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双亲和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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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

    在这忐忑不安的时候,我还是有静坐的余裕,甚至偶尔能打开书本一口气读上十来页。一度捆扎得结结实实的行李,不知何时又被解开了,根据需要,我从行李中取出了各种东西。我重新审视了离开东京前心里决定的这个暑假每天要做的事,已经做过的事还不到这个日程计划的三分之一。迄今为止,我多次经历过这种不快,可是,尚未有过像今年暑期这样不能按预订设想做事的前例。虽然这也是世间的一种常态,然而,一种不胜厌烦的情绪还是笼罩了我。

    我在不快心情的支配下,坐着一边思考父亲的病情,想象着父亲的身后事安排,与此同时,一边又想起了先生的事情。我凝视着我这不悦心境的两端,其地位、所受的教育和性格迥异的两人的面影。

    我离开父亲的枕边,在散乱放置的书籍中独自合抱胳膊,这时,母亲探进头来。

    “睡个午觉吧,你也累了。”

    母亲并不了解我的心情,我也不是指望她能了解我这个儿子。我只是简单地谢谢母亲,她还是站在门口。

    “父亲怎么了?”我问。

    “今天他睡得很好。”母亲答。

    她冷不防走进来,坐在我身旁。

    “先生那头还是什么回音都没有吗?”

    那时,母亲是信我的话的,当时我向她保证,先生一定会给我回信,尽管我完全无法期待先生的回信能满足父母亲的希望。我明知“故犯”,如同故意在欺骗母亲。

    “再给先生写封信吧。”母亲说。

    重复写不起任何作用的信,倘若能够安慰母亲,我倒也不怕麻烦。不过,为这种事去强求先生是我的痛苦。比起被父亲训斥,令母亲难受来,我更害怕被先生小瞧。我甚至在胡乱猜想:先生之所以到现在还不回复我的请求,或许就因为这个缘故。

    “写封信并不难,不过这种事情靠写信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还是得亲自跑去东京当面拜托各方才行。”

    “可是,瞧爸爸那病情,什么时候你才能去东京呀?”

    “所以我才不去啊。无论病好得了还是好不了,不见分晓,我就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

    “这不必多说!谁能不管身边的重病人,任意跑到东京去呢?”

    起初,我是在心中怜悯这个什么也不懂的母亲,却无法理解她为什么在这乱哄哄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我在琢磨,就像我能够在父亲重病之时,仍有安静地坐着读书的空隙一样,母亲的心里是否也有着可以暂时忘掉眼前的病人,思考一下别的事情的余地?这时,母亲又开口说:

    “说句实话,我是在想,趁你爸爸还活着,要是你的职位能够落实,他就可以无牵无挂了。看这情形,也许怎么也难赶上。不过,再确认一下工作有无着落,也能使你爸爸健在时高兴一下,你就尽尽孝吧!”

    可怜的我的处境是无法尽此孝道的。最终,我没有再给先生写上一行字。

    十二

    哥哥回到家时,父亲正躺着看报纸。平时不管有什么事,父亲总有浏览报纸的习惯。自从卧病在床以后,因为无聊,就更想读报了。母亲和我尽量顺从病人的意愿,均不表示强烈的反对。

    “这么精神,挺不错呀。我觉得情况会很糟糕,赶回来一看,不是还硬朗嘛。”

    哥哥说着,与父亲聊起来。他们谈得过分热烈,在我听来反而觉得不大和谐。不过,哥哥离开父亲与我面对面时,反倒显得沉静了。

    “还是别让他多看报的好。”

    “我也那么认为,不过他非看不可,我也没法子。”

    哥哥默默地听我辩解。过了一会儿才说:“他能读懂吗?”在他眼里,父亲因病,其理解能力已变得相当迟钝了。

    “话是那么说,我刚才在他枕边坐了二十分钟,跟他谈了不少,看那模样,一点儿也不显异常,说不定还能维持很久呢。”

    与哥哥前后脚赶到的妹夫的见解比我们乐观得多。父亲问了他妹妹的各种情况,还说:“身体状况这玩意儿可不好说,还是别让她坐火车长途颠簸前来的好。让她来,反而会让我担忧。”他补充道,“等病情康复后,我可以久违地到你们那儿去,看看小宝宝的长相。”

    乃木大将[1]的死讯,父亲是第一个通过报纸得知的。

    “了不得,了不得!”父亲嚷道。

    我们一无所知,他出乎意料的叫声令人十分惊讶。

    后来哥哥对我说:“当时我以为他神经失常了,吓出一身冷汗来。”妹夫也颇有同感地附和:“说实话,我也吓了一大跳。”

    那时候的新闻实际上尽是些乡下人每天都在翘首以盼的报道,我坐在父亲的枕边,认真地朗读。没有读报的时间,就悄悄把报纸拿到自己房间里,一字不拉地过目。身穿军服的乃木大将和一身宫女服装打扮的夫人形象长久地出现在眼前,叫我难以忘怀。

    一阵悲恸之风刮过乡村的每个角落,惊动了沉睡的树木和青草。我突然收到了来自先生的一封电报。在看到穿西装的人狗都会叫的地方,一封电报的送达也成了一大事件。拿到电报的母亲,一副异常惊讶的模样,特地招呼我到没人的地方。

    “什么事呀?”说着,她就站在我身旁等我拆开封口。

    电文很简单,意思是:我想见见你,能过来一次吗?我歪着头思忖。

    “一定是你拜托他寻找职位的事。”母亲推断说。

    我觉得兴许是,不过,即便是也总有点蹊跷。总之,我已经把哥哥和妹夫叫回家来,眼下决然没有将重病的父亲弃置不顾跑去东京的道理。我和妈妈商量,决定回电说“不能去”,还尽量附言简短说明父亲正陷入危笃状态。但是,这样我仍然放心不下,当天又写下一信,详细地说明情况后邮寄出去。母亲深信先生要谈的是职位之事,相当遗憾地说:“真是事不凑巧,没法子呀!”

    注释:

    [1]即乃木希典(1849—1912),日本明治时代的陆军大将、伯爵,参加过西南战争和日俄战争。战后任学习院院长。一九一二年九月十三日,明治天皇的殡葬日,与静子夫人一起殉死。

    十三

    我写的信很长,母亲和我都认为,这一次先生一定会回信来说些什么的。信寄出的次日又来了给我的电报。电报的内容只有一句“不来亦可”,我把它拿给母亲看。

    “他大概会写信来对我们说的吧。”

    母亲一味把先生解释成为帮我解决衣食生活工作岗位的人,虽然我也感到那是可能的,可是从平时的观察来推测,又觉得有点儿反常。先生为我找了个工作,在我看来,那似乎不太可能。

    “反正,我写的信应该还没寄到,这电报是在收信前发出的。”

    我对母亲说了这一目了然的道理。母亲又煞有介事地想了想回答:“倒也是呀。”尽管她明知先生在没有看到我的信之前就发出电报,对于解释先生行为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

    那一天,适逢父亲的主治医生从镇上陪院长一起前来,母亲和我没有了再谈此事的机会。两位医生经过协商,决定为父亲做灌肠治疗,忙完后回去了。

    自从医生吩咐卧床静养后,父亲的大小便都躺着靠别人帮忙解决。起初,有洁癖的他对此极为嫌忌,但是,由于身体活动不便,不得已只能在床上解手,随着病情的加重,或许是神志渐渐模糊起来等缘故,日复一日,他对于怠惰的排泄方式也不怎么介意了。有时污染了棉被和床单,身旁的人侧目而视,他反而毫不在乎。不过,因为疾病的性质,他的尿量变得很少,医生为此感到棘手。他的食欲也在逐渐衰弱,有时想吃什么东西,只是用舌头尝尝而已,咽下食道的东西真是绝无仅有。他所喜爱的报纸也拿不住了,枕边的那副老花眼镜,总是放置在黑色的眼镜盒里。现住在四公里开外的幼年时代的好朋友阿作来探病时,“啊,是阿作呀!”父亲说着,把浑浊的目光转向阿作。

    “阿作,欢迎你!真羡慕你的健壮,我已经不行了。”

    “哪儿的话。你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了业,虽说得了点儿小病,其他都无可挑剔呀!你瞧瞧我,老婆死了,又没有孩子,只是这样在苟延残喘。身子健壮,可什么乐趣也没有啊。”

    灌肠治疗是在阿作来过两三天之后,父亲很高兴,说是托了医生的福,舒服多了。

    他心情为之一变,对于自己的寿命多了几分气魄。一旁的母亲不知是否因此受到感染,抑或是为了激励病人的斗志,居然告诉父亲说,先生来了电报,说得活像已按照父亲的希望帮我找到了工作一般。我在旁边听了难受得内心直痒痒,又不便打断母亲的话,只能默不吱声。患病的父亲一脸的喜悦。

    “那真是太好了。”妹夫也说。

    “什么工作还没明确吗?”哥哥问。

    此刻,我更失去了加以否定的勇气,暧昧地作了连自己都不明所以的回答,故意起座离去。

    十四

    父亲的病情仿佛在等待着决战的最后打击,正处在暂时的徘徊之中。每天夜晚上床时,全家人都会担忧父亲的命运是否就会在今天被宣告。

    父亲丝毫没有感受到身边人看到会感到难受的苦痛,这方面看护者倒是轻松的。为保险起见,每个人轮流不睡值夜,其他人可以回各自的床铺去休息。有一次夜晚,不知何故,我睡不着,隐隐听到一种类似病人呻吟的声音,于是,半夜三更爬出被窝,跑到父亲床头去确认。当晚是母亲当班,可是她却用手肘当枕头,在父亲身边睡得正香。父亲也沉沉地睡着,寂静无声。我蹑手蹑脚地又回到了我的床铺上。

    我和哥哥睡在同一顶蚊帐中。只有妹夫,被当作来客,安排在离开主屋的房间里独住。

    “真是对不住阿关哪。拖了他这么多日子回不去。”

    “关”是妹夫的姓氏。

    “不过,他倒不是个那么忙碌的人,所以才能这么久待着吧。倒是哥哥你比他更为难吧,这么拖下去的话……”

    “难也没法子,这和其他事儿不同啊。”

    和哥哥并铺睡觉后,我们才能讲讲这些枕边话。哥哥的脑中与我的心里都认定父亲是没治了,作为他的子嗣,我们这是在等待着他的亡故。然而,我们这些做儿子的却十分忌惮用语言来表述,而彼此之间,又能清楚地理解对方心中的所思所想。

    “父亲还自以为能够痊愈呢。”哥哥对我说。

    事实上,父亲的确有哥哥所说的表现。邻近的人们来探视时,他不听劝阻,一定要见。见面之后,必定对于不能招待对方参加我毕业的庆贺表示遗憾,最后往往会补充一句:“等我病愈之后……”

    “你的毕业庆贺宴黄掉也好,我毕业那时搞得真受不了!”哥哥的话勾起了我的记忆,想起那些被酒精激起的混乱场面,我苦笑了。父亲在来客中来回周旋,强劝客人饮酒吃菜,那姿态别别扭扭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我们兄弟俩的关系并不融洽,小时候我们经常吵架,年幼的我常被惹得哭起来。上学之后又因为学科不同,性格迥异而失和谐。大学时代,尤其是结识先生以后,我从远处观察哥哥,常常觉得他是个充满动物性的存在。我长久见不到哥哥,又因为他居住在很远的地方,所以无论从时间上还是距离上说,我们总是无法接近的。不过,这次久别后住在一起,兄弟之间亲密的手足之情不知从什么地方自然而然地喷涌出来,看来共同相处的场合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兄弟俩共同的父亲,在这位临终父亲的枕边,哥哥和我的手握在一起了。

    “接下去你作何打算?”哥哥问。我却反问哥哥完全南辕北辙的问题。

    “我们家的财产情况怎么样?”

    “我不知道,父亲什么也没说。不过,财产嘛,折算成现金也不会有多少吧。”

    母亲呢,又在为先生的回信而苦恼。

    “信还没来吗?”她盯着我问。

    十五

    “你口口声声称作先生的,究竟是什么人呀?”哥哥问。

    “上次不是对你说过了嘛。”我答。我对哥哥感到不悦,明明自己提问过,又很快忘掉人家对他的说明。

    “听是听说过,不过……”

    哥哥表示,听过后也没搞明白。在我看来,自己完全没有必要请哥哥勉强地理解先生,不过心里感到窝火,觉得他又要摆出兄长的派头来了。

    哥哥的想法是,既然我“先生、先生”地表示尊敬,那个人肯定该是位著名人士,推测他至少是一位大学教授吧。一个没有名气的、无所事事的人,又有什么价值呢?哥哥内心的这点看法倒是与父亲完全相同。不过,父亲是轻率地判断他是一个什么事也不会干,所以才无所事事的人,而哥哥却认为,先生是有能力却游手好闲,是个不足取的人物。他曾经露出这样的口风:

    “利己主义可要不得。什么也不干而活着是一种懒人的厚颜无耻的想法。一个人要是不把自己所有的才华尽量发挥出来,说什么都是假的!”

    我很想反问哥哥,你能够清楚理解自己所说的利己主义是什么含义吗?

    “不过,如果托他的福能谋到一个职位倒也不赖。父亲好像不是也在为你高兴吗?”哥哥接着又这样说道。

    只要先生不来信明说,我就无法相信,也没有谈论此事的勇气。由于母亲的自以为是和提早吹嘘,事到如今,我反倒无法断然否定了。不等母亲再催促,我在等待先生的来信,在期待先生的来信中能提到大家都在关心的能解决衣食生活的工作岗位。在濒临死亡的父亲面前,在祈祷能为此刻的父亲带去些许慰藉的母亲面前,在声称不干活就不是人的哥哥面前,在诸如妹夫、伯父婶婶等亲戚面前,我在为那些完全不必在意的事而不得不伤神,陷入苦恼之中。

    当父亲呕吐出奇妙的黄色物体时,我想起曾经听先生和夫人说起的危险。母亲说:“他老那么躺着,胃当然会搞坏的。”我看着她的脸,在这位一无所知的女人面前热泪盈眶。

    哥哥与我在餐室碰到时,他问:“听说了吗?”他的意思是,有没有听到医生离去前对哥哥说的话,这不用说明我也明白。

    “你不打算回家来掌管家里的事吗?”哥哥转过头来看我,我无言以对。

    “光妈妈一人,什么事也干不成吧。”哥哥又说。他的眼神宛如即便我嗅着泥土味默默无闻地终老也在所不惜似的。“光读读书的话,在乡下完全不成问题,又不必再找工作,那样不正好吗?”

    “按顺序说,应该是哥哥回来。”我说。

    “我怎么可能呢?”哥哥一口回绝,他的心中充满了今后在世上大展宏图的意愿。

    “你不愿意,可拜托伯父照顾,不过母亲要由我们俩中的一个领走,否则不行。”

    “母亲肯不肯离开这儿,已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在父亲尚未咽气之前,我们兄弟俩已经就他百年之后的事如此交谈了。

    十六

    父亲开始不时说起胡话来。

    “对不起乃木大将。真是颜面丧尽。不,我将立刻步您后尘……”

    他的嘴里会冷不防冒出这类话来。母亲紧张起来,让大家尽量聚在他枕边。神志清楚的时候,父亲常会感觉寂寞,所以这样做好像也是他所希望的。特别是当在室内巡视没看到母亲时,他一定会问:“阿光呢?”即使不问,他的眼神也表示了这种意思。我经常起身去叫母亲:“什么事呀?”她放下手上刚开始做的事赶来病人所在的房间,父亲只是凝视着她的脸,一声不吭。不过,有时他会说出全不搭界的话,忽然很温柔地说:“阿光呀,感谢你的多方照料。”母亲听了,眼睛准会噙满泪水,接着又会对照似的回忆起过去健康时的父亲。

    “那般可怜兮兮的话也说出来了,可是从前他可厉害呢!”

    母亲说起被父亲用笤帚打在脊背上的事。我和哥哥已经听过多遍,此时用完全不同以往的心情聆听,把她的话当作对于父亲的纪念。

    父亲注视着灰暗地映现在自己眼前的死亡阴影,却没有说过类似遗言的话。

    “是否有必要趁现在问问他呢?”哥哥盯着我问。

    “是呀。”我回答。我觉得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对病人而言是好坏参半的。兄弟俩难以定夺,最终跑去与伯父商量。伯父也歪着头思忖:“想讨教的事没说而离别是会抱憾的,不过,我们主动去催促,也过意不去呀。”

    事情在磨磨蹭蹭之中不了了之。接着,父亲进入昏睡状态。不明事理的母亲误以为那是睡眠,反而感到高兴:“他能睡得那么香甜,陪伴者也可以松快些了。”

    父亲不时会睁开眼睛,问某某人怎么了?这个某人就是刚才还坐在他身边的人。父亲的意识有明和暗两个部分,明的部分恰似穿越黑暗的一根白线,看上去每隔一段距离地连接着。母亲把他的昏迷当作一般的睡眠也是情有可原。

    再接下去,父亲的舌头也渐渐不听使唤了,不论说什么,语尾都听不明白,很多事都不得要领。可是,他说话时声音很响,使人无法想象他是个生命垂危的病人。我们也不得不提高自己的嗓门,把嘴巴凑近他耳边说话才行。

    “冰镇一下脑袋,或许会舒服点。”

    “嗯。”

    我帮护士更换父亲的冷水枕,把装有新冰块的冰囊放到父亲的额头上。咔嚓嚓作响的尖锐的冰片凹凸不平,我在父亲的光秃的额头边轻轻地按揉冰囊,使之平柔。这时哥哥顺着走廊进屋来,默默地递给我一封信,我伸出空着的左手接过来,立刻感到狐疑。

    这是一封比普通邮件分量重得多的信件,并不装在普通的信封里,普通信封也装不下。它用日本白纸包好,封口用浆糊仔细地粘牢。我从哥哥手里接过信的时候,就发现它是封挂号信。信封背面端正地写有先生的名字。我脱不开手,无法马上启封,只好顺势塞入怀里。

    十七

    这一天,病人的状况看上去特别糟糕。我想去上个厕所,刚要离开,在走廊上遇到迎面走来的哥哥。“上哪儿去?”他的语调活像岗哨在进行盘查。

    “情况很不妙,要尽量待在他身边才行。”哥哥提醒我。

    我也那么认为,于是,我又返回了病人的房间,塞在怀里的信件原封不动。父亲睁开眼睛,向母亲询问并排站在身边人的名字。母亲给他一一说明这是谁,那是谁,父亲每次都点点头,他不点头时,母亲就提高嗓门确认:这是某某,知道吗?

    “谢谢你们的多方照料!”父亲说。

    接着,他又陷入昏睡状态。围在他枕边的人们缄默地凝视着病人的模样。过了一会儿,其中一人站起来到隔壁房间去了,接着,又一人站起身来。我是第三个离开的,来到自己的屋子里,目的是打开刚才掖在怀里的信件看一看。这事当然在病人枕边也能轻而易举地办到,但是,信的内容分量实在太多,不可能一口气读完。我要偷到一些特别的时间用来研读。

    我用手使劲扯开纤维坚韧的包装纸,里面露出用稿纸撰写的原稿模样的东西。纸上纵横打好了格子,书写工整。为了便于封装,还折叠成四层。我把折得定型的洋纸反方向再折,再将信纸展平,以方便阅读。

    我感到惊愕,心想,先生用这么多的信纸和墨水写信,是要对我谈些什么呀?我也在惦记病人的状况,预感开始看这封信后,一定在尚未看完时父亲就会发生状况,至少哥哥、母亲,再不就是伯父会叫我过去。我无法心平静气地阅读先生的来信,只得心神不宁地看了第一页,信上是这样写的。

    “你曾经问过我的过去,那时我没有可以回答的勇气,现在我相信,自己已获得了明确对你说清楚过去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不过是一种世俗的自由,在等待你来东京期间又会失去。因此,在应该利用它的时候不加利用,就会永远地失去把我过去的经历当作你间接记忆向你诉说的机会。如此一来,那时候我向你坚定允诺的约定就成了谎言。我不得已,决定用笔写下本该向你口述的内容。”

    读到这儿,我才清楚地知道了先生为什么要写这封长信的理由。一开始,我就不相信他会为了我生活的工作岗位而写信的。可是,一向懒得动笔的先生,为何要写这么长长的信件,告诉我那些往事呢?他又为什么等不及我上东京就写来此信呢?

    “由于自由已经到来,所以要说。然而,这一自由又必定会永远失去。”

    我在心中反复揣摩,苦于难以理解这句话的含意。突然一种不安向我袭来,我想继续读信,这时,从病人所在的屋内传来了哥哥唤我的洪亮的嚷声。我慌忙起身,奔跑着穿过走廊,来到大伙儿所在的地方。我意识到,最后的瞬间即将降临在父亲身上。

    十八

    不知何时,医生已来到病房。为了让病人舒服一点,医生又提出灌肠。护士昨夜太过疲劳,正在另一间房间里睡觉。不习惯护理的哥哥站在那儿手忙脚乱,看到我就说:“快来帮帮忙!”然后自己却坐了下去。我替代他把油纸垫在父亲的屁股下。

    父亲的状况显得有点缓和下来,医生在他枕边坐了三十分钟后,诊察了灌肠的结果,说声“回头再来”,就回去了。临走时他特地关照,一旦有事,可随时叫他。

    我又退出了仿佛立马就会发生变故的病房,还想续读先生的来信。可是,我的心境一刻也无法安之若素。好像刚在桌前坐下,就又会被哥哥高声召唤,而且,这一次准是最后时刻的恐惧令我的手也颤抖起来。我只是毫无意义地一页页翻着先生的信纸,我的眼睛注视着一丝不苟地嵌在格子里的笔画,却没有阅读它们的余裕,甚至连跳着读的从容也无法保证。我按照顺序把信翻到最后一页,又将它按原样迭齐,正想放到桌上去时,书信末尾的一句话冷不防跃入我的眼帘。

    “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早就死了吧。”

    我大吃一惊。迄今为止乱哄哄躁动不安的内心骤然凝固了。我再次逆着翻阅信件,每一页信纸上挑一句话倒读来信。我要用自己的眼睛将断断续续的文字连贯起来,试图在刹那间了解我必须了解的事实。我只想知道先生是否平安。先生的过去——他曾经约定要向我诉说的黯淡的过去,对我而言,已经毫无用处了。我一页页倒翻着信纸,再焦躁地将记录着不肯轻易将这些信息传给我的这封长信重新叠好。

    我又去病房门口看看父亲的情况,出人意料,病人的枕边一片宁静。一脸疲惫的母亲绝望地坐着,我向她招招手,问道:“情况怎么样?”母亲回答:“现在似乎平稳了些。”我把脸凑到父亲跟前问:“怎么样?灌肠后舒服一点吗?”父亲点点头,清晰地说:“谢谢。”没想到他的精神状态并不迷糊。

    我退出病房又回到自己的房间,看看时钟,查了查火车时刻表。我突然起身系紧腰带,把先生的来信放进和服袖兜,然后径直走出后门。我拼命跑到医生家,要问清医生是否还能用打针或其他方法维持,拜托他帮父亲拖上两三天。可是,不巧的是,医生正好不在家。我没有时间一直等到他回来,心里一团乱麻,立刻搭了人力车赶到火车站。

    我把纸片放在候车站的墙壁上,用铅笔给哥哥和母亲写信。信极其简短,但总比不打招呼就离去要强,随后托车夫送回家去。我毅然决然地跳上开往东京的火车,在轰隆隆作响的三等车厢里,从衣袖兜里取出先生的来信,总算从头至尾地看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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