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叔「人间[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共]东[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王国维《人间词话》

    [1]盗甥案：一代文宗的龌龊阴私

    如果依照时间顺序，欧阳修这一章显然要排在苏轼的章节之前。而我之所以做了相反的安排，是为了顺应一个逻辑上的顺序：苏轼“避席畏闻文字狱”，将文学创作的热情更多地赋予“无足轻重”的小词，然而在政坛的波诡云谲里，一首最“无足轻重”的小词其实也可以毁掉位高权重者的政治生涯，欧阳修的“盗甥案”便是一个显例。

    在儒家传统里，诗总是充满各种政治讽喻的。只要脑筋稍稍活络一点，在诗句里寻找作者的“政治污点”并不是很难的事情。词只是娱乐文学，写的无非是一场场风花雪月的故事，在北宋年间并不被人看重，然而在你的政敌眼里，即便无法从你的诗句中寻找危险的政见问题，也不妨另辟蹊径，从你的词作里发掘你污秽不堪的作风问题。

    是的，词，总是最容易和生活作风扯上关系。所以比之诗的文字狱，词的文字狱总多了几分猥琐的色彩，使当事人连招架都羞于用力。

    今天的读者几乎都是从写于滁州的《醉翁亭记》认识欧阳修的，而欧阳修之所以被贬滁州，正是因为一场不堪的词狱。

    事情是由开封府审理的一起通奸案肇端的：欧阳晟的妻子张氏与男仆私通，事败见官之后，或许是出于恐惧过度，张氏除了对奸情供认不讳之外，竟然还供出了婚前的一段不伦之恋，说自己小时候寄住在舅父欧阳修家，和舅父很有一些暧昧。

    那时候的欧阳修已是官运亨通、名满天下的人物，所以张氏的供词简直在舆情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欧阳修被迫做出自辩，除了鸣冤之外，还交代出这个外甥女其实和自己并没有任何意义上的血缘关系，请世人不要妄作乱伦方面的揣测：张氏的母亲确实是欧阳修的妹妹，但她续弦于张龟年，抚养着丈夫与其前妻所生的一个女儿；后来张龟年早故，欧阳氏便带着继女投奔兄长；待这女孩子长大成人，欧阳修便以舅父的身份主婚，将她许配给了自己的堂侄欧阳晟。来龙去脉就是如此这般，那些刺激群氓肾上腺素的丑事纯属捏造。

    欧阳修自辩的重点是：这个外甥女随着继母到自家寄住的时候只有七岁，任自己再如何风流俊赏，难道会和一个七岁的小女孩发生什么吗？

    欧阳修的确抓住了问题的重点，简直没有给对手留下任何可以反击的余地，但所有人都万万没有想到，面对这样的辩词，有个名叫钱勰的官员冷冷笑道：“七岁不正是学簸钱的年纪么！”

    [2]词的情色暗示

    簸钱是一种赌赛游戏，曾是在唐代的宫女间最流行的一种排遣寂寞的方式。游戏极简单，只消各自将手中的一把铜钱摇晃几下，抛在地上，以正反面的多寡决定胜负。钱勰的冷笑，是因为“簸钱年纪”恰恰与欧阳修的一首《望江南》构成了完美的呼应：

    江南柳，叶小未成阴。

    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

    留取待春深。

    十四五，闲抱琵琶寻。

    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

    何况到如今。

    并不需要任何程度的深文罗织和捕风捉影，稍有文学基础的人都可以读出这首词藏在字里行间的色情隐喻。“柳”是经典的女性意象，“阴”通“荫”，一语双关，字面义为树荫，又暗示着女孩的成熟，杜牧有诗“绿叶成阴子满枝”就是运用这种象征手法的经典之作。“江南柳”既然“叶小未成阴”，即小女孩年纪尚幼，于是“人为丝轻那忍折，莺怜枝嫩不胜吟”，人不忍攀折柳枝，黄莺也不忍轻率地道出春意——这一组对仗互文见义，“人”与“莺”皆指代着流连风月的男性——不妨“留取待春深”，等她长大成人之后再向她示爱好了。

    转眼她便已是十四五岁的年纪，词人见她“闲抱琵琶寻”的样子，不禁回忆起当年那个小女孩“堂上簸钱堂下走”的稚嫩情态。“恁时相见已留心”，那时候就已经对她有意了，“何况到如今”，何况如今她真的已到了“成阴”的美丽年华呢。

    [3]作为低俗文体的小说

    欧阳修的一些支持者深信这首词只是政敌的栽诬。

    空穴来风，事出有因，那位考据出“簸钱年纪”的钱勰正是吴越武肃王钱镠的六世孙。欧阳修编撰《新五代史》，对吴越多有贬词，这难免使人疑心钱勰借题发挥、公报私仇。《尧山堂外纪》有载：“欧公词出钱氏私志，盖钱世昭因公《五代史》中多毁吴越，故诋之，此词不足信也。”释文莹《湘山野录》则有记载说：

    “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梯空伫立，宿雁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连短亭。”此词不知何人写在鼎州沧水驿楼，复不知何人所撰。魏道辅泰见而爱之。后至长沙，得古集于子宣内翰家，乃知李白所作。

    又欧阳公顷谪滁州，一同年（忘其人）将赴阆倅，因访之，即席为一曲歌以送，曰：“记得金銮同唱第，春风上国繁华。而今薄宦老天涯，十年岐路，孤负曲江花。闻说阆山通阆苑，楼高不见君家。孤城寒日等闲斜，离愁无尽，红树远连霞。”其飘逸清远，皆白之品流也。公不幸，晚为憸人构淫艳数曲射之，以成其毁。予皇祐中，都下已闻此阕歌于人口者二十年矣。嗟哉！不能为之力辨。……

    释文莹与欧阳修颇有交谊，很为盗甥案不平，特地征引欧阳修一首即席创作的《临江仙》（记得金銮同唱第）以说明欧词的核心特质是“飘逸清远，皆白之品流也”，与李白《菩萨蛮》（平林漠漠烟如织）属于同一个品类，而那些格调低下的艳词纯属敌对势力的构陷。

    以写有艳情内容的“低端文体”来栽诬政敌的生活作风，这绝不是什么新奇的伎俩。在词的兴起之前，是小说承担着这个不光彩的使命。

    在古代文学史上，小说的地位即便不比词更低，至少也同属于无足轻重的小道。今天我们所谓“四大名著”云云，是一个极具现代性的概念，绝不可能得到那些正襟危坐的古人的认同。

    唐代“牛李党争”的时候，一部叫作《周秦行纪》的笔记小说忽然在文人雅士间流行起来，据说作者就是牛党党魁牛僧孺。书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样一段记载——当然，使用的是牛僧孺的第一人称：我在贞元年间进士落第，回返河南，在暮色中迷失了方向，偶然走进了一所大宅。大宅的主人竟然是汉文帝的母亲薄太后，更加离奇的是，薄太后唤出了历代绝色女子与我作陪，有王昭君、戚夫人、杨玉环、潘淑妃，然后宾主答拜，相谈甚欢。席间杨玉环问我如今是谁做皇帝，我答说是唐代宗的长子李适。杨玉环笑道：“没想到沈婆的儿子做了天子。”后来薄太后与一众美姬各自作诗以助酒兴，我也赋诗作答。待到夜色渐深、人须归寝时，薄太后使王昭君与我为伴。一夕欢好，第二天未明时依依作别。天明之后我行至大安，询问当地人，当地人说离此十余里的地方有一座薄后庙。但是，待我返回薄后庙时，只看到一片断壁残垣，全不复昨夜之所见。一切恍如梦幻，只有我衣服上沾染的香气一连十余日不歇。

    书生艳遇，这在唐传奇里屡见不鲜，但这则故事委实与众不同。牛僧孺位居宰辅，竟然自曝年轻时的荒唐，而荒唐倒在其次，那昭然若揭的僭越之心才是最令人瞠目的。所有艳遇的对象非仙非妖，非是大家闺秀或小家碧玉，却是历代帝王后妃，尤其借杨贵妃之口称当时天子为“沈婆的儿子”，这是何等的轻蔑与讥诮呢。就算这不是什么认真的笔记，而是一篇第一人称的小说，以这样的笔墨也逃不脱大不敬的罪名。

    偏偏牛僧孺真的会写小说，唐文学里极著名的《玄怪录》就出自他的手笔。若说这《周秦行纪》是牛僧孺写的，在当时真会有不少人相信。

    然而史学家悉心考证之后，却发现真正的作者来自政敌的阵营，即李德裕的门人韦瓘。党争时期，各人无所不用其极，那些才华横溢、文采斐然的读书人每每编造小说攻讦对手，李党还编写过《牛羊日历》《续牛羊日历》，很有技巧地将牛党人物一一丑化。

    用形象化、标签化的语言丑化对手，这是所有政治技巧里最常用也最有效的一种。刻薄的形象总会直指人心。尖酸的标签一旦贴上，往往一辈子都揭不下来。

    [4]《十香词》冤案

    诗体其实也有轻浮的一面。我们看《唐诗三百首》这个最流行的唐诗选本，其作品的排序不像今天的通常选本一样依据作者生卒时间的次序，而是依诗体排序，依次是五言古诗、乐府，七言古诗、乐府，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乐府，五言绝句、乐府，七言绝句、乐府。

    这样的排序肯定会令初学者感到匪夷所思，其实它暗含着古人一种特殊的逻辑：诗体以四言为最古，因为《诗经》就是以四言为主的，然后诗体流变，渐次出现五言诗和七言诗，其中古诗早于律诗，律诗早于绝句。至于各“乐府”，体例如五言古诗的就附在五言古诗之后，体例如七言绝句的就附在七言绝句之后。

    这样的次第，虽然在考据上还有细节需要纠缠，但大体而言是不差的。而在厚古薄今的思想传统里，“古”则意味着古雅、质朴，“今”则意味着华丽、浅薄。这倒也符合文学演进的基本脉络，而各个时代的诗人也会根据这样的定位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诗体。譬如李白首选五古、七古，文字不须雕琢，“斗酒诗百篇”可也；杜甫首选五律、七律，对仗工整，音律铿锵，处处体现着“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旺盛斗志，而绝句无奈地成为所有诗体中最轻浮的一种，承载着太多“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这类风流倜傥、招蜂惹蝶式的内容。

    举例而言，巫山神女与楚襄王的故事激发过历代诗人的太多热情，绝句适合吟咏其浪漫、香艳的一面，如李群玉《宿巫山庙》二首：

    寂寞高堂别楚君，玉人天上逐行云。

    停舟十二峰峦下，幽佩仙香半夜闻。

    庙闭春山晓月光，波声回合树苍苍。

    自从一别襄王梦，云雨空飞巫峡长。

    然而古体诗，尤其是五言古诗，却很适宜摆出谏臣的姿态提出庄严的告诫，如苏拯《巫山》：

    昔时亦云雨，今时亦云雨。

    自是荒淫多，梦得巫山女。

    从来圣明君，可听妖魅语。

    只今峰上云，徒自生容与。

    于是，说回本章主题，如果要用诗体来栽诬一个人的生活作风，绝句显然会是不二之选。辽国贤后萧观音就是死于一组五言绝句的，是为辽史上一段有名的《十香词》公案。

    萧观音，即辽道宗懿德皇后，契丹第一才女。契丹人其时汉化很快，北宋名相富弼在《河北守御十二策》就说过辽与西夏“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在这一新的夷夏之辨中，华夏的文明优势夷狄已应有尽有，而夷狄的劲兵骁将又为华夏所不及。辽国发展到辽道宗耶律洪基的时候，汉化程度已经相当之深，辽道宗本人便能写一手不错的汉文格律诗，怀抱着“愿后世生中国”的美好希望。如果你对耶律洪基的印象完全来自《天龙八部》，只要完全做相反的想象就对了。

    辽道宗这位才子皇帝与出身皇后世家的萧观音本是青梅竹马，但再好的感情基础也敌不过权力斗争里的人心险恶。权臣耶律乙辛诬陷萧观音与伶人赵惟一私通，一项重要的罪证就是“出自萧观音之手”的一组《十香词》：

    青丝七尺长，挽作内家妆。不知眠枕上，倍觉绿云香。

    红绡一幅强，轻阑白玉光。试开胸探取，尤比颤酥香。

    芙蓉失新艳，莲花落故妆。两般总堪比，可似粉腮香。

    蝤蛴那足并，长须学凤凰。昨夜欢臂上，应惹领边香。

    和羹好滋味，送语出宫商。定知郎口内，含有暧甘香。

    非关兼酒气，不是口脂芳。却疑花解语，风送过来香。

    既摘上林蕊，还亲御苑桑。归来便携手，纤纤春笋香。

    凤靴抛含缝，罗袜卸轻霜。谁将暖白玉，雕出软钩香。

    解带色已战，触手心愈忙。那识罗裙内，消魂别有香。

    咳唾千花酿，肌肤百和装。无非噉沉水，生得满身香。

    《十香词》据称是萧观音写给赵惟一的，以十首绝句一一描述了女人身体从头到脚的十种香气。即便不存在什么“私情”，这一组诗歌也实在香艳得不像话了。耶律乙辛的帮凶们趁热打铁，向皇帝点明萧观音的一首咏史七绝暗藏玄机：

    宫中只数赵家妆，败雨残云误汉王。

    惟有知情一片月，曾窥飞燕入昭阳。

    这首诗字面上是吟咏汉宫赵飞燕的故事，然而字里行间暗藏了“赵”“惟”“一”三个字，合起来岂不正是“奸夫”的姓名么。

    辽道宗正如任何一个得知了妻子外遇的丈夫一样怒火中烧。他的身份使他可以肆意惩罚他想惩罚的人：赵惟一被满门抄斩，萧皇后被赐白绫自尽，萧皇后所生的太子亦未能幸免——这才是耶律乙辛的真正目的。

    在自缢之前，萧皇后完成了人生最后一场文学创作，以离骚体写就一首绝命词：

    嗟薄福兮多幸，羌作俪兮皇家。

    承昊穹兮下覆，近日月兮分华。

    托后钩兮凝位，忽前星兮启耀。

    虽衅累兮黄床，庶无罪兮宗庙。

    欲贯鱼兮上进，乘阳德兮天飞。

    岂祸生兮无联，蒙秽恶兮宫闱。

    将剖心兮自陈，冀回照兮白日。

    宁庶女兮多渐，遏飞霜兮下击。

    顾子女兮哀顿，对左右兮摧伤。

    其西曜兮将坠，忽吾去兮椒房。

    呼天地兮惨悴，恨今古兮安极。

    知吾生兮必死，又焉爱兮旦夕。

    有注家以为这首绝命词就是萧皇后的自供状，根据是词中一句“虽衅累兮黄床”，表示自己确有私情。这里需要澄清一下。通篇来看这首绝命词，分明是在给自己鸣冤叫屈；以离骚体写就，大有把自身遭遇比作屈原受谗的意思。至于“黄床”一词，实无关于男女之事，其典出自扬雄《太玄》“邪其内主，迂彼黄床”，这两句历来虽无确解，但可以肯定的是，上下文是以“妻子主内”为主题的，所以绝命词之“黄床”当可理解为后宫。

    绝命词当然会有最凝重的基调，所以古雅的诗体往往成为首选，萧观音选择了骚体。再如文天祥，为绝命诗选用了《诗经》式的四言体：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

    唯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5]作为风流才子的欧阳修

    《十香词》冤案的亲历者王鼎有这样一段总结陈词：“懿德（萧观音）所以取祸者有三，曰好音乐与能诗善书耳。假令不作《回心院》，则《十香词》安得诬出后手乎！”（《焚椒录》）

    这样的看法当然仅仅得乎皮相，即便萧观音并非一位多才的文学女性，处心积虑的政敌难道就此束手无策了不成？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敌的栽诬确实迎合了时人心中对一位高贵的文学女性的刻板印象，所以倒也不难取信于人。那么话说回来，欧阳修被栽诬了一桩《望江南》词案，倒也符合他一贯给人的“风流”印象。欧阳修的词，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正是“风流”二字。

    尤其在年轻时，欧阳修的身上一点都看不出一代宗师的影子。时人嫌他恃才放旷，诋他有才无行。这倒不是冤枉，初入官场的欧阳修确实有一点小人得志的嘴脸。好容易才从贫寒转入富贵，心态上难免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幸而欧阳修甫入官场便在钱惟演手下做事。钱惟演喜欢闲适优雅的生活，最擅长的不是做事，而是不做事，欧阳修便乐得迟到、早退、旷工，和相好的同僚们吟诗作对，游山玩水，公务这等俗事自然是不会放在心上的。

    钱惟演这等老江湖，早已修炼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无论做事或不做事，对分寸都拿捏得极稳。欧阳修却是年轻新进，心如野马，易纵难收，稍不小心便潇洒得过了头，忽然和一名官伎谈起了一场美丽的恋爱。

    欧阳修一贯迟到、早退，视公务为无物，钱惟演非但不加督责，反而给了太多鼓励。但是，欧阳修终于玩得越界了。某天钱惟演在后园设宴，唯独欧阳修和那名官伎迟迟不至。待两人终于露面，在席间却只顾眉目传情。

    钱惟演故意责备官伎姗姗来迟。后者仓皇之下，胡乱编了一个理由：“因为天气酷热，便往凉堂小睡，醒来后发觉丢了金钗，遍寻不得，故此耽搁了时间。”钱惟演并不点破，却只道：“若得欧推官一词，我当偿付你的钗价。”

    责罚者大有雅趣，被责者亦不失急才。欧阳修即席填写了一阙《临江仙》，将官伎失钗的情景点染得如诗如画：

    柳外轻雷池上雨，

    雨声滴碎荷声。

    小楼西角断虹明。

    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

    玉钩垂下帘旌。

    凉波不动簟纹平。

    水精双枕，傍[44]有堕钗横。

    词意是说池塘上刚刚下过了雨，那雨景是温柔的：雷只是轻雷，雨只是疏雨。雨方停，小楼西角现出了一段明媚的彩虹，倚栏而立的人也许就这样痴痴地立到月亮升起的时候，陷入迷醉的情绪里无法自拔。那官伎小睡的所在最美，帘栊虽然垂下，却有燕子隔帘窥探，而那支失落的金钗，不就横在水精双枕的旁边吗？

    不乏注家为贤者讳，不愿承认这首小词里的情色意味。如周汝昌有言：“欧公此处，神理不殊，先后一揆。若作深求别解，即堕恶趣，而将一篇奇绝之名作践踏矣。”（《唐宋词鉴赏辞典》）其实若放下一些敬畏的话，我们不难发现词中反复出现的情色意象：雷雨、断虹，若虚若实，结尾特意点明“双枕”，便一下子使之前那些虚实不定的意象完全有了色诱的味道。

    小词写得如此巧妙，立时博得了满堂彩声。钱惟演当下令官伎向欧阳修斟酒致谢，并批示以公款偿付钗价，使一场问罪翻为一场文坛佳话。而欧阳修虽然凭着急才化险为夷，却也从此收敛了许多。聪明人之间的事情，从来都是这样点到即止、心照不宣的。

    [6]此恨不关风与月

    成熟之后的欧阳修，填词愈发有成熟的风流韵致。因其风流，所以豪放。他虽然不以豪放词名家，却隐隐然启发了豪放一脉的词风。王国维《人间词话》有议论说：“永叔（欧阳修）‘人间[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与[共]东[春]风容易别’，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所以尤高。”

    婉约词最容易写得小家子气，豪放词最容易写得粗鄙无味。正如为人，有人标榜文雅，结果却使人觉得迂腐做作，有虚伪气；有人标榜耿直，结果却使人觉得缺乏教养，素质低下。所以孔子才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欧阳修的词最有“文质彬彬”的气质，王国维所列举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以及“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正是显例。这几句词出自同一首《玉楼春》：

    尊前拟把归期说[45]。欲语春容先惨咽。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离歌且莫翻新阕。一曲能教肠寸结。

    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

    摆酒话别，待要承诺归期，却伤心得说不出话来。所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与鸟何尝懂得溅泪与惊心呢，风花雪月皆是自然无情之物，只是承载着人生感情的投射罢了。我们此时此刻的离愁别恨亦如古往今来所有人的离愁别恨一般，是人类亘古无解的感情难题。离别的歌曲就唱到这里吧，仅一曲便足以令人肝肠寸断。但是，不要这样轻易地分别，且待我们赏遍洛阳的似锦繁花吧。

    尤其“尊前”与“离歌”四句，将伤春伤别的情绪推到极致，仿佛悲从中来，不可断绝，但是“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这几句却以豪放洒脱的气魄将浓得化不开的悲情涤荡净尽。豪放之语以柔情为根，洒脱之态以浓情为本，于是才可以“于豪放之中有沈著之致”。

    南唐大词家冯延巳填过一首很有名的小词，起句是“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一日，冯延巳陪南唐中主李璟同游，李璟笑问他这位宠臣道：“吹皱一池春水，干卿甚事？”冯延巳谄媚作答：“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

    冯延巳想是生怕亦擅诗词的李璟忌妒自己的佳句，便推举出李璟的名句而谦称不及。其实若抛开这些人际关系上的试探与纠结，李璟的问题实则意味深长——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就是中国一切诗歌美学的根本问题。试想若你自己也是一名诗人，当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这不过是最自然、最普通不过的自然现象罢了，更何况这春风春水既不可充饥，亦不可御寒，说到底究竟关你何事呢？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欧阳修这两句词正是最好的回答。风也好，水也好，水面因风而起的縠纹也好，本与我们没有任何干系，不过因为我们心内的情痴，故而每每在风前、水前、水面因风而起的縠纹前，或触景生情，或因物起兴罢了。

    饶有趣味的是，在西方的美学传统里，这任一的风、任一的水、任一的水面因风而起的縠纹，背后都是唯一的风、唯一的水、唯一的水面因风而起的縠纹，亦即上帝或任何神祇在创世之前所产生的唯一且完美的构思，柏拉图的“理念说”便由此而来。也就是说，一切的风光物象之美，在我们而言是因心绪而美，在西方的文人看来，却是因为创世神的构思而完美。所以欧阳修“人生”二句，隐隐然道出了中国美学传统区别于西方美学的最核心的特质，当然，这是欧阳修本人不曾想过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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