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慧 译

    “嗯，我还记得：当时我给母亲写信时没写自己的真名，落款写的是普尔·约里克，她收到信后到处问邻居，究竟谁是普尔·约里克。哎，战前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杀死三百万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天空还是那么蓝，跟以往一样蓝，到处都是蓝天。死亡又一次来临，但是死亡过后将会是自由。我们将变得自由而可笑。”

    “下第一场雪时，我们相互认识并加深了了解。”

    米卢·科伦扬斯基

    关于卡尔诺耶维奇的日记

    1921年

    1 启程之前

    早就打算去一趟塞尔维亚，自从四年前东斯洛文尼亚战争结束、武科瓦尔市被摧毁、波黑战争爆发以来，我就想去塞尔维亚看看。关于这个国家，我只知道贝尔格莱德，将近三十年前我曾经作为哑剧编剧应邀去那里参加一个戏剧节。我大约在那里待了一天半的时间，却碰上了一场持续不断的骚乱，如今我只记得年轻的我满怀愤慨，或者说满腔都是一名作家的愤慨。前来观看哑剧的观众很多都是塞尔维亚人，我当时以为他们都是南部乡村地区或者巴尔干地区的人，我甚至认为这个地区的人肯定还不够成熟，因此他们根本看不懂舞台上那么长时间无声的表演。对于贝尔格莱德这个大城市，我也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只记得萨瓦河和多瑙河两岸都是缓缓的斜坡，河水流过斜坡，最终在平原汇合。我对河流本身没有什么印象，因为当时满眼看到的就是这块所谓的“典型的共产主义”高地。前不久，我再次去贝尔格莱德，当时它还是南斯拉夫的首都。在一条僻静的大街上，路两旁都是菩提树，秋风吹过，落叶满地。我无意中路过“作家之家”，不禁又想起了上次参加艺术节的经历。当时我在那里受到了热情款待，因为自己年轻气盛，总是高傲地摆出一副作家的姿态，因而遭到了米约德拉克·布拉托维奇的嘲笑。这位先生年纪也不算大，当时在整个欧洲都很有名，我也曾经非常狂热地读过他的书《红公鸡飞上天》。（几年前，南斯拉夫战争期间，先生去世了。在贝尔格莱德，曾经有人告诉我说，布拉托维奇在人生的最后阶段，仍然喜欢嘲弄人，同时也爱帮助人。不知道当时除了南斯拉夫，还有哪个国家会悼念他？）

    主要由于这几年的战争，促成我决定去塞尔维亚看看。自战争爆发以来，塞尔维亚这个国家就被普遍称为“侵略者”。当然，在南斯拉夫联盟所有加盟国中，我对塞尔维亚了解最少，这也正是它吸引我的地方。另外，最近有关塞尔维亚的媒体报道和看法也非常有意思，甚至有一些传闻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我必须去实地了解一下。过去四年来，关于塞尔维亚的几乎所有图片和报道都是来自战争前线或边境两边的某一方，一旦有来自另一方的消息，我慢慢也觉得这些消息只是一种常见的、人为的视角——是在我们的感官上造成的假象——，无论如何也不是亲眼目睹的。于是，这促使我决定到镜子的背后去探个究竟；这促使我去看看伴随着每一篇报道、每一个评论和每一个分析越来越陌生和值得研究，或者值得看一看的塞尔维亚国家。如果谁现在认为：“啊哈，亲塞尔维亚派！”或者：“嗯哼，亲南斯拉夫派！”——后者是德国《明镜周刊》的用词（这样一个词语？），那他就不必继续往下看了。

    虽然前几年我也收到过这个和那个邀请，让我去这个已经大大缩小的南斯拉夫，或者塞尔维亚或者克瑞纳戈拉、黑山等地。但我不想在那里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即使是半个公众人物。一直以来，我的想法是：如果我要去的话，那也仅仅是作为一名普通的过客，不是以外国人的身份，也不是旅行者；不仅要去大城市，比如贝尔格莱德、铁托格莱德（现名：波德戈里察），而更要去小城镇和村庄看看，可能的话，还要远离居民区。当然，我也需要找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旅伴，也许翻译。虽然我曾经在三十多年前的夏天去过亚得里亚海的克尔克岛，依稀还记得一点点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也会说几句斯洛文尼亚语，但是对于这次非同一般的旅行，我那一点语言水平可能远远就不够了。（相反，那陌生的西里尔字母，我还不成问题；我时常不得不磕磕巴巴地去破解它们，好像这恰恰适合我的打算。）

    很凑巧，我早就认识两位塞尔维亚朋友。这两人年轻时就离开了他们的国家，时不时会回家看看，如今在战争期间也一样：看看父母或者守寡的母亲，或者他们婚生和非婚生的孩子，以及他们早年分手的塞尔维亚恋人。其中一个名叫扎克·拉达科维奇，他把我的一些作品翻译成了塞尔维亚语，自己也写些东西，当然为了生计。他在贝尔格莱德上完大学之后，后来在德国的图宾根待了很久，当过翻译，还在“德国之声”广播电台当过德语报刊文章播音员，主要面向巴尔干地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也经常处在内心的分裂中，一边身为塞尔维亚人，一边又不得不违心地播音（借用德国《法兰克福汇报》的说法，不允许有丝毫的“亲塞尔维亚派”倾向），但他仍不愧是一个忠实的翻译——相反，作为播音员，有时候声音则更加不听使唤。有可能，这样的生存状态使他越来越寡言少语。自战争开始以来，我的这位朋友就突然不说话了，不仅面对敌人圈子是这样，甚至面对朋友圈子也如此，在我面前也一样。他还继续翻译一些东西，尽管战事不断，仍然在贝尔格莱德、尼斯或者诺维萨德出版成书，可是我再也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消息——扎克·R还活着，在翻译，在写作，仿佛自愿选择消失在黑暗里。为了寻找到他的下落，我只能求助于那最后一个还和他保持联系的人，一个远在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徒。虽然寻找这个摩门教徒费了很多周折，但是这个塞尔维亚人和我这个奥地利人很快就又联系上了：从科隆打来电话——是的，约定十一月初在贝尔格莱德见面，“我正打算去那里看望我母亲”。接下来一个星期，我们计划一起驱车前往波斯尼亚边境。同样“正好”，他也要去德里纳界河边一个小城，约好去会见前妻以及他们的女儿。她们就生活在那里，如今女儿快18岁了。

    另一位塞尔维亚朋友叫兹拉特科·B，差不多十年前，我在萨尔茨堡认识了他。我早就想通过他进一步了解他的国家和人民。兹拉特科是萨尔茨堡一家餐厅的常客。这家餐厅位于城郊出城方向的莎尔莫斯大街主干道旁。当时，我也经常去那里，多年来养成了习惯，也是因为餐厅里的老式点唱机总是大声播放着同一个乐队的曲子：克里登斯清水复兴合唱团[38]的歌曲，诸如：《你看见下雨了吗？》《从后门往外看》《洛迪》等。兹拉特科起初在那里玩牌，每次都下很大的注。他出生在塞尔维亚东部一个农家，后来在贝尔格莱德学习办公机械修理，之后在部队服役了很长时间，驻守过南斯拉夫的很多边防地区。之后，他离开塞尔维亚来到奥地利，据他自己说，为了赚钱。他在萨尔茨堡郊区一家洗衣店里打工，没有赚到什么钱。后来他又去一家旅行社帮忙跑差，仍然没有赚到钱。再后来，他就在一家名为米尔杰姆的酒吧做了职业牌手。很可惜，他只是单兵作战，面对欧洲成熟的牌手帮派，他一直都没有机会获胜。（我还记得他每次输了牌之后，总是仰望着看不见的天空发呆。）从那以后，可以说，他变得规矩了，踏踏实实地找些零工做，都是一些临时的散活，也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有时候，只要有人需要，他也能充当一个画一些奇怪的风俗画的画工，远离斑斓的色彩，也不仅仅是塞尔维亚式的幼稚想象——会让人想起19世纪斯洛文尼亚的蜂箱画（可以在布拉德湖畔的拉多夫利察一家可爱的博物馆里看到），或者还会让人想起格鲁吉亚流浪画家皮罗斯马尼[39]的旅馆招牌画。和扎克·R一样，兹拉特科·B自南斯拉夫战争爆发以来也隐退了，从萨尔茨堡市搬到了乡下，甚至还去政府部门申请改了名字，把原来的塞尔维亚名字改成了听起来像德语的名字——实际上，听起来像是他一直以来颇为崇拜的17世纪的荷兰风俗画家阿德里安·布鲁维尔（Adriaen Brouwer）的名字。

    兹拉特科·B，又名阿德里安·Br立刻就同意了我的提议，准备和我一起前往塞尔维亚。我们打算去坡洛丁小村看望他种植葡萄的父母亲。这个村子靠近大塞尔维亚中部地区的摩拉瓦河——有可能我们最好在十一月初去，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那里秋日的美景，品尝到葡萄园里的新鲜美味。他只是有些犹豫是否开自己的车去，因为他听说，在他的家乡塞尔维亚，汽车眨眼间就会被偷走。

    就这样，1995年10月底，我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前往贝尔格莱德：一个从萨尔茨堡的乡下开车横穿奥地利和匈牙利（最终他还是开着自己的车）；另一个从科隆乘坐汉莎航空的航班飞往贝尔格莱德；而我则从巴黎郊区出发，先是开车经过法国的洛林进入瑞士，然后在苏黎世乘坐瑞士航空公司的航班。S和我一起同行。这次旅行是我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与他人同行。对我来说，这也是我第一次旅途上有人陪伴。

    再说，我没有为这次塞尔维亚之行做什么特别准备。我和S差一点就错过了办签证的时间，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南斯拉夫一直还是1970年至1990年的那个样子，地域辽阔，也不用签证，而且没有战争。现在，南斯拉夫在法国已经没有大使馆了，只有一个临时办事处，负责办理签证等事务。办签证时还需要说明去南斯拉夫的具体原因——“旅游”，毕竟合乎实际，可人家并不相信（难道我是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个申请人吗？），也认为理由不够充分。幸运的是，从办事处的里屋出来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塞尔维亚女代办，她不仅没问我们什么原因，还向我们保证说：在她的国家，无论在哪儿，都不用担心公共安全问题。（可是，什么是“她的国家”呢？她是克拉伊纳人，如今克拉伊纳已经永远属于克罗地亚了。[40]）

    出发的前夜，我去凡尔赛宫附近的电影院看了埃米尔·库斯图里卡[41]的《地下》。我很赞赏这个来自萨拉热窝的波斯尼亚人以前拍的电影，比如《流浪者之歌》《亚利桑那之梦》。一方面，它们的想象力不是简单地飘逸，而是在自由飞翔，图像和镜头如此丝丝入扣，富有节奏，以至于它们常常会慢慢变为具有东方色彩的丰富景象（这样就使电影画面更加开阔）；另一方面，面对电影当中快速的画面切换，我总觉得缺少点什么，比如说一种与大地、与国家、与世界的联系。所以，画面给人的整个想象很快就破灭了，变成了填堵眼球的妄想。我向来宁要感人至深，而不要博人喝彩，或者说宁要几乎感人至深，这会最强烈地打动我的心灵，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持续不断。

    《地下》的故事（几乎）抓住了我的心，我第一次被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所打动。纯粹的叙事技巧终于变成了一种叙事冲击力，因为一个有梦想的天才，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把自己与一片确切的世界，也包括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昔日的南斯拉夫。它曾经是这个年轻的导演的家乡。电影接近尾声时有一个宏大的场面，内战硝烟弥漫，主人公之一多年来一直在苦苦寻找他当年在贝尔格莱德多瑙河失踪的儿子，他穿梭在战火的硝烟中，一边不断地大声呼喊着失踪的儿子，一边传来咆哮的命令：“开火！”，难道说这不是一种冲击力——一种莎士比亚式的、又一再与马克思兄弟的那种冲击力交相辉映的冲击力吗？——在针对《地下》的批评中，我觉得有那么多东西好愚蠢或者不怀好意。不仅仅是《地下》在戛纳上映之后，阿兰·芬克尔克劳特——法国现代哲学家之一在《世界报》上撰文指责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宣扬恐怖主义，搞亲塞尔维亚宣传。芬克尔克劳特并没有看过这部电影。自南斯拉夫爆发战争以来，他一直令人不解地叫嚣支持克罗地亚建立独立国家。而就在几天前，另一位法国现代哲学家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在《解放报》上以怪诞的方式反唇相讥，他声称看过这部电影！并向库斯图里卡表示祝贺，因为这是对塞尔维亚恐怖共产主义的清算。与德国人不同，这种共产主义压根儿就没有从它的历史罪行中吸取教训——谁会从电影《地下》中看出这样的东西？他们看到了什么？他们到底在关注什么？还有一位电影批评家在德国《时代周刊》上撰文，一改平素的温和笔调，认为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充满愤怒、怨恨，甚至“复仇”情结。事情毕竟不是这样：《地下》这部电影问世了，成功了，既存在着，又在产生影响，我都看到了，无非是出于悲伤、痛苦和强烈的爱；即使它有粗糙和渲染之处，那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一切最终凸显出对另一个南斯拉夫的历史敏锐的目光，有时候甚至是有预见的慧眼，或者质朴而童话般的东西。我看到在这座游离大陆的小岛上充满节日气氛的结局。在那里，电影里那个蠢家伙突然间不再疯疯癫癫了，而且一点儿也不傻，说话有条有理，就像一个童话讲述者，面向听众，娓娓道来：“从前，有一个国家……”（只可惜，我在电影院里觉得，他的童话简直太短了。）

    当然，迄今为止对库斯图里卡的电影最为恶劣的指责又出现在《世界报》上。这本来是我最喜欢看的报纸之一。在昔日那同样严肃而高雅的幌子下——几乎看不到图片，全是密集的近乎官方口气的栏目。几年来，它偏离了几乎过分认真的主体风格，变成了一个具有隐蔽性和煽动性的小道消息报，而且不只是在特殊情况下。事情还不仅仅是这样，比如，有关当年总统密特朗患病的消息，它竟然打着消息的幌子，在总统任期届满之前连篇累牍地传播这个消息，唯恐人家不死。这也许合乎时宜，但绝对不合乎当时的现实。这家报纸不再关注自己的主题，也不再专门报道，更谈不上格调高雅，只是一味地大肆渲染——使之成为公众关注的对象。对这种新的导向来说，十分典型的是所采取的方式，从一开始就根据人物的外貌来判断他们的性格特点，以前这在《世界报》上是不可想象的。而现在，他们直接就在报道的标题中给人物贴标签，比如：本来是报道一名美国的艺术摄影师，标题却是“令人着迷的四十岁少妇”（或者类似的用词）——仿佛这家报纸限制刊登图片会产生出一种完全另类的图像，即话语图像。毫无疑问，这是些不值得当真的图像。

    针对电影《地下》，《世界报》的编辑团队与芬克尔克劳特狼狈为奸，不约而同，意在消除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和他的亲塞尔维亚或亲南斯拉夫麻醉剂的影响，于是就出现了这个电影批评大师——一个平日分析聪颖和细腻的写作者——语言破绽百出、像是被人操纵的评论。他在其中指责这部电影在形式上是巴洛克式的，也就是说，只是为了自娱自乐。在可怜的文化专栏上，还有一篇出自一个女人之手的文章。作为报纸读者，我迄今只觉得她是《世界报》驻南斯拉夫战地记者，并且是一个不仅有成见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又不会呢？更为甚者，她对一切塞尔维亚的东西怀有刻骨铭心和特别自觉的仇恨，渗透在她一篇又一篇报道中。在这篇提及的文章中，她要表明，库斯图里卡在塞尔维亚土地（还有水域）上拍摄的这部电影，肯定得到了当地企业的支持，因此违反了联合国针对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贸易禁令或禁运制裁。然后，她以过分细致的、近乎最高法官的架势，同时完全表面化的缜密列举出全部可以拿来针对电影《地下》使用的联合国决议，大约占了四分之一版面，逐条逐句，附加条款一条又一条，一切都迂腐地排列、叠加和串联成一条支撑罪责的连祷，就像一种无懈可击的、最终的、不可撤销的判决理由——并且以此来暗示：仅仅作为产品或者商品，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从根本上说是非法的东西；他的非塞尔维亚（法国和德国的）“合作人”都是践踏法律的人；这部电影，至少在负有禁运职责的国家中，应该从银幕上消失，撤出流通领域（我在此更确切地说，我在此温和地翻译了这位战地女记者的暗示）；电影《地下》没有存在的权利，电影制片人和导演库斯图里卡都是战争的既得利益者，至少是这样。（为了正义，这里也提到，此间，也就是这篇文章发表约莫一个月之后，《世界报》刊登了一封简短的读者来信，其中彬彬有礼地发出请求，不要再对“这个不愉快的事件”纠缠不休——不过在之后的一期上，又刊登了另外一位战地女记者如出一辙的报道，这一次是关于“贝尔格莱德红星”足球俱乐部的现状。事实上，至少对逐字逐句阅读的人来说，这是一条天衣无缝的谴责链条，最终给了一击：这个俱乐部——无论如何国际媒体心知肚明——与“臭名昭著的强盗和战争杀手阿尔坎”[42]的瓜葛由来已久，正像俱乐部的头目声称的，现在的确没有与这伙人断绝关系——不然的话，怎么会在俱乐部的纪念品商店里除了常见的队服、烟灰缸等商品等，始终还可以看到战争贩子阿尔坎与“沙文主义的塞尔维亚摇滚歌手塞卡”的“黄色”婚礼录像呢？）

    我之所以不得不这么久停留在这些与其说值得菲利普·马洛[43]，倒不如说值得风俗警察关注的（也许是）次要的现场以及无聊的文字游戏中，因为在我看来，这里所引证的讲话方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事先已经绷紧的狗链牵制授意的，对有关南斯拉夫战争铺天盖地的报道是很有代表性的，从战争开始以来就是这样。媒体就这样被一条强大的绳索牵制着。——什么？难道你要通过一种无视这先行的现实的媒体批评帮助在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克拉伊纳和斯拉沃尼亚所犯下的塞尔维亚罪行开脱吗？——从容，耐心，公正。问题，难道只是我的吗？它更加纠结，与许多现实程度或层面纠结在一起。而我关注的是些绝对完整现实的东西，因为我要澄清它。在这其中，要让所有乱作一团的现实形式给人感受到某些像关联一样的东西。这是因为，谁知道，在那里，身临其境几乎始终只是（远）看的身临其境？谁知道，在那里，人们面对纯粹的网络和在线浏览只是占有知识，而没有那实实在在的，只有通过学习、观察和再学习才可以获取的知识？如果一个人不了解事件，而只知道它的图像，或者如同在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个图像的缩影；或者，如同在网络世界里看到的缩影的缩影，那他究竟知道什么呢？

    有两样东西，我一直无法摆脱，要比摆脱那些纷乱的游戏还难，如今已经有四年半了，从1991年6月，也就是在斯洛文尼亚爆发所谓的“十日战争”，打响了南斯拉夫解体的第一枪以来——两样东西：一个数据和一张图片，即照片。一个数据是：大约有70个人在那场开始的战争中丧生，可以说，与在随后死于战争的14000人相比没有多少。然而，几乎所有70个死者都是南斯拉夫人民军战士，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南斯拉夫人民军已经被视为最大的侵略者，无论怎么说都远远处于优势，难道它和那些为数不多的斯洛文尼亚独立势力玩了一场十分简单的游戏吗？（一场游戏？）（数量关系人人皆知，但奇怪的是，理所当然地没有进入世界意识中。）那么，到底是谁首先向谁开枪射击呢？还有，难道不是有人发出明确的命令，绝对不许还手吗？因为他们知道，无论怎样，双方毕竟还都是南部斯拉夫地区的兄弟国家，并且执意也要坚守这样的信仰或者幻想，至少这一方面如此。至于那张照片，我是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看到的：确切地说，上面是一群七零八散的斯洛文尼亚人，身着奇怪的迷彩服，手上举着旗帜和标语，就这样宣告了新建立的共和国。在我的记忆里，画面上几乎看不到真正的年轻人，或者无论怎么说，这一群人根本就没有一点青年人的迹象——首先在我看来，这群自由战士更多是些三十来岁的人，大腹便便，仿佛正要结束一场向女士献殷勤的郊游，一面面旗帜就像是露天剧场。直到今天，我对这张照片的最初印象依然在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是这样一些半是滑稽的业余人物，而不是什么自由战士。就是这帮人，他们不问青红皂白，枪杀了近七十个装备精良，可是毫无防备的人民军士兵。当然，这也许是一派胡言——但是这也说明，一些如此光彩夺目的报道和图片是怎样在一个接受者那里变化或者变形的。

    同样，我也看到了后来的战争报道，越来越频繁。那些倒卖现实或者转嫁现实的食客在哪儿呢：在新闻本身，还是在接受者的意识里？当1991年11月底传来武科瓦尔城沦陷的消息时，为什么我在第一时刻就会感同身受呢？就在当天晚上，巴黎地铁的斯大林格勒站站牌被一只愤怒和激动的行人之手改写成武科瓦尔。我把这事看成是如此现实和神圣的行为，或者是艺术与政治行为的完美结合——可是就在第二天早上，就像是在看一部片刻间虽然会打动人心，但在“剧终”之后立刻就不再完全是这样，后来一回想起来越来越不可信的电影（通常就是好莱坞的）一样，我开始怀疑了，“斯大林格勒”和“武科瓦尔”怎么会扯到一起呢。我怎么会把《法兰克福汇报》一个充满仇恨的社论作者的那句名言从这个如今发生在东斯拉沃尼亚的事件剥离出来呢。按照这个说法，生活在克罗地亚（包括武科瓦尔及其周边地区）的塞族人一直以来都是南斯拉夫公民，并且与克罗地亚同胞享有同等的地位。可是，在为这个无视他们的意愿而确立的新国家克罗地亚的宪法中，他们突然间被划为二等公民。这样一来，六十万塞族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会被并入一个克罗地亚国家，而不再是克罗地亚人的管理，他们应该感到理应如此，心满意足，服服帖帖，用德国记者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感觉自己就是少数民族（是这样！）！？”。“好吧，听从命令，从今天开始，我们愿意在自己的国家里感觉为少数民族，因此也愿意被你们的克罗地亚宪法划分为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照此看来，这恐怕就是摆脱在克拉伊纳地区和武科瓦尔市发生的战争的出路吧？到底谁是首先发动侵略的一方？为什么建立了一个国家，却要把那里的人民划分为三六九等呢？那么多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如今却要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们甚至永远也不会忘记曾经遭受到希特勒-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的迫害。那么，究竟谁是侵略者呢？挑衅战争和发动战争的是同一个人吗？什么叫“发动”呢？难道这样一种挑衅就是发动吗？（“是你先动手的！”——“不对，你先动的手！”）那么，我们该怎么办？作为身在克罗地亚的塞族人，面对这样一个针对我和我的民族而确立的国家，我该怎么办呢？我的祖辈世世代代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难道我如今要选择离开，跨过多瑙河，回到我的“家乡”塞尔维亚？也许吧。或者，即使突然间变成二等公民，即使被强制成为克罗地亚公民，我仍然应该选择留下来，无论多么不情愿，无论多么伤心，无论多么痛苦的幽默，我还是应该选择留下来，为了和平？也许吧。或者，我会奋起反抗，这似乎就是我的权利，当然要和另外许多和我同命运的人一起，必要时，还要求助于南斯拉夫那无头苍蝇一样的败军力量？有可能，或者我身为一名还算年轻的塞族人，无牵无挂，几乎可以肯定，我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奋起反抗。事实上，伴随着首批克罗地亚民兵进入到武科瓦尔周边的塞族人村庄，并不是这样发生了战争，可是对此本身，像我这样一个人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依然产生作用的就是那个可怕的“战争就是战争”，还有更加可怕的：内战就是内战。如果现在还有谁没有把这一切理解为被扼住了喉咙，而是理解为冷漠，那他就不需要继续往下看了。（不是在德国报纸上经常被斥为“冷酷无情”吗？这引人注意，比塞尔维亚-犹太作家兼编剧亚历山大·提斯玛连同他的《战争就是战争》更引人注意，比起所有那些愤怒的唇舌之战，那些强逼的、远离原始呐喊的唇舌之战更值得去思考。）

    后来，也就是1992年春天开始，媒体上出现了来自波斯尼亚战争的最初报道图像，很快就是图像系列，或曰系列图像，其中有一部分是我自己非常关注的（始终也代表“我的整体”）。这些图像把全副武装的波斯尼亚塞族人，不管是军队还是散兵，特别是活跃在萨拉热窝一带丘陵和山区的散兵，表现为“人类的敌人”，这是德国作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44]针对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说过的一句话。随着战争的持续发展，看到来自波斯尼亚塞族拘留营的报道和图像，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似乎会赞成一个毕竟是塞族爱国人士、诗人以及当时的反对派瓦克（“狼”）·德拉斯科维奇的一句话，由于在波黑地区的大屠杀，连迄今在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当过凶手，至少不是先下手的凶手的塞族也变成了一个罪行累累的民族，一种“该隐[45]民族”。面对又一个被杀害的、停放在萨拉热窝某个停尸房里的孩子，就像被孤零零地抛在空虚的宇宙里，不只一次是这样，也不只一刻是这样——再说那些照片，西班牙的报纸，比如《国家报》，是些放大和发表的世界大师，按照它们的自我意识，大概继承了弗朗西斯科·戈雅的衣钵？因此，我问自己，为什么我们这里或者最好是那里终归没有人站出来，没有一个塞族人自己站出来，把这个为此而负有责任的人，也就是这个波黑塞族的罪魁祸首，这个据说战前还是童谣作者（！）的拉多万·卡拉季奇杀死呢？怎么就没有出现另一个施陶芬贝格或者另一个乔治·埃尔瑟呢[46]！？

    尽管如此，几乎同时伴随着一个远方观察参与者这样一些无力的暴力冲动，我心中的另一部分（这当然绝对代表不了我的整体）则不愿意相信这场战争以及关于这些战争的报道。是不愿意相信吗？不，是没法相信。因为对所谓的世界舆论而言，在这场战争中，攻击者和被攻击者、真正的受害者和赤裸裸的施害者，他们的角色太快地被确定，成了白纸黑字。而我即刻的想法是，这样怎么会有一个好结局呢？又是通过单独一个民族，建立一个独立国家——如果波斯尼亚那些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塞族的穆斯林要成为一个民族的话——在一片土地上，那里还生活着另外两个民族，他们享有同等的权利！更何况所有这三个民族的居民分散在各地，并不只是共同生活在多元文化的首都，而且村村不一样，家家不一样，毗邻生活，混杂生活。再说，作为生活在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婉转地说，当在我的、我们的土地上你争我抢地建立一个根本就不符合我心愿的国家时，我该怎么办呢？那么，究竟谁是侵略者呢？（参见上文）。

    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有为数不多的远方观察者久久地会有这样的感觉，当此间有一张战争牺牲品的照片突然例外地加着“塞族人”传奇的文字时，我们便将它看成是一个错误，一个印刷错误，无论如何是一个可以置之不理的例外？这是因为，如果真有这样一些无辜的塞族受害者，那么，按照他们如此稀少地出现在世界舆论中，他们也只能处于1：1000的比例中——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塞族人死亡，就有一千个穆斯林死亡。如果涉及战争中被杀害、被屠杀的人，那么对报道和拍照而言，战争的哪一方是光明的一方呢？那么，到了1995年夏天，伴随着塞族人被驱逐出克拉伊纳，战争的双方怎么会第一次有点变换角色呢——虽然“只是”可以看到无家可归的人，而看不到被屠杀的人的面孔，并且以此来暗示，“这些同样的人”之前赶走了另一个民族？难道海牙国际法庭刚刚公布的南斯拉夫战争中的战争嫌犯人数不是与此如出一辙吗？——四十七名塞族人，八名克罗地亚人，一名穆斯林人，他们也许成为海牙法庭追捕的对象——这样看来，仿佛对这一方而言，为了从形式上也可以说得过去，需要有一个，一个不在场的战争罪犯，类似于从前一个不在场的乐善好施的人。

    但是，难道这个和那个远方的观察者面对这些从克拉伊纳逃出来的难民照片就没有注意到，直到这个时候，那些几乎微不足道的塞族受难者通常在照片、声音和文字上与别的种族的大牺牲迥然不同吗？是的，在先前几个例外值得报道的塞族人的照片及其他媒体上，我觉得这些人确实“微不足道”，与其他两个民族的苦难同胞相比，他们确实太不起眼了——这些人，无论如何屡见不鲜，虽然没有“装模作样”，但是他们却通过观察或者报道视角被置于装腔作势的姿态——可能真的在受难，他们被表现为受难的姿态。在战争报道岁月的进程中，他们同时可能真的继续在受难，而且可能越来越厉害。显而易见，他们服服帖帖地为那些国际曝光者和报道人的镜头和耳麦作出别人希望的表情和姿态。他们此间受到这些人的指点、引导和示意（“嗨，伙计！”）。谁会对我说，我弄错了，或者压根儿就心怀鬼胎，因为我真的就是这样一起来观察一个妇女双手紧紧抓住拘留营的铁丝网号啕大哭的照片的，顺从地遵照国际新闻媒体在拘留所铁丝网外拍摄的指示，即使这个女人趴在铁丝网上的样子也流露出摄影师给她预先指定的东西？也许吧，我自己弄错了，食客就在我的眼睛里（照片上那个孩子，很大，在大声哭喊，一个女人抱着他，他的母亲？而在接下来的一张照片上，远远地出现在一群人里，被另一个女人抱着，显得十分安详，他真正的母亲？）——然而，我为什么还从来没有——至少在这里，在“西方”——看到过一个塞族战争牺牲品这样一些如此精心炮制的照片呢？为什么几乎就看不到这样的塞族人的特写照片呢？他们几乎没有单个出现过，而总是一小群人，几乎都出现在中景或远景上，恰好微不足道。与他们的克族和穆族受难同胞迥然不同，几乎从来都不会目光朝着正前方，充满痛苦地望着镜头，而更多的不是望着一侧，就是盯着脚前，就像一些自知有罪的人。就像是一个外来的部落？——或者不屑于装腔作势？——或者为之而过分悲伤？

    就这样，我的一部分不会去袒护谁，更说不上去谴责。这样就会导致——不仅仅使我——产生这样一些荒唐的、可同时并非完全不可理解的行为（？），就像年轻的法国作家（其母亲是克罗地亚人）帕特里克·贝松几个月前的辩护，更确切地说是为塞族人写的一本小册子（“小册子”是……？）中描述的，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无论如何介于诙谐与荒唐之间。这本小册子开头这么说，他，也就是贝松最初也和所有其他西方观察者一样，站在同样一边看待战争的残酷。可是后来有一天——他如此巧妙地戏弄那些消息的消费者和情绪无常的巴黎时尚分子——彻底厌倦了这样无聊的报道。接下来的话当然与情绪毫不相干，唯独与作者的语言和图像敏感性有关。他特意让人回忆起南斯拉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苦难和反抗历史——这几乎已经从我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对于这段历史，我们要求那些战争参与者如今终于可以忘掉了，世世代代——，贝松极其愤怒地列举了针对当前南斯拉夫事件种种惯常的媒体标准，近乎延续了福楼拜式的“形式上的陈词滥调”。当然，与其说令人发笑，倒不如说让人哭泣和呐喊。仅举一个例子，这里引用了广为传播的针对拉多万·卡拉季奇的描绘：一说起这个人，自然就会同时联想到他的精神病医生职业，这已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因为众所周知，在福楼拜看来，凡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医生，自己心里也有一种阴影。此外，无论他走到哪里，从维也纳到巴黎，在他发表的作品里都会有规律地被冠以“医生”这个头衔，显然就像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电影中那个要把我们的世界炸毁的“奇爱博士”。结果是，在阅读贝松这个小册子的同时，我在《世界报》上又看到了对这个塞族领袖的一种形象描写，一张又一张埃皮纳勒画[47]，一堆又一堆陈词滥调，付诸实践的是刚才提到的语言方式，也就是所谓严肃地再现一种现实，只不过又多了一堆陈词滥调，诸如：精神病医生卡拉季奇还写诗歌，当然是“业余”的，是不会有人读的，不言而喻，它们都“比较平庸”，等等。然而，一个那样荒唐的行为会产生如此的效果，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我很想读一读卡拉季奇的这一类诗——同样，那些有关杀手阿尔坎的新娘、沙文主义歌手塞卡的空话也勾起我对她的歌曲的兴致。一种也许在帕特里克·贝松的描述里类似的行为：在所有这些先入为主的报道之后，他有一次在帕莱亲眼见到了拉多万·卡拉季奇，并且把他描写得像一位苍老、疲惫、心不在焉的伤心女人——这是一种近乎可爱的描写——一种不被允许的针锋相对的行为？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种行为，或者更确切地说防守，或者再确切地说反向行动值得一提，也是因为它们冒着会失去平衡和正义感的风险——比如就像贝松为塞族人辩解时那幅也许独一无二的埃皮纳勒小图像，他以此随手拿来一个同样模糊不清的刻板印象，与他借用小册子来针对的那些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他讲述了士兵集合的场面，同样在帕莱，波斯尼亚塞族士兵与我们所了解的他们完全不同，这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对。从简单的描述中，这些年轻男子展现出不太优雅的样子，具体说来就是“有活力、快乐、自在”。于是我就想，在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东西，似乎可以与30年代一些西方旅行者对当年苏联体制的种种赞美相比，这可能就是那样的反向行为的危险所在吧。当然：当你看到每一篇新的报道，上面又是这样一群喝着梅子白兰地的塞族民族主义分子、狂热的农民和偏执狂时，眼前就会看到一群与之根本不相上下的、令人讨厌的驻外记者；他们晚上聚集在酒吧，手里端的不是李子烧酒，而是一种用葡萄或者别的什么东西酿制的烈酒；或者，当你看到一些记者连篇累牍地写出千篇一律的南斯拉夫的相关文章时，虽然不会希望就像在先知以赛亚那里一样用一把燃烧的圣火来洁净他的嘴巴，但你毕竟会盼着在他写作的手上裹起荨麻布，难道这就是错误循环的行为吗？

    这里接着发生的事情可不仅仅出自我那也许机械的、对你们那些习以为常的重大消息报道的怀疑，而是一些针对事情本身的问题：说在萨拉热窝的玛尔喀勒集贸市场上发生的两次袭击真的是波斯尼亚塞族人干的，这事被证实了吗？就像贝尔纳·亨利-列维所说的，他也是一位现代哲学家，一个而今越来越多、比比皆是无处不有的哲学家。在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他马上就会以荒谬的口吻大肆渲染：“毋庸置疑，塞族人是这次袭击的罪魁祸首！”另外还有一个食客-疑问：发生在杜布罗夫尼克的真实情况是什么呢？这个古老而神奇的小城盆地或者盆地小城坐落在达尔马提亚海滨，当时在1991年初冬，它真的遭到了轰炸和炮火袭击吗？或者只是——够恶劣的——短暂遭到炮击？或者那些被炮击的对象位于厚厚的城墙之外，炮弹打偏了、跳弹了？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或者容忍（这也够恶劣的）？

    最后，我甚至也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不禁要问，不仅问自己：这些跟那个“大塞尔维亚”的权力梦想真的有什么关系呢？即使塞尔维亚的当权者做着这样的美梦，可是他们恐怕也没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轻而易举地让美梦成真吧？或者，难道也没有可能，在这里，一些传奇的沙粒，不计其数之中的几粒，就像在分崩离析的帝国里的一样，不仅是巴尔干地区的，还有四处散落的，在我们这些外国的暗室里被放大成一块块阻断的巨石？（就在前不久，《法兰克福汇报》开始按照时间顺序连载关于南斯拉夫四年内战的系列报道，副标题把国家解体的罪责归咎于塞尔维亚科学院那些匿名的备忘录撰写人：“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始于书房/科学家为这场大冲突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支撑。”）那么结果呢，与其说证明了那些吞没了传奇、绝对也没有在任何地方凝聚成一个统一的权力思想和政治的塞尔维亚的黄粱美梦，倒不如说一个“大克罗地亚”显现为某种无与伦比更真实的东西，或者更有效的东西，更坚决和更确定的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与今天这些预先问罪的报道不同，关于这场战争的历史，难道不会有朝一日写成另外的样子吗？然而，由于这些问罪的存在，难道这段历史不是早就永远成为定论了吗？成为定论了？更确切地说不是一成不变了吗？就像1914年之后，还有1941年之后——在南斯拉夫邻国，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的意识中一成不变，死死地守住不变，于是等待着下一次爆发，等待着下一个1991年？谁会重写这段历史，哪怕只有细微的不同——它们当然有可能更有利于把这些民族从相互对立的僵死图像中解脱出来？

    2 第一段旅程：旅行至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

    关于我们的塞尔维亚之行，我要讲述的，并非是些故意针对那些反复预先确定对这个国家管窥的反图像。因为我印象最深的，几乎都是居于其间的东西，我既不必刻意为之，也不用添枝加叶——所谓介于其间的东西，在德国小说家赫尔曼·伦茨那里，必须“从局外的一侧”去观察或者眺望；而在那个老一辈的哲学家（可是丝毫没有反对现代哲学家的意思，我时而还需要这样一个）埃德蒙德·胡塞尔那里被称为“生活世界”。当然，我同时一直意识到自己身处在战事不断的塞尔维亚国家，一个不断缩小的南斯拉夫联盟的一部分。这样介于其间的东西，这样的生活世界并非在现实或者时代符号的旁边或者一侧。

    在苏黎世登机前，我还买了一本小朗氏词典：在标准的黄色封面上以前写的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现在却只写着“克罗地亚语”（1992年版）。我一边翻着词典一边问自己，词典后面的“常用缩略语”附录里有没有“DIN，德国工业标准”这个词的缩写，因为在那个时候，用塞尔维亚语当然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其中。新版是由“赖因哈德·劳尔教授”修订的。而就在同一年，他应《法兰克福汇报》的招募，在那里连篇累牍地抨击全体塞尔维亚人民患上了最危险的神话病，连他们的作家也不放过，批评他们没有经过启蒙，从浪漫作家尼杰格斯到瓦斯科·波帕[48]莫不如此，看看这些狼的化身！看看波帕的狼诗！

    与苏黎世机场的其他登机者不同，飞往贝尔格莱德的乘客登机时几乎没人说话，飞行途中我们也更多地保持沉默，看样子，仿佛连飞机上远远占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外国劳工？看望父母亲的人？）也正在前往一个他们觉得没有把握的目的地。

    飞机降落在平坦的、早就收获完毕的土地上，远近让人都丝毫感觉不到贝尔格莱德这座拥有百万人口的城市，这座“巴尔干地区独一无二的世界政治都市”（德拉甘·维利奇科，下文会讲到他）。S让我看看跑道附近一群人或者侧影，他们正在农田边上烤一头小猪。晚秋时节的空中到处弥漫着烧烤的烟雾。我之前读过塞尔维亚小说家米洛拉德·帕维奇[49]写的小说，其中有一个女子一边亲吻她的情人，一边一颗接一颗地舔他的牙齿。其中还写道，自南向北流淌的河里的鱼不好吃，比如摩拉瓦河；往葡萄酒中兑水，而不是颠倒过来，这是野蛮的行为。

    我的朋友和翻译扎克站在机场出口等候，他先我们从科隆飞过来。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他的面了。尽管如此，有人来接机，我此刻几乎感到失望，为了进入这个世界，我宁愿独自踏进这个陌生国度的第一道门槛——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连忙说道，连他也在此间对贝尔格莱德和塞尔维亚相当陌生了（后来，打开宾馆大门的时候，从他一个个迟钝的动作得到证实）。

    坐车去往新城“诺维贝尔格莱德”的路上，不时能看见人群聚集在近乎荒原的空旷处，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人在狭窄的街旁排队，一个紧跟一个，同时也是各走各的：好像全国人民都在这里等待着，此时此刻，正值近乎失业的下午——所有的新楼都还没有建成，看来已经停工很久了。他们自称走向公交车和有轨电车，这种情形好像也很久了，等车的队伍半天都没挪动。这时，S又让我看看街旁卖汽油的流动商贩，他们也是一拨一拨地站在路边，手里拿着塑料油桶。在第一时间，不管是不是在特殊地区里，我为什么会常常对所有这些已经预先知道的现实情境视而不见呢。

    我们住在“莫斯卡瓦”饭店。这家饭店位于市中心，坐落在萨瓦河和多瑙河上方的平原上，建于世纪转折时期，随着岁月的流逝，成为一座看上去很高贵的街拐角建筑。饭店几乎所有房间都空着，而在楼下的接待大厅里有一群服务员，还有他们的朋友？懒懒散散地走来走去。起初，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觉得，我们是好久以来的第一批客人，也会是好久以后最后一批客人。从S的房间瞭望，透过高高的阳台落地窗俯瞰那落满树叶、破旧的汽车突突驶过，完全不同于在巴黎的感觉的林荫大道，不，是“bulear”，我觉得她法国式的“乡愁”也感染了我，她的诧异，她在这里的陌生感，或者确切地说，她“离开祖国的感受”，她“身在异乡的感受”（就像失去了自制）。这时，我多么希望我的另一位塞尔维亚朋友兹拉特科能过来多好啊，那个当年的洗衣工和赌徒，他四海为家，不管在萨尔茨堡还是在他祖国的首都，他似乎立刻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如果我非要找一个本地人做向导，他一定会对此嗤之以鼻。（他自己开车穿过东欧，晚到了两天。）

    对我而言，感觉是“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是“返乡”，不管是在那条陌生的林荫大道上，还是在商店里买东西时，特别是当我按下商店那古旧的铁门把手，不得不费力地推开店门时，我立刻就有了这样的感觉，变得不可更改，适用于所有接下来的日子。我说着之前在街上学到的商品名称，售货员立刻就听懂了。到了傍晚，我们穿过贝尔格莱德市中心，出乎我们的意料，并不是一片漆黑。我们朝着卡莱梅格丹城堡方向走去。那是一座古老的土耳其城堡，高高地矗立在萨瓦河和多瑙河交汇的地方。这时，S好像脚步变稳了。只是扎克这个当地人，我们的向导，踉踉跄跄，摔了一跤，迷路了，辨不清楚方向，而且还喋喋不休地说他在自己祖国的首都感到多么陌生。可是，他在这儿已经又待了好几天，还有母亲悉心照料。我随之就想到，也许他在贝尔格莱德一直都很陌生——果不其然，他似乎又回答说：其实他家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策穆恩，在多瑙河边，河水从那里流向潘诺尼亚平原。他出生和成长在那里，直至离开。

    在贝尔格莱德的第一个夜晚暖融融的。一轮半月当空，沐浴着古老的土耳其城堡。大街上来来往往有很多人，这才像个南欧大都市的样子。只是他们给我留下的印象，比起那不勒斯或者雅典的人来，不仅更安静，而且也更自觉，不管是对自己还是对行人，也更专注。一种特有的彬彬有礼，一种一点都不张扬十分含蓄的彬彬有礼。看他们走路的样子，即使匆忙，也绝不会冲撞别人。或者一种近乎温文尔雅、给别人留下空间的言谈，而不是常见的高声叫嚷、吹口哨、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街上的小商贩也不会随便和人搭话，更多地是静静地等候顾客（有这样的顾客，完全出乎我的预想图像）。这天晚上，我随意地看来看去，没有看到一个塞族人酗酒。取而代之的，倒是有人在街边的井里掬水喝。大街上看不到任何标语或者暗示战争的宣传，几乎没什么警察，无论如何显得比一般的城中心少得多。S后来认为，贝尔格莱德人显得沉重而忧伤。与之相反，在我看来，至少第一眼看去，这里的人民特别有活力（与当年在剧院里截然不同，也就是三十年前），而且很有教养。出于普遍的罪责感？不，出于某种伟大的思考，出于一种无与伦比的意识以及——我在那里有这样的感觉，我此刻在这里也这样想着——出于一种高贵的集体个性，或许也出于自豪感，当然是一个毫不张扬的人的自豪感。后来我在德国《时代》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塞尔维亚人变得谦虚了”，之后在《时代》杂志上也看到有人这样说。变得谦虚了？凭什么这样说？或者，用我最喜爱的（奥地利的）话说，除了“你必须早点起床才能这样说！”：“一个外国人，知道什么呢？”

    那许许多多的老人是干什么的？第二天，我看到他们几乎是各走各的，被笼罩在从两条河河面上升腾起的早冬的雾气中，在卡莱梅格丹城堡废墟一带如此不声不响，悠闲自得地走来走去。他们常常系着领带，戴着礼帽，按照巴尔干人的生活习惯，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们既不像是退休工人，而且这么多人，也不像是以前的政府职员或自由职业者。虽然他们都绽放出一种身份意识，但是有一点——这也表现在他们之中这个或者那个医生、律师或者商人身上——，比如说，与我在德国尤其是奥地利所熟悉的中产阶级的风度显然不同。此外，这些绝对不显老态龙钟的老人给我的感觉既不像欧洲人，当然也不像东方人，而十分确切地说，更像是在巴斯克潮湿的林荫道上散步的人，虽然没有戴他们那种便帽。他们迈着有力的步子，在城堡废墟之间走来走去，雾气中一个个身影清晰可见，一副近乎狂怒的表情。然而，慢慢地，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现实，或者自制。他们也不像是老单身汉——都有过多年的幸福婚姻，只是现在成了鳏夫，这种情形还没有那么长久：像是鳏夫，同时也像孤寡老人，对这样上了年纪的人来说很少见。不，在我看来，他们不可能是塞尔维亚爱国主义者或沙文主义者，也不是极端的东正教教徒；他们既不是忠臣，也不是老游击队员，更不会是纳粹内奸，可是也难以想象他们是与铁托同呼吸共命运的游击队员、之后的南斯拉夫干部、政治家、实业家。显而易见的只有，他们都遭受了同样的损失，不管他们在这里怎样游荡，损失依然活生生地浮现在他们那忧郁的眼前。那么，损失是什么呢？损失？难道更多不是这样的情形，仿佛他们被无情地骗取了什么？

    这次在塞尔维亚旅途中，我实际上也想搞清楚一些问题，其中我最常提到的一个问题——如此反复地提出，它已经快让我发疯了——那个问题，你会不会认为，大南斯拉夫联盟还会重新崛起？被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相信有可能，“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不可能”。只有一次，有人这样说，“我们无论如何再也看不到了”。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认为，如果南斯拉夫联盟各成员国有可能再度靠近的话，那也只是通过经济途径。他还讲到，比如说，以前，斯洛文尼亚的产品在塞尔维亚非常受欢迎。哪些产品呢？“化妆品，斯洛文尼亚的润肤霜，噢！”唯独兹拉特科年近八十岁的老父亲却说：“就算要靠近，那也不会跟克罗地亚，而肯定跟斯洛文尼亚。没错，而且很快就会这样。我们塞尔维亚人总是生产大件东西，而斯洛文尼亚人则生产精美的小部件，双方向来都得到了很好的互补。我这一生从来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像在斯洛文尼亚一样得到过如此周到的款待。”（他的老伴为他发表的一番议论频频点头。）他住在一个位于摩拉瓦平原的村子里，村名叫坡洛丁。

    雾天之后，有几天是好天气，晴朗温暖。有一次，就在兹拉特科（这个可爱的人）入伙之前，我们和扎克（这个活泼的人）一起驱车前往贝尔格莱德城郊策穆恩，他美好的青春之地，如今大概是他想象中的家乡——跨过萨瓦河大桥出城，这座桥被城里人称为“羚羊”。到了扎克老家后，他带着我们看看他们家老房子的两扇窗户（他的父亲是一个地方小官员，早年就过世了）。这承租房位于楼上，又矮又破，街拐角是些常见的杨树。起初，简直让人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感觉。扎克还指给我们他以前上学的路，而我心想着或者说道，这路也太近了，恐怕一路上也不会看到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吧——扎克随即回答说：“但是，我们放学回家都是绕道走的！”策穆恩的水果和蔬菜市场当然会让人有某些特别的感受，它分成了两大区域，干干净净的，在城郊这个地方绝对很宽敞，还有从河面上吹来的风（我买了几个苹果，因为我可不想只是作为一个好奇的人走过异乡的市场）。

    之后，有这位朋友破例而出色的引路，最后又让我们走在前面，于是，我们不知不觉地穿过那连绵一片、矮小而带有毕德迈耶风格[50]的房子，来到多瑙河畔。在这里，与我在奥地利境内终究熟悉的那条也叫多瑙河的河流相比，河面无比开阔。在水面之后那里，同时还远离开另一边的河岸，又有一片蜿蜒曲折的领域，这才使得多瑙河真正成为一条“大河”（出自奥地利国歌里的一个词，每当我打眼看去时，我都会觉得它言过其实）。一种内陆水上世界，一个河流世界展现在我们眼前，贝尔格莱德或者策穆恩的多瑙河。岸边的林荫道上坐落着多家餐厅，从这里就可以步行回到首都；远远望去，水面上停泊的船只鳞次栉比，小小的三桅帆船就跟独木舟一样，还未盖上过冬的护幔。时而就会有这样一个玩意儿动起来——小发动机的隆隆声，与零星的人声混杂在一起，这是远近能够听到的唯一声响。朝着斜对岸望去，仿佛是一道跨越大陆的彼岸。在那里的林子边上，矗立着支撑在木桩上的茅舍。然而，大多数船只在水面上随波起伏摇荡，偶尔可以看到船上升起炊烟。此外，整个下午，河中间都没有船只航行；禁运。这个河的世界景象也许是一个沉没的世界，一个正在沉没的世界，一个腐烂的世界，一个古老的世界。然而，它同时也呈现出一种世界景象，而在那些出自17世纪的荷兰油画上，我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感受：一个原始世界，它就像是一个尚不为人所知的文明，更是一片让人感兴趣的天地。后来，我们在河边一家叫“鲤鱼”饭店享用了美味的鲤鱼。黄昏时分，我们登策穆恩城堡，途中有一位较年长的女人向我们询问去城堡的路，操着纯正的英语，可她马上抱歉地说，她虽然是塞族人，可是不会讲塞尔维亚语。在上面的公墓里，墓碑上刻着逝者的面部轮廓，是忠实地按照照片刻上去的，只是放大了好多倍，大都是夫妇俩，通常都是这样，不管他们多大年纪去世，墓碑上刻的都是他们新婚时的年轻模样——也许吧，这是他们一辈子唯一的合影？

    返回贝尔格莱德（白色之城）后，月亮已经近乎满月，我们终于见到了兹拉特科。由于超速驾驶，他不得不在匈牙利度过一个晚上（他的车被送到旅馆附近一个停车场保管起来了）。我们四个人一起，在一家名为“那些日子”（一首塞尔维亚歌曲的名字）的酒吧里听音乐，直至午夜过后好久。我们听的是南斯拉夫各个地方的音乐。而就在同一时刻，伊扎克·拉宾在特拉维夫遇刺身亡——第二天早上，反对派的报纸《我们的战斗》虽然在头版报道了这一刺杀事件，但是有关拉宾的照片只是依稀可辨，文字也没有特别编排，既不是高亮印刷，也没有凹版设计。深夜返回饭店的路上，雾气重又袭来，浓雾使得行人的身影若隐若现。在贝尔格莱德的大街上，突然间，到处都是成群的路人。他们仿佛是从两河之间一片灰白的浓雾中突然冒出来的，奔跑着，然后又在某一处停下，拥挤在一起；这些人都是赶末班电车的乘客。从旅店窗户向外看去，浓雾弥漫，什么也看不清，只看到路面上飘来飘去的闪亮纸片，还有旁边模糊的扫帚轮廓，以及贝尔格莱德街头环卫工人劳作的身影。在塞尔维亚官方电视上，还可以看到米洛舍维奇总统告别的场面；他即将启程飞往美国，参加在俄亥俄州代顿市举行的和平会谈。停机坪上，长长一队军人、还有普通民众列队送行。米洛舍维奇与每个人都紧紧拥抱，可惜只能看到他的背面——长达几分钟的告别画面，这个即将启程的人仅仅留下的是背影。

    关于《那些日子》这首歌曲，兹拉特科讲述了多瑙河一个传奇的地方，就在斯梅代雷沃城边。在那里——他自己并没有亲眼看过，只是道听途说来的，是当年在乡村小学里听一个老师讲的——，这条河静静地流淌着，静得一点声响都听不到。第二天，我们乘坐他的车（既没被偷也没被刮蹭）前往那个神奇的地方，并且同时第一次更加深入到塞尔维亚腹地。正如兹拉特科所说，这里朝着东南方向，才显示出典型的塞尔维亚地貌：平缓的丘陵连绵起伏，一望无际（阿瓦拉山，距离贝尔格莱德一个小时的车程，要说是“看家山”有些言过其实。尽管海拔并不高，但是风景秀丽——看样子，仿佛每一个如此不显眼的风景都宛如法国普罗旺斯的圣维克多山）。这里的村落星罗棋布，错落有致，分别由大大小小的院落组成，可谓大村庄里包含着小村庄。还有田野里一座座公墓，看起来也跟村庄差不多，不是“逝者的城市”，而是逝者的村落，当然是生机勃勃，特别是现在正值万灵节。在塞尔维亚，“在我们之后”几天才祭拜：他们给逝者带去食物，在墓前与他们一起进餐和饮酒。这里的土地打眼看去非常肥沃，直到连绵起伏的大地尽头，到处都生长着日常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玉米、向日葵和粮食，当然早已收割完毕；山坡上，只是依稀可见闪闪发黑的葡萄藤蔓。当然，到处还可以看到贩卖汽油和柴油的小贩，手里举着油桶或大大小小的油瓶——油品来自不远的罗马尼亚。路上总能看到稀稀拉拉的人群徒步穿来穿去，他们大多是本地人，也有来自波斯尼亚和克拉伊纳的难民，就像不久之前，在“我们”中欧地区，也可以看到乡民赶路去遥远的医院看病，或去周末集市赶集一样。他们大多走在高速公路旁的辅路上，也有人干脆走在高速公路上。高速公路上几乎就没有车辆行驶（高昂的高速费，对外国人更甚。）

    到了斯梅代雷沃市，我们步行到多瑙河边，看到了中世纪的平原古城堡——斯梅代雷沃城堡。它在“二战”期间几乎被德国占领者炸掉了一半。广阔、平静和波光粼粼的多瑙河毫无声息地缓缓流过，一片寂静；我们在岸边待了一个小时，没有听见哪怕是一丝潺潺流水声。在返回贝尔格莱德的途中，我们向一位老者问路，可他并不知道怎么走，原来他是来自克宁的难民。

    这一天就是这样度过的。临近黄昏时，在塞尔维亚，天气第一次变得这么冷，还下起零星小雪。还好，第二天天气又转好了，风和日丽，我们赶上了深秋的最后一次暖阳。我们决定从今后命运就取决于那些和平谈判的贝尔格莱德启程去探望兹拉特科的父母。他们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得知我们要去，已经提前好几天开始张罗。离开贝尔格莱德之前，我们绕道去城里的市场转了转。市场位于萨瓦河边的一面斜坡上，缓缓地延伸到河边。

    在为数不少的报道中，人们热衷于对那些可笑的东西冷嘲热讽，说如果不是当地的黑手党，塞族人就会试图拿着这些玩意儿做买卖，从歪歪扭扭的钉子到不能再薄的塑料袋，还有空火柴盒。现在看来，这里也可以买到很多漂亮的东西、令人喜爱的东西和——为什么不呢？——十分可爱的东西。比如说，市场大大小小的摊位上堆着切得精细的烟丝，柔软纤细，可以用来自制烟卷，看上去那样令人垂涎。一个不抽烟的人是难以体会到其中的滋味的。可我对市场上一些食品的滋味胸有成竹，有只是打眼看上去形式单调、品种单一的南斯拉夫面包，有深褐色的大罐森林蜂蜜，有跟火鸡一样大的熬汤柴鸡，有炸得焦黄的面窝点心，还有长着猛兽似的尖嘴、肥美胖大的河鱼。然而，这样的市场景象，虽然让人觉得受到一个物资匮乏时期的影响，但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不管是看到那些美味的食品，还是那许许多多似乎真的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谁知道呢？），这都呈现出一种活力，是些令人心旷神怡的东西、轻松愉快的东西，买卖过程中为之一振的东西，因为这个过程常常在别的地方彻底变得奢华浮夸，也互不信任，甚至带着些许鄙视——一种普遍的、优美的指舞，纵横穿越在市场区域，一种手脚灵活自如的轻舞。在这里，从生意场上熙熙攘攘的混乱、气味和必然中，凸显出某些像原始和民间的交易所渴望的东西，虽然规模不大，但却各式各样，连我们这些从犯也从中获得了乐趣。一桩又一桩生意：这样一句话在这个只有依靠自己的国家里才又获得了它的意义，同样就像“零用品”这个词一样。赞赏这种交易——你恐怕会期待自己说出这样的话（这话绝对不是预定的）？后来，我甚至萌发了这样的愿望，但愿对这个国家的封锁——不，不是战争——延续下去；但愿这种西方或者不管别的什么商品和垄断世界的缺失依然延续下去。

    在去往坡洛丁村的路上，我们终于跨过了摩拉瓦河。这条河千百年来被人传唱歌颂，无疑也在土耳其战争以及巴尔干战争中被迫成为了一个象征角色，被挤成一条象征的河床，而眼下随着深秋的来临，正处于枯水期，河床上的鹅卵石到处可见。在行车桥的旁边，是那座当年的车马和人行小桥，已经快要坍塌了。坡洛丁村沿着马路延伸，也许是欧洲最狭长的村庄之一，有许多小中心，像个“村庄之国”。据说在这个县里，这样的村庄之国的确比比皆是，相互离得很远。到了其中一个中心，我们在一家杂货铺里停留了一会儿。正值中午，几个村民在杂货铺前喝啤酒；在这些遭受限制的岁月里，咖啡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太昂贵了。所以，这个商店就改卖酒。杂货铺斜对面的房前挂着一块黑布，那家有一个小孩子不久前在村子里被车撞死了。在沿路的村子里，车子通常都开得飞快。当一个穿着农夫衣服的年轻人两眼红肿嘴唇肿胀地进入杂货铺时，我们大家都立刻意识到，这一定是孩子的父亲。

    兹拉特科父母的庄园——实际上早就过户到他们的独生子，这个生活在国外的塞族人名下——位于坡洛丁村最远的一端，不是在七座山，而是在七道长拐弯的后面。房子两边前面是他母亲种的花花草草，紧挨着就是棚屋和马厩前一大片泥泞。田野和栽种葡萄的山丘四处分散，大多都相距很远。兹拉特科父母的居室位于形式各样难以捉摸的建筑群中，到处都可以看到，新房子要么贴着旧房子，要么盖在旧房子上面，或者包住旧房子，其中当然有不少东西还没有完工。对这样一个急于去挣钱和回家的外籍工人来说，人们可能习以为常了：有一个这样的附属建筑看上去像一个不说是空空如也，但也彻底与乡村格格不入的会议厅。令人震惊的是，里面摆放着好多崭新的椅子，一种可谓萨尔茨堡式的华丽，中间同样是明光闪闪的椭圆形长桌，就像会议室一样。在这层的三个拐角，等待客人的是贴着巴洛克蓝瓷砖的浴室。显然，他的父母从来都没有敢进去过。也许令人感到最为惊讶的是，在这个新旧交织、弄不清究竟是为谁设计的（？）居住区里，虽然到处都可以看到狭窄的厨房长椅，却无论在哪儿也找不到像是给父母准备的卧室或双人床：“扎特克，你父母睡在哪儿呢？”——“随他们的便，爱睡哪儿就睡哪儿。我父亲有时在楼下住，母亲一般睡楼上，可以看电视。”

    吃饭时，有鸡汤，有烤乳猪，有“塞尔维亚”卷心菜沙拉，还有那样一种口感浓郁和清新的葡萄酒，它是用马路对面山坡上的葡萄自酿的。在那里，朦胧中最后还可以看见的东西就是漫山遍野的羊群。在这个回家的儿子和父母聊天期间，尽管我竭尽全力去听，可压根儿什么都听不懂——那是塞尔维亚语吗？不是，他们一家人不由自主地说起了罗马尼亚语，这是大多数村民聊天和感到亲切的语言。坡洛丁村作为这样一个语言孤岛也远近闻名。可是，他们还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呢？当然是——不然会是什么呢？返回贝尔格莱德的路上，我们穿过一条水果之路，路两旁挂满了葡萄，直到快要驶进城里时，满眼还都是亮晶晶的葡萄。

    在塞尔维亚唯一带点官方色彩的这天，我们驱车前往南部山区的斯图德尼察修道院，一个中世纪教堂和修道院建筑群，一个民族圣地。这是一次旅行之内还是旅行之外的旅行？我们与著名作家米洛拉德·帕维奇结伴而行。他是一位令人尊敬的老者。他讲述说，虽然他一直在写作，但是直到五十多岁成名之前，更多只是作为文学教授，作为塞尔维亚巴洛克文学专家而出名，曾在巴黎索邦大学讲学。我记得他还去过普林斯顿。

    与此同时，这也是初雪的一天，就在早上从贝尔格莱德出发时下起了雪，十一月的雪，伴随着它，一阵阵寒风袭来，树叶也开始纷纷扬扬地落在地上，那些不太结实的南斯拉夫雨伞也被掀翻了。雪越下越大，后来，应这个民族作家的提议，我们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休息一下，顺便喝点……，当然少不了喝热水。服务区一个孤独的老板为我们敬酒。在这五个小时行程中，几乎没有人不认识“帕维奇先生”（想必不仅仅是从电视上认识的，塞尔维亚人是个喜欢看书的民族）。

    克拉古耶瓦茨和克拉列沃——塞尔维亚中部比较大的城市，从这里继续往西南方向走就是另外一个塞尔维亚：山峦起伏，峡谷众多，几乎荒无人烟，到处都会看到城堡遗迹，围绕着光秃秃的山，就像是西班牙高原被遗忘的城堡。渐渐地，只要一看到任何哪怕只是让你领略一下的地方或者风景，我就预先猜测，这个在车后排坐在我身边的人已经为之拟就了什么东西，而且几乎每次都猜对了，甚至连针对这个乡村讲堂写散文，或者针对那个山涧写诗都没错。

    我们上山去修道院，沿着斯图德尼察那条荒僻的小溪（冰冷的溪水意味着是这样）越走越进入寒冷刺骨的隆冬。在所有剩下的日子里，它就一直这样等待着我们。这个古老的拜占庭教堂坐落在高原山谷底部，海拔近千米——在塞尔维亚如此可以感受的遥远的大海之上。雪花飞扬，下个不停。在那些壁画上，我又认出了奥赫里德、斯科普里、塞萨洛尼基等地的东罗马教堂里圆形的晚餐桌，耶稣及其门徒围坐在桌子旁，就像围坐在托勒密[51]的地球圆盘旁；施洗的约翰看起来就像切·格瓦拉，乳头周围还依稀长着胸毛，就像一个微小的弹孔。修道院接待厅位于冷冰冰的院子对面，里面的壁炉冒着火苗，仿佛白色的烤炉。那个留着传统的东正教大胡子的修道院院长先是让我们吃了一些专门招待客人的小点心，然后让人摆上兑了水的热李子酒，他自己甚至也陪着我们喝起这种劣质酒来。

    鹅毛大雪纷纷地打在修道院下面的旅馆窗户上，后面的山崖立刻消失在初冬的昏暗中。一个鞋盒大小的加热器给这个平日没有暖气的餐厅增添了些许暖意。湿冷，无助，无人理睬。与此同时，我倒饶有兴致，要在这个远离世界的地方度过这样一个漆黑的夜晚。可后来几乎感到失望，因为下雪并没有阻挡住我们的返程。

    后来，当我问起S那天——大家始终都会觉得是近乎半官方的——有哪些最不起眼和无关紧要的细节时，她立刻就说起我们在那家阴冷的小餐馆吃法式可丽煎饼的情形：那些又凉又厚的煎饼端上桌后，帕维奇先生对此说，别指望了，塞尔维亚人似乎永远也学不会怎样做可丽煎饼。是的，我也想起来了，这位作家一反他的作品里通常所描写的，居然往葡萄酒里兑水（而不是相反）。他解释说，这毕竟是矿泉水，而这样的水对他来说则不是水。而且，在一次漫长的行驶途中，他提起了那个塞尔维亚流亡国王。这位国王（自南斯拉夫解体之后）现在已经很好地掌握了他祖先的语言；身为枢密院成员，他越来越频繁地被国王邀请去伦敦，或者他们也在希腊碰面。这时，我讲了我生活在克恩滕的斯洛文尼亚外祖父：他在1920年全民公决时，投票赞成并入新成立的南斯拉夫，而我总认为这种行为就是决定赞成斯拉夫的东西、反对1918年缩成小德语国家奥地利。可是在此间，我也问自己，在哈布斯堡王朝灭亡后，随着共和国的成立，他的这个决定是不是更多出于一种渴望或者需要，即使不是渴望一个皇帝，至少也是一个国王，而这个年轻的南部斯拉夫民族就有一个国王在位？！

    就在这有点官方色彩的同一天，我还约好与42岁的作家德拉甘·维利奇科晚上在贝尔格莱德见面（一天见了两位作家）。在战争之前的岁月里，有一次，我在斯洛文尼亚喀斯特地区的利皮卡与他邂逅。我读过他两本篇幅不长的小说，一本名叫《路过普拉》，其中讲述了一个生活在克罗地亚普拉的塞尔维亚人的青年时代，相当豪放，一再出现了向第二或者第三生活的过渡或展望。另一部是《子午线画家》，这是我从塞尔维亚回去之后才读的（两本书都是由维泽尔出版社出版的）。后者是一个关于分崩离析的南斯拉夫解体的故事，充满影射，也断断续续，片段式——叙述和被叙述的东西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结果就是在“作品”和“国家”之外形成了第三种东西。维利奇科写作离奇；他是一位反其道而行之的作家，源于地理-历史的“我”与相应分裂的“我”相互碰撞，这同样也是一个不相上下的“我！”。这就是这部作品的内在或支撑。这种支撑使那些片段和章节水乳交融。当然这里必须举例为证。“生存就是坟墓。这种情形也许在一个国家里没有什么两样，因为在那里，在经历了数百年的风向旋转中心，系着丝绸腰带的狡猾太监、穿着袈裟的蛇眼僧侣和蓄着大胡子的教会分裂者彼此处于对立状态。只有通过假象才能使他们彼此交融。”又如：“在欧洲城市里，90年代初逃亡的贝尔格莱德青年人过着生不如死的飞地生活（1995年）；在战争期间，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亦是如此。人们遗忘了他们，这就是他们的命运。因为那些争斗的党派，那些战争疯狗，不管他们叫什么，也不管他们用多少指头画十字，都是一丘之貉。他们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就好了。”还有：“他（英雄）就像一只睡着的蝎子，在绿色的墙壁里安享他的岁月，梦想着那没有实现的生存。让跳动着的脉搏停下来，这是不可能的。”

    那天晚上在贝尔格莱德，我觉得德拉甘·维利奇科起初看上去更为压抑和失望，几乎丧失勇气。而留在我记忆里的他，有活力，有热情，同时很专注，值得信赖。也许我们见面的地点不合适：那个所谓的私人地址结果是一家小出版社。在那里，和维利奇科一起，还有其他几个圈里的人等着，肯定是为了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搞什么政治阴谋。由于已近深夜，再也没有可能去附近的餐馆，于是，大家都正儿八经地坐下来，就像是按照预先安排好的日程，以奇怪的方式直到深夜。大家可能都在寻思着说些什么，关于目前的局势、关于波斯尼亚战争、关于这场战争中波斯尼亚塞族人的角色以及塞尔维亚塞族人的角色，好像要举行一场圆桌对话。我们久久地坐在那里，几乎没有说话，受到刺激，不知所措。我们喝了一大瓶弗拉斯卡蒂酒，有些窖藏的年头了，其实当地产的白葡萄酒味道更好。德拉甘同时也带来了一瓶帕里克产的非常有名的雷司令，但是因为大家都不说话，低着头喝酒，一会儿工夫瓶子就见底了：很少见，可以看到产于1990年的标签，时间也就是在那场斯洛文尼亚小战争之后，那些大战争之前。

    后来，有人拿出一个出自波斯尼亚战争的纪念品让大家传看，正如所说的，这是一个刚刚在去年秋天针对塞尔维亚发射的“战斧”导弹的制导盒。这时，出现了最糟糕或者最尴尬的时刻。制导盒有橄榄球大小，是沉重的钢制品，介于半球、圆锥和迷你金字塔形状。据称，这枚导弹在即将命中目标时被导弹击落了。这个纪念品是在波斯尼亚塞族人居住地巴尼亚卢卡附近弄到的（实际上，制导盒上的美国空军徽记清晰可见）。然而，我并没有想对此看个究竟，只是突然觉得大家一起不知身处何地，并且似乎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我想，不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感觉。幸好，我后来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让维利奇科讲讲他在普拉和伊斯特利亚的情况。和在座的其他人一样，维利奇科如释重负。他说，他在普拉租的房子已经被克罗地亚军队占领了，一名军官住在里面。他现在远在贝尔格莱德，却还要继续交租金——短暂而有力地笑一声。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接着，气氛活跃起来，大家很快就你一言我一语，谈论着大大小小的地方，比如谈到维也纳，他的小儿子去年夏天待在维也纳，把所有地铁站的换乘方法差不多记得滚瓜烂熟，还谈到巴伐利亚州的费尔达芬小镇。

    渐渐地，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南斯拉夫的现状上。在场的有一个人首先声嘶力竭地说道，塞尔维亚最高当权者对他们的人民目前所遭受的苦难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还说到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人的压迫以及盲目认可的克拉伊纳共和国。这是在大声喧闹，而不是在发表意见，也不仅是一帮在野的文化人聚在后院里发发牢骚。这个塞尔维亚人也独一无二地说到他自己国家的领导人，而并未提到其他地方的战争疯狗。看样子，仿佛这只是冲着老天，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叫喊着他们的行为。

    但是，奇怪的是：虽然我最终面对这个人，再也没有感受到这种情形有什么冠冕堂皇或者事先准备好的东西——他不是在发表声明，而是心里痛苦、愤怒和清醒——，可我还是不想听他对当权者的严厉谴责；不应该在这里，在这样的空间里，也不应该在这个城市里，在这个国家里；不应该是现在，因为这也许关系到一场战争之后的和平。这场战争是由外部的、完全另外的强权挑起的，并且最终的结局无疑也是由他们决定的。（告别时，他拥抱了我。这时，我在想，他可能觉得被别人理解，并且此刻还问我，是不是恰恰相反。）

    3 第二段旅程

    接下来，我们开始了此行的最后一段旅程，一路上险象环生。

    我们依然冒着十一月的落叶伴随着下雪的天气，最后离开了贝尔格莱德，离开了莫斯卡瓦酒店，踏上了前往波斯尼亚的旅途。S一大早就乘车回法国了，因为孩子们过完万圣节又要上学了。于是，我们三个人，兹拉特科、扎克和我，乘坐前者的车，一路摸索着前往德里纳河畔的巴伊纳巴什塔。后者的前妻和他们的女儿就生活在那里。摸索着——这是因为，虽然这位父亲在孩子成长的十八年里经常往返这段路线，可是他现在却连一条路都不熟悉了；他当时一直是坐大巴车去的（而此时此刻，也弄不到塞尔维亚的专用地图）。

    可是之前，也就是在离开首都之前，我们在这个号称“世界上加油站最多的国家”第一次加了油。在通往城外的公路干线两旁，密密麻麻地站满了提着油桶或拿着油瓶的人。也是在之后一次次加油时，我获得的第一印象是，在一双双绝对小心翼翼的手里，这种绿红相间的黏稠液体缓慢而清晰可见地喷入油箱中，绝对不会让人看到它事实上就是那个样子：某些相当奇缺的东西，十分值钱的东西，一种宝藏。这时，我又一次丝毫也不会压抑我萌发的愿望：这样的加油方式可能还会延续很久，甚至还会传到另有其主的国家。（后来，我们被一队巡逻的警察拦下来接受检查，仿佛有人闻到了什么。因为“Zlatko Bo.”——塞尔维亚驾驶证上的名字——开着另一个人“Adrian Br.”——奥地利驾照上的名字——的车，所以必须缴纳一笔不太大的罚款；要是能够证明这两个名字指的是同一个人的话，那么整个事情就不会这样倒霉了。）

    我们大概朝着西南方向前往德里纳河畔，穿过一片辽阔的原野，久久地看不到丘陵山峦，照扎克的说法，这就是通往他家乡的方向（扎克，这个东塞尔维亚人再也不像最初几天的样子了），“终于到了真正的塞尔维亚”。在这旷野上，雪花越来越密集。约莫第三次迷路以后——星期天，公路上的人寥寥无几，我们当然一边走一边问路，才发现他们都喝得醉醺醺的，一句话都不说。夜幕已经慢慢降临。我们久久地滞留在一个不确切的、也叫不上名字和不为人知的地方，面对着我们这个越来越寡言少语的向导所说的“大荒山”，我们只有翻过它，才能到达目的地。天色已晚，我们拿定主意，不再前往那里；我们掉头去路旁一家孤零零的小饭馆。饭馆墙上，在曾经挂着铁托画像的地方，如今却挂着一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一个塞尔维亚英雄将军的照片。桌上放着前一天的《维塞恩新闻报》，而整整一周后，这家报纸的头版以巨大的大写字母写着俄语、德语和塞尔维亚语的“和平”一词（我立刻心想着，1945年，这个词恐怕也会如此有纪念意义地登在哪家德国报纸上？）

    正像在关于迷路的故事中常说的：“不管怎么说”，我们最终还是到达了瓦列沃城，也就是盘山公路的出口。这座山叫“Debelo Brdo”，即“大肚子山”。据说巴伊纳巴什塔——在这个雪下得越来越猛的夜晚，我们的向导把它翻译为“巴亚花园”（巴亚是抗击土耳其人侵略的塞尔维亚英雄）——隘口海拔超过一千米。上山的路越来越白茫茫一片，哪怕轻轻一刹车，车轮都会打转。夜空同样一片漆黑，很快就再也看不到一丝亮光，既看不到居民屋里的灯光，也没有其他车辆驶过。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听说过，从贝尔格莱德开出的夜班车中途停在瓦列沃躲避风雪，乘客们都在山脚下的城里过夜。

    途中有很长一段路不是柏油路，路面到处坑坑洼洼。我们的司机就像参加汽车拉力赛一样穿行在其间。但是我们同时满怀希望，因为在裸露的泥地上，雪花几乎是留不住的。我们的向导后来说，当天早晨，电视上的天气预报显示，瓦列沃一带不再下雪了。但是现在，每拐过一个长弯，雪都越下越大。大约到了半山腰，又刮起了大风，不一会儿又变成了暴风，雪花立刻被吹成一道道雪丘，这儿矮矮的，在继续移动，那儿又停滞了，凝结在一起，横竖积满狭窄的公路。这时，这个牌手和客栈招牌画匠则以欧洲赛车冠军般的娴熟技术驾驶着车辆又是穿行，又是爬坡，即使在陡坡换挡时也充满了一种意味：再也没有退路可走（探险故事里不也是这么说的吗？）。

    有时，我们中也有人会一边目不转睛地望着前方，一边说着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话，不着边际的话，可是，几乎再也没有人回应。后来，在继续翻越大肚子山时，也许有一个钟头之久，我们三人中甚至连一句话也没说；而且策卡也不唱歌了，况且再也听不到民谣歌手托佐瓦克的歌声了。如果说在不断转弯的汽车远灯里，除了闪现在我们眼前的雪檐上一道又一道雪障外真的还有什么的话，那就是越来多地出现了光秃秃的崖壁。此时此刻，我满脑子都在想：万一，车子现在走不动了——我要往哪个方向逃生呢？这样没有帽子和合适的鞋子，我能走多远？好紧张！简直不可思议，漫天大雪中并没有闪现出一丝亮光，因为暴风雪恐怕会在这高高的巴尔干山区使雪夜达到完美无缺的境界。这种不安也转换成了某些别的东西，转换成了恐慌？或者恰恰是它的反面？

    “鬼使神差似的”，我们几乎以步行的车速终于驶出了山口，缓缓地盘山而下。雪花也变得缓慢了。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就像在原野上一样，路上有些地方甚至没有积雪——我们的向导随之指着那黑暗的山谷什么地方，激动地说出了久久以来的第一句话：“下面就是德里纳河，下面一定就是巴伊纳巴什塔，再往后就是波斯尼亚了。”

    我们终于到达南斯拉夫的偏远小城巴伊纳巴什塔。看样子，周日的夜晚一片沉寂，主干道上灯火通明。之后，一所公寓的门旁响起奇怪的铃声。这座城市尽管素不相识，却让人感到有某些亲切感（此时此刻，我才想起来，三十多年前，青年时期的我在克罗地亚腹地就这样来到一个女朋友门前敲门）。然后，我们分别住在三个灯光明亮、暖意融融的房间里，这在整个塞尔维亚都不多见。还有果子酱接风，装在玻璃杯里，里面还放着小勺。女主人以前在贝尔格莱德念考古学，如今在离市区不远的德里纳河水电站当秘书。她女儿房间的墙上挂满了青春长在的好莱坞偶像詹姆斯·迪恩的招贴画。我们享用了白菜卷（一种卷心菜肉卷）、奶油（黄油软酪）、面包、斯梅德雷沃产的红葡萄酒（就是多瑙河无声无息流过的那个地方）。这期间，目光透过厚厚的窗帘缝隙，可以看到这个巴尔干式的庭院，四周都是相似的多层楼房：雪花纷纷扬扬，一直下个不停。

    奥尔加是一个巴伊纳巴什塔本地女人。她几乎知道世界上所有的电影。她告诉我们说，当地居民对一公里外发生的战争几乎一无所知。传说在德里纳河河面上，总是有成堆的尸体顺流而下。然而，她也不认识一个目睹过这种情形的人。不管怎么说，在战争发生以前，每到夏天，这条河里满是游泳的人，不管是在塞尔维亚一边，还是在波斯尼亚一边，他们在河里来来往往穿梭。而现在，河里已经再也没有人游泳了，游船当然也停运了。她和女儿甚是怀念一起横穿波斯尼亚、去往斯普利特和亚得里亚海边的杜布罗夫尼克的共同旅程。她本人也很想念和穆斯林朋友在一起的时光，无论他们是来自她最喜欢的波斯尼亚小镇维舍格勒（伊沃·安德里奇[52]的《德里纳河上的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还是来自更近一些的斯雷布雷尼察。她相信，1995年夏天，在斯雷布雷尼察，真的有成千上万人被杀害了。不管这场波斯尼亚战争规模多小，它真的发生了：一夜之间，整个村庄的穆斯林被屠杀殆尽。下一夜，又是一个塞族村庄，如此等等。于是，在这座边境城市，塞尔维亚人完全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谁也不和别的人说话。主干道两边那些崭新的、有品位的商店和酒吧都是波斯尼亚-塞族战争既得利益者开的。她绝不会迈进那里一步。她靠前夫寄来的德国马克勉强度日，可是其他人又靠谁呢？靠着同样艰难的邻居施舍——虽然物资很匮乏，但首先还是内心的贫困；他们跟以前的大世界的联系被切断了，一味生活在他们的天地里。他们还会有人恋爱吗，还会生儿育女吗？“最多也是在流亡者中。”（说到这儿，这个还年轻和有青春活力的女人自己也笑了。）虽然时不时会有记者从西边冒出来——在这种情况下也指的是波斯尼亚——，可是已经预先什么都知道，所以他们提出的问题也与之相应；没有一个人对这个边境城市居民的生活哪怕有一丁点的兴趣和好奇。联合国观察员刚来不久就从酒店搬走了，因为他们反觉得自己成了被观察的对象。

    晚上，我和兹拉特科（别名阿德里安）两人住在“德里纳”酒店里。房间里没有暖气，也没有像样的窗帘。在第一个夜晚，当黄色刺眼的街灯照进屋里时，我不时地睁开眼，雪花连续不断地拍打在窗户上，直到天亮还下个不停，在巴伊纳巴什塔的日日夜夜一直都这样。整个城市都被大雪掩埋了。只剩下向北穿过德里纳河河谷一条公路了，兹拉特科听人这样说。早餐时，我们旁边坐着几个年轻的民兵，个个都带着冲锋枪。脸和手已经冻得红肿的兹拉特科从他们那里得知，翻越大肚子山的路早就被阻断了，只剩下向北穿过德里纳河河谷一条公路了。可是，这条路上有没有扫雪车扫雪呢？

    于是，我们蛮有兴致地决定，有必要待多久就待多久吧。我们买来雪地靴和保暖帽。当我们几个显然人生地不熟的人一进商店，看到售货员警觉的神色时，我就想着，在战争期间，所谓“潜在的顾客”结果全都露出了外国记者的原形，他们不是来买东西的，只是为了探听物价，搜集信息。

    在条条边境大街上，在家家边境饭店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穿着半是像制服的防风雪衣男子，我们不由自主地会理所当然（？）把他们看成是准军事化的杀手。你就看看他们那与之相应的眼神，分明“一派杀气腾腾的样子”。扎克也这样看。他在临时家里过了一宿后又回到了她们的怀抱里。后来，那个与我们一起来的当地图书馆管理员，一个读者（读过娜塔莉·萨洛特[53]、费尔南多·佩索阿[54]等人的书）向我们解释说，那些人都是大肚子山上的林业工人和护林员；这座山就像是国家公园，无论如何是一个疗养地，山上长着一种世界上仅有的云杉，它是从最后的间冰期存活下来的。然而，我们还是怀疑这些人可能是某些团伙成员，不过是乔装成护林工人或猎场管理员而已。

    我们出城走向德里纳河，走向界桥。也许边防哨兵会允许我们过桥到对岸的波斯尼亚。它依稀出现在那铺天盖地的积雪后方。积雪现在鲜明地勾画出山丘和草地的轮廓；积雪现在又将它们掩埋。有不少人在厚厚的雪地里行进，可大多只是老人和小孩，后者跨过那座桥以后去城里上学，头上戴着各式各样、来自世界各地的帽子，其间有一个老人，头上缠着编织的头巾。一小群孩子不停地冲着我们用英语说“你好！”，然后放声大笑起来。几乎所有迎面走来的人，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缺了很多牙，连塞尔维亚这一侧的边防哨兵亦是如此。他最终还是让我们上桥了，当然后果自负。众所周知，河对岸的波斯尼亚-塞族人早就不喜欢自己的祖国了。

    现在的德里纳河，宽阔的河面上呈现出一片冬日的深绿，从山里流出来的水湍急而富有节奏，在河岸两边朦朦胧胧的物体的映衬下，显得更加昏暗，更加阴郁。我们慢慢走上桥，那位图书馆管理员，这个当地人，仿佛每走一步都准备着掉头，目光里露出提心吊胆的神色，近乎赤裸裸的恐惧。在这两个国家正中间，桥栏上安着一个灯箱，像是临时将就，也像安在一条佛教传说里的河上。在我的想象中，它是用来放蜡烛的，要为逝者照亮黑暗的夜晚。但是打开灯箱一看，里面全是烟蒂和烟灰。

    我们最终来到河对岸的边防哨所前，在那里又向波斯尼亚纵深走了几步，值得纪念的几步。哨所的窗户玻璃是破的，后面有两条岔路，或多或少都是陡峭的山路。那个边防哨兵目光直直地盯着你——或者说，难道这不更多像是一种无法治愈也不可接近的忧伤？恐怕只有上帝才能帮他解脱这忧伤。而在我眼里，昏暗空荡的德里纳河就像这样一个上帝一样流过，尽管只是个没有权力的上帝。不行，我们不被允许进入他的国家，但他允许我们在他的国门口站一会儿，观看，聆听——这时，我们大家都不感到好奇，只是战战兢兢。在这片波斯尼亚山坡上，可以看到一些零零散散的农家，院落彼此也有一段距离，每个院子周围都是苹果园以及巴尔干地区特有的干草垛，像房子一样高的圆锥形或金字塔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有烟囱在冒烟（我起初以为那是焚烧垃圾冒的烟，或许真的就是这样？）然而，绝大多数家里都没有冒烟，常常不光是不冒烟，甚至连屋顶都看不到，下面也没有门窗。然而奇怪的是，几乎就看不到有烧毁的痕迹。所以这些院落又像是整个南斯拉夫那些永远都不会完工的、典型的外籍工人住房。你不仅第二眼看去是这样，就是再看上去也没有两样。那么，它们到底是未完工还是已经被毁坏了？如果是被毁坏了，那么无论如何有些部分是被小心翼翼拆除搬走的，那些部分接着又被弄走了。

    这时，这个边城的图书管理员突然说道：“在这片昔日鸟声不绝于耳的沼泽里，曾经活跃着欧洲的精灵。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变得越来越像南斯拉夫人。对这样的人来说，现在是最艰难的时刻。只要我一想起来，就觉得对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难上加难了。我不可能是塞尔维亚人，也不可能是克罗地亚人，同样不可能是匈牙利人，更不可能是德国人，因为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家的感觉。”

    然后，我的朋友扎克，这个吃着德国面包的塞尔维亚人，忍不住唱起针锋相对的反调：“那么对我这个塞尔维亚人来说，现在生活在德国，是不是就很可怕呢？事实是，德国已经努力变成了一个美好、富有、天堂般的国家。世界就是机器。房子也是机器。街上的狗叫声就像工厂里机器的轰鸣声。在自选商店里也是这样，似乎你要买的是螺丝钉，而不是牛奶；在肉店里，似乎你要买的是钉子，而不是火腿；在药店里，似乎你要买的是锤子，而不是阿司匹林。”

    要说到我，现在我可以说，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持之以恒地让自己融入到这个世界、或者世界事件里？让自己参与其中？——在巴伊纳巴什塔地区，在波斯尼亚-塞尔维亚界河边上，在这些风雪肆虐、大雾弥漫和事件多发的日子里，结果让我感到自己成为这个地区的一员。在这种的确窘迫的困境下，我没有遭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丝毫也没有。这就意味着：只有好事。可是有哪些事件呢？

    我们本来打算参观附近一家古老的修道院，但雪下个不停，没法去。于是我们开车一直沿着边界往德里纳河上游走。奥尔加的母亲住在那里。“二战”期间，她在铁托游击队当护士。她丈夫几年前用他的游击队步枪自杀了，与其说是因为重病缠身，倒不如说更多是出于对南斯拉夫解体的忧伤。如今，她孤身一人住在山脚下一个小房子里（就跟养路工的房子不相上下）。在陡峭的山崖之间，正好有一块可以用作花园的地方，还有一长条土豆地垄。虽然老妇人整个下午在屋子里都戴着头巾，但是她依然有一个女指挥员的架势，或者一个连队里独一无二的、与男兵平起平坐的女性的气势，举止优雅自信，同时也随时准备出征。她恐怕直到生命的尽头都会是一个骨子里的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者，而不是塞尔维亚的，而且不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时代里——在她看来，对南部斯拉夫各民族来说，共产主义直到今天依然还是唯一理性的可能：1941年，在德国入侵之前，在这个王国里，几乎一切财产都属于少数几个人，而就在他们身旁，则是一贫如洗的民众。而现在，在这个塞尔维亚特别国家里——它的当权者像在其他新生国家一样都是“叛徒”——，历史还在重演，一边是战争的既得利益获得者，一边是一无所有、挨饿受冻的人民。（至少这话没有说错，因为立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兹拉特科，这个从奥地利归来的、习惯了别的东西的外国继承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整个民族都在挨冻。”）

    我们在这边境小屋里坐了一下午。后来，德里纳河这边的村庄亮起了灯，对岸却仍然完全一片黑暗，或者有人使之变得黑暗了？而在战前，对岸的窗户照射出那样的光亮，连河这边都成了对岸的镜子。老人说，她很想念那些波斯尼亚人，不管是塞族人还是穆斯林人，尤其是每到秋天水果成熟的季节，他们就会跨过德里纳河来这边卖水果，因为那边的山坡不太陡，更适合种水果。（从河岸马路边上那个村子返回的路上，汽车大灯照亮了从黑暗中闪现出成群的身影，他们都是在这儿宿营的逃亡者，已经等候了几个钟头，希望能搭便车进城去——可是几乎没有一辆车经过。）

    或者我们也只是蹲在早就没有了灯光的“德里纳”酒店的大厅里，身上裹着大衣和夹克，两个人一起，大概也是仅有的真正的客人，听着一个独弦琴歌手的歌唱和震耳的叫声来休息。据说这种演唱继承了荷马的传统，歌颂的是塞尔维亚的英雄。在之前整整一个夜晚，我们的耳朵里灌满了这种演唱，况且是在一个狭小的私人房子里。他的古斯拉琴琴声使那震耳的叫声更加高亢。古斯拉琴只有一根弦，但却编得十分精美——我们在黑暗中休息，彼此讲一些算不上英雄的事情，也少不了一些不着边际的瞎聊，或者干脆就望着远处街道上纷纷扬扬的雪花（对了，我们的车子还在那儿吗？）。

    一天下午早些时候，雪终于变小了，我们启程了。这时，我们也只好两个人成行，因为扎克（这个所谓的“热心人”或者“火辣辣的人”）还想再陪陪他女儿，继续在奥尔加女士温暖的房间里待一段时间（“德国之声”给他还有一周假）。于是，我们沿河向下游驶去，一路向北，一会儿就暮色降临，而且很快就进入漆黑一片的塞尔维亚，穿过越来越泥泞的雪堆。在到达诺维萨德之前，我们横穿了绵延的弗鲁什卡格拉山（对伟大的塞尔维亚诗人米卢·科伦扬斯基来说，这座山在“一战”后更多时候变成了异国的山，而不再是故乡的山。），积雪最终变成了冰崖。在伏伊伏丁那省城的“游客”酒店里度过了又一个寒冷的夜晚后，第二天一早，我们在诺维萨德的市场上买了几包“摩拉瓦”牌和“德里纳”牌香烟，还在诺城一家书店里买来了塞尔维亚-西里尔语蘑菇指南，二者都是为巴黎的近郊生活准备的。在那儿，在我的整个塞尔维亚之行中，第一次碰到了其他游客，有两个来自纽约的小伙子向我打听便宜旅馆，准备在诺维萨德拍一部电影，“只是一个短片”。后来，在前往匈牙利边境的途中，快到苏博蒂察时，又是寒冷刺骨，雪粒尽管稀稀拉拉，可仿佛要穿透这一马平川似的大草原。像从前一样，到处可以看到在这片大地上乱蹿或者已经死亡的僵硬地横在车道上的狗（兹拉特科说：“在罗马尼亚还有更多！”）；有一只麻雀砰地撞在挡风玻璃上；成群成群的乌鸦落在空旷的柏油马路上。兹拉特科嘴里念叨着：真是少见，乌鸦群里还会看到一只喜鹊——我也看见了，正想告诉他呢。

    在南斯拉夫各国纷纷独立的战争时期，我总是在新成立的斯洛文尼亚共和国漫游，这个国家昔日是“我漫游的故乡”。然而，与此同时，这样的情感意识是永远不会停止的，哪怕一时一刻（它似乎是不会逝去的）。有可能，这也跟我自己，跟我也许幼稚的失落息息相关，比如，面对那座巍峨的、坐落在尤利安阿尔卑斯山里和波希涅湖北面的特里格拉夫峰（曾是南斯拉夫的最高峰），我心里明白这座三头峰的轮廓同时也是斯洛文尼亚国家车牌和国旗上的图案；或许我走错路了。在我看来，恐怕要在那里走新路了，而不该一如既往地走同样的路。

    尽管如此，这个国家如此突然的转变、如此突然的封闭和难以接近，不只是留在我的想象中而已。在我们来塞尔维亚旅行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一如既往，独自漫步穿过波希涅谷地，并一直往南穿过伊松佐河河谷，又下又上，就到了的里雅斯特上方的喀斯特地区。波希涅地区及其那样灵动而静谧的湖泊位于最后方，从那里只是还没有公路直接进山去。这里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地方，对塞尔维亚人来说也是如此：有许多塞尔维亚诗人留下了不少的诗篇（或者见证，对一种少些日常的盲目、富有诗意的生存的呼吁），他们都是“斯洛文尼亚人的兄弟”，对美丽的波希涅地区有感而发。

    然而，如今我找到了一家合适的酒店，名叫“Zlatorog”（意思是：寓言中的北山羊），其实更像是高山牧场小屋，在山谷尽头的后面，这里的一切都是为讲德语的游客准备好的。入口处，当年铁托来访时的照片被弄走了——也没什么遗憾——取而代之的是维利·勃兰特[55]的照片。这时，我问自己，是不是马歇尔当年陪他来的呢。在国家电视台——平时只有德国和奥地利频道——的节目上，来自国外的贸易或经济代表团一再受到纯正的民族音乐的颂扬，最后由斯洛文尼亚总统出面接见。一个当年能干自豪的官员？可现在却像个服务员，甚或走狗，向外国人兜售他的国家。看样子，仿佛他要一丝不苟地迎合德国企业家和委托人的说法，斯洛文尼亚人民不是别人所说的这样或那样，而是一个“勤劳肯干的阿尔卑斯民族”？此外，一大早，酒店后面那个不怎么令人愉快的、半是在山林里的超市，就已经准备好了德国的《图片》报，也许比当地的日报《劳动报》，即《卢布尔雅那日报》还要来得早。就在堆起来的管装和罐装的妮维雅护肤品旁边，要说有斯洛文尼亚的东西，也不过是产品包装醒目的德语说明上贴了一小条斯洛文尼亚标签（第一批顾客的话：“《图片报》到了吗？”）。后来，在依然保持着美丽的乡土本色的比斯特里察火车站里，为了顺应自然或历史，那些简直像真油画的照片都被替换掉了，其中有塞尔维亚的修道院、黑山的科托尔海湾、奥赫里德的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湖——取而代之的绝对不是纯粹斯洛文尼亚的风景照片，而是儿童绘画的印刷品。

    那么，这是一个处于童年的国家？我不会忘记，而且之前在这个新建的国家的一次次旅行时就目睹过，在一望无际的喀斯特高原上，通向类似的、即使远在荒野的火车站的通道两旁，到处都挂满了广告牌，上面写着，国家一再要求保持（无愧于欧洲）的环境整洁和相互对此进行监督——与之相适应，你不得不听的、无法听而不闻的广播音乐回响在整个国家；如果不是这个小民族的传统音乐，那就毫无例外地是高雅的欧洲古典音乐，即使是莫扎特或海顿最轻快的曲目，也会使游客的心情变得阴郁。

    有一次，我去往一个灰白色的石灰石火车站，它距离喀斯特村庄杜托弗列很远。从国道上拐弯下来的地方，我没有听到那家精神病院的声音。精神病院坐落在以前没有任何建筑的拐角。当年一次次漫游时，我都听得到从窗户传来病人的尖叫声、哭号声和磨牙声：可是现在，时过境迁，不是这扇窗户后面是一片谨慎的沉寂，就是那扇后面的收音机里在轻轻地播放着钢琴音乐会。然后，我继续走到火车站里，在黑色古旧的候车大厅的墙上，前南斯拉夫时期的照片全都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火车站入口贴了一个提醒保持公共环境整洁的标语。在这条路尽头，也就是在喀斯特稀树草原之前，我看见一辆大货车停在那里，挂着斯科普里/马其顿的牌照，这种情形以前在斯洛文尼亚的公路上比比皆是，但现在却很罕见了。特别是正在休息的司机，躺在外面的草地上，远近就他一个人，就像是从战争之前的岁月里残留下来的。他听着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的音乐，声音很小，像是东方或阿拉伯音乐。这种音乐以前在这儿到处都能听到，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了。司机和我面面相觑，一会儿，某种东西足以使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事情更胜于一种共同的想法，那是些更深层的东西：一种共同的记忆；尽管周边地区好像要在这种音乐声中重新绽放和延伸，直到遥远的、快要接近希腊的南部，可是这样一种大陆情怀（与“海洋”情怀的热情不同）几乎立刻就烟消云散，空气中只是跳动着一阵十分强烈的幻肢痛[56]，无疑也不只是个人的。

    之后，在塞尔维亚的旅行中，我再没有了失去故乡的感觉。既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对我来说变陌生了，也不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以前，巴斯克的毕尔巴鄂，首先是它的文字给人一种陌生的感觉，甚至有一次我进男厕所时心想着，连那儿的小便池恐怕也会呈现出闻所未闻的、从未见过的样子，或者就不是在地上，而是高高地挂在墙上。不，在塞尔维亚，我既不会有家的感觉，可是也没有觉得自己是个外地人，既不属于其中，也不会受到伤害。我始终是一个旅行者，是的，即使是一个所谓新型的观光客。最近以来，旅游研究者或学者把这种新型的旅游推荐给“度假的人”，称之为“可持续观光”。因为旅行——参见《法兰克福汇报》1995年11月23日的旅游版面——但愿“最终能够被理解为一种宝贵的财富”。可是，“只要旅行目的地的选择依赖于附着其中的面子”，这又谈何容易；在选择旅游目的地时，旅游者关心的不是“当地能看到什么，而是自己需要什么”——度假的人只有这样来感受“旅行会给他带来什么”；简言之，“可持续观光”。

    就塞尔维亚之旅来说，怎样可持续呢？比如，那里留在我记忆里的，是一个与我们的日常现实相比强化了的、近乎结晶的日常现实的图像。是因为战争状态吗？不，更多是因为整个一个伟大的民族，她显然明白自己在欧洲范围内遭到排斥，感受到这种境况是极为荒唐的不公正，并且现在就是要让这个世界知道，她是另类，不仅在大街上是这样，而且在一旁同样如此，即使这个世界压根儿就不愿意对此有任何感知。

    其实，恰好当你十分鲜明地感受到那里几乎人人都被解体时，首先留在记忆里的就像是这个在别的地方早就被合法地宣布死亡的“民族”：可以理解，因为这个民族在自己的国家里这么明显地分散居住，人人都是一个高度分散的个体（此外，返程时，在郊区火车站旁那棵鸟儿栖息的树上，我看到在上面过夜的鸟儿冻得竖起了羽毛，彼此之间却保持距离，身体之间也积满了雪）。简单地说，留在记忆里或者挥之不去的只是在一个纯粹的内陆国家的旅行，那里甚至没有天然湖泊，只有河流，但是什么样的河流呢——谁有朝一日想象经历一个未来的、只有河流而且远近都没有海洋的内陆国家的话：那就随他一起去塞尔维亚吧。

    最后，留在我记忆里挥之不去的首先是：没有人了解塞尔维亚——按照托马斯·沃尔夫的小说描述的，“只有死人了解布鲁克林”。

    如果我在以前那些可持续的独自旅途上常常想象或者希望有选择的结伴来重新体验的话，那么我这一次——之前几乎始终是这样的结伴之行——则希望能够独自在这个国家走走看看，不开车，只坐公交，最好就是徒步。

    后记

    但是，难道我真的没有一次独自去塞尔维亚旅行过吗？那是一个雪天，在边境城市巴伊纳巴什塔。天刚破晓，我就出发了，心里只想着两个目的地：长途汽车站和德里纳河（我常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为了达此目的，你恐怕必须早点起来！”）。我不是要过桥去波斯尼亚，而是要去更远的地方，尽可能远离房屋和花园，去德里纳河蜿蜒流过田野和牧场的地方，这儿看看，那儿走走。

    天色阴暗，下着雪，周围群山环绕。汽车站很难找，根本就没有指示牌，我又不想问别人。最后，终于找到了，果然跟我想象的一样，汽车站是一座平房，坐落在被德里纳河支流冲刷而成的一片洼地上，对面就是我在巴伊纳巴什塔镇第一眼所看到的那栋房子，除了顶上有个十字架之外，一点也不像教堂。

    在车站售票大厅里，墙上有一张很大的班车目的地列表，就像纪念油画那么大。上面的文字跟书法一样，是当年在这里通用的西里尔字母：贝尔格莱德，在这下面，也就是最后，是斯雷布雷尼察和图兹拉。这块巨大而古老的公告牌现在已经不用了。当下的发车时刻表贴在一个角落里，草草地写在很小的一张纸上。再说，已经没有开往最后提及的两个地方的班车了。隔壁的咖啡馆是一个巴洛克风格的大厅，空荡荡的，只有一位老妇人坐在一张很大的桌子旁，不知是老板还是服务员。里面有两个人在下棋，他们俩在接下来的半个钟头里下了大约二十盘快棋。远远的角落里有一位孤独的老人，他喋喋不休地朝着咖啡馆里说着什么，不是自言自语，而是迫切地希望有人听他说话（可惜没人听）。

    后来，我漫步穿过田野，远离最后一处城郊房舍，可是不大一会儿，我就打算放弃继续往前走了：湿漉漉的深雪灌进我的鞋里，特别是面前的雪地上看不到任何脚印，犹如在警告我。难道我还没看够德里纳河吗？可是我的双腿却不由自主地接着向前挪去。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一直朝着远处昏暗的河谷走去，那里就是边界和德里纳河。（在那本纯克罗地亚语词典里，“河谷”被“港口”取而代之，因为这个意思符合这个海洋之国，而我后来在另一本战前的词典中还找到了“草地”的意思。）河对岸是否也有人在看着我呢？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那是一片废墟，还是尚未完工的新建筑？不，是废墟，河两岸又堆放着与房子一般高的、发黑的干草堆，仿佛已经好多年了。我终于穿过了一片洼地，仿佛所有的小鸟都聚集在这里。之前，在穿越塞尔维亚的旅途中，我曾经那样期盼着能够看到它们，有麻雀、山雀、红胸鸲、鹪鹩、戴胜和蜂鸟（不，没有蜂鸟）。我现在终于又可以从一个光秃秃的堤坝上看到德里纳河。它湍急地流去，河面宽阔，河水闪现着深绿色的光。然后，从斜坡上溜下去，越过尚未收割完的、迎风沙沙作响的玉米地，穿行在密密麻麻的河谷灌木丛中，我几乎觉得比在大坝上更安全。

    “你可别继续走下去了！”脑子里一边这么想着，可是双腿还是伴我一起走出灌木丛，径直来到河边，经过一个出现不久的地坑，里面散落着大量的子弹壳（不，应该不是）。我蹲下身子，这时，河面显得更加宽阔，从脚上的塞尔维亚棉鞋鞋尖到波斯尼亚河岸，无非是冷冰冰雾蒙蒙的德里纳河水，湿乎乎的雪花纷纷落入水中。这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会不会也在一次德-德战争中这样蹲在界河边上呢。顺流而下，将近三十公里，应该就到了斯雷布雷尼察这块飞地了。一只儿童凉鞋漂到我脚前。“你不是依然执意质疑斯雷布雷尼察的大屠杀吗？”回到巴黎之后，S这样问我。“不，”我回答说，“但我只是想问问，怎么来解释这样一次大屠杀。正如所说的，在整个世界眼皮下，而且经过了长达三年的战争。人们说，在这场战争中，战争各方，甚至连那些战争疯狗此间都变得已经懒得再杀戮了。更有甚者，据说这是一场有组织的、系统的、预谋已久的屠杀？”为什么要这样大规模地杀戮呢？到底是什么动因？想达到什么目的？为什么不进行彻底的原因调查（“精神病患者”不成其为理由），却又是赤裸裸的、无与伦比的、由市场决定的事实和假象的交易呢？

    我就这样继续蹲在德里纳河边，想到伊沃·安德里奇笔下的维舍格勒城，或者它就闪现在我的脑海里，溯流而上大概五十公里——尤其想到那个在小说《德里纳河上的桥》（最初名为《德里纳河上有一座桥》）中塑造得如此鲜明的城市编年史作者的形象。这部小说写于“二战”期间德军占领的贝尔格莱德，男主人公在他的整个书写生涯中几乎没有记录下任何当地的重要事件，并不是由于懒惰或粗心，更多是因为自负，首先是傲慢——在他眼里，那些事件，无论怎样，根本都不值得记录下来。

    我在那里继续思考着（或者想象着这样的情景）；我在这儿思考着这样的情景，坚决，一丝不苟，实实在在，觉得那里有太多报道波斯尼亚及其那场战争的记者都是些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人。他们不仅是傲慢的，而且也是虚伪的编年史作者。

    这样说，丝毫没有针对那些——胜过揭示真相——善于发现的记者，实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深入实地，并且把实地的人们卷入其中），也不是为另外那些战地研究者叫好！但的确不敢恭维那些远远手舞足蹈的乌合之众，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书写职业与法官的，甚至蛊惑人心者的角色混为一谈；多少年来，他们总是用千篇一律的笔调和画面夸夸其谈。他们身在国外，高高在上，自行其是，跟战场上那些疯狗没有两样，同样是些凶恶的战争疯狗。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比如德国《明镜周刊》上连篇累牍的新闻，在那里，卡拉季奇“先是喋喋不休”，然后又是“表示让步”；在那里，一次晚餐时，在美国的代顿军营——据这家消息灵通的周刊透露说，那些联邦共和国的调停人就在那里，当然是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人——进行和平谈判期间，其中一位与会者被描述（？）如下：“战斗轰炸机和长崎原子弹模型，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会更喜欢哪一个呢？”（如果说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是一个出了名的恶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或者人们以前恐怕会这样说，他就是个“臭名昭著”的恶棍，那么相比之下，米洛舍维奇则显得逊色，即使他也是个恶棍，那么也是个直到今天还相当不出名的恶棍，一个似乎有待记者去发掘的恶棍，而不是一味地对他进行谩骂和谴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新闻呢？一个星期以后，在这些新闻中，那些因为条约而被置于伊斯兰国家统治之下的萨拉热窝塞尔维亚人“觉得自己被骗走了犹大的酬金”；《明镜》语言突然从商业通常的低俗转换为圣经似的神圣。（为此，那个不可缺少的“巴尔干专家”后来在《世界报》上撰文独一无二地认为，在下面那里，“如今很少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些地方，因为那里的立法者并不是本民族的代表”——难道今天才这样吗？唯独在巴尔干半岛？）《明镜》不愧是德国人的一面特殊的镜子。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压根儿说的不是“我要控诉”。我只是被迫寻求公正。或者也许真的只是迫使我产生怀疑，令我思考。

    这样一来，比如说，我就能够很好地理解，那个常驻波斯尼亚的《解放报》特派记者战前与其说是个南斯拉夫通，倒不如说是一个活跃的、时而可以让人赏心悦目的体育记者（尤其是在环法自行车大赛时大出风头）。可是，他从战争前线发回的加急报道，都是关于这样和那样的英雄，还有面目全非、垂头丧气、目光呆滞的战败者或者无足挂齿的士兵——然而，当他在萨拉热窝塞族人居住区看到大幅标语上写着：“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吗[57]？”这个问题时，他为什么非要公开嘲笑这种“荒唐”和“偏执”呢？就像我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情形一样——当然不是那么好——，有这么多的国际媒体，从《时代周刊》到《新观察家》，为了把这场战争兜售给顾客们，都把“塞族人”说成是不折不扣的坏蛋，而将“穆斯林”说成十全十美的好人。

    而此间甚至让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在那家要吃掉塞族人的欧洲主流报纸，即《法兰克福汇报》上，他们在那里的仇恨代言人，也是其仇恨的根源，天天都用一种刽子手的语气（？）发表社论（“必须予以清除”，“必须予以隔离”，“一定要使之靠边站”），反对一切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东西，怒不可遏，非要置之于死地而后快——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位记者从居高临下的德国视角出发，为什么会走到如此口诛笔伐坚持不懈的地步。我绝对无法理解这个人，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总是口沫横飞地反对塞族人。然而，我此间不得不认为：莫非他和他的家人就来自南斯拉夫？他，或许他的家人，就像斯洛文尼亚哥特舍地区讲德语的人一样，“二战”后被铁托政权驱逐，无辜，遭受迫害，成为牺牲品，被剥夺了财产，就是因为他或者他的家人是德意志人？或许终归有一天，这位写手不再靠着撰写杀人的文章而同流合污，而是告诉世人，他对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怀有的不知疲倦和造成损害的仇恨是从哪里来的？然而，他当然是不会独自行动的（是的，行动）；整个报纸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在我看来，与当年南斯拉夫分崩离析时这个和那个联邦共和国的政客不同：表面上看，它时而充满清醒可喜的理性，可从骨子里是一个十分阴暗的派系的喉舌，一个权力派系的喉舌，而且是一个德国权力派系的喉舌。它向外散发的是绝对和永远都不会有益的毒药：文字毒药。

    我继续在那里，在十一月的德里纳河畔思考着。而此刻在这里，在一个类似于冬日的平静的森林池塘边上依然思考着，正好有十多架直升机轰隆隆地飞过池塘上空，载着来自各个大国的首脑，从巴黎郊区的维拉库布里空军基地飞往巴黎去签订和平条约，时间是1995年12月14日：这是不是各民族之间一场程序化的文字游戏呢？即使数代人恐怕都会对此保持沉默，也许是可以遗传的，就像我在我的同胞那里所感受的一样，只要涉及塞族人，一方面是那固有的、针对帝国杀手的愤恨：“塞尔维亚必然成为死敌”；另一方面是那又像新的、居高临下和蔼可亲地冲着阿尔卑斯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的欢呼：“来吧，到我们这里来！”这样一些盲目愤怒变化无常的人会世世代代实现和维护和平吗？不会的，和平只有这样实现：让死人去埋葬死人。让南斯拉夫的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让活着的人重新回到他们的活人中。

    我当时思考过，现在依然在思考：那种“偏执狂”，也就是对塞族人民最惯用的谴责是从哪儿来的？与之相比，德国（和奥地利）人民对于“二战”期间他们在巴尔干地区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巨大伤害抱什么态度呢？这只是“众所周知”，还是依然真的历历在目，在共同的记忆中，就像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灾难一样，或者只是似真似幻，就像遭受创伤的南斯拉夫人今天乃至世世代代依然感受到的？然而，南斯拉夫人因此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国际媒体集团发动的疯狂攻势，一种“人为而冷漠的回忆”，一种“幼稚的不愿忘却”——除非在此期间，一位奥地利总统候选人卷入巴尔干的事件突然间成为时下热门焦点，成为媒体追逐的对象。德国人和奥地利人只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视当下发生的一切，难道这不是一种与所谓的“偏执狂”迥然各异的精神或心灵疾病吗？一种独一无二的狂妄症？

    在旅途中，至少我并没有把塞尔维亚看成是一个偏执狂的国家——更多是一个孤儿的巨大房间。是的，一个失去父母的遗孤的巨大房间，这是我所有这些年里在斯洛文尼亚从未感受到的东西（但是也许吧，如上所述，我只是走错路了：最近不是又有一个权力集团的喉舌再次大言不惭地辱骂这个小国家吗？说它眼睛就是盯着“历史沿袭下来的东西”，并且坚守“那个变得不安全的巴尔干”）。我无法想象克罗地亚，虽然大南斯拉夫的想法当初就是从那里起家的。但是，谁知道呢？一个陌生人知道什么呢？

    我一边把手伸到冬日的德里纳河水里，一边思考着，现在依然在思考：我为什么不能像伊沃·安德里奇在他那永远富有教益的德里纳河史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悲观呢？我为什么没有能力形成他确切预见波斯尼亚各民族之间每隔一百年势必要爆发一场战争灾难的图像呢？这到底是不是我的病态呢？难道安德里奇不是一个具有知人之明的人，如此尖锐，从而在他看来，人类的种种图像有时候会变得苍白？难道伴随着眼前的德里纳河，无望会流淌到时代的尽头？一条昔日的竹筏从我眼前划过，上面站着那个著名的形象，一个德里纳河上划竹筏的人——不对，眼前什么也没有。此时此刻，从波斯尼亚岸边传来了吉卜赛人嘹亮的喇叭声，出自库斯图里卡的电影《德里纳河进行曲》？[58]——不，眼前什么都没有。

    面对德里纳河，我思考着；现在我坐在写字台旁，依然在思考：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在南斯拉夫战争中没有错过成长吗？没有成长为像父辈那一代如此众多的成员一样；他们自以为是、精疲力竭、见识短浅、毫无主见、近乎世故，又那样心胸狭小，而是成长为，成长为什么呢？也许是这样的：坚定而开放，或者容易接受事物，或者像歌德所说的“可教育”，还有被看作这位德国大师的格言的一对连韵诗行“天真的/不可战胜的”，连同变体“天真的-可战胜的”。以这种长大成人的方式，我，一个德国人的儿子心想着，脱离这百年的历史，脱离这一系列的灾祸，去寻求另一种历史。

    然而，我们这一代人该如何面对南斯拉夫呢？对此，那个新派哲学家格鲁克斯曼的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对我们来说，这关系到世界，可是与当年的西班牙内战时期则完全不同：关系到真实的欧洲，与之并行，其余的欧洲似乎才会构建起来。在我的同龄人中，我知道几乎只有约瑟夫·布罗茨基在《纽约时报》上对塞族人冷酷无情的谩骂，有眼无珠，也不分青红皂白，就像挥舞着一把生锈的大刀；还有作家彼德·施奈德的一封信，同样鹦鹉学舌，渲染敌人和战争图像，随波逐流而不是冲破偏见，支持北约对所谓罪行累累的波黑的干预。此外，这封信在德国发表之前，就已经可以在《解放报》上看到法语版。接着，就是挺进意大利和西班牙以及别的地方？——要变得成熟，要变得公正，不再充当这个世纪之夜的应声虫，使之变得更加黑暗；挣脱这个夜晚。耽误了？我们之后的人们？

    然而，我在德里纳河那里思考着，此刻在这儿继续思考着：带着这些发生在塞尔维亚的小小苦难，带着那里的些许寒冷，带着些许孤独，带着诸如雪花、帽子和奶酪的小东西走来，而边境那边则笼罩着巨大的苦难，有萨拉热窝的苦难，有图兹拉的苦难，有斯雷布雷尼察的苦难，还有比哈奇的苦难。与之相比，塞尔维亚那小小的苦难又算得了什么。难道这最终不就是不负责任吗？是的，我也常常一句又一句地问自己，这样一种书写是不是伤风败俗，甚至被唾弃，被禁止——正因为如此，这个书写之旅就变成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冒险、危险、常常令人压抑（相信我）之旅。我深深地感受到什么叫“前有岩礁，后有漩涡”。难道讲述这小小的不足（不足挂齿），就能够冲淡、掩盖和模糊大问题吗？

    当然，最后我每次都在想：可这不是最终所要的结果。我的工作应该是另外的样子。坚持揭露那些邪恶的事实，就不错了。但是为了和平，还需要另外的东西，不逊色于事实的东西。

    你现在玩起这诗意的东西？是的，如果这诗意的东西恰恰被理解为朦胧的对立面的话。或者不说“这诗意的东西”，最好说“有联系的东西”、“包罗一切的东西”——促成共同回忆的东西，因为对第二个童年，对共同的童年而言，回忆是唯一的谅解可能。

    如何实现呢？我在这里所书写的一切，不仅面向这些或那些德语读者，同样也面向这些或那些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以及塞尔维亚的读者。这样做出于经验，恰恰通过间接地捕捉一些小事，那共同的回忆、那共同的第二个童年才会苏醒，因为捕捉小事无论如何远比强加主要事实影响更加持久。“在桥上，有一块木板松动有好几年了。”——“是呀！你也注意到了？”“在教堂唱诗班下面一个地方，走路时会产生回响。”——“是呀！你也注意到了？”或者干脆把我们所有人从对历史和当下的无稽之谈的桎梏中转移到无比有益的当下：“看看吧，下雪了！看看吧，那里有孩子在玩耍”（转移的技巧；艺术乃根本的转移）。就这样，我站在德里纳河那里才觉得有必要，找一块石头扔到水面上打水漂，朝着对岸的波斯尼亚（只是一块石头也没找到）。

    在这次塞尔维亚旅行中，我唯一记录下来的东西，除了塞尔维亚语“操！”这种骂人的脏话之外，就是一个男人的告别信里的一段话。他和妻子同是当年的游击队员，在波黑战争爆发后就自杀了。在此，我重复一遍这段话的德语译文，是由扎克·拉德科维奇和兹拉特科·伯科季奇（又名阿德里安·布罗维尔）共同翻译的：

    背叛、我们国家的解体和混乱、我们的人民被抛入其中的严重局势、波黑战争（塞尔维亚克-克罗地亚语为“rat”），灭绝塞尔维亚人民以及我自身的疾病已经使我的余生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我决定摆脱所遭受的病痛，尤其要摆脱国家灭亡所带来的苦难。我的身体已经精疲力竭，难以继续承受这一切，那就让它好好休息吧。

    （斯洛博丹·尼科利奇，写于德里纳河边的巴伊纳巴什塔附近的佩鲁采克村，1992年10月8日。）

    （1995年11月27日—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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