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原创版-九重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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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当我快步跑进鸿禧酒店多功能厅时,拍卖会已经结束了。人们红光满面地朝外拥去,按捺不住的兴奋在每个人的眼眉间浮动跳跃,好像自己都是刚才那个斥巨资买下天价古董的大款。我的目光越过人们的肩膀,紧张地朝着大厅里面搜寻着。幸好,主席台和嘉宾席固然已经空空如也,媒体席上还有几个人影在簇拥闪动着。

    老祝还在,我长长舒了一口气。五分钟前,我已经通过车载电台听到,在刚刚结束的弘景拍卖公司春季拍卖会古代瓷器专场上,一只元代花果纹青花折沿大盘以七千万的价格成交。这个价码,虽然比那只创下中国古代瓷器拍卖纪录的鬼谷子下山罐差得很远,但在这两年收藏市场骤然降温的大环境下,已经足够惊人了。

    这一天的瓷器专场拍卖,是那年春拍的最后一场,加之有不少重器,北京大小报刊凡是跑收藏口的记者没有敢不来的,唯独我,偏偏把时间记成了第二天。四十分钟前,我忽然接到几个同行的电话,问我为何不在拍卖会现场,是不是有什么独家的采访路子。我情知不妙,赶紧一查当初拍卖公司发来的请柬,当即吓出一身冷汗,马上开车赶了过来。

    老祝这个人,其实从前和我们一样,也是专门负责古玩收藏领域的记者。只不过在他入行的九十年代,中国的收藏市场还一片沉寂,他的资历比我们这些在这个市场火爆起来后才开始介入的记者深得多。十来年前,他不知为何从自家报社辞了职,在潘家园租了处店面,自己开了古玩店。

    这几年,每逢大型拍卖会,老祝都会来观摩。他毕竟生意规模小,没实力在这些拍卖会上拿货,但他总会在拍卖现场的角落里默默坐着,静观一件件古玩花落何处。每次拍卖结束后,老祝身边都会围上一群记者。原因很简单,对于那些拍出天价的重器,那些整天在电视上露面的专家,都说买得值,买得好,谁都不愿意谈出来哪怕一星半点的否定性意见。他们这么说的原因,用脚指头都能想出来。所以,记者们能找到的采访对象,只有老祝了。当然,老祝毕竟也是圈内人,不会说那种彻底得罪拍卖公司的话,但总能说些干货,有了这些,记者写出的稿子就漂亮多了,不至于都是拍卖公司新闻通稿里的内容。

    我如同一条逆流而上的大马哈鱼,终于在人流中钻了出来,进了大厅。

    祝哥,先回去发稿了,找时间再聚!

    祝哥,过几天带闺蜜去你的店买只镯子,你可得给打点狠折啊!

    这时,那些男男女女的年轻记者都准备离开了,他们收拾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U盘之类,同时朝老祝打着招呼。老祝则闭着眼靠在椅子上,双手揉着自己的太阳穴,朝他们随意点了点下巴,一副筋疲力尽的样子。

    我在老祝面前三米处站住了,手里反复揉捏着厚厚的桌布,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老祝还愿不愿意说给我一个人听。

    开车了吧?他睁开眼,看着我说。

    我点点头。

    接下来得回报社发稿?

    我又点点头。

    那就行,走,把我捎上,我今天限号。老祝说着站起身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大步流星地朝外走去。

    我心里一阵高兴,把手里的车钥匙摇得哗哗乱响。

    我们进了地下车库,到了我那辆“富康”跟前,他朝破损的车头看了一眼,一言不发地坐进副驾驶座。我小心地发动了车,边开边说,刚才进地库时,一辆“公羊”呼呼地往外冲,我赶紧打轮避让,还是蹭在墙上了。

    出了车库,“富康”刚上了北京东三环,就一动不动,变成堵车大军中的一员。北京晚高峰的路况就是这样恐怖,面前的路已经不是路了,完全就是一个巨大的环状停车场。我紧紧攥着方向盘,看了看前面那辆车纹丝不动的车屁股,这才把尽可能多的笑容堆在脸上,转脸朝老祝说,祝哥,你觉得……

    这只元代花果纹折沿青花大盘,最后的成交价是七千三百多万,连佣金能达到八千多万。这两年收藏市场不景气,全然不复自二〇〇二年以来的“井喷”景象,这盘子能卖到这个价,已经远远超过了业内的心理预期。尽管如此,这一桩交易还不足以成为带动瓷器乃至整个收藏市场回暖的转折点。

    没等我问,他就说了这么一大通。我心里盘算着,有了他说的这些,我再从新闻稿里扒拉些能用得上的内容,完全能凑出一篇像样的稿子了。

    怎么样,够出一篇稿子了吧,祝哥斜斜瞟了我一眼说,就像把我整个人完全看穿了似的。

    嘿嘿,够了,谢谢祝哥,我用不握方向盘的手挠着头皮讪讪一笑。

    你刚才看见的那辆“公羊”,要搁在美国,那可是只有年薪几千万美金的橄榄球、棒球球星才用得起的。那车里面,有大号按摩座椅,有浴缸,有家庭影院,还有专门的理疗师。球星一场比赛打完,甭管多累,在车里一通狠按,等出了车门,直接就能精神抖擞地进夜店,怎么样,牛吧。谈罢公事,老祝把头深深地斜靠进车枕,一边瞟着外面的堵车盛况,一边散散淡淡地说着。

    真牛,那车个头是不小,可乍一看真看不出这么上档次。我报以啧啧有声的赞叹。

    这个,就叫低调的奢华。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我必须专心跟紧前车,阻止住一辆辆企图挤进我行车路线的加塞车。

    那件元青花盘子,就在那辆车里。老祝看了一阵前面的车龙,平静地说着。

    那辆“公羊”,就是那个乔治胡的车?我吃了一惊,扭头看着他。

    他点了点头。

    我们所说的这个乔治胡,是这年春拍中突然杀出的神仙,也是今天这场拍卖会的大赢家。他在中海、弘景这两家拍卖业巨头的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古代瓷器、古代家具的专场上,大杀四方,频频出手,已经连续吃进了十多件价格过千万的藏品,再加上今天这只盘子,总价绝对超过两亿了。此人据说是个加拿大籍华人,洋名叫作乔治什么的,加上他从前姓胡,所以大家都叫他乔治胡。

    祝哥,这位乔治胡,到底是哪座山上的神仙啊,怎么从没听说过此人啊?我说。

    老祝看着面前长得没有尽头的车流,像没听到我的问题似的,抿着嘴唇一言不发,一副心事重重的神情。过了半晌,他紧皱的眉头松开一些,说,你们报纸上前几天有篇讲文玩核桃行情的文章,写得还行。

    我得意地笑了,说,谢谢祝哥夸奖。

    我看了三行,就知道是你小子写的。怎么还用个笔名,是叫墨龙生吧?酸,俗。

    这不是因为我头回写文玩核桃,怕写不好让别人笑话嘛。

    头回写就能写成这样,算不错了。但那篇文章里有一处写得不对。

    我有些愣了,又伸手挠了挠头皮,说,祝哥,你说是哪儿不对?

    文玩核桃里最高级最稀罕的品种,可不是“狮子头”里的“闷尖”、“磨盘”。

    不是?我采访了好几个专门做文玩核桃生意的店老板,都说他们店里最贵的货色就是“闷尖”啊,也有人说自己有一对顶级的“磨盘”,是店里的镇店之宝。

    他们说得没错,现在市场上能找到的文玩核桃,“闷尖”也好,“磨盘”也好,的确是最贵最好的。但是,也的确有比这两种更贵更稀罕的,只不过一般人没见过而已。

    当初为了写那篇文章,全北京的古玩城我都跑遍了,我可真没见过比“闷尖”、“磨盘”更值钱的“狮子头”。我纳闷地说。

    文玩核桃这东西,也挺奇怪的,喜欢的人就特喜欢,恨不能睡觉也攥着,仿佛自己一辈子里最大的事业,就是拥有一对形状、图案、大小都称心如意的核桃。如果自己能通过天长日久地把玩,亲眼看着核桃的外皮包浆从无到有,颜色再渐渐加深变重,最后呈现完美无缺的酱红色,这份儿成就感,简直比当上世界首富还过瘾。不喜欢这路货色的人呢,就完全理解不了为什么这东西非金非银,看上去土里土气,偏偏能值上万元。更何况这东西整天在人手里揉来揉去,核桃缝里指不定藏着多少腌臜呢。

    市面上的文玩核桃,品种五花八门,细算下来不下上百种,“狮子头”、“虎头”、“官帽”、“公子帽”算是其中比较珍贵的。这当中,“狮子头”尤其受人追捧。这种核桃因为看起来酷似古代石狮子,所以得名“狮子头”。“狮子头”也分三六九等,形状越浑圆饱满,表面纹理越清晰细腻,级别就越高,也就越贵。具体说,“闷尖”、“磨盘”是“狮子头”当中公认的上品。所谓“闷尖狮子头”,指的是核桃的顶端并不尖锐突出,而是略略凹陷,所以它的轮廓,看起来比普通货色要圆润得多,给人一种格外大气规整的观感。“磨盘”则要求核桃的肚腹部要肥硕微凸,这种核桃在掌中盘玩起来,易于发力,收放自如,手感格外痛快。按照如今的行情,一对纹理精美,对称度高的上等“闷尖”或者“磨盘”,至少值两三万元。

    这两段文字,都是我那篇文章里的内容,也都是文玩核桃的入门知识。因为这类收藏品的门道毕竟没有书画、瓷器那么深,我一直认为掌握了这些,对于初玩者也就足够了。但是,老祝刚才的话,却大大不同于我早就掌握的知识。

    老祝接着刚才的话茬,说,“闷尖”、“磨盘”当然都是好东西,但是,拿它们和“狮子头”里最罕见的“九重楼”相比,就差得远了。这种核桃,讲究的是九道纹路里,每一道都条理分明,蜿蜒直上,绝不与其他纹路交叉混淆。好的“闷尖”、“磨盘”再怎么难得,你要是现在揣着十万块钱,到潘家园、报国寺转一圈,总能买得到。可“九重楼”历来都是有价无市,在北京的各处古玩市场上,两三年也就能出现个一两次。说起来,我在收藏这个行当里混了十多年了,先是当记者,后来自己做生意,始终没见过地地道道的“九重楼”,一对都没见过。

    如果祝哥你都没见过,是不是压根儿就没这种东西啊?我说。

    见过真正的“九重楼”的人少,那是因为都在藏家手里当传家宝似的藏着供着呢。玩核桃的人里,流传着这个故事,说的是清朝,北京城里曾经有个王爷,还是个亲王呢,看中了一个钱庄老板的一对“九重楼”,他拿三百亩地来换,人家都不换。结果,这个亲王硬是给这个老板栽赃了一个罪名,弄得他家破人亡,才把这对宝贝核桃弄到手。其实,曾经在北京市面上出现过的“九重楼”,有七成都出自山西,出自太行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子。这个村里有棵核桃树,不但每年都能出不少“狮子头”,更长出了让所有文玩核桃玩家都朝思暮想的“九重楼”。

    有九道棱的“狮子头”,那得多难得啊!我感叹着。其实,文玩核桃这路收藏品,我始终没太大的兴趣。即使是那篇让老祝称赞的稿子,也不过是完成主编交代下来的任务而已。

    告诉你,哪怕是玩了一辈子核桃的人,没见过“九重楼”也太正常了,在京津一带的收藏市场上,别说“九重楼”,只要上等的“闷尖”、“磨盘”一出现,马上就会被人买走,哪里还轮得到摆出来让人看啊。

    那,祝哥,你见过“九重楼”吗?

    没有。但是,我见过长出“九重楼”的那棵核桃树。

    你见过太行山里的那棵树?哎,你讲讲,是怎么回事。

    你想听?老祝歪过脑袋,斜睨着我说。

    我使劲点点头。其实,我对核桃或者核桃树都不感兴趣,但我看得出来,老祝的话里面有故事。反正现在三环已经越来越堵,车已经纹丝不动好几分钟了,听听故事,总能让时间过得快些,说不定还能顺便给我日后的报道多积累素材。

    老祝把身子挺正了些,说,好,我就给你说个故事。十五年前,刚才那位坐“公羊”车,砸出七千多万买青花盘子的乔治胡,还不过是个刚入行的小店主。他那家店,还没我现在的店大呢。我呢,因为当时文玩核桃的行情一下子火爆起来,就被领导逼着写这方面的报道。那时我两眼一抹黑,根本不知道如何下手。后来,有位业界前辈就把太行山里的这个村子告诉了我,说要想采到独家新闻,就必须去那个村子。那么偏的地方,你知道怎么去吗?要先坐火车到太原,接着换长途汽车到县城,再蹭过路的拉煤的货车到山下,运气好的话呢,能坐着村民赶集回来的牛车上山,否则就只能靠两条腿了。总之,不换上四五种交通工具,不花上三四天工夫,压根儿进不了这个村子。

    要说这个小山村,根本没几亩地,村民都是靠采点药材或外出打工谋生。自从当年玩核桃的人一下子多起来后,这里每年秋天,都会聚集上一大群干这一行的买卖人。一开始,村里人还不知道“文玩核桃”这回事时,当然是乱卖乱买,这棵树上摘下来的核桃,也和别的核桃一个价。那时村里人还挺高兴,因为有人主动来买,自己就不用摘了核桃,再挑着下山去卖了。不过,他们很快也就明白了——敢情这棵树上结的不是核桃,是金条。于是,村里人每年把核桃采下树后,就搞拍卖,头五十个最大最圆,卖相最好的,谁出的价高就归谁,然后再拍五十个,等两百个核桃拍完,后面的就论个卖了。第一年卖了五万,第二年卖了十几万,我去时是第三年,那年一开春,村里的老支书就说了,这一年的目标是达到五十万。

    那,这么一棵树,一年能出多少个“九重楼”?

    谁也说不好,有时出一个,有时能出三五个,有时一个都没有。也没人能看出来,每年树上那三百多个裹在一层厚厚的翠绿色果皮后面的核桃,哪一个会是“九重楼”。

    那不就跟翡翠买卖里的赌石差不多了吗?

    老祝点点头,说,是有点像。我到村里的那一年,情况还和往年不太一样。那年夏天,太行山区有一回下暴雨,在一场电闪雷鸣之中,那棵树上最粗的两根树杈被闪电打中,才长到指头肚大小的核桃果粒儿,漂得满井都是……

    井?

    对,忘了给你说了,在那棵核桃树底下,有一口井。那个小山村里就这么一处水源,村里人吃水洗衣服,都靠这口井。那年,村支书早就给各地客商打了电话,宣布那年的拍卖定在农历九月初八,仅存的那根枝子上的核桃果儿,按照老规矩,由价高者得!

    那年,是文玩核桃价格涨得最快的一年,北京城里七八个古玩城三四十个做核桃生意的店,都发了财。所以,那年到了山上的客商,比平时多了一倍。九月初七这天,村里的各户人家就已经住满了人,大部分是做这路生意的老板,千里迢迢赶去的记者,就我一个人。

    初七下午,村里老支书把客商们领到树前参观。只见那根仅存的大树杈,离地面两米多高,上面横七竖八长着十来根树枝,总共结了大概一百来个核桃果儿,每个果子都有小孩拳头大小,一个个圆溜溜、绿汪汪的,颜色说不出的油亮滋润,看得大家一个个双眼放光,摩拳擦掌。这树杈的下面,就是那口井。我朝井里望了望,水面上也映出了挂满了枝杈的核桃。一颗颗的核桃也好,一张张表情不一的脸也好,都在随着水纹荡来漾去。每张脸都在笑着,那笑容后面,都有一个发财的梦啊。老支书见客商们的精气神都被调动起来了,就一摆手,两个壮小伙子马上扯着一根红绸带,挂在那根树杈上,老支书接着宣布,明天卯时,正式开始卖核桃!晚上村里设宴招待大家,不醉不休!

    说到这里,老祝停了下来。我看看他,只见他似乎正望着面前被车堵得密不透风的三环路,但他的眼神却有些发空了。

    我猜,那个乔治胡当时也在山上?我轻声说。

    老祝慢慢点着头,说,那一年,他的生意才刚刚起步,和那些大古玩店铺相比,根本没什么实力。他前一年就来过那里,因为资金少,只买了一堆没人要的核桃,但后来在这些核桃里,他竟然找出一对对称度极高的“闷尖”,十来对“磨盘”,一下子赚了七八万。

    运气真好,我羡慕地说。

    这算什么,他以后的运气那才叫挡都挡不住呢。当时,老支书领着人参观那棵树,本意是刺激一下人们的购买欲,但当时好多人参观完那棵核桃树,知道了是这种情况,就不等天黑,当天就下山走掉了。因为树上只剩下一百多个核桃,还有几个大买家在。等他们买完,恐怕一个核桃都剩不下了。

    照这么说,乔治胡不也就没希望了?

    是,凭他当时那点儿实力,他是没啥希望了,但他没走。那天晚上,村里在村委会院子里摆上好几桌酒席,请所有买家吃饭。山里人也不讲究什么野生动物保护,穿山甲、斑鸠、獾子之类都上了饭桌。可是,村宴开始后,大家嘴里吃着喝着,心里却想着明天一早的拍卖,谁都没敞开肚子痛快吃喝。村支书见这阵势,把筷子一撂,就让人把那个小男孩喊出来给大家翻跟头。

    小男孩?

    唉,记性真不行了。说到这里,老祝摇摇头,轻拍着自己的头顶,姿势、神情,都和刚才说到自己忘了那口井时一模一样。后来,我回想起整个故事时才明白过来,小男孩也好,井也好,他并不是忘了,而是在回避,想尽可能让他们在故事里晚一些出现。

    接下来,他说:

    这个村里,有个没爹没妈的小男孩,是村里一个老太太在山下赶集时捡回来的。因为捡到他时,他还是个婴儿,用一床旧棉被裹着,正躺在集市角上一处麦秸堆里,支书就给他起了个麦娃的小名。我上山那年,他大概是七八岁的样子,一直住在村委会院子里的一个杂物间里,平时到村里一个叫会婶的寡妇家里吃饭,村里呢,每月贴给会婶三十块钱。他本来前一年就该进乡里的中心小学上学了,但是村里没钱,交不起住宿费。那天晚上,村支书说,明天从你们这些贵人那里得了钱,下礼拜就送这个孩子去上学。

    麦娃,给叔伯们演个节目!演好了,叔伯们给你发奖学金!村支书派人把他从会婶家叫来后,撕下一根鸡腿冲他说。

    我说,那孩子又没上过学,会演什么节目?

    老祝嘿嘿一笑,说,这个孩子整天在山上满山窜,学猴子爬树、翻跟头,学山羊在山崖上蹿来跳去,学蛇在山涧里游泳,都学得像极了。最逗的是,他连蹦带跳半天后,忽然跑到自己屋里,扯出一条水绿色的碎花褥子,把自己从头到脚蒙住,又在院子里躺倒,整个人蜷缩在褥子下面,成了一个椭圆形的包,一动不动的。我们都很纳闷儿,村支书也朝他吼,麦娃,你弄啥咧?还没到睡觉的钟点,咋就躺下咧!麦娃从褥子下探出头来,说,我没睡觉,我是在演猕猴桃!刚一说完,他又把头缩回到褥子下面。

    当时,整个院子里的人听明白麦娃的话后,那通乐啊,大家笑得要掀翻天似的。那年,那个县里下了指标,要本县各乡各村都要种猕猴桃,村委会的院里院外,也把介绍如何种植猕猴桃的宣传画贴了出来。据说,村支书刚接到红头文件时,当即就一拍桌子,一张老脸气得通红,说,这个村被玉皇大帝整个安在山尖尖上,周围连一尺平地都找不到,拿啥种猕猴桃?况且村里也没钱买树苗。这文件没法落实,村里要等秋后卖了核桃,再去山下别的村里买猕猴桃给县里交差。

    老祝说到这里,也嘿嘿笑了起来。我侧脸看看他,过了一会儿,老祝的嘴角慢慢平了,眼神里的笑意也散开了,这才继续说下去。

    一大院子人笑了一通,也有情绪吃饭喝酒了。等吃完喝完,大家就各自准备睡了。十几个最大的客商到了村支书家里和别的几个条件好的农户睡,我,还有几个人是住在村委会。村委会有五间大北房,除了中间是用来当会议室的堂屋,左右四间一共住了四个人,正好一人一间。我,乔治胡,住在堂屋的左右两间。

    一个从太原赶来的古玩店老板有些喝多了,临走时,他拿着一只空酒瓶,用瓶底指着乔治胡说,老胡,幸亏走了一大批人,我不用像去年那样和你住一间了,否则你打起呼噜来,调门高得跟唱戏似的,我一晚上都甭想睡了。天气预报说今晚下雨,要是也打雷,你正好和雷声比比,是你的呼噜响,还是雷声响。说完,这个老板就哼着酸曲儿,歪歪斜斜地走了。

    旁人都走空了,我们四个人也相互打了招呼,各自回屋里睡了。那天的前半夜,一切都很正常。山村的夜,安静极了,除了偶然从山里传来不知什么野物的叫声,半分动静都没有。我枕在塞满新糠皮的枕头上,透过没窗帘的窗户,看着满天亮得晃眼的星星,心里想象着明天一大群人围在井旁,一个个喊出越来越高的价钱,心里有些激动,过了好久才睡着。

    到了后半夜里,我给尿憋醒了,出了屋子上完厕所,又站在院子里朝天上看。只见天上黑沉沉的,一粒星星都没有了,我又一抹脸,竟是一手的潮气,我这才发觉,不知何时已经下起了毛毛雨。

    我回屋躺下,过了一会儿,我听见院门响了一声,接着扑通一声,似乎有人在院里摔了一跤,后来房门又吱呀响了,有人进了屋。我这才想起来,刚才在院里,没有听到哪间房里有人打呼噜。

    这天晚上,我没能再睡着,也一直都没听见呼噜声。

    老祝讲到这里就不再说了,他双眼凝视着远处的某个地方,神情空洞,仿佛整个人被回忆带到了过去。老祝的语气一直非常平静,但一阵不知来自何处的恐惧,已经在我心里蔓延起来。我心里被这种恐惧感压得沉甸甸的,但又希望他尽快讲下去。终于,在停顿了一两分钟后,他又继续说。

    第二天,整个村子都是被从村头传来的哭声惊醒的。当时天刚麻麻亮,我正半睡半醒地眯瞪着,那哭声,一下子就在村子里炸响了,我一激灵,仅有的一丝丝睡意也没有了,赶紧下炕穿衣服去看看怎么回事。我一出房门,乔治胡也正好从对面屋子出来,他脸色惨白,满是血丝的眼睛下面挂着两只乌青乌青的眼袋。他讪笑着看着我,嘴唇嗫嚅着,听不清在说什么。

    我朝他说,村里好像出事儿了,就和他一块儿出了村委会院子,外面已经有不少人朝村头跑,满耳朵都是噼里啪啦的脚步声。我跟着他们一路跑,很快就跑到了村头,那时,已经有一大圈人围在那里了。

    我远远就从人缝里看见麦娃在井沿旁躺着,裸着上身,会婶正趴在他身子上,扯着嗓子大哭着。我的脚步一下子停住了,接着慢慢走过去。走到那棵核桃树下了,我看到麦娃的眼睛紧紧闭着,浑身湿得透透的,裤脚那儿,还在一条线似的滴着水。

    麦娃的手里,还攥着一根树枝,上面挂着十来个核桃果儿。

    他是刚才会婶来井边打水时,在井里发现的——周围的村民们在嘀咕着。

    这时,村支书由几个报信的簇拥着,也到了。他一看见麦娃湿淋淋的身子,马上哆嗦起来,一步都走不动了。那年头,手机还算是奢侈品,有个从香港赶来收货的客商把手机递给支书,让他赶紧报警。支书犹犹豫豫接过手机,看着上面的数字,手在空中悬停着,始终没有真的按下去……

    他还犹豫什么?我说。

    报了警,影响多不好。支书嘴里念叨着,说,想是这孩子调皮惯了,自己贪玩,掉进井里淹死的。那个香港人一听就皱紧了眉,叽叽咕咕说了半天,意思大致是说,人是到底怎么死的,你说了不算,必须报警。支书这时已经定住了神,斜眼白了他一眼,把手机塞给他,一挥胳膊,大声说,报警的电话,我要到村委会去打。接着,他就趿拉着布鞋,走远了。

    县里的四个警察,是中午开着辆吉普车到的。他们来了后就勘查现场,接着有一个警察检查麦娃的尸体,另外三个则在村里分头走访。各路客商,还有我,因为警察要挨个儿调查,当天都不能离开,这天半夜,警察在村委会宣布,初步结论是麦娃知道核桃值钱,想掰下几根树枝藏起来,但雨天井口湿滑,麦娃不慎落入井中溺水身亡,属于意外,并非刑事案件。

    村里人接受这个结论吗?

    老祝没直接回答我,看了看我的眼睛,说,不少村里人说,麦娃这孩子,从小手脚干净得很,从没拿过旁人东西。他平时在路上看到母鸡下蛋,都会把鸡蛋给养鸡的人家送去咧。而且,当时警察在麦娃的鞋里,找到五块钱,是五张一块钱的票子。村支书和会婶都说,从来没见过麦娃有钱。

    那,是有人拿五块钱骗他,让他去核桃树上拽根树枝?话刚出口,我想起几分钟前他给我说的事情,脑子里嗡的一声响。我等脑子里的声音静下来,才说,乔治胡半夜出去过的事儿,你给警察说了吗?

    老祝说,我当然说了,警察也记录在案了,但实际上不会有任何用处。这件事,只要他自己不承认,警察也找不出证据。

    旁边一辆车不打转向灯,就要并到我前面。我使劲按着喇叭,同时狠踩油门,车子猛然提速,一瞬间就紧紧贴住了前面的车。我从反光镜看过去,刚才那辆车还在后面保持着斜趴在两条车道中间的尴尬姿态,一动不动。不用说,这个试图强行并线的司机被我吓得够呛。老祝沉默地看着我的这通动作。

    过了一阵,我说,祝哥,村里那次拍卖后来怎么样?

    他极轻地摇摇头,说,警察宣布结论后,当晚,拍卖就在村委会举行了。但是因为和死人沾边,别人觉得不吉利,核桃根本没人买。到了第二天一早,客商都走了,村里只好自己把核桃摘下来,挨个儿打开了。听说里面不但没有一枚“九重楼”,就连最普通的“狮子头”都没多少,只能勉强凑成十来对,只卖出去五六万块钱。

    后来,你把这事儿写成稿子了吗?

    我刚回到北京,村支书就打来电话,说大记者,求求你可千万别写麦娃淹死的事儿了,如果别人知道那口井里刚淹死过人,村里明年的核桃更没人买了。麦娃死得是可怜,可村里十来户人家,五十多口人,甭管是老人看病买药,还是孩子上学买书本,都指望这棵核桃树咧。我问他,还有二十多个客商呢,你能管住他们吗,老支书说,他们都是干这一行的,怕旁人觉得他们的货色不吉利,更不会说了。后来,我还收到了老支书寄来的一只包裹。我打开一看,是一对仔仔细细放在红木盒子里,还用软缎子衬着的“狮子头”。

    那,乔治胡呢?

    那年,各地文玩核桃的收成普遍不好,结果物以稀为贵,北京市面上凡是能达到标准的核桃,价格都比往年翻了一倍。当时,凡是手里囤了货的,都发了,乔治胡也是。到了第二年,又轮到翡翠价格暴涨,他出清了手里的存货,南下缅甸赌石,据说他花不到一百万买来的原石,解开后竟然是一水儿的冰种,他这一下子就赚了一两千万。再往后,他办投资移民,到了加拿大,还起了个洋名,叫乔治·理查德森什么的,当地华人都叫他乔治胡。听说他在那边靠洗钱成了巨富。

    洗钱?

    就是把国内贪官或者贪官的二奶带去的来路不明的钱洗白,洗干净,变成合法收入。他发了财后,如今见国内的收藏市场一下子冷清下来,同一件东西,价钱不到前几年的三分之一,就又回国来抄底。

    三环上的车流在缓缓移动着,最拥堵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把车挂上二挡,等车速稳定下来,我说,祝哥,你不干记者了,就和这件事儿有关吧?

    他说,是,每次我想把这件事写下来,就想起村支书那句“一村老小,还得过日子咧”。况且,我写什么,怎么写?警察都没有证据,我又能去指责谁害死了麦娃?索性不当记者了,也就不用反复纠结了。后来,那个村子连着好几年都再也没出过“九重楼”,客商来得一年比一年少。老支书打电话来,支支吾吾地说村里本来已经上了学的孩子又退学,问我能不能给他们找些别的门路。我当初在他们村里,看到漫山遍野到处长着一种酸枣树,树干虽然细,成不了材,但木头很结实很硬,适合做木雕,就让老支书找上几个学东西快的年轻人,我安排他们到我老家去学木雕。后来,师傅学会了就教徒弟,徒弟再教徒弟,他们那个村子没几年就成了木雕专业村。如今,除了留了几个人看着那棵核桃树,全村都在山下买了地,搬下山来了。行了,前面有个地铁站,你在辅路停一下车吧。

    我答应着,把车开出三环主路停下,老祝跳下了车,我趴在方向盘上,看着他高高瘦瘦的人影在地铁站那黑黢黢的入口隐没进去。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老祝。

    从那之后,北京古玩收藏的圈子里,再也没人见过他。他在潘家园的店铺也盘了出去,变成了一个南红玛瑙店。又过了一阵子,我听说他到贵州的一个山区小学当老师去了。我猜想,他是不想看到乔治胡在北京收藏界里呼风唤雨。在前不久,我又听到一个更惊人的消息,乔治胡在加拿大惹上偷漏税、洗钱、走私等一大堆罪名,被送进了监狱,等待他的,是漫长的三十年刑期。没有意外的话,他将在异国的铁窗下度过余生。而他的全部财产,在交完天价罚款和律师费后,也一文不剩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拨通了老祝的号码。手机里传来一个温柔甜美的女声,告诉我这个号码已经停机了。

    责任编辑:刘升盈

    【作者简介】邱振刚,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文学硕士,现任职于中国艺术报社,以编辑为业,工余从事小说、影视剧本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在《作品》《岁月》《西部》《中国作家》等杂志发表作品多篇,作品曾转载于《小说选刊》,曾获第六届冰心散文奖,并多次获得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银奖、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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