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二十三岁时，一伙政客打算赢得市政选举，需要一家报纸帮忙做宣传，于是买下了《新闻公报》。他们是以华纳德的名义买下的，华纳德将为这台政治机器赢来一个体面的门面，盖尔·华纳德成了主编。他不遗余力做政治宣传，为他的雇主们赢得了竞选。两年以后，他搞垮了那伙人，把它的领袖们都送进了监狱，自己摇身一变，成了《新闻公报》的唯一主人。
他的第一个举措就是扯下这幢建筑物门上的标志，扔掉报纸的老报头。《新闻公报》变成了《纽约旗帜报》。他的朋友们提出异议：“出版商不能改变报纸的名字。”华纳德答道：“我就要改变。”《纽约旗帜报》的第一场战役是为慈善事业筹款。《纽约旗帜报》用同样的版面同时刊出两篇报道：一则是一直努力奋斗的年轻科学家，在顶楼里忍饥挨饿，从事伟大的发明；另一则是一个女仆，一个被执行了死刑的杀人犯的心上人，正等待着私生子的出生。一篇报道引用了科学图表；另一篇报道——采用了一幅衣冠不整、表情悲戚、耷拉着嘴角的女孩照片。《纽约旗帜报》呼吁读者帮助这两个不幸的人。它为那个年轻的科学家筹到九美元四十五美分；为那个未婚母亲筹到一千零七十七美元。盖尔·华纳德召集员工会议，把登载两篇报道的报纸和所筹集到的钱放到桌子上，问道：“咱们这儿还有人不明白吗？”没人回答，于是他又接着说道：“现在，你们全都知道了《纽约旗帜报》是一份什么性质的报纸。”
盖尔·华纳德时代的出版商以在自己的报纸上张扬自我品质而自豪，盖尔·华纳德则把报纸和他的身心都交给一群乌合之众。《纽约旗帜报》在躯体上是一张马戏表演的海报，在灵魂上则是一场马戏表演。它要达到同样的目的——令人震惊、使人愉悦、获得认可；它要树立新形象，不是为一个人，而是为千百万人。盖尔·华纳德这样解释他的政策：“似乎可以这么认为，人类具有各种各样的美德，但恶习却是相似的。”他直视着提问者的眼睛，补充道，“我正在为世界上最大多数的人服务，我是这一主体的代表——确切点说，是为美德而行动，不是吗？”公众渴望违法犯罪、丑闻诽谤、情感伤痛，盖尔·华纳德满足他们的需求。他给予公众渴望得到的一切，同时还对他们那沉浸其中、不能自拔却又感到羞耻的品位给予公正的评说。《纽约旗帜报》刊载杀人、放火、强奸、贿赂——用恰到好处的道义感冲击着每一个人，三个专栏面面俱到地支撑着同一个道义。“如果你让每一个人都坚守贵族操守，你将使他们感到厌恶。”华纳德说，“如果让他们放纵自我，会使他们恼羞成怒。但是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你就会征服他们。”他刊登沦落风尘的女子、离婚、孤儿院、红灯区、慈善医院。“性第一，”华纳德说，“眼泪第二，撩起他们的欲火，让他们哭天喊地——你将会征服他们。”
《纽约旗帜报》倡导了一场伟大而勇敢的圣战——针对那些无可争议的事情。它使政客们曝光——比大陪审团抢先了一步；它攻击垄断——以受压迫人的名义；它从不富有也没成功的人的角度嘲弄富有和成功；它以巨细靡遗的讥讽来极力强调社会的巨大力量。这些，都给予读者两方面的满足：就像路人进入奢华的休息室时不用在门槛上擦拭鞋子一样。
大家一致公认，《纽约旗帜报》不遗余力地宣传真理、品位、信誉，但却不允许它的读者动脑思考。硕大的标题、流光溢彩的画面、简洁明了的文字冲击着人们的感官，捕捉着人们的意识。根本用不着读者去进行推理，就像食物直达直肠用不着消化一样。
“新闻，”盖尔·华纳德告诉他的员工，“可以在最大多数人中间创造最高的兴奋，将他们冲击得失去理智。如果人数众多，越糊涂越好。”
一天，他从大街上随手拽了一个人领进办公室，那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既不衣冠楚楚，也不衣衫褴褛，既不高也不矮，既不太黑也不太白，长着一张第二次看见时绝对想不起曾与他有过一面之交的脸。如此没有显著特征的长相令人难以置信，实在缺少个性。华纳德领着他在办公楼里蹿来蹿去，介绍给每一位员工，然后让他走了。接下来华纳德把员工们叫到一起说：“当对你们的工作心存疑虑的时候，记住那个人的脸，你们就是为这样的人写东西的。”“但是，华纳德先生，”一个年轻编辑说道，“谁也不会记住他的脸啊。”华纳德答道：“这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盖尔·华纳德的名字在出版界造成一种威胁的时候，一批报界同仁开始排挤他——他们在一次所有人都必须出席的市政慈善会议中公开指责他降低了公众品位。华纳德说道：“帮助人们维护他们还没有的自尊，这不是我个人能力所能及的。你们给予了他们在公众面前声称的他们喜欢的一切，而我给予他们真正喜欢的一切。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先生们，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你们还没有完全相信这一点。”
对华纳德来说，不尽善尽美地做好每一种工作是不可能的。不管他想做什么，手段都是最高超的，所有阻止他报业工作的动力、强制力、意愿都会化为乌有。一个罕见的天才在无限量地燃烧，以此获得出其不意的完美。一个新的信仰和价值观也许会在某种精神理念里被发现，而这种精神理念就蕴含在他所搜集的平平常常的故事里，蕴含在他所涂抹过的纸张里。
《纽约旗帜报》总是冲在新闻报道的最前线。当南美发生地震，灾区信息中断的时候，华纳德租了一架飞机，运送工作人员到了现场，比他的竞争者抢先了几天，他使纽约各条街道上有了这则特殊的新闻报道，同时配有代表着火苗、断裂、压碎的尸体的画面；当远离大西洋海岸受困于风暴中的航船发出求救信号时，华纳德亲自和员工奔赴现场，抢在《海岸导航》之前，指挥救援并带回了配有自己照片的独家新闻，照片中的他在惊涛中爬着梯子，怀里抱着一个婴儿；当加拿大的一个村庄由于雪崩跟外界隔绝的时候，正是《纽约旗帜报》让热气球升空，给居民们送去了食物和《圣经》；当煤矿由于爆炸而瘫痪时，《纽约旗帜报》开设赈济处，刊出贫困压力下矿工们的漂亮女儿遭遇危险的悲剧故事；一只小猫被困在一根柱子顶上，是《纽约旗帜报》的摄影师把它解救了下来。
华纳德下令：“没有新闻的时候，我们要制造新闻。”一个精神病患者逃出了一家州立疯人院。在方圆几英里的人们恐慌了几天后——被《纽约旗帜报》的可怕预测以及它对当地警方效率低下的愤慨所助长的恐慌——精神病患者被《纽约旗帜报》的一名记者抓住了。两个星期以后，这个精神病患者竟然奇迹般地康复，随后释放，并将自己在疯人院遭受虐待的图片卖给了《纽约旗帜报》。这导致了一场改革风暴。随后，有人说，那个精神病患者在精神失常之前曾在《纽约旗帜报》工作，当然，这永远得不到证实。
一家雇用了三十个年轻女孩的糖果店发生了大火，两个女孩被烧死了。玛丽·瓦森，一个幸存者，将她们所遭受的剥削作为独家新闻告诉《纽约旗帜报》，从而导致了一场反对糖果店的运动，而且还是由这座城市的妇女精英倡导的。大火的起因从未被发现过。有消息称，玛丽·瓦森就是从前为《纽约旗帜报》撰稿的伊·达克，这也没有得到证实。
在《纽约旗帜报》创刊的最初几年，盖尔·华纳德在他办公室的长沙发椅上度过了大多数的夜晚。他对员工提出的要求很难得到实现，他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则很难让人相信。他像使用军队一样使用员工，像使用奴隶一样使用自己。他给员工丰厚的报酬，只给自己房租和伙食费。在他住廉价公寓时，他那些最好的记者已经住在昂贵豪华的宾馆套间里了。他花钱比进钱快——他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纽约旗帜报》上。这份报纸就像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妇人——不管花多大价钱，每个要求都会被满足。
《纽约旗帜报》是一份最先得到最新排版设备，却最后一个获得最佳的新闻报纸——最后，是因为此后它一直保有这个殊荣。华纳德吞并了他的竞争对手的编辑部；没有人能够给得起他支付给他们的报酬。他的程序应用了一个简单的公式。一名新闻记者收到华纳德的邀请函，总会把它看作对其新闻道德的一种凌辱，但还是得赴约。他来了，带着一大堆过分的条件，声称如果能够满足这些，他将接受这份工作。华纳德开始面试，通常是先声明他将会付多少薪水，然后补充道：“当然，你也许希望讨论一下其他条件——”然后看着那个人咽口水的动作，下结论说：“没有条件？好吧，周一来报到。”
华纳德在费城创办了他的第二份报纸，当时，当地的出版商就像欧洲酋长联合抵御匈奴王阿提拉入侵一样对待他。随后的战争同样野蛮。华纳德对此甚是嘲笑了一番。没有人能教他如何雇用暴徒劫持报纸运输专车、如何击打卖报小贩。他的两个竞争对手在这场搏斗中被摧毁，华纳德的《费城之星》存活了。
其他的事情就像传染病流行一样迅速而简单。他三十五岁时，美国的主要城市都有华纳德报纸，四十岁的时候，有了华纳德杂志、华纳德新闻影片和多家华纳德有限公司。
大量没有公布的活动帮助他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没有忘记儿时的一切，没有忘记当年做擦鞋工时站在游船栏杆边所想到的一切——日益发展的城市给他提供了机会。他在没人奢望能增值的地段购买了房产，他违背众议——投入了几百美元却赚回几千美元。他用自己的方式购进了各种各样的企业。有时候，这些企业破产了，毁掉了与之相关的每一个人，除了盖尔·华纳德。他发动一场运动反对一家名声不好的电车公司的垄断行为，使得它丧失了专营权；而这个专营权却授给了华纳德控制下的一家更为声名狼藉的集团。他曝光了一个又一个准备垄断中西部牛肉市场的企图，给按他命令行事的一个团伙清理出了空地。
许多人发现年轻的华纳德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值得利用，都曾帮助过他。在被人利用这方面，他展现出令人迷惑的殷勤。然而在每一件事情上，人们最后都发现，被利用的是他们自己——就像当初替盖尔·华纳德购买《新闻公报》的人一样。
有时候，他会冷酷无情、老谋深算地花钱投资。用一系列无踪无迹的行动，他毁掉了许多重权在握的人：银行行长、保险公司总经理、船队队长等等。没有人知道他的动机。那些人不是他的竞争对手，他从他们的毁灭中也没捞到一点儿好处。“华纳德那个杂种到底想要什么？”人们说，“反正他不想要钱。”
坚持抨击他的那些人都陆续被赶出了自己的行业。一些人是几星期之后，另一些人是几年之后。有时候，对于一些凌辱，他会不加注意地宽恕；有时候，他会因为一句没有任何恶意的话语而让一个人垮掉。人们从来也搞不明白他将会报复什么，又将会原谅什么。
一天，他注意到，另一家报纸一名年轻记者的工作成绩斐然，于是派人去找他。那个记者来了，但华纳德谈到的工资待遇对他没产生任何作用。“我不会为你工作，华纳德先生。”他不顾一切地、认真热切地说，“你没有任何理想。”华纳德咧开薄薄的嘴唇笑了。“你不能逃避人类丑恶的一面，亲爱的。”他温和地说道，“你为之工作的老板有许多理想，但是他必须为钱而乞讨，听命于许多卑贱之人。我的确没有理想——但是我不用乞求。只有这两种选择，你要哪一个？”那个记者回了从前的那家报纸。一年以后，他来找华纳德，问一年前他的邀请是否还有效，华纳德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个记者从那时起就一直为《纽约旗帜报》效劳，他是华纳德的下属中唯一一个真心爱他的人。
爱尔瓦·斯卡瑞特，原《新闻公报》的唯一幸存者，和华纳德一起飙升。但是他不能说自己爱华纳德——他只是像华纳德脚下的地毯一样紧紧地依附于他，机械地为他效忠。爱尔瓦·斯卡瑞特从不讨厌任何东西，因此他有爱的能力。他精明机灵，工作能力强，有时天真得肆无忌惮，弄不懂什么是不道德。他相信自己所写的一切，相信《纽约旗帜报》上所写的一切。他可以连续两个星期坚守一个信念。对华纳德来说，他价值连城，他是公众反应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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