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滕文公上》说“有贱大夫焉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网）市利。”就是说在旷野的集市上有个商人站到高地上即“垄断”上东张西望想把市利都弄到自己手里。孟子对于“垄断”的解释正确反映了商业贸易史的展进程特别是春秋战国间这个商业贸易史上的一个转变过程。这些自由商人的出现最初多是由一些小商贩展起来的他们的地位低贱所以孟子说“有贱大夫焉”。
到春秋末战国初由于商业贸易的进一步展一些原来身居显位的卿相如曾经帮助越王勾践雪过会稽之耻的范蠡后来离越入齐又从齐到当时属于交通中心的商业城市陶邑从事商业号称陶朱公。他采用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史记·越世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后子孙继续经营达到了富“至巨万”。（《史记·货殖列传》）。又如孔子弟子端木赐即子贡善于辞令曾游说于齐、吴之间促使吴救鲁伐齐。他曾经商于曹、鲁之间“与时转货资”大横财“家累千金”（《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成了孔门七十子中最富有的一个。他“连驷绪骑”带着礼品聘问各国“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史记·货殖列传》）。
战国时期一些卿大夫也有一面当官一面从事商业活动的。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个以“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的办法从事倒卖谷物活动的。他在丰年抛出丝漆收进谷物待到荒年欠收又售出谷物收进手工业产品从中牟取巨额利润。当时商人采用这种囤积居奇掌握时机的经商方法已较普遍。《战国策·赵策三》载希写对建信君说：“夫良商不与人争买卖之价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这样讲究时机和囤积居奇只有在商品经济比较达商人握有大本钱时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战国时期这样的大商富贾不断出现他们不惜一切地网罗大利正如《墨子·贵义》所说：“商人之四方市贾信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
到了战国晚期投机商人更为活跃吕不韦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他原是个“家累千金”的“阳翟（今河南禹县）大贾”后把商业上的投机方法运用到政治上认为做珠宝生意盈利只有“百倍”而“立国家之主”可以盈利“无数”（《战国策·秦策五》）。后来吕不韦的政治投机居然成功出任秦之相国封为文信侯并取得了“仲父”尊号一度掌握秦国大权。金属铸币的展及其形式金属铸币的产生总是同商品生产的出现和展相平行的它的出现又起了促进商品经济展的作用同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出现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又利用货币通过不等价交换来剥削劳动人民。因此战国时期金属铸币流通量的逐渐增大标志着商品货币关系的展又意味着农民、手工业者又受到一种新的剥削即富商大贾通过商业交换的剥削和统治者通过行铸币而进行的剥削。一种商品的价值只存通过另一种商品才能表现出来。在多数地方后来这种一般等价物是固定在一些金属上这是因为金属不易消损容易保持。再进一步便用金属制成货币最初的金属货币是依靠本身的价值来交换其他商品的但后来主要是起着价值符号作用它本身的价值越来越不重要。因此早期的金属铸币通常出现逐渐减重的过程。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具有实物用品的形状正说明它是脱胎于一般等价物。战国时期的多数货币还保留着这种特点。在整个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之间的不统一所以各国货币的形制、重量、单位也各不相同。这时所铸造的货币计有四种不同的形式：布币——形状象农具中的铸镈、布音近故铲形币又叫“布币”。这种形式的铜币当是从镈这种农具在商品交换的展中转化而来的。主要流行地区在三晋即魏、赵、韩三国。布币又可分为不同形制有尖足的、方足的、圆足的基本形式还是铲形。
近三十年来先后在山西省的原平、祁县、永济、侯马和内蒙的包头等地现过大量布币和铸造这种币的模具。这种货币一般都有铭文主要是当时的地名目前现已有几十个地名出现在布币上。除山西、内蒙外在河北、河南以至辽宁等一些地方都有出土。在南方楚国今天的江苏丹阳、浙江杭州等地也曾现过不过其与三晋的铲形不同。这不仅表明三晋的布币流通较广而且又可看出当时的商业贸易的展盛况货币已越出了国界。刀币——也是从工具的刀转化而来主要是东方齐国的货币。齐国的刀币形制较大都是尖头。目前现的已有早至春秋中期的但以战国时代的“齐法化”刀币最为常见。“法”有制造际准的意思“化”即货字简体；“法化”即“法货”也就是标准货币。齐国刀币从目前考古现来看其地不止一处但这些不同地方铸造的货币却都有统一的“齐法化”铭文。刀币虽然主要是齐国的流通货币但其影响不小。解放前后曾多次在燕下都现过成捆的刀币。河北承德地区也在一处地方现过成捆刀币放在瓮内计有四千五百多枚。但是燕国的刀币形制较小都是方头和圆头而且铭文部有“明刀”1字样没有齐国的那样精致规整。另外在原赵国故地也曾现过刀币比较粗糙形制较小也都是方头或圆头。
圆钱——早期的都是圆形圆孔后来的多作圆形方孔。圆钱可能是仿生产工具的纺轮或玉环和玉壁形主要流行于秦、东周、西周地区东周与西周的一般都铸有“东周”、“西周”字样。早期秦国的圆钱铭文多作“重一两”、“十二铢”、“十三铢”、“十四铢”等字样；晚期的多有“半两”“两留”字样这种圆钱可能是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钱”以后由各地官府铸造的。随着秦国的强盛这种货币也影响到秦国势力所及地区。例如四川巴县就曾现过这一使用过的圆钱。196o年在济南市区出土的一瓮古代货币中除刀币外还有六百多枚铸有铭文“賹”的圆钱便是其证。
铜贝和块形金板——楚国主要的两种流行货币。铜贝又称“蚁鼻钱”或“鬼脸钱”这是从它的腹部平面形状而得名。其实它是一种仿海贝形状的铜铸货币是沿袭古代用贝作货币的习惯而来的主要流行在楚国。1963年在湖北孝感一处地方出土有四千多枚铜贝重达二十一公斤多。块形的金板又称“板金”它由若干小块连在一起每一小块上都铃印有方形或圆形印记。由于方印文多作“郢爱”所以又称“郢爱”。这种货币具有称量货币的特点使用时大概根据需要切下若干再用天平称量支付。1979年在安徽寿县现一大块最多的有二十二方。铃印文字以“郢爱”为多“陈1杨宽：《战国史》第111页说：“‘明刀’的‘明’字原作‘od’或‘■’当即‘匽’字之省前人误识为‘明’。燕国铜器铭之都自称‘匽’或‘郾’而不作‘燕’。燕国后来也行圆钱方孔无郭的有‘匽四’、‘匽化’两种；方孔有郭的有‘一化’一种时代更晚”说颇可取。爱”次之“郢爱”少见“覃金”仅一见。“郢”、“陈”都是地名“爰”可能是一种重量单位。就是过去金文中的“郢”。“陈爰”是楚顷襄王所徙国都（今河南淮阳）所造：“■爱”可能是楚国占有今之山东郯城东北旧■国地所造；“覃金”可能是楚国所占之今山东郯城西南旧郯国地所造。这种方形金块大体重为当时一斤合今二百五十克左右1。
货币的流通与高利贷的产主战国时代的铜币已在民间广泛流行。据《汉书·食货志上》李悝说当时的粟价：一石三十钱最低二十钱最高达到九十钱。据《秦律》看来禾价每石三十钱菽、麦的价格要比禾贱。战国初年农民的每年衣服费用是三百钱（《汉书·食货志上》）；而《秦律》规定官府对官奴放衣服费用冬衣每一成年人一百十钱夏衣五十五钱计一百六十五钱较农民低。至于比较富裕者的衣服当然费得多据云梦睡虎地四号墓出土木牍载秦国的一个士兵曾向他母亲索取五六百钱以备添置衣服。由于货币是当时主要的流通手段所以当时就有了“长袖善舞多钱善贾”（《韩非子·五蠹》）的俗谚。
当时的钱币也已用作法律上的奖金、罚款或赎罪金《秦律》把罚款叫做“货布”把赎“耐”、“黥”、“迁”等罪的钱叫做“赎耐”、“赎黥”、“赎迁”。随着商品经济的展从战国时起又开始以黄金作为一般等价物当时使用的黄金每斤以斤、镒等重量来计算也有以金为单位的。
与铸造货币出现的同时高利贷资本也活跃起来开始侵蚀农村。当时的商人一方面对农民进行不等价的交换盘剥农民使农民“解冻而耕。暴（曝）背而耨无积粟之实”而商人“无把铫推耨之劳而有积粟之实”（《战国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农民穷困兼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当时的放债的商人也有象孟尝君田文那样的贵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贷一次就收到“息钱十万”（《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子分析当时的农民遇到荒年时不仅连父母都养活不起“又称贷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抛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说明当时有些农民甚至要靠告贷维持生活。高利贷的横行不但严重剥削贫困农民而且造成了农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谓“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记·孟尝君列传》）。“质”“剂”的出现与“券”的应用《周礼·质人》说：“大市以质小市以剂。”质是一种较大的买卖用的较长的券：剂是一种较小的买卖用的较短的券。质、剂本是买卖生争执或纠纷时官府据以判断的凭证即所谓券“听买卖以质剂”（《周礼·小宰》）。这时的高利贷放债也普遍应用这种券。无论买卖用的质、剂或放债用的债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们先把买卖的合同或借据写在上面然后剖分为二由买主或债权人执右券卖主或债务人执左券。买主或债权人便可操右券来责成卖主或债务人履行义务即所谓“操右券以责”（《史记·平原君列传》）。债权人在讨债和索取利息时便可命债务人前来“合券”1详见安志敏：《金板与■金（楚汉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同上）。这种债券或称为傅别（符别）。傅就是指合券；别就是指个别的右券或左券。《管子·问篇》：“问邑之贫人债而食者几何家？”“问人之贷粟米有别券者几何家？”所谓别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债务问题生争执当时官府就要根据傅别来判断这就是所谓“听称责（债）以傅别”（《周礼·大宰》）。券的普遍应用也是商品货币关系展与货币广泛流通而产生的现象。
第五节先秦时代的手工业技术以上各节分别论述了秦以前各历史时期手工业商业及货币的展。现专就先秦时期手工业在技术方面的成就进行比较系统的论述。因为要说得系统些难免有与上各节重复的地方。
纺织我国早期纺织物主要是麻布和丝绸。从新石器时代起已普遍剥取野生麻类纤维用手搓或陶、石纺轮加捻续接成线。原始的织造技术是从编席、结网展而来采用腰机编织成布如陕县庙底沟、华县泉护村出土布痕每平方厘米有经线、纬线各十根左右。属于浪清文化的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中现用芒麻织成平纹的细麻布比疏朗的粗麻布质量要好。周代麻的栽培与纺织已达相当水平。《左传》成公九年引佚诗说：“虽有丝麻无弃管蒯”表明使用了多种纺织原料。陕西泾阳高家堡周初墓所出麻布有较紧密的组织。战国时封建生产关系建立农民的个体经济具有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特点开始形成男耕女织的分工纺织技术更加普及所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民间所生产和服用的主要是麻类织物贵族和商人才穿着丝绸。
养蚕、缫丝和织丝以我国为最早并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在距今约五千年的饯山漾遗址中现了绢片和丝带经鉴定蚕丝为家蚕所产绢片经纬密度为每厘米48根。由于蚕丝坚韧富有弹性且是长纤维利用这一特点可使经线密而纬线疏。平纹织物用经线显示畦纹斜纹织物用作表面浮线提花织物用来显花。殷代甲骨文有“系”、“丝”等象形字不少青铜器包有丝织物残片经鉴定有用较高技术织成的菱形花纹的暗花绸即“缔”或“文绮”。暗花绸的花纹是三上一下的斜纹组织由经线显花需用十几个不同的棱口和十余片综。因此当时必定已有简单的提花装置。又商代已有刺绣宝鸡西周前期■伯墓织物中的刺绣是采用辫子股绣的针法。《禹贡》、《诗经》、《左传》多处提到蚕桑和丝养蚕有蚕室和蚕架丝织物有罗、纨、绮、縠、锦、绣多种。西周重器毛公鼎铭文有“■”字郭沫若以为即“经”的初文象《诗经·小雅·大东》“杼柚其空”是指织机上卷经线和织物的这类机构。《考工记》记载染色分煮、冻、暴、染四道工序“■人”专司“湅丝”“湅帛”。“湅帛”是“以栏为灰渥淳其帛实诸泽器淫之以蜃”即除漂白外还要除去丝表面所附丝胶使更富光泽和柔软（“栏”是楝木“蜃”是蛎灰）。染料有矿物质和植物质两种加用殊砂染红色、空青染绿色靛蓝染蓝色茜草染绛色等。染色方法有浸染和画缋两种。《豳风·七月》：“爱求柔桑”说明周代陕西宝鸡、岐山一带气候较今温暖湿润适于种桑、饲蚕丝织业较为达。长沙出土的战国丝织物有绢和锦经线密度为每厘米8o根纬线密度每厘米44根有朱条暗花、对龙、对凤等复杂纹样。
化工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已逐步积累了一些化学知识掌握了某些化工技术。
火是人们最早利用的天然能源。自然界的可燃物通过化学变化释放出热能给人以温暖和光明使原始人获得熟食和免受野兽侵袭。距今约17o万年的元谋人已知用火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最早的用火遗迹之一。周口店北京猿人已知保存火种在猿人居住的洞穴中有厚达6米的灰烬堆积。
从使用天然火到人工取火是人类的一大明。摩擦生火是最早的取火方法例如用木料互相摩擦或用燧石互击并由易燃物引燃。这些人工取火的技术是由木器、石器加工过程中摩擦生热获得启示而产生的。《庄子·外物》：“木与木相摩则然”《韩非子·五蠹》及其他古籍中也有“钻燧取火”的记载。这类取火技术在近代仍为一些少数民族所使用如黎族的钻木法苦聪族的锯竹法等。人工取火使人们第一次支配了一种自然力实现了机械能向热能的转化从而大大增加了开自然的能力。由于火的明才使得许多重要明如制陶、冶金的出现成为可能。
陶器的明是人类第一次改变天然物的本来性质。它的明是制作技术的一个重大突破。陶器既可用作生产工具（纺轮、陶刀、陶锉等）又可广泛用作生活器具（储存谷物的陶缸、陶罐、以及日常使用的鼎、■、豆等炊事用器、食具等）。《周书》说：“神农耕而作陶”正表明陶器的明和人们农业定居生活的需要以及从耕作、营造等活动中认识粘土的性能有着密切的关系。
最早的陶器可能是在编制容器上涂沫粘土经晾干烘烤后而成其后逐步掌握了粘土成型及烧制等技术。早在仰韶时期人们已能烧制灰陶和红陶又用矿物质绘制图案焙烧后成为彩陶（见图1）。陶土经选取、晒干、破碎、沤泡、揉制、存性等工序成为具有良好塑性的泥料。所得陶器有“泥质陶”、“细泥陶”等类质地远较原始的粗陶为优。为加强泥料抗裂抗变形性能在陶土中掺入砂粒称为“夹砂陶”。早期制坯用手工捏塑或用泥条盘筑仰韶时期已使用慢轮修整。烧制技术也从原始的堆烧展到竖穴窑（火室直接位于窑室之下）或更先进的横穴窑（火室与窑室分开）如西安半坡遗址所出这两种窑都由火口、火室、火道、窑箄、窑室构成。龙山时期的制陶业有很大展广泛采用快轮制坯陶窑结构更为完善据出土陶片测定烧制温度可达1oooc。当焙烧后期于高温时将窑室顶部密封并使水份由项部渗入窑室使窑内氧气不足成为还原性气氛则陶土中的氧化铁还原为氧化亚铁（feo）从而得到著名的黑陶。山东、河南等地所出厚仅1毫米的薄胎黑陶（蛋壳陶）标志着该时期制陶业的高度技术水平。在龙山文化晚期还出现了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的自陶以及着釉技术。在此基础上商代中期已有原始瓷器如郑州二里冈商代遗址所出这类器物经用现代科学手段检测证实它们已具备瓷器的基本特征即用瓷土作胎表面着釉。但原料纯度、烧结温度均偏低故称作原始青瓷。近年来在甘肃灵台陕西西安河南安阳、洛阳安徽屯溪江苏丹徒、吴县等地的商、西周遗址中都现了这类原始瓷烧成温度高达11oo—12ooc器表均施有石灰釉。春秋战国时期的原始青瓮续有展如浙江绍兴战国墓所出大批青釉器质地致密器形规整多仿照青铜器的形制制作。它们是早期青瓷的先声对于瓷器在中国的独特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酿酒是淀粉质酵糖化酒化的过程这一化工技术最初是由粮食储存中的酵现象得到启示而产生的。用谷物酿酒有可能始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代已较普及。商人饮酒之风甚盛青铜和陶质的酒器种类繁多。《尚书·说命》记商王武丁和傅说的对话其中提到：“若作酒醴尔惟鞠蘖”“蘖”即是制酒用的酵母。《礼记·月令》说：“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浩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兼之无有差货。”这段文字生动地叙述了酿酒过程的六个要素。曲蘖中的酵母菌是很敏感的微生物如水中有杂质将影响菌类的作用制酒时所用容器和温度控制也很重要所以说“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曲能使糖化和酒化结合起来同时进行用曲酿酒是我国特有的酿酒技术欧洲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从中国的酒曲中分离出毛霉建立由淀粉酵的酒精制作技术。
漆的使用也以我国为最早漆是漆科木本植物漆树的分泌物。漆汁中含有水份称为生漆经日晒脱水后成为熟漆。漆液经化学变化能在器物表面形成薄膜具育保护和美化器物的作用。《韩非子·十过》说：“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流漆墨其上。”近年来辽宁、山西、江苏等地都出上有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木胎漆器或在陶器上有漆绘证明以上传说是有根据的。庄子曾任漆园吏的官职。春秋战国时期漆器制作和漆绘技术有较大提高湖北江陵、河南信阳等地战国墓葬中所出大批精美的彩绘漆器即其代表作。秦汉以后日常用具逐步由漆器代替了青铜器。
在生产实践和日常生活中人们逐步积累了各种物质的性能及其变化的知识从而概括为对事物本原的某种朴素认识。《尚书·洪范》提出水、火、木、金、土为五行《国语·齐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说明战国时期兴起的五行学说在初是由耕作、制陶、冶金、酿酒等物质交互作用与变化得到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如郭沫若所说：“稼稿作甘是由酒酿得来金属能给人以辛味”1。五行学说所反映的各种自然现象的相互对立与联系也具有朴素的辩证性质如火能烁金斧斤可以伐木等等。这些对后世哲学思想、科学技术观念以及医学、炼丹术的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认为五行学说是我国古代物质理论的肇端在化学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建筑远古祖先曾“构木为巢”或在天然洞穴中居住。新石器时代在黄土高原已普遍建造半地穴式房屋顶盖用树枝构筑屋内设火塘沼泽地带则有干栏式建筑。木结构的广泛应用和框架式结构的高度展是我国古代建筑技术最突出的特点。殷代甲骨文已有“■”（高）、“■”（京）、“■”（亨）屋顶均为人字形下有墙、柱屋盖可能用茅草铺成（所谓“茅茨土阶”）。《考工记》说商人“四阿重屋”说明殷商已有四坡二层的复杂建筑形式。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现大型宫殿遗迹郑州商城宫殿夯土台基长8o米进深14.5米柱础用石料或铜质建筑物本身由木梁、柱、门窗和夯土墙构成用立柱、横梁组成骨架全部重量由柱子承接传到地西墙体不承重而只起隔断的作用。自商周到清代三千多年间我国建筑技术基本是朝着这个方向展的。无论哪种木结构构件主要用榫卯接合。这种榫卯结1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143页科学出版让196o年。构早在浙江河姆渡遗址的干栏式建筑中已经采用有方形、圆形的榫长方形、圆形的卯有的构件上既有凹榫又有卯眼。长沙战国墓葬中棺椁方木榫卯有插榫、银锭、齿形三种形式说明这种建筑结构乃是我们先人的独立创造。
古代建筑的宏大规模和技术进步突出表现于城市的建筑和规划。传说鲧已筑城近年河南登封王城岗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都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迹均由夯土筑成。郑州商城夯土墙现存高度有四米最高达9米基底宽6米夯层厚8—1o公分。据勘探整个城墙长七公里略成方形均版筑而成。洛阳周代都邑呈不规则方形南北长33oo米北墙长近3ooo米主要建筑物在中部偏南和《考工记》“方九里”“王宫居中”的记述相符。战国城邑方圆千丈户以万计如齐国临淄有七万户分内、外城；燕国的燕下都也分内、外城东西长83oo米南北长4ooo米主要建筑物安排在城的中轴线上成为主次分明左右对称的完整建筑群城内还有陵墓区、手工业作坊区等。
1978年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金银错兆城图铜版长94厘米宽48厘米为中山王、后陵墓群的总体设计规划平面图约按三百分之一的比例绘制。
建筑材料的展对建筑工程有重要的意义。西周已用瓦如召陈村遗址的三座房屋周围都有瓦片堆积有板瓦、筒瓦等西安客省庄遗址还出土有屋脊用的人字瓦。春秋以后瓦的使用更为普遍。秦国还有青铜铸造的“全杠”作为梁柱结点和装饰之用。
水利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已出现防洪工程。传说共工氏“壅防百川堕高堙庳”1“鲧障洪水”2就是把高处的泥土、石块搬下在离河一定距离的低处修筑土石堤埂挡住洪水的漫延。后来大禹现这种办法在许多地区行不通于是他“因水以为师”3把治水方法由“壅”改为“疏”。他“决江疏河通之四渎致之于海大小相受百川顺流各归其所。然后人民得去高险处平土”。1这种疏导办法比共工氏和鲧采用的壅防法前进了一步由消极防洪改为积极治河经过疏浚的河道排水能力增加防洪的效果也好多了。2龙山文化时期已出现了城市防洪、排涝工程。198o年在河南淮阳县城东南四公里的平粮台现了一处古城遗址。城墙南门道下掘出三条陶制排水管道成倒置品字形铺设。陶管分粗、细两端细端扣入粗端粗端直径o.27—o.32米细端直径o.23—o.26米每节长o.35—o.45米不等。这座古城从防洪的城廓到排涝的地下管道组成了一套完善的水利工程体系。
1《国语·周语下》。
2《国语·鲁语上》。
3《淮南子·原道训》。
16贾：《新语·道基》。
2《中国水利史槁》编写组：《中国水利史稿》上册第41页水利电力出版社1979年版。河南省登封县告城镇198o年掘出一处战国时期的古城距今约有二千三百多年。当时为了解决城市供水问题从山的北边引来河水通过埋设在地下的陶制输水管道输入城市。输水管道过山的一段埋设在凿成的岩石壕沟内。陶管每节长o.59—o.61米两端粗细不一大口套小口节节相扣粗端直径o.17—o.18米细端直径o.13—o.14米。管道中间每隔一段有一个三通管支管口伸出地面上边用特制的带孔的盖罩住也有用卵石压住的以调节水压。还有一处为四通管一个支管口内有木板插式闸门槽可以用木板闸门止水。口下有一大陶缸水直接流入缸内。两条管道的联接处设有阀门坑。整个工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自来水设备其设计是非常巧妙的。3在殷墟卜辞中有用于灌溉的水利工程“畎”、“浍”等字；有引水灌田和筑堤防水以工商都的记录。如：“丁己卜殻贞：黍田年鲁？贞：z保黍年？z弗保黍年？”（《乙》七七八一）。此辞的“年鲁”即年成嘉善之义。“z”即后世之“＜”字即“畎”、“甽”田亩中之沟洫也。又如：“戊午卜争贞：水其福■（兹）邑？七月。”（《乙》三一六二）。此辞卜“水”而日“福兹邑”可见不会是洪水泛滥之“水”而应是可以造福于人之“水”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解释为灌溉农田以保证年成丰收之“水’。殷人不仅“作沑、“导洹”引水灌溉而且还筑堤作圩以防水患保护居邑与农田。卜辞有“方商”之辞：“曰卯贞：今日令方商？”（《碎》二三o）。“辛卯贞：于今月令方商”（《人》二三六三）“丁已卜贞：“王令并方商？”（《甲》七二七）。“方商”就是筑堤防水以卫商都。1水利事业经过商和西周的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展。这个时期兴建的水利工程大致可分为灌溉、运河、堤防这三类。大型灌溉工程的修建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最为兴盛主要工程有芍陂、漳水十二渠、都江堰、郑国渠等。
芍陂是古代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今称水库）位于安徽省寿县安丰城南又叫安丰塘是公元前六世纪末由楚国令尹孙叔敖主持修筑的。芍陂的设计很巧妙。它恰当地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较高而北面低洼的地形特点修筑“陂有五门吐纳川流”。2陂周约百里灌田近万顷民得其利。漳水十二渠是大型农田灌溉渠道由魏国邮令西门豹主持修建。各渠设有调节水量的水门郦道元说是“一源分为十二流皆悬水门”1。
都江堰是举世闻名的大型灌溉工程在四川省灌县。是秦昭王（公元前3o6一前251年）时蜀守李冰主持修建的。整个工程由分水鱼嘴、宝瓶口、飞沙堰三个部分组成有灌溉、防洪的作用。都江堰修成后使成都平原大约三百万亩良田得到灌溉成了“水旱从人”“沃野千里”2的天府之国。两千多年来经历代劳动人民的精心维护至今仍挥着重要作用。
郑国渠是公元前246年由韩国的水工郑国为秦国设计开凿的。他“凿泾3贺维周：《从考古掘探索远古水利工程》载《中国水利》1981年第十期。1温少峰、袁庭栋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2o6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让1983年版。2《水经·肥水注》。
1《水经·浊章水注》。
2《华阳国志·蜀志》。
水自中山西邸瓠口为渠并北由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渠成“关中为沃野无凶年”。3春秋战国时期魏在黄河以南的荥阳楚在汉水、云梦吴在江、淮、太湖齐在山东淄济等地都开挖了运河。其中以邗沟和鸿沟规模较大。公元前486年吴国为了北上争霸便在邗地（今江苏扬州东南）筑城并向北开运河经射阳湖至末口（今江苏灌南县北）与淮河相通成为邗沟。魏惠王（公元前369—前318年在位）为称霸中原加强与宋（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市）、郑（国都在今河南新郑）、陈（国都在今河南淮阳）、蔡（国都在今安徽凤台）等的联系从河南荥阳开运河引黄河水向东南流与淮河水系沟通形成鸿沟。
堤防至迟西周已出现。《国语·周语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可见西周堤防已有一定规模。春秋战国时期堤防已很普遍甚至造成“壅防百川各以自利”的局面1。秦统一六国以后才“决通川防夷去险阻”2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
在水利工程理论方面《管子·度地》论述了堤防设计、施工、保护等技术问题提出防的横断面形状要“大其下小其上”成梯形。这样不致于产生滑坡。堤防施工的季节要在“春三月天地干燥山川涸落故事已新事未起”的时候农闲时节天气干燥土地含水量比较适宜此时施工质量好枯水季节可取河滩上筑堤可以起到疏浚河床的作用。堤防修成后还要“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对水流的各种特性也有所认识认为“水之性以高走下则疾至于漂石；而下向高即流而不行”。对指出渠工程位置要选择在上游水位高的地方这样才能“高其上领瓴之”。为了保证渠水畅通无阻必须保证渠道有合适的坡降即“尺有十分之三里满四十九者水可走也”。这个坡降相当于千分之一。
关于有压管流的水性《管子·度地》也有论述：“水之性行至曲必留退满则后推前。地下则平行地高即控。”又描述了渠道水流行进中的两种破坏性水力现象：“杜曲则捣毁。杜曲激则跃跃则倚倚则环环则中中则涵涵则塞塞则移移则控控则水妄行。”
采矿我国的采矿业始自旧石器时代由最初无意识拾取石头逐渐展到选取和挖掘石料。新石器时代中期在华北和华南都出现了采石场。山西省怀仁县鹅毛口采石遗址年有许多三迭纪侵入的煌斑岩墙、岩床和凝灰岩层这些岩石质地坚韧经开采、加工制作成各种石器1。广东南海县西樵山采石场有坚硬致密的霏细岩在脉岩谷坡上留下了从原生地层中开采石料后形成的七个洞穴反映了比较熟练的开采技术。在未使用金属工具的条件下石器制作者利用岩石热胀冷缩的特性点燃柴草将脉岩表面烘烤至灼热然后3《史记·河渠书》。
1《汉书·沟洫志》。
2《史记·秦始皇本纪》。
1贾兰坡、龙玉柱：《山西怀仁鹅毛口石器制造场遗址》载《考古学报》1973年第二期。泼水使之骤冷以加剧崩裂再用工具沿裂缝撬下石块。长期开采的结果造成了这些洞穴。现在洞穴里还保存有大量的灰烬、炭屑、脉岩鳞片、烧石以及洞壁上的火烧、剥离痕迹。从地层里开采原料是人类制作工具史上一大进步。2距今四千多年的甘肃齐家文化和有些地区的龙山文化中现多件红铜制成的小件器物。3河南偃师二里头早商遗址出土了我国较早的青铜文物。比二里头稍晚的二里岗中商遗址出土了比二里头更多更大的青铜器说明商代的早、中期铜、锡、铅矿的开采已有一定规模。
在殷商卜辞中有“丹”字甲骨文作■。《说文》云：“丹巴越之赤石也■象采丹井·象丹形”。可见丹字正是掘矿井采矿石的象形表意字应是矿字之初文。另一卜辞有：“壬子卜斫氐■启（■）隻（获）？”氐与底通《释名》“地底也”。“斫氐”即斫地。■为古疾字异体其义为亟谓斫地启则有所收获也。此辞乃记开矿之事。“斫氐”又可解释为在山岩之下开矿。因此这条卜辞的大意是：在这里的岩下斫掘可以很快打开坑道取得矿物吗？1西周已有管理采矿业的政府机构。《周礼·地官》载：“■（古矿字）
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西周的矿业种类大致有陶土、金属矿产、玉石及其他石料。《礼记·曲礼下》说：“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兽工、草工典制六材。”六工之中前面三种跟矿业紧密相连。
西周的坑采技术以湖北大冶铜绿山大岩阴山七号矿体掘的古矿井遗址最为典型。这里掘出来的群井一个采区就有22个。这些群井大体上都是方井净断面为45x45平方厘米或6ox6o平方厘米。支护形式为间隔支护距离为4o—6o厚米井框木为带榫的套接方式榫口一律凿成方形。井框外四壁先背一层竹蓆竹蓆内间格敷有直径4—5厘米的木枝条。盲井与竖井的支护方式相同。群井的井深一般为2o—3o米左右。平巷的断面形状、尺寸及支架结构形式与竖井相同统属脉内沿脉巷道随矿体的走向而变化常常与数个竖井相连通。总之这个时期的井巷开凿还属于初级阶段井小、巷短井多、巷少。竖井与平巷规格划一支架均为样接间隔式支护。巷道断面狭小人在里面工作只能爬行或蹲坐。这样劳动效率自然不高生产能力和开采规模都小井巷服务时间短。主要挖掘工具是铜锛其他工具则是木制的。除了大冶铜绿山外内蒙古昭盟林西县大井古铜矿遗址也是西周时期的。这里井深只有七八米至十七八米不如铜绿山的井深这是才从露采转向坑采的反映属于坑采的初级阶段。
到春秋战国时期坑采技术有了很大的展。铜绿山古矿井在春秋时期已成功地使用了竖井、斜井、平巷联合开拓初步形成了地下开采系统。斜井的出现在坑采技术上是一大进步。因为斜井的掘进施工和支护技术都是难度较大的。当时斜井的倾角由25°至7o°不等因地而异。斜井的作用不仅可以沿矿体倾斜延深采挖富矿节省工程而且还有探矿的作用。平巷2黄慰文等四人：《广东海南县西樵山遗址的复查》载《考古》1979年第四期。3甘肃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o年第二期。1温少峰、袁庭栋著：《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第353—354页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的支护方式比西周时期有了明显的进步不再采用有底梁的框架使平巷支护区别于竖井。平巷的净断面由西周的45x45平方厘米扩大到8ox1oo平方厘米净断面几乎增大了三倍。竖井断面出现了矩形这比正方形断商的并筒进步。矩形井筒的有效断面利用率高能抵抗较大的侧向压力。竖井虽然仍以群井的方式布设但最大井深已达到64米比西周时增长了一倍延深到潜水面以下8—1o米。典型的开采工具是大铜斧每个重3.5公斤。其余的工具则是木槌、木锹、木铲、船形木斗、木瓢、竹篓、竹篮等。船形木斗近似元宝形全长35.2厘米宽14厘米、高7厘米它是淘洗矿石的工具类似今天的淘金斗。这时已运用了重力选矿法以此来鉴定矿石品位的高低确定井巷的开掘方向。照明用于竹篾片燃点。
战国时期普遍使用铁工具采掘和支护技术都较春秋时期有进步基本上摆脱了乱采乱挖的局面。以铜绿山仙人座一号矿体第24勘探线的古矿井为例它的开采系统已相当完整开挖竖井到一定深度便向两边掘进中段平巷在中断巷道的中部或一端下掘盲井直达采矿场。竖井断面虽多为方形但支护很讲究采用经过精细加工的方木（或圆木）密集式垛盘支护框木以方木（断面为1ox2o平方厘米）为主接头为单平面亲口接■架设起来稳固持久可以同现代的木结构井架相媲美。井筒深度一般为5o—6o米井底掘出有3米深的水窝类似现代的井底水仓。有几个比较大的竖井延深到潜水面以下28—3o米。由原始地貌推算井深足有8o—98米。竖井断面比春秋时期的大。竖井是交通孔道把矿石和地下水提出地面把井巷支护送到井下都要经过竖井。提运工具是辘轳、大绳和木钩。深的竖井又分成几段即掘一段竖井挖一段平巷。每个平巷都装有辘轳这样逐级提升运送接力完成。竖井与巷道连通的地方修筑“马头门”四角的立柱很粗大三方用木板（或细木棍）封闭一方与巷道连通。
此时的斜井（斜巷）别具一格呈阶梯式向下延伸就象是由“浅井”
和“短巷”衔接而成。这种斜井适用于次生富集带的探矿和采矿还可以作为中段平巷的联络道斜井支护采用鸭嘴与亲口混合结构建筑。巷道底部敷设地梁地梁两端砍出台阶状的榫口榫上立两根上端带杈的立柱树权上以鸭嘴结构架设横梁。在紧贴横梁之下的两杈之间以亲口结构嵌入内撑木。这样就由五大件组成一节鸭嘴与亲口混合结构的方框支架（完全棚子）。这种方框支架两节或三节为一级沿矿层倾斜向下延伸。在横梁上面有排列整齐的细木根或圆木上面再铺一层大小不一、排列杂乱的木板这样就构成了顶棚。斜巷两侧立柱外以细木棍或木板作背板背板外面还堵有一层藤条编织的蓆封闭严实。这样能使空气自然对流。坑内浊气、热气沿着斜巷顶部外溢；冷的比较新鲜的空气从斜巷底部流入直到工作面。在古代没有抽风设备的情况下斜巷的设计是很适用的。采矿使用的工具有铁斧、四棱铁钻、铁锤、铁耙、六角形铁锄、凹字形铁口锄、木槌等。铁矿的开采与铜矿大致相同河北省兴隆县曾现战国的古铁矿坑。1冶金1杨文衡：《我国古代采矿技术史（坑采）》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二辑。
金属的冶炼、加工和金属工具的使用是人类从蒙昧到文明的转折点。
后来组成华夏族的炎黄、东夷和苗蛮等族都有关于冶金的远古传说甘肃东乡出土有距约今四千七百年的青铜刀。迄今所知资料表明中国的冶金技术是中华民族的独立创造而不是从西方、北方传入的。
冶铜术的兴起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时期。古代文献有不少关于禹铸九鼎的传说从近年来考古掘看夏代已能熔铸青铜。居住在今河南濮阳的昆吾族就是以制陶、铸铜著称的一个部落。把铸铜和制陶联系在一起表明冶铜术确是在制陶技术展的基础上兴起的。陶窑的修筑、使用、燃料（木炭）的制备燃烧技术的改进以及对陶土性能的认识都为铜的冶炼和铸造作了准备。河南登封、山西夏县等处出上铜容器残片和铜镞表明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
河南偃师二里头出土的早商青铜器有铜镞、铜凿、铜铃等小件工具与器物并且有铜爵数件说明当时青铜冶铸技术已具一定水平。
商代中期青铜铸造技术进一步展以郑州二里岗为代表已有爵、斝、鼎、盉等成组礼器。1974年郑州张寨出土的方鼎两件一重62.25公斤另一重84.25公斤已是相当大型的铜铸件经检验为铅青铜铸成含铅17％锡3.6％熔铜设备是用内外涂抹草拌泥的大口陶尊和陶缸。
盘庚迁殷后以安阳殷墟为中心铸铜技术臻于鼎盛。瑰丽壮伟的司母戊大鼎是典型代表。它重达87.5公斤是上古最重的青铜铸件投入铜料在千斤以上。能够成功地熔铸这样的大型器物说明殷代手工业生产具有较大规模。
出土和传世的殷商青铜器数以万计主要是礼、乐、兵、车四大类。这些精巧的青铜制品具有根高的历史的、学术的、艺术的价值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古代希腊多用失蜡法制作艺术铸件。经过认真细致的考察在现已鉴定的商和西周铜器中并未现使用失蜡法的确证就是湖南宁乡出土的著名的四羊尊也是用陶范铸造的。从单范到双面范又展到用多件范、芯组合成复合铸范进而采用分铸法这是陶范铸造从低级到高级的展序列。有些商周青铜器之所以能获得复杂的形状关键在使用了分铸法或先铸器身再在器上合范铸出附件（如器把、兽头等）或先铸好附件再镶嵌在陶范内与器身一起铸作成器工艺构思十分巧妙。
冶铸业是商代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近年来辽宁喀左、江西清江等地都现了商代青铜器。在这个基础上。西周青铜铸造又有所展王室、各诸侯国以至贵族都拥有铸造作坊出土铜器的地点比商代更加广泛如甘肃凌源、江苏丹徒、安徽屯溪等处均有现数量上也远过前代。
西周前期铜器形制多直接继承殷商风格其后有较明显的改变花纹趋于简易、流畅器壁渐成轻巧具有质朴、实用的特点。到了春秋时期特别是春秋中叶以后由于生产力的进一步展封建制开始取代奴隶制表现于青铜冶铸技术也有重大的变化即从原先较为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综合运用浑铸、铸接、失蜡法、铸焊（锡焊、铜焊）红铜镶嵌、错金银等多种金属技术的新工艺系统代表性产品有曾侯乙大型编钟群和青铜尊、盘等。就制作方式来说先铸附件后铸器身的分铸形式有很大展成为主流。这种方法利于分工合作因而有较高的生产率器件的结合也较为牢固是适合于社会生产的要求的。同时在器形、纹饰方面有不少新的变化突破了殷商西周的传统格局如新郑彝器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特点到战国时期更展了印模、叠铸等批量生产技术不少器物壁薄轻巧质朴无华更为实用。随着生产展和经验积累这一时期有关青铜冶铸的文献纪述明显增多。《考工记》除记载“攻金之工”六种及其具体分工以外又详述编钟部位名称、尺度比例、熔铸铜器时的火色变化和“六齐”合金配比。后者被誉为世界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合金配制法则实物检验表明这一法则是具有科学性和客观实在性的。又如《荀子·强国篇》以“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为获得优质铸件的四大工艺要素；《吕氏春秋·别类篇》提出“金柔锡柔合二柔以为刚”的观点都是人们通过长期实践对青铜冶铸技术具有规律性认识的反映。
在冶铜术高度达的基础上冶铁术逐步在冶铜业内部产生了。河北藁城商代中期铁刃铜钺的出土是近年来考古掘和冶金史的重大现。经有关单位反复鉴定证实铁刃是用含镍较多的天然的陨铁经加热锻打成形后嵌在陶范内和铜钺本体在浇注时铸接在一起的。它说明我国至迟在公元前十三四世纪就已现和使用了天然铁。诗《秦风》：“驷■孔阜”《逸周书·王会解》：“玄钺”郭沫若曾释为“铁”和铁质（铁刃）武器。将这些文献记载和实物相印证对探索冶铁术在我国的生、展有重要的意义。
从目前考古掘所得实物资料看最早的铁器出自甘肃、湖南、江苏等地年代为春秋晚期。湖南长沙出有钢剑。江苏程桥春秋晚期墓葬出土的铁条和铁块经检验铁条由块炼铁锻打成形铁块是白口铁铸成的。这说明熟铁和生铁在我国大体上出现于同一历史时期。欧洲在公元十四世纪才使用生铁在这以前冶铁业主要地以块炼铁为原料钢是由块炼铁渗碳获得的。而我国冶铁技术则从一开始就有着自己的展特点。生铁的早期出现与广泛应用是我国冶铁术的重大成就影响极为深远。
春秋晚期的铁器多是小件的刀、锥、臿、削等工具、农具。到了战同时期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冶铁业迅展起来。《管子·地数篇》载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零九可见人们对铁矿资源的重视和了解程度。管仲相齐时“官山海”已对铁的开采、生产实行管理临淄东周冶铁遗址面积达十数万平方米。战国中期以后铁器的使用已遍及当时的七国疆域农具有犁、锄、臿、铲、镰手工工具有斧、凿、锥、削等。铁器取代铜、石、木、蚌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标志着社会生产力有了划时代的展也是战国经济繁荣、出现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的物质基础。
战国已娴熟地使用铸铁柔化技术将脆硬的白口铸铁坯件经高温退火成为黑心韧性铸铁例如洛阳铁铲、长沙铁臿等经检验是以铁素体和珠光体为基体石墨作团絮状析出质量比白口铁和灰口铁都要好。石家庄两件战国铁斧都经过脱碳处理表层成为钢的组织内部仍为莱氏体保留着生铁的组织。欧洲十八世纪才有韧性铸铁黑心韧性铸铁在十九世纪于美国试制成功。我国韧性铸铁的生产比欧美要早二千多年这是铸铁生产工具能在战国广泛使用的一个关键对社会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对铁器需要量的增长战国已用铁范大批铸作农具、手工工具和车具。1953年河北兴隆出土的燕国铁范八十七件其中有斧、凿、镰、锄等类有一范可同时铸两件的还使用了即在现代也不能轻易得到成功的金属型芯铁芯技术水平之高实为惊人。此外战国已用铜范铸造布币开后代用铜范、铁范铸币之先声。
战国时期频繁的军事行动促进了炼钢技术的展。块炼铁渗碳制钢是这一时期钢铁技术的另一项重大成就。对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所出铁兵器进行的检验证实戟、剑等武器是用块炼铁经渗碳后锻打而成有的还在高温下淬火得到很硬的马氏体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淬火钢剑。过去一般都认为战国炼铁技术以楚国和吴越地区为最先进（如苏秦所说“楚之铁剑利”1以及传统中的干将莫邪等）燕下都钢剑、钢戟的现证明炼钢术在北方地区也有较高水平。
铁工具的广泛使用也使战国青铜器出现新的面貌辉县赵固墓等处出土的水6攻战铜鉴等器物花纹刻划极为精细不是钢铁工具很难办到。这个时期的错金银器鎏金器件也比春秋时期大为增多。另一方面很多战国铜器壁薄、素面表现了铸铜技术的提高并进一步向商品生产方向展产品有铜镜等。
除中原地区外各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受商周青铜文化影响冶铜术也有不同程度的展并且具有各自的地方特点。例如云南剑川海门口氏族部落的冶铜业已较为达铜器有斧、刀、凿、鱼钩、钠和装饰品。四川地区在殷周时期冶铜术也有一定水平如新繁水观音以及忠县出土的铜器所示其后展成有高度成就的巴蜀青铜文化。北方草原地区所用青铜器如方銎斧、有翼镞和矛等均与殷周铜器有类似之处这些地区常出土石制铸范。在殷周奴隶制达期间江苏、安徽的湖熟文化正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但在中原文化带动下已能铸造和中原相同类型的铜刀、铜镞、鱼钩等。这些都证明中华民族青铜文化的统一性也促成了统一的铁器文化的早期形成。
交通、运输工具古代6上交通用的主要工具是车创始于原始社会时期。《淮南子》载：黄帝时代人们因“见飞蓬转而知为车”1。这种说法似乎不大符合技术明的规律。车的明过程较可能是由徒手搬运重物展至用圆木棍垫在下面拖拉重物从而导致车轮和车的明。最初的车轮是由一块整木制成称为“辁”以后逐渐展成有辐条的轮子。从河南安阳孝民屯、大司空村等处掘的车马坑看有辐条的轮子至迟在商代就已明（见图一）。车马同坑说明已用马力挽车。车的形制为双轮、独辕上有车舆（车箱）并配有铜■、轭和当卢、铃等马具。周代的车制与商代相类似但又进了一步。尤其是战车展很快。据《史记》所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牧野之战中周武王的大军就有“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2。《考工记》记载了周代兵车、田车、乘卒等多种车制并对各种车辆的车轮、车辕、车舆制造材料、尺寸大小及制造工艺做了详细记述例如车辆如何装配才能结实车轮直径应当多大才能使马拉省力等等都有详细介绍。其中特别强调车轮要造得尽可能地圆以使轮子与地面的接触尽可能地小（“微重”）1《史记·范睢蔡泽列传》。
1《淮南子·说山训》。
2《史记·周本纪》。
从而使车子走得快（“戚”）。3原始的水上交通工具是桴和舟。桴即竹筏或木筏是由几根粗竹或树干綑扎而成；舟即独木舟是用火和石斧把大圆本挖成凹形而造成。所谓“刳木为舟剡木为楫”即是指此而言。独木舟在浙、闽、江、蜀等省曾多次出上有尖头尖尾的有方头方尾或敞尾的。虽然所出上的最早年代为春秋时期但陶制的船型物在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则多有现。浙江河姆渡、钱山漾等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均现有木桨说明早在五至七千年前就已有舟楫的明。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舟字写作“■”形状象一只由多块木板联接而成的木板船。由独木舟展成木板船是造船技术的一大进步。西周以后船舶技术展很快开始出现“并舟”。通常是两舟相并称为“舫”亦称“方舟”。《尔雅》说：“天子造舟诸侯维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泭。”1这里说的是周代制度。“造舟”是由多条船并联而成犹如水上浮桥较为安稳仅由天子乘坐：“维舟”是由四条船相并而成由诸侯乘坐：“特舟”是单舟：“泭”同桴即筏。至春秋战国时期船舶已用于水战。吴、越、楚、齐四国都有强大的水师拥有各种类型的战船。据《越绝书》载吴国的战船有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舡等数种“大翼者当陵军（6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行楼车桥舡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2。吴国还有大型的战舰——艅艎是王侯指挥水战时乘坐的。河南汲县出土的战国铜鉴上绘有一组水6攻战图。其中xx层者为楼船下层众多水手奋力划桨上层立有战士多人或弯弓射箭或持盾挥戈生动逼真。
机械尖劈、杠杆、轮轴是古代的几种简单机械。这些机械的特点是能以小力做大功可以提高劳动效率因而用途十分广泛。
尖劈的明最早。石器时代的人们就知道越尖的石块越锋刊石刃的夹角越小割刮食物时就越省力。进入商周时期以后更用青铜或铁制成各种尖劈状的工具和兵器如锄、铲、镰、斧、镞、剑、刀、矛等等这些工具和兵器的创制增强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展。杠杆的出现也十分早。当原始人用木棍撬起或抬起重物时杠杆知识就开始积累了。传说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的使用即是杠杆知识的应用。更为普遍亦更为典型的杠杆机械是桔槔和衡器。
桔槔是一种提挈重物或向深井打水的机械。《庄子》中记有颜渊的话：“子独不见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1。又载子贡的话：“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2。桔槔的形制是在井旁或渠边的高柱上横支一根长木长木前端用长绳悬一空小桶后端綑扎一重物（如石块）。将前端绳3《考工记·轮人》。
1《尔雅·释水》。
2《越绝书》逸文。
1《庄子·天运》。
2《庄子·天地》。
索往下一拉水桶就可打水；然后把手放松由于后重前轻水桶便被提上来了。这种机械要比完全靠人力提水轻易得多因而得到广泛的应用。近代农村中仍有采用桔槔打水的墨家还用桔槔来高举烽火所谓“其事急者引而上下之”。
衡器是称量物体重量的器具明较早。传说帝舜时代就有了。《尚书·舜典》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衡器有等臂秤（天平）和不等臂秤两种。1954年长沙左家公山出土的战国木衡是等臂秤1而传为安徽寿县出土的战国时期的“王”铜衡则可能是不等臂秤2。衡器所据的原理是两边力矩相等而达平衡的杠杆原理。对于等臂秤（天平）权（法码）的重量与物的重量相等；对于不等臂秤重物与重臂（重物至支点的距离）之乘积等于权（秤铊）与力臂（权至支点的距离）之乘积。墨家学派曾阐述了不等臂秤的工作原理墨家把重臂叫做“本”把力臂叫做“标”权的重量比物的重量轻对此墨家指出若要这种秤“相衡”的话必须“本短标长”3可见墨家已知杠杆原理：重x本＝权x标。这比古希腊阿基米德于公元前三世纪现杠杆原理要早一个多世纪。
此外有关滑轮、轮轴等杠杆机械的利用先秦古籍中亦有所记载。据说公输般曾建议季康子造转动机关安葬其母这转动机关可能就是辘轳；《墨子》“备高临”也提到当时有一种连弩之车曾用辘轳引弦张弩。《墨经》中还记载了以斜面配合滑轮或轮轴来起重的实验情形。在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中也现用辘轳提升矿石的遗迹。
1战国等臂木衡见《全国基建工程中出土文物图录》。
2战国不等臂秤“王”铜衡。见《文物》1979年第4期第74页刘乐瑞文。3《墨子·经说下》。
第三章交通、道路、都会第一节由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分布推测交通的起源和当时道路的雏形交通起源于生产和交换我国交通的形成和展远古之时已肇其端倪。追溯其渊源所在当始于原始社会。石器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及其间相互的联系就可以作为说明。我国原始社会文化遗址近年迭有现。其分布的地区极为广泛东起黑水白山之间西迄塔里木河上源北自阴山之北南至海南岛的南端莫不有其踪迹而黄河流域和东海之滨更显得稠密。其间新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又远较旧石器时期为繁多显示出人口的增加和社会的展。
当前原始社会文化遗址的探索工作正在方兴未艾之际新的现仍时有所闻。不过就现有的基础尚可略事论述。旧石器时期的人以采集为主随遇而安也可能有一定的居处却难以说就不再在外彷徨游荡。新石器时期的人显然有所进步。虽不免还有赖于采集实际上已经能够从事生产。既能从事生产就可能形成定居生涯。这就对于居住地址有所选择。从现在已经现的其时遗址分布情况看来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地理环境的适应和善于利用的情况。人的生活是离不开水的。当时尚未知掘井故居住地址就多近于水边泽畔。除了近水之外尚有其他必备的条件和注意的事项。正是由于能够充分利用地理环境故其居住地址的使用时期也比较长久。
新石器时期的人不仅能从事生产而且也有了交换。甘肃洮河流域一些新石器时期遗址和墓葬中曾经现过玉片和玉瑗1。洮河流域并非产玉的地方这些玉片和玉瑗显然是从他处运来的。不论其来自何方殆都是经过长途跋涉、辗转负贩才能运来。可见当时不仅有了交通而且路程也许相当悬远。一些遗址的所在地就已经显示出当时的人对于交通的条件也有所注意。当时的人选择居住地址如前所说是离不开水的。这除了生活饮用之外便利的交通也应是其中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因素。一苇之航远较翻山越岭为容易河流沿岸遗址较为繁多就是具体的说明。这里不妨先以渭水流域为证。渭水流经陇山东西陇山以东沿流平原广袤尚无若何阻遏；陇山以西由于地处高原间杂有山岳艰于往来故遗址的分布多沿渭水。渭水源于渭源县渭源以东为陇西和武山两县2丹东为甘谷和天水两县1其间遗址络绎不绝。天水以东即为陇山越陇山而下由宝鸡市直至渭水入黄河处遗址6续相望未稍减色2。无庸多所解释远在新石器时期沿渭水上下的东西交通大道已经初步形成。
正是由于了解到交通的重要性新石器时期的人对于居住地址也往往迁就于交通的条件。如前所说那时的人多喜居住于河流附近就是这样的道1安特生：《甘肃考古记》。
2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肃渭河上游渭源陇西武山三县考古调查》刊《考古通讯》1958年第7期。
1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渭河上游天水、甘谷两县考古调查简报》刊《考古通讯》1958年第5期。2石兴邦：《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所附《陕西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图》刊《人文杂志》1957年第2期。
理。还更有甚者乃是居住于两条河流交会的地方。甘肃永靖县莲花台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正在大夏河和黄河交会之处3而河南南召县新石器时期的遗址也在黄鸭河和白河交会之处4。就是到现在两河交会的地方仍然是交通便利的所在。这其间的规律远在新石器时期已为人们所现了。
然而河谷水泽之畔可资作为居住地址还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人口逐渐繁殖增多河谷水泽之畔就容纳不下。河南浚县大赉店、枋头村等濒于淇水沿岸的地方现在共有十五个村落却已现了十一处新石器时期遗址5其稠密的程度几与现代柏埒。而河南安阳洹河侧畔一个十五里长的地段里竟已现了十九处新石器时期遗址6。遗址与遗址之间的距离尚不足一里就是在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如此。那时已经有了农业却还不知道施肥无由克服地力渐减的自然规律因而也难于在一地长期居住下去必须选择新地另行迁居。因而虽非河谷水泽之畔也就有了更多的居住地区。现在已经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遍布于全国各处不仅平原地区遗址相当繁多就是丘陵山地也不乏其踪迹就是由于这样的缘故。
沿渭水伸延的长西古道路居住地区既已扩大交换的范围就相应广泛交通道路也就难免随之延长而且逐渐趋于形成较为主要的交通道路。黄河流域以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分布的地区最为广大。主要交通道路也较为明显可见。前面曾经说过渭水沿流由于新石器时期遗址的络绎不绝显示出其地交通的达这里所说的遗址主要就是仰韶文化的遗址。后来龙山文化向西展由渭水入黄河处直至陇山之下皆有分布几乎原来仰韶文化的旧地都成了龙山文化的新居。这就说明了这条东西大道并不因居人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兴废。还应该指出就在这段道路上东部和西部却不相同。东段在渭水之南西段在渭水之北。这显示出东段和西段地形的差异。直到现在陇海铁路也还因着这样的成规。可见远在新石器时期人们已经掌握这里的自然演变的规律。
这条沿渭水的道路并不仅以渭水为限。渭水入于黄河黄河东流这条道路也因之而向东展经过现在的洛阳而至于郑州附近。现在郑州以东遗址少有现。这不能说当时这里没有居人而是后来黄河不断的泛滥地面堆积日厚遗址波埋愈深尚未为人所现。郑州以东本为济水流经的地区济水是一条古水道新石器时期当和黄河、渭水同时存在。济水下游直至东海之滨乃是龙山文化最为达的地区由今东阿、平阴等处经济南、淄博各地而至于东海之滨可以显示出是曾经有过一条主要的交通道路的1。也可以说由东海之滨可以西至渭水源头。渭水源于鸟鼠山这条道路却并非就止于鸟鼠山。鸟鼠山西为洮河流域再西为湟水流域。这里是齐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达的地区。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不仅向西展就3见1956年《文物参考资料》第1o期《文物工作报导·甘肃省临夏永靖文物普查情况》条。4见1955年《文物参考资料》第3期《文物工作报导·河南南台县史庄乡现古代遗址》条。5周到：《河南浚县的新石器时期遗址》刊《考古通讯》1957年第1期。6梁思永：《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刊《考古学报》1954年第7期）。1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各地遗址皆据有关的考古刊物和文献由于篇幅有限恕不一一注明出处。下文有关的遗址亦同。
是渭水上游也时有其踪迹特别是齐家文化更东至秦安天水等处。因而这样一条东西大道是会由渭水沿流向西通到湟水流域的。
黄河中下游的三条南北古道路根据这样的道理在黄河中下游还可能有三条主要的交通道路。而这三条道路既富有仰韶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也非少数。遗址络绎不绝宛然如线不能谓非道路所经过。太行山东今京广铁路沿线各地如石家庄、邢台、邯郸、安阳、新乡诸市及永年、磁县、汤阴、淇县就兼有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而其北的曲阳亦有仰韶文化遗址其南的汲县又有龙山文化遗址。若与今北京市西南其他古文化遗址相联系谓非一条南北交通道路恐难说得下去。
太行山西的汾水流域亦是如此。今太原市为山西省会乃一方交通枢纽。其地就曾现过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遗址。沿汾水而下临汾市和洪洞、襄汾诸县也皆有现。论其稠密程度似不如太行山东邢台、邯郸诸市间然汾水并非细流较之太行山东平原旷野当更易利用从事交通运输。所可异者汾水下游之南为涑水流域涑水沿流的遗址似较汾水中下游为更多。以现在交通来说这都是同蒲铁路南段经过的地方。若非当时也是一条主要交通道路如何能这样古今巧合？
经过现在陕西延安、黄陵等县市可能在当时也是一条南北通行的大道。因为在宜君、洛川、富县、甘泉以及延安之北的安塞、子长、延川、清涧、绥德、米脂以至于榆林、府谷等县皆有遗址的现。这和现在的道路也是吻合的。黄陵、宜君以南山岭重叠使由西安至延安的铁路也不得改道由其东绕行然铜川和耀县新石器时期遗址的现却可以证明当时的道路是曾经越过这样的山地的。
淮水以南的古交通这样的情况也见于长江和淮水而淮水沿流较之长江更为明显。也许长江过于浩淼不如淮水的较易于利用。就在黄河和长江之间也并非没有交通可言。长江的支流以汉水为最大。汉水也和其他河流一样新石器时期的人也不是不设法利用的。汉水支流的白河和黄河支流的伊水相距最近而这两条支流侧畔的遗址也都有相当的数目只要越过其间的山地两方面的交通也还是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乃是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交通。珠江虽不如长江的浩淼却也源远流长。其西江远来的云贵高原那里的山峦起伏迄今犹感交通困难何况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不过在南岭的两侧尚可依稀略见其间的关系。长江支流的湘江和赣江皆自南岭流下而西江支流的漓水和北江的一些支流也皆源于南岭山下。这些河流的近旁都有相当数目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其上源有的相距并不很远舍舟越岭还是有一定的条件的。
这里所说的只是由现在已现的新石器时期的遗址推测当时的交通道路。主要的依据是其间络绎不绝的遗址。既然络绎不绝就易于扩大交换的关系因而形成了交通道路。可能当时的交通道路不只就是这几条只是都不是有相当远的距离就不必一一论述了。
第二节夏、商、周三代的都邑及其间的交通道路古文献所反映的传说时代的交通在有关远古的文献中也有若干交通道路的记载。《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披山通道未常宁居。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至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据三家注的解释则丸山当在今山东昌乐县西南。岱宗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县北。空桐山一说当在今甘肃肃州市东南一说即鸡头山当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西。熊山当在今陕西商县西。湘山当在今湖南益阳市。釜山当在今河北怀来县。涿鹿当在今河北涿鹿县。根据这样的解释黄帝的行踪殆将遍于全国。惟所至之地相距皆甚悬远不审果遵何途而后能够到达。其后虞舜也曾远巡据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汉时于今广东、广西两省间置苍梧郡于今湖南、广西两省间置零陵郡而九疑山即在零陵郡的东南。郡虽置于汉时郡名当有所承受当与虞舜所至之地有关。如果虞舜果曾出巡而且到过这些地方则其渡江之后当出于湘水一途。这和传说中所说的湘山上娥皇、女英二妃故事相符合或不至有若何参差。然取何道南渡长江？自来史家皆无所说恐终难得其真象。后来到了夏禹据《史记·夏本纪》所载禹居外治水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遂得“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其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是相当巨大的。所通的九道何在？《夏本纪》于此下辑录了《尚书·禹贡篇》的全文可见九道就在其中。《禹贡》一篇诚备载各州的贡道其详密程度迈前世。然这一篇文字实出于战国人士之手只是托名夏禹其实并无若何关系。这种见解已为现代多数学者所公认无烦在此多事赘述。然禹之治水确是得到世人称道并非史家妄说。由于治水禹也确实到过许多地方。《诗·大雅·文王有声》篇说：“丰水东注维禹之绩”是禹之治水曾经到过丰水流域。《尚书》言禹娶涂山1《左传》言禹会诸侯于涂山2《夏本纪》言禹东巡狩至于会稽皆可以说是一代盛事。但禹果由何途而至于这些地方仍是难解之谜。旧说涂山在今安徽寿县会稽在今浙江绍兴布皆距中原绝远。近人或有对涂山和会稽所在不以旧说为是1其间的道路更是难说了。交通道路也可由历来的战争过程中得知若干梗概。历史上曾经生过无数次的战争争战双方进军退军都需要有一定的道路才不至于贻误战机。古史质朴往往未能备载。即今有所记载其确地亦难于实指。黄帝曾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也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黄帝曾邑于涿鹿而阪泉乃在涿鹿的附近。是炎帝、蚩尤皆远来寻衅致起干戈。据《帝王世纪》所说则炎帝初都于陈后徙鲁”。《皇览》多记先代冢墓；据其所说则蚩尤冢当在今山东东平县。古人冢墓多近于所居之地。如所言果确则蚩尤亦当和炎帝相仿佛其所居地皆距涿鹿、阪泉远甚行军道路出自何途似尚难于确定。
在远古许多战争中汤之放巢应为一次大战。商汤与夏桀战于鸣条之野1《尚书·皋陶谟》。
2《左传》哀公七年。
1钱穆：《西周地理考》刊《燕京学报》第1o期。
夏师败绩汤遂从之又战于三■而后放之于南巢。这是见于《尚书·汤誓》和《仲虺之诰》的记载。在鸣条战前汤军升自陑。据《伪孔传》的解释陑在河曲之南而桀都于安邑是汤军渡河北征。鸣条在安邑之西桀既都于安邑故其战地得在安邑附近。三■在今山东定陶。南巢《伪孔传》仅说是地名而未有确处。后人以春秋地名解释谓在今安徽巢县。如所说果确则这次战争实为奇迹。汤时居毫。毫地所在说者不一要以在今山东曹县南者为是。即令此说尚有未审总是在大河之南自安邑视之更当在其东南。汤伐桀是由毫西北行渡过黄河战于安邑的鸣条。桀军既败反向东逃逃至距毫不远的三■由三■再至南巢又须经过毫的附近这样的争战过程殆有戾于常理。当时太行尚非通途不审夏桀何能越此东逃？或谓鸣条在今河南长垣县西南。其地距毫与三■皆非甚远似较安邑之说为长然由三■至南巢的道路却还有待于稽考。
三代迁都与交通道路的关系夏、商、周三代皆曾频繁迁都。迁都大计自非轻而易举往来道路当在审议之中。这样的道路似较帝王游幸巡狩和战争进步易于探寻。这里就从夏都说起。夏的建立始于禹。据说禹受禅都平阳或都安邑或都晋阳1。也有说在阳城2和阳翟的3。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晋阳可能就在今山西旧解虞县西北4；或以在今山西太原市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直到春秋时晋国才驱逐所谓戎狄等游牧部族取得汾水中游的土地夏禹之时如何能以其地为都？其后启居于黄台之丘在现在河南郑州市和密县之间5。此事见于《穆天子传》。《穆天子传》虽近于小说家言然亦不能谓其毫无故实。春秋时人谓夏启有钧台之享。钧台在阳翟阳翟本为禹都亦黄台之丘的近郊不能以出自《穆天子传》而见绌也。太康和最后的桀居于斟寻6在今河南巩县西南。或谓桀曾都于安邑7然西周时人谓“伊、洛竭而夏亡”1安邑固与伊、洛二水无涉。战国时吴起对魏武侯论夏桀之居谓“羊肠在其北”2。羊肠在今山西晋城县若桀居在安邑就不能用羊肠说夏都。其后相居帝丘3又居斟灌4。帝丘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南5。又其后帝杼居原又迁居于老丘6。源在今河南济源县西1《诗·唐风·郑谱疏》。
2《汉书·地理志·注》臣瓒引《世本》及《汲郡故》。
3《汉书·地理志》：“颖川郡阳翟夏禹国”。
4《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正义》引《括地志》：“晋阳故城今名晋城在蒲州虞乡县西三十五里。”5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第一分册。6《水经·巨洋水注》及《汉书·地理志》注引《竹书纪年》。
7《尚书·汤誓·伪孔传》。
1《国语·周语》伯阳父所说。
2《史记》卷六五《吴起传》。
3《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4《水经·巨洋水注》引《竹书纪年》。
5《汉书·地理志》。
6《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北老丘则在今河南旧陈留县。再后胤甲则居于西河。当在今山西省西南部黄河侧畔。据说崤山有帝皋的陵墓7。古人陵墓与居处相距不远崤山正近于山西省西南部的黄河。胤甲后两传为帝皋。帝皋及其父孔甲未见迁都事当因胤甲之旧以西河为都。或以西河在今河南濮阳县西。古代黄河曾流经今濮阳县西春秋战国时东土之人多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然战国时亦有人称今山西西南部的黄河为西河8。夏人以西河相称仅见于胤甲的都城。如上所说帝相居帝丘帝丘即在今濮阳县。如帝相时说西河当指当地的西河而言。胤甲迁都是在帝杼居原后君丘之后这已远离今濮阳县西的西河如何还能称那里的黄河为西河？夏人累次迁都除帝相而外皆在帝丘之西。以帝相一时的都城即肯定夏代前后皆以相当今濮阳县西的黄河为西河那是难以与当时的实际相符合的。
商代也曾频繁迁都。从商的先王契至汤就已经迁徙过八次。所迁的都城有蕃、砥石、商、商丘、相土的东都和邶而汤的都城则在毫1。蕃在今山东滕县境。砥石据说在今河北宁晋、隆尧两县间2。商与商丘当是一地前后不只一次迁此故名称亦少有差异。其地当在今河南商丘县。相土的东都据说是在泰山之下邶则在今河南汤阴县南。泰山之下相当广阔相土的东都究在何处殊不易确定。以砥石置于宁晋、隆尧之间亦只是根据文献考证的结果因而有人就不以为然。古史渺茫也只能暂作悬案。
自汤之后至于盘庚的迁殷其间尚有五次迁徙。所迁之地为嚣、相、耿、庇、奄3。嚣或作隞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相在今河南内黄县南。庇在今山东旧鱼台县。奄则在今山东曲阜县。这四处所在今地学者间尚无若何争论。耿之所在似略有歧义。旧说耿在汉时河东皮氏县耿乡皮氏县为今山西河津县。此说不实已成定论4。耿或作邢因而别有两说：其一谓在晋广平郡襄国县也就是现在河北邢台市。这是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的邢、茅、昨、祭为说。其一谓在晋河内平皋县也就是现在河南温县东北。这是据《左传》宜公六年的邢丘为说。邢丘距当时黄河甚近故有“圮于耿”之说。至于邢国则距黄河较远黄河虽泛滥成灾实不易使邢国的城池圮毁。祖乙所都当不能远在其地。
周人也曾一再迁都。周人的历史可以远溯到后稷。这也和商的远祖为契一样是相当悠久的。后稷居于邰1。邰在今陕西武功县。其后周人辗转于所谓戎狄之间。至公刘始居于豳2。豳的故地约有数处在今陕西旬邑和彬7《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8《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纪年》。
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2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
3《尚书·盘庚篇》：“不常厥邑于今五邦。”《释文》引马融说：“五邦谓商丘、毫、嚣、相、耿也。”疏引郑玄说：“汤自商徒毫数商、毫、嚣、相、耿为五。”案：盘庚所迁不当计入。《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引《纪年》：“仲丁自毫迁于嚣。河亶甲自嚣迁于相帝开甲居庇南庚更自庇迁于奄。”其于祖乙仅引《纪年》说：“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而未及其迁都事。按：《书序传》“祖乙圮于耿”。是祖乙亦曾迁都。合计为五。其说较诸家为胜。
4《观堂集林》卷十二《说耿》。
1《史记》卷四《周本纪》。
2《诗·大雅·公刘》毛《传》。
县。这显示其居地仍在动荡不安之中。接着又相继迁于周原3、程4和丰、镐。再后又曾一度迁于犬丘5。幽王于骊山覆败之后平王更东迁于雒邑是为东周。周原在今陕西扶风、歧山两县间。程在今陕西咸阳市东北。丰在今陕西户县东。镐在今西安市西南。犬丘在今陕西兴平县东南。雒邑则在今河南洛阳市。
夏、商的交通关于夏、商、周三代都城的所在地学者间尚有不同的意见。这里所提到的也只是一般的说法。就是这样一般的说法也可以说明这一时期交通的轮廓。可以说各王朝的都城之间都应有交通道路以相联系不然所谓迁都也将是不可能的。
夏人在今山西西南部的都城有平阳、晋阳和安邑三地。这是由涑水流域北至汾水中游的一条道路。前文论彩陶文化时就曾经提到过这条道路可见它是有由来的。胤甲居西河其后帝皋亦因故居未曾迁徙。此西河如前所说当在今山西西南部晋、陕两省间。再北为龙门山地夏人都城不会舍平原而趋于丘陵之间。夏后皋之墓在崤山则西河与崤山是有道路可以相通的。这样的道路不是由晋、陕两省间渡过黄河并沿河东下就是越中条山南行。尤其是越中条山一道夏初当早已形成。如前所说太康与桀皆曾都于斟寻而斟寻就在洛水下游。周人亦称自洛汭延于伊汭为有夏之居1。周人且称唐叔所封地2和虞仲所封地皆为夏虚3。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虞仲所封在今山西平6县4。这几处夏人故虚迄至周初尚为人所称道可知其当年的盛况。其间有交通道路是不容置疑的。
夏人的建国固以这几处夏虚为基础然夏人却是向东展的。帝相的东迁帝丘和斟灌正是具体的表现。在此以前帝启就曾居于黄台之丘。由伊洛二水间东行经黄台之丘而达于帝丘和斟灌正显示出当时黄河以南交通大道的所在。后来东进受挫帝杼迁都于原犹不忘情于东土。其再迁于老丘而老丘正在由黄台之丘东去帝丘的途中。当时的形势是显而易见的。商人的建都不离黄河下游或在河南或在河北。其间交通道路也是相当具体和清晰的。汤居于亳亳在今山东曹县南这是无可非议的。相土之东都在泰山之下这是商人都城东迁最远之地。其实在相上以前契就曾经迁都到蕃5。蕃在今山东滕县境乃在泰山之南。由亳至泰山之下如要经过蕃是不免稍稍绕道的。然继其先王已创的基业总比新修道路为容易。汤3《诗·大雅·緜》篇。
4《周书·大匡解》。
5《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1《史记》卷四《周本纪》。
2《左传》定公四年。
3《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4《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5《水经·渭水注》：“渭水又东迳峦都城北。故蕃邑殷契之所居。《世本》曰：‘契居蕃’。阚骃曰：‘蕃在郑西’。然则今峦城是矣。”按：商人建都无在崤山以西者郑西之峦城必非契都王国维《说契自至于成汤八迁》以《汉志》鲁国蕃县当之诚是。
以后商人又在庇、奄两地相继建都而这两地又皆在由亳经过蕃而至于泰山之下的大道上。可知这条道路不仅已经形成而且沿用了相当长久的时期。亳在济水之南汤时夏人虽已不再东进然在东土却仍有相当基础。所谓韦、顾、昆吾就都是夏人的与国。《诗·商颂·长》：“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即指此而言。韦在今滑县东南顾在今山东鄄城东北。昆吾也就是原来的帝丘。韦就在夏时由伊洛之间至帝丘的道路上。顾于斟灌偏于东南盖由昆吾直东可以至顾。由毫至顾越过济水即可达到。虽相距并非很远却可使黄河以南的东西道和济水以南的东西道路相联系。
契之后昭明曾迁于砥石1。如前所说砥石在今河北宁晋、隆尧间。
如所说果确则其地应在大6泽之北。昭明是由蕃迁往砥石的。蕃与砥石之间应有一条道路。道路何在？已难实指。然砥石之南溯黄河而上交通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汤始居亳之前相土曾于邶。盘庚迁殷之前河亶甲又居于相。邶、相两地分峙于黄河的两侧距河滨又皆甚近对于水上交通的利用并非不可能的。祖乙圮于耿为商代的巨变。河患的剧烈使商人不能不为之迁都。可是商人的迁都却还未能远离黄河黄河水上的交通应是其中的一个诱因。史称商纣之时“厚赋敛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置其中”2。又说：“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1。鹿台在朝歌。朝歌在今河南淇县东北。沙丘在今河北平乡县东北。邯郸当即今河北邯郸市。这些地方都是黄河流经的地区。巨桥为仓名在钜鹿水上距沙丘当不甚远。据说当地有漕粟2。漕运是怎么来的？这无疑是要假道黄河了。
西周交通的展和道路的修整周人的兴起及其向东展使当时的交通呈现系统化和网络化。周人始建都于歧下和殷人争衡实施翦商大业。其都城也步步东进由周原东至程更至于丰镐。丰镐虽建为都城周人并未忘情于周原。周原与丰镐间的大道实为周人本土的主要道路。周武王东征由盟津渡过黄河直抵朝歌与殷纣战于牧野。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洛阳市北。武王灭殷归来营周居于雒邑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3。雒邑即今洛阳市华山在今陕西华阴县南桃林在今河南灵宝县。这条道路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还继续沿用其间也不免有若干变化总的趋向仍然没有根本的改变。
作为周人统治地区的东西交通干线由周原经丰镐至于雒邑的道只是其间的一段。由雒邑往东还继续伸延。周公于殷人既灭之后东向残奄。奄为殷人与国为周人东方次于殷人的大敌不能不用兵征讨。奄既被残周人因以其地建立鲁国。与鲁国并建的为齐国。齐、鲁两国拱卫东土使殷人余孽不能再事反抗。当时的东西交通干线最东就通到齐、鲁两国。这条道路和商人以亳为中心的东向交通路线不尽相同。春秋初年周王使凡伯聘于1《书·正义》引《世本》。
2《史记》卷三《殷本纪》。
1《史记》卷三《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
2《史记》卷三《殷本纪·集解》引许慎说。
3《史记》卷四《周本纪》。
鲁戎伐凡怕于楚丘1。楚丘在今山东城武县西南。凡伯聘鲁力戎所伐正显示这条道路是要经过楚丘的。楚丘近汤所居之毫是周时的道路仍有个别段落是因殷人之旧的。
由雒邑经盟津至朝歌是武王灭纣的旧路。纣灭之后其故土为卫国的封地。卫国之北尚有邢国。邢国和凡、蒋等国皆为周公之胤2也是一个重要的封国。邢国故地在今河北邢台市。邢国在朝歌至邯郸这一地区之北似已出宁殷纣的京畿之外。如以砥石在今宁晋、隆尧之间则邢国所封还未出于商人迁都的地区之外。何况殷纣的沙丘又在邢国故他的东北。这条道路似仍因殷人之旧。邢国以北未闻有所建置这条道路可能暂止于邢国。
对于夏人的故土尤其是唐叔所封的夏虚也未少有疏忽。唐叔所封在汾水下游汾、涑之间。与唐叔同封尚有其他封国其最北的封国当为霍国。霍国与管、蔡、鲁、卫等国同为文王之子所封3。其地在今山西霍县亦即在霍太山之南。周初循汾、涑北行的道路可能即止于此。或谓唐叔所封乃在今太原市。唐叔所封实不能远至今太原市其证甚多无须在此一一缕述。唐叔既封于夏虚夏虚何能亦远在今太原市？这条道路的南端如前所说一由河曲渡河东至于崤山；一越中条山渡河南行。然自周人建制则由丰镐东行渡河之处已移至渭水入黄河处之北。春秋时秦、晋两国曾经频繁战争其渡河的地方就在这里。晋侯使吕相绝秦所说的“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1就指这条道路而言。王官在今山西临猗县南羁马在今山西永济县南涑川即涑水固皆在这条道路上。
殷商之时曾经对于“居国南乡”的荆楚进行过征讨。《诗·商颂·殷武》所说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衷荆之旅”即指此而言。郑玄释殷人南征乃是踰方城之阨。方城之阨在今河南方城县曾长期为南北交通大道经行之地。殷人南征为高宗时事。其时殷人已久居于相当于今河南安阳之殷由其都城南征可能要经过方城惟不见史册记载殆近于想当然之辞。周人克殷之后对于各方皆大加经营。雒邑的营建为一时少有的重大设施对于南方各地也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不过这在文献记载上似尚未能见到具体的证明。直至东周初年才略显出一些端倪。骊山之役幽王为犬戎所诛杀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2。申侯应即宣王时受封的申伯。申伯所封在谢并因谢人为之建城修庙。其地在今河南南阳。《诗·大雅·崧高》一篇就是专咏申伯受封之诗。诗中一则说：“亹亹申伯王纉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再则说：“往近王舅南土是保”；而且还说：“申怕番番既入于谢徒御啴啴。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这显然是要申伯担负控制南国的任务所谓“南国是式”“南土是保”就是这样的意思。申国地位既是如此重要当然就具有一定的国力它可以为平王立国的交柱。申国位于雒邑的南方相距又不很远其间往来无须假借他途。只是途中崇山峻岭互相隔绝仅方城一途可以通过。这就可以证1《左传》隐公七年。
23《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1《左传》成公十三年。
2《史记》卷四《周本纪》。
明这是当时由雒邑通往南服的道路。
其实远在申伯封谢以前周人对江汉之间就已有所经营。《诗·国风》以周召二南开篇。《诗序》解释南的意义谓“言化自北而南”。郑笺说：“从北而南谓其化从歧周被江汉之域”。按之《汉广》篇所说：“汉之广矣不可咏思江之永也不可方思”；《汝墳》篇所说：“遵彼汝愤伐其条枚”不仅提到江汉而且涉及汝水。《江又汜》篇更说到江之有汜、有渚、有沱就显示出对于江汉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其间的交往也较为频繁。周人灭商之后汉阳诸姬的受封更是具体的设施。周人对于江汉地区也曾使用过兵力。昭王南征不复直至春秋之时齐桓公还以之作为对楚国问罪之辞1。宣王也曾丧南国之师2。昭王为何不复？楚人的答辞是“君其问诸水滨”！杜预解释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楚人虽不承担此事责任昭王曾经达到过汉水之滨却是可以肯定的。宣王时的南国韦昭以“江汉之间”作解释并引《诗》所说的“滔滔江汉南国之纪”作证。这都是无可非议的。这里的问题乃是昭王和宣王究竟是取哪条道路南征的。周初封国楚国也是其中之一。楚国封于丹阳。丹阳所在说者不一然以在丹水之阳最具胜义。丹水源于汉时上雒县3。上雒县即今陕西商县。越过秦岭就距丰镐不远。这应是周初由半镐通往东南的道路所经过的地方。在西周一伐楚人并未离丹阳南迁。楚人答齐桓公的责难诿昭土的丧亡非其力之能及其实楚人徙都十郢迟至楚文王元年其时为鲁庄公五年周庄王八年1。杜预欲为之摆脱是不可能的。周昭王宣王时楚都既尚在丹阳则丹水一途还应是畅通的。前面曾举出《崧高》之诗诗中说到申伯受封赴国的过程：“申伯信迈王饯于郿”。郿在今陕西眉县距周原不远。当是其时宣王方有事于周原放得在其附近为申伯饯行。申国固然与雒邑相近然申伯赴国当不会舍丹水之途而绕道于雒邑方城也。以申国所在地而论实可控制丹水和方城两条道路有一定的重要意义故申伯赴国之后“周邦咸喜”。
就在西周初年由于平定所谓淮夷东南的交通也有所开。淮夷居地当在淮水下游因淮水上游周初已有若干诸侯封国淮夷不能远至其地。周人之所以征讨淮夷是由于淮夷助管、蔡、武庚反周。战事结束后周人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微子封于宋是为了奉殷祀2。卫本殷人故土若为了奉殷祀是无过于卫了。揆诸当时情势周人是不会以卫归诸殷人的。宋在商丘。商丘固为商人旧都然商人旧都甚多又非汤所居邑何以微子必封于此？可能除奉殷祀外还以之控制东方。微子将徵于武庚的覆灭自必唯周人之命是从不敢再有所反侧。而周人欲通往东南宋国也是必经之地。淮夷虽经用兵征讨对于周人却不是就此恭顺下去。宣王时还曾再次出师。《诗·大雅》的《江汉》和《常武》两篇都是歌诵宣王在这方面的武功。《江汉》篇中固然明确指出：“既出我车既设我匪安匪舒淮夷来铺”。可是以江汉名篇篇中又屡提到江汉似与淮夷的具体所在无关。1《左传》僖公四年。
2《国语·周语上》。
3《汉书》卷二八《地理志》。
1《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
2《史记》卷三三《鲁周公世家》。
《常武》篇中则显得更为明确。它一则说：“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再则说：“翟征徐国”而后又说：“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这里所说的淮夷实际就是徐国。徐为东方之国。后来战国时人托名大禹所撰的《禹贡》犹以淮海之间为徐州可见徐国是有相当力量和影响的。宣王时东征之师就可能经过宋国而与江汉无涉。这里还应该提到：周人灭商以前太伯和仲雍奔吴的往事。太伯为了让位于季历与其弟仲雍相借奔吴为吴国的初祖1。吴更在淮夷的东南。后来吴国季札北使还曾道经徐国是徐国实力东南大道必经之地2。至于太怕仲雍东奔是否道经徐国则书阙有间难以具知了。
这里所说的道路都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这是当时主要的道路。此外还有其他的道路不过难于和这几条主要的道路相提并论了。《诗·大雅·船》篇就是歌诵周王的巡守和祀岳河海的诗篇。诗中说：“于皇时周涉其高山嶞山乔岳允犹翕河”。这是说周王巡守四方时登上高山从事祭祀。就那些小山高岳也按山川之图循序祭之。又合九河为一以大小次序为之祭祀。这样巡守所经的道路在当时来说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过似不易和那几条主要道路相提并论。因为那几条道路正是周王由中枢控制四方的大道。
夏、商两代对于交通道路的修整由于史文简略已不易稽考。周人在这方面却是相当重视的《诗·小雅·大东》：“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这是说周道像砥石那样的平整像箭那样的端直。这样的道路只供统治阶级所使用一般平民只好在旁边看看而已。《诗·小雅·四牡》还说：“周道倭迟”。周道当然是相当长远的。这都显示当时修治道路的功力。周人对于修治道路有种种规定。如“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又如：“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直到春秋时期还为诸侯封国所遵循。陈国以道路为草秽所塞艰于行走还曾受到单襄公的批评1即此可见一斑。
12《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1《国语·周语中》。
第三节春秋时期横贯南北和纵通东西的交通道路南北交通诸道路平王迁都雒邑是为东周。不久即入于春秋时期。由于都城的迁徙雒邑代替了丰镐。也就是说以前是以丰镐为中心向外辐射出若干交通道路。这时应以雒邑为中心向外辐射交通道路。论东周的国力远不能和西周相比拟。不过雒邑在当时是居于“天下之中”2地理条件使它在一定程度保存住这样的交通中心。由于有些诸侯封国的强大地区间的交通有所展以雒邑为交通中心的旧规逐渐失去其优势分散到各个地区从而出现了若干地区中的一些较小的交通中心。不过诸候封国往往以遵王为号召使雒邑交通中心的地位还能够暂时得以保存。
雒邑在西周时本是东西交通大道经过的地方。丰镐倾覆这条道路的西段不免失去其重要的作用。秦国继起雍代替了丰镐而雍还在周源之西这是说这条道路的西段不仅得到恢复而且还能有所展。由于齐、鲁两国继续在诸侯封国中居有重要的地位这条东西大道的东段仍然具有一定的优越条件。
以雒邑为中心的南北交通大道也有若干变化。黄河以北西周之时本是可以通到太行山东的邢国的。自邢为狄人所攻迁于相当于今山东聊城西南的夷仪之后1这北道就不能不为之缩短。黄河以南方城仍是南北大道上必经的地方。齐桓公召陵之盟前就是设想由方城攻楚的。齐侯这次兴师本是侵蔡。蔡未被攻而先溃故转而伐楚。师次于径遂与楚人有召陵之盟2。蔡国为今河南上蔡县。召陵在今河南源河市东北陉则在召陵之南。召陵和陉实皆在蔡国之北。齐师于蔡国既溃之后若欲伐楚自可挥鞭乘胜南驱奈何又迫旆北行次之于陉？盖蔡国于方城稍偏东南距南行大道稍远不能不稍稍回师。当楚国屈完面告齐桓公谓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齐国也就适可止不再南下。后来晋、楚湛阪之役晋国本来是取方城一路向南进攻的3。湛阪在今河南叶县正在方城之北。方城为楚国的阨塞是难于攻取的。当时的军事行动因之也就不能不谋取他途。晋、楚绕角之战晋军的目的也是就在方城。因绕角在今河南鲁山县东正在方城之外。楚军既退之后晋军却转而侵蔡为楚军御于桑隧4。其时蔡尚未迁国仍在今河南上蔡县。桑隧却在今河南确山县已远在蔡国之南。当时晋军慑于楚军之强虽中途退还其本来企图还是显然可见的。因为接着又再次侵蔡遂侵楚1桑隧南距冥塞、直辕、大隧并非很远。冥塞、直辕、大隧皆在今河南信阳和湖北应山中间山上为楚国北向通中原另一大道必经之地。楚国扩充上域于淮水上游就是通过这条道路的。
西周时通过方城的道路是由雒邑肇始的。春秋时方城的道路仍未失2《史记》卷四《周本纪》。
1《左传》僖公元年。
2《左传》僖公四年。
3《左传》襄公十六年。
4《左传》成公六年。
1《左传》成公八年。
其重要性却不必再以雒邑为枢纽。齐桓公召陵之役由何途出兵史文简略未有明确记载。乃其班师归去陈国辕涛涂深恐诸侯之师路由陈、郑之间2。召陵在陈国之西其北为许国再北就是郑国的东鄙。这是近于现在京广铁路而且大致平行的道路在当时也是另一条南北大道的一段。晋、楚绕角之战后晋师改而侵蔡为楚国御于桑隧。桑隧在蔡国之南也在召陵之南。由桑隧往南就是冥塞、直辕、大隧。这都是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这是构成这条南北大道的另一段仍然是和现在京广铁路大致平行的。
当时的南北大道可能还不仅如此而已。召陵盟后陈国辕涛涂深恐齐国及诸侯之师出于陈、郑之间他提出了另一条出于东方的道路据说是可以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杜预以郯、莒、徐夷来解释这里所说的东夷。郯在今山东郯城县曹在今山东莒县徐夷如前所说在淮水下游。汉时临淮郡有徐县唐时泗州有徐城县皆在今江苏泗洪县可能是徐夷的中心地点。如果这是一条南北大道则由莒国北行就可达到齐国都城临淄。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用现在地理来说由临淄旧址过穆陵关即可达到莒县。不过这条道路距召陵是太远了由召陵到这条道路中间似乎还有其他各种的困难故齐桓公未能采用而辕涛涂也因此而获罪。话虽如此这条道路在春秋时确是另一条南北交通大道只是因为僻在东方未能和上述两条道路相提并论。晋国为了削弱楚国力量扶持吴国曾派申公巫臣使吴。申公巫臣本楚国的逃臣为了扶持吴国以削弱楚他就不能由中原前往以免招致楚国的注意。因此之故他假道于莒国1。莒国在鲁国正东。鲁、莒之间雄峙着蒙山。交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申公巫臣假道于莒就必须先假道千齐。申公巫臣所走的这条道路正是辕涛涂向齐桓公所建议的循海道路。齐桓公如果走这条道路那是由南趋北申公巫臣却是反其道而行之。等到申公巫臣走到徐时就可再循吴季札出使中原的道路一直走到吴国。
这样南北的道路还应该一提经过丹阳和上雒一途。周人东迁丰镐成了废墟对于这条道的通塞曾有过影响及秦人继起这条道路就成为秦、楚两国间往来的大道。吴师入郢之役秦军救楚就由这条道路东南行。秦师至楚先军于稷后败吴师于军祥遂顺道灭唐2。稷在今河南桐柏县东军祥在今湖北随州市唐则在随州市西北。这些地方都在郢的东北。秦军出此途当系采取抄吴怀后路的策略其后吴师虽取胜于雍滋也不能不狼狈退走。稷于郢为东北却在申国的东南。申国在今河南南阳市其时已入楚为县。秦军能够到达此地舍上雒一道殆无由也。后来楚军也由这条道北上以扩展土宇。其袭取蛮氏之役即由丰析北出以临上雒左师军于菟和右师军于仓野还威胁晋国的阴地大夫说是“将通于少习以听命”1。菟和、仓野皆在上雒。壮预释少习谓在商县武关；并说楚国将大开武关道以伐晋。由于晋国完全满足楚国的要求楚国未必就在这里修筑道路但这条道路早已能够行军那是无可置疑的。
这几条南北道路都在黄河以南黄河以北由于有关诸侯封国版图的扩张道路也因之向北伸延。溯汾水北行的道路以前仅至于霍太山。自魏绛2《左传》僖公四年。
1《左传》成公八年。
2《左传》定公五年。
1《左传》哀公四年。
推行和戎的策略2。晋国的疆土逐渐向北推广达到了魏榆3、晋阳4、甚至达到霍人5。魏榆在今山西榆次市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汾水西霍人在今山西繁峙县。而晋阳实为晋卿赵氏极为重要的采地它和晋国都城绛之间自有道路以通往来。春秋末叶赵鞅叛晋后因韩、魏之请归于晋阳复由晋阳入于绛与晋侯盟于公宫6就是遵行这条道路。
这条道路的南段一自河曲渡河一越中条山再南渡过黄河。这两条分歧道路春秋时依然畅通。晋文公自秦返国济河之后围令狐入桑泉7。秦伯送公子雍入晋时为晋人败于令狐至于刳8。令狐在今山西临猗县西桑泉更在令狐之西。
刳亦在令狐的西南。这几处都离河曲较远似渡河的地方已移至河曲之北。其后秦、晋为成时本来预定就在令狐会盟可是临时有了变化秦伯不肯渡河于是使史颗盟晋侯于河东普郤犫盟秦伯于河西1。王城在今陕西太荔县东这就明白显示累次令狐之役仍然都是由河曲渡过黄河的。秦穆公为了报晋国殽之役济河伐晋取王官及郊自茅津渡河殽骰尸而还2。王官在今山西旧虞乡县南他是由河曲渡河的。茅津在今山西平6县南盖越过中条山为黄河的律渡处。
在这两条歧路之外还有另外两条分歧处。其一是由汾河入黄河以北龙门山南渡过黄河的。晋国的望山为梁山。梁山崩晋君为之惴惴不安举行大礼以祀禳3。梁山在今陕西韩城县北。晋人渡河祀梁山自然要从龙门经过的。秦、晋曾有彭衙之役4。此役之后晋人接着夺取彭衙及汪5晋人这样累次西征都是由龙门渡河的。彭衙在今陕西白水县澄城在今陕西澄城外行军道路是由龙门渡河后再向南行的。
另外一条岐出之路是由晋都绛东南行而达于南阳。周襄王避太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国的汜。晋文公为了勤王乃行赂于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以启东道6。草中之戎和丽土之戎在王屋山和析城山间。由绛东南行经过这些山间可以直到阳樊等地也就是令河南济源县。这里位于太行山南故谓之南阳。这条道路要较绕道于茅津再往东行是捷近的多了。
循汾、涑而行的南北大道之东的另一条南北大道乃是在太行山之东。
如前所说远在殷商之世这里是当时畿内之地沙丘、巨桥皆在殷都之北。至迟到春秋末叶这条道路已经向更北展。春秋末叶晋国荀、赵两家交2《左传》襄公四年。
3《左传》昭公八年。
4《左传》定公十三年。
5《左传》襄公十年。
6《左传》定公十三年。
7《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8《左传》文公七年。
1《左传》成公十一年。
2《左传》文公三年。
3《左传》成公五年。
45《左传》文公二年。
6《国语·晋语四》。
恶赵鞅率师伐荀寅所据的朝歌荀寅奔邯郸赵鞅因围邯郸荀寅逐奔鲜虞。齐国国夏为了营救荀寅率师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会鲜虞纳荀寅于柏人1。朝歌在今河南淇县。邯郸今为河北邯郸市。鲜虞在今河北定县。邢在今河北邢台市任在今河北邢台市东北。栾在今河北元氏县东鄗在今元氏县东南。逆畤或谓在今河北保定市西南疑其太远。盂的所在无考。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东北。这八邑本为荀氏采地故国夏一并夺取。这些战地除逆畤、盂、壶口外都应在由朝歌经殷虚北行的大道上。可以说这条大道已经伸延到鲜虞了。
在这条道路之东应该还有一条南北大道。齐桓公曾北伐山戎2葵丘会后周宰孔说：“齐侯不务德而勤远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3。可知山戎距齐较远。稍后齐侯又与许男伐北戎杜注谓北戎即山戎。据说这是因为山戎病燕的缘故。杜预以山戎即无终4。《管子》也曾经一再提到山戎多与孤竹、令支并举5。西汉时右北平郡有无终县班固以为即故无终于国。辽西郡令支县班固又谓其地有孤竹城6。汉无终县今为河北蓟县汉令支县在今河北迁安县皆在燕国之东齐桓公如果举兵北伐似嫌过远。杜预所注以山戎即无终盖因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之说。太原在汾水中游。如果无终之国在今河北蓟县何能远至汾水中游为晋人所败北？这一族当系从事游牧生涯故其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泛而燕国适当其东西的冲要因而就为其所骚扰。《史记·燕召公世家》说：“山戎来侵我齐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还。燕君送齐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义》引《括地志》谓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有燕留故城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之地所筑之城。如果这样的说法确实无讹则这条大道即是沟通燕、齐两国的中间经过燕留故城。唐沧州长芦县在今河北沧州市就是到现在这里也是南北交通大道的枢纽。
东西交通话道路这里论述春秋时期南北交通诸道路既竟还须再略论当时东西交通诸道路。前文曾经论及通过周都雒邑的东西道路这是当时东西道路主干道。在这条主干道的南北两侧也还有几条道路这里就逐一作出说明。
由于太行山呈南北走向隔绝了东西因而这一地区的东西道路就难免横越太行山。太行山虽高耸峻陡晋国经营东阳并未过分受阻。当时晋、齐两国并为大国亦不时以兵戎相间可知其间越太行山的道路还是畅通的。《国语·齐语》说：齐桓公“西征攘白狄之地至于西河；方舟设泭乘桴济河至于石枕；悬车束马踰太行与辟耳之谿拘夏西服流沙西吴”。《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说：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郑公孙侨谓大夏为实沈所到国晋国的封疆也在大夏1《左传》哀公四年。
2《春秋》庄公三十年。
3《左传》僖公九年。
4《左传》昭公元年·注。
5《管子·大小匡·轻重甲》诸篇。
6《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
的故地1与晋国同封的虞国也在夏虚2其地当在今山西西南部。《史记正义》以晋阳释之殊为不辞。卑耳即辟耳小司马谓在汉河东郡太阳县3以今地来说乃在山西平6县。平6为古虞国所在也就是所谓的夏虚。封于虞国的虞仲为周章之弟周章为太伯之后已受封为吴侯。虞仲实因与吴国的关系而封于虞。故虞国得称为西吴。虞国和卑耳之山皆在今山西平6实属邻迩之间且拘夏为卑耳之谿卑耳西距西河亦非甚远。齐桓公若方舟设谿乘桴济河当在卑耳之西。白狄为从事游牧的族类来往飘忽靡有定所。晋文公曾与狄君田于渭滨4。此所谓狄君即指白狄而言。文公与狄君所田的渭滨近于西河故齐桓公得以来此行加以征攘。《国语》所说“西服流沙西吴”似流沙距西吴不远。然《史记》说涉流沙却在登太行之前。两说虽难遽定总在太行山的东西。或以雍州的流沙释之5似属过远。这些地方的今地所在辨明之后齐桓公究竟从何处横越太行山却还有待斟酌。桓公西伐以卫为主。卫本都朝歌齐桓公时卫为狄所逼桓公为之徙于楚丘6。桓公西行究在何年未能确指。然楚丘与朝歌东西相望都在由齐国西行的道路上宜桓公西伐以卫为主。其后齐庄公伐晋就是由朝歌入盂门登太行封少水7。盂门在今河南辉县西少水为今沁水沁水之西就近于晋都新田。
越过太行山的道路还有经过壶口一途。前面已经指出壶口在今山西黎城县入春秋以前这是黎侯的疆土。赤狄潞氏强大灭掉黎侯壶口当为潞氏所控制。潞氏之国在今山西潞城县北。其后晋荀林父灭潞氏。灭潞氏之时曾相战于曲梁1。曲梁在今河北永年县。由潞氏之国至曲梁是要经过壶口的。潞氏被灭后其故地即成为荀氏的禾邑。前文曾提到齐国国夏为了解救荀氏的危难曾出兵伐晋取邢、任、栾、鄗、逆畤、阴人、盂、壶口八邑。这八邑皆荀氏采邑荀氏为赵鞅所逼失去本封故国夏为荀氏复取之。壶口为太行山的隘道潞氏当年即借这条隘道控制太行山东西其所统辖的地区潞氏既灭荀氏也未能轻易放弃。晋国经营东阳当是利用这条隘道。因为由晋国都城东行经过这条隘道还是比较便捷的。由壶口西行再经过位于现在山西沁县东南的断道2就可以达到晋都新田。登上太行山的两条道路壶口一途似较易行故往来经过的亦较多。郑成公如晋为晋人执于铜鞮3就是走的这条道路。铜鞮在今山西沁县南距断道很近。由壶口东行就是邯郸。邯郸在曲梁的西南。远在潞氏未灭之前这里就已是交通的枢纽。邯郸东南有地名乾侯在今河北成安县东南。鲁昭公朝1《左传》昭公元年。
2《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
3《史记》卷二八《封禅书》。
4《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5《国语·齐语》韦昭注。
6《左传》僖公二年。
7《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1《左传》宣公十五年。
2《左传》宣公十七年。
3《左传》成公九年。
晋就曾到过乾侯4。乾侯东北为冠氏。冠氏在今河北馆陶县。齐国曾为卫国举兵伐晋进攻过冠氏反为晋国所败1可见这里是晋国防齐的要地。晋国也曾经几次进攻过齐国其中就有从这一路出兵的。鞌之战晋师从齐师于莘战于鞌入于丘舆2。莘在今山东莘县北而莘县就在馆陶的东南。鞌在今山东济南市西北。丘舆在今山东益都县界距临淄已是很近了。其后晋中行偃伐齐之役由于有鲁、卫两国参与可能由濮阳一途出师。齐侯御之于平阴晋军攻下邿及京兹遂长驱至于临淄3。平阴在今山东平阴县东都在今山东东阿县东南。京兹在今平阴县东南。盖平阴既克临淄之途再无可守的险阻了。这样的行军道路其实就是循着当时的交通大道的。
当时黄河之南也有两条东西大道。前面说过齐桓公召陵盟后陈国辕涛涂曾经建议桓公观兵于东夷循海而归就是其中的一条。辕涛涂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恐怕齐兵北归时出于陈、郑之间资粮难于负担。因而这条道路可能在陈国之南。齐桓公这次南征起因是为了伐蔡。蔡国自应负荷所需的军糈。陈国在今河南淮阳县。蔡国在今河南上蔡县位于陈国的西南。这条道路可能是通过蔡国东行的。由于郑国申侯的建议齐桓公还是由陈、蔡之间北归。申侯认为东行的道路可能有些敌人齐师已老难于取胜。沿途的资粮也可能感到不足4。尤其是这条道路愈向东行更多大泽艰于行军5。辕涛涂所谓东夷据杜预的解释是郯、莒、徐夷。何休则谓乃指吴国而言。徐夷虽经周初对之用兵并未大杀其威风春秋时尚时时见称于诸侯间。吴国于春秋后期始得脐于大国之列齐桓公时似尚未多见凿及。桓公即使欲观兵东夷恐亦不肯道及吴人。当时徐夷仍据有淮水下游所谓东夷当如杜预所说以徐夷为主则这条东西道路当是由蔡国或其附近东行至于淮水的下游。
另外一条东西的道路乃在长江以北。当时南方的大国楚国之外还数得上吴国。楚、吴两国虽分据长江的中游和下游由于九江附近江水的浩淼水上交通几乎难以利用。这两国的往来只好舍舟就6这就构成了又一条东西的道路。楚、吴两国间生的战争及其行军路线就是具体的说明。楚子重伐吴之役曾克鸠山至于衡山1。鸠山在今安徽芜湖市东南衡山在今浙江湖州市皆已深入吴国境内。鸠兹近江楚师是否沿江而下或取其他道路史文简略已难知其究竟。其后楚国邀秦国共同起兵侵吴到达雩娄听说吴国有备半途折返2。雩娄在今河南商城县东。其地距长江已远楚军不得乘舟沿江而下。再后又有鸡父之役。这次战役起因于吴国的伐州来。楚国为了救援州来与吴国战于钟离楚军败北吴军追及于鸡父遂大败楚师3。州来在今安徽凤台县钟离在今安徽风阳县东皆近于淮水。鸡父4《左传》哀公十五年。
1《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2《左传》成公二年。
3《左传》襄公十八年。
4《左传》僖公四年。
5《公羊传》僖公四年。
1《左传》襄公三年。
2《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3《左传》昭公二十二年。
在今河南固始县东南。几处地方皆距长江过远楚军自是由6路东行。后来柏举之役楚师大败吴军因得入郢4。柏举在今湖北麻城县东北已是深入楚境了。就在柏举之战以前楚、吴两国还有一次交兵显示出其间行军的道路。这次争战是楚子以诸侯及东夷伐吴。楚师一部前进至夏汭另一部为吴师败于鹊岸。夏汭在今安徽寿县附近淮水岸边鹊岸在今安徽舒城县。这次战役由于吴师有备楚国无功而还留军待命于巢和雩娄以备吴1。雩娄已见前文巢则在今安徽巢县。在这些战役中有些战地由于争取有利形势可能稍稍离开当时交通大道。如果除去这样一些因素这条东西道路可能由吴国的国都出经过鸠兹渡过长江再经过巢雩娄、柏举等地而西至于楚国都城郢。
水上交通和运河像长江这样的水上交通吴、楚两国都不易加以利用说明尚有困难难以克服。长江是当时最大的河流江水浩淼舟行不易也确实是事实。其他河流的水上交通还是时有所闻的。秦、晋两国分据黄河的东西两国之间的交通就曾经利用过黄河不仅利用黄河还曾利用过渭水和汾水。秦穆公时晋国荐饥乞籴于秦。秦国输粟自雍及绛相继称为“汎舟之役”2。雍为秦都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绛为晋都在今山西翼城县南。雍在渭水之北。绛在汾水支流浍水旁。这次汎舟之役是由今陕西宝鸡县浮渭东行至今潼关县再溯黄河而上入于汾水。浍水流量不大可能不能行舟。然粮船得达今山西侯马市距绛已经很近。今侯马市为晋国的新田晋国的都城后来就由绛迁于新田。
就是黄河下游也有舟楫之利。《诗·卫风·新台·序》说：“新台刺卫宣公也。纳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正义》解释说：“此诗伋妻盖自齐始来未至于卫而公闻其美恐不从己故使人于河上为新台待其至于河而因台所以要之耳”。这虽是一宗丑事却由此可以看到卫、齐两国间的黄河在交通方面的作用。齐国西境至于河这是齐人曾经自诩的盛事1。卫宣公时卫国尚都于朝歌。则由朝歌乘舟起碇就可以抵达齐境了。
由于水道交通的便利春秋时人不仅利用自然河流还进一步开凿运河谋求交通有更多的展。最早开凿运河的是楚国。楚庄王时孙叔敖就已经在云梦泽畔激沮水作云梦大泽之池2。楚灵王也在郢都附近开渠通漕3。后来伍子肯也在云梦泽畔开渠就是所谓子胥渎4。伍子胥不仅在云梦泽畔开渠还开渠于吴国的境内5。吴国地处三江五湖之间和云梦泽畔相仿佛4《左传》定公四年。
1《左传》昭公五年。
2《左传》僖公十三年。
1《左传》僖公四年。
2《史记》卷一一《循吏·叔孙通传》引《皇览》。
3《水经·沔水注》4《水经·沔水注》。
5胡渭《禹贡锥指》引韩邦宪《广通坝考》。
都是便于开渠引水的。不过这些渠道都很短促虽有一定的作用却都不十分显著。吴王夫差所开凿的邗沟其影响就不是那些小渠道所可比拟的。邗沟由邗城修起沟通江淮之间6。邗城在今江苏扬州市。这条运河中间经过射阳湖至末口入淮”7。末口在今江苏淮安县北。邗沟的开凿使长江和淮水两大水系能够沟通这是值得称道的大事。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开凿邗沟之后进而又开凿菏水这是当时所谓商鲁之间的深沟1。所谓商鲁之间其实就是宋国和鲁国之间。这条菏水是由陶引济水东流合于沂水沂水也就是泗水。济水本是和黄河有关的可以说是从黄河分流出来的。泗水为淮水支流下游入于淮水。由于邗沟的开凿江淮二水有所联系。菏水的开凿不仅联系了济水和淮水实际上是使当时所谓四渎即江、淮、河、济都能够联系在一起其意义自是十分重大的也应该是交通道路的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
6《左传》哀公九年。
7《左传》哀公九年杜注。
1《国语·吴语》。
第四节战国时期以各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交通道路以雒邑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约略看出：每一时期交通道路的布局虽皆不尽相同但都城所在地总是重点的所在。一些主要的道路大都是由都城向外辐射也可以说都城是一些道路交会的所在。雒邑就是如此。雒邑曾经彼称为“天下之中”。以“天下之中”来称道雒邑除去它本来所具有的自然环境之外当然是因为它是周王朝的都会。战国时期这样的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周王朝的衰弱雒邑已逐渐失去“天下之中”的地位。称雄的诸侯各有相当广大的土宇因而各自的都城也都可以自成交通的中心向外辐射道路。这就使交通有新的展道路也有了新的布局。这种情形在春秋后期就已经约略存在到了战国时期就更为明显。战国时期各国的经济部会先后兴起与政治都会参差并立也使有关的道路另成一种体系。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就和以前不尽相同甚至有了明显的变化。这里先行论述以各国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至于与经济都会有关的道路则请详诸后文。
雒邑虽已不成为“天下之中”然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没有显著的变化仍可作为一些道路经过和交会的地方。尤其是在秦国既强之后更是如此。雒邑位于函谷关外崤山之东。秦国向东展崤函山地使它受到一定的阻遏。及其出了函谷关越过崤山险阻雒邑就在眉睫之间。秦国虽尚不能早日据有雒邑这条东西的道路对它来说仍是有利的。由雒邑西行这条大道有了两条分支可以说是南北两道。北支经过渑池南支径过宜阳。渑池在今河南渑池县东宜阳在今河南宜阳县西。秦、赵渑池之会1显示北支的重要意义。宜阳直至战国后期还仅仅是一个县可是这个县竟然不得和郡一样2若不是地居冲要这样的展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两条分支再往西去还是合成一条大道。函谷关的设置显示出这条大道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大道。函谷关应为秦国设置的关隘是秦国东方的门户。秦惠文王后七年韩、赵、魏和楚、燕五国攻秦3秦昭襄王十一年齐、韩、魏、赵、宋五国又攻秦4皆逡巡于函谷关下不能前进。可见这条道路是函谷关以东各地西行的主要道路非其他道路所能轻易代替的。由函谷关西行已入秦境可至秦国的泾阳、栎阳和咸阳先后几个都城当然还可以继续西行通往秦国的旧都由雒邑东行经过魏国都城大梁折向东北行再循济水而下经过平阴又可直达齐国都城临淄。大梁今为河南开封市。临淄在今山东淄博市东。平阴在今山东平阴县东为入齐国的要道。前文曾经提到晋国中行偃邀鲁、卫两国伐齐齐侯就御之于平阴。入战国后赵成侯侵齐至长城1。齐长城西至济水东至于海其西端就在平阴2。赵国侵齐所至的长城只1《史记》卷八一《蔺相如传》。
2《战国策·秦策二》。
3《史记》卷十五《六国表》。
4《史记》卷五《秦本纪》。
1《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2《水经·济水注》引京相■说。
能是在西端平阴。可知平阴实为当时入齐大道所经过的地方长城肇始于其地是有一定的意义的。关于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地方下文将再作说明。这条东西大道中间也有分歧。分歧的地方就在大梁。由大梁至齐已稍稍偏向东北如趋向东南却另有道路。今河南商丘县为宋都睢阳宋国后来见逼于魏东徙彭城3。彭城为今江苏徐州市。宋国虽东徙然大梁、睢阳、彭城三地实构成东西一线。宋灭之后彭城隶于楚国为东楚的要地4。彭城能够见重于当世自与这条东西大道有关。
由雒邑东北行可以到达太行山东各地。如前所说太行山东的南北大道已经通到鲜虞也就是现在河北定县。由于经济都会的到处兴起这条大道也因之而得到展。雒邑黄河之北兴起了温、轵两地5。温在今河南温县西轵则在今河南济源县南。自雒邑视之温在其东北轵则稍稍偏于西北。其间道路似略有分歧。这里应该顺便一提到野王。野王在今河南沁阳县距温、轵两地皆稍嫌远。野王为世所称道乃是在卫元君徙居之后其时秦始皇已统一六国1似失之过晚。然其地就在太行山下扼羊肠道口为北登太行、远趋上党必经之地故不同于其他寻常县邑。由雒邑北行的道路虽有温、轵的分歧经过野王还是合为一途。由此东北行卫国旧都的朝歌和赵国新都的邯郸皆是必经的要地。这里应该顺便略一提及赵国的南长城。这段长城始筑于赵肃侯时2其经过的地方虽难以细征大要在漳水之北。苏秦说赵肃侯秦甲渡河踰漳就可会于邯郸之下3。因邯郸之南只有漳水可以据守。长城修于其地也是为了能控制这条南北大道。战国时鲜虞已改称中山中山虽地薄人众却也成为一个经济都会4南北大道就不容不通过这个地方。中山东北为燕国。燕国都于蓟即今北京市。春秋之时燕国崎岖于边僻之地不为当世诸侯所重视迄于战国初年尚未改观。稍后遂跻身于七雄之列其都城亦成为勃碣之间的都会与其西南的涿并称5。所以这条南北大道并非止于中山而是向北通到燕涿。这条道路在入燕境之时亦须经过燕长城即所谓易水长城6。这条长城濒于易水故以易水长城相称。长城有门谓之汾门亦曰汾水门又谓之梁门7在今河北易县之南。当是这条道路所经过的地方较今京广铁路略偏西矣。
这几条道路或由雒邑经过或韧于雒邑这虽是自然形势所决定的也可以说是以雒邑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前已言之战国之时周王室日趋衰弱难与称雄的诸侯相提并论。称雄诸侯各以其都城为中心向外辐射有关的道路。这在下文将逐一陈述。
3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卷三《战国时宋都彭城证》。
45《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1《史记》卷三七《卫康叔世家》。
2《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3《史记》卷六九《苏秦列传》。
4《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5《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6《史记》卷七o《张仪传》。
7《水经·易水注》。
以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兹请先言秦国。秦在春秋时久都于雍。入战国后肃灵公始居泾阳1泾阳在泾水之委为今陕西泾阳县2。献公徙治栎阳3栎阳在今陕西临潼县渭水之北。孝公时始都咸阳4在今陕西咸阳市东。战国初年秦国内有忧患为诸侯所卑视至献公时镇抚边境孝公时益臻强大。故论秦都当以咸阳为主稍及于栎阳至于泾阳大可委而不论。
以咸阳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约有七条：由咸阳渡渭水东行出函谷关过雒邑至于中原各处这是秦国东向经略各国的主要道路。这是在前文已经陈述过的。由咸阳循渭水东行经过栎阳和大荔王城。大荔王城在今陕西大荔县东即旧朝邑县。其地近黄河。秦昭王末年曾在这里的黄河作河桥就是后来的蒲津桥5。黄河以东本为魏境。这时秦已取蒲坂而魏国又献安邑6。蒲坂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是这条道路已经伸入魏境。其后北定太原设太原郡这条道路更溯汾水北上抵达太原郡。这一路段不仅有魏国旧都安邑韩国旧都平阳和赵国旧都晋阳而且还有新兴起的经济都会。平阳就是一个经济都会另外还有一个杨1。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杨在今山西洪洞县东南。由咸阳东南行经过商於和丹阳可以达到宛、穰。宛在今河南南阳市穰在今河南邓县。西周和春秋时的申、谢两国就在宛的附近。这条道路上战国时新修筑了一座武关和函谷关一样也控制着这条由秦国通向东南的道路。这座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县南当陕、豫、鄂三省交界之处。这三条道路都是春秋时久已通行的道路战国时由于秦国向外不断开拓这三条道路都具有新的重要意义。
秦国于称雄诸侯中独僻居于西北其外与匈奴接壤由于长期受到匈奴的侵扰多方经营因而也形成几条道路。由咸阳北行经上郡治所肤施就是其中的一条。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县南己在这条道路的北段。肤施本为赵国的土地其入于秦国乃在秦昭襄王时。以肤施作为上郡治所为秦昭襄王三年事2则肤施的入秦当在郡治移置之前。在肤施入秦以前这条道路的南段已经通行。然最初只在上郡塞之南。上郡塞在今陕西富县南3。自上郡治所北移这条道路始随之向北伸延而抵达于河上。赵武灵王4和秦昭襄王5都曾经走过这条道路的全程。和这条道路差相并行的为通过萧关到达黄河岸旁的道路。萧关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东南秦昭襄王所修筑1《史记》卷六《秦始皇帝本纪》。
2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秦都邑考》。
3《史记》卷五《秦本纪》。
4同上。
5《史记》卷五《秦本纪》及《正义》。
6《史记》卷五《秦本纪》。
1《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
2《水经·河水注》。
3《河山集二集·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
4《史记》卷四三《赵世家》。
5《史记》卷五《秦本纪》。
的长城就经过萧关应该说萧关为长城在这个地区的关口。秦惠文王游至北河就是走这条道路的1。萧关和其北的北河战国秦时都属于北地郡。按之《史记·匈奴传》所说的：秦昭王伐残义渠于是秦有北地郡遂筑长城以拒胡。昭王为惠文王之子若昭王时始伐残义渠设北地郡惠文王何能经过义渠前往北河？其实《史记·秦本纪》已于惠文王十一年载有县义渠义渠君为臣事。张守节《正义》引《地理志》说：“北地郡义渠道秦县也。”又引《括地志》说：“宁、原、庆三州秦北地郡战国及春秋时为义渠戎国之地。”如两家所说则北河仍非秦地。义渠本秦西北的强大部落其辖地当不至如此的狭小。且疆场之事一此一彼并非了无变化。义渠之君曾乘韩、魏等五国击秦的机会大破秦人于李帛之下2为时未久秦侵义渠得二十五城3就是具体的说明。虽然如此自惠文王走过之后这条道路终于成为秦国通向西北的大道。和北地郡同时设郡的还有陇西郡。陇西郡治所为狄道县就是现在甘肃的临洮县。陇西郡和咸阳间的道路未见史籍记载。陇西郡西防羌人而北御匈奴为边防要地为此设置郡县自是当世大事何能和咸阳了无交通可言？秦之先世就曾处于陇山之西其后辗转东徙其间交通并未断绝。若循渭水再行西上渭源距狄道仅是一山之隔往来还是相当便利的。
秦国还有一条可资称道的道路就是通往西南巴蜀的大道。参与周武王伐纣的八种部落中就有蜀人可知其地和中原早有来往。其后蜀王奄有褒汉之地1与秦王相遇于褒谷2。褒谷与斜谷隔秦岭遥遥相望。秦王能与蜀王遇于褒谷当是由斜谷南行。褒斜道为后来越秦岭的有名谷道其创始之功当与秦人有关。褒谷南段也称为石牛道据说是秦惠文王以石牛能粪金诱蜀人开凿的道路。所开凿的地方就在褒水岸侧的石门。张仪、司马错的灭蜀就是从这条道路进军的3。今陕西勉县至四川剑门关的道路称为金牛道4。金牛道和石牛道的得名具有同样渊源。都是经过战国时蜀人开凿的。据说当时蜀人入秦使者曾经到过梓潼5。张仪、司马错伐蜀时蜀王曾在葭萌抵抗过秦军其后败奔曾遁至武阳6。梓潼今为四川梓潼县。葭萌在今四川广元县南。武阳在今四川彭山县。梓潼和葭萌皆在今川陕公路上可知这条道路使用的长久。由秦国至蜀的这条道路当时就已在一些路段上修成栈道蔡泽所谓“栈道千里于蜀汉”7即指此而言。张仪灭蜀之后接着又灭巴1《史记》卷五《秦本纪》。北河《集解》引徐广说：“戎地在河上。”《正义》：“王游观北河至灵、夏州之黄河也。”按：唐夏州距黄河过远当以灵州为是。夏州在今陕西靖边县北白城子。灵州在今宁夏国族自治区灵武县。
2《战国策·秦策二》。
3《史记》卷十五《六国表》。
1《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2《太平寰宇记》卷一三三《梁州》引《十三州志》。
3《水经·沔水注》《舆地广记》卷三二《利州路》。
4《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汉中府》。
56《华阳国志》卷三《蜀志》。
7《战国策·秦策三》。
司马错且自巴涪水取楚商於地为黔中郡8。涪水今仍为涪水流经绵阳、遂宁等市县至合川合于嘉陵江至重庆市东入于长江。重庆市即巴国所都的江州。黔中郡治所在今湖南沅陵县。这条本是由咸阳西南行至于蜀国的道路又自成都东南至于湘西。
以阳翟和郑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秦国之东为韩国。韩国先后有三个都城就是平阳、阳翟和郑。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阳翟在今河南禹县。郑在今河南新郑县、平阳远在黄河以北阳翟和郑相距并非很远。这后两者都可视为韩国后期的交通中心共同向其周围辐射道路。
韩国最初本是都于平阳的。如前所说平阳是位于汾水沿岸循汾水上下的南北道路正是通过平阳的。这是说韩国以平阳为交通中心向南可以通到晋国的旧都新田和魏国的都城安邑向北可以通到赵国的晋阳。韩国的疆土平阳以东有上党。春秋之世由晋国都城新田通行太行山就须经过位于今山西沁县之南的铜鞮县和位于今山西黎城县的壶口。这是横穿上党的道路中间就经过平阳韩国正是利用晋国的旧绩来统治上党的。
韩国的疆土有原来晋国的南阳和上党还有黄河以南汉时颖川郡的一部分：灭郑之后更据有郑国的版图。晋国的南阳在太行山之南。战国时此地分属韩、赵、魏三国韩国有少曲1、邢2、轵3等地。汉时颖川郡在今河南颖水上游。郑国原来的版图在今河南洧水上游。这样韩国的疆土就兼有黄河南北的一些地方。
韩国的疆土既兼有黄河的南北就是说它围绕着东周的土地。以雒邑为中心的交通道路就都须通过韩国的疆土而为韩国所控制和利用。特别是通过雒邑的东西大道也成为韩国的东西大道。这条道路的形成远在韩国建国以前。春秋之世这条道路本是经过郑国的。战国时有些段落有所改变魏国东长城的修筑就是具体的说明。魏国东长城由卷经阳武到密1。卷在今河南原阳县西。阳武在今原阳县东。密在今河南密县东。魏国东长城的修筑是为了控制其西方的道路阻止由这条道路来的进攻力量。这就具体说明这条道路已经不再经过郑而是由雒邑直东至于大梁。应该注意到魏国修筑东长城是为了防御秦国。秦国攻魏是不必先绕道到郑的。虽然如此韩国以郑为都后仍和春秋时原来的郑国一样依然就近控制这条道路其作用和由郑辐射出来的道路具有同等的作用。这条道路的存在和展增加了韩国在当时诸侯封国中的地位。
然而韩国上下所重视的道路却是如何联系黄河南北的疆土特别是在韩国迁都到阳翟和郑以后。阳翟和郑相距很近作为交通中心向外辐射道路正可视为一体。实际上也是如此。韩国的土地既围绕着东周则沟通黄河南北的道路至少就有东西两条。这两条道路无论是阳翟还是郑都是便于应8《华阳国志》卷一《巴志》。
1《战国策·燕策二》苏代约燕王时曾说到“秦正告韩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断太行’”。2《战国策·秦策二》或谓应侯说：“秦尝攻韩邢困上党。”
3《战国策·韩策二》聂政为韩轵深井里人。
1《续汉书·郡国志》。
用的。这两条道路中在西的一条要通过宜阳在东的一条要经过成皋。宜阳不仅是东西大道所经过的地方也是通往上党、南阳道路的韧之所2。如果宜阳有失则韩国的上地就要断绝3。南阳在上党之南宜阳隔着黄河更在南阳的西南。这渡河的地方就在武遂。武遂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黄河岸边。武遂曾为秦国所据有韩国为了再得武遂不断遣使入秦后来还是归还武遂于韩1。韩国由武遂不仅可以去到上党还可经由晋国旧都新田而至于平阳。在东的一条道路所经的成皋在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成皋之北为邢。邢为韩国的土地也曾受到秦国的攻击2。其地在今河南温县东。邢与成皋隔河对峙成皋尤为重要。张仪说韩王谓“塞成皋绝上地则王之国分矣”3。范睢说秦王谓“举兵而攻荥阳则成皋之路不通；北斩太行之道则上党之兵不下一举而攻荥阳则其国断而为三”4。范睢此言大可以显示成皋的重要性。所谓太行之道指的是羊肠之险。蔡泽所说的“决羊肠之道塞太行之口”5正说明其地位的重要。张仪说秦王也称道秦兵之跑羊肠降代、上党6。代在上党之北用现在的地理来说乃在山西的东北部是由上党可以直通到代了。
韩国由平阳迁都于阳翟阳翟正在方城之外。方城为由中原南通楚国的道路也是楚国北上的途径。楚国北上韩国就当其冲。史惕所谓楚兵临方城则韩国就难免败北7正说明其间的道路。韩国灭郑之后迁居于郑的都城也取得了郑国全部的土地。据苏秦所说韩国的疆土南有陉山8。陉山在今河南漯河市东。其地距召陵不远春秋时齐桓公南征曾兵临其地。齐桓公伐楚时还着眼于方城一途。其实由陉山南行可至楚国的冥阨也应是当时南行的道路。
以安邑和大粱为中心向外辐射的道路和韩国相邻的是魏国。魏国和韩国相似国土也分跨黄河南北。魏国的土地有河东、河内和河外。应该说还有西河。魏国称流经何东之西的黄河为西河。黄河以西的魏国土地也称西河。吴起就曾为魏国的西河守1。当时的西河也只是洛水下游和黄河之间的地方；越过黄河就是河东；再越过王屋、析城诸山就是河内。河内在太行山之南就是春秋时晋国南阳。东南行渡过黄河就是河外。魏国本都于安邑在今山西夏县西北当时属于河东。惠王迁都于大梁在今河南开封市当时属于河外。魏国的土地虽跨有黄河2《战国策·秦策二》：“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
3《战国策·韩策一》：“秦下甲据宜阳断绝韩之上地。”
1《战国策·韩策一》。
2《战国策·秦策三》。
3《战国策·韩策一》。
4《战国策·秦策三》。
5同上。
6《战国策·秦策一》。
7《战国策·韩策二》。
8《战国策·韩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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