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壮岁旌旗拥万夫，锦突骑渡江初
宋代豪放词以苏、辛并称，其实两人的词风很有差别：苏轼的豪放是文人的豪放，辛弃疾的豪放却是英雄的豪放。用王国维的话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前者或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后者则如“独立苍茫醉不归”“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苏轼的豪放，是文人模仿英雄的豪情；辛弃疾的豪放，恰恰是英雄本色。今天我们很容易给辛弃疾更高的评价，然而在宋人看来，辛弃疾身上的武夫气太重，缺少文士所应有的雅驯。
这也许是早年的成长环境所致——以今天的概念而言，辛弃疾并非纯正的宋人，而是一位“宋籍金人”，自落生到整个青年时代都是在金国度过的，身上不可避免地带着金国的文化基因，顽固却不易为本人觉察。
金熙宗天眷三年（1140年），辛弃疾出生于山东历城（今济南），这一年在南宋是宋高宗绍兴十年。
站在南宋的角度，辛弃疾生长于沦陷区，只有从故老相传里了解宋朝的模样；站在金国的角度，金国才是辛弃疾的祖国，历城才是辛弃疾的故乡，爱国与爱家乡都是不需要理由的。
辛弃疾的祖父辛赞是一位由宋入金，被迫滞留沦陷区的士大夫。为了保全家族，他忍耻接受了伪职。那时候虽然还没有汉奸这个概念，但做汉奸的耻辱感终生在辛赞心中挥之不去，以至于当孙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金国子民的时候，他依旧不忘以宋朝的立场对之做苦口婆心的“爱国主义教育”，辛弃疾就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被熏陶出来的。
然而社会的大环境毕竟不同了，金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完成着汉化历程。对金国的汉人新生代而言，大宋文明只是一个悠久的传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金国子民的身份，努力学习儒学，参加金国的科举考试，争取将来能在金国的官场出人头地。辛弃疾的同学党怀英就是这一类人的代表，当辛弃疾率兵南渡，在南宋朝廷谋求兴复大业的时候，党怀英在金国顺利地科举及第，入翰林院为官，终于成为北方一代文坛宗主。儒家事业，在金朝并不逊于南宋。
倘若不是志大才疏的完颜亮做了皇帝，辛弃疾也许一生都等不到南渡的机会，很可能就留在金国，走上与党怀英一般的道路了。完颜亮的倒行逆施在金国激起了太大的民愤，非但汉人恨他，女真人一样恨他。于是，一方面出于好大喜功之心，一方面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完颜亮发动数十万大军南侵，要实现统一寰宇之志，完成“祖国统一”的宏图伟业。
理想主义者被残酷现实狠狠打击的事情往往会令人同情，但完颜亮是个例外。他惊诧地发现自己的宏伟理想才一开始，竟然引发了太多的动乱：汉人造反，契丹人造反，就连女真人都造反了。完颜亮兵败采石矶，随即被厌战已久的部将谋杀，金人另立了一位稳妥可靠的新君，即金世宗完颜雍。就是在这样一场大动荡里，辛弃疾也急不可耐地加入起义者的行列，亲率五十余名豪杰驰突于五万金军之中，生擒叛徒张安国，然后一路与追兵周旋，终于南渡大江，回归宋境，使张安国在临安闹市问斩。
这一壮举迅速轰动宋金两地。这一年，辛弃疾年仅二十三岁。多年之后，洪迈《稼轩记》以激昂的笔法概述其事：“……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
如此一位英雄豪杰，终生怀抱着兴复之志，旦夕以北伐为念，于是注定了他后半生的偃蹇坎坷，也注定了他所有词作的基本基调。
[2]填词是避谤的技巧
南宋陈模记载有一则传闻：辛弃疾早年在金国的时候，曾经带着自己的诗词作品向填词名家蔡光请教，蔡光说：“子之诗则未也，他日当以词名家。”故而辛弃疾归宋之后，晚年词笔尤高。（《怀古录》）
蔡光其人于史无考，有学者怀疑蔡光是蔡松年之误。蔡松年是由宋入金的文坛巨擘，在金国累官至右丞相，封卫国公。据《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少时正是拜蔡松年为师的。
士人可以诗词兼擅，但“以词名家”却写不好诗，这总不是什么光彩事，柳永、晏幾道都是这样的反面教材。辛弃疾竟然蹚出了一条新路，专意填词却不失士大夫风范——不同于苏轼“以诗为词”，辛弃疾“以文为词”，以古文笔法填词，而且时而骚体，时而集句，尝试各种跨界创新的手段，用典也用得纵横捭阖，题材更开阔到无语不可入词的地步。于是词在辛弃疾的手里，再也不是浅斟低唱中的轻薄文字，简直比诗还要厚重些。
其实辛弃疾对词的用心与乌台诗案之后的苏轼如出一辙。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宋孝宗禅位太子赵惇，是为光宗，诏令元祐党人的后代入朝为官。范祖禹的后人范开（字廓之）正在应仕之列，于是向辛弃疾辞行，请后者作诗相赠。辛弃疾却不写诗，只填了一首《醉翁操》，词前有一篇长序，其中如此解释自己弃诗为词的缘故：“属予避谤，持此戒甚力，不得如廓之请。”意即写诗是一件危险的事，还是不越雷池一步的好。
宋孝宗淳熙九年（1182年），李泳向辛弃疾索诗，后者照例弃诗就词，词前有小序阐明原委：
提干李君索余赋《野秀》《绿绕》二诗。余诗寻医久矣，姑合二榜之意，赋《水调歌头》以遗之。然君才气不减流辈，岂求田问舍而独乐其身耶？
所谓“余诗寻医久矣”，正是化用苏轼诗句“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见本书第四章），明明白白有“避谤”的顾忌。世事吊诡，正是政治环境的严峻，反而成就了苏、辛两大词家。
[3]《贺新郎》（甚矣吾衰矣）：古文笔法之一例
辛词大量使用古文笔法，援引古文成句，铺排典故，今天的普通读者往往需要借助繁复的注释才能理解词意。胡适那部白话风格的《词选》竟然选录辛词四十六首之多，这真是一件不易理解的事情。其中《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是辛词最见古文笔法的名篇之一，《词选》仅仅对词中的“停云”一词做了一处注释：“陶潜《停云》诗序云：‘《停云》，思亲友也。’”读者试看全文，仅靠这一处注释似乎也可以理解全篇，但只有通过更详细的注释，才会晓得之前的理解到底有多么泛泛了：
甚矣吾衰矣。
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
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
问何物、能令公喜。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
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
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
回首叫、云飞风起。
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知我者，二三子。
词前有小序：“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辛弃疾在江西上饶闲居十年，终于等到主战派用事，蓄意北伐。而主战派领袖韩侂胄对辛弃疾颇怀猜忌，再次将他投闲置散。宋光宗绍熙六年（1195年），辛弃疾在江西铅山的瓢泉新居落成，新居每处建筑皆有题词，例用《贺新郎》词牌，这首词便是为新居中的停云堂题写的。
停云堂得名于陶渊明《停云》诗，诗下有小序说“停云，思亲友也”，故而“停云”后来被作为思念亲友之典。辛弃疾词序中所谓“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正用此典，但含义远不止于“思亲友”，它是一个远为深刻的文学语码。
“《停云》诗就，此时风味”，陶渊明《停云》诗就的时候究竟是怎样的风味呢？其时是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年）春，就在上一年的十二月，桓玄篡位，于是在本年二三月间，刘裕兴兵平叛，陶渊明就在这一片兵连祸结中取出去冬酿造的酒浆，渴望与最知心的亲友共享却不能如愿：
霭霭停云，濛濛时雨。
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静寄东轩，春醪独抚。
良朋悠邈，搔首延伫。
停云霭霭，时雨濛濛。
八表同昏，平陆成江。
有酒有酒，闲饮东窗。
愿言怀人，舟车靡从。
东园之树，枝条再荣。
竞用新好，以怡余情。
人亦有言，日月于征。
安得促席，说彼平生。
翩翩飞鸟，息我庭柯。
敛翮闲止，好声相和。
岂无他人，念子实多。
愿言不获，抱恨如何。
是什么阻碍着亲友来访呢，是“八表同昏，平路伊阻”，是“八表同昏，平陆成江”，天地四方全是一般的昏黑，原先的坦途变成了一片汪洋。这显然不是实景，而是时局，是悲愤者眼中的荒唐春色，也正是辛弃疾所感受到的“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我们只有在这样的基调，而非单纯的“思亲友”的基调里，才能够体会到辛弃疾这首《贺新郎》的深意。
辛词首句“甚矣吾衰矣”正是很大胆的古文化用，语出《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是孔子感叹天下礼崩乐坏、大道不行的话。辛弃疾虽然只引用了前一句，表示自己已经年老体衰，而当时的读者立即会自动脑补“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如此看来，一句自叹年衰的寻常语忽然变成了隐晦而不着痕迹的政治隐喻，即便有人存心找碴，也不便与孔子的名言公然作对。
“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不仅岁月催人老，而且在战与和的政治波澜里，多少志同道合的好友也纷纷风流云散。在这样的凄凉心境里，惊见白发在寂寞中又长了许多。
“白发空垂三千丈”化自李白《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愁则愁矣，着一“空”字便愁得无奈，只好“一笑人间万事”，将本该愁极的人间万事付之一笑。
“问何物、能令公喜”，承接上句“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从首句贯穿至此，词意是说如今自己垂垂老矣，对世间一切都已看淡，再没有什么事情能提起自己的兴致了，再没有什么朋友能让自己称心。“何物”即“何人”，古文“物”亦指“人”。“能令公喜”亦有古文中的出处，即《世说新语·宠礼》所载：王珣和郗超都有特殊的才能，受到大司马桓温的器重和提拔。王珣担任主簿，郗超担任记室参军。郗超胡子很多，王珣身材矮小。当时荆州人给他们编了几句歌谣说：“大胡子的参军，矮个子的主簿；能叫桓公欢喜，能叫桓公发怒。”（原文为：“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句中的“妩媚”很容易使今天的读者费解。“妩媚”在今天只用来形容女人，古文中却也可以形容男子。词人见青山妩媚，料想对面的青山也这样看待自己，人与青山“情与貌，略相似”。这一句与上文呼应：既然知交零落、壮志蒿莱，索性就与妩媚的山水相知相伴好了。
下阕语意宕开，“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窗边搔首，自斟自饮，遥想陶渊明刚刚写完《停云》诗的时候，就是与此相似的感觉吧。这样的语意里仍然含着隐喻，让人不自禁地去想陶渊明当时的心境与政局。而上阕中知己无寻的寂寞在这里得到一个解决方案，亦即以古人为友，陶渊明岂不正是最合适的伙伴么！
词意继续由饮酒而及沉酣：“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那些在功名利禄中“沉酣”的人哪里知道酒中的妙趣呢？而深一层的意思是：那些偏安江南的“沉酣者”既不可能理解陶渊明的用心，也不可能理解词人的用心。这一句语出苏轼《和陶渊明饮酒》：“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所谓“浊醪”即浊酒。酒的蒸馏技术出现得很晚，普及得更晚，古时最常见的酒是米酒，度数低，杂质多，保存时间短，所以才会有所谓“朱门酒肉臭”；米酒若不经过仔细过滤，就会显得浑浊，故称浊酒或浊醪。
“浊醪妙理”自是“江左沉酣求名者”所不识的，他们只一味醉生梦死去了，这情境怎不教人激愤，怎不教人扼腕叹息呢。
于是词句随着情绪而激荡：“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儒家传统里言及“古人”，往往不是泛指，而是指古时那些足堪楷模的人物，陶渊明显然就是这样的一位“古人”。常人在“古人”面前总会有几分必要的谦逊，辛弃疾却讲得肆无忌惮，仿佛深替古人惋惜似的。如此心态，如此狂诞，自然无法为世人理解，所以词句收束以“知我者，二三子”，狂诞的背后自是一番“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的刻骨悲凉。
岳珂以亲历者的身份留有这样的记载：“稼轩以词名，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特好歌《贺新郎》一词，自诵其警句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又曰：‘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至此，辄拊髀自笑，顾问座客何如，皆叹誉，如出一口。”（《桯史》）这段记载透露给我们几个信息：一、这首词虽然尽显古文笔法，却是能够入乐歌唱的；二、这是辛弃疾晚年最得意的词作，其警句也很能赢得客人们的赞誉。
[4]《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背景
辛弃疾另有一首《永遇乐》（千古江山）与前述《贺新郎》（甚矣吾衰矣）齐名，亦属词人最得意的作品之一：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有题目为“京口北固亭怀古”，京口即今天的镇江，北固亭是镇江北固山上登临的所在，初建于晋代。登临怀古，遥望北方失地，词人在复杂的时局中生出茫茫百感。而这“复杂的时局”，正是我们理解这首词的很必要的背景知识。
自从宋孝宗与金世宗签订隆兴合议之后，宋、金两国维持了三十年的和平岁月。在这三十年间，南宋越发耽于偏安的闲适，金国越发加速汉化进程。然而到了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即辛弃疾南渡之后的第四十三年，主和已久的南宋朝廷忽然兴起北伐之议。
看上去宋人似乎真的等来了北伐的良机，因为金国在不断加速汉化的过程里，早已不再是“靖康耻”时候的马背民族了。即便那位倾国南侵的海陵王完颜亮，也会以“王者之师”行“统一大业”，载着满满的儒家政治理念。他甚至很有上层士大夫的风雅精神，精通书法，还填得一手好词。某年中秋待月不至，完颜亮即席赋《鹊桥仙》一首，遂成金国词坛中的名篇：
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
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
虬髯捻断，星眸睁裂，惟恨剑锋不快。
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
这真可谓辛弃疾之前的“稼轩风”，《鹤林玉露》评其“出语崛强，真是咄咄逼人”。完颜亮真正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南侵的时候，还曾特地填了一首《喜迁莺》赐给先锋大将韩夷耶：
旌麾初举。
正駃騠[46]力健，嘶风江渚。
射虎将军[47]，落雕都尉，绣帽锦袍翘楚。
怒磔戟髯争奋，卷地一声鼙鼓。
笑谈顷、指长江齐楚。
六师飞渡。
此去。无自误。
金印如斗，独在功名取。
断锁机谋，垂鞭方略，人事本无今古。
试展卧龙韬韫，果见成功旦莫[48]。
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
这首词称得上雄姿英发，用典很有苏、辛风格。“射虎将军”会使我们想起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亲射虎，看孙郎”，“金印如斗”是辛弃疾词中屡见的典故。结句“问江左，想云霓望切，玄黄迎路”，想象南宋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如久旱之望云霓。儒将风采，跃然纸上。
一般帝王为将军送行，赠诗是习见的事情，但完颜亮不赠诗而赠词，态度便有了一种微妙的不同。赠诗显得正式，赠词却显得亲昵，后者自然会在无形中拉近君臣关系，可见完颜亮的词不仅写得好，也很有几分运用之妙。
后来的金章宗更与宋代文士无异，书法追摹宋徽宗，瘦金体足以乱真，填词深得婉约派精髓，大有《花间》遗韵。如一首题扇《蝶恋花》：
几股湘江龙骨瘦。
巧样翻腾，叠作湘波皱。
金缕小钿花草斗。
翠条更结同心扣。
金殿珠帘闲永昼。
一握清风，暂喜怀中透。
忽听传宣颁急奏。
轻轻褪入香罗袖。
写一把折扇而曲尽其态，如果请苏轼品评，定会说这首词深得“咏物之工”。金章宗还有许多雅趣，曾擘橙子制作杯盏，名为“软金杯”，为赋《生查子》：
风流紫府郎，痛饮乌纱岸。
柔软九回肠，冷怯玻璃盏。
纤纤白玉葱，分破黄金弹。
借取洞庭春，飞上桃花面。
这样的词，倘若混入北宋名家的词集，不会有半点的违和感，以至于《归潜志》评金章宗“亦南唐李氏父子之流也”。而金章宗的时代，恰恰就是韩侂胄锐意北伐的时代。
宋、金实力的此消彼长还不止于此。当金国在高速汉化的过程中渐渐以华夏正统自居的时候，竟然也遭受了他族的威胁。是的，北方的蒙古人作为新兴的他族严重威胁着金国。蒙古之于金，近乎当年的金之于北宋。金人既忙于应付北方的蒙古，势必无力兼顾南线，宋人正可以建千载一时之功。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权臣韩侂胄的肩上。
北伐一事从内因来看也有其必然：韩侂胄以政变起家，太缺乏足以服众的政治资本，若能抓住时机建一番不世殊勋，难道不是最好的巩固权位的手段么？于是在开禧元年（1205年），亦即金章宗泰和五年，韩侂胄走上前台，任平章军国事，权位更在宰相之上，全方位筹备北伐事宜。
那是群情激奋的一年，即便是韩侂胄的政治对手以及素来不屑于韩侂胄的人，这时候也纷纷站在了韩侂胄的一边。为了这一刻，辛弃疾已经足足等了四十三年。
贬谪多年的主战分子被纷纷启用，这自然少不了本已主动请缨的辛弃疾。但在真的进入备战的具体工作时，辛弃疾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自己设想的样子。问题完全出在韩侂胄身上：他一来绝非帅才，完全缺乏对大事件统筹规划的能力；二来私心太重，政客习气太深；三来将北伐事业看得太过轻率了。
辛弃疾的真诚进言只换来了调职的结果，他已经能预见到这场轻率的北伐必将以失利收场，但那又如何呢？他预见得到，却没有半分力量来阻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辛弃疾登京口北固亭眺望长江对岸，怀古兴悲，写出了这首千古传唱的《永遇乐》。
[5]《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用典
以下逐句解说。“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孙仲谋即孙权，京口曾是孙吴政权的军事重镇。孙权曾经联合刘备，大破北方曹军，而南宋此时筹划北伐，同样要应对北方强敌。这字里行间似乎流露出一份隐忧，不认为韩侂胄足以成为孙权那样的英雄。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意即孙权的风流余韵今已不存。然而英雄代出，“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人们说南朝霸主宋武帝刘裕在未发迹之时，就住在这附近某个寻常的巷子里。“寄奴”是刘裕的小名，《宋书·符瑞志》有载：刘裕的父亲认为刘裕降生时有奇异，所以给他取名奇奴，后来刘裕的母亲去世，刘裕被寄养在舅父家，因此改称寄奴。
继而以一句话概括刘裕武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刘裕讨伐桓玄叛乱正是在京口起兵。然而好景不长，“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刘裕代晋自立，建立南朝刘宋政权，帝位传至第三子刘义隆，是为宋文帝，改元元嘉。宋文帝听信了王玄谟的大话，决心北伐北魏，并对臣下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所谓“封狼居胥”又是一则典故：西汉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时一路大胜，在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大典。宋文帝草率北伐，结果大败而归，写诗有“北顾涕交流”，此即“赢得仓皇北顾”的出处。果然韩侂胄后来兵败被诛，正应了辛弃疾词中预言。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辛弃疾南渡至今已经四十三年，此刻登高远眺，金戈铁马的往事历历在目。宋代以“路”为行政区划名，但不曾设有“扬州路”，扬州属于淮南东路，所以词中的“路”应当是道路之路。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佛（bì）狸祠：在长江北岸瓜步山上，原为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行宫。拓跋焘小字佛狸，鲜卑人。宋文帝北伐被拓跋焘击败，拓跋焘乘胜追击，追到瓜步山上，在山上建立行宫，即后来之佛狸祠。“佛狸”即狴狸，狐狸的一种，佛（bì）的读音在现代汉语里已经消失了。神鸦指祭祀之日来吃祭品的乌鸦，社鼓指祭神的鼓声。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用《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的一段典故：廉颇被免职之后流亡魏国，后来赵王想起用他，派使者前去探访。廉颇特意在使者面前吃下一斗饭、十斤肉，披甲上马，以示自己虽然年老但身体无恙，还能打仗。但廉颇的仇家郭开贿赂使者，使者便回报赵王说：“廉颇将军虽然年老，但饭量不减，只是在和我进餐的时间里接连去大便了三次。”赵王于是以为廉颇已经不能再带兵打仗，便打消了请他回国的念头。辛弃疾以廉颇自比，感叹自己虽然年老但依然可以作战，只可惜也像廉颇一般受谗而不被皇帝所用。
岳珂年轻时曾在席间见辛弃疾让歌女反复歌唱这首《永遇乐》。当时辛弃疾遍询来客，请指正此词瑕疵，岳珂年轻敢言，说它略嫌用典太多。词坛名宿当真听进了年轻人的意见，“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桯史》）。其实正是这样多的用典，才让这首词有了它所应有的沧桑和厚重，有了在艰难时局中难以言说的隐痛感。可叹的是，晚年辛弃疾的全部精神也只有寄托在这字斟句酌的填词事业里了。
开禧二年（1206年），宋军正式展开北伐，史称“开禧北伐”，其结局果然应了辛弃疾“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的预言。时任礼部侍郎的史弥远伪造宁宗诏书，使党羽刺杀了早已众叛亲离的韩侂胄，将首级恭送金国。
韩侂胄的时代就这样结束了，接下来南宋将进入漫长的史弥远时代。生活在史弥远时代的宋人或许会觉得连秦桧都算不得太坏，幸好辛弃疾并没有那么长寿。
[6]填词该不该推敲
前述岳珂的记载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即“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岳珂不禁感慨“其刻意如此”。今天我们会欣赏辛弃疾的苦吟态度，这分明是对文学创作精益求精么，然而在当时，对填词如此刻意，如此用心，如此反复推敲，并非什么光彩的事情。
写诗可以认真，如杜甫“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唐代诗人卢延让更有《苦吟》一诗，自述作诗的辛苦：“莫话诗中事，诗中难更无。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这是说诗人在构思的时候，为了一个字的推敲，不知不觉便捻断了好几根胡须。
写诗是正经的文学创作，无论如何认真都不过分，但词只是茶余饭后的消遣，所以士大夫最适宜的填词态度是“以余力为之”。晏殊正是典范，而晏幾道、柳永那样专力填词的人注定只能在主流社会的边缘徘徊。“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为宋词名家贺铸的词集作序，这篇序言最能说明主流态度：
文章之于人，有满心而发，肆口而成，不待思虑而工，不待雕琢而丽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道也。世之言雄暴虓武者，莫如刘季、项籍，此两人者岂有儿女之情哉？至于过故乡而感慨，别美人而涕泣，情发于言，流为歌词，含思凄惋，闻者动心焉。此两人者，岂其费心而得之哉？直寄其意耳。
余友贺方回，博学业文，而乐府之词，高绝一世。携一编示余，大抵倚声而为之词，皆可歌也。或者讥方回好学能文而惟是为工，何哉？余应之曰：“是所谓满心而发，肆口而成，虽欲已焉而不得者。”若其粉泽之工，则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袪，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盖有不可胜言者矣。（《贺方回乐府序》）
为人作序，主旨一般都是夸赞，而张耒的主旨却是辩护。首先为词辩护，别出心裁地选取刘邦、项羽这两位虓武凭陵的豪杰，说即便是这样的人物，过故乡也会感慨，别美人也会涕泣，情之所至发于歌词，于是有《大风歌》《鸿鹄歌》《垓下歌》，含思凄惋，闻者动心。这样的歌词显然不是出于苦心孤诣的文学创作，而是“直寄其意”，情感自然流露的结果。
继而为贺铸（字方回）辩护：贺铸填词很是受过一些负面评价，倒不是因为他的词写得不好，恰恰相反，人们认为以他这样好学能文的人，诗歌、文章无甚建树，只有填词极尽工巧，这难道还不值得讥讽么？张耒的反驳是：贺铸填词也只是情感的自然勃发罢了，那些工巧的修辞只是“其才之所至，亦不自知也”，是才华的自然流露，并非刻意求工。
当然，这话并不属实。王灼为我们留下了这样的记载：“贺方回《石州慢》，予旧见其稿，‘风色收寒，云影弄晴’改作‘薄雨收寒，斜照弄晴’。又‘冰垂玉箸，向午滴沥檐楹，泥融消尽墙阴雪’改作‘烟横水际，映带几点归鸿，东风消尽龙沙雪’。”（《碧鸡漫志》）
显然贺铸对自己的词作是有过精心打磨的，而张耒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刻意描绘一个“自然天成”的词人，可见填词最不能有的就是认真的态度。任何一个沉溺于奇技淫巧的人，必会为士大夫群体所不齿。
那么对照之下，辛弃疾非但以词的得意之作公开向宾客们征求意见，还会当真因为岳珂的意见而“日数十易，累月犹未竟”，简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或许缘于人以群分，或许缘于时代风气的嬗变，辛弃疾的座上宾（包括岳珂本人）亦不以为协助主人翁打磨词作是一件多么丢脸的事情。
不止于此，就“指出词的向上一途”而言，辛弃疾走得比苏轼更远，甚至可以说走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地步。叶嘉莹有一番很切中肯綮的议论：“苏、辛二人的词都是摆脱了那种绮罗香泽剪红刻翠的作风，而抒写自己襟怀志意的。苏东坡写志的态度与辛弃疾是不同的。苏东坡一方面有儒家的用世志意，一方面有道家旷达的襟怀，可是他的词是他在政治上遭到贬谪、失意之后才去写的，因此多以表现旷达的逸怀浩气为主，并不正面写他用世的志意。辛弃疾却不是这样，他所表现的是他正面的志意。”（《唐宋词十七讲》）
[7]典故的本意与误读
事实上，当辛弃疾以严正的笔法填词，在浅斟低唱的场合震响雷鸣般的黄钟大吕，即便原先仅视填词为“小道”“余事”的人亦会在不自觉间肃然起敬。而辛弃疾之所以能够无视词的“本来面目”，肆无忌惮地笔走龙蛇，成为一代跨界创新的风云人物，这大约也与他“跨界”的身份有关。
他的整个年轻时代都是在金国度过的，于他而言，渡江即是跨界，宋人的许多成见并不曾束缚过他，或者说，他即便在理智上意识到了这些束缚，但这些束缚在他的性格养成期并未能够陶铸他的本性。这个缘故既成就了辛弃疾的词，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譬如引发误会，招人猜忌——《满江红》（笳鼓归来）即是一例。
当时有茶贼陈丰聚众作乱，数千人往来纵横，所向披靡。王佐受命讨贼，以奇兵攻入山寨，一战而完胜。辛弃疾以一首《满江红》为王佐庆功，后者却因此而记恨上他。今天的读者恐怕很难从这首词里读出王佐所读出的意思：
笳鼓归来，举鞭问、何如诸葛。
人道是、匆匆五月，渡泸深入。
白羽风生貔虎噪，青溪路断鼪鼯[49]泣。
早红尘、一骑落平冈，捷书急。
三万卷，龙头客。
浑未得，文章力。
把诗书马上，笑驱锋镝。
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
待刻公、勋业到云霄，浯溪石。
照旧是辛氏掉书袋的风格，也照旧掉得巧妙、贴切。王佐五月出兵，词句便以诸葛亮五月渡泸相比，称赞王佐勋业无双，必定因此加官晋爵，流芳千古。偏偏王佐越是读这首词，越是感觉辛弃疾在讥讽自己。“三万卷，龙头客。浑未得，文章力。”王佐是状元出身，当得起“龙头客”的美誉，但这个龙头客的官位却不是靠文章，而是靠武功得来，难道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吗！
宋代国策一向重文轻武，高级武职甚至不如低两个级别的文职更有尊严和地位，所以武官若立了功，总希望能转成文职，朝廷亦每每以文职作为对有功武将的奖励。王佐原本就是文官，甚至是状元出身的文官，只因为一次临危受命，立了武功，便被说成“浑未得，文章力”，这怎让他想得通呢！
更甚者是“金印明年如斗大，貂蝉却自兜鍪出”，貂蝉是高级文官的头饰，兜鍪是武将的头盔，这话分明是说来年加官晋爵是以今日的武功为阶梯的，一位有羞耻心的文官怎能受得了如此羞辱呢！
这或许要怪王佐敏感得过分，或者说是王佐“传统意识”太深使然。辛弃疾自己就是以武功立业，最得意的经历就是“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毕生更以北伐为志向，哪里会有重文轻武之心呢？他毕竟生于金国，长于金国，整个价值观成型的年轻时代都是在金国度过的，以至于与那些根正苗红的宋人真的有些“文化背景的冲突”了。
[8]以词说理：《玉楼春》（有无一理谁差别）
词到了辛弃疾的笔下，可谓无远弗届，词的一切可能性都被他探索净尽。他会以词说理，如《玉楼春》：
有无一理谁差别。乐令区区浑未达。
事言无处未尝无，试把所无凭理说。
伯夷饥采西山蕨。何异捣齑餐杵铁。
仲尼去卫又之陈，此是乘车入鼠穴。
词前有小序：“乐令谓卫玠：‘人未尝梦捣齑餐铁杵、乘车入鼠穴。’以谓世无是事故也。余谓世无是事而有是理，乐所谓无，犹云有也。戏作数语以明之。”
《世说新语·文学》有载，卫玠小时候向乐令请教人为什么会做梦，乐令的回答是“有所思则有所梦”。卫玠诘问道：“有时候梦到的事物是身体和精神都不曾接触过的，怎能说有所思则有所梦呢？”乐令答道：“这是由情理推衍所致。没人梦见过捣碎葱蒜喂给铁杵，或者乘车进入鼠洞，便是因为既没有这种事，亦没有这种情理。”
辛弃疾不满意乐令的解释，认为“捣碎葱蒜喂给铁杵”与“乘车进入鼠洞”虽无其事，却有其理，于是“戏作数语以明之”，便有了这首《玉楼春》。
词中举出反例：伯夷耻食周粟，于是隐居在首阳山上采薇为食，这种事情何异于“捣碎葱蒜喂给铁杵”呢；孔子周游列国，离开卫国又去陈国，此种颠沛流离又何异于“乘车进入鼠洞”呢？
词毕竟是一种极不宜于说理的文体，叙事也是词的短板，而这首《玉楼春》兼叙事、说理于一身。词人用小序来交代卫玠与乐令那一番问答，继而以词的正文来承担说理的任务。他确实做到了，但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失败的文学实验。当我们梳理词的发展脉络，会发现词序从无到有，从短到长，促进了词的私语化，也弥补了词不擅叙事的短板，但是词的说理一途后继乏人，这当然是注定的事情。
其实词的说理与诗的说理一般，以形象喻抽象则可，以抽象道抽象则否。王国维有一首《浣溪沙》，正是说理的典范佳作：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这首词的妙处就在于以形象喻抽象，其字句背后的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哲学如同漫天的阴霾层积、压迫而来，而这正是读者从形象中去感知，而非从理性上去推知的内容。顾随议论“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一联，有一番五体投地式的评语：“前句一字比一字向上，后句一字比一字向下。有此思想者不知填词，会填词者无此思想，有此思想能填词者，又无此修辞功夫。惟静安先生兼而有之。”（《顾随文集》）
两相比较，我们便易于看出辛弃疾以抽象道抽象的写法确实走错了路，使一件文学作品里的文学趣味荡然无存了。然而这样的错误正是跨界创新中的一种“伟大的错误”，正要有人敢于去犯这种错误，不惜撞一个头破血流，探知这条路终是走不通的，后来者才可以快马轻车地杀向另外的、绚烂的方向。
[9]赋体填词与跨界创新的三例比较
辛词最成功的跨界创新莫过于以赋体填词。中国古代诸文体，赋体最是汪洋纵恣、磅礴跌宕，辛词之“豪”在相当程度上正是由赋体营造出来的。我们读辛词，往往只觉其豪而不知其所以豪，当代之论者又往往只强调思想、情怀上的缘故而忽视形式所蕴含的美学力量。其实只要从形式上稍做拆解，就会发觉“豪放美”背后的赋体手段如何鬼斧神工。
以《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为例，王国维《人间词话》对这首词鼎力赞颂，说它“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它究竟如何做到“语语有境界”，如何做到“能品而几于神”，这就需要我们拆散七宝楼台，认真做一番梳理工作了。先看全词：
绿树听鹈。
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
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
算未抵、人间离别。
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
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身名裂。
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
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正壮士、悲歌未彻。
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
谁共我，醉明月。
词题“别茂嘉十二弟”，茂嘉是辛弃疾堂弟，生平无可考。题下还有小注：“鹈、杜鹃实两种，见《离骚补注》。”似乎辛弃疾忽然有了博物学家的认真态度。
搬出《离骚补注》免使听者挑剔“绿树听鹈。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美国汉学家薛爱华对唐代文人某种创作特点的总结其实有着远为宽泛的适用性：“这一时期的大多数中国作家，与欧洲中古时期的拉丁语学者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尽管经常写到鸟类，却从不观察自然，而只依赖与鸟类相关的传统比喻和寓言，读者对此能够立即辨认与领会。”（《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是的，作为“与鸟类相关的传统比喻和寓言”，鹈、鹧鸪、杜鹃三种鸟儿各有博物学之外的“深刻”来历。《离骚》有“恐鹈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于是鹈有春天远去、生机停滞、青春不再的象征义。鹧鸪的啼鸣声很像是“行不得也哥哥”，所以每当前途艰险，文人往往就会对杜鹃的啼鸣格外敏感。辛弃疾有一首《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上阕感慨“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欲归而归不得，于是下阕“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杜鹃又名杜宇，是传说中古蜀国君望帝死后所化，为亡国之恨而昼夜悲啼，甚至啼出鲜血。所以杜鹃常与家国之恨或任何绝望的悲情联系在一起，如李商隐《锦瑟》有“望帝春心托杜鹃”，文天祥《金陵驿》有“化作啼鹃带血归”。
这三种鸟儿，任何一种的啼鸣声都足以使人断肠，更何况在耳边交替唱响呢。一场送别的情感基调就这样被“绿树听鹈。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浓墨重彩式地设定出来了。我们也因此不再以为这只是一场仅仅关乎个人感情的普通离别，不，它一定和一个更宏大的背景——最有可能的便是国仇家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词人并不讲明，但听者与读者已经有了隐隐的察觉。
其实以词送别，我们最容易想到柳永名篇《雨霖铃》（寒蝉凄切），那才是别离词的“正体”，对照如下：
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都门帐饮无绪，方留恋处，兰舟催发。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此去经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
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
上阕以秋景起兴，从眼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而及辽远“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下阕从当下转入永恒，从个体的、当下的离别转入无数时光里的无数人、无数次的离别，然后再从永恒回到当下，写离别之后的怅惘。我们普通人的离愁别绪，总会或多或少地经历这样的心路。
但辛弃疾给出完全不同的写法。上阕以春夏之际鹈、鹧鸪、杜鹃三种鸟儿的悲鸣起兴，继而作比，鸟儿的悲鸣与春天的终结都比不了人间离别的悲苦。词写到这里，似乎就要点题“别茂嘉十二弟”，词人却一笔宕开，铺陈种种离愁别恨的典故：“马上琵琶关塞黑”写昭君出塞，远别故国；“更长门翠辇辞金阙”写汉武帝皇后陈阿娇失宠，辞别帝阙，幽闭在长门宫内；“看燕燕，送归妾”写卫君夫人庄姜于国乱之后送别戴妫，为作《燕燕》一诗以“见己志”，其中有“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是《诗经》送别作品中的名句。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燕燕》未必真与庄姜、戴妫有关，但《毛诗序》这样解说，奠定了古人的主流理解。
词到下阕，一般会有转折，辛弃疾却继续铺陈别离典故：“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写李陵对苏武的送别；“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写燕太子丹、高渐离等人于易水送别荆轲。铺陈至此终结，“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啼鸟”即上阕鹈、鹧鸪、杜鹃三种悲鸣的鸟儿，词人想象它们若解得上述人间别恨，啼鸣声一定还要悲切许多。最后以短促的一句“谁共我，醉明月”戛然收束，至此方才点题，意即随着茂嘉十二弟的离去，再没有知音在自己身边相伴了。
这样的词，全然不是柳永《雨霖铃》（寒蝉凄切）那样的结构，沛然以上千年各种离愁别恨的堆积，于不言中言说对茂嘉十二弟的惜别。熟悉六朝骈文的读者会迅即想到江淹的名文《恨赋》，是的，辛弃疾这首《贺新郎》正像以词的规模、体量作成的一个浓缩版的《恨赋》。我们看《恨赋》原文：
试望平原，蔓草萦骨，拱木敛魂。人生到此，天道宁论。
于是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剑，诸侯西驰。削平天下，同文共规，华山为城，紫渊为池。雄图既溢，武力未毕。方架鼋鼍以为梁，巡海右以送日。一旦魂断，宫车晚出。若乃赵王既虏，迁于房陵。薄暮心动，昧旦神兴。别艳姬与美女，丧金舆及玉乘。置酒欲饮，悲来填膺。千秋万岁，为怨难胜。
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若夫明妃去时，仰天太息。紫台稍远，关山无极。摇风忽起，白日西匿。陇雁少飞，代云寡色。望君王兮何期，终芜绝兮异域。
至乃敬通见抵，罢归田里。闭关却扫，塞门不仕。左对孺人，右顾稚子。脱略公卿，跌宕文史。赍志没地，长怀无已。及夫中散下狱，神气激扬。浊醪夕引，素琴晨张。秋日萧索，浮云无光。郁青霞之奇意，入修夜之不旸。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若乃骑叠迹，车屯轨，黄尘匝地，歌吹四起。无不烟断火绝，闭骨泉里。
已矣哉！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我年轻时读古文，《恨赋》是最爱的一篇，因为它的所谓“中心思想”简单到极致，一言以蔽之即“人生有各种不如意”，但它以琳琅满目的排比、铺陈将古往今来无边无际的不如意事华丽丽地“飞流直下三千尺”，还有什么比这样的修辞之美更能打动一颗年轻的心呢？
诗人借鉴过这样的笔法，如李商隐有一首七律《泪》：
永巷长年怨绮罗，离情终日思风波。
湘江竹上痕无限，岘首碑前洒几多。
人去紫台秋入塞，兵残楚帐夜闻歌。
朝来灞水桥边问，未抵青袍送玉珂。
诗题为《泪》，其实可以看作《泪赋》。前六句分别写冷宫怨妇之泪，闺中少妇思念远行夫君之泪，娥皇、女英思念舜帝之泪，襄阳百姓缅怀羊祜德政之泪，昭君出塞之泪，霸王别姬之泪。尾联逆转：以上种种泪水，都不及自己此时以低级官员的身份为高级官员送行时的伤心。
意思讲得太夸张，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将这首诗当作谐谑之作来看。事实也许真是这样，李商隐只是为了雕琢这样一种新奇的诗歌形式罢了，内容本身无足轻重。显然李商隐在辛弃疾之前就做过这种跨界创新的文学实验，但赋体用之于诗似乎并不如用之于词来得妥帖并有力。
诗的形式太规整，尤其是律体诗，一旦句句排比、铺陈，失去了原本应有的“起承转合”的结构，读起来简直不似诗而似谣谚了。很可能正因为这个缘故，李商隐的文学实验终归昙花一现，始终乏人跟进。然而长调词牌，尤其是《贺新郎》这种，短句与长句的组合很有骈文所谓“骈四俪六”的节奏感，读起来仿佛是骈文的变奏。辛弃疾找准了症结，切中了肯綮，恍然于六朝奥窔，于是才踏出词坛一片美丽新世界。
诗体应当如何写恨与泪，在传统手法里，李商隐其实做到过极致，五绝《天涯》正是典范：
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
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
“在天涯”已经足够令人悲恸，更哪堪“天涯日又斜”的日将暮、春将尽呢？“啼”字一语双关：鸟鸣为“啼”，啼哭亦为“啼”。黄莺的啼鸣，诗人的啼哭，两个形象亦真亦幻地交叠在一起，两个生命似乎也在亦真亦幻中懂得彼此。于是末两句恍如诗人向黄莺的恳求：如果你也有泪，如果你也懂得我的伤心，就请你用你的泪水为我打湿最高处的那朵花儿吧。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就是这样高洁而绚烂，又有几分孤芳自赏，几分顾影自怜。
这是典型的诗笔，词的小令也可以如此来写。以七律写恨写泪，亦有大量典故堆砌，最正统的笔法不妨以钱谦益《读梅村宫詹艳诗有感书后》四首之四为例：
银汉依然戒玉清，竹宫香烬露盘倾。
石碑衔口谁能语，棋局中心自不平。
禊[50]日更衣成故事，秋风纨扇又前生。
寒窗拥髻悲啼夜，暮雨残灯识此情。[51]
八句诗用到七则典故，前六句句句用典，看似与《泪》无异，实则大相径庭。诗题“梅村”即吴伟业，吴伟业在南明弘光朝任东宫少詹事，故称“梅村宫詹”。吴伟业年轻时候，“秦淮八艳”之一的卞赛对他情有独钟，欲以身许，他却顾虑重重，慧剑终于斩断情丝。明亡以后，卞赛变容为女冠南下，自号玉京道人。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年），吴伟业、卞赛同聚常熟钱谦益宅，卞赛托病不与吴伟业相见，后者感而赋诗，即钱谦益诗题所谓“梅村宫詹艳诗”。亡国大背景下才子佳人的爱情悲欢最有感人的力量。钱谦益以见证人的身份作诗四首，以上是四首中的最后一首。
首句“银汉依然戒玉清”用《独异志》典故：“秦并六国时，太白星窃织女侍儿梁玉清逃入小仙洞，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丁搜捕太白归位。”典故可以有两重引申义：一是以梁玉清喻卞赛，二是诗人以梁玉清自比，以梁玉清被天帝贬谪比喻自己被清朝羁系。
第二句“竹宫香烬露盘倾”，汉武帝建有竹宫与承露盘，于是竹宫香烬、露盘倾覆便隐喻着大明王朝的覆灭。
第三句“石碑衔口谁能语”，意即明朝遗民虽然满腔悲愤，却因惧祸而噤声。乐府《读曲歌》有“石阙生口中，啣碑不能语”，这是以字谜、谐音为诗，“石阙”即“石碑”，“石阙生口中”亦即口中衔碑，“碑”与“悲”谐音，所以“啣碑不能语”亦即“衔悲不能语”。
第四句“棋局中心自不平”，这里的“棋局”指弹棋的棋盘，棋盘中间高而四边低，李商隐《无题》诗有“莫近弹棋局，中心自不平”，以棋盘中心的“不平”隐喻自己心中的不平。
第五句“禊日更衣成故事”，用卫子夫得幸于汉武帝的典故。第六句“秋风纨扇又前生”用班婕妤见疏于汉成帝的典故。这一组典故也可以做两重理解：既隐喻江山鼎革之后，卞赛这等前朝红粉只有在缅怀旧事中不断伤感下去，再没有再度风光的可能；亦暗指诗人自己与吴伟业这些深受前朝国恩的士大夫在新朝里的飘零命运。
第七、八两句“寒窗拥髻悲啼夜，暮雨残灯识此情”，用《赵飞燕外传》的典故：樊通德讲述赵飞燕姐妹的故事时百感交集，于是“顾眎烛影，以手拥髻，凄然泣下”。多少前朝旧事，只让人话旧生哀。
这首诗与李商隐的《泪》同样体裁，也几乎是句句用典，诗意却迥然有别。正是赋体与诗体的区别造成了这种不同：钱谦益用典虽多，却不铺陈，而是严守律体诗“起承转合”的结构，写得一波三折、峰回路转，正合律体诗的“本色当行”。
经过以上这些比较，便可见出跨界创新绝不像看上去那么容易，尤其在价值一元化的古代社会里。所以种种大胆的跨界是由辛弃疾这样一个由金入宋的虓武凭陵的跨界者，一个“壮岁旌旗拥万夫”的豪杰，而非“江湖夜雨十年灯”的文士来完成，倒也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他这样一个“出格”的人，一个在文化上总有些水土不服的人，在江南世界里遇到各样的误解、猜忌，总感慨“无人会、登临意”“知我者、二三子”，当然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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