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道在世界观方面庄子和《老子》一样也以“道”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他展了《老子》的消极部分由客观唯心主义变为主观唯心主义。
《庄子·大宗师》说：“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莫知其始莫知其终。”
《庄子·知北游》：“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下邪？’曰：‘在屎溺’。”
庄子所说的“道”是宇宙的本源“莫知其始莫知其终”。无处不在越空间而又越感觉“无为无形”看不见摸不着。
庄子所说的“道”和《老子》有不同的地方。《老子》所说的“道”是客体的它主张世界的本质是虚无的“道”由道产生万物万物仍然是有秩序、规律的。从这点来说《老子》的哲学倾向于客观唯心主义。庄子则认为一切客观存在不过是梦幻“道”即“我”“我”即“道”世界成为“我”的主观产物。《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而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物化”的意思是说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为一。这种“我”即“道”就是庄子的主观唯心主义。
从相对主义至虚无主义在庄子看来只有道是绝对的其他事物都是相对的。《庄子·秋水》借北海若回答河伯的话说：“以道观之何贵何贱？”“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生死不恃其成一虚一盈不位乎其形。”“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
《齐物论》：“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民湿寝则腰疾偏死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猨（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糜鹿食荐螂蛆甘带鸱、鸦嗜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徂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
《齐物论》：“有儒墨之是非以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莫若以明是说儒墨的是非根本说不清楚。
《秋水》说“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了解尧和桀的自以为是而互相菲薄就可看倾向的凭据和操守了。“昔者尧舜让而帝之（之子）哙（燕王哙）让而绝；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帝王殊禅三代殊继。差其时逆其俗者谓之篡夫；当其时顺其俗者谓之义之徒。”
事物既然都是绝对的相对他认为就无所谓是非只好“不谴是非”1而听其“两行”2。他抹杀了一切事物的界限就变成了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
社会政治思想庄子反对社会进步否定文化知识痛恨仁义礼乐主张愚昧。《庄子·胠箧》：“世俗之所谓智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专有齐国。则是不乃盗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圣人生而大盗起”。“圣人已死则大盗不起天下平而无故矣。”“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搞乱六律销毁竽、瑟塞住瞽旷的耳朵天下人才内敛其聪慧；消灭文饰拆散五采粘住离朱的眼睛天下的人才内藏他的明敏。毁坏钩绳抛弃规矩折断工倕的手指天下人才隐匿他的技巧。铲除曾参、史鱼的行为封住杨朱、墨翟的口舌排斥仁义天下人的德性才能达到玄同齐一的境地。人人的、聪敏、知巧、德性都内含而不炫耀于世天下就不会迷乱、邪僻了。
《庄子·养生主》：“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危险）已！”从而他主张“保身全生”。
《庄子·山木》记庄子与弟子对话由山木“无所可用”而见存鹅以不材而被烹说起。弟子问庄子将何所处。他笑说：“吾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材与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乘道德而浮游则不然。无誉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和力量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邪？此神农、黄帝之法则也。”庄子抛开儒家称道的先王尧舜托出神农、黄帝降低尧舜而抬高神农、黄帝。庄子反对“人为”理想的社会是所谓“至德之世”。《庄子·应帝王》：“南海之帝为儵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儵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这是主张自然反对人为的寓言。
1《庄子·天下》：“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2《庄子·齐物论》。
《庄子·马蹄》勾画了所谓“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得民性矣。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尊！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庄子是说原始人类那样朴素无知才是人的本性而仁义礼乐则是对人性的破坏。战国时期阶级矛盾的尖锐复杂社会生产力展贵族没落“小人”抬头庄子代表没落贵族的思想幻想取消“人为”取消阶级而返回到原始社会。
庄子把《老子》的“道”展为主观唯心主义消减了《老子》的辩证观点。他以绝对的相对主义抹杀了一切事物的界限变成了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他的无是非、齐死生、忘物我不分梦醒反对进步幻想回到远古的没落情绪在中国历史上常常引起没落人士的共鸣。他的思想中也有一些辩证的意味能够开拓人的思路。他在否定一切现实中也否定了儒墨两家所称道的“先王”。这在客观上起着解除思想束缚的作用。
荀子认为“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一评论抓住了庄子思想的要点。在自然和社会方面他都肯定自然而否定社会；在社会史观上他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反对仁义礼乐等社会属性乃至要取消人类文明；在认识论中他从绝对精神的“道”反对相对中有绝对真理；在人生观方面提出符合自然本性的主活理想和道德标准反对符合仁义的道德标准。
第八章惠施、公孙龙、墨家辩者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变化引起了社会生活中“名”“实”的淆乱和学术政治思想中的各种争议。所有这些都推动了名辩思想的产生和展。战国中期名辩思想的展达到高峰几乎所有的学派都受到了影响。在名辩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了不同的派别。一派着重对名词概念的探讨而蜕变为概念游戏这就是所谓“名家”以惠施、公孙龙为主要代表。另一派倾向对思维及其规律的探讨以后期墨家中的辩者为代表。
第一节惠施惠施的生平惠施宋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o年至前31o年间。他跟庄子同时并为好友。《庄子·秋水》载：庄子和惠子在濠水（今安徽凤阳县境）的桥上游玩。庄子说：鱼出游从容鱼好快乐呀！惠子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快乐？庄子回答说：你不是我怎么知道我不晓得鱼的快乐？惠子说：我不是你固然不知道你；你也不是鱼你不知道鱼的快乐是很明显的事。庄子回答说：“请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你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这句话就是你已经知道了我知道鱼的快乐才来问我。我告诉你我是在濠水的桥上知道的”。这两个好朋友是在诡辩但相对地说庄子拿人与鱼相喻是错的而庄、惠两人相比喻是“同类”惠子是对的。《庄子·徐无鬼》载庄子送葬经过惠子的坟墓回头向跟从他的人说：“自夫子（指惠施）之死也吾无以为质（对手）矣吾无与言之矣！”这可说明两人的交情。
惠施曾相魏惠王在魏国有二十年左右。惠施初到魏国的时间约在齐魏马陵之战（公元前341年）1以后的几年间。《战国策·魏二》载“齐魏战于马陵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十万之军”。魏王召见惠施而告诉他说齐国的怨仇我至死也忘不了常想起全国之兵而攻齐。惠施说大王欲报齐仇用兵“不如因变服折节而朝齐”并使人离间齐楚的关系。果然“楚王怒自将而伐齐赵应之大败齐于徐州”。魏惠王后元元年（公元前334年）魏惠王采用惠施的策略和齐威王在徐州相会尊齐为王即所谓“会徐州相王2”。《吕氏春秋·爱类》载有匡章问惠施的话说：“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为什么言行不一？惠施回答说：“今有人于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王齐王而寿黔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为什么不能这样作？魏惠王后元二年（公元前333年）楚围齐于徐州3。
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公元前322年）张仪至魏4跟惠施在合纵连衡的意见上生分歧。“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1依《史记·六国年表》。
2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3参见《史记·六国年表》。
4《史记·六国年表》：周显王四十七年魏襄王十三年（即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张仪免（秦）相相魏。”
楚以按兵”1。魏国群臣多劝魏王采用张仪的主张。张仪代替惠施为魏相后迫使惠施离魏而去楚旋转至宋国2。惠施在宋国不久又回到魏国。这时张仪已经回到秦国3。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公元前319年）的冬天魏惠王死将葬天大雨雪。群臣劝说太子推迟葬期。太子不肯听从就是魏相公孙衍也没法谏阻。还是惠施说动太子改变了葬日4。第二年即魏襄王元年（前318年）魏、韩、赵、楚、燕五国合纵攻秦不胜而回5。魏欲和惠施为魏出使楚国。他在出使期间楚国有个名叫黄缭的辩士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6的原因惠施不加推辞而回应不加思虑而对答。
魏襄王五年（前314年）齐派匡章领兵伐燕五旬攻下燕国。《战国策·赵三》说“齐破燕赵欲存之”。魏派惠施到赵国“请伐齐而存燕”。此后便不见关于惠施的记载。
惠施是活跃的政治人物。他是张仪的最大政敌也是所谓“合纵政策”
的组织者。他在魏国的政治地位高于佩五国相印的公孙衍外出时的随从曾有“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7。惠施又是自成宗派的思想家。庄子曾对惠施说：“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1。惠施自己也说：“今天儒、墨、杨、秉且方与我以辩”2。《荀子·成相》称“慎（到）、墨、季（真）、惠百家之说”。但今存有关惠施的史料不多。《汉书·艺文志》名家中有《惠子》一篇早已散佚。史书没有为他立传。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惠施的事迹和学说只有保存在《庄子》及散见于各书的言行片断且不一定都确实可信。
“合同异”说《庄子·天下》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能“为万物说”。这是说他的知识渊博书也很多。《庄子·天下》保存了惠施的“历物十事”3即分析物理的十个命题它们是：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荀子·不苟》作：“山渊平天地比”）。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1见《战国策·魏一》又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2见《战国策·楚王》。《吕氏春秋·不屈》说惠施离魏国时很狼狈“惠子易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
3《史记·魏世家》：魏襄王十六年（应为魏惠王后元十六年）“张仪复归秦”。4见《战国策·魏二》又见《吕氏春秋·开春》。
5《史记·六国年表》。
6见《庄子·天下》。
7见《吕氏春秋·不屈》。
1均见《庄子·徐无鬼》。
2均见《庄子·徐无鬼》。
3依侯外庐分析《庄子·天下》所称“辩者二十一事”中有八事跟“历物十事”的观点相合。它们是：卵有毛；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山出口；龟长于蛇；白狗黑。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419—42o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荀子·不苟》又《正名》。有七个命题与惠施的观点相合。
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这十个命题都是结论性的论题其所以达到这些结论的推理过程已不得而知很难做出确切的解释。在这里我们只举例说明惠施的“合同异”说。他说：“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这是从一般事物的形状大小所作的概括：以“无外”说明“至大”叫“大一”；以“无内”说明“至小”叫“小一”。他把“至大”和“至小”都抽象地名之曰“一”也是说明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事物的大和小都是相对的。他还把“大一”的观念放在第一位说成是越空间和时间的“至大无外”类似庄子所说的“道”。“小一”的概念是惠施的独创犹如“五行”是构成宇宙万物的越时间、空间的极小。“大一”、“小一”相对的二元说大概是为了说明宇宙万物的生成。他说：“‘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意思是说万物皆由各种定量的‘小一’集合而成从而生出‘同’和‘异’这是表面上的‘小同’‘小异’。如从本质来说万物既同为‘小一’构成又为‘大一’的显现会使‘万物毕同’而万物皆由不同量的‘小一’积成又使‘万物毕异’。这样的‘同’和‘异’是‘大同’、‘大异’。就是说事物的性质有不同的一面又有相同的一面事物的同异是相对的又是统一在一起的。这个观点包含有辩证的意味。只是他依据同异的相对性却得出了万物完全相同即“毕同”的结论把相同性质的和不同性质的事物都可以抽象地统一起来这就是所谓“合同异”这就陷入相对主义的唯心思想。这种虽看到事物间的差异和区别（小异）却以“合同异”的同一（大同）否定差别客观存在的思想跟惠施“合纵”的政治主张不能不说具有某种关联。有的学者认为它反映着已趋没落的六国统治者不顾各国间的重重矛盾只想调和、折衷地实行“合纵”以图御强苟存的思想。第二节公孙龙公孙龙的生平公孙龙相传字子秉1赵国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2o年至前25o年间。他的生平事迹已经无从详知。他可能较长时间作平原君的门客。《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说“平原君厚待公孙龙”。约于公元前248年至前279年间2公孙龙曾从赵国带领弟子到燕国3《吕氏春秋·应言》载是为了说燕昭王以“偃兵”。燕王虽然表示同意公孙龙却当面对燕王说当初大王招纳欲破齐、能破齐的“天下之士”到燕国来后来终于破齐。目前“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所以我认为大王不会偃兵燕昭王无言应答。
公孙龙又曾游魏与公子牟论学4。
在赵国《吕氏春秋·审应览》载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论偃兵。赵王问公孙龙说：“寡人事偃兵十余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回答说：“赵国的蔺、离石两地被秦侵占王就穿上丧国的服装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以示庆祝。这怎能会偃兵？”
《吕氏春秋·淫辞》说：秦国跟赵国订立盟约：“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过了不久秦兴兵攻魏赵欲救魏。秦王使人责备赵惠文王不遵守盟约。赵王将这件事告诉平原君。公孙龙给平原君出主意说赵可以派遣使者去责备秦王说秦不帮助赵国救魏也是违背盟约。
赵孝成王九年（公元前257年）秦兵攻赵平原君使人向魏国求救。
信陵君率兵救赵邯郸得以保存。赵国的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郸为平原君请求增加封地。公孙龙听说这件事劝阻平原君说：“君无覆军杀将之功而封以东武城。赵国豪杰之士多在君之右而君为相国者以亲故。夫君封以东武城不让无功佩赵国相印不辞无能一解国患欲求益地是亲戚受封而国人计功也。为君计者不如勿受便。”1平原君接受了公孙龙的意见没有接受封地。
公孙龙善于辩论。《公孙龙子·迹府》说公孙龙与孔穿在平原君家相会谈辩公孙龙的“白马非马”。晚年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使与公孙龙论“白马非马”之说。公孙龙由是遂诎后不知所终。
公孙龙的主要思想保存在《公孙龙子》一书中。《汉书·艺文志》名家有《公孙龙子》十四篇。今存六篇。《迹府》是后人汇集公孙龙的生平言行写成的传略。其余五篇是：《白马论》、《指物论》、《通变论》、《坚1见《列子·仲尼》篇释文。又《庄子·徐无鬼》：庄子对惠施说：“儒、墨、杨、秉四与夫子为五”。秉即公孙龙。
2燕昭王于公元前284年（燕昭王二十八年）破齐至前279年（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公孙龙以“破齐”乃往说燕昭王当在此五年间。
3见《淮南子·道应训》。
4见《庄子·秋水》及《列子·仲尼》说“中山公子牟者魏国之贤公子也好与贤人游不恤国事而悦赵人公孙龙。”《战国策·赵三》载有公子牟说秦应侯、赵王事。《汉龙·艺文志》道家中有《公子牟》四篇。”
1见《战国策·赵王》又见《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白论》、《名实论》其中以《白马论》最著名。
“离坚白”说跟惠施“合同异”说相对立公孙龙提出了“离坚白”说。《淮南子·齐俗训》说公孙龙“别同异离坚白”。它主要载于《公孙龙子》一书中1。今举《坚白论》与《白马论》来说明他的观点。
《坚白论》“坚白石二”使公孙龙得到“离坚白”学派的别名。他的“离坚白”说是从对“坚白石”的分析开始的。他说人用眼睛只见石头是白色的不知道石头是坚硬的；用手摸只知道石头坚硬不知道它是白色。在眼睛看时“坚硬”藏了起来即“离”开了在用手摸时白色又离开了。他认为白色和坚硬并不是结合在石头里面而是脱离石头独立存在的。这就是“离坚白”说的主要论点也是“白马论”的论点。“白马论”系论辩“白马非马”是公孙龙得以成名的命题。他认为“白”是颜色“马”是形状；“白马”包括了“白”与“马”两个概念它所指的既非“马”又非“白”所以“白马”就不是“马”了。“白”、“马”的概念是各自独立的“白马”与“马”也是各自独立的概念。他说：“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公孙龙的离异观点虽可矫惠施的“合同异”之失却矫枉过正而陷入另一极端的谬误即见离不见合见异不见同。这种观点是违背辩证法的。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1中曾指出：“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公孙龙正是不懂得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的辩证法因而把“白马”与“白”、“白马”与“马”错误地分割开来。
“白马非马”与“白马是马”的争辩是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白马代表个别；马代表一般。公孙龙提出“个别”概念和“一般”概念之间的差别、矛盾问题来进行论辩。他的答案是错误的他否认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否认认识的辩证法犯了绝对主义的诡辩论。但他现了在“白马是马”这个常识性的、习焉不察的判断中存在着个别和一般的差异、对立关系。这对于古代逻辑思维的展也是有贡献的。
1依侯外庐分析《庄子·天下》所称“辩者二十一事”中有十三事跟“离坚白”的观点相合。它们是：鸡三足；火不热；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见《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419—42o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另外《列子·仲尼》举有七事。
1见《列宁选集》第二卷第7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1o月第2版。第三节墨家辩者墨家辩者或简称墨辩是墨家后学中的重要支派。
他们的出现当与惠施公孙龙相先后。其活动的下限或在荀子韩非之。在荀子书中见不到对墨辩的评论而韩非则指责“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墨经》六篇包含《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各篇之间文风有显然的区别当非成于一人之手或亦非一时之作。《庄子·天下篇》：“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获、己齿、邓陵子之属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相谓别墨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据此则《墨经》的解释也有派别上的不同。今传《墨经》究竟为哪一派墨辩所传或为各家传本的混合编制都已无可查考。
“物”和“知”
墨辩的思想是跟惠施、公孙龙相对立的思想体系。他们认为客观的事物是认识的基础从而指出了物的属性和对事物认识的不同阶段、不同途径而以亲知为贵实践为本。
《经下》：“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经说下》：“物或伤之然也。见之智（知）也。告之使智（知）也。”这是说物之所以然的真相跟从它所获得的知识跟由他人告诉所获得的知识三者不必相同。所谓物就是普通所谓事物。我们观察一些事物往往不能如实地知其真相有时会有遗漏有时会有错误这就是“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不必同。”我们把关于一些事物的知识告诉别人或从别人听到一些知识往往不免有失真的地方这就是“物之所以然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也是“物之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不必同”是不一定同也不排斥有“同”的可能。《经说》所作的解说是以病为例。因伤致病这就是病的所以然。观察病人懂得了病情及得病原因这就是“所以知之”是“知”。把这些知识告诉别人这就是“所以使人知之”是“使知”。《墨经》和《经说》的这一条肯定了物是客观的、可认识的实体而认识上正确程度上的不同乃有不同认识之间的差异。
《墨经》指出了物的一些基本属性。《经上》“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经说上》“久：古今旦莫（暮）。宇：东西南北。”这说的是“物”的时间性和空间性。“异时”“异所”是指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是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弥”是周偏之意“弥异时”“弥异所”是无限的时间和空间。《经说》以古今旦暮说“久”以东西南北说“宇”是解释“久”和“宇”的有限形式。对于时间或空间之无限与有限的统一墨辩没有明显的表述但似已有一定程度的觉察。
“墨经”也讲运动和变化而且往往是把运动、变化跟时间性、空间性联系起来的。《经上》“动或徙也。”《经下》“宇或徙。”《经下》“宇长徙而有处。”“徙”即变动。“或”古“域’字即方域。《经说下》“徙而有处宇”（宇字疑衍）。宇南北在旦有（又）在莫（暮）。1以下关于墨家辩者的论述多采用侯外庐说见其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495—528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墨经》多有脱■倒错今引文多据孙贻让《墨子间诂》校改。宇徙久。”王引之注云：“此言宇徙则自南而北自东而西历时必久屡更旦暮故云宇徙久”。“宇徙久”三字把时间、空间和运动都联系了起来。《经说下》“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这是把古今的区别联系起来的评论尧之能否善治。
墨辩指出了认识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途径。《经上》：知材也。虑求也。知接也。■（知）明也。
《经说上》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知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
这就是说认识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先认识必由人的官能有了可认识事物的官能才可以说得上认识。这就是“所以知”的“材”也就是“必知”的“材”。譬如“明”是眼睛的视觉。其次要有求知的要求这就是“有求”的“虑”。但只有所求并不一定能得到知识譬如睨视见或不见是不一定的。再次接触了物并能得其大致譬若眼之见物。复次以所得的知识分析事物而所知就更为明显能见人所不见这也被称作“明”而不同于单纯视觉上的明。这所说认识过程中的四个阶段前三个阶段基本上属于感性认识最后的一个阶段属于理性认识。
《经上》“知：闻说亲名实合为。闻：传亲。”《经说上》“知传受之闻也。方不■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闻说亲”是说知识的三个来源。“闻”是有所传受。“说”是众人所说不限于方土。所谓“方不■”“方’为方土“■”同“障”意谓“非方土所限是人所说也。”“亲”是亲见。“名实合”是对于所得知识的定名要求“名实耦”也即要求“名”能正确地反映所知之“实”。“为”是“行”要求知识以实践来检证。“闻、传、亲”是对“闻”又作了传闻和亲闻的区别。一个“亲”字一个“合”字一个“为”字表明墨辩实体的精神。
墨辩重实践还强调实践的积累。《经下》：“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经说下》：“知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这所说不以感官（五路）得到的知识不是知识脱离了感觉而是由于感官认识的长期积累所形成不过已不是直接的感觉得来。侯外庐解经说：“人类在现实生活中反复了不知几十万万回的实践就是使客观实在性概括成为表象的真正基础。只有在实践中例如在农业上人们要屡次耕耘土地砍倒树木处置木料的时候‘地面’这一表象才会在人们中间构成。同样在行路上只有用一定步伐行路或以一定时间行路反复了千百万回之后‘一日路程’这一表象才会在人们的脑里构成。中国计量耕地的“亩”之用‘步’做单位就是很好例子。由这样的长久的实践所创获的知识分析至最后虽和五官的感觉有关但是它们却不是直接由感觉得来的。故说‘知而不以五路既在久。’而《经说》所谓‘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云云也是以譬喻来说明‘久’在创获‘不以五路知’的知识中的条件性。”
《墨经》六篇所论述涉及到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其中包括几何学、力学、光学等方面。墨辩的丰富的科学知识同他们在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思想是密切不可分割的。
“审故”和“明类”
在逻辑学领域里墨辩还提出“名”的分类和“辩”的任务、要求提出“审故”和“明类”。
《墨经》所谓“名”相当于我们所谓概念。《经上》“名、达类、私。”《经说上》“名：物遗也有实必待文多（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这是把名分作三种。达名是最大的共名如“物”这个词可用以称所有的物。类名是属类的名如“马”可用以称一切的马但不能用以称马以外的所有事物。私名是个体的名称。如“臧”只能用以称臧这一具体对象而不能用以称任何别的事物。对名的区分反映了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这反映了墨家“名以举实”的精神。
《经》所谓“辩”约相当于今所谓“论证”。《经下》“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经说下》“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辩而当者胜这也还是“名实合”的精神跟那些以诡辩取胜是有根本分歧的。
《小取篇》有一段关于辩的概括论述。它说：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述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
这是对于墨家在逻辑思维方面的比较全面的表述可以说是总结性的论断。这段话的开端提出了辩的任务有四项其中包含认识方面的问题和现实方面的问题。明是非审治乱明同异察名实这都是当时名辩思潮论争中的问题。审治乱之纪这是政治主张上的重大论题。《小取》的这些提法都是有针对性的。其次提出了对任务的要求是“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情论求群言之比”。这说的是辩在完成任务时所应达到的水平。再次提出了辩的方法：“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述故以类取以类予”。最后提出了“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这似是说辩的态度要辩者要有自觉的精神要多多要求自己。
“以名举实”是墨家在逻辑思维中所一贯主张的有指导意义的唯物主义精神。“实”是客观事物“名”则必须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以辞抒意”辞是命题意是判断。“以说述故”“故”是立论的根据是前提。“以类取以类予”“类”是论证对象中的属类关系规定论证的范围及其与有关事物的联系。类概念和故概念是墨子时即已创始而墨辩有了展在墨家逻辑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故”是论据。“故”有大故有小故。《经说上》“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小故是必要而不充足的论据。大故是充足的论据。充足的论据须具备各项必须的因素如眼之视物必具备各种条件才能看得见故曰：“若见己成见也”。
在诸多形式的推理中有些推理由于论据不足而易于生谬误。《小取篇》指出四种推理形式应当慎重使用。一是辟二是侔三是援四是推。辟是比喻。“夫物有以同而不率遂同”事物有相同之处而不能完全相同以比喻作论据是不可靠的。侔是“比辞而俱行”这大意是说在一句话里有两个部份而文辞相近表现的形式是平行的。如“白马马也；乘白马乘马也”即属于这类的推理形式。《小取篇》认为这样的推理应有一定的限度。使用不当则推理形式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这就是所谓“是而不然”。援是类推。推“以其所不取之同于所取者予之”。“所取者”是已选定的事例或判断把同于所取者而未经选定的事例给予判断这是演绎。类推和演绎的使用过一定的限度也都会有谬误。《小取篇》对这四种推理形式作了总结说“辟、侔、援、推之辞行而异转而危远而失流而离本则不可不审也不可常用也。”紧接着又说：“故言多方殊类。异故□对不可偏观也。”这是说各种议论多对不同的“类”和不同的“故”不可能普遍地观察。
类是推理过程中选取事例和作出结论的一种重要依据这即所谓“以类取以类予”。
墨辩认为不同类的事物不能放在一起来考虑。《经下》“异类不吡”。“吡”即“比”字。《经说下》“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麋与霍孰高？麋与霍孰霍？■与瑟孰瑟？”这六个例子都是解绎“异类不比”的道理。《经说》文字有■误但其义可见。
《大取篇》“夫辞以类行者也立辞而不明于其类则必困矣。”
“辞”是在论证最后阶段以文字表述判断的命题。离开了类的从属关系辞就无法下笔了。
侯外庐曾经指出：“后期墨家在形式逻辑上承继了墨子的传统得出了归纳法的同异论。这个方法论的优点是否定先验的类别而依据客观现象的类别。分析事物的规律这是量子理论的展。”1墨辩在广求正确知识的同时还重视言辞上的正确表述。墨辩提出了立辞中有一周而一不周有一是而一不是等问题。《小取篇》以乘马为例“乘马：不待周乘马然后为乘马也。有乘于马因为乘马矣。逮至不乘马待周不乘马而后为不乘马。此一周而一不周者也。”这是说只要乘过一匹马就可说是乘马了。但说不到弃马就是说所有的马都没有骑过。同是说骑马而前者是特称后者是全称立辞的形象并不一致故说是一周而一不周。又以马为例。“一马马也。二马马也。马四足者一马而四足也非两马而四足也。马或白者二马而或白也非一马而或白。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这是说一马二马都称为马但在说“马四足”的马是指一马说“马或白”的马是指二马就不是指一马了。同是说马前者是指一马而后者不是指一马故说“此乃一是而一非者也。”这些例子表明墨辩对于立辞的要求也是很严肃认真的。
《墨经》因脱落倒错不可尽解。在逻辑学领域里当还有不少进步的思想有待于掘。即就我们所知而言墨辩已形成了一个有相当规模的逻辑学体系并表现出古代的唯物主义特点。战国晚期墨家的社会活动趋向低沉他们的逻辑学也没有得到扬。荀子在逻辑学方面也有他的贡献也可能受到墨家一些影响但他另有自己的体系。
1《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524页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第九章苏秦、张仪、公孙衍战国中期以后秦的国势日强。秦与东方各国的关系表面上是时张时弛实际上是日益紧张。对这种形势有人主张联合东方各国共同对秦也有人想分散东方各国使其分别对秦和好或屈服。前者是企图进行东方各国间南北向的联合故有合纵之称。后者是企图东方各国分别与秦进行东西向的联合故称为“连横。”在战国时从事合纵、连横的活动家被称为纵横家。苏秦、张仪是纵横家中的代表人物公孙衍在纵横家中也享有声誉。第一节苏秦苏秦字季子东周洛阳乘轩里人。生年不详约死于公元前321年。如依《战国纵横家书》说他死于公元前284年比张仪死得晚。《史记》有《苏秦列传》。《战国纵横家书》与《史记》有出入。今所论述以《史记》为依据并旁采《战国纵横家书》。
相传苏秦曾到齐国跟鬼谷先生学习。后来出外游说了几年遭受到很多困难、挫折只得回家。兄弟嫂妹妻妾都暗地嘲笑他说：东周人的风俗都治理家里的产业致力于工商谋取十分之一二的盈利他却丢掉根本而去从事耍舌头还不应贫困吗？苏秦听了这些话感到惭愧。于是愤读书。过了一年他揣摩出当时国君的心意便到秦国以连横之策说秦惠文王。当时秦国刚杀了商鞅妒恨游说的人苏秦得不到信用。他又游说周显王。显王左右的人向来熟悉苏秦都轻视他不听信他的话。
苏秦周游到燕国。过了一年多才见到燕跟赵合纵。燕文侯供给他车马和金银布帛让他去赵国说赵肃侯请合韩、魏、齐、楚以抗秦。赵供给苏秦以更多的车马财物。苏秦便去游说韩宣王、魏襄王、齐宣王、楚威王终于定下合纵盟约他被任为纵约长佩六国相印。
苏秦回赵国时中途经过洛阳车辆马匹辎重以及各诸侯国派使者护送他的为数很多气派跟国王差不多。周显王听说很惊恐于是清扫道路派人到郊外进行慰劳。苏秦的兄弟、妻子和嫂嫂斜着眼不敢抬头看苏秦都俯伏在地侍候他用饭。苏秦笑着问他的嫂嫂说：为什么先前傲慢而现在却这样恭顺呢？嫂嫂把脸贴着地面谢罪说：因为我看到季子地位尊贵财物很多。苏秦深有感慨地叹息说：“同样对待我这一个人富贵了亲戚就这么敬畏我；贫贱的时候却轻视鄙薄我。何况对其他一般境况悬殊的人呢？假如当初在洛阳有两顷良田我现在又怎么能佩上六国相印呢？”于是他施散千金以赐同族的人和朋友普遍地报答了所有曾经给他好处的人。苏秦回到赵国赵肃侯封他为武安君送纵约书给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后来秦欺骗齐国和魏国要联合进攻赵国。赵王责备苏秦。苏秦害怕请求出使燕国说一定要报复齐国。苏秦离开赵国以后各国合纵的盟约随着就瓦解了。
苏秦到燕国时适值燕文侯卒易王初立。齐宣王乘丧伐燕取得十城。苏秦为燕说齐王归还了十城。苏秦与燕易王的母亲私通担心会遭到易王的杀害便假装得罪逃奔到齐国。齐宣王以苏秦为客卿。宣王死湣王继位。后来齐大夫多有与苏秦争宠的人使人刺杀苏秦。苏秦受了重伤但还能走动。齐王派人捉拿凶手没有抓到。苏秦快死了对齐王说：“臣即死车裂臣以徇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齐王按苏秦的话作了果然得到了凶手。
荀子说苏秦“内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拒难”是一个“巧敏佞说善取宠乎上”的“态臣”1。《吕氏春秋·知度》把他比做夏桀时的羊辛、商纣时的恶来。这是站在齐国的角度采取否定的态度。1972年出土的西汉初年银雀山竹简中《孙子·用间》说：“燕之兴也苏秦在齐”把他与商的伊挚、周的吕牙并提。《说苑·君道》又把他跟邹衍、乐毅、屈景并称为“四子”；汉初的邹阳则把他称为“燕之尾生”2。这些都是从燕国的立场出给予他充分肯定。其实这正好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在促使燕国由败转胜、由弱变强以及使齐国由胜转败、由强变弱的过程中苏秦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苏秦的弟弟苏代、苏厉看到哥哥的成就也都奋读书游说诸侯都很有名气。
1见《荀子·臣道》。
2《汉书·贾邹枚路传》。
第二节张仪张仪魏国人生年不详死于公元前3o9年。相传张仪跟苏秦都事鬼谷先生苏秦自以为不及张仪。
张仪游说诸侯曾经从楚相饮酒楚相丢失了璧。楚相门下人说张仪“贫无行”诬赖他偷了璧捉住他拷打。他的妻子嘻笑他说你不读书游说怎受到这样的污辱？张仪张开嘴叫妻子看看说：舌头还在不在？妻子笑着说：还在。张仪说：这就够了。
苏秦约定六国合纵很怕秦攻诸侯破坏合纵就暗地使人劝导张仪“你与苏秦相好。现在苏秦已得势你为什么不去找他？”张仪便到赵国求见苏奏。苏秦告诫门下的人不为通报又使他在几天之内走不了。等到见到了叫张仪坐在堂下给奴仆的饮食并用言辞激讽他：“以你的才能怎么困辱到这种地步。我难道不能使你富贵可不能收留你这样的人”。张仪来投奔苏秦自以为是老朋友可以得到帮助却反受到污辱。他恼羞成怒考虑只有秦国能使赵困苦便决定到秦国去。
苏秦告他的舍人说：“张仪是天下贤能的人我赶不上他。我幸而先有成就。可是能够得到秦国权柄的人独有张仪。他贫穷没有因由进入仕途。我恐怕他乐小利而不上进所以召他来羞辱、激怒他。你为我好好暗中事奉他。”苏秦请赵王拿出金币车马派舍人尾随张仪跟他同宿舍慢慢接近他需要时就给予车马金钱但不明说。
张仪见到秦惠文王惠文王以为客卿。苏秦的舍人来告别。张仪说：“依赖你的帮助我得到官职。我将要报答你你为什么要走呢？”舍人说：“我不了解你。了解你的是苏秦。苏秦担心秦攻赵破坏纵约认为不是你得不到秦的权柄故意激怒你使我供给路费。现在你已被任用请允许我回去报告。”张仪说：“哎呀我在圈套中而不知觉我不如苏秦已很明显了。我又新被任用哪能图谋赵国回去替我谢谢。苏君在位的时候仪不敢破坏纵约。”
张仪于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到了秦国。次年为秦相写信警告楚相说：“从前我跟你一起喝酒你诬赖我偷璧鞭打我你好好防守你的国家小心我将要盗你的城。”公元前322年（魏惠王后元十三年）张仪离秦至魏跟惠施在“合纵连横”的意见上生分歧张仪欲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惠施欲以魏合于齐、楚以按兵1。张仪把惠施排挤走他代替惠施为魏相。张仪想以魏合于秦、韩而攻齐、楚以达到使魏事秦而使诸侯仿效魏的作法。
巴蜀相攻2秦惠文王想趁机伐蜀。这时韩国攻秦秦王又想先打韩国对韩取得胜利后再伐蜀。虽然伐蜀是个好机会但恐怕被韩国钻了空子。秦王犹豫不决召集群臣商议。司马错说伐蜀张仪说不如伐韩。秦王让他们说说各自的道理。
张仪说：亲魏善楚进兵三川（韩三川郡今河南宜阳一带）兵临东局西周。造成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形势诸侯谁敢不听这能成就帝王的事业。1以下记张仪事见于《史记·张仪列传》不另注。
1《战国策·魏策一》又见《韩非子·内储说上》。
2巴蜀是古代的两个国。巴约在今四川东部沿长江南北之地。蜀约有四川中部岷江、沱江、涪江流域的地区。
所谓“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三川、周王室就是天下都想争夺的朝市不争这个而去争夺偏远的巴蜀戎翟离帝王的事业太远了。
司马错反驳说：不能这样说。我听说要富国就要扩大土地要强兵就要富民要成就王业就要广施恩德。有了这三种条件王业就随之而来。今天秦国还是地狭民贫。蜀是西边戎翟的领而有桀纣之乱。秦现在趁机兵容易征服。得到巴蜀的地方秦国的国土扩大了。得巴蜀的财富秦民富足了。攻取巴蜀天下不以为秦国暴也不以为秦国贪。如果攻韩劫天子有不义之名。齐、韩是友好国“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两国就会紧密联合向齐、赵、楚、魏求援。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秦国是阻止不了的。总之伐韩、周对秦国的危险很大不如伐蜀有利。
秦惠文王采纳了司马错的主张于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九年）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兵伐蜀。蜀王战败被杀。他的太子所率领的残余力量也被消灭蜀亡。在蜀地基本平定后张仪等人挥兵东指顺利地占领了巴俘虏了巴王。从秦军出到结束巴蜀的战争一共只有二三个月的时间。
公元前314年秦王封儿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不久陈壮反秦杀蜀侯通国秦派张仪、甘茂、司马错等人入蜀杀陈壮。秦在巴蜀采取展经济的措施修筑从秦本土到巴蜀的栈道大量移民进巴蜀兴修水利如著名的都江堰修筑城邑。张仪、张若等人筑成都城周围十二里高七丈还修筑别的一些城邑。
秦攻占巴蜀以后对楚国在军事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公元前3o8年司马错带领十万大军米六百万斛从巴蜀乘船沿江而下攻占了楚地黔中郡。
秦国欲攻打齐国。齐国跟楚国的关系好秦害怕齐楚联盟。秦惠文王和张仪商议问他有什么办法。张仪说让他去楚试试看能否拆散齐楚联盟1。公元前313年张仪去到楚国对楚怀王说：“大王能够闭关绝齐我请秦献商于（今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之地六百里。这样能够北弱齐、西好于秦得商于地为利一举而得三利。大王何不行之？”楚王很高兴的答应了。
楚王派一使臣随张仪入秦受地。张仪假装坠车说受了伤三个月不上朝。楚王听到这一情况说：张仪以为我不和齐国绝交。于是派一勇士去齐国大骂齐王。齐王很生气断绝了和楚国的外交跟秦国和好。张仪上朝见楚国的使者。对使者说：我有六里的俸邑愿献给楚王。使者还报楚王。楚王一怒之下和秦国绝交派屈匄率师攻秦。秦国派兵迎战公元前312年秦楚战于丹阳（今河南丹水北）。楚大败。秦俘楚将屈匄及副将等七十余人斩八万。秦取楚汉中郡。失败的消息传到楚国楚怀王恼羞成怒调动全国的军队攻打秦国。公元前312年秦楚又战于兰田（今陕西兰田县）楚军大败。韩国、魏国趁楚失败的机会出兵攻楚至邓（今河南邓县）。楚军两面受敌赶快撤退割两城与秦讲和。
过了不久秦王派使者告诉楚王希望以秦国武关以外的地方换楚国的黔中地。楚王说：不愿换地愿得张仪而献黔中地。张仪听说请求到楚国去。秦王说：楚王正想得到你报复上次说献商于地的事怎能去呢？张仪1《战国策·秦策二》《史记·楚世家》和《屈原贾生列传》。
说：“秦强楚弱我奉王命去楚国楚国不敢杀我。我和楚国的大臣靳尚关系好靳尚又得到楚王的宠姬郑袖的信赖。郑袖的话楚王没有不听的。张仪到了楚国楚王把他关押起来要杀他。通过靳尚向郑袖说情。郑袖请求把张仪放掉与秦和亲怀王果然听从郑袖放了张仪。楚国三闾大夫屈原刚从齐国出使回来准备劝说怀王杀掉张仪。但为时已晚张仪已越出楚境了。
张仪游说楚国、韩国跟秦国连横。张仪从韩国回秦国时秦惠文王封仪五邑号武信君。惠文王又使张仪游说齐、赵、燕跟秦连横都获得成功。他在回秦的途中秦惠文王卒秦武王继位。武王从作太子时就不喜欢张仪群臣又说张仪的坏话张仪离秦复至魏为相一年死于魏。
第三节公孙衍公孙衍魏之阴晋人。曾仕魏任犀2人因以犀称之好象这就是他的本来姓名。《史记集解》引司马彪曰：“犀魏官名今虎牙将军。”犀当是武职。
公孙衍于秦惠文王五年（公元前333年）在秦为大良造后居魏。楚使者陈轸也是一个纵横家他过魏献计于衍。他说“魏相田需约诸侯纵亲楚王疑而未信。如果您请于魏王说您与燕赵之王有交情多次有使者来邀请相见。魏王如答应了您给您车子你也不必多要有三十辆乘就可以了。您把车子陈列在庭中公开宣称要到燕国和赵国去。”公孙衍照办了燕赵之王派使者迎公孙衍到他们的国中楚王听说大怒以为田需欺负他就全不听从田需的话了。齐国听说公孙衍要到燕赵去也派人以国事相托。于是公孙衍行三国相事有了相当大的权力。
公孙衍主张合纵张仪宣扬连横。他们在政治上和私人关系上都是对手。公元前322年（秦惠文王更元三年）张仪相魏。公孙衍设法取得韩国当权的支持破坏了张仪联合秦魏的政策。公元前319年张仪被迫去魏公孙衍代张仪为魏相。公元前318年魏、赵、韩、燕、楚合纵攻秦。这次进攻没有取胜军至函谷关而还。但这次进攻还是一次有名的对秦的进攻。西戎义渠跟魏有往来。有一次义渠君朝魏。公孙衍就趁这个机会劝告义渠君加强对秦的警惕。他说如中原无事秦就要对你们烧杀掠夺；如果中原有事秦将轻使重币去同你们交好。后来五国攻秦。恰巧这个时候秦以文绣千纯美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集合群臣议论这件事。义渠君说这就是公孙衍当年所说的那话了。于是起兵袭秦大败秦人。
《史记》称公孙衍于张仪死后“入相秦尝佩五国相印为约长”。
此所谓五国约长似即指公元前318年五国攻秦之事。
《孟子·滕文公下》记景春的诸说：“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
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公孙衍在当时一些人的心目中是与张仪齐名的但传下来的事迹不多。《史记》有公孙衍传系附于张仪传。《战国策》也只有几条零星的记载。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有《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是关于苏秦、张仪的专书不知是否他二人的作品均已久佚。关于公孙衍的专书未见著录。《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还著录有西汉的蒯通、邹阳、主父偃、徐乐等人的书可见西汉前期纵横家之风犹有存者但比起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当有很大的不同。
1以下关于公孙衍的纪事基本上取材于《史记·张仪列传》不另一一作注。2见《史记·秦本纪》。
第十章子思、孟子、邹衍子思孟子学派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流派。孟子子思都曾以儒者的身份论述五行学说。荀子批评他们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辟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轲和之。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非也遂受而传之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1子思孟子关于五行的具体论述今已不可见但荀子的话可以说明子思孟子之说五行在当时有相当大的影响。后于孟子的邹衍是以阴阳五行之说有名于世的而他却归结于儒术。战国时期局势的急剧动荡使人们格外关注自己的命运特别是当权人物更为敏感。子思、孟子和邹衍学说中的神秘观点和定命论的基调都是当时社会思潮中的支流对于相当一部份人有吸引的魅力。故王公大人初见邹衍之术“惧然顾化”而梁惠王郊迎邹衍执宾主之礼燕昭王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2。战国之后阴阳五行之说大为当道者所重视。西汉儒家也有人袭取阴阳家言以为世用。
第一节子思子思姓孔名伋是孔子的孙子。《史记·孔子世家》记子思年六十二而不详其生卒年。案子思之父孔鲤死于孔子之前子思的年代当跟孔子的年代相当。《孔子世家》又说子思曾困于宋“子思作《中庸》”。《汉书·艺文志》有“子思二十三篇”本注云：“名伋。孔子孙为鲁穆公师”。子思二十三篇久佚。《中庸》为《礼记》所收流传于世。《孔丛子》记有子思固于宋的细节及子思与鲁穆公的问答都不一定可信。
《中庸》司马迁称其为子思作但不一定是子思一人之作。《中庸》所说“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浅”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都是秦汉人的口气当非出于战国时人之手。
《中庸》作者认为人的贫富穷通、国家的治乱兴衰都有天命来决定。人的本性能对天命作出正确的反应表现为行为的准则这就是道。道是不可须臾离的如能修养得好可以与天地相参。他在书中举出几个标准人物其中有文王、武王和孔子。他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为父以武王为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缵大王、王季、文王之绪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家庙飨之子孙保之。”这是说文王武王的命好但同时也离不开“文武之德”离不开“文王之德之纯”。《中庸》作者特别说到孔子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虽没有文武之位但他在德性上的成就可以配天地、育万物。这可见《中庸》作者对于存养之功的极力推崇而对孔子的推崇达到神化的程度。这也反映当时以《中庸》为代表的一些儒者高自标举的心情。
1《荀子·非十二子篇》。
2《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孔子有这样大的成就而这种成就却是从日常生活中来。《中庸》作者认为“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中庸》的作者又认为一切成就都是性中事都是人性所固有问题在于能不能“尽性”。他极力宣扬“尽性”的重大意义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依这个观点来说孔子之为至圣正是因为他“能尽其性”。《中庸》的作者又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道不远人”即所谓“率性之谓道”道并不需他求。如果要“为”道如务为高远之类反而离道远了。在这里《中庸》没有明文说性善实际是说性善。这是《中庸》的理论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论点。在思想史上《中庸》是人性论的创始人是孟子性善论的先行者。
《中庸》的作者强调素其位而行。他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这就是说要按照自己的身份和处境作好自己份内的一切活动要一切要求自己不要埋怨别人。这是顺从天命而率性尽性的为法也是作者企图用以消解矛盾的办法。
孔子罕言命。孔子言性与天道子贡不得与闻。《中庸》则以言性与天命为重要的内容。孔子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中庸》则说君子之道“质诸鬼神而无疑”“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对于孔子的继承来说《中庸》是对于儒学的唯心主义的放大1其间还涂抹了浓厚的神秘色彩。
汉代已有《中庸》的单行本及其解说问世。《汉书·艺文志》著录《中庸说》二篇。南北朝时有宋戴颙《礼记中庸传》二卷梁武帝《中庸讲疏》一卷《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见于《隋书·经籍志》。以上这些书都已久佚。南宋朱熹以《中庸》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为之注。元金用朱注《四书》取士。自此以后《四书》之流传日广成为学子必读之书而朱注成为人感性的著作。
1《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印本。
第二节孟子孟子的生平孟子名轲邹（今山东邹县）人活动年代约在公元前372年至前289年。他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孟孙氏衰微后有一支从鲁迁居到邹就是孟子的祖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1；大概他的老师不是有名望的人所以孟子没有讲他的姓名却是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2孟子对孔子备极尊崇他在《公孙丑上》说：“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孟子曾经游历齐、宋、滕、魏、鲁等国前后有二十多年。他游历列国的具体时间已说不十分准确只能依据《孟子》一书的记载说明大体上的时间和情况。
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是在齐威王（公元前356年至前32o年）年间。当时匡章背着“不孝”的坏名声孟子却“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3。他在齐国很不得志连威王赠送的“兼金一百”4镒都没有接受就离开齐国。在公元前329年左右宋公子偃自立为君的时候孟子到了宋国。他在宋国期间滕文公还是世子他去楚国经过宋国时见到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5他从楚国回来又在宋国见到孟子。孟子说：“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6意思是说只要好好地学习“先王”就可以把滕国治理好。不久孟子接受了宋君馈赠的七十镒金离开宋国回到邹国。《梁惠王下》记载说邹国同鲁国生了冲突。邹穆公问孟子：“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回答说：“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他说这就象曾子说的那样：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就将怎样回报你。现在您的百姓可得到报复的机会了您不要责备他们吧！“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滕定公死了滕文公使然友两次到邹国来向孟子请教怎样办理丧事。滕文公嗣位孟子便来到滕国。滕文公亲自向孟子请教治理国家的事情。孟子说：“民事不可缓也。”他认为人民有了固定产业收入才有稳定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秩序。而人民生活有了保障后还必须对之进行“人伦”的教化。“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滕文公又派他的臣子毕战询问井田制的情况。孟子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接着讲了一遍井田制。1汉代有许多著作如刘向《列女传·母仪传·邹孟轲母》、班固《汉名·艺文志》、赵岐《孟子题辞》、应劭《风俗通义·穷通》都说孟子是子思的弟子是不正确的。考诸《史记·孔子世家》等有关材料颜渊卒于公元前481年。子思的父亲孔鲤死在颜渊之前假定为公元前482年而子思在孔鲤死时即使一岁距公元前372年孟子之生年已是11o年。如要当孟子的老师子思应活到13o多岁显然是不可能的。
2《离娄下》。
3《离娄下》。
4《公孙丑下》。
5《滕文公上》。
6《滕文公上》。
最后说我说的是大概情况您和您的国君参照着去做吧！
“有为神农之言者”农家许行从楚国赶到滕国来。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反对不劳而获的剥削、压迫；主张实物交易物品在数量、重量上相等的价格相同。陈相兄弟很赞成许行的主张“尽弃其学而学焉”。许行的思想在反对剥削上是有进步意义的。但他以小农的平均主义思想否定社会分工是违反社会历史展规律的。孟子抓住许行的这一弱点大讲“物之不齐”的道理并以“劳心”“劳力”的划分来论证剥削制度、阶级压迫的“合理性”。
孟子看得很清楚滕国的自身都难保根本谈不上实行他的政治主张。
他在梁惠王后元十五年（公元前32o年）离开滕国到了魏国。这时孟子已经五十三岁。惠王见到孟子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最反对国君言利所以回答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公元前353年桂陵之战魏败于齐。公元前341年马陵之战魏太子申被齐军俘虏而死。公元前34o年秦国的商鞅领兵攻魏俘魏大将公子卯。公元前33o年魏割河西地于秦公元前328年又割上郡十五县于秦。公元前323年楚使柱国昭阳领兵破魏军于襄陵取得魏国八邑之地。所以梁惠王对孟子说：“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梁惠王讲了一套施仁政于民的办法。他说这样就是用木棒也可以抗击拥有坚甲利兵的秦楚军队。梁惠王问的是怎样报复齐、秦、楚的具体办法孟子回答的却是空泛的道理当然得不到梁惠王的重视。孟子到魏国的第二年梁惠王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梁襄王嗣位。孟子见到梁襄王对他的印象很坏说他不象个国君。这时齐威王已死宣王嗣位孟子便离开魏国又到了齐国。
孟子约于齐宣王二年（公元前318年）再游齐国受到礼遇。
齐宣王见到孟子就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回答说：“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1齐宣王想效法齐桓公、晋文公图谋霸业；孟子的政治主张却是效法“先王”实行“仁政”。他讲的“保民而王”、“制民之产”的道理虽然注意到了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利益但并非“富国强兵”的当务之急从而被看成“守旧术不知世务”1。
燕王哙因让国给燕相子之引起燕国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机派兵伐燕只用了五十天就大获全胜。齐宣王对孟子说：“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说：“王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2宣王不听“燕人畔”。王曰：“吾甚慙于孟子。”3孟子对齐宣王的进言很多并未见用。他本来打算依靠齐宣王来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但齐宣王只是把他当作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来尊重而不是想实现他那一套政治理想。孟子也看清楚了这一点便准备回乡。齐宣王派人告诉孟子：“我欲中国（国都中）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1《梁惠王上》。
1《盐铁论·论儒》。
2《梁惠王下》。
3《公孙丑下》。
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4这实际上是把孟子当作一块招牌博得尊贤重士的名声。
《公孙丑下》记孟子离开齐国在齐的边境昼地停留了三宿。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迟缓呢？他说：“予三宿而出昼于予心犹以为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又有人说“我看老夫子你似乎有不愉快的样子。”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我何为不豫哉？”他以历史循环理论的观点认为将要有“王者”兴起来统一天下。他寄希望于齐宣王企望在齐国有所作为但愿望落空了只得离开齐国。
齐楚曾经有合纵之约。秦使张仪以土地之利诱骗楚怀王与齐绝交。楚齐已经断交楚也觉见欺。公元前312年楚大兵与秦战两次大败于秦。当秦楚正要交战的时刻孟子从齐国到宋国去在石丘遇到宋牼。《告子下》记宋牼听到秦楚要打仗准备去说秦、楚罢兵。孟子问宋牼用什么宗旨去说秦、楚？宋牼说：“我将言其不利也。”孟子反对言“利”主张讲“仁义”。他说：“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君臣、父子、兄弟终（尽）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他说：“先王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
孟子再游宋时宋君偃早已自立为王。《滕文公下》记孟子的弟子万章问：“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说汤、武行王政他们的征伐是从水火中拯救百姓诛杀残暴的君主得到天下人的拥护“而无敌于天下”。“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举而望之欲以为君。齐楚虽大何畏焉？”
孟子不久便离开宋国到了鲁国。这时候正是鲁平公（约于公元前322年至前3o2年在位）将要使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鲁平公将要去拜访孟子因为他所宠爱的小臣臧仓说了孟子的坏话而又改变了主意。乐正子把这件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孟子。孟子很有感慨地说：“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1孟子这时已经六十几岁便回到老家邹国不再出游了。
与儒家争鸣者以墨家和杨朱学派的势力最大。孟子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1又说：“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2孟子痛斥杨、墨学派说：“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卫）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3他说他这样严厉地驳斥杨、墨的异端邪说是继承大禹、周公、孔子三个圣人的事业他要正人心4《公孙丑下》。
1《梁惠王下》。
1《滕文公下》。
2《尽心下》。
3《滕文公下》。
就必须辟杨、墨。他的弟子公都子告诉他别人都说他好辩论他说：“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孟子一生的经历也很象孔子过着长期的私人讲学的生活中年以后怀着政治抱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随从的学生最盛的时候是“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4。他也是到处受到当权人物的款待。他到了哪一国都无所顾忌地批评国君甚至责备得国君“顾左右而言他”5而他的政治主张却不被接受。孟子晚年回到故乡从事教育和著述。他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最快乐的事。6孟子的弟子虽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班固《汉书·艺文志》都说《孟子》十一篇。赵岐《孟子题辞》分辨了真伪说：孟子“著书七篇”“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也。”今本《孟子外书》系明人伪作。
《孟子》一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注释本甚多主要有赵岐《孟子章句》、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及近人杨伯峻《孟子译注》等。
仁政论孟子的政治主张的核心是仁政论。仁政论在经济方面的内容是“井田制”。在井田制度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1。孟子提出恒产恒心论。他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2。并进而由“恒产”描写出一幅理想的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匆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3。
这一图景的描写在《孟子》书中凡三见内容大同小异《尽心上》说这是周文王时候的制度。它反映出耕织结合、自给自足、使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的封建小农经济；也具有村公社授田制的色彩。它主张在“黎民不饥不寒”的条件下进行“孝悌”的教化以家庭的长幼有序来促使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这也是孟子所向往的“以德服人”的“先王之道”的理想。孟子反对所谓“暴君汙吏必慢其经界”1即“为田开阡陌封疆”2。他4《滕文公下》。
5《梁惠王下》。
6《尽心上》。
1《滕文公上》。
2《滕文公上》。
3《梁惠王上》。
1《滕文公上》。
2《史记·商君列传》。
提出了“正经界”的主张并把这说成是施行仁政的要任务。他说：“夫仁政必自经界始。”3这种主张的实际内容是要使贵族保存封土维持世禄所谓“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4。
孟子认为只顾“君之仓廪实府库充”5而不管人民的疾苦国君只顾享乐而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上下的阶级矛盾尖锐劳动力逃亡老百姓“放辟邪侈无不为己”6。消除这种社会危机的办法只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矣。”7“政在得民”与“民贵君轻”是孟子仁政论的重要政治内容。在孟子看来国君能否保持政权主要是能否得到人民的拥护。他在《离娄上》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反对“虐民”、“暴民”：“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他认为得民在于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怎样才能得到民心呢？他说：“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又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1“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2孟子强调以统治阶级的道德意识向人民灌输以稳定社会秩序外也注意到保障人民的物质生活是使人民心服的重要条件。“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3总之统治者应考虑到人民的疾苦不能独行其乐更不能“陷溺其民”。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天下。他在《梁惠王下》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政在得民”的思想是针对当时大量人口流失企图解决“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4的劳动力危机问题。他曾对齐宣王说：“今王政施仁使天下之士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5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得民”的效果是要使“效死而民弗去。”6孟子于“政在得民”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
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他把人民看作国家不可缺少的要素：“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8他认为在一个国家中人民是无所谓3《滕文公上》。
4《滕文公上》。
5《梁惠王下》。
6《梁惠王下》。
7《梁惠王下》。
1《尽心上》。
2《离娄下》。
3《梁惠王上》。
4《梁惠王上》。
5《尽心下》。
6《尽心下》。
7《尽心下》。
8《尽心下》。
变换的而象征政权的社稷执掌政权的国君乃至天子都可能变换。他说：“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乾水溢则变置社稷。”9《梁惠王下》记齐宣王问孟子：“汤放桀武王伐纣”“臣弑其君可乎？”孟子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要求国君行仁政和重民的出点都是维护君权。他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1但在他那个时个时代这仍不失为光辉的思想。性善论孟子仁政论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都有“良知”、“良能”。“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2这种不待学习便能做到的“良能”不待思考便会知道的“良知”是生下来就具有的“善性”。“测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3人心中的这四种善良的本质构成了四种“善端”也就是四种道德品质所谓“测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人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4他把这种“善端”比作人的四肢说“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5。”也就是说这四种“善端”和肢体一样是作为人不可缺少的东西。凡是没有这四种“善端”的人都被孟子看作“非人也”6。这些道德品质不仅是人人具备的而且“仁义礼智根于心”7即“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授）我也我固有之”1的先天本性。这就走上了唯心主义先验论的道路。但孟子也认为环境和教育对人有影响。他说：“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2孟子还宣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3这种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及其存心、养性、事天的认识目的又把人性论引向神秘主义的“天人相应论”。自然他教人注意存心养性深造自得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要求达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也有他的积极面。但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断言“万物皆备于我矣”5“浩然之气”“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6就钻进神秘主义的死胡同了。9《尽心下》。
1《离娄上》。
2《尽心上》。
3《告子上》。
4《告子上》。
5《公孙丑上》。
6《公孙丑上》。
7《尽心上》。
1《告子上》。
2《滕文公上》。
3《尽心上》。
4《滕文公下》。
5《尽心下》。
6《公孙卫上》。
孟子在《离娄上》对仁义礼智的解释突出仁义的地位礼智的作用是在加强仁义的重要性。“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他又以儿童“天生”的“爱亲”、“敬长”来说明仁义是天下通行的品德。“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7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反复强调的“根于心”的“四端”主要是仁义之端。而他所说的仁义其实际内容又是儒家所强调的忠孝：“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8这就显示出孟子要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亲亲”、“尊尊”的道德原则。孟子特别反对杨朱、墨翟的学说他在《滕文公下》痛斥：“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也是从尊君、亲亲的角度来立论的。
既然人性天生都是善的仁义礼智等道德都是“根于心”的为什么又有人生不善的行为不能“居仁由义”呢？这在孟子看来是由于人们追求“利欲”而失去“善性”所造成的不是由于天生的不同是由于环境使其变坏了。“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1为此他提倡用自我修养的办法把失掉的“善性”找回来。他认为教育的目的也是：“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孟子把“仁义”和“利欲”看成是两种根本对立物。他虽然提出人人皆有善性的主张而实际上却认为“小人”把“善性”丢掉了只有君子才把“善性”保持了下来；“庶民去之君子存之。”3“君子所以异于之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4他把“仁义”“利欲”看成是区分君子和小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标志。“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异）也。”5“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6基于这种偏见孟子在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时对国君和国君如何统治人民的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他向国君宣传“仁义”“先王之道”“仁政”；而讲到国君怎样统治人民时却说明要给予人民一定的物质利益并强调“教化”才能巩固统治。
“先王之道”
孟子仁政论的历史根据是“先王之道”。孟子所说的“先王之道”是指“先王”的政治。他所说的“先王”是指尧舜禹汤文武而又常常以尧舜为代表所谓“言必称尧舜”1“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2。孟子称颂禹7《尽心下》。
8《梁惠王上》。
1《告子上》。
2《告子上》。
3《离娄下》。
4《离娄下》。
5《尽心上》。
6《尽心上》。
1《滕文公上》。
2《公孙丑下》。
汤文武更称颂尧舜不仅备极称颂尧舜的道德品质而且把尧舜作为政治标准、行为的楷模。他说：“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3又说：“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4当孟子与白圭讨论税制问题时他认为收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5。在孟子看来“仁政”就同规矩、音律的功用一样应作为政治的准则。他说：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1从上面的一大段引文中可以看出孟子所说的“仁政”就是“不忍人之政”。他十分强调“先王之道”更突出原始社会末期的传说人物尧舜是为了便于阐他的政治见解。他说“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是在抬高他所理想的仁政的地位。孟子的仁政论及为其所制造的历史根据正如荀子所说是“按往旧造说2”而他使用的方法也是牵强的比附。
孟子提出“先王之道”是企望用“仁政”来矫正当时的政治他认为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是历史的倒退。他说：“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也。”3又说：“自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4他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展是治乱的循环。他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5这种往复循环大约五百年是一个周期。五百年必然要有“圣王”出现开创太平盛世。在这期间也必然会产生辅佐“圣王”的显赫人物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6。孟子充满信心地说“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好象他就是当时的“名世者”了。
在孟子看来治国的道理古今没有两样。他说舜和文王一个生在东方一个生在西方两地相隔一千多里时代相距一千多年“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1又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3《尽心上》。
4《告子下》。
5《告子下》。
1《离娄上》。
2《荀子·非十二子篇》。
3《告子下》。
4《告子下》。
5《滕文公下》。
6《公孙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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