【原文】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发愤且卒。而子迁适反，见父于河、雒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予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予死，尔必为太史；为太史，毋忘吾所欲论著矣。且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也。夫天下称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大王、王季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馀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镄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记。
【译文】
这一年，天子首倡汉朝的封禅典礼，而太史公被留在周南，不能参与其事，心中愤懑，将要死去。他的儿子司马迁刚好在这时出使回来，在黄河与洛水之间见到了父亲。太史公抓着儿子的手含着泪说：“我们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来衰落了，难道要断送在我这里吗？你继为太史，就可以接续先祖的事业了。如今天子继承汉朝一统千年的大业，到泰山封禅，而我不能随行，这是我的命啊！我的命啊！我死以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要编写的论著啊。孝，是从侍奉父母亲开始的，中间经历效忠君主，最后能够在社会上立足，显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最大的孝道。天下称颂周公，是因为他能够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召公的遗风，使人明白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让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幽王、厉王之后，王道衰落，礼乐败坏，孔子研究、收集旧有的文献典籍，重振被废弃了的王道和礼乐。整理《诗》、《书》，著作《春秋》，直到今天，人们仍以此为准则。从鲁哀公获麟到现在四百多年了，中间因为诸侯兼并混战，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不能给予评论记载，中断了国家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心中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迂低下头流着泪说：“小子虽然不聪明，但一定把父亲编纂史书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太史公死后三年，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他阅览和摘录了石室金柜收藏的图书档案，又过了五年，正当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初一凌晨冬至，开始改用太初历，新的历法在明堂上公布，诸神受到祭祀。
【原文】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
上大夫壶遂曰：“昔孔子为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之董生：‘周道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时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经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与，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弊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纲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日‘差以豪厘，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渐久矣’。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者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诛死之罪。其实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被之空言不敢辞。夫不通礼义之指，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大过予之，受而不敢辞。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译文】
太史公说：“父亲曾说过：‘在周公死后五百年出现了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过去五百年了，是继承并光大孔子的事业的时候了，修正《易传》，续作《春秋》，根据《诗》、《书》、《礼》、《乐》衡量一切。’大意就在于此吧！大意就在于此吧！我怎么能推辞呢！”
上大夫壶遂问道：“当初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呢？”太史公答道：“我听董仲舒说：‘周朝的王道衰落了，孔子作为鲁国的司寇，想振兴王道，但是诸侯诬陷他，大夫阻挠他。孔子明白自己的主张在当时不会被采纳，王道不能推行，于是便把自己的是非褒贬涵于《春秋》所记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之中，以此为天下的准则。书中他贬斥僭礼的诸侯，声讨犯上的大夫，只不过是为了实行王道罢了。’孔子说：‘与其用空洞的说教去教育别人，还不如记载具体的历史事件，这样更为深切明显。’《春秋》一书，上能说明三王之道，下能分辨人伦纲常，判别嫌疑，明辨是非，裁定犹豫难决之事，表彰善良，贬斥丑恶，尊重贤能者，轻视不肖之徒，保存灭亡国家的史迹，续接已断绝了的世系，弥补残缺，振兴衰废，这些都是王道中的要点。《易》专讲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所以长于变化；《礼》是规范人际关系的，所以长于行事；《书》是记载先王事迹的，所以精于政事；《诗》是记载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的，所以长于风土人情；《乐》是论述音乐经典的，所以长于和谐；《春秋》明辨是非，所以长于治人。由此可见，《礼》用来节制人欲，《乐》用以发扬和气，《书》用以指导政事，《诗》用以表达思想感情，《易》用以说明事物的变化，《春秋》用以指导人们遵循道义。治理乱世，使其走向繁荣，没有比《春秋》更合适的了。《春秋》文字数万，旨意数千，万物的离散聚合都集中在《春秋》里面。在《春秋》中，记载着三十六起弑君事件和五十二个亡国事件，诸侯奔走逃亡不能保其国的，不计其数。究其所以如此，都是由于丢掉了礼义这个根本。所以《易》说‘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臣弑君、子弑父，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渐渐发展而来的’。当国君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朝上有进谗言的则看不见，后面有奸贼作乱也不知道。做臣子的不能不通晓《春秋》，否则就不知道日常事务怎么处理才适当，遭到突变就不能灵活去应对。做人君、人父的，不能通晓《春秋》大义的，一定会被蒙上罪大恶极的罪名。做人臣、人子的，不通晓《春秋》大义，一定会陷于篡弑的罪名而被杀头。实际上他们都以为是在做好事，却因为不知其道义所在，反而被加上了空洞的罪名也无法推卸。不通晓礼义的宗旨，就会落成君主不像君主、臣子不像臣子、父亲不像父亲、儿子不像儿子的地步。君主不像君主，就会受到臣下的冒犯，臣子不像臣子就会被诛杀，父亲不像父亲，就没有人伦之道，儿子不像儿子就是忤逆不孝：这四种行为是天下最大的罪过。把天下最大的罪名加在他们头上，他们也只能接受没法推辞。因此说，《春秋》一书是礼义的根本。礼义的作用是杜绝坏事的发生，法律的作用是在坏事发生之后进行惩罚；法律起的作用显而易见，而礼义所起的防微杜渐的作用却不易被人了解。”
【原文】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成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虑戏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矣，而不用，有国者耻也；主上明圣，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谬矣。”
于是论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於纍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夫！身亏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译文】
壶遂说道：“孔子那时候，上面没有贤明的君主，下面的人臣不被重用，所以才作《春秋》，留下论述，以裁断礼义，作为统一的王法。如今您遇到圣明的君主，当官任职，万事俱备，各得其所，您所论述的，准备阐明什么呢？”太史公答道：“啊，不不，不是这样。我听父亲说：‘伏羲性情纯厚，他作了《易》八卦。尧、舜道德高尚，《尚书》予以记载，礼乐由此而兴。商汤、周武王功绩兴隆，受到诗人的歌颂。《春秋》扬善贬恶，推崇夏、商、周三代的盛德，褒扬周王室，不仅仅只是讽刺而已。’从汉朝建立到当今圣明天子，这段期间获得了吉祥的符瑞，举行了封禅大典，改革了历法，替换了衣物的颜色，天子的恩泽浩浩荡荡，海外异俗之地的国家也多经辗转叩关入境，请求献礼、谨见，这样的事情不可胜数。臣下百官极力颂扬天子的恩德，还不能完全表达自己的心意。何况，天下有贤能的人得不到重用，是国君的耻辱；主上英明，可其恩德不能传扬天下，这是主管官员的过错。我担任史官的工作，如果撇开天子的圣明功德不去记载，埋没了功臣、贤臣的功业不去论述，背弃了我祖辈的嘱咐，这是多么大的罪过啊。我所写的不过是记述历史故事，整理、归纳世代相传的史料，不是人们所说的著作，而您把它比作《春秋》就不对了。”
于是他按次序论述和编写其书。写作的第十年，遭受李陵之祸，被投进了监狱。在狱中哀叹道：“这是我的罪过啊！身体残废没有用了。”事后仔细思量道：“《诗》、《书》的文义之所以含蓄隐约，是由于作者想借以更好地表现自己的深沉思想。”他终于着手记述从黄帝开始，直到武帝获麟为止的历史。
【原文】
惟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绝业。周道既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镄、玉版图籍散乱。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问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朝错明申、韩，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问，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继餐其职，曰：“於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唐，虞；至于周，复典之。故司马氏世主天宫，至于余乎，钦念哉！”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言，协《六经》异传，齐百家杂语，臧之名山，副在京师，以埃后圣君子。第七十，迁之自叙云尔。而十篇缺，有录无书。
【译文】
汉朝继承了五帝的遗业，接续被中断了的上三代事业。周朝王道渐渐衰微，秦朝毁弃了古代文化的典籍，焚毁了《诗》、《书》，造成明堂、石室金柜中的玉版图籍丢失散乱了。汉朝建立后，萧何颁布了律令，韩信整顿了军法，张苍制定了章程，叔孙通制定了礼仪，于是品学兼优的文人学者逐渐被启用，《诗》、《书》之类的典籍在各地不断被发现。自从曹参荐用盖公，提倡黄老学说，贾谊、晁错精通申不害、韩非的法家学说，公孙弘因儒学而显达，一百年来，天下的遗文旧事无不汇集于太史公处。太史公父子相继担任这一职务，太史公说：“唉！我的先祖曾担任这一官职，扬名于唐尧、虞舜之际；到了周朝再次主管这一工作。所以司马氏世世代代主管文史星历，直到我啊，这一传统我一直恭敬不忘啊！”搜集天下散失的历史故事和传说，对帝王兴起的业绩追本溯源，探究始终，观察朝代兴衰的原因，根据事实进行论述考证，简述三代，详细记录了秦汉，从黄帝写起，直到当朝皇帝，写了十二篇本纪；列出大纲后，对同一时代或不同时代的复杂历史事件，年代交叉难以明辨的，作了十表；对礼乐增减，律历改革，兵法权谋、山川形势、鬼神问题、天人之间的关系，经济的变通，作了八书。辅佐得力的大臣和帝王相配合，忠诚行道，奉卫皇上，他们像二十八宿围绕着北斗、三十根辐条共聚一毂而运行无穷一样，因此为他们作了三十世家；扶持正义，慷慨超群之士，他们抓住时机，立功于天下，为他们作了七十列传：全书总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这就是《太史公书》。本篇《自序》概括地阐明著作宗旨，就是拾取遗佚的史事以补充六艺之缺，成为一家之言。它协调了有关《六经》的各种不同解释，融汇了百家杂说；把正本藏在名山，副本留在京师，等待后世的圣人君子观览。列传的第七十篇，是司马迁的自传。在一百三十篇中少了十篇文章的内容，只有目录。
【原文】
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予迂书，责以古贤臣之义。迁报之曰：
少卿足下：曩者辱赐书，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意气勤勤恳恳，若望仆不相师用，而流俗人之言。仆非敢如是也。虽罢驽，亦尝侧闻长者遗风矣。顾自以为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是以抑郁而无谁语。若仆大质已亏缺，虽材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适足以发笑而自点耳。
【译文】
司马迁受刑以后，做了中书令，职高位尊。他的故友益州刺史任安写信给他，用古代贤臣的标准要求他。司马迁回信说：
少卿足下：早些时候承蒙您写信给我，教我谨慎地待人接物，并担负起向皇帝推荐人才的应尽义务。信中情真意切，好像责备我没遵从您的意见行事，而听从了世俗流言。我是绝对不敢这样的。我虽然才智平庸，但也聆听过德高望重的长者的教诲。只是自己认为身体已经残废，而又处于卑贱的地位，稍有举动就会受到责难，主观上想有所作为，客观上反而会招致损害，因此情绪烦闷而又找不到知心的朋友去诉说。像我这样身体残废的人，即使怀有随侯珠、和氏璧那样的可贵之才，有许由、伯夷那样的高尚品德，终究也不能引以为荣，反恰好遭人耻笑而使自己更加难堪。
【原文】
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故祸莫僭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刑馀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夫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虽乏人，奈何令刀锯之馀荐天下豪隽哉！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馀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纳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誉，自结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招贤进能，显岩穴之士；外之，不能备行伍，攻城野战，有斩将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积劳，取尊官厚禄，以为宗族交游光宠。四者无一遂，苟合取容，无所短长之效，可见于此矣。乡者，仆亦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不以此时引维纲，尽思虑，今已亏形为埽除之隶，在闯茸之中，乃欲印首信眉，论列是非，不亦轻朝廷，羞当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仆，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译文】
我听说：加强自身修养是智慧的象征；乐于施舍是仁慈的开端；取舍得当是道义的表现；正确对待耻辱是判断勇敢的标准；树立好的名声是品行的最高标准。士人只有具备了这五条，才能在社会上立足，从而进入君子的队伍。所以最惨的灾祸，奠过于贪棼私利；最痛苦的悲哀，莫过于伤人自尊心；最丑恶的行为，莫过于羞辱租先；最大的耻辱，莫过于遭受宫刑。受过宫刑的人，没有人愿意和他在一起，这不是一朝一代的习俗，由来已久了。就是一般的人，涉及有关宦官的事，没有不垂头丧气的，何况那些慷慨激昂的士人呢！如今朝廷虽然缺乏人才，怎么会让一个受过宫刑的人去举荐天下的英雄豪杰呢！我靠着祖上的恩业，得以在京师任职，已有二十多年了。平常自己常想：对上，我没能竭尽忠诚，取得奇策高才的美誉，以博得君主的赏识；其次，我又没能帮皇帝拾遗补缺、招贤进能，以发现那些隐士的才干；对外，我也没能参加军队去攻城野战，取得斩将拔旗的功绩；对下，我也没能用积年的劳苦换来高官厚禄，来为宗族朋友争光得宠。这四者，没有一样成功的，只不过是得过且过，受到皇帝的收容而已，由此可见我没有一点可称道的长处。过去，我也曾位于下大夫的行列，事奉于朝堂之上，发表些微不足道的议论。可我没有在那个时候捍卫国家的法度，为国竭思尽虑，如今身残体废了，成了一个扫除的奴仆，处于这样卑贱的地位，却要扬眉吐气、议论是非，这不是蔑视朝廷、羞辱当今的士人吗？唉！唉！像我这样的人，能有什么可说呢？
【原文】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仆少负不羁之才，长无乡曲之誉，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卫之中。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故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壹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素非相善也，趣舍异路，未尝衔杯酒接殷勤之欢。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仆以为有国士之风。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赵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壹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印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馀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成震怖，乃悉征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陵未没时，使有来报，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后数日，陵败书闻，主上为之食不甘味，听朝不怡。大臣忧惧，不知所出。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攻亦足以暴于天下。仆怀欲陈之，而未有路，适会召问，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未能尽明，明主不深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拳拳之忠，终不能自列。因为诬上，卒从吏议。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壹言。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圄之中，谁可告诉者！此正少卿所亲见，仆行事岂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陨其家声，而仆又茸以蚕室，重为天下观笑。悲夫！悲夫！
【译文】
况且，事情的真相是很难说清楚的。我少年的时候，自以为才华横溢，长大成人后却不能够博得乡里的称赞，幸好皇帝因为我父亲的关系，让我得以贡献微薄的才能，出入戒备森严的宫禁之中。我以为头顶着盆子是看不到天空的，所以我就断绝了与朋友的交往，把家庭的私事抛在一边，日夜想着竭尽我微薄的才能，专心致力干本职工作，以博得皇帝的宠爱信任。然而意料不到的是竟会出现与此完全相反的情况。我和李陵同在宫中任职，平时并不十分要好，思想志趣也不一样，更没在一起饮酒把欢过。可是我观察他的为人，觉得是一个能自守节操的出众人物。他侍奉父母很孝顺，结交士人讲信用，对待财货廉洁奉公，取舍之间重德义，能尊老爱幼而有礼让，谦恭自约，礼贤下士，又常常想着为国家的危难而献身。从他平时的修养品德来看，有国家栋梁的风度。作为臣子，出于宁肯万死，不求一生的考虑，奔赴国家的危难，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如今他因为一件事情做得不对，那些贪生怕死，只顾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臣子，就随意诬陷，夸大他的罪名，对此我感到十分痛心。况且，李陵只率领不到五千的步兵，就长驱直入战地，足迹到达匈奴的王庭。这支诱虎之师，能主动出击，四处挑战，猛攻强敌，与单于的军队连战十几天，所杀的敌人大大超过了自己军队的损失。杀得敌人连救死扶伤都顾不上，匈奴的君长都震惊了，于是征调了左、右贤王的所属部队，动员了全部能拉弓打仗的人，举全国的力量来围攻他们。李陵率军转战千里，箭矢已尽，无路可走，而救兵又赶不到，死伤的士卒堆积如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李陵一声令下，疲惫的士卒都无不奋起，他们噙着泪，血流满面，举起空弓，冒着敌人的兵刃，向北争着与敌人决一死战。李陵军未覆灭时，使者来报战况，朝廷上的公卿王侯都向皇帝举杯祝贺。可是过了几天，李陵兵败的消息传来，皇帝吃饭不香，上朝不悦，大臣们就担忧害怕，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自知地位的卑下，看到主上极度悲伤的心境，实在想对皇帝竭忠尽智。我认为李陵一向对将士们绝甘分少，因而能得到部下的拼死力搏，就是古代名将也赶不上他。李陵虽然失败被俘，我看他的心意，是想在匈奴立功报汉，以抵当他败降之罪。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已无法挽回，但他们深入敌阵、摧败敌人的功劳，也足以光耀天下了。我怀着这些想法想向主上陈说，可没有时机。恰好主上召见，我就本着上述意思陈说李陵的功绩，想借此宽慰主上，堵塞那些陷害李陵的谗言。可是由于没说清楚，圣明的君主又没详细推究，认为我是在诋毁贰师将军而替李陵开脱罪名，于是就把我交给大理治罪。我的诚恳忠心始终没有机会表白，结果落了个欺君罔上的罪名。我家庭贫穷，没钱赎罪，朋友们也没有谁来营救，主上身边的亲信也不向我说一句好话。我的身体不是草木石头做成的，独自和法吏打交道，被关进阴深的监狱里，能向谁诉说我的苦处呢！这些都是你亲眼看到的，我的遭遇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李陵投降了匈奴，败坏了家族的名声，而我却被处以宫刑住在蚕室中蒙受羞辱，着实被所有人所耻笑。可悲呀！可悲呀！
【原文】
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比，特以为智穷罪极，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树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棰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传日“刑不上大夫”，此言士节不可不厉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且西伯，伯也，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阴，王也，受械于陈；彭越、张敖，南乡称孤，系狱具罪；绛侯诛诸吕，权倾五伯，囚于请室；魏其，大将也，衣赭，关三木；季布为朱家钳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声闻邻国，及罪至罔加，不能引决自财。在尘埃之中，古今一体，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势也；强弱，形也。审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财绳墨之外，已稍陵夷至于鞭棰之间，乃欲引节，斯不亦远乎！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殆为此也。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耎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累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犹能引决，况若仆之不得已乎！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
【译文】
有些事情是很难对庸俗的人一一说明白的。我的祖先没有立下受赐剖符、丹书那样的恩功，而是掌管文史、星历的官，与卜官、祝官的地位差不多啊，本来就是供皇上使唤的，就如同豢养的优伶一样，是被世人所轻视的官职。假如我伏法去死，微不足道，和一只蝼蚁被踩死有什么区别？而舆论也不会把我视为是为气节正义而死的，反会认为我智虑穷尽，罪大恶极，不能够自我解救，终于自杀而已。为什么呢？因为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必然使人有这种看法。人总是要死的，有的人死得重于泰山，有的人死得轻于鸿毛，这是因为他们在为什么死的作用上有所不同。一个人，最好是不使祖先受辱，其次是自己不受辱，再次是脸面不受辱，又其次是不因讲话而受辱，更次的是不受捆绑之辱，更要次之的是不受穿上赭衣的耻辱，比这还要次的是不遭受戴刑具、被拷打、剃头发、戴铁锁的耻辱，还有比这更次一等的是遭受毁坏肌体的耻辱，最下等的是遭受腐刑的耻辱，腐刑是一个人最大的耻辱。书上说“对大夫以上的人不加刑法”，也就是说士人不能不严历地保持操守。现在，我被绑了手脚，戴上了刑具，剥掉衣服鞭打，关在四面高墙的监狱之中，这时候见到狱吏就只知道叩头，碰上狱卒就害怕心惊。为什么呢？因为逐渐产生了对狱吏的威吓迫使的恐惧。已到了这种地步，却还说自己没有受辱，难道不是厚着脸皮吗，哪还有什么尊严可说啊！况且西伯作为一方诸侯，也曾被拘留在牖里；李斯曾是丞相，也惨遭五类刑罚；淮阴侯本为王，却在陈地被拘捕；彭越、张敖曾南向称王，同样因罪被关在监狱；绛侯周勃灭掉吕氏宗族，权势超过春秋五霸，结果还是被关请室之中；魏其侯是员大将，也曾穿上赭衣、戴上刑具；季布自受钳刑给朱家做奴隶；灌夫也被下狱受辱。这些人都曾是王侯将相，声名远播，及至犯罪落入法网，不能够及早自杀。落入尘世之中的人，从古到今都一样，哪会不受辱的呢？由此说来，勇怯强弱都是由形势决定的。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况且一个人不在法律制裁之前自绝，稍一犹豫，等情况恶化、鞭子落到自己头上以后，才想为气节而死，不是太晚了吗？古人难于对大夫上刑的原因大概就是于这个缘故吧。说到人之常情，没有不贫生怕死，怀恋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的，只有那些被理想所激发的人们除外，然而他们也有不得已的情况。我现在很不幸，父母早已死了，又没有兄弟，独自一人。少卿你看我对妻子儿女怎样呢？勇敢的人不一定为名节而死，怯懦的人如果仰慕正义，也会处处勉励自己的！我虽软弱，也想苟且偷生，但也十分清楚舍生就义的意义。为何要遭受坐牢的耻辱呢！况且奴仆婢妾尚能慷慨就死，更何况像我这种处于迫不得已环境中的人呢！我之所以忍辱苟活下去，即使陷入粪土之中也不轻易去死，是遗憾自己的志向还没有表达出来，如果无声地死去，我的文章著述就不能流传于后世了。
【原文】
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俶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氐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然此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也。
【译文】
古代有许多富足显贵而堙没无闻的人，只有那些卓越非凡的人物才能流芳后世。周文王被囚，推演出《周易》；孔子受困穷，著作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左丘明双目失明，写出了《国语》；孙子受髌刑，论著了《兵法》；吕不韦被放逐到蜀地，所写《吕览》流传于后世；韩非在秦国被逮捕入狱，写出《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都是圣贤抒发激愤的作品。这些人都是因为心里有所郁结，抱负又得不到实现，所以才论述往事，以寄希望于未来的人。就如左丘明双目失明，孙子被废去双足，终生再也不能为世所用了，于是隐退著书，以抒发内心的遗憾期望文章能流传后世，使自己的才华得到实现。近年来，我不自量力，也把自己的思想表现在浅薄的文章中，搜罗天下散失的遗闻旧事，考证历史事实，研究事业成败的原因，探索朝代兴衰的道理，共一百三十篇，也渴望用它来反映自然和社会的关系，通晓从古到今的变化，形成一家学说。初稿还没有完成，就惨遭这场灾祸。我痛惜全书没有完成，因此遭受极刑而没有怨恨消沉的表现。我决定完成这部书的写作，把它藏在名山之中，传给通都大邑中志气相投的人，这样就可以偿还以前我所受耻辱的债了，即使万一被杀，我也绝不后悔！然而这些只能对有学识的人讲，很难为浅薄的俗人了解。
【原文】
且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身直为闺阎之臣，宁得自引深臧于岩穴邪！故且从俗浮湛，与时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贤进士，无乃与仆之私指谬乎？今虽欲自雕瑑，曼辞以自解，无益，于俗不信，祗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后是非乃定。书不能尽意，故略陈固陋。
【译文】
而且，背着坏的名声，在社会上是很难立足的，自己卑贱的地位也常常遭到毁谤。我因为发表议论而遭受这场灾祸，着实被同乡人所讥笑，污辱了自己的祖先，还有什么脸面到父母坟上去祭奠呢？即使经过百代，耻辱仍会越来越深重！因此，我整天心绪不宁，待在家里恍恍惚惚像丢失了魂一样；走到外边，又不知要往哪儿去。每当想到这一耻辱，冷汗就湿透，衣裳。我是宫中的臣仆，哪能隐居在深山呢！所以只好暂且随波逐流，得过且过，来抒发自己内心的郁结。现在少卿请我推荐贤士，这恐怕和我个人的想法相违背吧？如今即使我想装饰自己，用美好的言辞来自我解脱，也没有用，没有人会相信我的，相反还会招来耻辱。总之，到了死的那一天，是非才会有定论。这封信不能详尽地表达我的心意，只是浅略地说说我肤浅的见解。
【原文】
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至王莽时，求封迁后，为史通子。
赞曰：自古书契之作而有史官，其载籍博矣。至孔氏籑之，上断唐尧，下讫秦缪。唐，虞以前，虽有遗文，其语不经，故言黄帝、颛顼之事未可明也。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籑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其言秦、汉，详矣。至于采经摭传，分散数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亦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又，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乌呼！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幽而发愤，书亦信矣。迹其所以自伤悼，《小雅》巷伯之伦。夫唯《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
【译文】
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渐渐流行开来。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平通侯杨恽最先陈述司马迁的著作，于是得以传播开来。到了王莽的时候，有人请求册封司马迁的后人，于是封其后人为史通子。
人们称赞道：从有文字开始就有了史官，并留下了许多史书。孔子整理史书，上自唐尧时期，下到秦穆公时期。唐尧、虞舜以前的情况虽然有留下来的传说，但那些模糊不清，所以说关于黄帝、颛项的事迹就不那么清楚。到孔子依据鲁国的史书著作《春秋》，左丘明整理有关史实来给《春秋》作传，又编撰了与此相异同的史料而作为《国语》。又有《世本》，记录了黄帝以来至春秋时期帝王、公侯、卿大夫的祖宗、世系的由来。春秋之后，七国争雄，最后秦国兼并了各诸侯国，这段历史有《战国策》记载。汉朝起来推翻秦朝，平定天下，记载这段历史的是《楚汉春秋》。所以司马迂根据《左氏春秋》、《国语》，采用《世本》、《战国策》的一些史料，陈述《楚汉春秋》的史实，接续记载其后的史事，到天汉年间。所讲的秦、汉时期的历史十分详尽。至于采录、摘取经传，分别记述几家的史事，有许多地方粗疏简略，有的甚至互相矛盾。但他涉猎的知识广博，贯通经传，驰骋于古今上下几千年之间，这是他刻苦努力的结果。再有他的是非观和圣人观与常人不同，论说大道以黄老学说为主，而以六经为辅；叙述游侠，则贬低隐士而推举奸雄；论述经济活动，则崇尚权势财利，而羞辱贫贱，这些是他的不足之处。然而，从刘向到扬雄，这些人博览群书后，他们都称赞司马迁是良史之才，佩服他擅长述说事物的道理，明辨而不华丽，质朴而不鄙俗，他的文章秉笔直书，所记述的史事真实，少有虚假的赞美，不掩饰丑恶的东西，可称作实录。唉！凭司马迁的博学广闻，还不能靠智慧保全自己，遭到极刑仍在狱中发愤写作，他给任安的信中所陈述的也是可信的。究其所以对自己哀叹，是属于《诗经·小雅》中巷伯一类的人。像《诗经·大雅》所说的“既明辨又聪明，还能保全自己”，这样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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