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为本顿商店设计的最终图纸时，洛克明白了斯耐特不怕雇用他的原因。他认得出作品中有自己亲手绘出的平面和空间，他设计的窗户，他的循环系统。他也看出除此之外，上面还添加了科林斯式的柱顶，哥特式的拱顶，殖民地风格的枝形吊灯和不可思议的线条，以及模糊的摩尔人式建筑风格。图纸是用水彩绘制的，装裱在硬卡纸上，蒙了一层薄绵纸，具有一种奇迹般的精巧。除非隔着一定的安全距离，否则，制图室的人是不许观看的；所有人都必须把手洗干净，所有的烟头都必须扔掉。向客户提交图纸时，约翰·埃瑞克·斯耐特一向非常重视得体的外观，还雇用了一名年轻的建筑专业的中国学生专职负责这样的杰作。
洛克知道该从他的工作中期待些什么。他是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作品矗立在地面上的，除了一些不完整的碎片，而那是他所不愿看到的。但是，他能按照他的意愿进行设计，而且还将得到更多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虽然不能如他所愿，但也只能期望这么多了。他认可了这个事实。他认识了他的竞争者——其余四位同行制图师，打过招呼后，得知他们私下在制图室都有一个绰号：“古典”、“哥特”、“复兴”和“大杂烩”。当他被冠以“现代主义”的头衔时，他的心一阵隐痛，收缩了一下。
建筑行业工会组织的建筑工人大罢工使盖伊·弗兰肯极为恼火。发起这次大罢工是为了反对正在修建诺伊斯·贝尔蒙特饭店的承包商，而这次罢工已经蔓延到纽约所有的新建筑工地。报纸上提到诺伊斯·贝尔蒙特饭店的建筑师是弗兰肯-海耶事务所。
大多数报纸助长了斗争的继续——他们怂恿承包商不要让步。攻击罢工者的最大呼声来自伟大的华纳德报业集团的各种强大的报纸。
“为了普通民众的权利，我们一直站在那些有特权的黄鲨阶层的对立面。”华纳德报业的社论里都这么说，“但是我们不能支持他们破坏法律和秩序。”人们一直搞不清楚，到底是华纳德的报纸引导着公众，还是公众的舆论引导着华纳德的报纸，人们只知道这二者竟然保持着惊人的同步。不过，除了盖伊·弗兰肯和另外少数几个人外，并非人人都知道华纳德拥有着一家公司，而该公司拥有着诺伊斯·贝尔蒙特饭店。
而这一点令弗兰肯极为不快。根据谣传，盖尔·华纳德的房地产业务要比他的新闻帝国庞大得多。这是弗兰肯第一次有机会接受华纳德的委托，所以他就急切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心里想着它会给他带来的种种机遇。他和吉丁煞费苦心地设计了最为华美的洛可可式宫殿——其主顾将是每天支付得起二十美元的贵客，而且喜欢欣赏石膏雕塑的花卉和大理石雕刻的爱神丘比特，以及镶铜边的开放式电梯。这次罢工却使那些未来的机遇化为泡影。弗兰肯对此不负什么责任，可谁能说得准华纳德会不会因为什么理由而怪罪下来呢？华纳德对于某种东西的偏爱是无法预言的，让人琢磨不透。而且众所周知，曾经受雇于他的建筑师，他很少会二度雇用。
弗兰肯心情郁闷，导致他无端地骂人，尤其是冲着那个平时总能幸免的人——彼得·吉丁发火。吉丁耸耸肩，转过身去，以示无声的侮慢。然后，吉丁就在大厅里漫无目的地瞎转悠，无缘无故地冲着年轻的制图师们咆哮。他在门廊里与卢修斯·N·海耶撞了个满怀，便厉声喝道：“瞧你是怎么走路的！”海耶瞪着他的背影，眨巴着眼睛，一时手足无措。
事务所里几乎没什么事可做，没什么话好说，他想躲避每个人。吉丁早早地走出办公室，穿过十二月里寒冷的薄雾往家走去。
在家里，暖气管变得太热，室内弥漫着油漆的味道，他大声诅咒着。可是当他妈妈打开一扇窗户时，他又诅咒天太冷。除了这忽然闲下来的空虚外，他弄不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会令他感到如此坐立不安。他无法忍受这种落单的感觉。
他抓起话筒给凯瑟琳·海尔西拨了个电话。她清纯的声音就像一只手，温柔地抚摸过他滚烫的额头，一下子使他的痛苦减轻了许多，他很快镇定下来。他说：“噢，也没什么大事，亲爱的，我只是不知道你今晚在不在家。我原本打算晚饭后顺便去看看你。”“当然在啦，彼得。我在家。”“太好了。八点半左右？”“好的……噢，彼得，你听说埃斯沃斯舅舅的事了吗？”“是啊。该死，我是听说了你的埃斯沃斯舅舅的事情！……我很抱歉，凯蒂……原谅我，亲爱的，我不是故意这么粗鲁的，可是我整天满耳朵听见的全是你舅舅的事。”“我知道，真是太了不起了，只是……你瞧，我们今晚不要谈论他了！”“是的，我们当然不谈他。对不起。我懂。我会等着你的。”“再见，凯蒂。”
他已经听说了有关埃斯沃斯·托黑的故事，可是他不愿意想起这件事，因为那会让他想到罢工这一烦人的话题。六个月前，因为《关于石头的论述》一书正在走红，埃斯沃斯·托黑成为《微声》的签约撰稿人，那是在华纳德旗下所有报纸上同时发表的一个每日专栏。开始，这个栏目在《纽约旗帜报》上是一个艺术评论专栏，而最终却发展成一个非正式的论坛，托黑通过这个栏目发表有关文学、艺术、纽约的餐馆、国际危机以及社会学——主要是社会学——的一些见解。这个专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可是建筑行业大罢工将托黑置于两难境地。他没有掩饰对罢工者们的同情，可是在他的专栏里却什么也没有说，除了华纳德以外，谁也不能确定他想在报纸上取悦谁。不过今晚将有一个罢工同情者的集会。届时，许多著名的人物都将发表讲话，埃斯沃斯·托黑也在其中。至少，已经宣布了托黑的名字。
这一事件引发了大量稀奇古怪的投机活动，人们下注竞猜托黑是否敢公开露面。吉丁听到一个制图师满怀激情地说：“他一定会的。他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是新闻界最最诚实的人了。”另一个说：“他不会的。你有没有认识到这样的噱头对华纳德意味着什么？一旦华纳德选准什么人，他准会像地狱之火一样把他给毁了。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手，采取什么方式，可是他会的，而且他这个人谁也拿不准，你一旦让华纳德盯上，那你就完了。”吉丁对于这样的事避之唯恐不及，还谈什么关不关心呢。这整个事情都让他感到窝火。
当晚，他冷酷地一语不发地吃着晚饭。每当吉丁太太说：“噢，顺便问一句……”想以此来引发他意识到一个话题时，他便厉声说：“你不要谈关于凯瑟琳的事了。你安静点行不行。”吉丁太太便不再说什么，只管往他的盘子里夹菜。
吉丁乘出租车赶到格林威治村，急匆匆跑上楼。他使劲摁了一下门铃，等待着有人开门。没人应门。他靠着墙，反复地长时间摁门铃。凯瑟琳明知道他要来的，她不会出去的。她不会的。他走下楼梯，不肯轻易相信，走到街上，抬头看她寓所的窗户。窗户里并没有灯光。
他站在街上，一直抬头看着她家的那几扇窗户，就如同在审视一桩可怕的背叛。接着，他突然产生一种不舒服的孤苦伶仃的感觉，仿佛他在这个大城市里形单影只、无家可归似的；此刻，他忘记了自己的住址或者说忘记了它的存在。然后，他就想到了那场集会，那场群众大会——在那里，她的舅舅在今晚将当众成为一个殉道者。她准是去了那儿，他想。该死的小傻瓜！他大声说：“见她的鬼去吧！”然而他还是迅速地朝着人们聚会的大厅走去。
在大厅的方形入口上方，吊着一只光秃秃的电灯泡，闪烁着一小团不祥的蓝白色的光。太冷也太亮了。灯光越过黑暗的街道，照亮了从上方某个边缘流下来的一线雨丝，那雨丝像一根亮闪闪的玻璃针，是那样的纤细而光滑，吉丁古怪地想到了那种有人被冰柱戳死的故事。入口附近，几个好奇的游手好闲的人漠不关心地站在雨里，还有几名警察。会场的大门是开着的。光线暗淡的门廊里挤满了人，他们根本挤不进已经满员的围得水泄不通的大厅。他就站在那里，聆听着从那专为此事而特意安装的扬声器里传来的讲话。在门口，三个模糊的身影在向路人分发传单。其中有一个像是害着痨病的青年男子，没有刮脸，脖子老长；另一个是位穿高档毛领大衣的漂亮年轻人；第三个人就是凯瑟琳·海尔西。
她站在雨中，淋得像只落汤鸡。她累得身子都站不直了，她的鼻头上发着光，眼睛因为激动而分外明亮。吉丁停住脚步，瞪大了眼睛看着她。
她手里拿着传单机械地朝他挥了过来，猛一抬头，看见是他。她毫不吃惊地冲着他微微一笑，高兴地说：“真的是你呀，彼得！你来这儿太好了！”
“凯蒂……”他有点哽咽，“凯蒂，到底是怎么……”
“可我必须这么做。彼得。”她的语气中丝毫没有道歉的意思，“你不明白，可是我……”
“不要站在雨里了，到里边来。”
“可是我不能！我还得……”
“至少不要淋在雨里，你个傻瓜！”他粗暴地将她推到门里，站到门廊的一个角落里。
“彼得，亲爱的，你不生我的气，对吗？你看，事情是这样的：我原以为舅舅今晚是不会让我到这儿来的，可是在最后关头，他说如果我想来，我就可以来，还说我可以帮着散发传单。我知道你会理解的，我还在客厅的桌子上给你留了张便条，作了解释，而且……”
“你给我留了张便条？在屋里？”
“对……噢……噢，哎呀！我根本没想到这一点，你当然进不去了。看我有多蠢。可是我当时走得太急了！别，你不要生气，你不能气的！你不明白这对他意味着什么吗？你难道不清楚他到这儿来要做出多大的牺牲？可我知道他会来的。这些我都对他讲过了，人们这么说，自有他们的道理，他们绝不是偶然这么说说而已，那将是他的末日——而或许让他们说中了也不一定，可是他却满不在乎。他就是这样。我吓坏了，可是我特别高兴，因为他所做的事情让我对全人类产生了一种信任感。不过我害怕，因为你瞧，华纳德可能会……”
“安静点！我全知道。一提这个我就腻歪。我不要听关于你的舅舅、华纳德或是什么罢工的事！我们离开这里吧。”
“噢，不，彼得！我们不能！我想听他讲话还有……”
“那边的人闭嘴！”人群中有人冲着他们发出嘘声。
“我们什么都没听见！”她悄悄说，“讲话的人是奥斯顿·海勒。难道你不想听他演讲吗？”
吉丁怀着某种敬意仰视扬声器，他对所有的名人都怀有这种敬意。他并没怎么读过海勒的作品，不过知道他是《时事报》的一位著名专栏撰稿人，而《时事报》是一家极好的独立报纸，是华纳德报业的头号敌人。他还知道海勒出身名门，毕业于牛津大学；他一开始是做文学批评的，而最终却变成了一个沉默的能手，致力于反对各种形式的专制，不管是私底下还是在公开场合，在天上还是在人间。讲道者诅咒他，银行家诅咒他，俱乐部女会员诅咒他，劳工组织者也诅咒他。他比那些经常嘲讽社会的精英们更有修养，他总是为劳动者抗争，可是他具有比他们更为不屈不挠的品质。他可以应答自如地谈论百老汇新近上演的剧目，大谈中世纪的诗歌或者国际金融。他从不向慈善机构捐款，但却为了替从各地来的政治犯辩护而入不敷出。
从扬声器里传来的声音语调有点平淡，吐字清晰，略带英国口音。
“……而且我们必须考虑，”奥斯顿·海勒用那种不易激动的语调说，“既然，不幸得很，我们被迫生活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我们能够拥有法律的唯一方式就是让法律尽可能地少。国家是个彻头彻尾的不道德的概念，我无法用任何道德标准来衡量它。除了在时间上，思想上，金钱上，在努力和顺从方面，这是社会强求每一个社会成员的东西。而社会的价值和文明的程度是与它们对社会成员的掠夺成反比的。除了一个人自己选择要做的工作之外，你想不出有什么法律能以任何理由强迫他去工作。阻止他做出选择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就像没有哪个人能强迫他的老板接受他一样。赞成或不赞成的自由是我们这种社会的基础——罢工的自由就是这种自由的组成部分。说到这个，我要向某个来自‘地狱厨房[7]’的佩特罗尼乌斯[8]提个醒——就是那个衣着考究的杂种，他最近特别嚣张，叫嚣什么罢工就是对法律和秩序的破坏。”
嘶哑的扬声器里传出一阵尖利的欢呼声和鼓掌声。门廊里的人们喘着粗气。凯瑟琳抓住吉丁的胳膊，对他耳语说：“噢，彼得！他指的是华纳德！华纳德就出生在‘地狱厨房’。他当然可以这么说了，可是华纳德一定会把气出在埃斯沃斯舅舅身上的！”
吉丁没法再听海勒演讲的其余部分，因为他头痛得异常厉害，有些眩晕，那种声响还让他的眼睛感到疼痛，他只好闭紧他的眼睑，靠在墙上。
当他意识到周围异常安静时，他猛地睁开双眼。他并未留意海勒演讲的结尾部分。他看见人们在紧张而严肃地期待着，扬声器发出的单调刺耳的吱吱嘎嘎声使人们都看向它那黑色的漏斗形出声筒。然后，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洪亮而缓慢：
“女士们，先生们，我很荣幸地向你们介绍埃斯沃斯·蒙克顿·托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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