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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斯沃斯·托黑撰写的《关于石头的论述》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出版。
这本书采用了特别讲究的午夜蓝封套和素雅的银色字体，在书的一角还有一幅银色的金字塔图案。书的副标题是《民众的建筑》，它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成功。该书从一个街头行人的角度对整个建筑史做了全面介绍，从土坯小茅屋到摩天大楼，但是作者所采用的字眼很具科学性。作者在前言中作了声明：这是一个尝试，“使建筑回归于它原来的主人——人民”。他进一步说明，希望看到普通民众“理解和评价建筑如同评价棒球一样”。他的文笔明白晓畅，没有“五大决议”里枯燥乏味的专业术语，没有柱、楣、横梁，飞檐和前扶垛，也没有钢筋混凝土。他以满纸温暖的家常语言叙述着埃及管家的日常生活、罗马的补鞋匠、路易十六的情妇，描写他们的饮食起居、购物消遣以及他们的建筑对其生存状态所产生的影响。但是看了他的书，读者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他们在学习“五大决议”和钢筋混凝土的必要常识。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除了无名群众的日常工作，并不存在所谓的问题、成就和思想境界。科学一旦超越了它对这种日常规则的影响范畴，就没有了目标。仅仅在每一个微不足道的日子的度过中，他的读者便获得了任何文明的一切最高目标。该书论述精辟，逻辑严密，滴水不漏，完美无瑕。他的博学多识令人叹为观止，他关于古巴比伦的炊具以及拜占庭门口擦鞋棕垫的描写无人敢提出异议。他用第一观察者的笔调娓娓道来，对于几个世纪的建筑，并没有作冗长的论述。评论界说，他，作为一个爱说爱笑的人、一个朋友、一个先知，在时代的大道上一路欢舞。
他说建筑的确堪称伟大的艺术之最，因为它像一切伟大的艺术一样，是没有个性特征的。他说世界上有许多赫赫有名的建筑，却鲜有知名的建造者。理当如此，因为没有哪一个人能因此而消除建筑或其他方面的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些名垂史册的极少数人其实不过是冒名顶替的骗子，他们如同别人剥夺人民的财产一样去剥夺人民的荣誉。“当我们凝视着某一古代不朽的壮丽遗迹，把它的成就归功于某某个人时，我们正在犯着盗用别人精神财富的罪行。我们忘了那千千万万未被歌颂的无名工匠。在那愚昧的时代里，他们是走在前面的先驱。他们低贱地辛苦劳作着——所有的英雄行为都是卑微的——他们每一个人都为创造那个时代的共同财富而尽了自己的微薄之力。一座伟大的建筑不是哪一个天才私人的发明创造，它只是一个民族精神的缩影。”
他说当私有财产取代了中世纪的公共精神时，建筑的堕落就已经开始了，还说，那些个体私有者搞建筑的目的不为别的，只为满足他们庸俗的品位。“凡主张个人品位的东西都属于低级品位。”他们的自私已经把城市有计划的布局破坏了。他证明自由意志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像所有别的事物一样，它是由人们所生活的时代的经济结构决定的。他对所有伟大的历史风格表现出无比的敬仰，但是告诫人们注意它们荒唐的混杂。他对现代建筑未做充分的论述，只草草地交代：“迄今为止，它除了表现个人孤立的突发奇想之外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东西，与自发的群众运动没有产生任何关系，而这是没有丝毫意义的。”他预言了一个更美好时代的到来，到那时，四海之内，普天之下的人们都将成为兄弟，而他们的建筑会与古希腊的传统——“民主之母”相称而且完全相似。他没有打乱一贯冷静的行文风格，便设法传达给读者这样的思想——现在印在纸上的规规矩矩的字眼，由于作者难以克制的澎湃激情，在他颤抖的手下，文笔有所毁损。他呼吁建筑师们摈弃对个人荣耀的追求，献身于对人民情绪的体现。“建筑师是仆人，而不是领导者。他们的使命不是去维护渺小的自我，而是去表现国家的灵魂和时代的节奏；不是去追求一己的幻想，而是寻求建筑的普遍特征，这种共性将使他们的作品与民众的心贴得更近。建筑师——啊，我的朋友们，他们的作品无须追问为什么，他们的建筑不是要支配我们，而是要为我们所支配。”
《关于石头的论述》一书的广告语引用了评论家们的原话：“宏大的作品！”“惊人的成就！”“在所有艺术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是你结识一位风趣的人物和一位博学多识的深刻思想家的大好机会。”“是任何胸怀抱负、渴望得到知识分子头衔的人士的必读之书。”
看来对这一头衔怀着强烈渴望的人为数众多。读者不用学习便能获得渊博的知识；不必付出代价便能获得权力；无须努力即可增长见识。看着身边的建筑物，回想着该书的第四百三十九页，摆出一种很在行的派头，对它们评头论足，这种感觉是令人愉悦的。或者举办艺术讨论会，彼此交换对同一段落的同一句话的观点。在高雅的起居室里，很快就听到人们谈论起来：“建筑？噢，对了，埃斯沃斯·托黑。”
根据他的原则，埃斯沃斯·托黑在书中并没指名道姓地列举建筑师：“那种造神的，英雄崇拜式的历史研究方法一直是我所憎恶的。”书中援引的建筑师的名字只是以脚注的形式出现。有好几个脚注中提到了盖伊·弗兰肯：“一个过于倾向于华美装饰的人，但值得一提的是他对于严格的古典主义的忠诚。”还有一个脚注中提到了亨利·卡麦隆：“所谓的现代主义建筑流派的重要创始人之一，随后即罪有应得地无人问津。Vox populi vox dei[5]！”
一九二五年二月，亨利·卡麦隆从建筑师行业隐退。
一年来，他早已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天终归会到来。他并没有向洛克提起过，可是他们彼此心里都清楚这一点，并且继续着他们的工作。只要还有可能，除了继续工作之外，他们没有别的期待。在过去一年里，还陆续有几宗设计任务偶尔光顾他们的事务所——乡村小屋，车库，旧楼改造等。有什么活儿，他们就接什么活。但是就连这样的点滴最后也停止了。水管干了——自来水被一个教区居民给关上了，卡麦隆从未支付过他的账单。
辛普森和接待室的那位老人早就被解雇了。只有洛克留了下来。在冬日的傍晚，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看着卡麦隆萎靡不振地趴在办公桌上，伸出两只胳膊，头枕在上面。电灯下可以看得见一只酒瓶在闪着亮光。
卡麦隆已经有两周滴酒不沾了。后来，在二月里的一天，他伸手去够架子上的一本书，一下子就瘫倒在洛克的脚边，站不起来了。事情来得那么突然，又那么简单。可是他永远地倒下了。洛克把他送回家中，医生说，企图下床会要了他的老命。卡麦隆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他静静地躺在枕头上，听话地将两只手垂在身体的两侧，双眼一眨也不眨。然后，他说：“霍华德，你帮我把事务所关了吧，好吗？”
“好的。”洛克说。
卡麦隆闭上双眼，别的什么也不愿意说了，洛克整夜守在病床边，也不知道老人到底睡没睡着。
卡麦隆的一个妹妹从新泽西的某个地方赶来。她是一个温顺的小个子白发老太太，颤抖着双手，一张脸再平常不过，谁看过之后都不会记得。她已经听天由命，而且渐渐地绝望。她有一点微薄的收入，便自愿承担起了将哥哥接回新泽西的家里去照顾的责任。她从未结过婚，在世界上没有别的亲人了。她既不为这个负担感到高兴，也不为此感到难过。她在多年前就已经失去了表现强烈情感的能力。
离开纽约那天，卡麦隆把前一天晚上写好的一封信塞到洛克手中，那是他在疼痛中费力地写成的——膝上放着一个旧画板，后背垫着枕头。信是写给一位著名建筑师的：那是为洛克找工作的一封介绍信。洛克看完那封信，看着卡麦隆，而不看自己的手，把信从中间撕成两半，对折，然后再撕成碎片。
“不，”洛克说，“您不要去求他们任何事。别为我担心。”
卡麦隆点了点头，许久没有作声，然后说：
“霍华德，你把事务所关了。叫他们留着家具出租吧。不过，你把我办公室墙上的那幅设计方案拿下来托运给我，我只要那个。其余的东西你全烧了吧。所有的文件、文件夹、草图、合同，通通都烧掉。”
“好的。”洛克说。
卡麦隆小姐与抬着担架的护理员一起来了，他们乘坐一辆救护车赶到了渡口。在通向渡口的入口处，卡麦隆对洛克说：“现在回去吧。”随后又说，“霍华德，你要来看我……不要来得太频繁了……”
当他们把卡麦隆抬向码头的时候，洛克转过身，走开了。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海水腐败的气味。一只海鸥忽地降下，低低掠过街道，在一块潮湿的、有条纹的岩石映衬下，那灰灰的身躯就像一块飘飞的报纸。
当天晚上，洛克来到卡麦隆倒闭了的事务所。他没有开灯。他在卡麦隆办公室的弗兰克林式火炉里生了火，把抽屉里的东西通通倒进火里，并没有低头看它们。在静默中，只听见那些纸张文件发出沙沙的声响。一丝淡淡的霉味随着燃烧渐渐地升起，并在黑暗中弥漫了整个屋子。火焰发出嘶嘶声和毕毕剥剥的爆裂声，色彩明亮的火苗跳动着。随时会有边角变得焦黑的纸片从火焰中飞起来，他用一把钢尺的头再把它们拨回去。
这里有卡麦隆那些知名建筑的设计方案，还有从未建造起来的那些建筑的设计方案；这里有上面用细白线标出某条竖梁位置的蓝图；有与名人签署的合同；时而，从红色的火光里，还会闪出一组写在黄色纸张上的七位数字，倏忽一闪，便飘落下去，迸发出微弱的火花。
一张剪报从一个旧文件夹里装着的信件中飘落到地板上。洛克将它捡了起来。它已经变得枯黄易碎，在洛克的手指间，那些折叠过的地方碎裂开来。上面刊登的是亨利·卡麦隆所接受的一次专访，时间是一八九二年五月七日。文中写道：“建筑不是一门生意，也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为了一种证明地球存在的快乐而进行的一场圣战或献祭。”他将剪报丢进火里，伸手去拿另一个文件夹。他把卡麦隆抽屉里的每一截铅笔头都收集到一起通通扔进了火里。
他在火炉旁站着，一动不动，也不朝下看。他感觉着火焰的跳动，它们在他视线的边缘轻轻地颤抖着。他注视着墙上那栋从未建起的摩天大楼的图纸。
那是彼得·吉丁在弗兰肯-海耶事务所工作的第三个年头。他高昂着头，身体故意挺得笔直。他看起来就像高档剃须刀或者中档小汽车广告画面上的成功青年。
他着装考究，并且观察到人们在注意他的着装。他在离公园大街不远的地方买了一套公寓，虽然不大，但很时髦，他买了三幅很贵重的蚀刻铜版画，还有他从未读过的某部古典名著的第一版，买来后他连封套都不曾打开过。偶尔，他陪同客户到大都会歌剧院去。有一次，他在一场奇装异服的化装舞会上登台亮相，身着一款中世纪石匠的服装——那大红色的天鹅绒和紧身衣引起了轰动。报纸社会版上有关此事的报道中提到了他的大名——这是他在媒体上头一次被提到——他珍藏了这篇报道的剪报。
他已经淡忘了他设计的第一座大楼，以及它诞生时给他带来的恐惧和疑虑。他已经知道，事情原来不过如此简单。只要他为客户们设计一个庄严的建筑物正面，一个威风凛凛的大门和一间足以使他们的客人大跌眼镜的堂皇的起居室，他们就会全盘接受下来。这一招很灵验，结果是皆大欢喜：吉丁才不在乎呢，只要他的设计能给客户们留下印象就行；客户们才不在乎呢，只要他们的客厅能给他们的客人留下印象就行；而客人们呢，什么样的客厅，关他们什么事呢。
吉丁太太将她在斯坦顿的房子租了出去，来到纽约和他一起生活。不是他需要她，而是他没法拒绝，因为她是他的母亲，他就不应该拒绝她。去接她的时候，他表现出一种很热切的样子。至少他可以因为自己地位的提高而使她印象深刻吧。她并没有印象深刻。她视察了他的每一个房间，看了他购置的衣物和银行存折后只说了一句话：“还成，皮迪——暂时还成。”
她去他的办公室造访过一次，不到半小时就告辞了。当天晚上，他只得静静地坐着，抱着脑袋，头痛地聆听她的谆谆教诲，长达一个半小时之久。“皮迪，威泽斯那家伙的西服可要比你的高级多哟。那可不行。你得在那帮小伙子面前注意你的形象。那个拿着蓝图进来的小个子——我可不喜欢他同你说话的方式……噢，没什么，没什么，只是换上我，我就会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那个长鼻子的家伙可不是你的朋友哦……别介意，我只是心里有数……你要当心那个叫做巴内特的。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除掉他。这个人很有野心。我能看出些苗头来……”然后，她又问，“盖伊·弗兰肯……他有子女吗？”
“他有一个女儿。”
“噢……”吉丁太太说，“她长得好不好？”
“我从未见过她。”
“真的，彼得，如果你还没有想办法去会会他的家人，这对弗兰肯先生可是真正的无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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