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患：国乱商亦乱
晚清社会极为动荡不安，战乱连年，而晋商是战乱的直接受害者。
外有帝国主义入侵，内则有农民起义不断，晋商持续发展壮大的机会每每被战乱所毁。遭遇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晋商的损失尤重。“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祁太汾平各省向称为富有者，一旦化为乌有，住宅衣物之外，别无长物。”山西籍官员徐继畲的痛惜不无激愤之词，他把晋商所遭受的损失全归之于太平军，这明显与事实不符，这其中其实危害最大的反而是官军的趁火打劫及地方官吏的肆意敲诈勒索。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在战乱期间，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也确实给晋商带来一定的危害，然而，归根结底，晋商所遭受的巨大损失是清政府的腐败堕落所致。
晋商当时的惨状，在“日升昌”总号给汉口分号要求撤庄的信中、就有反映：“昨接重、成两处来信，军务甚是紧急，成都左近四面贼匪扰乱不堪，兼之省城勒捐输，以致生意之家实难存站，平已寄信去矣，即着成伙速归重号，暂作躲避。至重地一二百里，亦是贼匪搅扰，人心亦属惊惶，如再不妥，亦要迁动。祁为见信之日，万不可做成、重两处收交主票。至于京、口、汴、沙、长均已定收庄，不可做此几处收交之票，亦不可存银，总以寻下交项再可做收项，以待时势而动，若成、重之地如不碍事，我号尚可暂行小小而做，收南交北。重、成若坏，我号各码头亦得暂行归结。”，有“天下第一票号”之称的日升昌尚且如此惨淡维持，其它各票号的现状就可想而知了。
南方纷纷撤庄，北方各票号也难以支持。而作为中枢的京津地区更是首当其冲，“窃于数日之间，京师内外接连关闭钱铺将及百家，实为骇人听闻”。“现在粤匪四窜，人心惊恐，所有在京富商，俱提本还乡，大半关闭。”而这其中，受害最深的就是晋商。“逆气未靖，西商卷括而归，京城各铺户疲敝不支，纷纷歇业；其未歇业者，皆身负重累，有不能歇业之势，非有所利焉，而故为观望也。”京师的晋商所遭受的损失，由这些当时的真实记述可略见一斑。
天津也一样。作为京师的门户，受战乱的祸害也尤为深重。“窃维天津为四方辐辏之地，河海两道俱通舟楫而利往来，是以百货云集，仰食者众……今闻贼匪直逼天津，商旅逃散，此十三人（指十三类商行）等皆已失业，虽有勇敢之气，亦无所施。”
战乱对商业的摧残并不亚于直接的杀戮。不流血的摧残往往比流血的杀戮更痛彻魂灵，犹如慢性毒药一样。商业的凋敝没落、商人的无力营生表面看来损失的只是白花花的银子，但银子正是商人的根本、命根子，丢失了银子，商人还能活吗？
面对如此困境，晋商该如何选择下一步路呢？
生性坚毅、忍耐的晋商，除了勉力维持外，还能有何避战良策？
战乱连绵不绝，经历一场浩劫，没有彻底销声匿迹就算万幸，但元气尚未恢复，又一场更为悲惨的浩劫迎面而来！
“自法国与我争越南以来，二年余矣……票号、钱庄不能流通，百业资本愈形竭蹶。”（《申报》1885年7月11日），而这才仅仅只是开始。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晋商几乎不能翻身。“南北客商，货未畅销，款多停滞，不能周转”，辽东、直隶的直接损失重大。而战败的苦果，还要商家和百姓吞咽。“现在和论虽成，军事赔款二万万两，合之洋债之利，已非数十年所能清偿。重以内地通商，民生日蹙，倭船所至，税厘全亏，以后出款则日益加多，进款则日益减少。”
这还不算最大的浩劫，不久，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晋商的景况更为惨淡。“抢劫之后，继以焚烧”，“十室九空，生计殆尽”，在京晋商蒙受了巨大损失，纷纷撤庄、避难。蔚盛厚某位经理自北京返回平遥，在保定被劫；蔚丰厚则更惨，“贵号起巨万现银回家，行至彰仪门，全行覆没”；蔚泰厚“失款之状，更令人毛发森竖”，而银两的损失已司空见惯，只要人能平安，就算万幸了。“所有敝号驻京津伙友，蒙上苍默佑俱获平安回祁”，大德通票号总经理高钰在信中的祈愿，庆幸中颇多无奈。
“惟有民军起义，各省响应，一时遽难统一，各庄遂大受损失。”（《北洋政府档案》
战乱接踵而至，把晋商推到了濒临破产的境地。晋商在战争中，失去的不只是银子，更是市场和发展的生机！
清末之前的战争，都是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心地区以外进行。战争不仅不会影响晋商已成功运作的商业活动及已趋成熟的商业区域，反而会使晋商随之开辟新的市场。明朝初期，长城沿线“九边”对蒙古的战争，清初期及中期所进行的大大小小的统一战争，都是对晋商有利的。晋商因“开中法”而崛起，因运送军粮和捐输助军而获利。对蒙古及新疆地区市场的开拓，也得益于清廷多次的用兵。那时候，晋商所经营的军粮等军用品皆实行垄断，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包办的。经营风险是有，但毕竟不是完全由自己自主经营的。可以说，晋商是发了些不义财的。
到了晚清，战争形式发生了很大变化。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俄战争，这些对晋商只有摧残。首先，这些战争几乎都是在晋商的商业经营中心区域进行。战乱直接毁灭的，是晋商的经营市场。因而遭受的打击也是最致命的。像两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对辽东、山东及直隶的破坏，大平天国农民起义对湖南、湖北的影响，八国联军对京津的劫掠等对晋商的中心商业区域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同时，所有外战的战败，不仅仅损失了难以计数的银子，更严重的是，原本属于晋商的中心商业区域也一一被列强侵占了。丧失了那么多的主要市场，晋商的生路越来越狭小了。
此外，清末的战争，比起以往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烧杀淫虐到了极点。“中兴四杰”之一的曾国藩就深谙此道，他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过程中，每占领一座城镇，便纵兵“大掠三日”，以鼓舞士气，然后再去攻打另一座城镇。这位“曾大人”极其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他究竟杀过多少人，恐怕连自己也记不清了。不过，从他的一个绰号“曾剃头”就可知其杀人之多、杀人之随便了。“曾大人”既然专以杀人多闻名，“曾大人”率领的兵杀人还不如割韭菜一般？所以，“曾剃头”早就是绝对恐怖的代名词。民间妇人吓唬不听话的小孩时，常说：“曾剃头来了。”可见，“曾大人”的滥杀早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在中国古代，火是凶兆，而烧更让人胆战心惊。要不战争为何也叫做战火呢？战争中的烧，一种是交战带来的，另一种是有意放火的。而有意放火的，往往居多。“曾大人”纵兵“大掠三日”的时候，肯定是在烈焰熊熊、浓烟滚滚中，让士兵见人就杀、见物就抢、见女人就奸淫的。而抢劫的对象，自然是富有的商家居多了。先把商家的财物抢劫一空，然后奸淫其妻女后再杀害，最终放火掩盖其罪行。如此，“大掠三日”，又有哪一家商家可以幸免？在“曾大人”的湘军与太平军争夺武汉的拉锯战中，包括山西会馆在内的商号皆“荡然无存”，正是“大掠三日”的“战果。”
据说，“曾剃头”这一绝招极灵。每占一座城镇都“大掠三日”，湘军的土气便倍受鼓舞，战斗力也为之增强。
“大掠三日”，并非单纯的违犯军纪军规，而是将帅筹饷、养军的“谋略”。兵匪一家，在军饷没有保证的时候，手里有刀有枪的军人，会变得比土匪还疯狂。抢，当然要抢富有的商家。不抢白不抢，抢了也白抢。在生命都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刀和枪似乎是最有发言权的。土匪往往劫抢富家之人，或妻妾，或千金，或儿孙，或父母，作为人质，然后送信索要巨款，谓之绑票。若富家满足其贪欲，便可放人；若不能，便开始撕票。但毕竟杀人只是手段，要钱才是目的。因此，劫匪撕票一般慢慢进行。今日割一撮头发，明天可能会断一根手指，后天就撕下一只耳朵，如此慢撕，还是为了能要到钱。
旧军队索饷也是这样。绑票勒索商家是常见的“筹饷”方法，甚至连“政府”也敢敲诈，真可谓兵胆包天了。“甘肃都督赵唯熙前因军队欠发饷项甚多，曾电请国务院接济百万两，业经照准。嗣因借款中梗，国务院无法拨凑，乃电该督就地筹集。甘军猝得此耗，兵心嚣动，因此聚谋劫掠，幸甘督事前发觉，竭力镇压，故仅一营倡变，焚掠数冢，旋归扑灭。现赵督急电国务院与参议院，请即将前认之百万两，由票号汇去，并先行电知，以安民心。并谓如不能速行汇款，则变乱仍在目前，云云。”（《大公报》1912年6月16日）要钱一时拿不到，便去劫掠，并以此相要挟，这样的军队与土匪何异？而这对商家的伤害又何其之深！
2．内忧：创业难守业更难
一个人，手里没钱的时候，他的理想可能就是赚些小钱，勉强度日，能够活命就行，但即便如此，他也要加倍用心，不敢有丝毫大意。因为这时候，生存的需求是第一位的，发展还谈不上。但当小钱到手时，他可以暂时吃饱肚子了。于是，没有生存危机的他，就可能想以十倍、百倍的努力，去挣一千元和一万元，力求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困境。这时候，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任何气馁，都会使前功尽弃。当成了“万元户”的时候，按最基本的生活水准，可以说衣食无忧了，已进入了温饱型阶层。这一阶段，从小钱至大钱，犹如在一张白纸上画画，需要的是耐心和灵感。也是人们过上好日子的必经阶段，商人发财致富的关键所在，但接下来怎么办就有两难了。一难为保本。即原有的“万元户”及相关的一切都不能失去，否则，就会又要退回到为挣百元而奔忙的困境中去了。另一难为“做大”，如何把“万元户”变成百万富翁、亿万富翁，这要求就多了。如何审时度势，如何运筹帷幄，如何奋勇出击，如何大获成功等等，不一而论。能创业者是英豪，能守业者更是俊杰。
前几代晋商创业的艰难在各大商帮中是独一无二的。无论餐风露宿向长城边防运粮，还是牵牛驾车去俄罗斯贩茶；无论涉河过江下岭南，还是西出阳关进新疆；无论跨东海去日本贩铜，还是深入戈壁荒漠劳军，其艰辛远非常人所能想像。白手起家创业，需要的是忍耐、坚毅、果敢和聪慧。被创造财富的激情所驱动，他们会义无反顾、矢志不渝，最终走向成功。
创业之难是尽人皆知的。守业不易就不一定是人人会明白的。
有“天下第一乔”之称的祁县乔家，鼎盛时资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属晋商中屈指可数的富商大贾。其最初财富是先祖乔贵发只身一人去塞外，靠磨豆腐一点点磨出来的。如此创业，艰难就可想而知了。
乔家子孙要想守住祖先一点一滴积聚的家财，首先要继承祖先艰苦创业的精神。同时，还要有变通之术。
因为时势在变，赚钱之道不得不变。
乔贵发白手创业之时，适逢康乾盛世，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全国性的市场在形成，有很多发展的机遇。尤其是乔贵发所去的塞外，正处于新开发的区域，赚钱的机会自然不少。他能靠磨豆腐发家，与当时有利的外部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个人的务实和机敏也极为重要。
等到了乔家第三代、第四代乔致庸、乔映霞当家时，外部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国势衰微，内忧外患，原有的市场份额不断被分割、挤占，想做成生意比其先祖乔贵发时要难多了。一难在时势巨变。晚清对商业的限制和盘剥越来越重。再加上外国经济势力的大肆人侵，晋商所面对的，不再仅仅只是同行业的竞争，还有清廷的压迫和列强的欺凌。二难在市场巨变。过去祖先所经营的商业、店铺等传统产业，获利越来越微小了。只有开设诸如票号之类的暴利行业，才有源源的红利可得。这就要有新的经营头脑和手段，尤其是投资新式工业，就要求要有新管理、新人才、新经营，而这些一朝一夕是显然难以做到的。特别是自两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恃武力逐渐把中国拉人其经济体系之中。面对此“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要守祖业、光耀门庭容易吗？
在这种局面下，乔致庸勇敢的承担起了守祖业，光耀门庭的艰巨任务，他找到的应变药方是以儒为商。他继承了先辈重信义的优良传统，在商场上也有过一翻大作为。但时代需要的，恐怕除过信义外，还有很多。可惜乔致庸未找到。
继承他当家的乔映霞也算一个半新派人物。曾参加过同盟会，他治家严谨，身体力行，遵守家规。重教兴学，开设新式私塾，力图使乔家子孙后代包括女人都能受到新式教育。对教师的尊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乔映霞还兴办家族工厂，试图实现传统产业向新式产业的转换，但由于客观环境的恶劣，他最终失败了。
他还力主严禁鸦片，并因禁烟牵涉进了官司。
乔致庸、乔映霞的努力不能不说是积极的和尽力的，但终未能挽救乔家的衰败，为何？除前边所说的时势变化带来市场的变化，个人无法改变以外，经营不能跟上时代变化也是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
乔映霞也算是很有才干的，在乔家及所有晋商中也不能不算是出类拔萃的，但时代需要更优秀的人，才能再创辉煌。这样的人，既要守家有道，还要变通有术，自然是极少的了。
另一方面，像乔家这样的传统家族企业，家财达到了千万两以上，应该算已经做得相当大了。虽不敢说已达到了极限，但其经营理念、管理方式确实已再难有所发挥了，除非其能打破传统的牢笼，然而，这却是他们所办不到的！他们所做的只是尽力去完善，而不会有所创新。但企业经营的本质是：若要有突破性的发展，就只有创新。不脱胎换骨，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要想守业，必再创业，没有再次创业，守业也是不可能的。
乔家及所有晋商，在晚清及民国初年这一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创业乏术，衰败也就难免了。
创新守业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在这一点上，晋商由于时代和观念的限制未能做到，那么当今的企业或团体能做到吗？
3．根性：走不出的大院高楼
平安是福，这是中国人共同的观点。只要你稍微留意一下，从城市到村镇的地名和人名中有多少安字，就会明白这种观点是多么强烈了。北京地名中的安字恐怕是最多的。天安门、地安门、西安门、安定门、左安门、右安门、平安里、安惠北里等等，只要走上北京的街道，几乎随时都会遇到这个安字。北京以外的地名中的安字也不少。西安、安东、安庆、安阳等举不胜举。有的并未直接出现这个安字，却都是这个意思，如西宁、南宁等等。安稳、安定的生活，是所有中国人世世代代做的梦。连起名字也不能忘。希望有安国安民的鸿鹄之志者，名叫安国、安民；希望能继承祖业的，叫安祖、安先；不求闻达只愿平定的，叫安定；由乱到定的，叫新安；由弱到强的，叫宏安；由穷到富的，叫金安。总之，一切以安为主。
传统观念中的所谓“安”有两层意义：一要有房子，二要有孩子。有了房子和孩子，既能安居乐业，又能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完成古人所谓的成家立业两件大事。安字的结构正好表达了这两层寓意，上为房子，下住女子。“娶媳妇、盖房”不就是在图一个安吗？传说，西汉汉武帝刘彻为太子时，长公主想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嫁给他。刘彻高兴地说：“若能娶阿娇，我将修建一座金屋，让她愉快地住在里边。”这便是成语“金屋藏娇”的来历。皇帝固然可以造金屋、娶公主，平民百姓哪能有如此的“高标准”呢？
他们在贫穷的时候，想的是温饱；在温饱的时候，想的是安定；在安定的时候，想的是富有。
只有在温饱了的时候，人生的两件大事才有指望；只有在富有的时候，人生的两件大事才能办得更好。
晋商作为“先富起来”的一代人，自然有条件、有能力把人生的两件大事办得更风生水起，非同凡响。他们不仅在当时备受艳羡，就是在今日，人们提起来也羡慕不已。现代人的两件大事如果能办到晋商那样的程度，就足以为自己骄傲了。
兴修大院，是晋商所办人生两件大事中最为世人所称道的，也是他们留给今人的一大笔遗产。
在晋中汾河平原上，晋商的富商大贾所建的大院由北向南依次形成了一个大院分布带。从榆次常家大院到太谷的孔家大院、曹家大院，从祁县乔家和渠家大院到灵石的王家大院，那一家大院不是富丽堂皇、雄伟壮观？那一家大院不是庭院春深、冬日苦长？
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坡上，崛起了一大片一大片飞檐翘壁的房子，在今天也是非同凡响的，在一二百年前，那不是奇迹是什么？
在残烂不堪的矮小茅屋中，鹤立鸡群地矗立着一座高楼深院，这样的反差，是何等的强烈？
把祈求平安、幸福美满的心愿，全部寄托在大院之中。乔家大院的整体布局是一个“喜”字，祈求每一间房子、每一位主人，每一堵墙及阳光，每一株花草及柔风，每一个日日夜夜，都喜气洋洋、喜不胜喜、喜出望外、喜从天降、喜上加喜。同样，曹家大院的整体布局也是一个大大的“寿”字，想让这高楼深院里的人都能长寿，人脉绵延不断，这是曹家巨商的美梦。而乔家大院正门砖雕影壁上的“百寿图”，那一百个字形、字体各异的“寿”字，不正表达了所有晋商百倍祈安、百倍祈稳、百倍祈长久的心愿吗？
让木头说话，让石头呼吸，大院凝聚了晋商全部的激情和希望。
融南方的秀美、北方的雄浑于一体，大院体现了晋商所有的灵性……
但“喜”真能在大院中常在吗？
“寿”真能比南山吗？
“福”真能如东海吗？
乔家堡、王家堡、毛家堡，堡堡厚重却阴森；大院、大院还是大院，院院高墙拱卫却暮气沉沉。
一房挨一房，一座四合院又一座四合院，但祈求平安长寿的梦，真的能实现吗？
“北京看故宫，晋中看大院。”
无疑，在大院和故宫之间，是有着一种必然的联系！
豪华奢侈的宫廷与富丽堂皇的大院，皇帝老子与巨商豪富，这两者存在着怎样的相同之处？
百官朝贺与儿孙满堂，三宫六院与妻妾成群，这又有何区别？
一样的，都是一样的主奴有别；对有的人是天堂，对有的人是地狱；一样的，都是一样的，无论是白与昼还是生与死。
皇帝们住进故宫，就不愿再出去了。那里倾尽天下之财、天下之美、天下之梦，足够享乐和满足的了。但宝座下，可能藏着陷阱；金銮殿上，往往充满了杀机；御宴中，也会下了毒药；美女手里，有时也紧攥着绳索……乐极生悲，富极必衰，说的不仅仅是品性，更是哲理。沉湎于享乐的皇帝，总以为天下太平了。孰不知，此时民变蜂起，生灵涂炭，他升天的大限也已不远了。
家国一理。
常年累月深居大院中的晋商们，也已经“蜕化变质”了。由走南闯北、叱咤商场的大商人，变成一个个养尊处优、贪图享乐、不思进取的大老爷，难道仅仅只是改换了一下称呼吗？
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江南的货源，焦虑的不再是塞北的行情，盼望的也不再是海外的客商了。整天“饰亭台，聚古玩，买娇童于吴闾，购美王子燕赵”，哪里还且点商人的味儿、商家的风习呢？
他们看的不再是可以生银子的货物，而是只花银子才肯粉墨登场的戏角儿；谈论的，也不再是市场的动态，而是鸦片烟的味道；怀抱的，不再是千里贩运的行囊，而是千挑万选出来的粉面、酥胸和玉腿……这样躺在美色上的安乐，又怎能长久呢？
虽然也有家规号规约束，但与那时的所有法规一样，还不是一纸空文？
如果说故宫是一个王朝又一个王朝腐败、没落的根源的话，那一家又一家大院正是晋商衰败的象征。
在如此富丽堂皇的高楼深院住惯了，又怎能再穿餐风露宿贩运货物时穿的粗布烂衫了，怎能再吃服牛架车时勉强充饥的粗茶淡饭了，怎能再安步当车、长途爬涉了，怎能仅仅与兄弟、与父子、与朋友为伍了，怎能不一呼百应了，怎能不为头上增添光环了……而每一种“高消费”，每一次“上档次”，都得由银子来完成。但窖藏在大院中的银子再多，也是有数的。只出不进，坐吃山空，是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的。
大院这样的兴衰与故宫上演的改朝换代闹剧不是一样的吗？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位女诗人慕名造访曹家大院，回来后，她由衷的感慨有三：如果让她长期住在那里，她会有三种结果，一是自杀，二是发疯，三是狂抽鸦片。这样的结果，其实正是所有“逍遥”在大院中晋商的结果。他们哪一个例外了呢？
4．一言堂：错失机遇的罪魁
“敬启者：我晋人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乃自甲午、庚子以后，不唯倒欠累累、即官商各界生意，亦日见萧疏。推其原故，因由于市面空虚，亦实以户部及各省银行次第成立，夺我权利；而各国银行复接踵而至，出全力以与我竞争。默计同行二十余家，其生意之减少已十之四五，存款之提取更十之六七也。即如户部银行所至之处，官款即全归其汇兑，我行之向做交库生意者，至此已成束手之势……吾等焦灼万分，徬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自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诸执事久涉界家，阅历最深，于世事变迁更已洞若观火，即无吾等刍言，必已成卓在胸。思为改良之计，吾等睹此变局，悚心骇目，谨合词妄陈，望垂察为幸。专此敬请台安，立候回示为盼。”（《京都祁太平票帮公启》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申）
如此诚恳而强烈的呼吁，如此激切而恭谨的企盼，如此真知灼见，从京都，从各地历经千山万水到了晋中那些安居大院中，悠然听晋剧、抽鸦片的东家和大掌柜手里，但得到的不是一阵无情奚落，就是束之高阁、被灰尘埋没的结局。
在这些手握票号命运的人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昔先辈创办票号时，那种勇往直前、南征北战、开拓业务的决心和信心了。幽深的高楼大院和已有的成功，消磨去了他们的进取精神，绵延的太行山已挡住了他们的视线，看不到天下时势，满足于分享大院夕阳的余辉，岂能再像初升的朝阳那样光耀神州？
危在旦夕之间，他们却仍无丝毫警戒之心；厄运已经来临，他们却仍在自我欣赏和陶醉，悲剧怎会不发生呢？
他们对来自京城的再三呼吁尚且如此淡漠，对来自其他地方的建议就更是置之不理了。
营口分号吁请：“祁太平票号诸位乡台大人阁下：敬启者，月初接得京庄我帮公函，去岁前后寄过祁太平公信底一纸，平帮寄过公信底三纸，内云我帮意欲公立银行一事，此举尽美尽善，诚为当务之急务，其中节略已早在诸翁鉴中，谅有主见，弟等曷敢昌渎。惟是时不可失，机会难再，宜急不宜缓也，宜速不宜迟也。”
奉天分号吁请：“银行之立，盖我晋人命脉之所系，急宜筹办，而不容稍缓者耳，谅无不在乡台烛照之中。感蒙及早筹划，合力研究，勿守旧章，决更新法而成立，则我帮之幸甚！仰亦晋人之幸甚！”
汉口分号吁请：“若不改弦易辙，将有不堪立足之势。”
广东分号吁请：“各执事名高商界，才裕等谋，对此自设银行之举，当必早有成见。务希联合同志，协力实行，不胜企望之至。”
重庆分号吁请：“倘若再不见机而作，恐将来有无机之叹。”
成都分号吁请：“全晋后辈幸福，全赖平祁谷老号执事成议。”
这样难得的远见灼识，这样可贵的满腔热情，这样异口同声的吁请，足以让顽石动摇，足以使死灰复燃，足以让乌云尽散，但却不能使那些手握票号大权的“乡台大人”动心，却难得到那些“各执事”给与一个满意的回复，难道这些“乡台大人”、“各执事”真的对风云突变的时势视而不见、闭目塞听到了极点，难道他们看不见时势变化，也看不到进账的银子越来越少了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各分号异口同声的吁请与各总号不约而同的漠视，决非“某号某公”一人之偏执，而在于所有票号本身之致命弊病使然。
从组织结构上看，晋商各票号都实行联号制。其开拓和占有市场的优势显而易见，总号统辖分号，分号只是总号派出的附属机构，只负责所在地的业务经营。在资金支配、人员调整以及重大业务项目上，皆要听命于总号。同时，还实行完全的总经理负责制，把东家的所有权和总经理的经营权有效地分离开来，自然极为有利于经营和票号发展，但在赋予总经理经营权的同时，却没有建立严密而有效的监督机制。作为票号所有者的东家对总经理的约束仅仅只靠双方所订的合约及号规。其中，最严厉的便是辞退了。虽有担保制度，但那都是以防万一。平时对总经理的监督措施几乎没有。东家签了合约，订了号规，商定给总经理的顶身股后，便把票号的经营管理大权悉数交给总经理了。票号经营的亏盈、人位的增减、项目的选定，皆由总经理独裁。总经理以下人员，皆是总经理委任的办事者，只有听命于总经理的义务，而无参与决策的权力，实际上连提建议都不被“允许”。总经理犹如一个封建君主，是不会倾听别人的建议的，尤其是票号内伙计的建议更不会听。即使伙计说的对，也不会听。若听了，不是证明总经理不如伙计吗？就是东家，有什么经营的想法，也只能与总经理商议，否则，就违犯了东家不得干预号事的惯例。显然，总经理全权负责制对东家特权的限制是严格和有效的，而对总经理充分放权的同时却未能有效限权。尤其是从法规和实际上，完全剥夺了总经理以下伙计参与管理和决策的权力，这与现代公司制度相比，是极大的弊病。
在平时，若总经理的经营策略是正确的，那这种制度的优点尽可得到充分发挥，甚至一时能够创造出比现代公司高得多的效率，进而更深地掩盖了其弊病，但如果总经理的决策出现严重错误，危及整个票号的发展的时候，那这种制度的弊病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谁来监督总经理？
是东家，还是其他伙计？
伙计显然根本不可能，他们只是“干活的”，只有惟命是从的权力，谁也不敢去监督“大掌柜”！东家倒是有这个权力，但在总经理聘任期间，东家轻易是不过问号事的，这是惯例，更是规矩，东家如果自己首先不遵守自己订的号规，以后谁还会再受聘于东家呢？
按说，对总经理最有效的监督是市场！赚不回来银子，说什么都不管用，撤庄、亏损的教训，足以证明总经理经营的错误，但那都是“马后炮”，是事后诸葛亮，亡羊补牢犹为晚矣，不能防患于未然，这样的监督又有何意义呢？更何况，拿票号的命运换一个教训，所付出的代价，不是太大了吗？
改组为银行，这件关乎整个票业乃至晋商未来的大事，在这种缺乏活力的制度面前，一次又一次被延误就不奇怪了。上情可以下达，这是这种制度的长处，可以保证总号对各分号的有效统辖，尤其是总经理的决策能够贯彻执行；下情难以上达，是这种制度致命的弊病。一家票号决非一人之票号，若难以集思广益、集众人的智力、共谋发展，是断难以真正“做大”和持久的。而下层在任何时候都是大多数，是最有发言权的，忽视了下层，实际上等于断了根，上层也就不能生存了。票号的下层就是分号和伙计，不仅人数上占了绝对的大多数，其所做业务也几乎是票号整个业务的全部。在总号直接做的业务量很小的情况下，分号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但分号只有听命总号的权力，而无参与重大决策甚至建议的权力。这样，总号的决策者们，躲在晋中小县城和山村中所作出来的决策，往往就与通都达邑甚至海外市场的变化相差甚远，有的简直就是格格不入的。就说这办银行，无论京都及各地分号怎样吁请，总号的决策者们就是不为所动，奔走呼号归奔走呼号，没有决策权，到头来就只有遗憾而已了。
与其说这是人为之误，不如说是制度之弊更为确切些。假若已显僵化的联号经营制和总经理全权负责制有所更改，增添一些“下情”，赋予一些下层的权力；假若总号搬离封闭的、远离商业和金融中心的晋中大院；假若总号的决策者变成是对市场动态极为敏感的、富于进取者，那整个票号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如果”，其实是一枚只能想不能吃的“禁果”，都不能送给幼稚园的孩子，怎能用来设想“汇通天下”的票业的命运？！
“根本毫无动摇”，在陈腐的理念和运营模式面前，任何吁请，都会如石沉大海一般，这便是悲剧之所在！
当然，那些晋中黄土高坡上的决策者们，可以不理会来自各地急切的吁请，但不能不管一天比一天少的银子！
银子是命根子！对银子的重要的认识，他们与分号和所有的人是没有什么分歧的。
可是他们有一种错觉，他们认为进账银子的日益减少不是由于票号本身的弊病所致，而错误地坚持是承揽官款业务未做到家。因为票号及他们的辉煌，几乎全是官商相合的杰作。所以，这些决策者潜心尽力所为者，依旧在继续结交官吏上，而非研究金融市场的变化。他们笃信，过去结交官吏可以包揽大宗官款业务，现在乃至将来永远会是这样。这才是他们久久不为那么多的吁请所动的最主要的根源。至于其他，都在其次。因为他们再保守、再僵化，也不会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何况，交通日益发达，信息越来越灵，最主要的是银子越来越少，他们岂能不有所思、有所动？
思，肯定是思了，但思路仍在老路上，还是官商相合，而这已经越来越走不通了，可他们却看不透。官款生意的厚利和容易，让他们难以割舍，何况，对于新式银行以工商信贷为主的经营模式，他们也心里没有底，走新路哪里有走老路轻松？因此，他们对此项建议的漠视并不是意气用事的偏颇，而是对“祖业”的维护。
动，肯定也动了，不过，不是向前动，而是原地踏步甚而倒退一步。转回到过去，他们认为此时的危机与“长毛作乱”一样，虽然巨大但终会过去，亏损甚至撤庄会随着时局平稳而好转和恢复。孰不知，此一时彼一时，处于外国银行和大清银行的两面夹击之中，票业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若不断然变革，那连补救的机会也都没有了。但他们不相信时势变化，不相信各地的吁请是实情，只凭已经过时的经验就想应对危局，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5．用人：失一士而商亡
1914年阴历9月，发生了一件令山西票号及全中国商界都永远难以忘怀的事情。号称“天下第一票号”的日升昌轰然倒闭了。初创时，它曾像一轮红日一样升腾，辉煌无比，败落时，却也用一末残阳苦诉着自己的无奈。
资金雄厚、信誉卓著的日升昌票号，为何这么快、这么早、这么惨地走向倒闭呢？
据《大公报》分析：“所以关闭如此之速者，尚有种种之近因。第一种原因为广西之官款……第二，该号之正经理为郭斗南，副经理为梁怀文，就资格论梁应居正。惟梁为人公正朴实，自革命后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极力阻止，因而不得东家之欢心，梁无耐遂于去岁出号。梁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梁去人心亦为之瓦解。第三，京号之股东（应为经理）有赵邦彦者，因号事吃紧，托病回晋，一去不归。代理人侯垣（侯资格甚浅，又因作保合盛元一案，合盛之执事人逃匿无踪，检察厅屡向侯垣索人，如无被保人即将保人押起等语。侯外遭检察厅之逼迫，内受各债主之追索）遂私携带伙友账簿逃归。有此三种近因，二百余年之日升昌，遂乃一败涂地矣。”不难看出，日升昌开始倒闭的直接原因是用人失误！
首先，选聘赵邦彦这样一个不能独当一面，遇难即退，既无才干又无勇气的人，在面临危机之时去充任至为重要的北京分号经理，无疑是其总经理和东家用人的一大失误。其次，在极不称职的赵邦彦“托病回晋，一去不归”的情况下，绝对不能再派一位“资格甚浅”的侯垣接替。正由于侯垣“资格甚浅”才冒然牵涉到“作保合盛元一案”，成为日升昌开始倒闭的最直接的原因。同样，这位侯垣与赵邦彦一样，遇难不是设法周旋，寻求解决的良方，而同样是逃之夭夭。这无疑是其总经理和东家用人的第二大失误。
那么，在连连用人失误、危及整个票号生存的危急关头，郭斗南作为“总领号事”的总经理，都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该号之正经理郭斗南见事不祥，托辞觅取，逃避无踪，故外间有郭已投井之谣传……此处之各执事人，更纷然若鸟兽散矣。”北京分号经理一个个都逃跑了，连总经理也“逃避无踪”，日升昌又怎能不倒闭呢？
“其副经理梁怀文已经辞号年余，闻此消息知东家李五典等破产在即，无人出来料理，心不自安，乃挺身而出，自谓年已六旬，久蒙东家豢养，今当急难，若袖手旁观，良心何在，乃随同冀体敬等四人投往县中，来京料理债务之。”（《大公报》1915年1月23日）在“今当急难”之时，一个“逃避无踪”，一个挺身而出，对比是如此的强烈，差别是如此的明显，选聘错了总经理是日升昌最大的失误！
郭斗南虽能“得东家之欢心”而任总经理，但既无总经理之才又无总经理之德，在“今当急难”之时，不顾号事，竟一逃了之，是一点也不称职的。由此可见，他既能“对于东家提用款项”提供方便，其他违犯号规的事肯定也干了不少。比如像接连选用赵邦彦、侯垣这样和他一样毫无责任感的人，其中的“方便”还会少吗？
而用人失误的根子在东家李五典身上！
他明知梁怀文“为人公正朴实”，“在号中素为大家所推崇”，“论资格应居正”，却弃梁怀文，而让郭斗南做总经理。显然，在对票号经营和发展有决定影响的总经理聘任上，东家李五典私心起了关键作用。他仅仅看到了郭斗南会以违号规提款讨自己欢心，对于他的无能和缺德缺乏应有的预防和制止。以致于造成了票号内“人心为之瓦解”的严重后果。在“今当急难”之际“纷然若鸟兽散”的，正是那些平时会讨“东家之欢心”，为东家违犯号规提供方便，更为自己违犯号规设置掩护的人。
因此，用人当用那些“公正朴实”之人，“素为大家所推崇”之人，知恩图报、“心不自安”之人，决不能用背信弃义、违背良心的人。
品德和才能同等重要。
如果东家李五典在总经理聘任上，能量才录用，出于公心，让梁怀文做总经理，那日升昌可能就是另一种局面了。梁怀文是一位正直且极有才干的人，他做总经理，赵邦彦、侯垣之流就绝不会受到重用。那来自北京分号的危机，也许根本就不会发生，即使发生了，也能得到很好的控制。
如果东家李五典能够洁身自好，自己不带头违犯号规，而是让藏有私心的赵邦彦等人“出号”，那何至于“人心为之瓦解”，“纷然若鸟兽散”呢？
公生廉，廉生威。东家李五典用人不公在前，郭斗南等误号事于后，也算得上因果报应吧！
所幸的是，尚有梁怀文这样有良心、有才干的人为日升昌善后。当时，梁怀文等抵京“辗转两月，开会数次，与在京各债权筹商办法，再三斟酌，与其破产于债权无甚裨益，何如别开生路或有挽回之望。”（《天津商会档案》1914年）
希望总是有的，全在于争取。
梁怀文等的努力没有白费。“京外债权人多数赞成复业”，给濒临倒闭的日升昌带来了一线生机。
这无疑全赖梁怀文之功！
《中央银行月报》对此已有公论：“更有票号一家倒而复起者，为日升昌。日升昌本于民国五年倒闭，所欠外款约二百万，经理逃避。赖副经理梁怀文君出面与债权人周旋，开诚布告，和盘托出。除将东家李姓宣告破产外，复将该号内外财产清理明白，尽其所有交代债权。于是债权人感其诚恳，佩其正直，遂将该号财产仍托梁君经理，恢复营业，票号首创者日升昌之招牌因以保全。”
由此可见，成在用人，败在用人，实乃千古不移之至理名言。
从现实的角度讲，当今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不仅要有经营才干，还要有良好的品德，两者缺一不可。
人才能够兴业，庸才只会毁业，有些晋商中很多票号之所以败落，大都与日升昌相似，犯了用人上的错误。
6．取利丧身：国难财可以发吗？
在晋商发展史上，有这样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让人感慨万千。那就是，民族危难越深重，晋商似乎就越发达。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赔款加上所谓的赎辽费共约二亿多两白银，在财政人不敷出、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清政府靠举借外债偿还了这笔对日赔款。这便是所谓的“俄法借款”和“英德借款”。
清廷在1895年和1896年两次向俄法英德等国银行借款折合白银一亿九千多万两，支付了前两次赔款。后来，感到这几国银行是在趁机勒索，便筹发行内债券，“昭信股票”就出笼了。但由于认股有限，同时，由于“英德续借款”又借了一亿多两白银，对日赔款才算全部赔清了。
那么，这么多的外债，又如何尝还呢？
“臣等昼夜焦思，万不得已计，惟有先将俄法英德二款本息，由臣部库与各省及各海关分别认还，庶几犹足集事。拟以每年应还俄法英德二款作为一千二百万计算，先尽部库内有之西征洋款改为加放俸饷一款，并新筹之盐斤加价一款，及应提之广东闱姓捐输一款，三款内凑银二百万两，各省司库分认五百万两作抵外，下余……而派令各海关分认五百万两，量其物力定以等差，开具清单，恭呈御览……”（《皇朝道咸同光奏议》卷二十六下）这样，就等于把战败赔款的负担全部转嫁到老百姓身上了。这就是腐败无能的清廷所谓的“皇恩浩荡”吧！只要能克扣就克扣，只要能加征就加征，“于各省所收地丁、盐课、货厘、杂税及各海关所收洋税、洋药税厘项下，除常年应解京饷、东北边防经费、甘肃新饷、筹备饷需、加放俸饷、加复俸饷、旗兵加饷、因本加饷、备荒经费、内务府经费、税务司经费、本关经费、出使经费等项仍照常分别批解留支外，其余无论何款，俱准酌量提划，各照分认数目按期解交江海关道汇总付款。”（《同上》）
分摊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地方官员的负担加重了，而各地官员应对的方法就只会是搜刮民众。以第一期总数为一千二百万两赔款的分摊中，摊派还款最多的广东为例：仅盐斤加价就多达十万两，地丁盐课、盐货厘等多达六十二万两，捐输多达四十八万两，加放俸饷十万两，总共多达一百三十万两。其他地方虽总数没有广东多，而各项征收都在成倍增加，百姓之苦可想而知了。
犹如抽血一样，百姓之血就这样一点一点被抽走了。
而获暴利的，首先不用说是列强了。日本依恃武力一次就掠夺二亿多两白银，无疑比强盗还强盗。其国势的日益强大，显然，有赖于此次“大输血”。俄法英德四国虽未动武，却挟银勒索，获利不见得比日本少。
除列强外，票号便是最大的获利者。前文虽已提到过战乱给晋商带去的是破坏，但面对这种破坏，“聪明”的晋商却能于火中取栗。
战前，清廷曾多次明令禁止票号汇兑官款，或仅仅只默许部分地方的官款交票号汇兑，相当多的官款仍按老办法现银解运。
但这次变了。
还外债皆集中于江海关，有两难不得不依靠票号：一是外债不同于内债，是绝对不可拖延或抵赖的。拖延日期就要加罚金，洋人的淫威会让清廷惧怕万分。因此，按过去的现银解运肯定难以准时，惟有交票号汇兑才不会延误。票号汇兑的便捷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就是要向票号借垫。尽管各地都分摊了认还的银两数额，但这只是纸上的数字，要想一一变为白花花的现银，恐怕不是那么容易办到的。在税捐本身就已极重的情况下，再成倍加收，老百姓身上会有多少血汗，能供如此疯狂地吸榨呢？
但还外债是一两银子都不能少的。
而摊派认还的款总又收不上来，怎么办呢？
向票号借垫！先应对外债，等各种摊派认还银两收齐了，再还票号。这样，汇兑分摊债款，就基本上由各地票号包揽了。
四川的还款，由协同庆等票号承汇。在四川总督奎俊奏为汇解俄法借款本息片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兹查光绪二十五年限期已届，奴才督饬司道竭力筹措，凑得司库裁减兵丁节省银二万两，减扣六分平银一万两，截留滇饷案内二十五年捐输二万两，加增税契银三万四千两，盐库盐筋加价银三万两，官运局盐筋加价银十万两，重庆关洋税银二万两，共银二十三万四千两，由司体铸。库码一付，于二月十八日支交协同庆等商号承领，限令三月十七日解赴江海关交收。”（《军录》财政类卷号46—48）从这笔款项的来源不难看出，这位总督大人是如何减扣、截留、加增各种税捐的了。而刻意盘剥百姓成为官员和政权的职责的时候，其腐败、丑恶就达到了极端。
惟有票号，能在汇兑这类债款中获利。
说票号在发国难财，一点也不为过。
与协同庆票号承汇四川债款一样，同庆丰票号承汇了云南的、百川通承汇了广西的、合盛元承汇了安徽的，蔚盛长承汇了江西的，乾盛亨、协同庆、蔚泰厚共同承汇了湖南的，蔚泰厚、源丰润承汇了福建的，蔚盛长、新泰厚、日升昌共同承汇了河南的，合盛元、蔚盛长、日升冒共同承汇了山西的……几乎各地的分摊还款都被票号包揽，这些“大宗业务”都是甲午战败的直接“战果”。在老百姓被敲诈勒索的时候，票号却“业务”剧增，获利丰厚，不是发“国难财”是什么？
而“庚子之变”，国难益深。《辛丑条约》赔款达四点五亿两白银，成为列强对中国最大的一笔勒索。
与《马关条约》对日赔款一样，清廷还债的办法仍旧是依样画葫芦，大借外债。四点五亿两白银的赔款转变成为年息四厘、借期三十九年的外债，就增加了一倍多，本息高达九点八亿两了。按当时中国的人口分摊，等于每人被勒索了二两白银。
挟款侵权，英、德、俄、法等国在成为清廷最大的债主的时候，还攫取了中国的海关税、常关税及盐税和厘金的征收与支配权。名义上是以这些税收作为还借贷的保证，实际上列强借此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金融，进而操纵政治，国家的主权横遭侵害，人民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庚子赔款再加上还日本的“四国”借款等，共八项借款，总数多达十几亿两白银。“据全权大臣先后来电并还款表一纸，计此赔款论定四万五千万两，前数年每年本利银一千八百八十二万九千五百两，嗣后按年递加，每年二千余万两及三干余万两不等。光绪三十九年止，总共本利银九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另有允缓半年付利银九百万两，分三年带交，由西历明年正月初一日，即华历本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起照数付足。款目之巨，旷古罕闻；限期之迫，转瞬即届。就中国目前财力而论，实属万不能堪。然和议既成，赔款既定，无论如何窘急，必须竭力支持。”
票号在汇兑中，所获利一为汇费，二为得空期放贷的利息，三为平色。究竟有多少呢？1906年，是票号发展的极盛时期。这一年，各票号汇兑总额约在八亿两多。其中，仅日升昌票号一家就多达三千多万两。可见数额之巨大。而汇费也就更多了：同治年间，“适值军务未靖，路途多有阻滞”，由奥海关汇兑京饷，“议定每千两给汇费银四十两”，后增加到了六十五两。到了光绪年间，汇兑京饷汇费每千两仍在四十多两左右不定。汇兑江海关的赔款汇费，“广东至上海，每万汇费二百两，浙江汇上海，每万汇费六十两……其山东；福建、广西三省汇上海之费，尚未议有定章……至借用商号银两，每月以一分五厘利息……（《军录》财政类卷号三十五，光绪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汇费是根据距上海的距离及数额议定的。各地差别很大，比如光绪二十六年安徽汇往上海，每万两汇费为九十两；同年，广西汇往上海，每万两汇费为二百两。广西是安徽汇费的两倍还多。这其中，除必要的支出之外，便是纯利润了，像日升昌的总汇额达三千多万两，那毛利一算便知了。
茬子三二夏、三事夏蓑暮黾：适蔓篡万、数十万前言款，按月息六七厘的利息放出，获利之多，可想而知。而存期越长，获利就越多。从1904年开始，虽然存官款开始计息，存贷的利率之差仍不小，再加上平色所得，票号在承汇赔款中，所获暴利就成了天文数字了。
这样的暴富，对票号来说，自然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了。但对百姓和国家而言，这样的赔款越少越好，最好没有。倾国家民族之财、之命脉，断送的，不仅仅是根基，更有生机和希望。
全民备受困苦、备遭灾祸之际，独独票号从中渔利，决非民族之福！
而随着造成这一切灾难的制度的毁灭，这样的“业务”也就无从做起了。
现实给晋商也给所有的商人上了一堂课：发“国难财”是难持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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