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帆 译

    1 观察者分心

    闭上双眼，城市的灯光在铅字般的黑色中闪烁。那不是老城区的灯光，而是城市南郊林林总总的新建住宅区里，街灯初上。这个住宅区里有多幢多层别墅，位于温特山脚下一片大平原上。这片平原曾是一个天然水库，后来逐渐形成了一片沼泽地——至今仍有许多沼泽和池塘——被称为“湿地”：“莱奥波尔兹克罗恩湿地”。那些灯起初只是闪烁着微光，而后逐渐亮起来，发出乳白色的亮光。住宅区东侧的拐弯处是无轨电车终点站，固定在水泥电线杆上的弧光灯投射出红黄色的光影。在无轨电车的拐弯处和住宅区之间，流淌着一条源自中世纪盛期的运河——“阿尔姆运河”，或称“阿尔姆河”[1]，河水来自国王湖和温特山上的一条小溪。住宅区恰好位于城市边缘的对面（在车行道路前不远处，有块指示牌，上面的地名“萨尔茨堡”被人们用一条对角线涂抹掉了），现在叫“橡树住宅区”。所有大街都是以树名命名的，例如：桤木街、柳树街、桦树街、赤松街。只有从西面人烟稀少的黑土沼泽里延伸出的那条路，还保留着“果汁压榨机街”的名字。街边住宅区内有几幢年久失修、濒临倒塌、或已另作他用的农舍。

    一辆电车拐进了终点站的弯道，车身很长，前后两节车厢被铰链连为一体。很多人下了车，有上学的孩子们，还有当地人和外国人（这些外国人通常住在几幢木屋里）。人们脚步匆匆，只有孩子们磨磨蹭蹭。人们一边欣赏着运河小桥上的风景，一边向前挪动着；后面有几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白天他们会把自行车停放在电车终点站。这些人一同走进了住宅小区，刚刚还空荡荡的小区突然拥挤了起来。狗叫着穿过花园的门。住宅区门口的电话亭刚刚还清晰可见，空无一人，现在却已淹没在打电话的人和等待的人群之中。

    夜幕还未降临，但在整个市区，灯光像往常一样很早就已经亮了起来。落日的余晖在南面的温特山和西面的斯陶芬山[2]之间凹陷的地平线上洒下了一条橘黄色的光带。平日里，温特山的背面此时已是漆黑一片，而此刻三角岩石正映着微光，像一艘帆船。最后一辆缆车正越过山顶围谷的碎石滩地顺势而下。遥远的斯陶芬山，在德国边境后面，呈蓝黑色；只有高山上的沟壑还依稀可见。山顶的一个茅屋正闪烁着灯光。其实那里有两座山峰——“大斯陶芬”和“小斯陶芬”，从萨尔茨堡市眺望，两座山峰矗立于南面，相隔数千米，遥遥相应。而从这边的苔藓草地望去，两座山峦连绵起伏，浑然一体，在空旷的平原上形成两座“金字塔”，与东边的盖斯山壁立对峙。不同的是，盖斯山的顶部为拱形，且有森林覆盖，不再是光秃秃的“金字塔”，山顶没有峰尖，而是一片平地。在斯陶芬山，山间木屋里闪烁的灯光像天际升起的第一颗星星。盖斯山的山脚下，贫瘠的苔藓草地渐渐演变成肥沃的黏土地。自此，萨尔察赫河[3]蜿蜒流淌于苍茫暮色中。我在岸边一个叫“原石”的岩石河床上遇到过一个男人，他迎面走来，望着微微倾斜的岩石和散布其间的许多被水流冲刷而成的窟窿，说道：“这个世界老了，不是么，洛泽先生？”

    就在我清醒的那一刻，四处静悄悄的，一种温暖的虚无开始蔓延，这正是我急需的，像是豁然开朗，或者也可以说是茅塞顿开，终于不用再绞尽脑汁、费尽心思了。这其实不是“温暖”，而是“光辉”；不是“蔓延”，而是“沸腾”；不是“虚无”，而是“空洞”；不是我个人的“空洞”，而是一种“空洞的形式”。这种空洞的形式叫：小说。它也可以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为了让小说开始，我必须抹去我的足迹，让自己不留痕迹。虚无本身并不是秘密，秘密是虚无产生的原因。它如此盛气凌人，又是如此抚慰人心。它的沉静意味着，我必须闭上嘴巴。万物在它面前都可以回归自我。“虚无！”缪斯曾在史诗的开头这样呼唤道。它没有让人感到毛骨悚然，而是让人感到轻松和无拘无束，并且符合一条规律：现在怎样，就是怎样。它在画面中是一片河中浅滩。

    这种虚无以不同的形态呈现着。一个年轻女孩走在小镇朦胧昏暗的马路上，她穿着蓝色的扎腿灯笼裤，径直走向泛黄的天际。从一条横路上蹿出一个骑着自行车、上了年纪的女人，手里拿着一个装满牛奶的罐子（黑土地里零零星星坐落着一些农庄）。一个老人从家门口走向花园门口，又折了回去。他在出来的路上换了一副眼镜，在回去的路上又把了一下脉。风还是像往常一样从西边吹来。傍晚时分，风刮得很猛，现在又减弱了。各种树在院子里依次排列，枝叶或是左右摇晃，或是上下摆动，渐渐地让人感觉像织布机在有规律地运作，抑或像在拉锯一样。房间角落里积了一团灰尘，由落地灯映照着。飞机在天空中留下的飞行尾迹在阳光中闪闪发光。运河底部的沼泽泥团在翻滚着。一群狍鹿跃过草地中的水沟。

    我在运河大桥边租了两间房，那是小镇上唯一一栋出租公寓。楼房是在战后十年建的，只有两层，没有电梯，也没有阳台。底楼是超市，附近就这么一家商店。我刚搬过来时，有人告诉我，要是别人问我家住在哪里，或是问起我的新地址，我便可以这样回答：5号线终点站，SPAR连锁超市上面。（这些信息并非来自我的妻子和孩子，而是一个邻居告诉我的。）房间的确在二楼。夜深人静时，偶尔还会从楼下传来冷藏柜震动的嗡嗡声。其中一间朝东，可以一眼望见运河和无轨电车的蜿蜒车道，之字形弯道渐渐伸向墨兹克[4]城郊的森林。森林边缘的平坦地带密密匝匝地覆盖着墨绿的云杉和矮林。另一间的窗户分别朝西和朝北，可以瞭望萨尔茨堡市。从这片湿地望去，城区犹如天空下的一道光，依稀可见。它被几座名为“城市山丘”的要塞山、僧侣山和莱恩山遮挡了面目。山顶上，飞机导航灯闪烁着红宝石般的光芒。虽然相距仅数公里，萨尔茨堡却显得十分遥远。几座城市山丘矗立在人口稀少的平原上，别看这几座毫不起眼的驼峰，它们表面像丘陵一般，但你却很难想象，这些驼峰或多或少都是由几处险要的悬崖峭壁组成，若有人不小心掉下去，则必死无疑。古城郊的旅游大巴——白天总是排着长龙——这会儿只是零零星星地停放着几辆。当熙熙攘攘的人流逐渐散去后，广场喷泉发出的潺潺流水声愈发变得清脆。不久前，这座城市所有喷泉的水都来自阿尔姆运河，而如今，运河除了还在为两座磨坊提供动力外，已全然沦为点缀。因此，当局正准备废弃这条运河。教堂的穹顶在夕阳的余晖下闪烁着铜绿色的光芒。

    喷泉是几天前才开始喷水的。整个冬天，它都被木板框子围着，缝隙中只露出了其中一匹铁马的眼睛和鼻子，它们都已被流水冲刷成白色。如今，人们又在浅黄色沙土路面的主教官邸广场中央见到那四匹铜马的身影，它们或仰天长啸，或低头沉思。相应地，我们小镇在暮冬里的景象是：人们屋前的柴堆一天天地被消耗掉，一天天地变少。要知道，深秋时节，有些走廊上的柴堆都堆得很高，甚至堆到屋顶。我的卧室朝东，确切地说可称为斗室，里面放了一个多层搁架，其中有一格是专门用来放水果的：初冬时，格子里的苹果塞得满满的，一直贴到墙壁，而如今已所剩无几了，房间里也闻不到苹果的香味了。楼下的运河水位渐涨，冰雪刚刚融化，河水比以往还要浑浊。几天后，简直又像是夏天了。此时，树木还都光秃秃的，只有接骨木开始抽芽，树梢渐渐变绿。另外，冬季里的景象还有：太阳总是从斯陶芬山的左边落下。而在我看来，只有当太阳移到山的右边落下时，才能算是夏天到了：“金字塔峰”在这里变成了记日石或巨石柱。小镇上，几乎每户人家的烟囱里都冒着浓浓的烟，呈现出乡村独有的景象。浓烟色彩各异，蓝色、灰色、淡黄色，先在空中交织，尔后又如同火车的浓烟一般消散在空中。“大家都回家吧。”——我想起了这首仿佛来自两千多年前的诗。当然，这里指的不是人，而是指填饱了肚子的牧场牲畜和夜空中正在升起的金星。

    我在列恩的一所学校里教古代语言，学校位于萨尔茨堡西南郊区，萨尔察赫河左岸。列恩是市里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被称作工人区，中心地带建了一个足球场，是昔日“奥地利队”的主场，如今这支球队已经像奥地利其他球队一样改成了它们赞助商的名字。南面的橡树住宅区和列恩之间的直线距离很近，但是两地之间偏偏隔了一片黑土沼地，没有横跨两地的路，只有“沼泽路”，修建所谓“南外切道”的计划被搁置了。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因为没有车，去学校只能绕远路。先坐无轨电车到市区，然后再转车。有时我会在回家的路上步行穿过那片湿地，有时还会碰碰运气穿过黑土沼地，等到了阿尔姆运河，再沿着堤坝边的小路走，就可以直接到家门口了。

    但不久前，我不教书了。被解雇了？休假？病假？还是停薪留职？我只知道，我现在的状态还没有一个专门的词可以形容：“一切都悬而未决”，我这样告诉自己。几天前，我在一条空旷的马路上撞倒了一个人，那是在穿过粮食胡同[5]的路上。当时是下午，人比平时要少。有一个男人从我身边超车，把我挤到一边，很快又往商店橱窗方向一拐，就这样我们俩撞到了一起。但其实，这完全称不上是相撞，因为我本可以给他让道的。事实上，我是故意冲着他撞过去的，而且这也不单单是撞，确切地说是撞击，一次突如其来的撞击，就撞击的程度而言，我倒是无意的。那个人踉踉跄跄地倒在地上，发出一声怪异的惨叫，声音不大。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去扶他，他很快就自己站了起来。但他倒在地上时，倒是瞥了一眼撞他的人，他当时应该明白我是蓄意而为的。很快，他便消失在一条过道中。他很有可能不是游客，而是本地人。表面看来，两个行人在狭窄的巷子里相撞，这一情景再寻常不过了，只是这次撞击要猛烈一些。

    回顾成年后的几十年里，我曾有过两次打人的经历。一次是在参加舞会的夜晚，我打了初恋女友，那是因为她当着我和众人的面和别的男人接吻。发生这事的前几年（其实那时我还没有成年），我还在学生宿舍楼里打了一个低年级的男孩，那天下午我正负责管理图书室的秩序。和女友离开舞会后，我打了她，其实这是她自己要求的。动手打她时，我自己也感到吃惊，她要我继续打她，但我没有，打了她之后我们之间的问题便解决了。我当时的行为让自己觉得得到了精神补偿。确切地说，这根本不算是行为，而是在面对唯一机会时的瞬间反应，类似运动员的一个跳跃或一次投掷，突然做出了反应：错过现在，不会再有别的机会了！所以，我对这事并不感到愧疚，也不存在是否该遭到谴责的问题。我那一下打得很重。我知道，我打她并没有给她带来疼痛，而是让我们之间再次燃起了激情的火花，那是一次转折。我们之间的麻痹状态开始融化、消失。在这次事件中，我没有责任。图书室里的那记耳光，虽然是因为一件小事而引起的，但对我影响至深。那次，我是动手打人的元凶，——在那之前，这只会是别人，绝对不会是我。这几十年来，挨打的那个男孩的眼神——其实，我那时甚至没有正眼看过这个眼神——告诉我：现在我算是认识你了——我现在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了——我会对你留有戒心的。那不是一个孩子的眼神，也不是某一个人的眼神；那眼神并不是从一双眼睛，而是从一只眼睛里流露出来的。这些年来，这只眼睛从来没有眨过。这次在粮食胡同里，我从摔倒的那个人的眼睛里再次感受到了这种眼神。那是一只深褐色的眼睛，流露出的不是愤懑，不是怒不可遏或深恶痛绝，更不是强烈的报复欲，而是一种强硬的、毫不退让的、倔强的眼神。这眼神似乎让我显得有些不可理喻或不像话，不是在别人面前，而是在自己面前。我感到，他是有道理的，但我又觉得自己也有道理。对于那次窄巷里的碰撞，我自始至终没有感到过吃惊。是的，后来我甚至看到：巷子一下子变得崎岖不平、连绵蜿蜒，在远处汇成一点。从那一点开始，我的同道人正沿着盖斯山杳无人烟的环形山道朝着山巅攀登！这样的幻影伴随了我很久，我总能隐隐约约地看到这个景象，我现在就想让自己把这一景象当作事实来看待，这已经成了我的目标。另外，“悬而未决”并不意味“风险”，只是未见分晓而已，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个词来解释：“尚无定论”。

    就在粮食胡同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我申请了暂时离职。我的理由是，有一篇论文急需完成，得赶在夏天到来之前刊登在《萨尔茨堡地理年鉴》上。萨尔茨堡机场对面有一个名叫洛伊克的村庄，那里发现了一处古罗马时期的别墅遗址，我的论文便是有关这一遗址发掘工作某个方面的报告。我其实并不是专业考古学家，但没有教学任务时，便会参与全国各地的发掘工作，而最主要的工作则集中在克恩滕州南面的黑玛山上。那座山上有一个早期基督教大教堂的遗址，我在那儿亲历了拆解教堂马赛克地面的整个过程。在我刚刚从事这个兼职工作时，曾有一个上了年纪的考古学家对我说：“他们总想找点东西出来。”这句话让我受益匪浅，我总是提醒自己，少费些力气去寻找那些尚存的东西，而要多在意那些已经丢失的东西：那些不可挽回的、消失了的——那些被劫走的——那些已经完全腐烂了、同时却又作为空穴继续存在的空位或空缺。就这样，我渐渐对过道产生了兴趣。一般来说，过道是被忽略的研究对象，若不是我，想必将来也不会有人在发掘中关注它。我有时会在打牌时称自己为“门槛专家”（或“门槛探索者”），这个称呼形象且易于理解。我的确成了门槛探索者，在各种住房、教堂、圣殿、古建筑群等遗址中寻找它们的蛛丝马迹。虽然多数大理石或花岗石门槛都已被拆走，木头门槛大多已腐烂，但是，我还是能够通过观察那些沉陷的凹坑、嵌板废墟、色调变化和残留的木材来判断它曾经横立在这里的模样。我的工作不止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总平面图的设计可以将门槛位置的确立作为出发点，以它们为界限诠释一个建筑乃至整个村庄的原始布局。

    我的写字台上放着一个装有碎木粉的玻璃杯：那是我在黑玛山的遗址中发现的一个门槛遗存，也是我撰写的第一篇文章的研究对象。寻觅和描述门槛已经成了我的爱好，对此我满怀热情。有课的时候，我还是会趁下午的时间做些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参与附近遗址的发掘工作，如哈莱恩附近凯尔特人出没过的杜恩山，或者像最近发掘的那个洛伊克“罗马人之路”。次日感到的丝丝倦意对授课来说反倒有益，它使我清醒而冷静，我能认真倾听学生发言，学生也能专心听讲。

    那篇挖掘报告便是在这期间完成的，其中还包括相关的一些照片、断面和平面图纸，我还在底下的留白处签上了我名字的首字母：A.L.（安德烈亚斯·洛泽）。我的任务是负责别墅前厅的测量工作，而内部马赛克地面的描写和说明则由重要专家负责。“通过一扇（差不多）一英尺宽的古罗马式大门可以进入别墅，底下是堆砌而成的台基，它曾承载着木制的门槛，东边的墙角处为门槛的嵌入留下了（差不多）一英尺宽和（差不多）一英尺高的空隙……”在做这项工作时，我总会把房间地板上的黑色节孔看成彩色的马赛克砖块，公寓的白色墙壁上似乎还闪现过一幅湿壁画：伊菲革涅亚手持阿耳忒弥斯女神像走向大海，和弟弟一起逃回祖国——希腊。这幅源自庞贝古城[6]的壁画，对我意义非凡，意味着我的测量工作或许并非毫无意义。快完成报告时，我抬起头，瞬间看到温特山在阳光的映衬下回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斯陶芬山脚下堆积起的冲积扇正渐渐向外延伸。

    写字台又被清理干净了，那是一张浅色的小办公桌，带有胶木木板和铁制桌腿，与周围风格十分协调。装有门槛碎木粉的玻璃杯旁放着一块微长的、顶部带孔的木条，棱角被磨成了圆的，上面横向分布着各种扁平的凹槽。它有一个有趣的叫法：“谄媚手的家伙”。[7]这是我儿子在几年前雕刻而成的（多半是学校布置的作业）。常被手指压的地方已渐渐呈灰黑色，但是闻起来却始终有股新鲜木头的味道。旁边还放着一个棕色的、拳头大小且早已变硬的黏土球，同样，每次把它放到手里把玩一下，它都会散发出潮湿的山间泥土味儿。小球当时就是用这种黏土制成的，上面用铅笔写着希腊文“Galene”，意思是“沉静的、闪烁着粼粼波光的、微微起伏的海面”。这个词被哲学家伊壁鸠鲁[8]奉为一种存在模式的典范。（先哲把这个闪烁石墨光泽的词视为遵守秩序的命令。）这一系列玩意儿中还有一个鸟蛋大小的小泥团。不久前，在地中海一个小岛上，它被一片枯萎的荆棘丛弄破，从此遗留在我这里。这是一件神秘的东西，是以一根荆棘枝条为轴心做成的泥团，沙土里掺着某种昆虫和一些小石子，那荆棘枝条就这样一直插在里面，像一支箭穿进泥团。泥团里有许多深窟窿，这使得泥团看起来像陶笛或奥卡利那笛[9]，只不过，这些窟窿都没有出口。至于内部结构，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弯曲空间——用手电筒无法将内部照得通亮，但是它们似乎在一个共同的空穴里形成了错综相通的网络。空穴通道的深处闪烁着一点亮红，这使整个穴壁仿佛被涂上了一层釉。如果往其中的一个窟窿里吹气，隔壁的窟窿里就会马上露出一对长长的触角，这对触角长在一只不知名的黑壳小动物头上，它一冒出来就又会马上缩回去。——其实，所有这些玩意儿都可以作为我“遵守秩序的命令”，因为它们总能让我分心，免得我过分沉迷于工作。

    现在，那个带有圆形黑色空穴的小泥团正摆放在那儿，就好像远古时期的一座被废弃的死城，只剩下草蜥还在跳跃。灯光洒在空荡荡的桌子上，上面就只放了这么四样东西。因为只有一盏灯，房间里其他角落都处于半昏暗状态。隔壁或对面的公寓楼里会相继传来水龙头的哗哗声。两条铁路线分别经过平原西部和东部的边缘地区，那里会不停地传出拖着长音的鸣笛声和紧随而来的隆隆声；从温特山的高速公路上还会传来连续不断的轰隆声和喇叭声。柔和的晚风中，出租公寓的几扇窗户敞开着：其中一扇窗户前倚靠着一个身穿白色汗衫、抽着烟的男人；另一扇窗户前搁着一个陶土罐，罐中长出的纸莎草如烟火般射向天空，星星点点的鲜绿色在昏黄的天空下被映衬得分外显眼；楼下的窗前放着一个鸟笼，里面站着一只哑巴鹦鹉，脑袋一伸一缩的，它那蓝色的羽毛在昏暗中熠熠发光；还有一扇敞开的窗户前空荡荡的。

    为什么我不和家人住在一起呢？是被赶出了家门，还是我抛弃了他们娘仨？我的离开到底有没有缘由？（这种分居状态就这么一直保持着，但我们不可能离婚。）我的离开是永久的，还是暂时的？我是否还记得他们生活作息的规律，似乎这样可以让自己觉得仍在家里，仍和他们在一起？每当我在路上遇见儿子或女儿时，他们就会问我一个绝非迫切而是漫不经心的问题：“你什么时候回来？”好像是对一个普通房客提出的问题。我将来会不会重新和他们住到一起呢？这一系列的疑问我都无法解答，虽然有一点我是确信的：我们最终不会真正分开。我姓“洛泽”，这是奥地利很常见的姓氏（甚至在意大利北部，尤其是戈里齐亚、的里雅斯特这些城市，这个姓也会经常出现在电话本上）。在我的概念中，这个姓氏绝非表示“摆脱了某物的人”，它和“失败者”[10]更是不沾边，而是更多地与动词“倾听”联系在一起，这个具有方言特色的词和“偷听”或“细听”意义相似。另外，萨尔茨卡默古特湖区有一座山，名字就叫“洛泽”，它的底部只是一些起伏平缓的圆穹形丘陵，然而上面却突兀地隆起，形成一座气势雄伟的岩峰，看上去像一座坚固无比的岩石防空洞，岩壁陡峭，势如刀削，冬天几乎没有积雪，偶有几处积雪的地方有点像几扇虚设的窗户。

    关于我妻子的情况，我实在不知道能说些什么：她和哪些人来往？她做什么工作？和我截然不同的她，擅长很多种现代语言，她会不会在做翻译呢？她是否完成了因结婚而中断了的学业？她在带游客参观城市吗？（我似乎见过她一次，她撑着一把伞走在一队人前面。）还是在成人大学里作报告？我从没问起过，就是以前我也很少问。或许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我们分居？我这个人的毛病就是不懂询问，所以身上充满了各种疑问。我一般都会把那些询问看作是虚伪的表现，所以是绝对说不出口的。或者说，我内心深处极力抗拒着任何形式的提问，即使只是最普通的询问也一样。

    然而，我还是会经常回家看看。虽然会间隔一段时间，但我们还是会定期见面，很少会有久别重逢的感觉。每次他们和我打招呼，就像平时在白天分开的人晚上又见了面一样。有一次，我离开半年后回到家，儿子在房间里看到我，只是从自己专注的事情中稍稍抬了抬头，说了一声：嗨！

    我们的房子有点像老式的教师公寓或公务员公寓，面积不大，坡顶设计，外墙是黄色的，门口设有木制挑棚，可以用作暖房。房子在哥伊斯，位于发现古罗马别墅遗址的洛伊克的西边，中间隔着几块平原和草地。哥伊斯属于萨尔茨堡郊区（步行到市区需要整整一个小时），是一个偏僻的乡村，它和市区的交通连接只能靠邮政公交车[11]，而从市区开出的末班车下班之前就没有了。一条狭长的、人迹罕至的乡村公路通往那里。到达村庄前，公共汽车还要经过一小段田间小路。那几户农舍就是这个地方图像的标志，新房子很少。农舍围墙由疏松多孔的青灰色石块堆垒而成，外墙未抹泥灰，中间嵌有漆黑的熔渣小颗粒，它们粘在一起，形成纹理图案，覆盖着整个墙面。大门由砾岩建成，表面镶着椭圆形鹅卵石。大理石门槛呈浅红色，表面带有鲜亮的纹理，同时还夹杂着各种菊石螺纹。这些都使农舍显得颇具古风，与周围那些独宅相比，它们似乎属于另一个时代。农舍后面的哥伊斯小丘陵上有一座白色的哥特式教堂，村庄和丘陵前后呼应，浑然一体。那座丘陵平地而起，是一座独特的小土丘，让人联想到史前社会的土垒。村庄的四周分布着农田和通往城区的铁路线，从这里眺望城区只能看到要塞山那边秀丽鲜亮的岩峰。农田里种的大多是蔬菜，而不是庄稼，它们一直延伸到城市边缘，让人觉得眼前呈现的是一座为整个萨尔茨堡供应粮菜的大种植园。黄昏中，尖塔的红灯亮了，开始为飞机提供信号。从格劳斯格迈恩开出的末班车正在返城，中途停靠在一家乡村旅店门口，车厢里一片漆黑。旅店的窗帘早在太阳刚下山时就拉下来了，这在全国都一样。虽然有一小串灯光，但在晚上你肯定找不到一个比这里还要寂静的地方。这个村庄不信教，所以晚上是听不到钟声的。然而，当月光的银辉洒向大片田野时，这边的星空比任何其他地方的星空都要清澈明亮。仰望星空，每个星座都一目了然，无需人们费力地去仔细辨认。路边灌木丛中，那细微的簌簌声变得格外清晰。从市区眺望哥伊斯只能望见教堂尖塔上的红灯，抑或照亮山下瓦尔泽山高速公路的亮黄色林间路灯。

    是什么事情耽搁了我，为何我完成了论文却迟迟不回学校？我难道不需要日常的工作吗？或者至少参与到集体中去，以尽到所谓的个人对社会的责任？置身于忙碌奔波之中，同时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不就是我曾经喜欢的生活方式吗？是不是走进校门就意味着社会公共生活的开始，意味着我的人生会变得更加完整？重新回去任职，这对我来说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我清楚自己不是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也不是一个靠资产过日子的人，当然也不是那种没有任何固定职业、而只知一心潜学的学者（虽然我求学时有人建议我成为这样的人）。我知道我应该投身到社会中去，不是偶尔，而是日复一日。只有这样，我才会依稀看到世界，哪怕只能短短一瞥南极地衣的褐色光彩。就这样，忽然有一个陌生人走出那片平原，甚至靠近这个地方的城堡。他迎着一个尚未被发现的城市走去，而他脚前那条运河似乎流入亘古不变的低地，或者是流经拥有喀斯特地貌的中国桂林。为此我就得需要拥有一份职业，一份属于我的职业吗？可是现在我不是还有几天空闲时间吗？复活节假期不就快到了吗？

    我打开书房的两扇窗户，让外面的噪声传进来。从南边传来了附近的哥奈斯的钟声，这钟声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因为有风，所以西边较远的墨斯教堂的钟声一样听得清清楚楚。楼下超市老板将一些箱子和写着粉笔字的广告牌搬回店里。地平线上驶过一列火车，它没有发出鸣笛声，而是发出了一种你双手空心握成碗状并向内吹气时发出的声音。一家酿酒厂的机车收工后正开回车棚。巴伐利亚上阿尔卑斯山区的冰碛地带上空飞过一架来自苏黎世的飞机，闪起了强烈的信号灯。事实上，地面上已经为它照得通亮，探照灯也突然亮了起来，投向这架上下盘旋缓缓靠近的飞机。飞机着陆后，隔了片刻，那轰隆声便响彻整个平原。

    我现在有时间了。那些事件与疑问开始相互分离。所谓有时间，并不是一种感觉，而是一种解脱：解脱了所有矛盾的感觉。这意味着：缓冲与前进，无拘无束与全心投入，解除心理武装与顽强抵抗，休养生息与奋发进取。“有时间”这种情况很少有，也许所谓的“天恩眷顾”应叫做“时间眷顾”。对“门槛”概念的一种传统解读也异曲同工：由俭入奢。是“从贫穷匮乏到丰饶富有的过渡”。因为“有时间”，才有轰鸣声响彻大地，才有缤纷色彩射出光芒，才有草木颤动，才有湿地草垫覆盖大地。

    我坐在厨房里，厨房小得放不下一张桌子，我只能把碟子放在双膝上。墙上趴着几只盲蛛，紧贴着粗糙的石灰粉墙，它们的腿像指针一样细长，不停地在原地轻轻颤动，这使得整个厨房像一家静悄悄的、只有钟摆在滴滴答答的钟表店。有时，这些“钟”会交换位置，或者一只“钟”拖着“长腿”趴在另外一只上面，两只一起摆动。瓷砖地面上趴着几只短命的小动物，绽放不出一点生命的光彩：其中一只即将死去，弯曲的双腿剧烈地颤抖着；另外一只已经死了，它的腿呈拱形紧紧地纠缠在一起，并完全隐藏在干瘪的尸体下面，形成木乃伊似的一小团，上面已积聚了厚厚的灰尘。万物生生不息，它们的陨落自有新生力量代替。这时，墙上出现了两只个头明显要小、颜色较浅的小家伙，它们或是刚出生或是新成员，很快就融入到同盟里，一起发出“滴答”声。在发掘工作期间，我已经很熟悉这些小动物了。它们在地穴里爬来爬去，一直伴随着工作人员。它们似乎已经成了房间的宠物，也包括里面写字台上那个黏土球里的不知名昆虫。它们是另外的太阳钟，支持那所谓的“有时间”，因为它们会引起我的注意，中断我的思绪。如果说人们以前用膜拜甲虫来膜拜太阳[12]（或者至少是观察到二者之间的联系），为什么就不能在这种无毒的、不织网的蜘蛛中也得到同样的感悟呢？这些小动物要是突然出现，不会让人吓一跳，只会让人感到吃惊或欣喜。“盲蛛，门槛探寻者的守护者。”我在厨房里这么说道。夜间，听到了霓虹灯的嗞嗞声、电炉上方那个钟的闷闷作响声、楼下正在终点站拐弯处行驶的巴士反光镜的金属臂发出的咔嚓声。

    那些长腿小动物发出的“滴答”声和摇摆声与我每天朗读的那首诗是有联系的。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我都会慢慢地、逐字逐句地研读其中的几句：维吉尔[13]关于农学的诗《农事诗》（等我老了，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想翻译这首诗）。那些诗句使我觉得时间倒退，或者让时间获得了另外的意义。

    这部诗作的开头介绍了创作的意图：传授田间耕耘和捆绑葡萄藤的合适时机、养牛和养蜂技术，当然这些都是以“歌唱”形式呈现的。实际上，这首诗中蕴含了很多大自然的规律，它们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过时。比如说，我在哥伊斯的家里有一株濒临枯死的葡萄藤，直到我在《农事诗》里读到了两句以前时常忽略的诗句，才知道谷物需要“殷实的土壤”，而葡萄则相反，需要“松软的泥土”。同样，我曾十分担心院子里的那棵月桂树，担心仲夏里即使很小的风也会吹落树上的叶子，后来读了维吉尔的诗才消除了这个顾虑，原来诗中曾提到，月桂树和橙树很相似，只是闻起来有区别，“风吹不落它翩翩起舞的叶子”（这看起来更像月桂树的特性，而非病症）。

    然而，我觉得所受到的教育，并非那些农业知识，而是对那些一如既往有效的事物所持有的热情（绝非陶醉）——同样来自这首诗——太阳、大地、河流、风、树木和灌木林、家畜、果实（装在筐子和罐子里的）、器械和工具所持有的热情。在这些物体身上，可以说公理从世界上消失之前，留下了它的轮廓；远离那些制造分裂的武器（这个常用的词“武器”在这里代表的是那些追求和平的工具），这些物体中的每一个都这样给我打开了通往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的大门，因为它们永远脱离了那个历史，若即若离地共同存在着——这个故事通常仅仅用一个修饰词就会被讲述：缓慢生长的橄榄树，单薄的椴树，明亮的枫树，坚硬的榛树，松散的泥灰，炎热的东风，清爽的北风，带来露水的月亮。还有按照现在的审美观修剪成球状或方正的黄杨树篱笆，自身就包含着（或者保存着）——我还可以再次使用那个合适的修饰词——那“波动的黄杨树”；在我看来，由于有那个适合于物体的修饰词，它是可以再现的。正如人们所说的，维吉尔“是以一种雌熊生育幼崽的方式”把他的诗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既有生产时的巨大艰辛，又要在“舔抚”时付出更大的艰辛，从而让幼崽获得自己的生存形式：而且因为那些诗句对这些事物来说再适合不过了，所以在我这个读者看来，它们都一再使那些被歌颂的事物获得新生。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不是正有母山羊“吊着硕大的乳房，十分艰难地跨过门槛”吗？不是正好有走在田间小路上的母牛“用尾巴又抹去了走路时留下的脚印”吗？——抬起头时，正好看到一辆不知从何处开来的汽车拐上了运河桥，多亏有维吉尔的那些诗句，这辆车现在闪烁着异样的蓝光。

    台灯洒在桌面上的光圈；车站拐角处的自行车架（替代了消失在暮色之中的斯陶芬山的山顶）；坐在公交车里等候的司机；邻居家卧在花园里休息的狗；超市里堆叠的购物篮；灌木上栖息的鸟儿；萨尔察赫河河谷草地上垂挂着的树木的枝蔓；沼泽地农庄前空荡荡的木椅；平原上交错的十字路口；弯弯的弦月（取代了之前的飞机信号灯）；绿油油的菜田；温特山喀斯特地貌的落水洞（犹如倒置的金字塔）；电表盒里慢慢旋转的圆盘；滴落的露水；卵石滩淤积而成的冲积扇；陈列的尸体；插上翅膀的白羊[14]。

    书打开着，灯也亮着，我走下楼去。我和司机单独坐在停靠的无轨电车里。外面避雨棚的长椅上放着一份叠好的报纸，下面是一摊呕吐物，像是已经凝固了。旁边海报上的年轻女子近乎赤裸，目光深邃，神情充满期待。一对情侣依偎着坐在运河桥的栏杆上，男子搂着女子。两人亲吻时，女子的白色漆皮皮鞋在栏杆下一动不动。

    对面树林边缘的榛子树上，有时会有些淡黄色的柔荑花飘散下来，看不出是被风吹落的。许多刚刚开放、颜色微暗的柔荑花，像鸟爪一样散落在那桦树上。月亮周围泛起红红的月晕，按照《农事诗》的说法，这预示着暴风即将来临（白色的月晕则预示下雨）。

    无轨电车只跑长途。这辆车在这个拐角处停了这么久，好像在等什么人。过了一会儿，确实从居民小区里走来一个女孩子，涂着黑色的眼影，脸颊上抹着粉红色的胭脂，身穿红色大衣，从远处就听到她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响。车子行驶后，她一直站在司机旁边，有时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或用屁股碰碰他。傍晚，街上弥漫着沼泽地里常见的低雾，但时而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过了几站，离老城区还有一段距离，我在哥奈斯网球馆那明亮的玻璃墙边下了车。那个女孩在我身后漫不经心地说：“印第安人”，我之所以在意，是因为就在不久前也听到了同样的话。那是一个朝我迎面走来的小男孩，对与他同行的妈妈大声喊道：“瞧，印第安人！”

    网球馆明亮的玻璃墙后面，紧挨着地区公墓。这公墓在夜色中看起来不过是一大片树林，坟墓上燃烧着的蜡烛也不容易被看到，会让人误以为是森林公园。网球馆里传出击球、呼喊和跑步的声音。有时候，在那不透明的毛玻璃上，会隐隐约约看到上面浮现的肩膀或髋部的白影。紧挨着运动场，有一家饭店，从它的排气扇里传出的嘈杂声，与其说是从这家小饭馆里传出来的，倒不如说是从一家熙熙攘攘的酒店里传出来的。停车场里，密密麻麻地停着被露水打湿的车辆。毗邻公墓的郊外原野里，不断出现傍晚散步和跑步的人，他们要么到附近的咖啡馆里休息，要么消失在最高也不超过杨树的新房子里（至今在整个沼泽区还没有高楼）。

    街道上方的金属电线在无轨电车经过时闪着亮光，电车驶过后还依然如此，一直延伸到街道深处，都被缓缓驶过的汽车前灯照得发亮。网球馆上方盘旋着欢快的鸽子，透过哥奈斯教堂的钟楼看到的是一片被月光照亮的云彩，它们把夜空衬托得分外明亮。这一城乡中间地带的夜晚充满活力。城里则截然不同。此时，城里的街道和广场都已人迹稀少，仅有的几个行人要么举止文雅，要么大喊大叫。这时，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烧柴的气味（难道是从火葬场漫过树梢而飘来的烟雾？火葬场的大烟囱一天到晚都冒着浓烟）。一架单引擎飞机在住宅区上空转了个弯，发出有节奏的隆隆声（这次没有发生坠落，至少在这里没有）。

    一边是网球馆和公墓，另一边是阿尔姆运河。在运河坝基旁，有一座像农舍一样的建筑，素有“运河小屋”之称。一条路穿过一片荒芜的草场通往那里，饭店里的灯光洒在草场上空，在黄昏中的西天下呈乳白色，在黑暗中显得很刺眼，这便是草地边缘低矮房子的奇特之处。经营这家咖啡店的是一位退休老人，他的妻子是老板娘（这样可以避免丧失领养老金的权利）。店前的花园比紧挨着的小区的房子还要小，点唱机不在招待客人的房间里，而是在外面的前厅里。这前厅无论大小还是外形都像是一个走廊。点唱机旁边有一个亮着灯的食品陈列柜。

    我穿过田野走了一段，在店门前跺了跺鞋上的泥巴。这房子里的嘈杂声不绝于耳——突然爆发的齐声大笑；混杂的叫喊声，此起彼伏，一声压过一声；咖啡壶烧开的声音；在小小的停歇期间，听到的是投币自动点唱机发出的基调——里面一定是一幅人挤得满满的画面。但当我走进去时，却发现这两间矮矮的运河小屋几乎是空的。一张桌子周围坐了四个人在打牌，头上都戴着帽子；邻桌坐着三个年轻女子，其中一个是临产的孕妇，一个似乎有一点髭须，头发染成了栗色，另一个女子的脚边卧着一条猎犬。还有一个人抱着手风琴，轻轻地为那些打牌的人伴奏，他们每出一张牌，他就会弹出一个特别的音符。店主倚靠在柜台桌上，腰带后面系着一根绳子，上面拴着一支铅笔，一直垂到小腿肚上。窗台上的一摞画刊和盆栽一样高。这里不像市里的咖啡店那样有挂在架子上的报纸，如果有人想看报的话，老板就会从二楼拿他自己的报纸来给客人看。这两间房子沿着运河大坝的方向排开，大坝远远高出窗户的下沿，一天到晚遮着光。仅有的几张桌子异常宽大，就像在乡村酒店里那样，“可以多坐些人”，还有双层的桌布也是依照饭店里常见的样子铺的：一张白色方格桌布斜铺在一张颜色较深、质地较厚的垫布上，上面放着一堆啤酒杯垫和一个编织筐，筐里装着调料瓶和木质牙签（不再像以前一样是用“柔韧的小檗木”做的）。房间里微弱的灯光与外面的灯光形成鲜明对比，只有灯光从上面直射的那张桌子才稍微亮一些。

    工作了一整天后，走进这家饭店，就是听听餐桌旁的人们在攀谈中时不时提及的地名“马武特尔村”、“阿布特瑙”、“格尔林”、“伊本”，我已经感到很惬意了。疲倦的我也融入其中，在那微弱的灯光下，我在想，这正好使我变得不那么显眼：没有人会问我，或者反对我。当我离开时，也不会有人谈起我。不过总会有人注意到我。

    我坐在角落里的老位子上，看着饭馆里这两伙人，也偶尔会透过窗帘的缝隙望着外面。北面天空下，城堡那高高耸立的灰色监狱大墙依稀可见，运河蜿蜒朝着那面墙的方向流去，上面横贯许许多多的小桥，前景中就有一座。桥上并排停着两辆车，车窗都开着，司机们透过车窗聊着天，好像他们在这儿不期而遇似的。一辆轻型摩托车敏捷地从他们中间穿过，这位桥上的车手有一瞬仿佛在飞驰。不一会儿，桥上就空荡荡的了。一对白发老人坐在堤坝旁一条长椅上，长椅像运河边的其他长椅一样，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此时，桥上出现了一辆像匣子一样的环城小电动公交车，里面唯一一位乘客像坐在地上一样。过了一会儿，又在同样的位置闪烁起救护车的蓝光。那蓝光很亮，照在酒馆里一个哈哈大笑的女人牙齿上，耀眼夺目。

    这里也住着南欧人，一个黑眼睛、棕色皮肤的半大小子和一个跟他长相相似的孩子走了进来，拿着一个大空酒瓶，在柜台前换满满一瓶酒。其间，他说那个孩子是他“叔叔”。他在这里上小学，那里有专设的外国人班，叫“五彩班”：不是因为他们近乎独特的授课工具——彩色粉笔，而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肤色，校长常以这个班为骄傲。他们甚至有专用的校门，开学时间也跟其他奥地利学生不同。到了岁末，他们画的画不光贴满了整个墙面，连所有的柜子里都塞满了。大礼堂展出的画作不仅有充满异域特色的风景，还有本地人所看不到的本地美景。这个有五彩班的学校位于城市另一端，在卡普齐纳山[15]后面的沙尔沼泽地区。那些外国孩子来自城市的各个地区。今天的报纸上报道说，有一个学生昨天在街上被撞死了。不过报纸大多报道战争：土耳其人对希腊人，伊朗人对伊拉克人，南斯拉夫人对阿尔巴尼亚人。——这个讲述者身旁那个孩子正举起一根棍子朝四周挥舞着。

    两人临走时，又在前厅站了一会儿，往点唱机里投了一枚硬币，里面只有一张马其顿民间音乐唱片。片刻间，这个无头无尾的旋律便响彻整个小屋。顿时，眼前发生了变化：饭店变成了约旦河西岸某个餐馆的花园露台，露台是空的，充斥着沙团的沙沙声、棕榈叶的噼啪声、还有无尽的音乐，东面就是死海。孕妇直起腰来，双手把散在双肩上的头发撩到头顶。歌声中，她久久地坐在那儿，就像一个坐在死海岸边的女人，代表着大海本身。

    房门时开时关。透过窗帘的缝隙，看见那个少年正走在外面的小路上，手里拿着酒瓶，背着他的“叔叔”，步履稳健。背上那个孩子则把棍子搭在他的肩上，似乎瞄准黑暗中的什么东西。

    那些玩牌的人已经不玩了，但仍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现在他们静静地聊起天来，没有喧哗也没有大笑，近乎无声。老板招待完最后一位客人后也参与进来。我现在才发现其中一个牌友是女的，最年轻的那个男人朝她那边挪了挪位子。邻桌的三个女人已经走了。那只狗还趴在椅子腿边睡觉。排气扇朝着运河嗡嗡地吐着气。一个穿着橘色塑料雨衣的亚洲人走进来，腋下夹着一包新印的报纸，随即又走开了，此刻没人想看报纸。

    打烊的时间推迟了，这似乎正合各位的心意：大家原本流露出要走的神情，迟疑了一会儿后，又忽然一点也不着急了。大家都很有耐性，连老板也不看表了。那个女人把牌扔给那个男人，看起来很不情愿。她开始玩弄起他的衬衫领，他吻着她的每一个指关节。其他人在旁边小声谈论着什么，顶多偶尔看他们一眼，不是用眼角瞥一下，而是睁大眼睛直视着，若有所思的样子。老板娘穿着长筒胶靴，打扫完毕后，站在从敞开的厨房门里透出的白色灯光中。有一个坐在桌旁的人观察着自己的手心，掌纹被煤烟或油腻染成了黑色。另一个人发出了一声呼叫，有点像真假音反复变换的唱腔，不是高兴或悲伤的呼叫，而是疲倦的呼叫，是所有这样的呼叫中最疲倦的。

    后来，除了那对情侣，大家都回家了。老板和妻子在厨房里说着明天要买的东西。一个晚到的客人还站在卫生间的盥洗盆前，从背影看到他帽子上向外伸着的羚羊毛束在猛烈地晃动着，尽管那人几乎一动不动。

    此间，那对男女脸贴着脸，坐在一起，他们一副严肃的神情，从侧面看上去像埃及人。他们挽着胳膊，身体小心翼翼地相互贴近，让人联想起慢慢扭结在一起的藤蔓。那男人把指尖按在女人脖颈上，像要感觉她的心跳。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眼睛。与此同时，两人你来我往，迫不及待，相互窃窃私语。然后，他们脸贴着脸，再也无法相认，相向而坐，久久一动不动，犹如古老绘画上太阳与月亮围成一个圆圈似的。对这个男人来说，这个女人想必正好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两人的脸颊泛起的红晕良久都没散去，直到——相互动来动去——他朝她弯下身子，而她同时歪向一边，不只是头，而是整个身子，就像一个晕倒在地的女人一样，她仿佛要把后面墙上那张熊皮连同自己拽到这共同的床铺上。“最伟大的一幕发生了”——这原本是昔日田园诗对身体结合的另一个说法：可是，这两人此刻还需要在“运河小屋”的桌旁结合吗？他们这样不是已经合为一体了吗？一支黄色的小铅笔掉到地上，几乎听不到声音，像鸟儿的喙一样。

    之后，我又在堤道上待了一会儿，身后的饭店已拉下了帘子，透过呼啸的排气扇可以听到那对夫妻的声音：不是耳语或嘟哝，甚至不是嗓音，而是时高时低的响声，时而难懂时而易懂。其间能清楚地听到老板的声音：“十号桌。”

    运河彼岸一片草地上，有些地方被雾染白了，其他地方却清晰得很。雾气没有上升，而是厚厚地笼罩在地面上，刚好遮住草尖。那里潜伏着一只猫，却只能看到它那竖立的两只三角耳。尽管如此，在另一大片没有被雾笼罩的草地上，似乎看到有个东西在移动：不是烟雾持续不断地往一边移动，而是来来回回，时而狂奔，时而后退，突然涌现，又突然消散，好像不是雾，更像是草地下面泥石沼里冒出的浓烟。有时，白雾漫延、蒸腾，似乎超过一人高，仿佛是地下间歇泉冒出的蒸汽。夜空晴朗无比；草场另一头的房子挺立在烟雾缭绕的地面上，轮廓越发显得清晰，也比平时更有家的感觉。后面的斯陶芬峰耸立在月光中；想象中似乎已不存在国界。

    雾气陪伴着我回家，我沿着运河逆流而上，经过一座桥，走到彼岸，在下一座桥那儿，又返回来。一开始走的是堤上的一条柏油小路，走到尽头时，是一条住宅区的街道；再径直走到公共汽车站的拐角处，那是一条人行道和自行车道。奇怪的是，雾气一直没有越过运河，左边和右边的情形泾渭分明，水流成了雾霭的分界线（每片草场、牧场和沼泽地都有各自奇特的雾景）。河面上只飘着淡淡的烟云。一片树林，前一刻还是雾海中的一个岛屿，随即又清晰地矗立在黑土地上，仿佛低矮的灌木丛把那片白雾吞噬了。雾气在一个牧场门口停滞、积聚，就像遇到了一个障碍物或门槛。雾气像河流一样拐进一个果园，裹住了那幢濒临倒塌的小面包房及其对面的蜂箱。四周是昏暗的夜色，蜂箱在乳白色雾气的映托下呈现出各种色泽。我经常不得不停下脚步，寻觅那些羊肠小路。当我往地上看时，过膝的雾气已经让我看不到自己的脚。透过远处一户亮着灯光的人家的窗户，我却能清楚地看到厨房墙面瓷砖上的玫瑰图案。四周充斥着各种各样电器的嘈杂声——自行车、发电机、电视机、家用电钻，然而却又如此宁静，一头哞哞长叫的奶牛仿佛走进了一幅画卷：一幅幅图像，有牛角，有雨，还有另外一条河流。那牛角直伸进我的胸膛；那副我总是戴着的胸甲消失得无影无踪。

    运河四周间隔均匀地立着一些木板，木板上贴着各个地区政党的宣传海报（不久又要举行选举了），海报上贴着乡镇政治家的肖像，还有些标语。不管人们愿不愿意，总能记住这些标语，而且过目难忘。我随便踢了一块木板一脚，那块木板颤了颤，好像要被这不经意的一脚踢倒一样。我没有环顾四周，就从地里拔起它扔进了运河，接着它便沉入了水中。紧挨着的一块木板，底部被削尖了，紧紧地插在地里，还被楔子固定住了。我毫不迟疑——像要打开罐头一样——猛地一拉就能把它拽出来，然后扔进水里（我也的确这么做了）。就这样，我把剩下的宣传板全都扔进水里。秋天里，阿尔姆运河通常会有一个月变得干枯，也就是所谓的“阿尔姆枯水期”。那时，木板底部插在烂泥里，残留的彩色纸张打着卷，运河挖泥船会把所有这些破烂连同那些车轮外胎、衣服包裹和死鱼一起扔到垃圾车上。我曾经问过一个熟人，问他是否相信我会做出杀人这种事，现在我仍记得他的回答：“不会杀人，但是有这个念头。”这算是杀人欲望吗？不算。只不过是恶作剧而已，或者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故意损害他人财产”？也不是。不管怎么样，我总会漫不经心地大声说一个词：“复仇”，我知道这也不是正确答案；补充一句：“人们享有观看水的权利，你们挡住水是一种侵权行为。”（我第一眼看到这些沉默的宣传海报时，内心便惊呼道：“住嘴！”）

    类似的事情我至今只对某个教堂墙上的一句箴言干过（但那只是用铅笔把句子涂掉而已）。现在我又拿出随身带着的小折叠刀，把固定在岸边牧场树干上的徒步旅行路标撬下来扔到活动隔板后面。那些路标红白相间，上面写着：“欧洲远途徒步旅行道路：波西米亚森林——石湖——卡尔尼斯——阿尔卑斯山”。我又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了一个小鸟窝、一个活动展柜、一家新开张的理发店的海报，那张画着模特发型的海报，是通缉恐怖分子的。一座尚未装修的房子前，用木桩固定了一个山墙式的牌子，这是一家企业为寻找一片“可以开发的土地”而竖立的（字在黑暗中闪着磷光），我用打火机把它点燃了，看着它和连带的山墙装饰如何烧着，然后炭化。没有人看到我，即便有人看到，那也只是对一种奇怪举动的观察。

    之后，我还从来没有发现那些柳树干竟然那么粗。运河上那一个个突起的小树墩，以前曾是洗衣服的地方，看上去像一个个小码头。那么以前那些船在哪儿呢？阿尔姆运河木头装扮的河床本身就是船，河水又是缓缓流过，又是静静伫立。那水不是在流动，而是在活动。柳树皮弯弯曲曲的，犹如可以制成救生衣的栓皮栎。柳树天生就该长在河边……枝叶繁茂的柳树……人们用枝条为蜜蜂搭建了一条条小路……蜜蜂以此“乘着东风潜入水中，又逃脱到上面，可以向着夏日的阳光舒展开翅膀……”

    继续产生作用的事实，还是已经失效的咒语？合理的生存方式，还是狂妄的咒语？预示着倾盆大雨即将来临的蚂蚁，“安全起见，它们通过拥挤的地道把自己的卵从蚂蚁窝里搬出来”；在夜间织布的姑娘们“从飞溅的灯油和在烛心上聚集和外溅的烛泪就看得出暴风雨即将来临”——：不断更新的画面，还是已经失效的老画面？无论如何都十分惹眼，如同常用语里的重复总显得那么拙劣、病态、甚至讨厌。相反，难道就没有与“令人乏味的重复”相对的“令人振奋的重复”、与“被迫重复”相对的“主动重复”、与“重复的危险性”相对的“重复的可能性”吗？坚硬的榛树在我面前透着光；单薄的椴树映入我的脑海；在柳树下寻求庇护；接骨木树的树干苍劲曲折；在此我替代重复的另一个词是：“重新找到！”

    回到家后，我在黑暗中吃了一个苹果，喝了一杯葡萄酒，浇了浇花。终点站拐角处的自行车架现在已空空如也。空空的末班车朝市里开去。金属电线不再吱吱作响，但仍在持久地摇晃着。月亮落山了，现在正是观星的时候。以前我会定期参加“萨尔茨堡观星爱好者协会”的聚会，地点经常是在墨兹克小山的圆形山顶上，以前那里很适合观察夜空，是附近最暗的地方。后来城里的灯光越来越多，我们社团只好另选远一些的盖斯山。可是渐渐地，连那儿也没有真正的夜色了，漫射的光线弥散在星空，观星爱好者协会最终也解散了。尽管如此，这段小插曲对我来说还是有益的。我刚刚入会时，协会领导就观察星空的方式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您总想一下子就辨认出来，而不是先仔细去观察。”——而就我本人而言，每次观察星辰久了，我的注意力又会轻易地转向山下树叶的沙沙声。

    随着月亮落山，天空此刻看上去不完美了；那里面到处是黑洞洞的瑕疵。冬季的大星象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循环，夏季星象即将开始。山下的平原，除了墨斯大街上的一连串灯光，几乎一片昏暗；机场的信号灯熄灭了；山上的警示灯也关掉了。只有高速公路过境关卡整晚都被刺眼的黄色灯光照得通亮，而不远处那扇灰白的、设有围栏的瓦尔泽菲尔德兵营大门，乍一看上去像是另一处过境关卡：没有车辆过境时，那空空如也的、从高处被照得通亮的混凝土高速路看上去就像是个处决场。平原上一个个村庄消失在黑暗中，正如人们所说，它们那凯尔特式的名称反而活灵活现：阿尼夫、格勒第希、墨兹克、哥奈斯、洛伊克、瓦尔斯、哥伊斯。我儿子有一次说，这些地名让他想起一个个树名来。

    依然还有嘈杂声，但是包括窗外山雀那短促而心不在焉的鸣叫声，都停留在远处：砰砰声、吵闹声、呼啸声或刺耳的铃声。它们有规律地时远时近，好像是来报到：先是高速公路上的摩托车，随后是超市里的冰柜，然后是沼泽农庄里的狗，还有遥远的地方——平原上方高处，温特山的巨石在整夜的冷冻后，砰的一声脱落，滚进冰斗中。每一种声响都在绝妙的宁静中产生，又烘托着绝妙的宁静。与此同时，在这昏暗的夜色中，出现了犹如遥远东方的墨迹一样的东西，缓缓有序，间隔巨大，同样一片昏暗，只是形式严格，光线有力，并且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这个倾听的入睡者的眼帘里。

    然而在深夜里——不再有声响，那些墨迹也早已消失——突然，一阵声响惊起，跌落在窗后边，又是一阵呼喊声，这种呼喊声绝无仅有，它使一切声音黯然失色，甚至连垂死时喉咙里不断发出的痛苦的呻吟也无法与之比拟。的确是一声呼喊，有人在不停地呼喊。不，准确地说，是一个孩子在喊，那是一个孩子无休止的呼喊声，来自外面，来自平原上某个地方。它们不是来自左邻右舍。然而，即使关着窗户和百叶窗，这个小区里（远远超出这个小区，在别的市区里也不例外）谁都免不了在熟睡中被吵醒。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倾听这个孩子的呼喊声（即使明早我们会装作什么也没发生过）。那不是平平常常的哭泣或哭喊，但也不是无言的呐喊：听起来像是在呼喊；总是不断喊出一个双音节词，似乎在呼喊着某人。这个孩子是无助的，他只能在那里呼喊着这么一个名字。听上去，他不在房子里，或至少是在一个完全敞开的房子里，他在原地无法动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点。我立刻就想起附近有一家“生活救助”收养所，是为那些所谓的残障儿童开设的，不过只负责短时的安抚：救助是根本不可能的；你只能当个证人而已。那呼喊声丝毫没有减弱。它们那样充斥四周，以至于温特山里那成百个（还有更多）的喀斯特溶洞——冰窖、竖井、深渊、落水洞、深谷、风眼——突然显现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从一个洞到另一个洞不断增大的呼喊洞。房间里，那只不知所措的红螯昆虫吓得直往黏土球里钻；在喊叫的间歇里，一只肥大的苍蝇一再朝着窗玻璃撞去。那个孩子现在把他的全部剧痛都喊了出来，而这种疼痛在成人身上成了内心深处的默默不语；如果每个遭受疼痛的人都这样喊的话，那么这个世界不是早就脱离正轨了？而且依照自然规律，久而久之，这个孩子无论如何准保也会沉默不语了。（他现在已经沉默了。）星空再次恢复了宁静，它会被矫正吗？会扭曲变形？后来，那接下来的噪音，即使还在一片漆黑之中，无疑是垃圾车那可靠的轰隆声和咔嗒声。但我毕竟曾经是证人：见证了整个过程，桦树街、赤松街、柳树街，乃至这个小区的所有街道，如何因为这些呼喊，有了一个名字——无名街。

    2 观察者介入

    复活节前一周，濯足节的前夜，便会举行每月一次的杜洛克纸牌游戏。每到这时候，我们几个好友或熟人会约好在城里什么地方碰面，不是在某个朋友就是在某个熟人家里。一般情况下，主人还会邀请第五个人一起参加聚会，因为这样一来，每人都能轮空一次，只是在旁边充当观众。（迄今为止，这第五个人经常是另外三个人不认识的。）这天，我们约定在僧侣山上的一幢房子里打牌。这幢房子可以说坐落在山谷里，穿过这里，有一条道路从一片长满苔藓的平地通向下面的戏剧节剧场大院里，并继续延伸向老城区。

    那些纸牌——不只是杜洛克纸牌——对我而言，从儿时起就成为了“陆地”的代名词，不管怎么说，这或许就是我对那个问题的回答：听到“纸牌游戏”这个词语时，我眼前看到的是什么。它是四面八方让人感知的陆地：空旷的陆地；平坦的陆地；乡间的陆地；小小的陆地（有点类似于想象里的安道尔或是圣马利诺）；内陆（没有海岸线）；区别于国家的陆地，没有立法的权力，而只有游戏规则……对于成年人而言，纸牌总是具有某种魔力，始终能把一块块普通的陆地拼合成一个整体。它们成扇形散开在牌桌的四个方位，仿佛使我联想到一片“核心大陆”，它让自己的色彩、气味和语言在玩牌的过程中穿越这间陋室，投射向更远的四周。早在孩提时代，当我还只是一个观望者时，我便把每一个牌局看作是一条呈螺旋状的回路，它不断回转，直到使窗外的地平线在这片纸牌大陆的缤纷色彩和各式各样的缩略语中闪出熠熠的光芒。然后纳入其中的不仅有屋外传来的警车汽笛声，同样还有公墓门口那个疯子的歌唱。终于轮到我坐庄时，楼下的大街上走过一支送葬队伍。那个弱智女人死了。记得她还活着的时候，有时会让我们这些正处于发育期的孩子钻到她的裙子下面去偷窥。棺木是白色的，象征着贞洁。那是一月初的一天，下着雨，树木呈棕黑色，略微发黄的雪堆上出现一个个田鼠掘出的小土丘。是的，纸牌游戏对我而言，犹如伊甸园。在那里，我可以在人们面前呈现出不同的纸牌花色，也可以为此添加一些色彩。最重要的是，我可以简明扼要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再说吧，也不一定非得是杜洛克纸牌不可，它只是其中最五花八门的一种，或许正如人们常说的，杜洛克是“最美妙的一种纸牌游戏”。

    眼下已进入夏季好几天了。尽管太阳还没有落山，可楼下出租公寓里的超市已经关门了。微微发红的光线从外面投射进去，货架看上去更宽更大了。像往常一样，那个老妇人提着那个塑料牛奶桶，正在去沼泽地农庄途中。平日里，这个牛奶桶不过是黄昏时分让人再熟悉不过的标志，而现在，它却闪烁出令人诧异的白昼之光。那一座座住宅房屋依然半映在阳光里，而百叶窗已经全都拉下来了。一个穿着睡衣的孩子用手挡住刺眼的光线，走到露台门口，向难得提早下班、正闲坐在花园里的父母喊道：“我睡不着。”在那些空荡荡的大街和那个诱人的空桥拱上，成群结队地站着麻雀。尽管百叶窗已使屋里暗了下来，但投射进来的光线依旧在电视机屏幕里的新闻播音员身上落下一道道斑驳的斜纹。

    我过早地上了山，牌局天黑以后才开始。在此期间，我本可以下山去城里的咖啡馆看看报纸。后来我一再问自己，我为什么没有遵循这个习惯呢。每次我都在棋牌室门前拐弯，踏上通往高处的山路。山路崎岖不平，不一会儿便把绵延不断的山脊上露出的圆顶远远抛在了后面。迂回曲折的山路似乎总也望不到尽头，于是我边走边想：“现在到了考验我的时刻。”我要坚持住，我从未抱怨过此类偶然发生的事情，我会忍住的。

    天渐渐暗下来，山路变得空旷。就在刚才，这条山路还几乎和山下城里的街巷一样拥挤不堪。刚才这个地方还与一个被人开发的普通公园没什么两样，而现在，它向四面八方延展开来，俨然成了一片原始的岩石。

    僧侣山的山脊并不是笔直的，而是重复着下方蜿蜒向四面八方的萨尔察赫河。它是由大河在汇入当年那个大湖的入口处淤积的碎石堆积而成的。那淤积的过程均匀且富有节奏，现在依然可以在山体的条纹图案上让人重新感受得到。那略微倾斜的花纹把整座山纵向划分开来。到了冬天，一片片雪花在条纹状的凹槽中飘扬，一根根冰柱互相紧挨着垂下，把这个条纹图案衬托得更加清晰。一片浅灰色的石灰岩把一块块碎石——一堆大小从指甲到拳头不等的鹅卵石——紧紧地聚合在一起，各种陡峭的凸出岩体、尖峰、切面和裂缝使僧侣山呈现出棱角分明与礁石林立的姿态。凡是石子石灰岩掉落的地方，岩石看上去像被火山灰遮盖了一样灰暗。山上的腐殖质层很薄，树根（一般都是山毛榉和橡树）从布满细孔的岩石底部生长出来。靠近主干道的几片低地里，一块块也就一个菜园子大小；或者便是难以涉足的沼地了。尽管这座山的四周都被城市环绕着，但它也完全不像一座“城市山”。一旦散步的人们离去之后，也用不着撇开不考虑这片山脊上那些城市的东西（那些长椅，那些铺着柏油的小路，那些路灯），它又会回到那荒芜的景象之中。在山下不足百米的地方，浓雾已将城市淹没，而山顶上，月亮已当空高挂。从我头顶飘过的雪花，瞬间就在下面的广场上化作蒙蒙细雨。

    如果把这座山想象成是由不断向前推进的碎石在三角洲地带堆积而成的话，那么难道就不能谈论它的“开始”与“尽头”吗？——就这样，我一直走到山的尽头。那里有一条台阶，半铺着旧大理石，半是混凝土（由于台阶高低不平，导致下山时两脚一再踏空）。台阶通往山下的米伦城区和萨尔察赫河。河岸边有一座疗养院，我已有好几次看到有人把棺木抬进去了。后面是一片平原，是新城区“列恩”和“里弗令”。探照灯的光束在足球场上方逡巡，鸟儿们则上上下下地在这束灯光里穿梭。我在台阶前又折了回来，取道旁边一条小路，朝山口处走去；不然的话，我就要迟到了。

    含苞待放的紫丁香蓓蕾四周泛着一圈微微的蓝光。只见一块大大的黑布飞进一棵抽出新芽的大树里：原来是一只乌鸦。岩石上交叉盘绕着一条条闪闪发光的螺旋纹，撒上鸟食的纹路缝隙里粘着白色绒毛。灌木丛和及踝深的落叶中，孤零零地立着一道生锈的花园大门，没有篱笆，后面也没有房子，小路通往一条隐蔽的岩石带。雨水在山毛榉树环状盘曲的根上积聚起来。附近的树墩上趴着一只灰色的野兔，几乎融进了背景的颜色，像注视一个熟人一样看着我。

    从岔路口拐出一条之字形的弯道，穿过大片草坡和洼地，一直通往山脊那边的小路。这条小路从山脚下开始延伸，最底部是一级几乎隐蔽起来的台阶，旁边是许多块岩石平地，在其中一块岩石地上矗立着一个小建筑，虽说砌着墙，但却像个小棚屋似的。那真是一个射击棚，也是射击协会的酒吧。射击场在这小屋后面，在台阶与岩石之间的低地里，那里原本是修花园的地方。星期三是箭弩协会的射击日（小屋门前的旗杆上挂着箭弩旗）：好些辆汽车现在停靠在停车场上，其中有几辆来自边界那边，挂着贝希特斯加登[16]地区车牌。只见一个男人正从汽车后备厢里取出一件形状像龙的包裹。一块固定在一根桅杆上的射击协会的宣传牌上写有这样的告示：“男女射击”、“定点射击”和“实弹射击”。从上方的台阶上看去，射击区域内只能看到一个个靶子；整个射击场地周围圈了一个木制的遮阳棚，射手们都隐身其中。每个靶子上都专门配有一盏灯，用于照明。而射击留下的一个个射孔则显现出盲文似的图案。每次弩箭撞击后——一声十分单调的啪啪响——那靶盘连同箭就会通过绷在射击场上的电线滑到射手跟前来，随着他们放下箭又滑回去。就这样，从这个被灯光照得通亮的场地上接连不断地传来一声又一声啪嗒掉地的声音和嗡嗡声，同时却一个人影也看不到。在后方一块凸出的岩石上有一间狗舍，每当弩箭发出啪啪的声响时，狗舍里便会回响起一条杂种野狗令人悲悯的狂叫。在射击间歇时，可以听见一些说话的声音，大家开始了平平常常的交谈。其中一位说话人听上去好像是个结巴；当他说S开头的词时，交谈就带上了犹犹豫豫的虚拟语气，仿佛在说“或许有”，“或许是”。而交谈想要重新回到原来的话题上，诸如“胜家牌缝纫机”，以及单面绒布、精纺毛纱，还有珠光纽扣，则需要很长时间。

    在台阶上方的草坡上——那些箭弩射手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随着夜幕降临，那些密密麻麻的、呈太阳状的、像一个个小孔雀开屏似的相互交织的蒲公英花重新闭合起来了。在它白天呈黄色的地方，现在则都闪烁着毛茛微暗的瓷釉黄光（只是这些蒲公英显得更稀疏了，因为它们的花很小），而且一直延伸到上方的圆形山顶。分叉的茎长得又高又细，尽管山上没有风，但满坡的蒲公英都在那儿摇曳着身姿，更加衬托出夜晚的景象。这片山的岩石几乎到处都被草地覆盖，绿油油的草地像用彩笔涂染了一样，使岩石上的每根凸纹、每道弯痕、每道凹槽和每处裂口都更具有雕塑感。在这片广阔的山坡上，挺立着一棵接骨木树（通常仅仅呈灌木状），它是唯一的一棵树，几乎齐山顶高，树干粗壮，明显前倾，但依然让人感受得到与每一个倾斜点都有一定的距离：一根根弯成拱形的树枝一再来回向上摇摆着，而这棵树全然挺立在苍穹之下，就像蓄势待发一样。当我从这棵树旁走过时，看到那些枝杈里到处有像眼睛一样的东西（就像为了优化树种，人们要把别的树种那些被称作“眼睛”的胚芽嫁接到这些树上）：是那些夜晚栖息在接骨木树上的山雀闪亮的脑袋。登高远眺，山脚下州立医院那片地方尽收眼底。那里有一个被照得透亮的混凝土圆顶，上面有一张用石灰刷白了的直升机示意图。此刻，那儿正有一架货真价实的直升机在降落。与此同时，有一辆救护车停在圆顶边上，车后门敞开着，担架伸在外面。有一位晚来看病的人步履缓慢地穿过那个大拱门，来到大街上。在医院某个科室的楼梯间里，绷着几张网，像一些小饭店里的装饰，它们也许是用来防止病人越过栏杆跳到下面的大厅里。“我们可不想死在这里面，难道不是吗？”我听见山上一个过路人这么说着。此间，天已经很暗了，也看不清说话人的脸。

    这期间，山坡下沉成一个深深的碗状，像一个由于地下空穴坍塌而形成的灰岩坑。一边的碗壁几乎是垂直的，而这片草地上特有的岩石则又重新光秃秃地立在那儿，像一堵和房子一般高的墙壁。碗底是挡风的，墙壁上是一个个夹室和洞窟，那是无家可归者的栖身之地。此刻，有两个身影正蹲在他们简陋的屋子里，一块塑料布直盖到脖子上。一小堆柴火把他们的脸照得通亮。原来是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正肩并肩地蹲着，他们头发花白，脸色铁青，在他们脑袋跟前的岩石台上有几只饮料瓶。可是，两人都没有伸手去碰那些瓶子。他们几乎一动不动，只是偶尔会猛地抖一下，动作显得很突兀，又令人费解，就像是来自另一个地质年代的生物。当然他们也会彼此交谈，只是说话的时候，他们并不将身体转向对方，而是对着火堆说。突然，他们注意到上方碗壁上正在观察着他们一举一动的我，于是，他们沉默不语了，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了一阵，然后又把目光移开了。或许他们并不会做什么，也的确没有做什么，但仅仅这样一个目光，就让我感到我们之间似乎发生了些什么。我接着开始赶路。当我走到下一个看得见光的地方时，听见一位老妇人高声喊着：“救命！”这会不会只是在开玩笑呢？

    这光线并非来自路灯，而是从学生宿舍楼敞开着的门里射出的。因为有了这栋学生宿舍楼，整座山的照明区域变得清晰可见。可以看到，宿舍楼后面是一片菜园，而菜园后面又是一片树林。这座学生宿舍楼是一幢多层塔状建筑，它矗立在这个史前时代的碗壁上的样子，简直就像一幢摩天大楼。旁边有一座工作人员的小房子，一楼有厨房和餐厅。两幢房子中间有一条小路穿过。餐厅里，一个少年正独自一人等着吃晚饭；此刻，一位身穿白衣的厨房女佣正从一只大锅里舀出汤，盛到碗里，端给这位少年。这阵子，几乎所有住在宿舍里的其他人可能都已经回去过复活节了：塔楼里只有一间屋子里还亮着灯；屋内的柜子上有一只箱子，而楼下走道里停着一辆自行车，行李架上有一只足球。当厨房女佣把碗端到这个寄宿生面前时，他始终低着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吃完饭后，他把自己用过的餐具端回厨房，随后又回到餐厅里坐下，悠然自得地喝起水来。

    到了上面的山脊路上，有路灯照亮，我瞥见了一棵山毛榉树干上有两条深黑色的成角度的线条。在来的路上，它们还不可能存在：那个被绘制在一块光滑的浅色山毛榉树皮上的战争标记不可能不吸引我的目光。我满脑子只是想着一个字：现在！我随即弯腰拾起一块碎石，便飞快地跑开了。在当年军事防御围墙的通道旁，我又偶然发现了第二处黑色的横杆，比那棵树干上的还要大，而且颜色——我从旁边跑过时顺手摸了一下——还没有干。或许我完全不会因此而认为，这就是万字符吧？这些标记不仅仅在这里可以看到，而且随处可见。此外，我在从事文物挖掘工作的过程中，已经对一个个古老的标志习以为常了。这个标志具有一种十分纯洁的涵义，或者不过是个纯粹的装饰而已。比方说，我回想起一块早期基督教的马赛克地板上那些鹤，它们的嘴里就含着万字。如此一来，可以想象，在这个新喷涂的和平标记上或许出现了同样的象征吧？不，这可是万字符啊！而正是这个标志，造成了我所有的阴郁情绪——所有的苦闷、所有的愤懑，还有强作的笑颜。而且，这个受到诅咒的标志并不是出于一时兴致或一时轻率而随便涂抹上去的，而是怀着恶意的精确和黑暗的决心画的，浓墨重彩，描绘得地地道道。这些画到极致的万字符或许就是跃入人们眼帘的大难临头。而且它们也跃入我的眼帘。我的？那我呢？一种独一无二的巨大冲动。

    我边走边感到一股不同寻常的非个人力量，但它并非是从我手中的石头里焕发出来的。甚至连嘴里的牙齿也变成了武器。在山顶最狭窄的地带，整座山好像缩成了一个岩峰，悬崖峭壁前的栏杆旁站着一个身穿皮大衣的女人。在深深的下方，老城区那一条条小巷犹如一条条狭长而泛红的光带，嵌镶在那些昏暗而几乎无人居住的楼宇之间。那座神学院教堂的双子塔映照在这光亮里，在平缓的屋顶上面，那些闪亮的石头形象形成一个轮舞。白天里，双塔就像是国际象棋里的Turm[17]。而此刻，在周围一片黑暗中——那时钟的圆盘变成睁开的眼睛，外面的窗台成了额头上长长的脓包——这双塔则呈现出一副印度神像面具的模样，而楼顶上的轮舞塑像则是面具上伸向四面八方的一根根毛发。全城中最宁静、最强烈的光源则要数火车站铁轨旁一排排闪着红黄色光的指示灯了。小河上架着一座桥，桥上行驶着一辆接一辆的汽车，车辆倒映在闪闪发光的水面上，仿佛被放大了好多倍，看上去如同源源不断流动着的影子。夜晚，整座城市空荡荡的。无轨电车上的两根电线相互触动，咝咝地穿过各个城区，如同鞭子在抽打一般。

    我边走边留意观察着路上的一切事物，顺便把一只躺在马路中央的纸杯踢到了一边，从杯子里掉出了几根吃剩的炸薯条。（前不久，粮食胡同里新开了一家麦当劳，并因其门面与周围的建筑物风格极为协调而受到了老城区委员会的表扬；许多孩子——也包括我的孩子们——都喜欢在那儿聚会）。有一只刺猬，四条腿是深色的，鼻子呈黑色，还有一对闪闪发亮的小眼睛。或许这只刺猬眼下刚从冬眠中苏醒，它刚从一大堆树叶中钻出来，便又在原地迷失了方向，再次朝着通往树林的方向匍匐前行了。在山下岩体里凿建的车库通风井，正排放着一股股废气，形成层层烟云，将圆形的山顶此起彼伏地围绕起来，行走时能够尤为清楚地注意到这一切。在这条路旁边，有一棵从中间被劈开的矮树，看上去像一根光秃秃的长树条，在伸手可及的树枝上，栖息着一只巨大的猫头鹰。当它面对我时，并没有张开翅膀飞走，而是竖起羽毛，将脑袋转向我，两眼紧紧追随着我。

    在山顶，这条路穿过两道蜿蜒延伸的岩壁，从而形成了一条狭长的山隘。在一个地方，这条山隘“并非空空如也”，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边走边看到的。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喷头（一看到这个东西，我心里就想到了一枚“炸弹”），之后又是一只按着按钮的手指，最后才终于看出与之相关的形状。这个形状始终没有轮廓，但它却立刻有了一个名字：魔王[18]。在一本据说按字面直译过来的《圣经》里，通常的“恶人”或“鬼怪”就叫这样的名字——人们的确总会遇到一个个怀有敌意的面孔。然而，这个面目全非的魔王却是最大的仇敌。之前，我就已经多次感觉到了它的某些东西，尽管每次只是在人群中，在路过时：一个动作怪异的指关节；一个灰白色的口腔；一只像鳄鱼爪般光秃秃的脚；一只仿佛同时流露出各种色彩的眼睛；一个吹哨子吹得鼓胀起来的脖颈。然而在这里，我终于看清了他的全貌，不是在人群中，而是只有他一个人。

    这个跑动的人变成了跟踪者，而这个跟踪者又叫“闯入者”。他心里想的不是“我不被允许”，或者“我不应该”，而最多想到的只是一句话“为了取悦自己，我更应该……”要不是他依然站在路中间的话，或许我就会不顾一切地从另外那个人身边跑过去。然而，一块石头扔出去了，那个敌人随即倒在地上，他是实实在在被击倒的，如此猝不及防，就像童年时一只被我（不过我是无心的）用一颗小石子从远处打中了脑袋的公鸡一样——不过，唯独令人惊讶的是，那只公鸡随后又站了起来，逃之夭夭，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不是随随便便扔去的，而是睁着眼睛。然而，在扔的时候，我并没有看周围的环境，而是奇怪地、眼睛瞪得老大地看着自己的脸。这张脸看上去既没有扭曲，也不平静：更像一个陌生的第三者的脸，或者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到此仍不熟悉的、而今终已现身的、十分亲密的亲人的脸。

    此时此刻，我或许还没有来得及（哪怕只是一瞬间）把另外那个人看成动物，就想起了另一个与动物有关的事情：当时，一群孩子把小石块扔向一只猫，边扔边说道：“要是我们打中了它，那就说明我们没瞄准。”而我正好相反，瞄得很准。我迈开步子全速前进，做好投掷的准备。这时，我满有把握认为自己会打中目标，而且会是致命的一击。

    起风了。在这孤零零的山顶上，常常会突然刮起风来，没有阵风先打前站。它立刻就冲过来，仿佛那条穿越巴伐利亚平原的道路正是它的助跑道，而这里的阿尔卑斯山边缘是它的目的地。从附近传来的各种噪声，刚刚还清晰可辨，但瞬间就消失殆尽了。取而代之的是，狂风夹杂着远处各种细微的声响一并呼啸而来。突然，一块木板轰然倒地。一匹马也嘶鸣了起来。屋门口站了一个人，正在放声大笑。一声锤击后，紧接着是一只金属桶发出的叮当声。从一间坐落在城郊的小教堂里（也可能是从教堂后面的村落里）传来了钟声。而此时听到的阵阵掌声，或许正是从国界另一边传来的。

    黑暗中，有一只天鹅用力地拍打着翅膀，在黑暗中闪闪飞越过山顶。阵阵冷风卷来了大片云朵，厚厚的云层如潮水一般把天空迅速遮了起来。月光从云雾团里探了出来，但不一会儿就又消失了。山顶上的树木不停地来回摇晃，使得山下平原里产生了一条猛烈晃动、并不断颤抖着的灯光带。从树冠上传来了隆隆声，就好像一支飞行大队从此地经过一样。天空中一颗星星也看不见；附近的一个云缝里，有一颗卫星闪烁着迅速从大气层里穿过。树上新长出的嫩叶仿佛从树枝上被吹落下来，以至于有些像成片死去的珊瑚礁一样的东西在岩石上来回摇晃着。定睛一看，原来是几个像被遗弃的鸟巢一样的檞寄生球。这座山是无法让人探个究竟的；同时我在想，它为这大自然敞开着大门：“这就是大千世界！”平原上那五彩缤纷的灯光，连同我头顶上那些像鸟喙一般张开的空山毛榉果壳，构成这个相应的国际都市。

    我俯身蹲在那个奄奄一息的人跟前。他两颊鼓起，看样子，好像是用腮呼吸似的。从他的衣兜里传出了一个小收音机的音乐，几乎难以听得清楚。这名男子穿着一双鲜艳的齐膝高的长筒袜，上衣的肘部有几块浅色补丁，这不禁使我联想到某种袖章。他看上去年事已高，头发都已花白；或者他事实上还很年轻，只是现在就像动画片里一样突然变得白发苍苍，满脸皱纹了呢？我感到一阵莫名其妙的恶心——有点与躺倒在地上的这个人感同身受的滋味：一种不久于人世的感同身受；再也不需要有什么教名，无非就是一个类似“濒临死亡的奥托”或“濒临死亡的埃尔温”一样的人。突然，这个白发苍苍的人确实做出一副充满厌恶的怪脸，连这个蹲在一旁的我也不由自主地做出怪相来。

    脸上依然带着这个怪相，我迅速地从狭路上抽出身来，踏上了那个斜坡。岩壁离得很近，我将这名死者弃置不顾了。自然，我鬼使神差似的来到这个行将坠崖的男子身后，刹那间，我险些和他一起坠落下去。

    有时候，那些跳崖自杀的人掉下去时，不是砸穿了那一个个屋顶，就是撕断了那一条条无轨电车的电线。然而，这里是大山背对老城区的一面，山脚下是很少有人涉足的梯地，是隐蔽的森林角落。刚才发生的这一幕——就在坠落的那一瞬间，我心里一清二楚——或许是永远都说不清的谜团。我的人身自由并未受到威胁。那具尸体会在山下从容地腐烂掉。可尽管如此，还是确信不疑，自从扔了那块石头以后，一直就有某些东西冲我而来——不是诉讼，不是调查，也不是想引渡犯人的愿望；而是——我终于找到了这个使我重新恢复理智的词——挑战。

    我又回到了那条狭路上。先前用来投掷的碎石块还在那里，于是，我又把它抓起来，用它去刮岩石上那个只完成了一半的神秘符号。不断的摩擦使这块碎石在我的手里开始发烫，闻起来有火石快要迸出火花前所发出的气味。我坐在一个树根上，树根是从一堵墙里钻出来的，高度和一把折椅差不多，就位于事发地点对面。山路在这个地方正好拐了两道弯，于是我从石道上看去，眼前出现了一片独立的岩体，形状像一个金字塔身，上面覆盖着青草和树苗，就像是一片废墟。片刻间，矗立在这里的是中美洲原始森林里一座神庙的废墟。接着在路灯下，那块岩石看上去像一个灰蒙蒙的马蜂窝，上面布满了黑乎乎的洞窟，看上去孤零零的，同时又充满生气。堆在岩石基座下方的树叶在狂风中来回涌动，又是不停旋转，又是骤然上升，又是波浪翻滚。这时，那个布满黑窟窿的蜂窝突然掉转方向，蹦进了一个石灰色的牡蛎养殖场（所谓的牡蛎，其实就是从悬崖峭壁中隆起的壳状砾石）。在这个养殖场中心，那个被刮去的符号标志着一个空旷区域。在我看来，这个区域现在又成为鹤、海鸥、翠鸟——这个无声无息的世界——的天地。此时，我感到一种虐杀别人的喜悦。我甚至大声地咂起舌头来。“这就是我的故事，”我心里在想，“我的故事就是我的寄托。”正义得到了伸张，而我属于罪犯之流——一个最四分五裂、孤立无援的群体。

    这座山很大。似乎没有血会从城市喷泉里喷出。似乎没有一个动物会开口说话。“山应该是空空如也！”（我这样大声喊道。）此刻，我才意识到：就在那个行将死亡的人弥留之际，我馈赠给他的仍然是一声咒骂，而且对这具坠落悬崖的尸体，我又送去了同样一句话。我的悼词是这样的：“你终于可以什么都不是了！”

    在这狭路的尽头，出现了一个正在跑步的女子。然而，她的出现并没有——减弱山上的空寂，反而使山更加寂静了。此刻，她就是美的体现。她留着一头金发，身穿一件在黑夜中发出消防栓的蓝色的跑步衫。她从身边迅速跑过时，笑着朝这个坐在树根上的人看了一眼。于是我也对她笑了笑。“今晚真美，不是吗？”——“是啊，这条狭路今晚就是永恒的存在。”那女子边跑边把玩从手上摘下来的手套，犹如在玩两个小丑一样。只见这对小丑时而来回摆动，时而向上弹起，时而折弯下来，时而又互相打闹起来，时而又相互拥抱在一起，而且与此同时，他们没完没了地交谈着。一只满身花斑的猫跟在那个跑步的女子身后跑过来，像是逃亡的样子；而追踪它的是一片小小的黄杨树叶，它几乎贴着地面在飞动。

    当我又站起身来时，由于出乎意料的疲惫，我自然几乎无力再继续前进。棋牌室就近在咫尺（我是不是已经迟到了好几个小时呢？），可我似乎永远都到不了那儿。我被拽到了山路的一侧，掉进一片沉睡的低地里。我闭着眼睛，懵懵懂懂地离开了那个地方。这时，我身后传来了喘气声（原来是一群跑步的人），可我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我茫然地感受着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仿佛我在山下的平地上沿着那条运河边走去。当我终于再次睁开双眼时，只见山路清洁工那把大扫帚靠在一块石板旁边，异乎寻常地结实。石板对面是那堵恭候已久的屋墙，犹如在强光的照射下，粗糙的墙面泛着白光，一扇扇窗户被照得通亮：“我来了。”是谁这样对谁说话呢？

    另外那些牌手里，有一位神父、一位年轻的政治家、一位画家和主人。他们坐在主人的藏书室里。室内除了书，几乎什么陈设都没有。地面铺着宽木板，打眼看去，木板上的孔节仿佛在雪茄冒出的烟雾中不停地动来动去。正在打牌的人见我进了屋，便暂停了牌局。在我进门时，神父解释道，那张浅色的槭木桌的桌腿是圣安德烈十字架的形状，这位圣徒曾在一个X形十字架上受难。我碰巧叫“安德烈亚斯”，这名字引来哄堂大笑，也让我自然地加入了牌局。我坐到牌桌前，将扑克牌摆成一个扇形，仿佛压根儿就没有迟到似的。

    进门之前，我还在楼下的门槛旁站了良久。这道门槛是由一根根粗细不一的圆形木桩组合而成的。木桩的顶端直打进地里。每根木桩上的年轮各异，它们总体上给人的印象如同一个交错啮合的齿轮组，或者由于木头里的裂缝呈散射状，更像相互嬉戏的日轮。门口左右两边覆盖着深绿色的植物和两棵夹竹桃叶尖儿。门槛和夹竹桃都被安装在门楣上的一个射灯照得通亮，是要告诉人们，这里现在是一间棋牌室。“门槛，奏乐吧，”这是刻在大门上的一句古代铭文，“不停地奏乐吧。”

    开窗的那堵墙上没有藏书，上面挂着画家的几幅画作。画作既没有装裱，也没有装玻璃，看上去像从墙里长出来一样：这些画作中有一幅铁锈红的、一幅硝酸灰的、一幅霉菌银的、一幅砖红的和一幅松脂黄的。与一般画作不同的是，这些画的色泽没有弥漫到屋内，而是浸润在原画中。据画家所说，“如果将色彩紧贴在玻璃窗上呈现的话，其光度就会取得更好的展示效果，这是我想要达到的理想状态。”尽管有一个男人很长时间以来就居住在城里，可他依然是这个圈里的陌生人。他的眼睛始终让人无法看得见，它们如此深地陷在眼窝里，以至于看上去有点像假面具上的视孔。他的声音有时听上去就像个小孩儿一样，轻柔，不做作，从来不用在说话前先清一清嗓子。他一再拖延牌局的进程，因为每当轮到他出牌时，他总会在自己的牌上发现一种特定的花色，从而使他要对此详加评述。（或者他有时候弯下腰去，伏在地毯上，看上去好像要把那个酒红与钴蓝相间的图案涂抹到脸上似的。）他的身材极其矮小，脑袋正好高出了桌沿。每次发牌时，他都必须站起来。他要吃进的牌也只得让人推到他面前。

    楼梯间里四处弥漫着一股苹果的香味，香味如此浓郁，让人觉得就像在一个专门存放水果的地窖里。尽管棋牌室里闻不到果香，但每每踏进门前时却觉得更加清爽了。然后，从楼下的厨房里时不时会弥漫出烧菜用的调料的味道，当然了，谁都几乎说不清那是些什么调料。主人一边打牌，一边还总惦记着正在烹饪的菜肴。所以，每回轮到他休息时，他总会在一旁猜测着调料的名称：百里香？鼠尾草？肉桂？有一回，窗户短暂打开时，便听见有人在说：“已经闻到了他预报的降雪。”（“他”指的就是气象预报员。）

    屋子里并不安静。通往藏书室和各间卧室的旋梯上总会听得见脚步声；楼下，有人正摸索着穿过房间，那声音又轻又急，像动物的爪子发出的声音。从屋外传来一阵抓门的声音，一只猫被人放了进来，只见它一路小跑窜到桌子底下，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这只猫脸上的毛呈深黑色，眼睛是黄色的；一旦它闭上两眼，整个脑袋就只剩下漆黑一团了。

    楼底下一间屋子里，有人在拉大提琴。那低沉而持久的乐声为整幢房子增添了一种动听的氛围。随着大提琴乐声的回荡，那时间的节奏也放慢了：几乎每个从屋外路过的人都会驻足聆听；屋里打牌的人也会时不时地停下来倾听着。看样子，仿佛对这些听众来说，在这时而悠长时而短促的乐声中，那一个个事物都停滞不动了，就像传说中的俄耳甫斯[19]的声音一样。与此同时，那也是一曲轮船上的音乐：藏书室天花板上的护板就属于那个对应的轮船大厅，而镶嵌在三角墙里的椭圆形小窗就相当于舷窗。

    这时，大提琴的演奏戛然而止。随后响起了葡萄酒瓶开盖的响声。走道里又响起了电话铃声。（“不是我的”，主人这样说道。与此同时，有人从楼梯上跑了下去，可能是个年纪不大的人。）在那漆黑的花园里，有一棵冬青树上的长春花闪闪发亮，树上有一团黑糊糊的东西一动不动，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乌鸫。花园大门前的柱脚旁，卧着一头石狮，大小和兔子差不多。此时，在山下的城里，那家出售香烟报纸的正在营业的小店前围满了人，这就是“晚间烟店”。停在火车站的那一列列火车看上去五彩缤纷，无比巨大，就像是那些更大些的城市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那里既是它们的起点，也是它们的终点；而轨道则像一座横卧的金字塔一样。在距离火车站较远的地方，那座监狱围墙上尖利的玻璃碎片看上去像迥然不同的金字塔。

    我们在山上的牌局打得很仓促。要说有一个人走了神，那就不用再说了，其他人哪里还会有心思玩下去呢？可是，我们大家都完全专注于打牌。我很少玩得这样干净利索，甚至每次都想赢牌。这期间，只是没有什么乐趣可言，最终无非就是一场索然无味的自相残杀而已。尽管如此，可我们就是停不下来。尽管我们平常都是关系很好的朋友，可是牌打得越久，我们彼此就越觉得陌生，甚至连搭档都置之不顾了。即使我们谨小慎微地维护着游戏规则，可我们的眼神和手势却是作弊者的眼神和手势；而这样的作弊则意味着：你要玩就一味地玩下去吧。此时此刻，聚会笼罩在一种普遍的沉醉之中。我们中不会再有人会感到自己在场——而那个我们本该早就待着的地方，此刻“一切都为时太晚”了。一方面，这五个沉醉其中的人开始发起牢骚，而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继续玩下去：主人不停地斟满酒杯；画家每瞥上一眼，就会在屋里高声叫出一个新的花色（哪怕只是书本背面的几个霉点）；而神父则与众不同，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杜洛克研究大师，又撰写了一部关于该游戏在欧洲各国发展史的论著，他总是出其不意地向大家提出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和特殊规则，且一个比一个奇特，一个比一个复杂（尽管这些规则并非每次都对他自己有利）。

    唯独那个政治家可谓是竭尽全力，寻求转机。他表现得好像自己是这次聚会的负责人。而这个夜晚对他而言，不仅仅是一次随便的聚会，而是一种考验的时刻。恰恰在休息时，他就始终跃跃欲试来证明自己。他感到自己受到挑战，要向人们展示自己有能力应对各种状况。哪怕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机会，他都不放过，立刻会果断地参与其中。要是屋里出现一只老鼠，他便会去叫醒正在熟睡的猫，并赶它去捉老鼠；要是一只玻璃杯掉到地上，他便会立刻把散落着碎片的周围区域都封锁起来——就好像那里发生了一场大灾难似的——还会像一个维持秩序的人一样向那个拎着铁锹和扫帚前来的人招手示意。一些别人心不在焉或犹豫不决的地方，对他而言却如同一方乐土。然而，他当初用以证明自己的领导才能、活力和掌控权的每一刻，现在看来，无非就是给别人带来不快。他的一言一行就像是一个坐在一条超载的小船里的人一样：他一个劲地使劲摇动，试图把熄火的引擎发动起来，结果却折腾得更难发动了；与此同时，他的动作幅度如此之大，以至于坐在他左右两边的人轮番被他打到脸和肚子；最终，他用尽了一番力气，却使小船难逃被掀翻的厄运。为了让几个打牌的人重新聚起来，他首选的方法是寻找共同点。由此，他发现，主人和画家每喝一口葡萄酒后放下玻璃杯的方式是相同的；而在神父和主人身上，他又发现了一个共性，两人眼镜的镜片度数是一样的；而我“这样一名老师”，则和他本人有一点是一致的，尽管我们打牌时不是搭档，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癖好：喜欢把扑克牌用力扣在桌上，而不是拿起来。

    但这位政治家还是输了，是我们大家之中最显而易见的；他惊诧地瞪大眼睛，豆大的汗珠从发际上滚落下来。最糟糕的是，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在这样一个场合里不具有掌控权，而是一意孤行。恰恰正是这一点，自然把其他人渐渐地相互拢在一起了。刚才还目光呆滞地望着前方的他们，此刻却在暗暗地互相使着眼色，甚或在偷偷地抿着嘴笑。不管怎么说，他们在桌下轻松地伸开两条腿。唯独就缺少那样一句或许能够带来气氛骤然转变的话：然后，这样的时刻也来到了，简直莫名其妙，有人顺便提起即将到来的复活节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再过三天，钟声又会响起了。”这就是转机：我们无拘无束地打完了最后一轮，接着便下楼去餐厅吃夜宵了。

    随后，主人提议在壁炉里生火。话音刚落，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要去点火。山毛榉劈柴已经几乎发白了，这些劈柴没有被整齐地码放起来，而是横七竖八地堆在宽敞的入口走道里。牌手们手里都拿了几块劈柴，一个接一个地走进壁炉室。门外过道里的电话机旁，一直站着一个半大小子，那是主人的儿子。他背对着大家，把听筒紧紧贴在耳边，丝毫也没有转过身来看一看那哄哄嚷嚷的情形。（“自从放假开始到现在，一直就是这样。”他父亲说道。）

    餐桌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门关上了，壁炉里的火烧得正旺，这些牌手坐在那里喝酒，天气预报有雪，雪花（有人说是“最后一场雪”）从黑暗里（“成群结队的鬼眼睛”）飞出来，飘落到窗户玻璃上，刚开始还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但随后就无声无息了，好像玻璃上张开一个什么东西似的。主人的儿子继续在走道里对着电话机嘟哝着。每一片飞舞而来的雪花都像是一种象征，既不确定，又无法确定。

    我用指尖轻轻地触了一下太阳穴，就像是在感到沉闷或者疼痛时一样。我把椅子推回去，转过身去问神父：“在宗教传说中有没有门槛的说法呢？”——“是作为物体还是意象呢？”——“两者兼而有之。”

    当神父思考这个问题时，其他人也纷纷议论着，犹如他们也意识到了似的。

    主人说：“我们这儿的猫从来不会莽撞地从门槛上跨过去。它们每次跑到门槛跟前时，都会停住脚步，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地面。有时候，它们还会避免和门槛接触，直接从上面跳过去。只有在逃跑的时候，比如被狗追赶时，它们才不再会在门槛前迟疑：这时，跨过门槛进入屋子里才是上策。反而追赶的那一方自然会在那里犹豫起来。”

    那位政治家说：“我总是反复做着两个有关门槛的梦。在第一个梦里，我光着脚，从门槛上滑到门柱上，原因是，无论这个门槛的材料是木头还是石头的，表面都很光滑，边缘还被打成了圆形。但我每次都会安然无恙地滑到另外一边，而受到惊吓是有益的，因为我在滑倒时一直问自己：我在哪儿呢？而且正是由于这样的惊吓，我才明白自己究竟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门槛就有点像跳远运动员的踏板。而在另一个梦里，它只是一个房子的门槛，况且就像如今的新式楼房一样，只是一根金属条。但我总是跨不过去。在整个梦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我只是站在那敞开的门前，打量着自己的脸在脚下的金属门槛里映现出来的模样。当我终于抬起头来环顾四周时，只见身后有一间玻璃房，里面有几个同声传译员正等着我开始一番演讲。”

    画家说：“有一些古老的民族，他们相互那样仇视，以至于一个民族将另一个征服之后，便将该民族寺庙中的雕像砸成碎块，用来铺成自己家的门槛。在一些民族文化中，门槛前画有迷宫似的图案；正如人们所说的，这些图案与其说是用来辟邪驱魔的，倒不如说是让人驻足，并且建议绕而行之。对我个人而言，这些门槛完全不成什么问题。换句话说：我对此还不够成熟。然而，有时我也在想：如果门框上方可以画上画的话，那该多好啊——那么为什么脚下这些门槛就不能通过颜色形态变得可让人辨认呢，或是干脆涂好色彩后再铺设呢？——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此间，神父始终聚精会神地听着，然后他说道：“就我所知，门槛作为物体很少出现在传说故事中。有一位先知预言说，神庙会经受强烈的震动，即便是石头门槛也会被掀起。但是，门槛作为一个意象却屡见不鲜，虽然通常会用另一个词来表述。在一些相关文献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门槛’这个词语旁大多会有一个箭头，并且注明：见门。门槛和门（或大门）都是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这个整体在《旧约》中指的就是城市，时而只是尘世间的——怒吼吧，大门！咆哮吧，城市！——时而又是天堂上的：上帝热爱锡安的大门[20]，胜过雅各布所有的帐篷；而在《新约》中，它时而象征诅咒——象征地狱之门——时而又象征拯救：我就是一扇门。凡是穿过我进来的人将获得拯救。——然而，在人们的通常意识里，门槛则意味着：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的过渡。但我们或许很少意识到，其实门槛本身也是一个区域，说得更确切地说：一个特别的区域，一个考验或保护的特别区域。那个约伯贫困潦倒地蹲在上面的垃圾堆，不就是这样一个用来考验的门槛吗？从前，如果有人逃到某户人家避难，不也就是坐到那户人家的门槛上吗？一个像‘门厅’一样的古老词语不也正说明门槛是一个逗留的地方，是一个特别的空间吗？可是，如今的学说表明，在这个意义上来说，门槛已经不复存在了。近代有一位哲人说，对于我们这辈人而言，唯一保留下来的门槛就介于清醒和梦境之间，可就连这个门槛也几乎被人视而不见了。唯独对于那些精神错乱的人而言，举世共睹，它公然突显在那日常事件中，就像那些被摧毁的神庙所留下的残垣碎块。他说，门槛不是界线——内在和外在的界线都越来越多了——而是地带。在‘门槛’这个词里，似乎包含着转变、洪流、河中浅滩、马鞍、障碍（是避难的障碍）。正如一句已经几乎失传的成语所说：‘门槛就是泉源。’而那个哲人则如是说：‘正是那些门槛，无论相爱的人，还是朋友，都从其中汲取了力量。——可是，如今（这样继续说道）要是不在我们自身中重新找回那些被抹去的门槛，那会在哪儿呢？通过我们自己的创伤，我们才会得以康复。即使天上不再下雪，那雪花也会在我的心里继续飘落。’每一步，每个目光，每个表情，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可能的门槛，并且以这样的方式重新创造那些失去的东西。然后，这个改变了的门槛意识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重新从一个物体转移到另一个上，接着再从这个转移到下一个上，如此类推，直至地球上重新呈现出一场和平盛宴，起码对于这一天是这样的——然后，每天再继续循环往复下去，有点儿像孩子们玩的游戏一样。在这个游戏中，石头磨剪刀，剪刀剪纸片，纸片包石头。——这就是说，门槛作为力量的聚集地或许并没有消失，而是可以说，变得符合要求，是内在的力量。在这样的门槛意识中，至少每个人都可以让其他人自然死亡。这样的门槛意识就是自然宗教。再多就不用承诺了。”

    神父坐直了身子，朝在座的望了一眼，好像他还想把自己的说教依然继续下去。可是他接着出乎意料地笑起来，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接着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便开始讲述起来。这时，他恰好想起父母家里那个石头门槛。当年他常常“光着屁股”坐在上面。那门槛是由一块花岗石凿成的，可它并没有铺在屋门口，而是在木头谷仓门口。相反，屋门前的门槛则由一块简易而宽大的赤松木板制成，上面有一个深深的孔节格外引人注目。雨天里，他和兄弟姐妹常常在那儿玩玻璃弹子。有时候，手指会被粗糙的木板擦破皮，或者会有木刺嵌入皮肤，导致后来化脓。

    此刻，那些听众也想起了早就被遗忘的往事。于是，大家开始七嘴八舌争先恐后地交谈起来，以至于最后只听得一个独一无二的多声部讲述。

    “坐在屋门槛上，就有点周末或者下班的样子。一项义务完成了，人们可以休息了。如果那些路过的人看见你这样坐在屋前的门槛上，他们会变得友好。你这会儿待在自己应该待的地方。有一次，当一群半大的孩子手里拿着棍棒紧跟在在我身后时，我并没有为了躲开他们而逃进屋子里，而是在门槛上等候他们。于是他们同我打招呼，向我点点头，仿佛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有些门槛很高：你跨过门槛时要抬起膝盖，脑袋会撞上门框。坐在门槛上，则意味着：这里的房门可能就没有上锁！当然，这时候你也做不了多少事情，最多就是吹吹肥皂泡，或者脚后跟和肩膀抵在门框上看看书。妇女们习惯于搬一把椅子坐到门槛上，做些编织的活儿。而我则经常坐在门槛上，观察外面的暴风雨，任凭一颗颗雨点和零零星星的冰雹轻轻地打在身上。当时，我的祖母哮喘病突然发作，她从屋子里冲出来，恐惧地站在门槛上喊了几声，便窒息而亡了（最后的几声喊叫像吱吱的尖叫声）。早晨起来，门槛上有时会有死老鼠和鸟儿羽毛，上面还粘着残留的内脏。每逢复活节前大扫除时，门槛都会被彻底地冲洗一遍。于是，只见热腾腾的雾气袅袅升起，门槛则又呈现出它最初的模样，且气味也变得很好闻。到圣灵降临节时，门槛两边则用一小棵桦木加以装饰，显得格外喜庆。父母房门前的门槛对我来说特别高。而邻居家门前的门槛上则刻着少见而奇特的字，那个门槛是用一块上世纪的墓石凿成的，现已破烂不堪。据村里人说，地震时不应该逃到室外去，而应该跑到门楣下方的门槛上站着，因为那里比较安全。对我而言，‘门槛’还包括‘拆除’的涵义，因为门槛的木头需要不断频繁地更换；不过它也会首当其冲地遭到霉菌的侵蚀。显然，门槛只出现在农村，城里人已经把它遗忘了。迄今为止，我所见过的最美的门槛当属一个钟乳石洞入口处天然形成的门槛了：那是一条从一片黏土中向外延伸的坚实稳固的光道，四周呈圆弧形，向洞里望去，只见巷道下方又伸出一条巷道，像玻璃一般透亮。而我所体验过的最美的门槛则是一间厨房门口的门槛。门槛铺着一块地毡，上面钉了一些图钉：没完没了地说了一整天话之后，我又会重新回到这些物体身边；‘门槛就是我的归属’，我是这么想的，且坚持这样的想法。记得童年时代，有一次，我站在一扇紧锁的房门前，冲着门大声喊叫，然而，我喊的不是‘开门！’，而是‘你快开门！’——而且每次走到森林的门槛上，在踏进去之前，我也会同样喊道：‘你快开门！’在那积雪覆盖的门槛上留下了鸟儿的足迹！那么，门槛-恐惧的反义词是什么呢？——是附带好处。”

    大家都纷纷求助于那个提问的人，问他是不是想要对在座的各位进行一次“测试”。他的回答是：不是，不是测试，而是想让大家讲述。“因为我注意到，除了这个有关门槛的问题之外，没有其他话题可以让大家畅所欲言了。”

    在这兴致勃勃的讲述中，甚至有人打断了正在打电话的主人的儿子，也想听听他对门槛的理解。但他只说了两个字“干扰”，便又躲进墙角继续打他的电话了。

    大家一个接一个地沉默起来。然而，这并非通常意义上的谈话间歇的停顿。讲述好像更加在沉默中继续下去，而且以这样的方式变得更为意味深长。每个人都越来越深地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里，并在那里与另外那个人相遇，因为他现在与之无拘无束地拥有一切共同的东西。“那毕竟可以说是我们了。”（为什么我可以说“我们”呢？——我们可不是许许多多的人。我信赖的就是这个“我们”。这毕竟是事实啊。）有一个人放声大笑起来，看样子很突然，另一个人点了点头。或者在一轮喝酒时，有人在桌子上划了一道线，下一个人要接着继续划下去。

    大家都已经不再喝酒了：主人忘了给大家添酒，客人们也忘了把杯里的酒喝光。雪茄熄灭了，烟斗不冒烟了。反而有一股榅桲树的气味扑鼻而来，从屋外吹来夹带着雪花的微风。主人不再扮演主人的角色了；“主人”，有人这么叫道，然而，主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声是在叫自己：他只不过是偶然聚集在一家小酒馆里的一群人中的一分子而已。

    这些人在各自的沙发椅上正襟危坐，仿佛靠背成了多余的。他们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吗？不，那个事件——这样的讲述——已经发生了。在那个化为焦炭的火堆里，我们共同的眼睛认出了一座灯火通明的夜间大都市。在这座城市里，呼啸声接连不断，闪光纵横交错，隆隆声不绝于耳，光与影的队列从这一端奔向另一端；时而有一道道闪光穿越，就像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地驶过。奇怪，目光遇着火就变为凝视，碰到流水却常常避开。

    我们并没有在等待。尽管如此，依然缺少一个人。直到女主人进屋后，我们才意识到她之前一直不在家。她刚从什么地方回来，身着一件颜色如子夜星空般的深蓝色节日礼服，脚穿一双如鸟喙颜色的黄靴子。她径直坐到我们中间。她弥补了这样一个圈子。男人们在她身边一个个都显得胡子拉碴的。尽管这位女士的脸被宽帽檐遮在下面，但依然难掩其满脸的倦容。这是一种幸福的倦容：她肯定刚刚经历了一些什么（一段音乐？一个雪夜？）。就这样，她落落大方地参与到我们那要澄清一切而沉默不语的讲述讨论中来。屋子里暖洋洋的，但从她的大衣里弥漫出一股寒意；衣服上的起初还片片成形，但不一会儿就融化成一颗颗小水珠。这时，一只盲蛛迈着长腿穿过大家的视野，球形身体在其下面的影子映衬下显得格外硕大。有一只像小猫一般大小的枭在窗户前不停地嘶叫着，它距离窗户如此之近，好像立刻就会栖息在窗台上似的。邻居家的房屋清晰可见，一堵黄色的墙上爬着一棵紫藤，那如手臂粗的树干相互缠绕蜷曲着，好似许多轮船缆绳的绳结一般。一棵白桦树在昏暗中显得格外明亮，树上垂下来的枝条让飘落的雪片打得来回晃动；空寂中，一根树杈在轻微地颤动着：刚才一定有只小鸟从那儿飞过。一棵紫杉呈星状拔地而起，满树的针叶也呈星状，它像一个路标一样，指向那个马鞍形低地上的拱门。那拱门将山下沼泽平原上那稀稀疏疏却越发显得明亮的灯光嵌镶起来。

    大家在屋前互相道别。这里的路分别通往好多方向。飘落在路边的雪花，通常都会立即融化掉（唯独在那些半卷起的黄杨树小叶片里，雪花才会留得住，从而使整个灌木丛变成了一个雪白的发光体），此刻把那一条条分岔装点得格外分明。人人都拐向各个不同的方向。主人转身穿过屋前花园回到屋里。他的妻子站在楼上一扇敞开的窗户前，远远地望着我们离去，她身上散发出的一种独特的魅力：她不是那种令人出神凝视的女人，而恰恰相反，她是会引发你思考的女人。这座房子外墙上挂着一盏灯，是院子里照明用的。片刻间，它好像属于一个山村似的。

    我没有沿着回家的路下山，而是拐到了一条小巷里。巷子极其狭窄，两个人都难以在里面并肩行走。巷内的弯道呈之字形，拐了一个弯儿后便又重新踏上了通往老城区的大道。突然，从拐角处的一排房子里传来电话铃声。铃声只响了一下就停了，仿佛响起的那一声只是为了向人们发出一个信号似的。此刻，我只想一个人投入这漫天飞雪的怀抱中。下山途中有一段上行的路，但那段路通往树林对面的另一座更高的山峰：我想象着自己正在温特山山脊上走着夜路，两旁除了光秃秃的石灰墙外，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只好什么都不去想，一心一意地扶着身旁的栏杆赶路：“就在那儿！”

    在山下两条路交汇的地方，我遇见了那位画家。他正冲着一道岩石上的裂缝出神地观看着。裂口上覆盖着一株攀爬植物——其实不只是覆盖在上面，而是完完全全地塞满了。画家手里捧着那株植物沉甸甸的垂摆，上面开满了一朵朵蓝茵茵的小花，在片片绿叶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灵动可人。雪花被风吹成一堆，融化，然后又结成冰。在这样的雪地里，那片蓝蒙上了一道十分古老的冰川的色泽，那垂摆就是对应的冰舌。再久久地看去，这片蓝就会被映衬得更加鲜明。随后，我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人们在考古发掘时常说的一句话：“你们首先得找到那些边缘。”画家一边晃着手中那条用植物编成的长裙，一边冲着我喊道：“这些五彩缤纷的颜色流动起来多有意思啊！”再说：“各种各样的颜色到处都是！”再说：“这些颜色应该行动起来！”

    我们一起从这条所谓为节日文艺会演铺设的台阶上走下来。当走到最后一个台阶时，画家停住了脚步。他一只手指着我们身后那片悬崖峭壁，另一只则指着前方那戏剧节剧场，并且说道：“并不是什么门槛或许使我止步不前。我更多是在一个边界上停住了脚步。或者：即使我没有停下脚步，可内心深处有某些东西也被叫停了。随着进入内心深处，我的体内有某些东西停止呼吸了。有些人说，他们会在心灵深处被坏情绪所攫取。要我说，这是一种掩饰：这是因为，如果那坏情绪可以通过呐喊得以释放的话，那它肯定就会成为一种痛苦。每当我走到这里时，我都下定决心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可是，我经常走着走着，那个边界会再次袭上心头：即使眼前一片五彩缤纷也无济于事，甚至就算我跑起来，也感觉不到有丝毫的风能让我透透气。这其中，关键的问题或许压根就不是那拥挤的人群——比如说，这会儿城里空荡荡的——而是那占压倒优势的中心区域，那拥挤的人群是填不满它的。或者情况会不会正好相反：没有任何东西能将这个中心区域填满？所以，结果只能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拥挤——大家你推我搡，跌跌撞撞，相互抄近路拦截对方，这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的？没错，在这儿，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赢得立足之地，无论是那些欢庆的队伍，还是那些身挂佩带、满脸刀疤的人的游行，或者那些傻瓜在山上那一座座褐色的棚屋顶上摇来晃去，这些都显得微不足道。那些满是闪闪发亮的锦缎斗篷和黄金圣体匣的宗教仪式游行，那些疯子的来回奔跑，那些神色阴郁的人伫立在墙角边，这些都同样如此。不过，有一回，我在城里看到过一队人：那是一群白痴，他们又是彼此拍着肩膀，又是相互推搡，又是突然用肘窝卡住对方的脖子狠劲往下按；他们就这样从一家家纪念品商店门前走过；他们之所以有这么好的心情，是因为他们心里高兴：可以出来看看。在城里转转。而也正是那些大钟，总是伴随着它们，会让人迸发出另一种地方意识——只要不是偏偏涉及到那丁零当啷的钟声就好了，因为在我的想象里，它总是跟铁门砰的一声被关上的声音、汽车发动不起来时的声音、轻轻的咳嗽声、还有小跑时高跟鞋发出的声音联系在一起。您曾经在树林里，比如在爬山途中滑倒过吗？这时，您的手穿过地面上的层层树叶，抓到一个早已腐烂的树墩上。正因为这只手没有遇到丝毫的阻力，所以，您一瞬间会觉得，好像手不存在了似的（一只黄黑色的蝾螈，或别的什么爬行的动物），我经常会在进城时有类似的经历。正如腐烂物与树叶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一样，这里的国度同样如此。您瞧瞧，我们眼前这个戏剧节剧场的正面与我们身后那座悬崖峭壁是多么般配啊[21]。在那些负责建造剧场的人看来，这座由一粒粒石灰石包裹的小石子堆砌而成的山峦就像是一堆混凝土：如此看来，这幢与山连成一体的建筑也可以由不加粉饰的混凝土筑起来就行了。据说，这甚至就是主导思想：这样一来，山和建筑似乎融为一个整体了。为使这座建筑更好地配合整座山的基调，人们还在混凝土砌成的楼房正面上刻意雕凿了一个龟裂图案。而正是这一切制造出了那界限的假象，换句话说，就是亵渎。请您留意后面这条线，碎石就是在这个地方看似天衣无缝地过渡到浇注混凝土：就是打眼看去，这两种相互强扭在一起的材料也是互不关联。山峦呈现的是一层层斜切的纹理结构。当你久久地观察时，就会发现，在每一层结构上都重复着砾石昔日沉积、滚动、停滞和分离留下的痕迹，还有那不流动的水久久留下的层层印记，所以，伴随着每一个新的层面的形成，都会发生如同潮汐变换一样的东西。相反，在这个连成一体的混凝土墙面上，最多只能感受到那股洪流，伴随着它，曾几何时——这里不存在对时间的感觉——水泥连同碎石滚入壳子板之间。岩石上爬满了苔藓，伸进和凸起的地方都生长着鲜花和青草。相反，那件‘仿造品’上面铺了一层水泥胶片，而在那刻意雕凿的龟裂缝里却从来没有长出过一根绿草茎来。有时，山峦会显得多么绚丽多彩，尤其在那湿漉漉的雾气里：从表面上的灰蒙蒙，然后会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时而棕色，时而红黄相间，也有蛋壳般的白色、玄武岩般的黑色和玻璃瓶般的绿色，就像刚开始下雨时碎石路面上的样子——相比之下，那个堆砌在前面的粗制滥造的畸形的东西永远都显得黯淡无色：惨淡。这难道不令人奇怪吗？那岩体是大自然的一分子，看上去像个物体——而那个要乔装打扮成与之亲如一家的人工产品却是个非物体，令人生厌。这样的界限假象就是一种亵渎，而那些亵渎者就是我的敌人。那些人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堡垒修筑到山顶上去，却没有人去制裁：他们只需要让自己这些居住和经营的堡垒的门面保持原模原样就是了，并且为此可以获得证明，他们忠实地顺应了周围的环境。与此同时，每间铁棚屋、每个空间站以及每顶贝都因人[22]的帐篷也都会显得更加忠实！在这里，那个特别象征我们这座城市‘背信弃义’的典范，当属这个戏剧节台阶了：我们正好站在这个台阶的底层，那些主管的人为之而心醉神迷。而在我看来，这个台阶是世界上所有露天台阶中最不配这样一个名称的。平日踏上‘台阶’时，我心里在想着：‘清新的空气’。而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的却是：‘萧条’。整座城市的腐臭味就是从这里，从这上方的台阶开始的。在这个戏剧节台阶上，也没有什么空间可言。几乎没有人会在那儿坐下来。没有栏杆，最多会有人在固定在混凝土墙面的铁杆上靠一靠，喘口气。下山时，许多人都会一个劲地跑下来——而上山时则会一边数着台阶，无论是大声，还是默默地数，那就像在爬塔楼一样。下山的人一个劲地跑着，而上山的人则走走歇歇。那踏板和开裂了的花岗岩石条，太高，太窄，也太短。在这里，那一个个脚步发出的响声不是沉闷的爆裂，就是尖厉刺耳；只有迎面没有人走来时，你才可以与人并肩走；而当你并肩行走时，由于台阶比较陡峭，那么交谈就不得不变得尖锐刺耳，而且时常会因为气喘吁吁而中断。要是在这里与我最好的朋友不期而遇，我们几乎认不出彼此，因为高度差，我们的模样会显得那样扭曲不堪——常常不仅仅会变得扭曲，而且因为那闪烁不定的水泥带，我们简直被照射得无影无踪了——或者我看到的对方无非就是一个剪影，因为他仿佛在一条隧道的另一端与我不期而遇：作为一个自成一体的建筑物，那台阶并非直通山顶，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凝土配套建筑，恰恰呈现出一个个隧道洞口形态，必然会把整个建筑分割成一段又一段。台阶的弯角不是弧形的，而是折形的，伴随着一个个急转弯。因此，只要一到转弯处，无论是缓缓走动的人，还是箭步如飞的人都只能迈着笨拙的步伐慢慢行动。每个拐弯之间的平台，通常是在台阶上供人半途歇脚，环顾四周风景用的，可在这里，它却被掩遮在一段昏暗的、并散发出一股霉味的隧洞中间，这一边墙角有一摊黑乎乎的便溺痕迹，另一边则是一摊鸽子粪。不，这不是什么露天台阶，而是一个排水沟。护墙一路上，那条凿在石头上的《魔笛》里的蛇也不是什么装饰物[23]，而是一些破烂。还有这条排水沟直通到山下的那个院子，它也没有什么两样，全都堆满了破烂，堆满了戏剧节的破烂和其他破烂。您可千万别以为，随着我现在插进来夜间呼喊，这种亵渎界限的行为就了解了。我将会——”

    画家一边大笑，一边断断续续地说道：“是啊，我将要做什么呢？我们将要做什么呢？因为那些敌人已经逃脱了我的敌意。”

    他走下石阶，站在和这座城市同一高度上，并且又说道：“有一天，我路过莫扎特雕像时，一瞬间感到很惊讶，他的脸朝着老城区。因为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背对老城区，两眼望着那条河。同样有一天，我也感到很奇怪，在新城门——真正的岩石隧洞——左右两边，有两个美杜莎[24]的头指引着出城的方向，在我的想象中，那些蛇应该是盘曲在蛇发里，而那具有魔力的目光更多是针对那些进城的人。”

    我们从一个老城区广场走到另一个广场。所有的广场都空空如也。唯独在一个喷泉旁靠着一个醉汉，手里握着酒瓶，伸着舌头，正在呼呼大睡。当然，在那一家家小餐馆里，突然爆发出阵阵乱哄哄的纵情大笑，用画家先生的话说，“这笑声又是怀着必胜信念的冷酷”。这时，我如愿以偿地想起了某些无言以对的东西，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不已。

    “然而，如果说光与空气存在于那些所谓的界限彼岸的话”，我说，“因为一切如此有效，如此令人神清气爽，如此实实在在，那么中心就不会存在风平浪静吗？”要不我怎么会在离开老城区前往沼泽地的路上一再会被一种空间-波攫取呢？——然而，一旦我避开老城区，那种波就消失了。照这样说来，这一个区域的存在不就使另一区域的存在才有可能吗？再说：“空虚与丰盈在此难道不是相辅相成，任何地方都无与伦比吗？我无论如何都需要这个中心；我需要那个原原本本的中心。我的位置就是中心：从外部，从平原上，它也分别赢得了自己的尺度。然后我为它做主。每个在街上挡住我去路的旅行团，我都会觉得是合情合理的；每条我为了绕过那些拍照留影的游客而走的弯路，都已经绷紧了指向那广阔天地的箭头；每个我在拥挤的人群中突然改变的方向，都会让我过后在外面感受到更强烈的自然光线。那个咏叹‘美丽的城市’的诗人[25]，不也几乎每天都会去城外空旷的平原上散步吗？或许萨尔茨堡得换一个名字，叫沙勒罗瓦或塔兰托或萨利纳斯？——其实Salz[26]以前是一种神圣的矿石：能把陌生人变成贵宾。您用放大镜观察一下这个水晶体，便会发现，从那一个个透明的方块中散射出亮晶晶的光芒来，犹如一座亮晶晶的城邦的围墙里，远远近近到处撒满了晶粒，是这座城市的前堡。我觉得盐是一种可爱的调味品：既可观赏，又可触摸，还可以调味。它使我回想到我的出生，代表着一种尺度或法则。在地中海一个盐场海湾里，我曾经看见过那个加工盐的‘故居’。那是一幢石头建筑，位于远处海面一个防波堤上，楼梯在外面，通往顶层，入口大门也设在那里。在维吉尔那里，盐总是与‘渺小’和‘隐蔽’这样的词语联系在一起。这个盐场作坊看上去很渺小，而住在里面的人，至少我心里在这样想，在这里过着一种隐蔽的生活吧。”

    我们在通往萨尔察赫河对岸的莫扎特小桥前停住了脚步。这时，画家询问起我的名字，在我之前自我介绍时，他没听清楚。于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发生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名叫“投手”，甚至还补充道：“没错，我说的是实话，这不是在开玩笑——我的确叫‘投手’！”

    画家听后，便带着一种友好的口吻取笑道：“照您刚才所说的来看，您倒应该叫‘老顽固’。”随后，他踏上了那座木头小桥，停在与我齐眉高的地方，我就站在下边的河堤上。他似乎道别时这样说：我的脸使他想起了那些自命不凡的白痴的脸。当年那些人在城里漫步时，他多么想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去啊：“那曾经是我的同僚。”说完，他便消失在桥的另一端，走到桥中央时，他回头冲我喊了一声，并祝福我，说但愿今晚下的雪都能变成盐粒。那一刻，我又学会了一个新单词：目送，或者说，如果真有这么一个词的话，“目送的眼神”。

    这座小桥上空荡荡的。仅仅有一次，有两个人从桥上走过来，那个女人身上披了一件皮大衣，里面穿着一身长长的晚礼服，她身后跟着一个戴着牙套、推着自行车的小女孩。伴随着她们的步伐，那些厚厚的板条晃动着，仿佛那是些船舱板似的。而上桥的坡道连同上面的横木条则像一座舷梯，只要你一过去，它就会马上被收起来：任何人不得再上这条船。

    河对岸那些敦实斑驳的梧桐树干为彼岸的城区增添了一抹亮色。而在河这一边，那些行驶的汽车会溅起褐色的雪水，从那昏暗的车里面不时会闪现出一个白色的衬衫领来。在纷纷扬扬的雪花里，接连不断行驶的车辆之间，那一道道前灯光束显得格外清晰，仿佛一根根牵引绳。有一次，就在这儿的河滨大道边上，我曾见过一个遭遇车祸的人。他躺在那里呻吟着，双腿蜷曲在身体上，口里吐着白沫，上下两排牙齿碰得咯咯直响。刚开始，我还误以为是急救培训班上的一名学员正在演练呢。河水开始上涨，几乎无声无息，冲卷着整个岸边葱郁的灌木丛。听不到钟声。卡普齐纳山上面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灯光相继都熄灭了。闹钟在嘀嗒作响；印台干得没法用了。这时，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此刻站着的这个河堤有个男人的名字，叫鲁道夫河堤；而对岸的河堤则有个女人的名字，叫吉泽拉河堤。这座空荡荡的小桥两边都嵌镶了一个钢结构体，形成三道拱门，跨越过这条河，像三级跳似的：有一道拱门标志着小桥的入口，门框上装饰着藤蔓，它使我不禁联想起那叶状装饰花纹[27]。它在维吉尔那里“微笑着”。当然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在微笑。从桥上而来的则是另一番空荡荡的情景——不是人们所向往的。片刻间，我继续默默地演绎着和画家的交谈，一开始是那样的活跃，以至于我甚至还想做出这样那样的手势来。随后，那做手势的手臂就再也不抬起来了；渐渐地，我的自言自语也无声无息了。这时，从拱门那儿飘来了一团浓郁的香雾——是那位身穿晚间礼服的女人身上的香水味吗？——雪水汩汩地滴到排水沟的孔眼中。雪花飘落到我的肩上，形成了一个像肩章似的印记，但很快又消失得无影无踪。

    尽管夜间末班车——“流民收容车”——上有许多座位，但我一直都站在这辆车中间的活动圆盘上，车辆转弯时，它也跟着转起来。行驶中，这条“长龙”内的地板时而上时而下，又是向左，又是向右，穿梭在山峦与深谷之间。在此期间，一个座位下方，有一只空啤酒瓶也跟着不断地滚来滚去。那两个连接在上方电线上的抓臂不仅传输行驶所需要的电流，而且好像保护着这辆电车连同乘客不会沉没到地里去；因此，我也学着这两个抓臂的样子，双手紧紧地抓住头顶上方的安全环。

    行程很短：晚间时刻，终点站提前到公墓车站。其间，我是车上唯一的乘客，直到人家要求，才走下车去。下车前，我不厌其烦地对司机说了许多告别的话，一级接着一级地踏着台阶，废话也越说越多。“晚安，中国人先生！”司机应声这样一边对我说，一边将车子拐了个8字形弯便往城里方向驶去。

    然而，我要回住地，只有走那条通往相反方向的路。离那儿还有很长一段路程；可这还不可能足够远。片刻间，那些电车电线在空旷的天际上拐到日本的一个城市近郊。墓地大门上那些镀金的印刷字体在路灯的照射下闪着微光，看上去就像是一种无法辨认的外国文字，或者是所有的文字都融为一体了。

    我向西走去，越过那片草地，来到运河路上。然而，看样子，好像我现在到了运河那儿，也没有我的立足之地。我走在这条公路干线上，左侧围着一道墓地高墙。我边走边望着远处的河堤，前面就是那家“运河小屋”，唯有楼上还亮着灯。而这幢房子有了另一个象征，使我不禁想起一座水闸房来。

    一瞬间，我是这条路上唯一的行人。我边走边在脑海中想象着，“独行者”，如同“迷路者”，“投手”以及“老顽固”一样，亦是一个名字。后来，迎面走过来一名男子，鞋底钉着铁掌，他从我身边走过时，带着充满恶意的口气说：“我知道你是谁，但你不知道我是谁！”

    于是，我拔腿就跑，一口气跑到了墓地围墙的尽头。掩映在云杉树丛里的火葬场此刻火光通明，像城里的一处名胜古迹。人行道旁的一根树枝上有一只黄色的五指手套。在街道上空，那些电车电线看样子结成一片钢网，或许直到黎明时分，它都不会再发出任何动静。

    这条街有一小段上行路——那条如今改道向东方流去的萨尔察赫河曾经从这里流过——使得我深深地呼吸着，感觉很舒服。尽管当年的河岸平地高出无几，但上方那片沼泽平原连同哥奈斯地区一起展现为高地。一到上面，人立刻能明显感觉到冷多了。这儿草地上的积雪一直没有融化。凡是有土壤露出的地方，让人看到的是一种如同鸟爪子留下的图案。树上的檞寄生球顶上覆盖着一层白雪。四月里，这一片郁郁葱葱的美景被屋檐口的冰柱打破了，而夜晚的灯光则反射出一道道晶莹透亮的光芒。鸟儿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仿佛为了确认同伴们在狂风过后是否依然幸存。

    我弯下腰，用湿漉漉的雪湿润着眼睛和两鬓。我期待着能快点再下一场雪。我的双唇和额头都很想喝口雪水：似乎这个冬天里，我最期待的那场雪还没有降临。

    哥奈斯的郊外几乎只能看见亮着的路灯。有一间底层的房间里，窗帘大开着，屋里光线很昏暗，窗前站着一位年迈的老妇人，把脸紧紧地贴在窗户玻璃上，呼出的水汽遮住了半边脸。此时此刻，似乎就没有人能抵挡住她的目光。

    在这个地方中心前面，马路上画着两个孩子的身影，那个比女孩高出一头的男孩把那个女孩搂住，保护着她。两人都背着书包。女孩的辫子上绑了一个蝴蝶结，清晰可见，男孩的后脑勺向外凸出。这两个人的图像还有好几层被遮盖在这一层下面，是以前画上去的，几乎毫厘不差，仅仅有点错位。这两个图像周围的雪已经融化了，那信号色彩闪闪发光，而他们从头到脚都已被轮胎的印迹压黑了。

    我久久地站在大街上，出神地注视着这两个千篇一律的形象。观察？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目光后来则绝不会冲着那辆在我面前突然刹车的小车：那位司机把半开的车窗玻璃又迅速地摇了上去，一句话也不说，便又飞快地开走了。或许他原本只是想问一下路——不然的话，或许那个坐在一旁的女士会说：“算了——难道你没看出来，这个人本身也不是当地人吗？”我冲着驶去的车子喊去：“我只和一个个敌人为伍。只有敌人才是我的同伙。”因为这样的敌人自然已不复存在了，所以就只剩下一个毫无目的词语了：“干掉吧！”（可是我也会这么想：“幸好车里坐着的不是某个学生的父母！”）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自己内心里有过多少想法啊，想法一个接着一个，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还依然如此——此时此刻，连一个想法都没有了。或者说：我再也没有什么文章可做了。

    在住宅区前那片森林里，天开始变得雾蒙蒙的。只有几根凸现出来的树枝依稀可见，树干和树梢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我沉浸于其中，感觉就像进入了一片无比熟悉的天地里，一片游刃有余的环境里。这里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空间，全都是我的。到了一棵树干旁，我突然觉得自己的影子迎面而来。

    然而，随之而来的又是一座座房屋，这让我不免有些失望；那灰蒙蒙的夜色或许作为光亮就足够了。然而，在这片橡树住宅区里——在这个时刻，很有必要澄清这一切——我才有家的感觉。我脚下的柏油是家乡般的土壤；在这里，我现在为每一种意识都负有责任。今天早些时候，我不是曾经要冲着一群吵吵嚷嚷的外国人大喊“安静——这里是奥地利”吗？我的祖国，在我看来，它如今已变成了一个乡间火车站里搪瓷指示牌上那个伸手指向的图像，上面标着“往喷泉方向”。那独一无二的环境，它意味着避风港，你在那里就可以抵挡外部世界的侵袭。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或许也会这样来保卫这个国家吗？”——“也许不是那个议会大厦吧，”这可能就会是我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但无论如何，这边田地里的粮仓，还有那边葡萄农的小茅屋，则是一定要守卫的。”因为我可以打心底里说：我遭受着祖国的苦难。

    黑土平原上弥漫着一层浓雾，除了这住宅区以外，什么也看不见了，既看不见山，也看不见天空，天地几乎融为一体。一些新造的房子里还没有住人，大街上到处都能闻到一股新鲜的油漆味。那些外国人居住的房子里，窗帘都是深色的，就连晾衣绳上的衣服也几乎没有白色的。在农庄通往沼泽地的必经之道旁有一个牲畜棚，里面亮着灯，牲畜的身躯和人的头影相互交错，动来动去，看样子，似乎有一匹小马驹或一头小牛犊即将诞生。远在沼泽地外面堆起的一个土丘是一个足球场，在旁边那家昏暗的餐馆里，那只名叫逆风耳的狗被惊醒了，它睁着一双玻璃般明亮的眼睛，竖起一对犄角般的耳朵。从残障儿童收养所里突然传出一声短促而强烈的尖叫声，听上去有点像孔雀的叫声；一盏霓虹灯忽明忽暗地闪烁着；那些窗户的上半面开着，百叶窗斜垂在那里。一个车库的大门敞开着，看上去像一家小店铺，里面停着一辆刚刚开来的汽车，车顶上积了一层雪，夹带着绿树叶。那个坐在车里的人两手搁在方向盘上，还在听着收音机里的新闻。车库旁的别墅里，唯有一个鱼缸在屋子的深处闪着亮光，里面的金鱼悠然自得地游来游去。

    我坐到运河边上，坐在那电话亭旁边一个长椅上。眼前就是那个公寓，我就住在那里面。河边有一棵孤零零的云杉，那里不断传来阵阵嗡嗡声。我闭上了眼睛。我身后就是阿尔姆运河。在其他地方，它都无声无息地流淌着。可是到了这里一小段陡峭的下坡上，它却像水流湍急的大河一样咆哮起来了。我是不是睡着了？因为当我再睁开眼睛时，天上正挂着一轮半月，看上去就像一位行将就木的白发老人。一根杉树枝条在前方像鸟羽毛一样摆动着。就在醒来的那一瞬间，我觉得那整棵树变得一团漆黑，仿佛是我的影子。

    我走进屋子，便立即躺倒在床上。我没有打开任何一盏灯，不管是走道上还是房子里。我合上眼，感到暖和起来了。在我眼前出现了那座与我同名的山（我只在插图上见过这座山）。广袤的天际下，这位“迷路者”正呆呆地站着，仿佛在另外一个世界似的。然而，看样子，仿佛那个世界离他就近在咫尺。在那个充当基石的圆形山顶上，矗立着那座巨大的、完全用岩石筑造成的山顶建筑。那平缓的屋顶上积了厚厚一层雪，笼罩在一片灰得透明的天空中。积雪形成了像沙丘一样均匀的波浪。山边上，一道白茫茫的喷泉飘落到那灰蒙蒙的天空里：这是山上即将刮起暴风的信号。这暴风想必非常猛烈；因为那雪旗飘得很长，而且几乎呈水平状，甚至还向上形成了一个轻微的角度。与此同时，那远处的景象看上去万籁俱寂；就连这白茫茫的喷泉也一动不动了。在那下方的悬崖峭壁上，有几个黑乎乎的地方，看上去几乎就像一扇扇大门或一个个洞口。岩石大门，敞开吧！一切都会近在咫尺！你这个被风神铸就的迷路者！

    尽管如此，还是没有安静下来。就是缺少什么东西，没有它，无论转向什么样的事物都是纯粹的草率。然而，由于草率，这样的转向就会变得毫无对象可言：这个事物也就不再是这大千世界的事物。“仍然缺少什么东西”则意味着：在我心里有一个空间，但这个空间始终空空如也。我并没有期待这个缺失的东西：我也无法期待它——我就不应该期待它。只是在我心里存在着一个空荡荡的空间——它始终没有被填满，这就叫做苦恼。

    “然而，这个不可期待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变成了嗓音的树的沙沙声？是一股从岩石中喷涌而出的泉水？还是一个正在熊熊燃烧的荆棘丛？——你就直言不讳地说吧，你缺少的就是爱！”

    这时，我终于发怒了。“你们总是口口声声说爱，可这究竟指的是什么呢？是性爱吗？是对某个人的爱吗？是对大自然的爱吗？是对工作的爱吗？——无论如何，我现在所渴望的是一个躯体，渴望的不是性器官，更多是爱的肩膀，爱的脸蛋，爱的目光，爱的存在——爱？爱的无能？爱的烦恼？现在我只有苦闷，因为我的生活中没有爱。那无能纯粹是被你们编造出来的，就是为了开始你们那彻底无爱的争吵。一旦出现了爱，那我就会再也没有必要去求助于那遥远的山峰了，它会自然而然地进入我们共同的世界里，成为我们坚强的后盾，成为能包容你我这样的存在的苍穹。随着爱的出现，我便会有了安全感。或者，终归都不会有爱的存在。”

    3 观察者寻求一名证人

    之后几天里，我没有出过一次门。大多数时间里，我都趴在床上，把头埋在胳膊肘窝里。这只手臂有点像一个壁垒，我觉得在它的后方完全无忧无虑了。有时，我会伸手抓起一只盲蛛放在手心里，任它跑来跑去，手心感觉痒痒的，很惬意。其间，我也会仰面朝天躺在床上，凝望着房间里的墙壁。墙上有一只挂钩，上面挂着一只手电筒和一只鞋拔。

    窗外，两根绳子如拇指一般粗，来回晃动着。白天，会看见人们用其中一根绳子吊起一只盛满灰浆的桶，把灰浆运往楼上施工，然后再用另一根绳子把空桶送下来，再装满灰浆，两根绳子就这样交替运行着：人们正在重新粉刷大楼的正面外墙。清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这两根麻绳看上去特别粗壮结实，颜色也显得更加暗淡模糊。可是一到夜里，绳子便显得筋疲力尽。好在它们时不时会撞击一下窗玻璃，倒还能让人重新看得清楚些。如果夜里有月光的话，绳子便会闪现出如玻璃般晶莹透亮的光芒：白天，融化后的雪水会沿着绳子往下流淌，随即又重新冻结起来。

    电话铃一次次地响起，但都是一些因拨错号码而打错的电话——似乎在萨尔茨堡这座城市里，不仅满大街都能看到秩序混乱的竞走运动员，而且到处都有乱拨电话号码的人。电话那头，一会儿说是要找“神甫室”里某个名叫“西格弗里德”的男人，一会儿又说找“过境货物海关”，后来甚至还有人打来找“兼职公司”。之后，我终于忍无可忍地冲着电话机大吼道：“别再烦我了！”接着，我便远离电话机，再也不去靠近它了。

    这几天上午，总会有邮件从门缝里塞进来。大多都是些广告传单，不过有一次塞进来一封信，是一张表格，还在某处打了一个叉，上面的标题是：“简要通知”。

    白天，从超市里不时传来嘈杂声，算是为生活增添了一点色彩。每到午休时，我甚至都会迫不及待地想再次听到楼下那些杯子碰撞所发出的尖锐刺耳的响声。

    当然，这一切也可以以另外的方式来讲述。照镜子时，看不到眼睛了。我完全感觉不到自己躯体的存在：这就是说，我再也感受不到阳光和风雨，再也感觉不到寒冷和温暖，这是一种缺失。我就是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的我，没有神态，只不过是一个浑身疼痛的躯壳：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因为不存在什么观察者，所以也就没有什么好观察的。暮色里，我有一次把温特山错看成一片森林了。还有一次，我把悬崖峭壁错当成了一个绞刑架。在斯陶芬山里，有火山爆发了，紫灰色的烟团从三角锥状的尖顶里大量向外喷发。然而，当我后来又望向西边时，那整座山早就缩成了只有原来一半高的废墟堆。（事实上，主峰此时刚好被大片雨云覆盖，因此唯有山前那个小得多的山峰显露在我的眼前。）那么，“西边”指的是什么呢？要说那些地理方位则毫无意义，就像是对一个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乘船遇难的人而言：谈不上什么方位，笼罩的是混乱不堪。然而，有一次我试图穿上衣服时，我的手脚都不听使唤，伸不进衣服里，站着像与耶稣一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脱了臼的罪犯一样（简直是可笑）。我听到那些喧闹声，仿佛到了季节：仿佛它们并不是从地平线那儿传来的，而是所谓从某个角落里，阴险地从背后而来，犹如突然袭击，也没有那些与之相关的躯体图像。那些习以为常的寒鸦叫声，此刻听上去像一排正在齐射的枪炮轰鸣声；突然响起的一阵马蹄声，就像一个已经停止不动的钟突然又走了起来（但很快又停了）；那一声声公鸡的啼叫既像是警报，又像是吹响最后归营的号角。每当树林上空那些电车电线相互碰撞到一起时，便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一场正在熊熊燃烧的大火。

    也时常会见到一些令人发笑的情景：有一次，在终点站回形弯道上确实站着几匹马。它们在出租马车前，可能是因为迷了路才来到这里的。而在马车座上坐着几个胸前挂着相机的外国游客，面朝着这个居民区，犹豫地把相机拿在胸口高度。然而，我并没有笑。

    此时，我绝对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堕落。我的内心里甚至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放逐”自己的惬意，一种前所未有的惬意，让自己遭受那地地道道的黑暗，那刺骨寒风的磨难；让自己经受和坦然面对最恶劣的逆境的考验。是惬意？是兴致。是兴致？是坚定不移。是坚定不移吗？是对生存条件的认可吧。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我从来也没有感觉到像罪责一样的东西。我所感受的东西，是些更为可怕的东西。我将一根很长的毛线针戳进了某个人的心脏里，如此正中要害，甚至连皮肤表面都看不出半点伤口来。大家居然还因此向我表示祝贺。唯独我看到自己从此以后——这个词语是无法避免的——便活在了诅咒之中。（而且也没有亲眼目睹的人伸出手去遮住自己的脸；即使有人喊出“举起手来！”，我或许也不会把手举起来，当然并非出于对死亡的蔑视。）晚上人们下班回家后，总会一坐下来就开始感叹：“终于能坐下来了，这样多好啊！”然而，“坐”对我而言却刚好相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我称心如意。或许我应该避免说出“诅咒”这个词，取而代之来说：“视野中心既不见那只飞来飞去的鸟儿，也不见那只给自己洗脸的猫。”这中心什么都没有，看不见正在玩耍的小狗，也看不见来回爬动的盲蛛（即便有，它也会马上从这儿逃走的）。或者说，即使这视野中心能看到什么东西，可也没有什么令人觉得可爱的东西。在一家敞开的别墅车库大门里，挂着两只刚刚猎获的岩羚羊，身上还滴着血，两只羊角被挂在钩子上，面对面。是的，视野中心甚至还出现了鸟儿和猫咪，但它们不过是漂在运河中的几具尸体。或者这中心就是出现令人晕眩的错觉的中心：每每看去那些交叉着堆放在草地上的木棍，都会让人觉得那是一头累得瘫倒在地的牛；那只挥动着翅膀飞来飞去的黄翅蝶始终让人失望地感到是一张发黄的碎纸片。或许，这中心就是一个伪造品聚集的中心：当我四处寻觅它时，它就被那一堵堵贴满海报的墙壁或者那些来自国外的、颜色虚假的观赏灌木伪装起来了。或许它本身，这中心就是伪造的：那座邻居家的房子因为人工筑起了一个平台而抬高了，屋脊上有一座小钟楼，像那些古老的庄园一样——可平台下方的区域看上去像是被水冲刷过似的——不过房门上方那个用来祈祷的壁龛似乎在告诉人们：“你在这儿是一位不速之客。”——然而，那个处于中心的小楼无非一个空洞而已：里面既没有钟，也没有钟槌，也没有钟挂。白日里，这个大洞看上去常常像一个发了霉的牛奶漩涡；而到了夜晚，里面至多也只会亮起一颗传来噩耗和战争消息的星星。在这些日子里，那些赝品中最拙劣的当数那些所谓“天然形成”的中心点了。它们都被那一座座教堂塔楼占据了。在这个地方，无论你抬头向哪儿望去，至少都会看到这样一座，都是自然而然地映入眼帘。这些塔楼，无论是洋葱形的，还是尖顶的，或者圆柱形的，可在我看来，它们不仅是一个个飞扬跋扈的象征，而且也是一个个变得僵死不堪的幻象，在嘲笑我们所有的孤寂。没有人需要它们，可它们却假托是救苦救难的救世主。难道不是有时候，也包括艰难困苦的时候，有阳光和空气从地平线上投来吗？它们想要进入我们的世界，可是那些塔楼却挡住了你的远眺。

    然而，在复活节前一周，我则向往那习以为常的钟声。我甚至急切地渴望着听到那样的钟声。早在几十年前，有位思想家曾经对那些共产主义大都市大加赞赏，因为到了那个时候，“那悲壮至极的西方世界的钟声”就会被废除了。可现在在我看来，这是完全不可理喻的。那些钟声沉默了，然而呼啸的风声却无法满足我。下边运河湍急的流水声也无法满足我。电车行驶中发出的那单一美妙的嗡嗡声也无法满足我。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上个世纪一位作家说过的一句话，一句赞美罗马诗人卢克莱修的诗句。对这位诗人而言，那“黑洞即无限本身”；而在他那个时代，即从西塞罗[28]到马可·奥勒留[29]，曾有过一段无与伦比的美好时光。当时，“诸神已不复存在，基督尚未诞生，唯有人类存在”。这几天里，始终听不到钟声，只有风在呼啸，电车在嗡嗡。我在仿效着那个时代的生活，我后来无论如何觉得如此。

    当然，我的情况则与那位据说在无神年代如此神勇无比的诗人卢克莱修有点不一样。唯有我这个人存在着，死亡是终极目标，如此坦然，简直无法想象。这里就是缺点什么，不是基督，不是诸神，也不是那不朽的灵魂。这里缺乏的是些实实在在的东西：一种感觉器官，而且是那个关键的，没有它，呼啸的风声和嗡嗡的电车声就是不完美的。

    之前，当我眺望远处某个山脊时，常常会看到不见首尾的人群正在向上攀登。这时，我的脑海里便会不由自主地想象着那个著名的淘金队伍，他们正走在一条通往山口的路上，因为穿过这个山口就可以到达那片宝藏所在地。而我这个观察者也在这个队列里，是他们之中一个全副武装的身影，一起攀登着。现在，无论我什么时候望去，那条缓缓上行的、云杉树梢此起彼伏的线路空空如也。它显得孤零零的。那里一点儿动静都没有。那些线路从山口上上下下，越来越长，再也没有出现人的金字塔队形了。我自己尚且缺乏这种感受力，又怎样才能更加确切地描述我如此若有所失的那种感知呢？——而对于那种感知力与想象力（这是构成感知的首要因素）的统一体来说，也许只有在希腊语中才能找到那个相应的动词：这个词开始表明的只是“看见”或“发现”，但其中却伴随着弦外之音“白色”、“明朗”、“光泽”、“照亮”和“闪耀”。而我的内心深处，简直就是渴望着这样的被“照亮”，因为它更加胜过观察。我会永远渴望那种在希腊语中被称为感同身受（leukein）的观察方式。

    就在我热切期待着那些大钟再次响起时，一种从未有过的憎恶感在我心里油然滋生，那是一种对动物的憎恶——更多不是对鸟儿，而是对四足和多足动物。鸟儿好像不停地飞来飞去，一再在空中划起一条条看不见的远距离传输线。可是，我鄙视陆地上的一切动物，因为它们显然完全无法理解复活这个概念。它们只会随便找个地方，懒洋洋地蹲下，慢吞吞地爬行，不时地挠挠痒，相互嬉戏打闹，然后再匍匐前进几步，潜伏在某处窥伺动静，或是偏离自己前进的方向，打打盹儿。所以，孩子们把猫砸死，把盲蛛的腿拔掉，这样的残暴行为，我几乎是能够理解的。

    与此同时，我则觉得在重新感受着一些复活节习俗的本源，比如说，当你观察着从地里连同黑乎乎的泥土一起被挖出来的辣根时，你就会觉得那新鲜的、肉乎乎的白色是一种闪烁着生命之光的色彩。

    周末，我伸展着四肢躺在床上，一点动弹的力气也没有。我咬紧牙关，握起拳头。躺着不觉得是躺着，而是相反。清晨，从楼下大街上传来一个女人的说话声：“眼下，我们的复活节彩蛋卖得很紧俏啊！”她可能是在一家蛋糕店里上班。中午时分，超市的百叶窗被拉了下来，三天来一直是这样。下午，有一只小鸟在那窗前拍打着翅膀，忽而飞上，忽而飞下。

    我与一个不知从哪儿来的旅行团一同在“月亮机场”下了飞机。候机大厅里有个楼梯，沿着楼梯往下走，便会走进一家餐馆。此时，餐馆里已坐满了人，他们清一色都是中国人。餐馆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灯光昏暗、又脏又乱、低矮而简陋的贫民窟。餐馆的中央有一个平台，用作屠宰场。几个光着上身的彪形大汉，两只手里各举着一把长刀，正向另几个同样赤身露体、手无寸铁的男子猛冲过去。没有战斗。那些手无寸铁的男子也不逃走。更确切地说，他们弓起背，活像猴子似的，等着那头追踪而来的狮子把他们抓住。他们龇牙咧嘴，冲着那些屠户发出最后的恐惧嘶叫（其实更像尖叫）。与此同时，就连那些受害者的脚掌也好像已经弓了起来，在平台上弯成了若干个拱形，咔嚓作响地抽搐着。转眼间，那个完整的躯体便不复存在了。它不仅被砍成了一个个碎块，而且这些碎块也几乎同时被那些坐在下面大厅里的人全都吞没了。刚才还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此刻却已变成了食道里的最后一块碎肉。那一张张嘴，连同这不停运作的食道，则标志着一个所谓的华人区最深层的区域。而这个区就其自身而言是整个天下事件的核心区域。这样的屠杀恐怕永远都不会终结。恐怕总会有新的死难者的手臂和肩膀随之而来，而且这些手臂和肩膀很快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这些游客则被这个贫民窟外围的绳索拦在外面。于是，我们提着手里沉甸甸的行李，急急忙忙地离开了机场。月亮机场不是我们的目的地：我们得先走到位于停机坪旁边的一部电梯前，再搭乘这部电梯回到平地上。通往那儿的一条路在室外。高大的金合欢树簌簌作响，在一盏灯的映衬下，显得灰暗而又苍白，如同暴风雨来临前的样子。与预想中的情况不同，在“月亮”的氛围里行走一点都不轻松——我们的步伐并非轻盈飘逸——；我们每走一步，双腿的沉重感便会加剧一些。尽管我还没有感到呼吸困难，但这种感觉已经在向我步步逼近了。电梯间离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它是一个没有窗户的钢板结构。这时，电梯门口站着许多提着行李等候的人。人们能做的只有保持清醒，然而，这很难做到。

    床上那个人终于睁开了眼睛，立刻坐了起来。在这间小屋子里，充斥着一种颜色，那是一个大花盆里木槿花的颜色。花盆摆放在墙边。有一朵花孤零零地在这里绽放，呈朱红色，底部略带紫红，几乎接近于黑色。花朵中央的玫瑰色雌蕊耀眼夺目，犹如一只白炽灯泡里的发光体，而花蕊的顶部则是一些橙黄色的花粉星子。这花唾手可得，于是我伸出手臂，想去摸一下。其实，早在前一天，我就已经做过这样的尝试了，可指间没有丝毫的触摸感觉。我常常在看到木槿花时就这样，我在这里也同样把正在绽放的花朵看成已经凋谢了。但此时此刻，我手里分明感受到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它让这只手清爽，也调节着我的脉搏。

    清晨，那股稀里糊涂被疑为公猫身上发出的恶臭，现在却井然有序地变成了乱七八糟放在台架上的苹果发出的清香味。想必夜晚临近了，因为已经没有阳光从西房那敞开的大门照进来，只看到一道黯淡的深黄色、没有射线的光亮。在这个亮光里，那株木槿花在墙上投下一个模糊不清的轮廓，零零星星的茎叶轮廓清晰可见。另外，说起“临近傍晚”来，我就会突然想起我儿子曾说过的话，它令人沮丧，就像小说里一再出现的“黄昏时分”——最好要用“临近傍晚”来取代之：“他们会在临近傍晚时抵达。”

    我站起身来，在这间小屋里四面环顾。我还未曾见过比这间更漂亮的房间。我走到木槿花前，弯下腰，对着墙上那只盲蛛说：“哦呵。原来如此。啊哈。嗯。好吧。好。就这样吧。”

    我洗了个淋浴，洗了很久。身体在温暖的水里逐渐膨胀起来了。静止不动的腿和自由活动的腿都成了形。我大口大口地喝着水，就在几小时前，我险些因为缺水而窒息。

    我在厨房里吃了一整袋干面包片，一边吃，一边回想起儿时一句耳熟能详的名言：“人在头晕的时候不会感到饥饿。”我一整天都感到头晕，可现在感觉饥肠辘辘。我吃起苹果来，并且在咬第一口时，就知道自己还要再多咬几口。

    我站在书桌前，把一篇题为“罗马人别墅的门槛”的手稿塞进一个信封里，然后在信封上写好地址，并贴好邮票。就在不久前，我还是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在一边冷眼旁观，仿佛所有稿纸都已被烧毁或飘出了窗外。

    我读起一封中学领导寄来的信。他以前曾教过我，后来，我们成了朋友。他在信中写道，希望我过完复活节后能回去，学生们都问起我，而这封信的署名者不仅是以官员的身份表示问候，更表达了对我的思念。之后他又补充道：或许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教师。尽管我的表现可能与这一身份有点不符，但我仍是一名教师——而这正是由于我对做一名教师不是很在行的缘故。正是那微微的窘迫，连同那对教材的透彻把握，证明了我的教学能力。在所有的学校里，名副其实的人或许太多了，然而，学生只有通过那些在自己的教师生涯中时而显然感到窘迫的人，那些说话结结巴巴的人，那些失去思路的人才能获得对教材的理解和领悟。唯独这样的人，往后才会作为“我的老师”留在学生的记忆里。“Quin age！[30]开始吧！”

    读着这封信，我不自觉地蹲在地上，眼泪也随之掉了下来。可这眼泪并不是因为得到了这番夸赞，而是因为“亲爱的安德烈亚斯”这声称呼，仿佛在漫长的岁月里，都不曾有人叫过我的大名。

    我蹲着打开窗户。西风吹拂着我的脖子和两鬓。深呼吸时，我突然猛地一阵咳嗽。这些天里，我没有做过一次深呼吸。一匹马在我身边打起响鼻：其实那就是我自己，一个劲地打着响鼻，好像鼻孔突然长大了似的。

    我一般不常用“神情”这个词。但此刻，我的确蒙上了这样一种神情。我似乎看见自己的生命之舟被围困在某个地方，舟身的下半部分已经沉入水中，但突然间，它又灵活自如地动了起来，无拘无束地在水面上颠簸了一阵之后，又渐渐驶远了。即使这流水也许只是一股涓涓细流，而这叶小舟也许只是纸糊的：那种走投无路的绝望感立刻转变为一份悠然自得的闲适。它绝对不是一种单纯的心境，因为它第一次成了我的依靠。

    与此同时，我当然也意识到：随着几天前那致命的投掷石头，我自己的死亡也一天天地逼近了。自那以后，我就感觉到体内有个致命的东西堵在那儿。可以掩盖起来——就像刚才那样——，但却无法排除。我不再是一副举棋不定的样子：那当下的无所谓中，增添了悲伤的感觉，与无所谓相依为命。“掩盖”就是“能够”。而“能够”则意味着“我有的是时间”。

    我从小凳上站起身来，走到写字台前坐了下来。我翻开维吉尔的《农事诗》，拿起铅笔，在背面的空页上记录下了这么一段话：“没有什么偶然的不幸发生，其实都是命中注定。偶然即命运。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普遍存在的命运。命运就是人的命运。可又不是人的命运，而是人不可分割的部分。请区分人类的两重命运：命运与必然。众所周知，命运就是：死亡。而必然呢？——我只知道，如果我没有经历自己的必然的话，那么我如此死去，就没有实现我的命运。这个必然归我所有：也就是说，只有当我向它发起挑战时，我才有机会去经历我的必然。不幸变成了命运。通过命运达到了自我意识。我，这个主宰命运的人，主宰了自己的命运。自己站起来吧！没错，可不是在法官面前站起来，不是‘投案自首’，而是‘寻找证人’。为什么呢？是为了能向这个人请教。那么谁会成为我的证人呢？——还是‘那个门槛’：为了不错过这个‘门槛’，你就得把步伐收缩成孩子的步伐。不是：停滞不前；而是：放慢脚步。——雾霭中的向日葵。——维吉尔作品里形容木槿花时所用的那个形容词：轻盈。”

    在大街通往沼泽地的地方，有一个金字塔形柴堆，是为复活节燃烧篝火准备的，被夕阳的余晖照得通亮。我从一扇窗户走到另一扇窗户，就这么来来回回地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这时，山坡上几个零零星星的爆竹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运河里的水流从几个缺口处溢出来。一辆刚被清洗干净的电车正停在山下那个8字形弯道上，车顶上竖起两根又长又粗的电杆，看上去像种鹿场里那头最强壮的雄鹿。一架飞机正在起飞，机身一侧的一排舷窗玻璃上映出了后面那片明亮的天空；一群又一群黑乌鸦沿着飞机在空中留下的那道浓黑的轨迹飞去，就像海鸥在海面上跟着轮船的浪花在飞翔。山脚下的大街上，一个孩子边走边将几只吹得鼓鼓的纸袋——看似复活节爆竹——放在马路上。与此同时，一个少年正在果园里漫无目的地来回乱跑，还一边挥动着手里的鞭子，将它狠狠地往地上抽；他每抽一次鞭子，树冠间便会升腾起一团烟雾。

    这一天，桥栏杆上坐着另外一对人。那个男人年纪要大一些，他穿着一件双排扣西装，上衣口袋里塞了一块小方巾，里面还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衣，并且系着一条领带。那个年轻女子则紧紧地依偎在男人的身上，又是嘟嘟哝哝，又是低声耳语，两人的脑袋一直不停地在对方身上蹭来蹭去，额头还会时不时地相互顶在一起。我不禁想象着，如果这俩人不小心跌入运河里，那么便能听见像烧热的东西碰到水时发出的咝咝声了。

    除此以外，那条条大街都空空如也。相反，大概人们都挤到教堂里，参加复活节庆典了吧。那一座座山峰呈现出郁郁葱葱的景象，然后变成灰蒙蒙的，最后成了黑魆魆一片。机场上条条灯火通明的跑道让人想起一幅被持续变换的箭头不断击穿的火十字架。地平线上的边境通道上闪着耀眼的光芒，如同一座热闹非凡的工厂。

    爱在这座平原上的城市上空翱翔。爱的存在：“城市-存在”。城市-存在：令人愉悦的存在。这个圆圆的地球在我的内心苏醒，伴随着一座白色的玛雅城，它就位于尤卡坦半岛陡峭的石灰石海岸上。还有那个正在炉子边取暖的赫拉克利特[31]，冲着那些站在门口的朝圣者喊道：“你们进去吧，这里也有神灵。”我恨不得扑倒在地，但不是独自一人。此时此刻，仅仅一个词语就足够了：“身临其境！”

    远处的大教堂终于传来了嗡嗡的钟声，那里正在举行圣餐仪式：圣餐面包化作耶稣的“肉体”，酒化作耶稣的“血”。大钟又连续发出了嗡嗡的两声响，每一声都很短促。听上去，就像一个停止跳动的心脏又恢复了跳动。有一匹马昂起头来，将那双睫毛翘起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那些海鸥把嘴伸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尖，都要弯。

    渐渐地，钟声开始在整座城市里此起彼伏。我能区分埃尔斯贝滕、埃根、帕尔施、格尼格尔、圣安德里亚、玛丽亚布莱恩、贝格海姆、费赖拉辛（位于边境的另一端）、拜恩格美茵、格劳斯格迈恩（在这一面）、里弗恩、瓦尔斯、哥伊斯、塔克斯哈姆、格勒第希、阿尼夫、墨兹克和哥奈斯的钟声；此外，我也能区分奥恩教堂、敬老院教堂、寄宿学校教堂、避难所教堂和墨斯教堂的钟声。

    夜里，水管曾经发出猛烈的敲击声。那木槿花卷起来，从花茎上掉落下来，发出一丝轻柔的声音。一股暖融融的风一再穿过这间门敞开着的小屋。空气里能闻到一股柴火的味道。第一辆电车还未到达之前，便已传来了电线发出的嗡嗡声，犹如一个弹弓弹去时发出的声音，而后传来啪啪的响声，听上去就像两个曲棍球球棍相互碰在一起。其间，周围已经变得如此寂静，连山间的瀑布声都显得格外响亮。过了一会儿，一曲奇特而洪亮的旋律从平原的一端传到另一端：半梦半醒里——其实这更像一种特别的清醒状态——，那一个个声音相互回应，由此而形成了一串高低起伏的音调。随着火车一声鸣笛，便传来了滚动的车轮下钢轨发出的隆隆声。而这隆隆声很快又被淹没在一条狗的狂吠声中。这狂吠声因为随之而来的树叶沙沙声变成了音节，接着又汇入了阵雨那包容一切的噼里啪啦的雨声里。真的观察起来，你就会发现，这原来不是什么小曲调，而是一首永无休止的主旋律。每一个新加入的声音都继续演绎着这个既定的主旋律，使之不断得到加强。每一个发出音节的物体仿佛都在想象中振作起来，颤动着，变成一个个完美的乐器。首先奏响的是弦乐器、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其间还恰到好处地和着一声不同寻常的弦乐所发出的音调，仿佛是从一个冰冻的高山湖泊传来的。在街道下方很深的地方，有一个类似震音钢片琴发出的声响，从排水沟盖板上的圆形洞口传了出来，赋予哗哗的雨声以节奏感。以前，我曾和孩子们一起看过一部电影。在电影中，世俗的与超凡的东西就是靠着这样一个不断重复的主题相互协调一致的。难道那脱离世俗的东西也降临在这里了吗？此刻听到的这个声调便是它的信号吗？不是！发出旋律的更多是是那些世俗的东西。一个世俗的人躺在这儿，一边呼吸着，一边做着梦，梦见靠着唯一一张嘴，指挥着这个大地乐团。做着梦？我还从未感到如此清醒。没有比这唤醒曲或者白昼曲更美妙绝伦的了。

    伴随着黎明的第一缕曙光，我就起床了，并且擦洗起两间屋子的窗户和地板。屋外的苔藓地呈现出其大地的颜色，有绿色，有棕色，有赭色，还有黑色。上面笼罩着一层雾霭，在太阳快要露头时，到处是一片紫红色。从那苍白的西方地平线上，斯陶芬那陡峭宽阔的山峰展现出巨大的侧翼，闪烁着雪白色的光芒，犹如一个奇特罕见的天体。“可爱的色彩，我们就是靠着对你们的观察而活着。”

    我像自己的仆人一样，先把那一件件衣物搭在胳膊上，然后再一一穿到身上：一件蓝白条纹衬衫、一条丝绸领带、一件带双排纽扣的夏日外套、一双黑色低帮皮鞋和一件浅灰色的休闲大衣。在胸前口袋里，我插上一朵已经干瘪得像一根淡红色雪茄般的木槿花。接着，我来到镜子前，久久地注视着自己的眼睛，甚至觉得自己看上去很迷人。我修了修自己的指甲，直到它们都变得又圆又光。我做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动作戴上礼帽。我把纸币都数了一遍，便卷起来塞进裤兜里。我走出屋子，并没有锁上门。

    我在大街上遇见了一位年迈的妇女。她脸上和脖子上的皱纹罗织成了一张由无数小六边形组成的密网。她说道：“好啊，来了个风华正茂的男子！”街边的柏油也裂成了六边形图案。一个身穿制服、脚蹬尖头鞋的小伙子正提着一只大行李箱，从运河的桥上穿过。太阳升起时，苔藓地的一条岔路上跑来了一条狗。它背着光，晃来晃去，像西部牛仔的斗篷车一样。其实，我也是一直朝着西方前进的，当然一再向南朝北地拐着弯，或者索性久久地站在那里原地不动。走着走着，我也会回过身去，朝着东方去。这时，从东边射来的阳光照在我的脸上。在阳光的照耀下，那雾霭并没有从平原上散去，而是变得五彩缤纷。之后，它持久地保持着淡淡的紫色。在这抹紫色的映衬下，树上的粗枝条则显得又黑又浓密。

    温特山顶上，唯独在树木生长线以上，还可以看到有积雪。顶峰的高地因为积雪而呈现出斑斑点点的样子。整座山峰看上去轮廓分明，就连每个峡谷和每个岩石尖坡上的细节都清晰可见。唯独峰顶下方的一片洼地看上去像一个云圈，从中不断喷出螺旋形的云雾。然后，有一团云雾像一只巨型山雕，张开利爪，睁着天蓝色的眼睛，追逐在那平原高高的上方。

    我迈着大步，跨越这片几乎无人居住的土地，连一个人也没有遇到。只有一次，我看见有个人正走在另一条黑土铺成的小路上。他边走边摘下帽子，向远处的另一个人问候致意。我中途走进苔藓地里的一个教堂，那儿正在做礼拜。教堂里只有几个人，他们正在举行仪式的地方相互握手。每个在场的人都必须说出自己的节日愿望。一位裹着一条点状花纹头巾的妇女说道：“但愿奥地利不会走向灭亡。”而另一个年轻人则大声说道：“但愿我们大家都能成为圣人。”有两个孩子面面相觑，随后咧起嘴大笑着。

    听完祈祷祝福后，我便立刻离开了教堂，继续赶路。平原上，有一小块地非常崎岖不平，那里以前曾是一块黑土采掘地，而现在已是杂草丛生。在那片休耕地上，人们划分出一个个小菜园。走进一个类似于牧场的栅栏，有一条砾石路像主大街一般宽，像林荫道一样长，一直通到后面那一排排凉亭大小的木屋前。

    远处的机场塔楼就像一个没有手臂的机器人，它是这片平原上最高的一座建筑。我沿着一条从一家啤酒厂的卸货区延伸出来的铁轨，朝着那塔楼靠近。那个车棚是一个黄色的长条形建筑，其中正墙面上只有盲窗。阳光照在上方那块又大又空的三角形玻璃上，又被反射回来。有两只蝴蝶的影子在一扇盲窗旁晃来晃去，犹如在舞池上翩翩起舞，时而相互遮在一起。周围那空空如也的三角形窗口就是一个闪闪发光的自由信号。从草地里的轨道上弥漫出一片亮光，耀眼夺目。一块块枕木使你不得不将前行的步伐转换成类似于老年人的步伐。我离开轨道走上大街后，才又回到原来的步伐节奏上。仅仅有一次，有一辆机车头从这片草地上驶过，从踏板到车顶，都挤满了下班回家的工人。

    大街从一条长长的隧道穿过机场区域。隧道出口坐落着一个运动场，有一个活动围栏将它与外部隔离开来。这时，围栏上方片刻间出现了一只白色的球。海报墙上张贴着一幅随处可见的海报，画面中一位身着淡紫色内衣的金发女郎在搔首弄姿，要让人们知道：“这样的曲线多么令人倾慕！”旁边那条长途公路上，来往车辆穿梭不息。那一辆辆闪着前灯的车辆从隧道中驶出，有些立刻把前灯关上了，有些则过了一会儿才关，而另一些干脆就不关灯。（“我们就是这样。”）在这样一辆车顶上扎着滑雪板，而在随后的那辆车上粘着一朵朵花，而第三辆则拖挂着一只小船。这时，一辆车疾驰而过，只见方向盘上有一只瘦削的手，一个女人正叉开手指，夹着一根特别长的肉色雪茄，给人留下了螳螂般的图像。在这没有尽头的车水马龙的上空，与这喧闹不堪、喇叭声此起彼伏的地面相对照，完全无声无息地出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巨大飞行物，那是一架正要着陆的班机。一瞬间，它好像停滞在那里一动不动。随着飞机在滑行道上着陆，隆隆的震动声响彻大地。

    隧道里，车辆的噪音剧增，变成了怒号和雄鹿发情的嘶叫。这响声透过混凝土墙壁上那一个个圆窗，回响在人行道和自行车道上。那一长串霓虹灯使得这隧道变成了看上去没有尽头的一连串灯和暗室的组合。而在这忽明忽暗中，那些行人要么闪闪发亮，要么销声匿迹。两旁的墙壁上满是涂鸦，画的尽是一个个神气活现或虚张声势的人物形象。那些涂鸦大同小异：“帅哥寻觅美女共度良宵”，“犹太人，魔鬼面包之树”，“母亲，你的儿子到现在都还没有一片立身之地呢！”，“孔德维拉穆尔”[32]。这时，迎面走来两个脚穿绑带靴、头戴船形军帽的士兵。他们见到我，便问候道：“向您致敬，上校先生！”随后来了一个胡子拉碴的男子，他一边骑着自行车，一边和我打着招呼：“你好！”（我又转而对一位正在跑步的女子说道：“别跑那么急！”）隧道里的空气闻上去很清新：它在那一端为西风敞开着大门。那柏油路面已被皮鞋的细高跟和鞋钉凿出了一个个小洞，当你久久地望去，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条尘土飞扬、带有雨点花纹的田间小路来。

    那些被风吹进隧道的树叶则标志着尽头的到来。出口这片地方看上去交织着一片似乎横跨洲际的光亮：从这个视角看去，斯陶芬山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景象；那司空见惯的金字塔山尖化成了三个高高耸起的驼峰，使人能一眼望到远处的风景。那一个个加油站、那一个个仓库，还有那个停机坪都有点像海外殖民地：像火地岛或蒙大拿。

    此外，飞机场也相应地变小了，仿佛它并不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而是一个殖民地的代办处。大厅前面那些桦树雪一样白。一棵落叶松上新抽出了许多嫩芽，绿油油的，像一只只异国的小鸟，使整棵树焕发出鲜活的生命力。那个由大石块垒起来的火箭矗立在前广场上，在它的下方，草坪上有一朵含苞欲放的藏红花再现出类似的形状。它那深紫色跃跃欲试，在银灰色的花瓣里显得格外耀眼。

    中午时分，天气暖融融的。随处可见的麻雀叽叽喳喳地飞出灌木丛，它们那短小的翅膀上泛着阳光。从毗邻机场的田野里传来一股混着大粪的杂草味，而从后面那片当年罗马人的聚居地洛伊克传来牛群和猪群的叫声。道路两旁的金链花，像一条延伸至地平线的金黄色色带，而一旁那座黄色的加油站也使这条色带看上去更加鲜艳夺目。像往常一样，我总会站在一圈篱笆后面，念着上面写的字“昼夜停车场”、“农家停车场”。

    机场大楼是一幢两层建筑。最上面是观景平台，下面一层是餐厅和一家所谓的旅店。旅店里有一条很短的走道，两旁有几间客房。房间很窄，两张床只能一前一后地摆放在一侧。从大部分房间的窗户向外望去，只能看见坐落在附近的塔台和一段封闭的跑道。除夏天外，这家旅店生意萧条，几乎常年都没有客人，充其量也就来几个旅行团在这里过夜，订房的同时也会顺便订一顿餐厅里准备的晚餐，因为夜里通常没有航班。

    旅店的前台有一张柜台，摆放在一扇始终敞开着的玻璃门后面。现在，前台像往常一样空无一人。我从服务员那里才能拿到房门钥匙，而服务员同时还在露台咖啡馆里做事，所以我得先把他叫过来，才能拿到钥匙。“所有房间都是空的。”服务员说道。我登记了两个名字：“安德烈亚斯·洛泽”和“蒂莉娅·李维斯”。看来，服务员至少还把其中的第二个当作一个名字来看，因为他问我：“这不是一位女演员吗？”还没等我回答，这个留着浓黑髭须的服务员便又开口了：“要不然是一个飞行员？或者是来自边境那边的人？——我是库尔德斯坦人。”

    房间里冷冰冰的，光线也很昏暗。在窗帘轨道下和淋浴房里，氖光灯正在嗡嗡作响。一打开窗户，暖洋洋的春日气息和宁静的阳光便迅速填满了整个房间。中午时分，机场好像停止了运转；只有一架直升机在空中不停地巡视着，一直都在离地很近的上空飞行，就像一架正在海面上搜救的救援机。上方塔楼的小房间装了玻璃窗，屋内的雷达屏幕前坐着一名男子，戴着耳机在看报纸。

    我跟随餐厅服务员来到窗前一张餐桌旁，眺望着西边的那些村落和山峰。楼下环绕着一片草丛，中间有一根蓝色的消防栓，颜色酷似路旁的圣像柱。而消防栓的旁边长着一棵像羽毛一样闪闪发亮的褐色云杉。我吃了些看上去颜色较淡的小羊肉，又喝了点勃艮第红葡萄酒。这酒在瓶子里呈颠茄色，而倒入酒杯后，却又呈现出小檗红，所有这些色彩都将周围的景物衬托得更加鲜明。

    这天下午我是在洛伊克度过的，就在文物发掘地附近（其中有些坑已经重新填平了）。在那些还未被填平的坑里，几个孩子正在找着诸如马赛克小瓷块等一些被人忽略的东西。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正在笔记本上画着一根古代水管的铸模，他的鞋底上粘了一些并非这一地带的黏土——或许他是穿过田野来到这里的。在一圈粘满泥巴的篱笆里，长着一棵果树，也是里面唯一的植物，上面除了粉色的小花，什么都没有。在上下交叠的两根枝杈上，卧着一只肥母鸡和几只小巧玲珑的山雀，犹如一幅幅栩栩如生的示意图，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的物种和形态如此丰富多样，这绝对不会是偶然的。

    然后，在机场候机厅里，阳光已经变成了橘红色，无人问津的服务窗口显得尤为宽大。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摆着座位的区域里，这个人要么是早到的乘客，要么就是来接人的。这个区域看上去更像属于一个长途公交汽车站。过了一会儿，大厅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那些站立的人拖着长长的身影。服务窗口前又挤满了人，行李传输带运转着。那些女人爽快地钻进出租车里，有涂睫毛膏的，有染指甲盖的，也有染黄头发的。这家公司的车是红的，那家公司的是黄的。一个身穿灰色制服的男人挎着冲锋枪，仰着头，半闭着双眼穿过大厅，脸色苍白，表情呆滞，像个死人似的。

    尽管人群里空气污浊，令人窒息，闻上去有股变质面包的酸味，但我仍然向着他们走去。

    太阳落山了。整个下午，前广场上一直空荡荡的，只停着一长溜亮着灯的出租车。环绕整个大厅的绿色植物随风摇曳，犹如伴随着从袖珍收音机里传来的歌声；一个男孩坐在我身边的座位上，耳朵贴着袖珍收音机，一边听歌一边晃动着身体。一条狗在汪汪地叫着，叫声透过大厅的玻璃墙，听上去变了样，像从赌博机里发出的声音。那架正要着陆的飞机或许马上又要飞往另一个国家。今天是节假日的最后一天：乘客多得出奇，他们下了飞机，或者登机前在另一侧挤作一团。到达的乘客在等待行李，他们站在乳白色玻璃门后，只留下一个个模糊不清的身影，他们的亲人则围在狭小的出口处，不断地挥手或打手势。一位旅客刚跨出机场大厅，就径直迈向车辆租赁处。有一位年轻姑娘像推销员一样靠着柜台，伸出一根手指，把车钥匙递给他。他飞快地用嘴接住钥匙，同时也咬住了姑娘的指尖。姑娘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把手指猛地往里一伸。当这个男人跑向车子时，姑娘把男人扔给她的一张纸条打开，然后把它放在电话机下边。

    我正襟危坐，两腿并拢，双手放在膝盖上。大厅外，在通向市区的马路上，在那些司空见惯的红绿灯、交通指示牌和起重机之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新信号灯：那是一轮正在升起的红得耀眼的圆月。大厅里面，两扇门被站在前面的人挡住了，被站在后面的人堵得严严实实，只看得见一条脖子和臀部的线条。这时，大门之间出现了一个年轻女子。我起身摘下帽子。那女人挤出人群，打了一个趔趄，身子转了半个圈，随之闪到一边，转身离开出口，不过看样子，仿佛她这么做，就是有意要让什么人可以发现她。

    没有人来。最后一辆出租车也开走了。那架飞机又起飞了。当它飞上天空时，从温特山山脊上再次传来震耳欲聋的声音。那是飞机刚才疾驶过跑道时发出的声响，整座山都在咆哮，回响震天，而飞机早已越飞越远，像蜻蜓一样大小，最后消失在天际。其间，那个背影图像连同在观察时看到的那条三角披肩在渐渐靠近呢，或者同时不也远去了？当这个身影最终转过来时，机场大厅里几乎人去楼空了。那女子脸上浮现出一种沉思的美；在所有的美人中，她是一个沉思的美人。

    她透过玻璃向飞机场望去，然后看着我手里的帽子，仿佛这是事先约定的信号。最后她注视着我的眼睛，这是一次目光的交汇，就连我们在经历恐怖事件后的那种空洞的眼神，似乎也不能抵消这相互的注视。她说了几句话，带着口音，模模糊糊听不清楚。我走向她，与她拥抱。我被相互间仅说的一个词征服了：“你”。

    我们缓缓走上二楼，或者说是跑上去的。我从空无一人的前台柜台上取了钥匙。短短的过道仿佛变成了一道长廊。天花板上的吊灯将一排光圈投射到地毯上。除了灯发出的轻微声响外，周围一片寂静。

    她有意无意地用臀部碰我。她拿房间说笑。我看了她一眼，她随即又变得一本正经。她在硬橡胶门槛上绊了一下，不知道是装的还是真的。

    屋外，大街上飞驰的汽车前灯的光映照在塔顶的斜窗上。机场工作人员的餐厅里，无人就座的桌子上摆着一些糖罐，每个透明罐子上都有一个圆盖子。昏暗的隔壁房间里，窗台上放着一个熨斗和一个奶瓶。

    一阵战栗穿过这个昏暗的房间，只有从机场区域里有灯光照过来——在墙上留下彩色的圆点——接着就是悄无声息。有时候，一个蜷缩着身子垂死挣扎的人难道不是会让人觉得像两个相互敌对、进行生死搏斗的人而真伪难辨吗？而此时此刻却恰恰相反：的确是两个人，默默地并排站在一起，不是死到临头，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正是这个距离才给人以亲近感。有人问道：“你知道吗？”仿佛两个人拥有共同的回忆。有人说道：“所以，‘软弱’有时也是‘有理’的代名词。”不是“救救我”，最多只是“帮帮我”而已。

    尽管房间很狭小，但两个人仍然获得了足够的空间。我们躺到床上，床的大小正合适，床前放着一块餐巾纸大小的白布。我在黑暗中寻找她，愈发深入地触摸她的身体。不，不必寻找，她就躺在我身旁，我感觉到她内心的炽热。我犹豫了——正是由于我的犹豫，她识破了我。是的，这个女子识破了这个男人，却仍坚定庄严地与这个男人合而为一。

    在欲望的驱使下，两个身体没有离开彼此，而是紧紧地贴在一起。他们完成那个动作，不像一场令人陶醉的战斗，而像一个盛大的游戏；“游戏中的珍宝”。这个爱意浓浓的夜晚让人感觉似乎身临另一个时空。现在天下起雨来，湿漉漉的水泥路像宁静的湖泊。满月下有一朵像小游艇似的云彩，里面有一对恋人。此时此刻，在你的躯体深处，激情的火花四溅，犹如上方无轨电车的电线。此时此刻，你的肩膀又成了你的脸面。此时此刻，东方的天空呈现出西班牙紫丁香的颜色。此时此刻，这个女人的说话瞬间化作为歌唱：她这样无欲无求；她只是要唱出自己的美来。

    那一个个梦接踵而来：我从这个事件中走出来。这时，它沿着长满青草的夜晚山坡走下去。山坡下流淌着一条小溪，在晨光中熠熠生辉，岸边有人影在晃动。你仰着头，向上望着一个女人的怀抱，如同眺望着一个活力四射青春靓丽的穹顶深处——这难道又是一个梦吗？当我试图让自己深信不疑时，一个美丽的陌生女子那双眼睛从容地落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梦，与另一个人融为一体，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

    这张陌生的脸上，双眼和嘴唇紧闭，让人想起一尊远古时期的石像，而你却无法确定，它表达的究竟是幸福、狡黠还是危险。接下来，这张脸可能会含笑看着我，可能会对我啐唾沫，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然而，这张脸只是睁开眼睛打量着我。一个女人的声音——不再是某个人——说道：“我得走了，已经很晚了。”

    屋外，有一队小型的机场安全车沿着机场滑行道驶去，车顶上闪烁着信号灯。一夜之间，月亮变小了。一辆行李车发出当啷当啷的声响。停车场上打开了一道围栏。机场滑行道尽头的农庄里升起一股炊烟，院子里有一个男人的身影正缓缓走向牲口棚。

    当我问她什么时候能再见到她时，她回答说：“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一厢情愿呢？“别提什么愿望，不过问问也未尝不可。”——于是，我问她如何看待我。我似乎渴望人家对我略加描述，“说说你对我的印象吧，也可以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这时，她回答说：“你好像有些心不在焉，同时也让人觉得一点都不满足。况且你有点不修边幅。我渴望得到你，可我不信任你。你良心会有些不安：不是什么偷窃——不然的话，你恐怕早就临阵脱逃了。从你身上可以看得出来，你游离在那些通常的权利之外，而且这种状态是一种痛苦。我既不相信你，又相信你。你很像‘门缝里的那个男人’：他病得很重，还去看望一个好朋友。临别时，他久久地站在门缝里，强装笑脸，眼睛眯成一条缝嵌在眼窝里，像被嵌在打磨得铮亮的眼镜里一样。‘再见，痛苦的中国人！’那位朋友说。”

    “那两个人有没有再见面？”

    这个会说话的女子没有再往下说，而是放声大笑起来，她自己已站在门缝里，一副极其坦诚的神情。我闭上眼睛，还是听到一种回答：“那位朋友最后对他的朋友说：‘终于来了个中国人——终于在所有当地人中间，出现了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上午，我穿过田野去看望住在瓦尔斯的母亲。她住在养老院里。养老院坐落在一个宽阔得几近空旷的村庄广场上。我们坐在花园里一棵梨树下的木椅上，树上白色和粉色的梨花开得十分灿烂。

    起初，她把我当成了给她送钱的邮递员，随后又一再叫着不同的名字和我说话。当她认出我时，便咯咯地笑个不停。她闭着嘴，要遮住残留的牙根。她的眼睛非常明亮，脸就像孩子的脸一般大小，脑袋缩成一团。她正在吃煮鸡蛋，与其说是咬，不如说是抠出来吃；吃着吃着，彩蛋壳落到她怀里；她一口吞下蛋黄。她久久地注视着我，最后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冷酷无情的年代，不是吗？早在你被迫去参军之前，我就一直对你的处境感同身受。”她问我最近在忙什么时，用了“瞎忙活”一词：“你，还有你的瞎忙活”——一个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不可对它又贬义理解，多多少少要表明一种诧异的关注。接着她又说了另一句奇特的话：“没有你，我恐怕早就失去信心了。”她这是在说谁呢？有一次她说：“你小时候，我经常拿饭勺揍你。”她肯定指的就是我吧。后来她又一次提到我：“你爸和你都像是拉锯人：你们被拉来拉去，奔波在家乡与各地之间，可你们在哪儿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临别时，我把一些钱放在长椅上留给她用。她为此而好多次欢叫着，并且围着那些纸币，艰难地踏着步子舞动起来。不一会儿，养老院的其他几个老太太也加入进来。

    我穿过广场，走进教堂，在纪念堂那里翻看着那本大书，里面有那些阵亡士兵的照片。战争伊始，我父亲就阵亡了。他从未见过自己的儿子。从他那张包在塑料皮里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和相册里的其他人不大一样，鼻子下面没有蓄须。也许照相的时候，他年纪太轻，还没有留胡子。

    从教堂顶上的平台望去，下面是一片低地，萨拉赫河[33]在此形成了与德国的边界：一条冰冷的山间河流，宽阔的河床上到处堆满小鹅卵石。平滑的石块会被河水成堆地冲到对岸的灌木丛里。然而，每一次，我身上的一切都让对岸那个国家索取得荡然无存——仿佛那虚无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永远。

    就在当天晚上，我已经站在另一条河的岸边。下午早些时候，我乘飞机从苏黎世飞往米兰，并在那里搭上了开往曼图亚的火车。往南几公里坐落着一个名叫“皮特罗”的村庄，以前叫“安德斯”，被视为维吉尔的出生地。水坝后面，明乔河流经这个村庄，维吉尔曾用“神秘”一词形容它。它“缓缓地蜿蜒”流经伦巴第低地，“轻柔的芦苇缠绕”着河岸，维吉尔的作品里这样说道。如今，明乔河不过是条狭窄的小河。然而，身临其境，我却看到：事实并非如此。这条河和两千年来人们对它的描述却不太相符。它在此处或彼处分成好多条支流，其间矗立着一座座林木茂密的小岛。

    白色的睡莲，花蕊呈黄色，忽高忽低地散落在这条缓缓流淌的河中。小鱼儿腾空跃出水面。一只布谷鸟在小岛树林里啼鸣。一只鹭鸟从河面上掠过。河对岸，远处一家炼油厂的“火炬”正在熊熊燃烧。

    那是一个温暖而明朗的夜晚，路上没有人，只有从一个没有筑围墙的狗窝里传出狗叫声，就像不同的乐曲倒带时发出的声音。鸟儿飞过时，扶摇直上冲向天空。我脱光衣服，潜入浑浊的水里，直到水打在脖颈上。

    重新穿好衣服后，我往西走进村庄，坐在一家名叫安德斯的小饭店前。这个饭店位于两条铺了柏油的乡间小路交叉口，周围是一大片玉米地，几乎每株半大不小的玉米上都有一只麻雀。维吉尔未曾听说过玉米，他也不认得相邻农田里种的马铃薯、西红柿，还有从其他大洲引进的“长着柔软的小叶子，在风中比其他树发出更大响声的洋槐”（这是我儿子从自然课上学来的说法）。

    在返回曼图亚的路上，我漫不经心地穿过这片耕地，田间有许多没有架桥的水渠。大多数水渠我都一跃而过，而其中一条太宽了，我只得游过去（我先把衣服团成一团扔过去）。一种被人们称为“熊掌”或“爪子”的、供兔子食用的野草，在这里看上去纤细得多，观察时间久一些，会发现它真的像“卷曲的叶蓟”。接骨木长得十分矮小。“为喝酒的人们遮荫的梧桐树”像修剪过的篱笆似的立在田埂边，一串串去年的干桐铃随风发出阵阵声响。

    夜里，我梦见安德斯村坐落在一个海湾里。在另一个梦里，我看见了母亲的那张空床。她的睡衣平铺在床上，受伤的身体留下的印痕清晰可见。

    第二天一早，我从米兰飞往撒丁岛上的阿尔盖罗。在撒丁岛上，连续两个夏天里，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有一次，我从船上望去，阿尔盖罗犹如一座白色的城市。从此，这个岛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都不用说”，“可以保持沉默”。飞行途中，广袤的大海在闪闪发光，两条渡船迎面驶过。飞机着陆后，水泥场地中间，那些行李小推车上的小纸条在迎风飘扬。

    我一整天都待在偏远的拉格蒂巴拉茨，它被海上的一道沙丘隔开，是撒丁岛上唯一的天然淡水湖。除了其他人留下的脚印以外，只有我一人待在那里。我光着脚站在水里，踝骨以下埋在黑色淤泥里，一条小水蛭咬了我一口后变得粗厚，继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用手指夹住一只朝我飞过来的蝗虫，几乎有麻雀那么大，锯齿状的腿在我皮肤上划出一道裂口。湖边高大繁茂和芦笋般绿的柽柳和汩汩的蓝色湖水汇成了一道流动的风景——“流动的柽柳”。后方沙土色的高地上有一头深色公牛，它始终一动不动地趴在那里。在回车站的路上，那块我曾经用来“杀过人”的石灰石头上已布满了红尘土，石头里的小圆洞像手指一样。村里有个孩子看见我一直光脚走路，朝我喊道：“你没有鞋子！”随之就应声站起来了。

    第二天——我本该又要在萨尔茨堡上课了——我途经阿尔盖罗那家所谓的“残疾人”收容所。它叫“多莫斯慈善机构”，被一条河岸街与大海隔开。那些智障者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几乎都背对着大街，坐在院子里一条长椅上。有几个从篱笆桩向下好奇地打量着那些过路人。有一个人摆弄着手指，仿佛有一个口琴似的，无声无息地吹着。我与他面面相觑；可那个坐在凳子上的人赢了：我垂下眼帘走开了。傍晚时分，我又回来了，并且准备应对那个好像吹口琴的人。他始终原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我们久久地相互打量着，面无表情，同时也没有凝视。最后，有人在篱笆后面使了个眼色，站在我对面的这个人转过身去，但不是面带被征服的表情，而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片刻间，不再存在什么弱智，更多只有其狡黠的扮演者。“讨厌的笨蛋！”他说。

    第二天，在去岛中心的车上，我又一次与一个婴儿玩起这个游戏。之前，这个婴儿把头靠在坐在前排的母亲肩膀上，久久地盯着我看：当我回过头看他时，这个婴儿像被看穿了似的转过脸去，搂住母亲的脖子寻求躲避。然而，他同时又微微一笑，仿佛他如此被看穿后感到如释重负似的。母亲和孩子的脑袋紧靠在一起。我回到海岸边。周日早晨，我又去了收容所。在露天树阴下正在举行弥撒。突然间，一只壁虎掉下来落到神父肩膀上。当他举起白色圣餐饼时，这块饼在阴影的遮挡下看上去像一轮落日。那个辅助弥撒的侍祭趁神父布道的时候在逗弄一只蜘蛛。那些傻子挥舞着双手，掌声不断，絮絮叨叨地喊来叫去，或咕咕哝哝，或喃喃自语，或哇哇乱叫，或咒骂，或哀叹，谁都听不明白。有只麻雀在土坑里又是竖起羽毛，又是抖动双翅，变成了一切可能的动物：一只老鼠、一只乌鸦、一只公鸡、一头狮子、一个海豚；一幅字谜画。阿尔盖罗前这片海面上时而波澜起伏，时而线条柔美，时而险象环生，犹如一条长卷文字。一只鹦鹉卧在前面一个放在石灰块上的鸟笼里，一声不吭。

    我晚几天回到萨尔茨堡，在学校里报到上班，这不是梦。那个坐在校长办公室里的朋友只是说了句“没什么”，就和我一起去教室，替我把门打开。不过在去的路上，他久久地注视着我，显然有些犹豫不决，不知道该把我当作一个不可救药的和失败的，还是一个变形的人来看呢。

    教学大楼是当年皇家的步兵营，坐落在萨尔察赫河岸边。教室的墙壁很高，十分明亮。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不同颜色的眼睛，我觉得每种颜色都很美。上课的时候，教室里出奇地安静，直到我忍不住发话：“为什么你们不说话呢？你们毕竟得说话呀。”我让学生们害怕了。不过之前他们也一直都很怕我呀。

    对岸市政供暖公司的烟囱里冒出的白烟，指示着风向。从铁路桥上传来的声音可以辨别出什么样的火车正在开过：客车发出嗡嗡或隆隆的声响，货车则是轰隆轰隆地驶过，而其间听到的咣当咣当的响声，则是调度机车头发出的。站在这里，我油然觉得很幸福；不是永远，而是暂时待在这里。我把身子探出敞开的窗外，沿河往上看到阿尔姆运河支流上泛起的浪花像瀑布一样注入萨尔察赫河。这座城市上空突然闪现出光亮，让所有的房舍，甚至连要塞城堡的墙壁都蒙上了柔和的色彩：整个画面看上去不是背景或表象，更像童话，庄严而静谧。同时，我也觉得明白了，有些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的一部分连同那个被石头砸死的人一道坠落到岩石上。我不再参与其中了，或者无论怎么说我玩起了另一个游戏，或者仅仅是一轮安慰而已。这个世界笼罩着忧伤；忧伤是这个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扭曲着，在失去色彩。撒丁岛上一个不堪入目的情景闯入我的脑海：一个住宅区，名叫佛基亚，战争期间，是那个独裁者的随从让建在这座白色城市旁边的。这里再也没有一座建筑不存在门槛，房门无非一个窟窿而已。“肮脏的民族！”我在教室休息室的桌边大声说道。这里原先是兵营的拘留室。邻桌有人回答说：“好样的，洛泽！”当我抬眼看去时，我才发现我在这里已经属于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之列了。

    这一天的最后一堂课，我是这样开始的：“希腊语中lalein[34]等同于我们德语的‘呓语’。不过，诗人也把lalle[35]称作卵石。”这时，我又站在窗前，看着那条春天的河流向前奔腾，风在河里画出一个密密麻麻的横条图案，一直延伸到两边的天际，犹如一场空空如也的划船比赛。“我会没有爱的，”我心想着，“我会没有爱吗？——无论如何我再也没有把握了！”

    那忧伤骤然变成了某种彻头彻尾另外的东西：从未如此经历过的东西，传奇的东西，闻所未闻的东西，同时立刻又是显而易见的东西，简直令人振奋的东西——它就叫做“孤独”；不是我的命运，而是现实存在。这个词由于有一幅画面，就显而易见：在一条清晨的大街上，一幢房屋入口前立着世界上最短的栏杆，几乎不到手掌长，只是为一级台阶设立的；但它是弧形的，打磨得锃亮，在清净无比的空气里闪闪发光。

    几天后，我在橡树住宅区的超市里经历了一次小小的奇遇。（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因。）也许出于防盗考虑，超市的天花板上安装了一块斜面镜子，我无意间在镜子里看到了自己的脸。人们总说，孩子都像自己的生身父母，然而，在这个时刻，我的感受则截然相反：并非像别人有时断定的，我的儿子长得像我；而是我——一个成年人——长得像我儿子。先人和后人的相似性通常都会使我更加感到不快，甚至让人难以容忍：但是，现在这个相似性却恰恰相反；除了我自己以外，恐怕没有人会察觉到这一点。这个相似性不涉及容貌，而是眼睛；不是眼睛的形状或颜色，而是眼神，“观察的眼神”。“我在这里看到了自己独有的东西！”我寻思着，片刻间觉得自己如释重负。超市最后面的角落里是肉食专柜，有两个白衣女子在全然的沉默中站着。屋外，一辆汽车从桥面上隆隆驶过。在这个橱窗前，笼罩着一片巨大的神圣氛围；一道光的彩虹横跨在桥面上。“可怎么会有这样的观察呢？”我稍后这样思索着。——回答是：“创伤。”

    在接下来的周末里，我回到哥伊斯的家里。“哥伊斯、瓦尔斯和塞岑海姆可是好地方啊”，平原西边的三个村里，人们都这么说。这就是说，那里不再存在当年那贫瘠的沼泽地了。屋里正好没有人。我在工具棚里打磨好那把经过冬天而生锈的镰刀。然后去果园里割春天的第一茬草。

    果园里有很多树冠常常交错在一起的树木，奇异地包围着那个小小的“教师之家”，更确切地说，与之般配的似乎是苗圃和草坪。那黄色的房屋正面被一个空棚子遮掩着。这里以前长着形状像心一样的杏。整座房子看上去，就好像是从别的什么地方，从城市一个居民区或者郊区挪到这个偏远村庄里来的。门边上那棵月桂树郁郁葱葱，布满透光的枝条；椴树花、梧桐树花絮、从毗邻耕地里飞来的谷壳都落在上面。

    这是五月初的一个傍晚，天下着雨。我依然在茅屋前劈柴，把葡萄藤周围的土翻松。葡萄藤上已长出毛茸茸的叶子。我坐在院子后面一条草凳上，因为有树阴遮蔽，凳子干干的。片刻间，快要落山的太阳出来露了露脸。

    先是我女儿回来了，还有另一个女孩陪着。女儿自己有钥匙，两人进了屋，并没有发现我。昏暗的楼梯间里一直没有人，此刻亮起了灯。从敞开的屋顶窗口看到两个人正用手托着脑袋，从屋里传出了流行歌曲，伴着两位听众的表情，曲调听起来尤为柔美。我们也曾爱听流行歌曲。两个女孩又是窃窃私语，又是咯咯地笑着，又是相互嗔骂，又是互相取笑。这时，她们额头、脸颊、脖子和肩膀透出新娘的光彩，如此耐心，如此信心百倍地等待着新郎。哦，青春啊！哦，充满年轻的世界啊！

    妻子的车停在屋前。她已经从大老远看到我了，朝我做手势。她越过边境去基姆湖郊游了，然后坐船去岛上玩。“没有人来哥伊斯游玩。”雨中游览基姆湖女士岛，使她“心旷神怡，不寒而栗”；湖中央有个电话亭；有个醉汉看着她，“像个独眼龙”。湖岸“在蒙蒙细雨中有点像北海的景象”。

    言谈间，我又看了她一眼。多年前我追求她时（我居然追求过别人！），我曾在给她的信里写道：“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星球，我来自无忧星球，你来自烦恼星球。”面对眼前的访客，她精神振奋，神情严肃。一般来说，面对另一个人时，我会先看到身形——“身材”，而这里却只有眼睛，近乎黑色；下面是洁白的项颈。（我知道，不管怎么说，描述别人都是不合情理，尽管如此，我有时觉得非得要谈谈她不可。）

    我去迎接儿子，他大概还在从操场回来的路上。我们在乡间小路上相遇了，这条路穿越了一片玉米地。有一次，我在沼泽地里看到一个腿脚残疾的筑路工人，肩上扛着工具。现在我也看到儿子手里提着装球的袋子，行走在这片天空下。他在路上迂回曲折绕路前行，但是目标很明确，我还听到了牛仔裤腿的摩擦声。

    然后，前来拜访的是那个厨师。吃晚饭时，全家人聚集在西边的花园里。女儿的那个朋友也来参加了，她晚上会在这里过夜。天黑还早着呢。从那些农户院旁的粪堆里，那一根根探出头来的秸秆闪闪发亮；果树下的草地上闪闪烁烁。高速公路上传来车来车往的呼啸声。边境站离这里很近：一个像油田一样的火炬出现在半圆形山丘上的树丛中，最上边是犬牙交错的云杉树冠，这让人想起一头沉睡的野猪；前面那座白色的小教堂在深色的山丘映衬下，扩大成了主教教堂。

    阳台上，天气变凉了。那个客人拿着木柴在走廊里的炉子上生起火来。一棵产自沉默之岛（撒丁岛）的“矮棕榈”——据说这一树种只有那里才有——摇曳着自己的扇叶。树底下，趴着一只古怪的野兔，不停地抽动着鼻子。两个姑娘中有一个说，她想要一幢房子，所有的东西都要有自己的房间：一个存放石头，一个养花养草，一个专门放鞋。一阵轰鸣从东边的机场传过来，那是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接着是“林茨”，再下来是“阿姆斯特丹”。

    厨师在洗餐具。妻子拿着一本书走进厨房，从一对生活在世纪之交的夫妇的通信中朗读起一段来：“因为你长久的远离，我获得了一种倍加高尚的生存，更为振奋的精神，对此我似乎向来一无所知。”她情不自禁地又加了一句：“这是一个性别说给另一个性别的话，这难道不也是人跟上帝在对话吗？”之后，大家一起看电视新闻，最后就是那惊呼：“然而，无论怎样，某种永生毕竟是可能的！”

    我走上阁楼，敲了敲儿子的房门。他压低声音向我表明：“别这样毕恭毕敬地站着。”再说吧，或许他的同学已经告诉他，我毫无目标地在城市里东游西荡，“像个精神病患者”；有人也讲过，我从公用厕所里跑出来，清洁工在我背后喊道：“走着瞧吧，你再不来才怪呢！”有一次，他亲眼看见我坐在长凳上，两边都是塞得鼓鼓囊囊的塑料袋，“像个城市流浪汉”。

    房间里只有台灯亮着，屋顶半明半暗。搁架上摆放着许许多多小玩意儿，绝大多数是金属和玻璃制品。在它们的映衬下，靠近写字台的那堵墙闪闪烁烁，犹如一个夜间飞机驾驶舱的仪表台。此时此刻，外面那片平原尽收我们眼底。绿色是一天最后的色彩。随之，一切都变得昏暗，到处闪现出一道道光环。我坐在儿子的工作软椅旁边的凳子上，说道：“我有些事情要告诉你。”接着说道，“我的故事的名字叫‘门槛的故事’。”

    这个讲述的人在开始讲以前，儿子照例又一次打断了他，身子转向自己说：“停！一切的关键就是要找到那正确的顺序！”讲述中，他始终耷拉着眼皮，偶尔也眨一眨，像不可一世的样子。他以这样一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述：“我需要你当我的证人。”

    这位听众是这样回答的：“我觉得，我的父亲有时有些倔强。”

    这个讲述的人睁开眼睛，松开手，叉开双腿，正襟危坐，深吸一口气，然后越过儿子的肩膀，急切地眺望着空旷的远处，仿佛他期盼着什么人，或者想起了什么人；或者正在聚精会神地构思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讲述。（讲述则意味着：从前、现在、将来——意味着：未来！）然而，他首先躺在儿子房间的地板上睡着了，有人后来给他盖上被子。他睡了一天两夜。他做了一个梦：“这个讲述的人就是那道门槛。他必须保持镇静，自我克制。门槛的韵味何在呢？”

    尾声

    桥上吹过一阵特别的微风：不仅是这条河流引起了这样的风，而且还有那条微微抬高而流经这个地区的运河。表面上，河水如此平静，看上去好像停止不动，就像盛在浴缸或木盆里似的。而就在河面下方，那深暗的树叶漩涡却给人一种奔腾不息的印象。两者都会迷惑人：你可以伴随着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鸟窝、纸船或栗子花，不紧不慢地与之同行；你一定要不时地放慢自己的脚步。

    在这片平原上，这座桥形成了几乎不为人所觉察的拱形；过桥的摩托车毕竟要加油，有些骑自行车的人要抬一抬屁股，汽车驶上桥面时车灯斜斜地射向天空。紫燕掠过水面。水面上漂浮着大片草团，像游离的小岛一样。深处那黑乎乎的梧桐树犬牙交错，有点像蝙蝠的翅膀。看样子，仿佛那奔流不息的河水无非是后面那多石的阿尔卑斯山山脊的另一个影子——是它的另一种时间-形式，是它的骤变图像，是它更加自由的形象，是它的平原-本身。同样，山前草地上那两只狂吠的狗无非就是山的转换形态，是它的细胞分裂，是它转变成那细小的微粒，却又生气勃勃。两只狂吠的狗变成了一对紧紧相拥的情侣；这对情侣又变成了一个戴兜帽的孩子。

    岸边的紫丁香盛开了。傍晚时分，后面的山峦也蒙上了紫丁香的紫红色。有个白发苍苍的老者站在桥上，半闭着双眼说道：“这条运河如此沉静——如此讨人喜爱，如此朴实无华。这条河是不可战胜的！”有个身穿白裙的姑娘停下自行车，用一只脚撑着栏杆，在桥上点上一支烟。岸边茂盛的青草，甚至连僵硬的飞廉都在风中簌簌作响，像芦苇杆一样。在一棵枝叶繁茂的柳树中，有一只乌鸫在啼鸣，身子几乎掩映在树叶里，可从它那一声接一声闪闪发光的喉咙上就可以看得出来。柳树在摆动着，下面的河水在流淌着；那棵云杉孤独地耸立着，整片大地在上面呼啸。是的，在这座空空如也的小桥上方，整个欧洲的天空曾经绽放出蓝蓝的色彩。

    天开始下起雨来，雨滴在水面上溅起一个个圆圈，顺着水流逝去。相反，雪花完全无影无踪地飘落在运河上，立刻被河水吞没。一条大肚皮鱼在桥前像海豚一样高高地跃出水面，过了桥后再次跃出水面。对于这条狭窄的河流而言，它显然太庞大了。一只鸭子犹如一叶小舟在河岸间划来划去。有只狗猛地冲上来，可它昂着头，一动不动地顺着水流向下漂去。雨后，桥上升腾起一股水汽，散发出一股木头的味道。

    每当载重汽车驶过桥面时，这个站在这里的人的脚下就晃动起来，犹如当年那些农家的牲口车驶过一样。这时，那些之前看不见的小鱼儿在河底四散逃去。然而，有些时节里，河里除了流水，什么也没有，没有什么物体，也没有什么动物——清一色的水：时而清澈，时而混浊；桦树般洁白，天空般泛黄，岩石般的灰色、肉色，云的色彩，铁蓝色，土色，草绿色，黑土色，蓄水池一样的黑色；无声无息；只有在枝条垂入的地方——或在一个比较狭窄的地方——，有汩汩的响声，就像从一眼隐蔽的泉水里发出来的。有时候，这流水具有回忆的色彩：无可比拟，只能让人回忆。临近傍晚时，那通常深色的水面上涌起了一个个闪亮的小漩涡。

    秋天里，运河床上一个月之久没有流水，要清理河道，修缮堤岸。鱼儿被安置到了别处。淤泥散发着恶臭味。有些地方的河床完全干涸了，像旱谷。可有一天，河水又开始流淌，夹带着泥沙，灰蒙蒙的，从下到上满是断水期间沉积起来的大大小小的杂物。一个老妇人看到重新奔流的河水后，发出一声惊呼：“这么脏！”又补充了一句，“不过这样就不错了。”

    桥上有几块木板重新换过了，和周围几块比起来颜色要浅很多，裂缝处也比周围其他地方更早结冰；在柳树的缝隙处，也隆起了晶莹剔透的冰。从远处吹来一片大梧桐树叶，粘在柳树桩上，像漫游路上的另一种指示牌。冬夜里，河上的灯亮起来了，从山上往下看，弯弯曲曲，回环往复，像平原上的星空。从缩小了很多倍的地图上看，蜿蜒的河流仿佛在颤抖。

    水面上不断升起的雾气将运河分隔成了这边区域和那边区域：那一座座雾霭之后的房舍变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地方，一个古老的水车来回运转着，灌溉着河岸边的园子，成为整个村庄的标志。而在桥那一边，那些行人已经到了家门前：当他们之前全都沿着街边鱼贯而行时，那么他们之后不是相互靠拢在一起，就是三三两两地散去，犹如在一个环形村庄或者集体院落里一样。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半大小子在驶过最后一块木板后，立刻把双手从车把上放开，手臂交叉着一直骑到家门口。跟在他后面的那个男孩，车轮左右摇晃，咯吱作响，好像整辆车马上就要散架一样。他在桥上下了车，看着自行车架自言自语道：“唉，我看骑回家还是可以的！”于是他重新骑上车，一路咯吱咯吱地继续驶去。

    这个站在桥头的人，别称“守桥人”或者“这个人口统计员”，始终没有引起人家的注意。如果有人问及他在那里干什么时，他会回答：“我在等人。”他边等待，边在桥上走来走去，或者靠在桥栏上，一个脚后跟撑在身后。他看着驾校的学生如何在桥上练习掉头。那辆停靠着的电车发出隆隆声，准备要出发了。平原上的树木在雾中看起来很稀疏，树冠上有很多黑色的槲寄生球，旁边是一轮光芒四射的满月。运河从山间流过来的水冷冰冰的，让人的脉搏平静下来。站在这里，他毕竟就是他：“我在。”

    他心想着，这座桥太小了，出于战略的原因，它非得炸掉不可。这里恐怕永远都不会展开一面旗帜。只要有坦克开上去，它会立刻轰然垮塌的。连大自然都几乎不会在这里展示自己的威力：发大水时，阿赫河上游的塞口——运河的发源地——干脆就会合拢起来。

    周日上午，一个即将分娩的妇女和一个年轻小伙子在阳光下手拉着手，伴着缓缓流淌的河水，迈着轻盈的步伐，在拱桥上为孕妇而翩翩起舞。有一天夜晚，在桥头人家的花园里，挂着几乎清一色的白衣物。那里住着一家外国人，平日里晾晒的都是五颜六色的衣物。这个观察者分别为流水、树木、风和桥找到了一个不寻常的词：“运河、灯光、柳树、桥面：它们主宰着。”

    电线发出吱吱的声响，又一辆电车驶过来了。一般情况下，下车的乘客中总会有一个要赶在其他人前边，也总会有一个人最后一个下车。夏日里，乘客们身穿五颜六色的衣服，当他们纷纷跳下踏板时，要么像四处倒下的保龄球，要么像一个肤色奇特的人群，有红皮肤，有白皮肤，还有棕皮肤；到了冬天，他们穿着深色衣服，裹得严严实实的，在终点站环道路灯的照射下，像被火烧伤的人或去朝拜的人。（在这里，我们和印第安人一模一样。）他们急匆匆地走过这座小桥；不是所有回家的人都像现在那个孩子一样晃动着自己的背包。很少有路人会驻足朝水面张望（最多会有人短暂放下自己的包，或者换到另一只手上来）。相反，有几个人用拐杖和伞把使劲地敲击桥面。几乎没有一个过桥的人会咒骂、抱怨或大笑。然而，时而会隐隐传来讲述的声音：“当我父亲……”一辆咯吱咯吱响的购物车；一辆摇摇晃晃的婴儿车；一辆嗡嗡作响的电动轮椅。接着出现的是集市-瞬间：两个学生利用这座桥做着交易，他们事先在公交车上已经商量好了。与此同时，一个成年人投了一枚硬币后，从固定在栏杆上的塑料袋里取出一张报纸。一个因为痛风直不起身的老妇人在桥拱上停下脚步，抬头观察着天色，说道：“天意难料啊。”

    那个最后下车的人是一位年轻女子，头发盘在头上。她走过桥时，那些五颜六色的发簪闪闪发光。

    一瞬间，这空荡荡的桥面上散发出女人的香水味。

    随后不远，有一辆用彩带装饰的马车驶过来，车上坐满了从一个演出地赶往下一个演出地的乐师。他们把单簧管、小号和钹放在一边，眼神里充满倦意。只有那个手风琴手坐在马车后面的横杆上。到了桥上，他把琴放在手臂上打开，奏出一个长音。

    这条中世纪的运河流淌着——和城里教堂大门上那些石像一样——宁静、狡黠、静默、庄严、徐缓且宽容。

    （198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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