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片健康、宽容、风雅的土壤，宋词的花朵由此盛开。

    [1]帮派社会、部落社会与精英社会

    今天的普通读者最熟谙的历史朝代莫过于明、清。除了时序较近的缘故，也因为这两个朝代的社会格局最容易激发现代人的心理认同。钱穆有言：“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是的，而他接下来的话语是：“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至少就政治制度来讲，是大大退步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追问起来，之所以有这样一种退步，是因为明朝是一个在黑社会帮派底盘上架构起来的正统王朝，如熊逸所谓：“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于社会最底层，在反元战争中以帮派手段统御军队，于是使明代的政治风气充满了帮派色彩，士大夫形同黑帮马仔，其地位与尊严至此而降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把握‘帮派风格’实为我们理解明史的第一块基石，幸而‘帮派风格’大有平民社会的意味，比起周代的封建格局、汉代的贵族习气、唐代的门阀传统更容易被今天的读者接受，甚至亲近感也更多些。”（《王阳明：生平与学术》）

    在上文的“唐代的门阀传统”之后，还有必要添加一个“宋代的文化精英传统”。但人们太容易用熟悉的框架来认知不熟悉的事物，以至于在今天的大众文化领域，明代以前的历史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置于明、清两代的社会模式中加以解读。

    我们会在明代史料里不断发现：诏狱、廷杖之类帮派风格的“管理艺术”使明代士大夫表现出各种戏剧化的变态人格，以至于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也会令人细思极恐。人对自尊不可能全不在意，而加入这个随时会以脱裤子、打屁股的手段使读书人斯文扫地的朝廷，无疑会造成今日心理学所谓的认知失调——做官的好处与丧失自尊的坏处在人心中反复厮杀，如果前者占了上风，后者就会得到一种自欺欺人的解释。

    所以明代的官员与士子呈现出一种集体的偏执，仿佛心理变态似的，将屈辱解释为荣耀。在对待廷杖的态度上尤其如此，明明尊严丧尽，却偏偏认为这是对“威武不能屈”这一光辉人格的最佳表达，当事人的心里往往充盈着殉道者在自虐和被虐中所获得的精神满足，旁观者也会因此热血沸腾，因为他们自己也是廷杖的受害者或潜在受害者，于是在同一片阴霾下彼此打气。

    历朝历代中能够与之相比的也许只有五代十国时候的南汉政权。南汉末年有一项新政，要做官就先要接受阉割手术，皇帝认为这可以保证官员的忠诚，使他们不会再有为家室盘算的私心。那些阉割晋身的达官显贵轻蔑地称士人为“门外人”，不许他们干预政事。可想而知，在这样的体制下，仍然谋求一官半职的人会是些怎样的角色。明朝的诏狱与廷杖多少要比南汉的阉割好些，但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及至清代，“部落风格”取明代“帮派风格”而代之，主奴关系隐隐然主导一切。说法虽然不甚动听，但事实上，很多人对主奴关系并无反感，反而心生亲切，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各种清宫戏充斥荧屏。群居动物天然就有奴性，弱者永远会依附于强者，强者身边永远不会缺少弱者的献媚。即便不满于身边的强者，不甘做任何人的附庸，但是，对神或上帝的无条件的服从总是好的，甚至会赢得整个社会的道德嘉许。这是镌刻在我们每个人基因里的生存优势，只是在不同的社会里有不同的表现，并被做出不同的道德解读罢了。

    至于今天人们常常标榜的一些美丽的大词，诸如自由、平等、独立，它们必然会带来一些人们很不想要的东西，譬如为选择承担责任或根本无力选择，以及深刻的无所适从之感、生活不确定性的加剧、缺乏终极的心理依归等等。于是我们往往陶醉在清宫戏的主奴关系当中，欣慰于其中那温存的稳定性以及被强者所引领、所保护的感觉，正如青春少女喜欢“霸道总裁”一样。

    宋代社会呈现出相当不同的风貌。既然“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钱穆语），我们也可以说古代中国大体是在宋代终结的。宋亡之后，那个传统的、带着华夏文明古典腔调的世界要么仅在名义上被勉强延续，要么仅余一些细小的残片被重新打磨、包装。所以要理解宋朝，我们必须有意识地撇开“现代中国”的认知框架，当然，这不会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宋朝，尤其是北宋，虽然也有各样的疾患，却大都属于“生理上的”，不曾有明、清两代那种“精神病人”的荒诞气质。读书人进入精英阶层，既不失尊严，亦不乏机会，或仕或隐也完全可以自由选择。即便最严酷的政治斗争，也往往为落败者留有保全性命的余地。

    这是一个一切都有底线且心态相当健全的社会。富贵者可以大胆炫耀，贫贱者可以积极争取，帝王甚至有几分柏拉图所谓“哲人王”的样子，以不俗的文化修养而著称。敏感的道德难题可以公开探讨，历朝历代的“学术禁区”可以尽情左右驰突，甚至很少人会有非黑即白的偏执。试看北宋僧侣释文莹的一段记载：

    熙宁而来，大臣尽学术该贯，人主明博，议政罢，每留之询讲道义，日论及近代名臣始终大节。时宰相有举冯道者，盖言历事四朝，不渝其守。参政唐公介曰：“兢慎自全，道则有之，然历君虽多，不闻以大忠致君，亦未可谓之完。”宰相曰：“借如伊尹，三就桀而三就汤，非历君之多乎？”唐公曰：“有伊尹之心则可。况拟人必于其伦，以冯道窃比伊尹，则臣所未喻也。”率然进说，吐辞为经，美哉！（《湘山野录》）

    熙宁是宋神宗的年号，其时君臣常常在议政之余探讨一些儒学义理。某日论及近代名臣的气节，宰相称许冯道，唐介说冯道事君未能从一而终，算不得完美范例。宰相举伊尹三事夏桀、三事商汤的例子反驳，唐介马上指出伊尹和冯道不宜类比。

    释文莹记载这段辩论，重点在于感慨各位辩手“率然进说，吐辞为经，美哉”，然而站在后世的角度，甚至站在今天的角度，人们都会感慨无论宰相还是唐介，甚至是作为记录人的释文莹，对冯道的认可程度简直来得匪夷所思。冯道是五代乱世里的政坛不倒翁，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其间甚至还向辽太宗称臣。其中后唐、后晋是沙陀王朝，辽国是契丹王朝，这就意味着冯道不但事君不忠，还是个大大的汉奸。

    于是对这样一个人，“讨论”似乎都属于多余的仪节，只应当把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打入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万只脚。任何人只要稍稍表示不同意见，立即会被道德制高点上倾泻下来的口水淹没。这既是今天所有人可想而知的情形，也很符合明、清两代的主流思维模式。殊不知宋代君臣竟然公开探讨这样的话题，半点也不觉得敏感或尴尬，彼此更不曾以道德的大帽子压人。所谓“礼教吃人”对于宋人显然还是一个太前卫的观念——在下一节里我们将会看到，即便是宋朝的女人也鲜有被礼教的利齿无情撕咬并吞噬的。

    [2]国母及其前夫

    两性关系一直都是社会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宋代，尤其北宋，两性关系之开放，有些地方甚至还会超过今天。

    我在这里想讲一对银匠夫妻的故事。四川有一名银匠，名叫龚美，娶妻刘氏。银匠在当时是一种很低贱的职业，收入一般也很微薄。龚美耐不住生活的窘迫，便带着刘氏进京，想让她找个好人家改嫁。偏巧有个大好的机会：宋太宗第三子襄王赵恒久闻四川女子聪慧多才，早有物色之想。于是在襄王府属官张耆的引荐下，刘氏成功跃过龙门，那时她正是十五岁的如花年纪。龚美也借着这一层“裙带关系”，在襄王府邸听差效力，史称“以谨力被亲信”。男女关系中能有如此这般的“共赢”局面，实在令人瞠目。

    故事接下来的发展如同今天宫斗剧的经典模式：虽然襄王对刘氏宠爱有加，襄王的乳母却怎么都看不惯这个来路不明的狐狸精，终于尽职尽责地向太宗皇帝进献忠言去了。刘氏因此被逐出王府，而那位多情的襄王，也只好在一片凄风苦雨中将心爱的女人安置在张耆家里。

    十余年的岁月就这样无情地飞逝，太宗驾崩，襄王竟然继位为帝，就是后来以签订澶渊之盟而闻名的真宗皇帝。此时再无顾忌的宋真宗急忙从张耆家中接刘氏入宫，正式册封为美人。他怜惜刘氏出身寒微，背后没有宗族亲属为援，便有了一件在今天看来着实令人大跌眼镜的壮举：将刘氏的前夫龚美改姓为刘，与刘氏认为兄妹。

    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这一刻真堪称“九五龙飞之始，大人豹变之初”。从此以后，刘氏在宫中的地位扶摇直上，一路晋升为皇后。史载刘皇后“性警悟，晓书史，闻朝廷事，能记其本末”，就这样做了真宗皇帝的贤内助，“真宗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而龚美，现在应该称他为刘美，以国舅的身份马不停蹄地升官发财，官至侍卫马军都虞侯、武胜军节度观察留后。

    及至真宗驾崩，遗诏“尊后为皇太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当时仁宗年幼，刘氏，如今的刘太后，从此开启了北宋历史上一段著名的“垂帘听政”岁月。此时刘美（龚美）已亡故，刘太后所仰仗的“外戚”便是刘美的儿子，亦即前夫的后妻所生之子，还有刘美的女婿与妻兄。其中刘美的妻兄钱惟演算得上宋初历史上的一个名人，还曾做过欧阳修的上级长官。

    这位刘太后在今天其实是个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人物，她就是民间故事“狸猫换太子”的主角。这个故事有其历史原型，而本书第二章的主人公晏殊正是因为历史上真实的“狸猫换太子”一案而受到宋仁宗的冷落。当然，这又是很复杂的故事，不与当下的主题相关了。

    刘太后的出身在当时并未被刻意隐瞒，龚美的家庭关系也是众所周知的。即便在今天，人们都很难想象一代国母，肩负母仪天下的重担，却是个离婚再嫁的女子，前夫还被皇帝认作大舅哥，而前夫再娶之后所生的子女又成为国母最信赖的“娘家人”。如此复杂的“第一家庭”，就这样施施然在大宋子民的平常眼光中安度着静好岁月。而环绕在他们身边的整个士大夫阶层，简直会让我们这些后人产生一种奇妙的幻觉，感觉他们很像是英国诗人埃德温·缪尔所描绘的核战废墟上突然出现的马群：“在我们父亲的时候，把马都卖了，/买新的拖拉机。现在见了觉得奇怪，/它们像是古代盾牌上的名驹/或骑士故事里画的骏马。/我们不敢接近它们，而它们等待着，/固执而又害羞，像是早已奉了命令/来寻找我们的下落，/恢复早已失掉的古代的友伴关系。/在这最初的一刻，我们从未想到/它们是该受我们占有和使用的牲畜。……后来这群马拉起我们的犁，背起我们的包，/但这是一种自由的服役，看了叫我们心跳……”

    [3]妻子与情人

    平凡家庭也有不平凡的故事，让我们再看一段最容易使今天的读者切齿痛恨的感情纠葛。

    官员李之问辞别妻子，远赴京城公干。宋代的官员怎样打发绝不寂寞的出差时光，这是可想而知的。

    倘若连今天的我们都会很轻易地沉迷于宋词的美丽与风雅，更何况宋代那些原本就生活在词的世界里的才子佳人呢？那时候，词不是印在纸面上供人静静地阅读，而是要到一场场的酒宴上，到一座座的歌楼里，听妖娆而迷人的歌女用婉转的歌喉唱将出来的。

    才貌双全的歌女总是最能攫住文士的心，而文士也是歌女们最为期待的归宿。

    这时候的李之问早已经在歌楼的风月里无法自拔了，他迷恋上了当时京城里最著名的歌女之一。她叫聂胜琼，她同样泥足深陷地爱上了他。

    古代家庭与今天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婚姻绝不是爱情的结晶，或者说爱情基本与婚姻无关。婚姻是一项严肃而庄重的家族事业，举案齐眉、相敬如宾才是最理想的夫妻关系。甚至晚近到仅仅二三十年前，“相敬如宾”仍然是人们常用的一个夸赞美满姻缘的褒义词，而今天的年轻人只会觉得这样的夫妻关系非但怪诞，简直恐怖。

    今天我们对婚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言情小说和偶像剧培育出来的，爱情在其中不仅必不可少，还是一种十足正面、可歌可泣的力量。然而在古代社会，爱情与奸情往往是一事的两面，凤毛麟角的深爱妻子的男人很容易沦为全社会讥笑的对象，而那些深入人心的爱情传奇，譬如“中国情人节”七夕背后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其中真的有多少爱情的戏份吗？（关于这个话题，详见本书第一章对秦观一首七夕词的说明。）

    所以古代的爱情往往不会有顺遂的发展，李之问与聂胜琼正处于这样一种局面，更何况李之问家里还有一位严妻呢。京城虽好，但他只是过客，不是归人。公务早已办完，妻子早已来信催促，他也早该踏上归程了。这样的结局，其实聂胜琼不该感到任何意外。那一天她在莲花楼上为他饯行，为他唱起“无计留君住。奈何无计随君去”的句子。这歌声彻底击垮了李之问离别的勇气，刚刚打点好的行装索性再拆散了吧。

    今人的同情心当然会落在李之问妻子的身上。那个远在家乡的无辜女人一定早已从丈夫的迟迟不归中猜到了什么，于是连连寄出催归的信笺。李之问终归是要回去的，聂胜琼也不曾再填新词来拖住他原本就迈不开的脚步。

    山一程，水一程，李之问恹恹地行了数日，忽然意外地收到了来自京城的书信。那是聂胜琼新填的一阕《鹧鸪天》，她知道注定无法挽回什么，但刻骨铭心的相思之痛若不宣泄出来便会毁灭掉自己：

    玉惨花愁出凤城[1]。莲花楼下柳青青。

    尊前一唱《阳关》[2]后，别个人人第五程。

    寻好梦，梦难成。况谁知我此时情。

    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

    上阕回忆当初无可奈何的分手：聂胜琼一副“玉惨花愁”的模样，“柳青青”暗示折柳送别，唱过送别的歌曲，却还是忍不住依恋，送行了一程又一程。“人人”是宋代口语，即“那人”，这里指李之问。“第五程”，即一程又一程相送，送到第五程方才分别。“程”是古代一种不甚精确的里程单位。古人于道路中修建驿站，供行人休息或换马，通常每隔三十里设置一所驿站，两驿为一程。如果一程连行四驿，是为兼程，这就是“兼程赶路”的原始含义[3]。

    下阕描写别后相思：“梦难成”意味着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窗外滴了一夜夜的雨，窗里滴了一夜夜的泪，这样的愁绪无法向任何人倾诉。

    这样一首小词，裹挟着巨大的情感波澜而来，确不是普通人可以轻松招架的。倘若李之问不顾一切地跑回京城，我们无法预料事情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但他只做了同样情况下绝大多数男人都会做出的选择：默默地继续回家之路，将那一纸《鹧鸪天》——当然，肯定不忍撕毁——悄悄藏在了行囊的角落。

    戏剧性的情节就这样发生了：李之问抵家之后，也许是收藏不严，也许是妻子存心搜检，也许是天意弄人，总之这一纸红笺竟然被妻子发现。在如山的铁证前，李之问无法再隐瞒，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作案”经过。

    真正令人意外的逆转结局是，这首不曾令李之问回心转意的《鹧鸪天》竟然深深打动了他的妻子，她是如此深爱并同情这个多情且多才的情敌，以至于拿出自己的妆奁之资，要丈夫为聂胜琼赎身，将她娶回家。

    宋代歌伎脱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聂胜琼在脱籍之外竟然还有如许丰厚的福利！幸福简直来得太突兀、太汹涌澎湃了些。故事的结尾有着古典风格的美好：聂胜琼嫁给李之问为妾，一入家门便捐弃了做歌伎时所有华丽的妆饰，侍奉李妻以主母之礼，这一男二女从此过上了和谐美满的幸福生活。

    有人无力相信在这一场丈夫、妻子与情人的博弈里，竟然每个人都是赢家，也有人认为和谐的结局完全归功于李妻的自我牺牲，她其实是个输家。当然，情感世界里的输输赢赢，一切如鱼饮水，冷暖自知，旁观者的感受始终是隔一层的。

    [4]精英社会的风雅一例

    宋代也是一个士大夫阶层可以坦坦荡荡诗酒风流的时代，即便是那些名臣，譬如因杨家将故事而闻名后世的宰相寇准，真实的生活完全不似杨家将故事中那般俭朴——恰恰相反，最是穷奢极欲的典型。合理合法挣来的富贵，自不妨合理合法地尽情享用。

    北宋名臣宋庠、宋祁兄弟彼此形成有趣的对照。两兄弟出身贫寒，性格各异，靠科举制度跃上龙门。在踏入仕途之后，两兄弟愈发沿着性情所定的方向发展下去：宋庠为人师表，内敛而稳重，所以留在中央担任宰辅；宋祁好大喜功，无论公事、私事，凡事都喜欢铺张，终于离开京城，成为独断一方的封疆大吏。两兄弟彼此看不惯对方的生活态度，于是发生了这样一则趣事：宋庠苦口婆心地劝说兄弟：“难道你忘记了我们贫寒时是如何在辛苦中读书度日的吗？做人不要忘本。”没想到宋祁理直气壮地答道：“我们当时那么艰辛，不就是为了博取后半生的荣华富贵么！”这两种人生观孰优孰劣，今人自有今人的判断，然而在宋氏兄弟生活的时代，人们固然尊敬宋庠，对宋祁却禁不住生出更多的艳羡。

    是的，那是一个享乐主义的时代，宋祁以风流倜傥的性情和平步青云的顺遂大胆地引领着时尚潮流，聘名姬，醉美酒，极尽风雅之能事，将“及时行乐”四个字演绎得淋漓尽致。如果在两兄弟中选取一人来管窥当时的社会，宋祁显然比宋庠更有资格。

    这是一片健康、宽容、风雅的土壤，宋词的花朵由此盛开。我这一本小书自然不可能勾勒宋词的全貌，只是撷取六个重要的节点，尽力为宋词世界画一幅最简约的草图。

    懂行的读者一定会在本书的目录上批评我对柳永的漏选，所以必须辩解一二：这并非疏忽所致，事实上，柳永的戏份始终在其他篇章里有草蛇灰线一般隐现。在词目的选取上，我力图做到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外婆那样：“她买东西从不凑合。不能让智力得益的东西，她是不买的，她相信那些美好的事物会让我们获益匪浅，会教会我们享受超越于物质和虚荣之上的情趣。即便是给某人买一件实用的礼物，比如说一张椅子、一套餐具或一根手杖，她也总要挑上了些年头的，似乎经年不用，就抹去了它的物质性，仿佛能满足使用的需要已在其次，她更看重的是它能否向我们讲述前人的生活。”（《追寻逝去的时光》）

    我相信，在这样的态度里，暗含着美的一些本质，而这正是我们这个蓬勃的商业时代极其稀缺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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