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德克出生在奥地利克恩滕州格里芬一个铁路职员家庭。他孩童时代随父母在柏林（1944—1948）的经历，青年时期在克恩滕乡间的生活都渗透进他具有自传色彩的作品里。1961年，汉德克入格拉茨大学读法律，开始参加“城市公园论坛”的文学活动，成为“格拉茨文学社”的一员。他的第一部小说《大黄蜂》（1966）的问世促使他弃学专事文学创作。1966年，汉德克发表了使他一举成名的剧本《骂观众》，在德语文坛引起空前的轰动，从此也使“格拉茨文学社”名声大振。《骂观众》是汉德克对传统戏剧的公开挑战，也典型地体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格拉茨文学社”在文学创造上的共同追求。
就在《骂观众》发表之前不久，汉德克已经在“四七社”文学年会上展露锋芒，他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严厉地批评了当代文学墨守于传统描写的软弱无能。在他纲领性的杂文（《文学是浪漫的》，1966；《我是一个住在象牙塔里的人》，1967）中，汉德克旗帜鲜明地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文学对他来说，是不断明白自我的手段；他期待文学作品要表现还没有被意识到的现实，破除一成不变的价值模式，认为追求现实主义的描写文学对此则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性，反对文学作品直接服务于政治目的。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剧作《自我控诉》（1966）、《预言》（1966）、《卡斯帕》（1968），诗集《内部世界之外部世界之内部世界》（1969）等。
进入70年代后，汉德克在“格拉茨文学社”中的创作率先从语言游戏及语言批判转向寻求自我的“新主体性”文学。标志着这个阶段的小说《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1970）、《无欲的悲歌》（1972）、《短信长别》（1972）、《真实感受的时刻》（1975）、《左撇子女人》（1976）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试图在表现真实的人生经历中寻找自我，借以摆脱现实生存的困惑。《无欲的悲歌》开辟了70年代“格拉茨文学社”从抽象的语言尝试到自传性文学倾向的先河。这部小说是德语文坛70年代新主体性文学的巅峰之作，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
1979年，汉德克在巴黎居住了几年之后回到奥地利，在萨尔茨堡过起了离群索居的生活。他这个时期创作的四部曲《缓慢的归乡》（《缓慢的归乡》，1979；《圣山启示录》，1980；《孩子的故事》，1981；《关于乡村》，1981）虽然在叙述风格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生存空间的缺失和寻找自我依然是其表现的主题；主体与世界的冲突构成了叙述的核心，因为对汉德克来说，现实世界不过是一个虚伪的名称，丑恶、僵化、陌生。他厌倦这个世界，试图通过艺术的手段实现自我构想的完美世界。
从80年代开始，汉德克似乎日益陷入封闭的自我世界里，面对社会生存现实的困惑，他寻求在艺术世界里感受永恒与和谐，在文化寻根中哀悼传统价值的缺失。他先后写了《铅笔的故事》（1982）、《痛苦的中国人》（1983）、《去往第九王国》（1986）、《一个作家的下午》（1987）、《试论疲倦》（1989）、《试论成功的日子》（1990）等。但汉德克不是一个陶醉在象牙塔里的作家，他的创作是当代文学困惑的自然表现：世界的无所适从，价值体系的崩溃和叙述危机使文学表现陷入困境。汉德克封闭式的内省实际上也是对现实生存的深切反思。
进入90年代后，汉德克定居在巴黎附近的乡村里。从这个时期起，苏联的解体，东欧的动荡，南斯拉夫战争也把这位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从《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开始，汉德克的作品（《形同陌路的时刻》，1992；《我在无人湾的岁月》，1994；《筹划生命的永恒》，1997；《图像消失》，2002；《迷路者的踪迹》，2007）等中到处都潜藏着战争的现实，人性的灾难。1996年，汉德克发表了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批评媒体语言和信息政治，因此成为众矢之的。汉德克对此不屑一顾，一意孤行。1999年，在北约空袭的日子里，他两次穿越塞尔维亚和科索沃旅行。同年，他的南斯拉夫题材戏剧《独木舟之行或者关于战争电影的戏剧》在维也纳皇家剧院首演。为了抗议德国军队轰炸这两个国家和地区，汉德克退回了1973年颁发给他的毕希纳奖。2006年3月18日，汉德克参加了前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葬礼，媒体群起而攻之，他的剧作演出因此在欧洲一些国家被取消，杜塞尔多夫市政府拒绝支付授予他的海涅奖奖金。然而，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汉德克无视这一切，依然我行我素，坚定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看成是对人性的呼唤，对战争的控诉，对以恶惩恶以牙还牙的非人道毁灭方式的反思：“我在观察。我在理解。我在感受。我在回忆。我在质问。”他因此而成为“这个所谓的世界”的另类。
世纪文景将陆续推出九卷本《汉德克作品集》，意在让我国读者来共同了解和认识这位独具风格和人格魅力的奥地利作家。《痛苦的中国人》卷收录了汉德克的四部作品，其中包括小说《痛苦的中国人》（1983年）和三篇观察与游记，即《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1991年）、《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1996年）和《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1996年）。这四部作品分别属于汉德克不同的创作时期。小说《痛苦的中国人》在表现主题和叙事风格上更接近于同期问世的《缓慢的归乡》四部曲，是汉德克这个时期在文学叙事上备受关注的作品之一。在经历了80年代中期回归传统叙事的长篇小说《去往第九王国》的巨大成功之后，汉德克的叙事形式日益趋于多元化。写于90年代的三篇观察和游记是汉德克为数不多的文学叙事直接涉及政治批评的代表作。这三篇作品的问世也把作者推到了欧洲政治舆论的风口浪尖上，甚至成为欧洲媒体的众矢之的。
小说《痛苦的中国人》是汉德克在写作《缓慢的归乡》期间就酝酿而成的，那就是要“写人的故事”。小说描写的是古典语言学家洛泽的故事。故事发生的确切地点是作者生活的萨尔茨堡。这个故事被称为“凶杀故事”，却与传统的凶杀故事毫不相干。小说虽然在结构上分为三章和一个尾声，但整个叙事却打破了一切现成的规则，既没有相互关联的情节主线，也没有主人公性格发展的踪迹可循，而是一如既往地采用了断片式的叙事手段，象征性地勾画出主人公的外在世界与内在世界的矛盾。
安德烈亚斯·洛泽是小说的主人公，同时也是叙述者“我”。小说断片式的叙事是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外在情节表现与内心世界感知相辅相成，交相辉映。从外在情节上看，小说第一部分写的是洛泽离家索居。他是个业余考古学者，专门研究古代门槛遗迹。对他来说，“周围的一切都处在飘忽不定的状态”。他趋向于身不由己而不守法的暴力行为，因此自愿要求离职。到了第二部分，洛泽变成了案犯：在定期去玩杜洛克牌的途中，他在僧侣山上逮住了一个喷涂万字符的人，用石头砸死了他，并将死者推入山崖里，之后依然去玩他的牌，而且与牌友们久久地谈论起“门槛”这个始终引导小说叙事的象征意象。他独自回到家里后，情不自禁地“渴望一个肉体”，渴望一种“爱的当下”。在第三部分里，洛泽丝毫也不觉得自己的凶杀行为就是“罪责”，而将其看成是“使命”。他要为这种行为找到一个证人。在与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女经历了融为一体的一夜情后，这个案犯/叙述者“成为这个世界中心的主人”，并最终选择儿子作为他的故事的证人：“我的故事就叫做门槛故事。”然而，透过这个叙事表层，读者更多感受到的是洛泽内心世界摇摆在“门槛”内外的感知空间，外在瞬间自然而然地成为内心感知的映像。这里所描写的凶杀行为、性爱结合、儿子充当故事的证人等情节无不象征着洛泽内心深处经历的地狱与拯救的冲突。在他的内心世界里，喧嚣残酷的外在与空虚无助的内心相互交织，他竭力要从这种纠结的矛盾状态中解脱出来，实现自我平衡，“我的位置就是中间状态”作为贯穿整个叙述的象征，横亘在主人公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门槛”构成了叙事的核心，而这种叙事同时也成为叙事者试图克服内心矛盾的手段。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小说的题目：作为一个出现在洛泽梦境中充满神秘的陌生人，“痛苦的中国人”一再呈现为主人公竭力克服内心痛苦的隐喻。洛泽的叙事就是要对“我这个痛苦的中国人”说声“再见”。小说结尾描绘了一幅外在与内在和谐的图像：“这条中世纪的运河流淌着……宁静、狡黠、静默、庄严、徐缓且宽容。”这或许就是《痛苦的中国人》叙事的内涵所在。
《痛苦的中国人》在叙事上充满挑战，为多视角阐释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也是一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甚至引发诸多争论的作品。
而三篇观察和游记则标志着汉德克一个新的创作时期，也体现了这位作家面对欧洲剧烈的政治动荡所表现出的无所畏惧的正义良知。1991年7月底，也就是在南斯拉夫解体后不久，汉德克在《南德意志报》上发表了一篇影响广泛的观察檄文，题为《梦想者告别第九王国——一个逝去的现实：追忆斯洛文尼亚》，一时在文坛和政坛上激起了千层浪。汉德克因此也受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猛烈攻击，有人甚至在《法兰克福汇报》上撰文呼吁把汉德克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在这篇观察中，汉德克怀着近乎挽歌式的深情描写了他与南斯拉夫的内在关系，特别是其解体在他心灵深处所留下的震撼。在作者眼里，作为第九王国的斯洛文尼亚是逝去的南斯拉夫的象征；“那里的一切事物都能让我感觉到真实的存在”，能够让他“找到家的感觉”，因为“无论是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还是南斯拉夫联盟中的斯洛文尼亚”都是作者心中独一无二的“第九王国”，是“童话般真实的东西”，是一个逝去的“历史图像”。所以，汉德克最终不无惋惜地在文中发问道：“难道那个最终好像躲过了人们称为‘历史厄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南斯拉夫，如今却要遭受这样特殊的厄运吗？”在作者笔下，现实以令人不解的存在是对历史“绝妙的戏讽”。
从此以后，汉德克更加关注发生在昔日南斯拉夫这片土地上的一切。1995年底，他决定赴塞尔维亚旅行，之后发表了引起轰动和争议的游记《多瑙河、萨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纳河冬日之行或给予塞尔维亚的正义》。第二年夏天，他又前往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雷布雷尼察，并撰写了对他来说大有雪上加霜之势的《冬日旅行之夏日补遗》。在这两篇游记中，作者从切身体验和感受出发，以独特的视角，向读者描述了南斯拉夫解体后一幅与众不同的现实画面，把批判和嘲讽的矛头直接指向西方主流媒体先入为主、无视事实的报道。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汉德克亲临其境目睹的真实存在与西方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令读者掩卷之后一再发问和深思。汉德克为什么要冒着如此风险，逆潮流而行，亲身去经历一个动乱的现实，并给予针锋相对的描述呢？其根本的原因就是他在文中所说的：南斯拉夫解体后几年的内战促使他要“去塞尔维亚看看”，要弄清和还原事实的真相，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关于塞尔维亚的媒体报道和看法铺天盖地，“非常有意思”，甚至“让人难以置信”；他也越来越“觉得这些消息只是一种司空见惯的人为的视角”，一定要深入到这个“镜子的背后去探个究竟”，游记也自然而然成为他表达心声的叙述形式。汉德克借此要发问的就是“在那里真的发生了什么？”（汉德克），要挑战的就是被主流媒体所扭曲的现实。伴随着调侃与嘲讽的文字游戏，游记夹叙夹议的字里行间中真切地流露出了作者对战争的痛恨，对正义的期盼，对遭受战乱灾难的民众的同情，以及对是非不分颠倒黑白的媒体舆论的憎恶。在经历了深入实地的“耳闻目睹”之后，作者深深地感受到那些千篇一律的媒体报道的“讲话方式是一种几乎完全由事先已经绷紧的狗链子牵制授意的”，它们所描绘的无非是些肆意歪曲的图像，因为那些“倒卖现实或者转嫁现实的食客”在有意制造一个蛊惑人心的现实。两篇游记自始至终“关注的是些绝对完整现实的东西”；作者敞开心扉，无所顾忌，旨在从人道和正义出发，让“那些无声的事物”说话，彻底“澄清”一个“没有正义的国家”的真相，“要使所有乱作一团的现实形式让人感受到某些像关联一样的东西”。作者在这里一再追问道：“谁知道，在那里，身临其境几乎始终只是（远）看的身临其境？谁知道，在那里，人们面对纯粹的网络和在线浏览只是占有知识，而没有那种实实在在的，只有通过学习，观察和再学习才可以获取的知识？”
可以说，在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问题上，汉德克的三篇观察和游记在某种程度上是他的政治宣言，展现在其中的政治思考值得读者深思，也值得读者尊敬。从这三篇作品不难看出，作者借以挑战的是西方主流媒体的虚伪，抨击的是西方人道和正义的假象，捍卫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和向往（汉德克）。这三篇作品是作者用真爱实施的“叙事祈祷”，用深情变成文字的梦想之国，正如他所说的：挑战是“写作的一部分，写作的目的就是要挑战出某些东西让人看看”；“要是我不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的话，那我的人生中就缺少某些决定性的东西。”（汉德克）
我们选编出版汉德克的作品，意在能够不断地给读者带来另一番阅读的感受和愉悦，并从中有所受益。但由于水平有限，选编和翻译疏漏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韩瑞祥
2016年5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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