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心灵洗个澡，留一份清洁在心中，一如人类留在潘多拉盒子中亘古不变的希望；给心灵洗个澡，把清洁的灵魂留在高处，去铭记红尘中每一丝转瞬即逝却感人至深的温情，珍惜自己所经历的，便能够使自己握在手中的生命更加美丽和丰盈。
天使没腿也能飞
斯坦利·戴尔
我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一个受伤的天使，而在希腊话里，天使叫Angelos，意为：“爱的传递者，上帝的仆人”。我也提醒她，天使没腿也能飞。15分钟之后，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哽咽了。我抬头看到奥加叫人拿轮椅来，脸颊泛红，八年来她第一次决定离开她的床。
在我上次到波兰华沙的旅程中，当我说我们想去拜访人民时，导游吓坏了，他负责接待我们30个从加州圣地奥人性自觉机构来的市民外交家。
“别再带我们看美术馆和天主教堂！”我说，“我们要和人民见面！”
这个导游名叫罗勃特。他说：“你们在开我玩笑？你们一定不是美国人，可能是加拿大人，美国人才不要和那些人碰面。我们看过《朝代》和其他的美国电视剧，美国人对人不感兴趣。告诉我实话吧！你们是加拿大人还是……英国人是吧？”
令人难过的是，他不是在开玩笑。他很正经，我们也是。在关于《朝代》和其他电视剧和电影的漫长讨论后，我们承认，是的，有很多美国人喜欢如此，但有更多美国人不是。我们再次要求罗勃特带我们和人们碰面。
罗勃特带我们到一个为年长女性设立的疗养院。最老的女人已经100岁了，她们说她是沙俄时代的公主。她以各种语言朗诵诗歌给我们听。虽然有时首尾不太连贯，但她的优雅、吸引力和美丽已展露无遗，且她不愿让我们离去。我们被护士、医生、服务人员及医院的行政人员陪伴着，在这间收有85个老妇的疗养院欢笑、握手。有些人叫我“爸爸”，要我拥抱她们，我照做了。当我看见在她们衰弱的身体中美丽的灵魂时，我不断地掉下眼泪。
我们拜访的最后一个病人最令我们震惊。她是医院里最年轻的女人。奥加只有58岁。过去八年，她一直一个人留在她的房间里拒绝起床。因为她深爱的丈夫去世了，她也不想活。这个女人曾是一名医生，八年前曾企图跳火车自杀，火车碾断了她的两条腿。
当我看着这个丧失许多东西、走过地狱之门的妇人时，我克制自己的悲伤和同情，跪下来亲吻和触摸她的双腿。好像有一股冥冥中的巨大力量叫我这么做。当我如此做时，对她说的是英文。不久我发现，她的确知道我在说什么。但这无关紧要，因为我几乎记不得我说了什么。总之是与她的痛苦和她的失落有关的感觉，我鼓励她使用她的经验，在未来更慈悲地帮助她的病人。在这个大转变的时刻，她的国家比以前更需要她。因为她的国家千疮百孔，所以她必须回到现实生活中来。
我告诉她，她使我想起一个受伤的天使，而在希腊话里，天使叫Angelos，意为：“爱的传递者，上帝的仆人”。我也提醒她，天使没腿也能飞。15分钟之后，房间里的每个人都哽咽了。我抬头看到奥加叫人拿轮椅来，脸颊泛红，八年来她第一次决定离开她的床。
放慢生活的脚步
艾丽斯
如今我决定要放慢自己的脚步，想一想即将到来的春天、美丽的花朵、我们纯真的孩子以及我们与未来的契约。
当我和四岁的儿子走到街边准备过马路时，突然听到汽车轮胎刺耳的嘶叫声。一辆失去控制的轿车飞速向我们直冲过来，这时我们已来不及躲闪，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千分之一秒内。
轿车撞到了离我们只有几步之隔的人行道上。那辆红色轿车的影像永远都不会从我的记忆中抹去。其实当时我并不确知那辆车距离我们有多近，在最后的一刻我将身体背转了过去，但那辆车真的就停在了我们跟前。人们都停下车来询问我和儿子的情况。
“车没有撞到我们。”我从巨大的惊吓中醒过神来，连忙对周围关注的人们说道，好像他们看不到我与儿子毫发无伤一样。
接着我蹲下身，将儿子紧紧地拥抱在怀中。
“妈妈，那辆车刚才差点儿朝我们开过来。”儿子声音清朗地说道，手里仍然握着那只上午在幼儿园用纸折成的小猫。他完全不了解一辆时速50公里，重达一吨的汽车冲过来时，会对他造成怎样的伤害。他头脑中的观念显然并不属于这个现实且残酷的世界，动画片使他深信某个人身处危难时，一定会有神勇英雄从天而降，使人摆脱险境。
我走到那辆轿车前，里面坐着一位60多岁的妇女，双手仍然握着方向盘。
“你还好吗？”我问她，言下之意是说：你差点撞死我和我儿子，你知道吗？
“有一辆车在我面前突然转弯，我的车失去了控制……”她开口说道。
那天的事发生之后，我在家中的院子里种了一百多株球茎花卉──蝴蝶花、藏红花和水仙花，它们在寒风吹拂的早春就会奇迹般地绽放，一位做园艺师的朋友把它们称做“与未来的契约”。我告诉丈夫我爱他，并写了三封迟到的感谢短笺。我还思考了很多有关生活中的危险与匆忙之间的关联。
无疑那位差点撞死我们的老妇人当时行色匆忙，好像她是想赶上一个路口的绿灯。而那位突然开车转弯的司机肯定也是在赶时间，才会冒险如此横冲直撞。
而我自己也并不是全无责任。由于每日忙碌的生活，我想节省下两分钟，就没有多走半条街到十字路口去过斑马线，而是想在中途横穿马路，结果却险些葬送我与儿子两条性命。
平日我并不是轻易冒险的人。就在一周前，我刚结束九天的旅行，从日本回来，飞越了25万多公里，其间转过6趟班机，经历了6次飞机的起落，有12次机会成为晚间新闻的头条。
那次的旅行是哥哥送给我的礼物，但由于那几经周折的长途飞行的危险性，当时我几乎把机票寄回去。
此刻我不禁在心中想着飞行25万多公里都安然无恙的我，却差点死在离家只有两条街的地方；想着儿子幼小的生命几乎就此被夺走；想着我的丈夫险些要同时面对两个至爱亲人的丧生，而这一切仅仅源于无谓的匆忙。
如今我决定要放慢自己的脚步，想一想即将到来的春天、美丽的花朵、我们纯真的孩子以及我们与未来的契约。
播种生命
舍伍德·安得烈
第二天清早，镇上的人去看望他们并安排把死去的威尔带回来时，他们都平静得出奇，好像已经得到了某种东西。他们有农场，他们有土地，他们有玉米，他们仍有威尔的信。
这生命的种子，伴随着老人无穷尽的爱，深深地埋进了土里。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镇。农夫们买卖的吆喝，孩子们朗朗的叫声，星期六热闹的集市……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小镇平凡的生活。
海奇·哈齐森是个地地道道的小镇农夫，粗糙而矮小。他的农场位于飞奔路，离小镇大约三英里。虽然那是个规模不大的地方，但是海奇却管理得井井有条，收成也很不错，在沿路大大小小的农场中远近闻名。
海奇的农场很显眼。小房舍总是粉刷一新，果园里的果树都刷上了白白的过冬石灰，谷仓和小栅都修葺一新。人们总是说，凡是属于海奇的区域总是那么干净宜人。
生活中，年近七旬的海奇几乎什么都姗姗来迟。他的父亲在内战中受了重伤，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残留的日子完全是在海奇的赡养下度过直到去世。海奇是个独子，因为家庭的变故直到快50岁时才同一个矮小的40岁的女教师结婚。
婚后不久，他们有了唯一的儿子威尔·哈齐森，虽然也很矮小，但是相当强壮。威尔在镇上读书时是全球队里的投手，他快乐、聪明、机警，是个令人喜爱的小伙子。威尔在镇上读完高中，然后去了芝加哥的一所艺术学校。威尔在芝加哥就像他小时候一样，处处受人欢迎，他相貌英俊、率直、天真、人缘好，艺术学校的女孩们都喜欢他。
海奇夫妇不爱和邻里来往，也不喜欢闲逛。午后或夏日的夜晚，海奇夫妇常坐在一起长谈，而主题永远是儿子威尔，威尔是这对老夫妻生活的全部，是他们生活的支柱。除此之外，他们只知道埋头苦干。从黎明的破晓到傍晚的黄昏，有时在月光皎洁的夜晚，这对老夫妻在晚饭后就下田开始劳作。
有熟人到农场时，老夫妻就会停下手中的活和他坐坐，会大声地说他们又收到一封信，因为威尔是每个星期都写信给他们的。矮小的妻子跟在海奇的后面跑过来。“我们收到了另一封信。”海奇大声欢叫。他的妻子也是如此气喘吁吁，也重复着：“先生，我们收到一封信。”他们会立即拿出信，大声地读着。
春天的一个夜晚，老夫妇接到一份电报，电报里说威尔因车祸身亡。事件的经过很模糊：大概是和几个年轻的朋友喝了一点酒后，不知怎么回事，在回去的路上翻了车。威尔就这样不幸身亡。看过电报后，老海奇穿着一套可爱的白色长睡袍，沐在洁白的月光里，没说一句话，远处传来新生婴儿的啼哭声，除此之外，一片寂静。门又“砰”的一下关上了，房子里没有传出一丝声响。
后来，大概过了10分钟，也许是半小时，两个白色的身影从海奇·哈齐森的屋子里慢慢地走出来，朝谷仓而去。那个白天，海奇已犁了一整天的地，他几乎犁完了谷仓附近的田地。那谷仓的田地被犁得整整齐齐，在皎洁的月光下散发着深深的泥香……
两个人影随即又出了谷仓，下了地。老海奇拉着一台玉米播种机，而他的妻子拎着一袋玉米种子，在这皎洁的月光下，在得知儿子噩耗的夜里，他们俩又开始播种玉米。
这是一番让人不寒而栗、让人心碎的情景：他们俩都是身着白色的睡袍，开始一垄一垄地撒着玉米粒，平静而自然地重复着每一个细小动作。而在每一垄的尽头，他们都在篱笆旁肩并肩地跪着，沉默好大一会儿。在洁白的月光下，犹如两尊动人的雕塑。这一切都那么有序，这一切都在寂寞无声中进行。
那是人与土地之间的融合，无声的哭喊被他们深深地埋入了地下，生命的种子也被他们深深地植入了土地中。
第二天清早，镇上的人去看望他们并安排把死去的威尔带回来时，他们都平静得出奇，好像已经得到了某种东西。他们有农场，他们有土地，他们有玉米，他们仍有威尔的信。
献给尤兰达的玫瑰花
加布里埃·罗依
我早已不太喜欢玫瑰花的芳香了，自从那年七月，也就是我到那个最贫穷的村庄——照他们所说，便是去获取经验──的那个七月开始。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为什么我会突然想起那个早已夭折了的小孩呢？尽管那个夏天的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然而从没有引起过我丝毫的忧伤情绪。
那年春天，我到曼尼托巴的一个小村庄，去为一个生病的教师代课。这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小村庄──只有几间简陋的木屋，周围除了几株细高的云杉外，别无它物。“一个月”，我自言自语道，“能足够给孩子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吗？一个月值得去努力吗？”
或许孩子们心里也有着同样的想法，因为我从没见过如此沮丧、冷漠甚至是悲哀凄苦的脸孔。我几乎没有什么经验可谈，因为我自己也差不多还是个孩子。
九点了，教室里热得像一个火炉。每年的七月初，常常会有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热浪侵入曼尼托巴。
我根本不知道该从哪儿或怎样入手。我翻开点名册，开始点名。孩子们的名字大多数是法文的，就这样，我不知不觉地记住了他们的名字，而且至今仍记忆犹新：玛法琳·柏鲁布，埃米列·杜蒙，塞西尔·列宾……凡点到名时，他们都起立并回答：“到，小姐。”大多数孩子有着微微细小的眼睛，深色的皮肤和乌黑发亮的头发，这些特征表明他们是法国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
我喊到“尤兰达”这个名字时，没有人答应，我再喊一遍，仍然没有回答。我抬起头，看着那些对我来说似乎完全冷漠如冰的面孔。
后来，一个声音伴着苍蝇的嗡嗡声，从教室后面传来。起初，我压根儿没弄清声音是从哪儿发出的。“她死了，小姐。她昨晚就死了。”
这孩子的声调镇静、平淡，也许再没有什么能比用这种声调来叙述更令人感到痛苦不堪。“啊！”我失声叫道，再不知该怎么说了。
孩子们和我对视良久，彼此默默无言。我现在才明白，我从孩子们眼里所看到的，我错认为是冷漠的那种表情，原来是一种巨大的痛苦。
“既然尤兰达是你们的同学……你们可愿意……放学后4点钟……去看看她？”
孩子们严肃的小脸蛋上流露出一丝微笑，尽管是那么拘谨、那样悲戚，然而，终究是微笑了。
四点过五分，我看到许多孩子已经在校门口等着我，总共有20多个。大家都默不作声，就像放学后仍被留下来一样。有几个走在前头给我领路，其他的则紧紧地拥着我，几乎使我无法举步。五六个年纪较小的孩子拉着我的手，轻轻地牵着我往前走去，就像领着一个盲人。大家都悄然无声，只是默默地把我夹在中间。
就这样，我们一起来到一间孤立的小木屋前。小木屋的周围长着几株稀疏的云杉，屋门敞开着，所以我们还在远处，就可以看见已死的小孩被孤零零地摆在屋里。她的尸体安放在一块粗糙的木板上，木板搭在两条椅子中间，毫无疑问，她的父母已为他们的女儿做了力所能及的事，他们把一张洁净的床单盖在她身上。两条扎得很紧的小辫子，或许是她的母亲给她梳理的吧，贴附在她那瘦小的脸蛋上。现在，她的父母不在这里，可能是忙着做别的事。也许是到镇上给她买现成的棺材，或者是买几块板子，然后亲自给她做一个。
她的脸娇小清瘦，表情庄重。我看着孩子们的脸，成年人的忧虑似乎过早地煎熬着他们。她大约10岁，或者11岁。
孩子们都看着我，我知道，他们现在正希望从我这里得知一些情况，虽然我并不比他们知道得多。这时，我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你们不认为尤兰达希望有人陪着她，直到把她安葬到地下吗？”孩子们的脸色使我意识到自己的主意不错。
“那么，我们就四个或者五个一组守在她身边，每隔两小时替换，直到举行葬礼那天。我们必须小心守护，别让苍蝇飞到她脸上。”
孩子们乌黑的眼眸里流露出激动的神情，看来他们很赞同我的建议。现在，他们围着我，觉得我是完全值得信赖的。他们的信赖使我感到非常惊喜。
不远处，云杉林里的一片空地上，我看到有一团鲜红的色彩，但不知是何物，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来，太阳斜照在它上面，她像一团燃烧的火焰。在这天的这一瞬间，它有着某种魅力。
“她是个什么样的女孩？”我问。
起初，孩子们没弄懂我的意思。后来，一个年龄与死者相仿的男孩，用柔和但严肃的口吻回答：“尤兰达很聪明伶俐。”
“她在学校里表现得好吗？”
“今年她很少来上课，她经常缺席。”
“但我们以前的老师说，她会学得好的。”
“她是怎么死的？”
“她死于肺结核，小姐。”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似乎这里的孩子一般都死于这种疾病。
现在，他们开始热切地谈论她，我成功地敲开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怕还没有人触及过的心扉。他们告诉我在她短短一生中许多感人的事迹。一天，在她放学回家的路上──那时是二月，不，另一个纠正，是在三月──她把课本丢失了，并且为此伤心了好几个星期。后来，她上课时只好向别的同学借——这时，我从一些孩子的脸上看出，他们曾因不愿把书借给她，而一直为此事懊悔不已。另外，尤兰达没有一件像样的礼服，经她一再恳求，最后，她的母亲终于用屋里仅有的窗帘给她做了一件——“一件……用很漂亮的饰有花边的窗帘做成的，小姐。”
我又问：“穿着饰有花边的礼服，尤兰达一定很漂亮吧？”
他们使劲地点点头，在他们眼里闪烁着对那个可爱的身影的追忆。
我凝视着那张安详的小脸，一个爱书、爱端庄得体的服饰的女孩。接着，我的目光又瞥见那丛在这忧郁气氛中令人惊奇的鲜红色彩，并认出一簇野玫瑰花。七月，曼尼托巴贫瘠的土地上，到处都有大片大片盛开的野玫瑰，这使我感到一点慰藉。
“让我们去摘些玫瑰花吧。”我说。这时，孩子们脸上再次露出那种当我建议来看看尤兰达遗体时的那带着哀伤的淡淡的微笑。
一会儿，我们便开始采摘。孩子们还是阴沉着脸，郁郁不乐。但我听到他们已互相搭腔。他们争先恐后，要比比看谁采的玫瑰花最多、最鲜艳。不时有人拉拉我的衣袖，说：“小姐你看，我采到的这朵多好看！”
我们回到屋里，轻轻地把玫瑰花撕开，然后把花瓣撒到她的身上。不久，只剩下她的脸在粉红色的花堆中露着。然后──怎么了呢？──看来她不再那么孤独凄凉了吧。
孩子们站成一圈，围着他们的伙伴，相信她这时可能再没有痛苦和悲哀了。“也许她现在已升到天国里了。”“现在她一定很幸福。”
我倾听着他们的谈论，孩子们能活下来，已是最好地安慰了他们自己。
但是为什么？啊，为什么这次对那个盛夏的回忆却勾起我对她——已夭折的孩子的思念。难道这思念是由随风飘来的玫瑰花的芳香引起的吗？
我早已不太喜欢玫瑰花的芳香了，自从那年七月，也就是我到那个最贫穷的村庄──照他们所说，便是去获取经验的那个七月开始。
写下你的历史
威甘德
任何人的生命都在无情的岁月中度过。伟大人物的一生记下来留给后人看，可是你的一生，我的一生又怎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和空间里度过一生，难道不应该留下记录？我们的后代都想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借此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日记可能成为未来的无价遗产。
写日记，把往事赠给未来。
那天晚上时间似乎过得很慢，我手里的神秘故事书越看越乏味。妻子蓓蒂好像也觉得厌烦，编织一会儿就停了下来。随后她走到书架前，看看最底层那长长一排装订简陋的书。
“想不想知道五年前的今天我们在做什么？”她打开手里的书翻看，“我们正在度假，在缅因州住了两星期。”
真的？我忘了。
“那天天气真好，”蓓蒂说。她微笑坐下，回想当日的情景。
是的，我记起来了。我们坐在俯临海港水面的长凳上，泊在岸边的渔船，随波起伏，一艘渔船出来了，系在船坞内，我们朝船里望去，只见渔夫脚下有一只大篮子，装了半篮龙虾。海鸥在空中盘旋，又猝然下降。蔚蓝的天空，点缀着棉絮似的朵朵浮云。
蓓蒂翻到下一页。“第二天我们坐船游览，记得吗？”
“记得很清楚，”我说，“我还记得我到深海去钓鱼那天。我们出海一整天，我钓到两条鳘鱼。”
黄昏不再沉闷。蓓蒂的日记使那可爱假期的每一天又都重现脑际。我们差不多每三四个月就拿日记来看看，重温已经淡忘的快乐往事。
她合上日记，从书架底层又取出另一本来，她25年来的日记都放在那里。
记的是我们25年的共同生活。较旧的日记都用盒子盛着，放在地窖里。
“20年前，”她说，“听着，米高读暑期班，因为他英文不及格。他几乎每一科分数都很低。他带功课回家，结果只对着书做白日梦。”
可是岁月如流，人生多变。米高现已结婚，有了两个孩子。他是个教师，有硕士学位，还有其他学术成就。他母亲和我以前都为他成绩不好担忧，还怕他将来事业难成。日记能助我们深刻了解事物，平衡偏差点；日记能教我们少烦躁，别匆匆经过花园，应稍停脚步，欣赏玫瑰的芬芳。
一阵翻书页的声音。“嘉露10岁的生日会上，有14个孩子参加，都是女孩，”蓓蒂念道，“她们傻笑、尖叫、低声说秘密。一个女孩打翻了冰淇淋，弄脏了衣裙。”
现在嘉露已是成年妇人，有自己的生活和责任。
我们坐下来回想，这就是日记的力量。发人深省，记起过往的日子。
要是你记日记，你会发现你的日常生活有微妙而有趣的蜕变。你会像记者一样，能注意得到每日发生的许多小事。春天第一只知更鸟是什么时候回来的？今年什么时候最后一次霜打坏了你满怀希望撒下的花种，我上次加薪又是什么时候（似乎已经好几年了）？攒钱出国观光那一次是怎么玩的？这都是值得记忆的日子，不应忘掉的日子。
日记是你一生经历的史志，可以是写来给家人阅读和消遣的，也可以是记载私下里最秘密的渴望和抱负的。尚未写的空页将是你最和善最乐意听你倾诉的好友，等着你说要说的话，然后由你收起，锁上，始终默不作声。
蓓蒂的日记载有食谱、生日、结婚纪念日，也记下了那百感交集，在残阳照耀中执手相看，泪眼模糊的情节。
蓓蒂的日记里还藏着一本书，这本书已出版了。我们有一艘帆船，事实上，我们先后有过四艘不同的船。我从她的日记里把航行故事用纸笔记下来，为的是要使我们后代儿孙还能知道我们生活中那片段详情。这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每当晚上在家空闲时，蓓蒂和我就一同阅读有关航行的记载。我们读那些描述，谈那些往事，然后我再把故事写下来，共写了8.5万字。有位出版商看见了，就把它拿去出版。
日记能使我们正确地观察事物。几年前蓓蒂在日记里写：“我们为账单发愁，夜不成寐，房租、电费、牙医、保险……哪里去找钱？”当时真到了穷途末路。
我们看这些字句，回顾那段坎坷的日子，却记不起钱是怎样筹措的，但不论怎样，我们筹到了。如今看这几页日记，我们明白了事情通常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糟，每24小时太阳会再升起一次。
不知多少次我们听人说：“我家庭的历史，我的一生，都可以写成一本书！”假如你是这么个人，为什么不立刻着手写？记忆是很薄弱而短暂的。
90年前，我父亲从爱尔兰乘船移民到美国，船走了三个月才到，途中屡遇风险。父亲记忆犹新时，我年纪还小，不懂得问他。后来我年龄渐长，开始好奇，便问他为什么要三个月才渡过大西洋。他只记得浪卷走了舵，风扯碎了帆，有好几个人丧生。事隔多年，他连到达纽约时的心情都记不起来了。“我想我很害怕，”他说，“我想我很紧张，我忘了。”要是父亲写日记，多好！
蓓蒂的祖父完全不同。他在美国内战时曾参加北军。我们保存着他1864至1865年的日记。他在1865年4月16日写下：“今天星期日，我奉命站岗，但并无固定岗位。恰接报告，获悉林肯总统遇刺身亡。如消息属实，万分悲痛。”这是历史，历史就在我们手里，虽然字迹褪了色，却仍然很清楚。
任何人的生命都在无情的岁月中度过。伟大人物的一生记下来留给后人看，可是你的一生，我的一生又怎样？我们在地球上的时间和空间里度过一生，难道不应该留下记录？我们的后代都想知道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借此知道他们从什么地方来。日记可能成为未来的无价遗产。
知心的礼物
保罗·威纳德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我第一次跑进魏格登先生的糖果店，大概是在四岁左右，现在时隔半世纪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间摆满许多一分钱就买得到手的糖果的可爱铺子，甚至连它的气味好像都闻得到。魏格登先生每听到前门的小铃发出轻微的叮当声，必定悄悄地出来，走到糖果柜台的后面。他那时已经很老，满头银白细发。
我在童年从未见过一大堆这样富于吸引力的美味排列在自己的面前。要从其中选择一种，实在伤脑筋。每一种糖，要先想象它是什么味道，决定要不要买，然后才能考虑第二种。魏格登先生把挑好的糖装入小白纸袋时，我心里总有短短一阵的悔痛。也许另一种糖更好吃吧？或者更耐吃？魏格登先生总是把你拣好的糖果用勺子盛在纸袋里，然后停一停。他虽然一声不响，但每一个孩子都知道魏格登先生扬起眉毛是表示给你一个最后掉换的机会。只有你把钱放在柜台上之后，他才会把纸袋口无可挽回地一扭，你犹豫的心情也就没有了。
我们的家离开电车道有两条街口远，无论是去搭电车还是下车回家，都得经过那间店。有一次母亲为了一件事──是什么事我现在记不得了──带我进城。下了电车走回家时，母亲便走入魏格登先生的商店。
“看看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可以买。”她一面说，一面领着我走到那长长的玻璃柜前面，那个老人也同时从帘子遮着的门后面走出来。母亲站着和他谈了几分钟，我则对着眼前所陈列的糖果狂喜地凝视。最后，母亲替我买了一些东西，并付钱给魏格登先生。
母亲每星期进城一两次，那个年头雇人在家看小孩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因此我总是跟着她去。她带我到糖果店买一点糖果和小点心，已成为一项惯例。经过第一次之后，她总让我自己选择要买哪一种。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钱是什么东西。我只是望着母亲给人一些什么，那人就给她一个纸包或一个纸袋。慢慢地，我心里也有了交易的观念。某次我想起一个主意，我要独自走过那漫长的两条街口，到魏格登先生的店里去。我还记得自己费了很大气力才推开那扇大门时，门铃发出的叮当声。我着了迷似的、慢慢走向陈列糖果的玻璃柜。
这一边是发出新鲜薄荷芬芳的薄荷糖，那一边是软胶糖。颗颗大而松软，嚼起来容易，外面撒上亮晶晶的砂糖。另一个盘子里装的是做成小人形的软巧克力糖。
后面的盒子里装的是大块的硬糖，吃起来把你的面颊撑得凸出来。还有那些魏格登先生用木勺盛出来的深棕色发亮的脆皮花生米──一分钱两勺。自然，还有长条甘草糖。这种糖如果细细去嚼，让它们慢慢融化，要不是大口吞的话，也很耐吃。
我选了很多种想起来一定很好吃的糖，魏格登先生俯过身来问我：“你有钱买这么多吗？”
“哦，有的，”我答道，“我有很多钱。”我把拳头伸出去，把五六只用发亮的锡箔包得很好的樱桃核放在魏格登先生的手里。
魏格登先生站着向他的手心凝视了一会儿，然后又向我打量了很久。
“还不够吗？”我担心地问。
他轻轻地叹息。“我想你给我给得太多了，”他回答说，“还有钱找给你呢。”他走近那老式的收款计数机，把抽屉拉开，然后回到柜台边俯过身来，放两分钱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母亲晓得我去了糖果店之后，骂我不该一个人往外跑。我想她从未想起问我用什么当钱，只是告诫我此后若是不先问过她，就不准再去。我大概是听了她的话，而且以后她每次准我再去时，总是给我一两分钱花，因为我想不起有第二次再用樱桃核的事情。事实上，这件我当时觉得无足轻重的事情，很快便在成长的繁忙岁月中被我忘怀了。
我六七岁时，我的家迁到别的地方去住。我就在那里长大、结婚成家。我们夫妇俩开了一间店，专门饲养外来的鱼类出卖。这种养鱼生意当时方才萌芽，大部分的鱼是直接由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输入的，每对卖价在五元以下的很少。
一个艳阳天气的下午，有一个小女孩由她的哥哥陪同进店。他们大概五六岁。
我正在忙着洗涤水箱。那两个孩子站着，眼睛睁得又大又圆，望着那些浮沉于澄澈的碧水中美丽得像宝石似的鱼类。“啊呀！”那男孩子叫道，“我们可以买几条吗？”
“可以，”我答道，“只要你有钱买。”
“哦，我们有很多钱呢！”那个小女孩极有信心地说。
很奇怪，她说话的神情，使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们注视那些鱼类好一会儿之后，便要我给他们好几对不同的鱼，一面在水箱之间走来走去，一面将所要的鱼指点出来。我把他们选定的鱼用网捞起来，先放在一只让他们带回去的容器中，再装入一只不漏水的袋子里，以便携带，然后将袋子交给那个男孩。“好好地提着。”我指点他。
他点点头，又转向他的妹妹。“你拿钱给他。”他说。我伸出手，她那紧握的拳头向我伸过来时，我突然间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有什么下文，而且连那小女孩会说什么话，我也知道了。她张开拳头把三枚小辅币放在我伸出的手掌上。
在这一瞬间，我恍然觉悟许多年前魏格登先生给我的教益。到了这一刻，我才了解当年我给那位老人的是多么难以解决的问题，以及他把这个难题应付得多么得体。
我看着手里的那几枚硬币，似乎自己又站在那个小糖果店的里面。我体会到这两个小孩的纯洁天真，也体会到自己维护抑或破坏这种天真的力量，正如魏格登先生多年前所体会到的一样。往事充塞了我的心胸，使我的鼻子也有点酸。那个小女孩以期待的心情站在我面前。“钱不够吗？”她轻声地问。
“多了一点，”我竭力抑制着心里的感触这样说，“还有钱找给你呢。”我在现金抽屉中掏了一会儿，才放了两分钱在她张开的手上，再站到门口，望着那两个小孩小心翼翼地提着他们的宝贝沿人行道走去。
当我转身回店时，妻正站在一张踏脚凳上，双臂及肘没入一只水箱中整理水草。“你可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她问，“你知道你给了他们多少鱼吗？”
“大约值30块钱的鱼，”我答，内心仍然感触无限，“可是我没有别的办法。”
我于是把魏格登老先生的故事告诉她。她听后双眼润湿了，从矮凳上下来，在我颊上轻轻一吻。
“我还记得那软胶糖的香味。”我感叹着说。我开始洗净最后一只水箱时，似乎还听见魏格登老先生在我背后咯咯的笑声。
活着为的什么
F·奥斯勒
不错，她发现了我们大家都懂得却又常常忘记的道理：活着要对别人有些用处才能快活。
生活的真谛并不神秘，幸福的源泉大家也都知道，只是常常忘了——这才真有点奥妙。
故事是由一个守墓人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一连好几年，这位温和的小个子守墓人每星期都收到一个不相识的妇人的来信，信里附着钞票，要他每周给她儿子的墓地放一束鲜花。后来，有一天，他们见面了。那天，一辆小车开来停在公墓大门口，司机匆匆来到守墓人的小屋，说：“夫人在门口车上，她病得走不动，请你去一下。”
一位上了年纪的孱弱的妇人坐在车上，表情有几分高贵，但眼神已哀伤得毫无光彩。她怀抱着一大束鲜花。
“我就是亚当夫人，”她说，“这几年我每礼拜给你寄钱……”
“买花。”守墓人叫道。
“对，给我儿子。”
“我一次也没忘了放花，夫人。”
“今天我亲自来，”亚当夫人温存地说，“因为医生说我活不了几个礼拜了。死了倒好，活着也没意思了。我只是想再看一眼我儿子，亲手来放这些花。”
小个子守墓人眨巴着眼睛，没了主意。他苦笑了一下，决定再讲几句。
“我说，夫人，这几年您老寄钱来买花，我总觉得可惜。”
“可惜？”
“鲜花搁在那儿，几天就干了。无人闻，无人看，太可惜了！”
“你真这么想？”
“是的，夫人，您别见怪。我是想起来自己常跑医院孤儿院，那儿的人可爱花了，他们爱看花、闻花。那儿都是活人。可这儿墓里哪个活着？”
老妇人没有作答。她只是又小坐了一会儿，默默祷告了一阵，没留话便走了。
守墓人后悔自己一番话太率直、太欠考虑，这会使她受不了。
可是几个月后，这位老妇人又忽然来访，把守墓人惊得目瞪口呆：她这回是自己开车来的。
“我把花都送给那儿的人们了。”她友好地向守墓人微笑着，“你说得对，他们看到花可高兴了，这真叫我快活！我病好了，医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可我自己明白，我觉得活着还有些用处！”
不错，她发现了我们大家都懂得却又常常忘记的道理：活着要对别人有些用处才能快活。
揭起帷幔
戴维·兰勃纳
我进一步放低声音并靠近他的耳朵说话，他立刻热切地把头朝我靠过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聚精会神听我说话。
我们公司在曼谷。某日傍晚时分，董事长派给我一个临时任务：第二天出差陪一位重要的商人到泰国北部的观光胜地游览。
我瞪着眼看着乱七八糟的办公桌，闷声不响，气得七窍生烟。虽然我已经好几个星期每星期工作七天，桌上一摞摞的文件说明我仍有大量积压的工作。我心里嘀咕：“什么时候才能把文件理清呢？”
第二天大早，我跟一位衣着讲究、彬彬有礼的男子会合。坐了一小时飞机以后，我们挤在几百名观光客之中，游览名胜，直到黄昏。那些观光客大多数都背着照相机，到处抢购纪念品。我仍记得自己当时觉得那些俗客很可笑。
那天晚上我和客人乘一辆小型巴士去吃晚餐，并观看一场以前看过多次的表演。他和其他游客闲聊的时候，我在黑暗中和坐在前面的男人礼貌地交谈起来。他是比利时人，能说流利的英语。我心里纳闷，为什么他的头总是奇怪地侧着，而且一动不动，好像正在沉思似的。后来我看到他那根灰色的手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是失明的。
这个人告诉我，他十多岁时因意外事件眼睛瞎了。不过他并没有因此就不单独旅行。他大概六十七八岁，已经掌握了无视觉旅游技巧，懂得利用健全的另外几种感官在心里勾画景象。
他转过脸来看我，慢慢地伸出一双软绵绵的手，轻摸我的脸，我后面有个人扭亮了一盏灯，于是我看到了这个人的面容。他有一头浓密的银发，面容清瘦，神情坚毅，眼睛深陷在眼眶里，模糊不清。“晚餐时我可以坐在你身旁吗？”他问，”假如你肯稍微描述你看到的东西，我会很感激。”
“很乐意效劳。”我回答。
我的客人和他新交的朋友在前面迈步走向餐厅，那盲人和我夹在一长串游客中间跟随。我抓住他的手肘引导他，他毫不犹豫地向前跨出脚步，昂首挺胸，倒好像是他在为我带路。
我们找到一张靠近舞台的桌子。等候饮料时，他说：“这音乐在我们西方人听起来似乎不合调，不过确有迷人之处。麻烦你形容一下乐师。”
舞台一侧有五个男人在为这场表演作暖场演奏，可是我从前一直没注意他们。“他们盘腿坐在那里，穿宽松的白棉布衬衫和宽松的黑裤，扎鲜红腰带，三个年轻人，一个中年人，一个老人。有一个人在敲小鼓，另一个人在弹一个木制的弦乐器，其余三个人用弓拉奏一种大提琴形的小乐器。”
他微笑了：“这些小乐器是用什么造的？”
我再细看了一下，“木头，不过球形的共鸣箱是用整个椰子壳造的。”我说，同时竭力压制自己的惊奇。
灯光逐渐暗了，他又问：“其他游客是什么样子的？”“什么国籍、肤色和体形的都有。穿得讲究的没几人。”我低声说。
我进一步放低声音并靠近他的耳朵说话，他立刻热切地把头朝我靠过来，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聚精会神听我说话。
“我们旁边是位日本老太太，舞台上的灯光照出了她的部分侧影。”我说，“再过去是个大约五岁的北欧男孩，金头发，有个可爱的翘鼻子。他身向前倾，在日本老太太的侧影之下成了第二个轮廓分明的侧影。他们二人都纹丝不动，等待表演开始。那是童年和老年、欧洲和亚洲完全和谐的活生生写照。”
“对，不错，我看见他们了。”他平静地说，脸上带着微笑。
舞台后方的帷幕拉开了，六名十三四岁的女孩出场，我描述她们纱笼般的丝裙和附彩色肩带的白色罩衫，头上有小后冠状的金色头饰，头饰上的尖角是软的，会随着她们舞蹈的动作有节奏地晃动。“她们的指尖上套着金色的假指甲，也许有10厘米长。”我告诉他，“这些指甲使她们双手的每一个动作更为优雅，有锦上添花的效果。”
他微笑着点了点头：“多么美妙──我真想摸摸这些指甲。”
表演结束了，我找个借口走开，去跟戏院老板谈话。回来时，我告诉我的新朋友：“他们邀请你去后台走走。”
几分钟后，他站在一位舞蹈演员的旁边。那女孩戴着后冠的小头只勉强到他的胸部。她怯生生地向他伸出双手，金属做的假指甲在天花板灯光照射下闪闪发光。他把很大的双手慢慢伸出来抓住她的手，像是兜着两只纤小的珍禽。他轻摸假指甲平滑、微弯、尖锐的末端，那女孩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带着畏惧的表情抬头凝望着他的脸。我泪盈于睫。
夜渐深，我描述得越多，他兴奋的点头越频密，我发现的东西也越来越多：舞台上的颜色、式样和设计；柔和灯光下的皮肤肌理，舞蹈演员的头配合音乐优雅地晃动时黑色长发飘拂；乐师全神贯注演奏时的表情；甚至女侍应生在半昏暗中绽放的纯洁笑容。回到旅馆大堂，我那位客人还在和其他游客闲聊，我的新朋友伸出大手，热情地抓住我的手，过了一会儿，那只手慢慢向上移动到我的手肘和肩头。他的手杖咔哒一声掉在大理石地板上，许多人好奇地转过头来看。他没去捡手杖，而是把我朝他拉过去紧紧地抱住我。“你为我看到了每一样东西，实在太美妙了。”他低声对我说，“我感激不尽。”稍后我才领悟，说感谢的应该是我。瞎眼的其实是我。他帮助我掀开了那块在这个喧闹红尘中遮住我们眼睛并迅速扩大的帷幔，让我看到以前视而不见、未曾击节赞赏的所有美好事物。
那次旅行后大约一星期，董事长召我到他的办公室，告诉我说，他接到那位大亨的电话，表示对那趟旅游极满意。“干得好，”董事长笑着说，“我早知道你能够点石成金。”
我不好意思告诉他，被点化的是我。
悬崖上的一课
第二年，我建立了一种新生活。我获得了一个单身中年人所应具有的处世态度和感情表达方式。
费城的七月是炎热的。时隔57年后，我仍然能够感到当年那股灼人的热浪。57年前七月的一天，我和五个小伙伴玩腻了弹子游戏后，合计着玩些新的花样。
“嗨。”内德说，“我们好久没有爬山了。”
“对，爬山去！”一个伙伴喊道。
我犹豫不决。那年我只有八岁，我渴望像伙伴们那样去表现自己的勇敢和朝气。但是，我八年中的大半时间都是在疾病中度过的，而且妈妈不准我玩危险游戏的警告时时禁锢着我的行动。
“走啊，”我的好朋友杰里催促我，“别当胆小鬼。”
“好吧。”我答应着跟上了他们。
我们来到目的地。远处，巍峨的峰峦隐约可见，跟前是墙一般耸立的危岩绝壁。我们要攀登的这座悬崖高不过60英尺！但是对我说来，就像万丈高山一样难以逾越。
伙伴们一个挨一个地向着一条岩壁上突出来的小山道爬去，那条小山道足有通向崖顶的全部路程的三分之二。我战战兢兢、大汗淋漓地跟着伙伴们向上攀登，剧烈跳动的心脏敲击着我瘦得可怜的胸脯。伙伴们已经爬过了那条小山道，开始向崖顶攀登，到了崖顶，就可以沿着一条蜿蜒曲折的小路下山回家了。
“喂，等等我。”我声音嘶哑地喊着，“我爬不……”
“嘿，离得好远啊！看你就像滑稽画里的小人儿。”一个伙伴说，其他人笑了起来。
伙伴们沿着那条曲里拐弯的小道爬上了崖顶。他们向下看着我，“如果你不想走了，就在那儿待着吧。”一个伙伴嘲笑我说。“全靠你自己了。”杰里既关切亦无可奈何地看了看我，然后跟着他们下山了。
我从悬崖边向下望去，顿感头晕目眩，我担心下不去山了。我想我会从山上栽下去摔死的。通向顶峰的路越来越险峻，越来越令人提心吊胆。我听到一个人在啜泣，我惊奇是谁在哭，原来却是我自己。
时间在一分分地过去，夜幕渐渐降临。此刻，四处一片静寂。我饥肠辘辘，恐惧和疲劳使我精疲力竭、寸步难移。
夜幕降临了。第一颗星星闪现在暗蓝色的天幕上。山下的大地变得模模糊糊一片。忽然，我发现一道电筒的光束在跳动。我听到杰里和爸爸的声音了！爸爸用电筒向上照着。“孩子，下来吧。”他鼓励我说，“晚饭已经做好了。”
“下不去，”我抽泣着，“我会掉下去的，会摔死的。”
“听我说，孩子，”爸爸说，“不要想得太多。你只管小心地迈出一小步，你能做到。看准电筒光，能看到下边那块岩石吗？”
我慢慢地向下挪动着脚步，“看到了。”我说。
“好，”他说，“现在把你的左脚踩到那块岩石上，先别担心下一步，相信我。”我战战兢兢地伸出左脚，触到了那块岩石。我有了点信心。“不错，”爸爸说，“现在迈开你的右脚，在右下方几英寸，那儿有块站脚的地方。”我再一次按爸爸说的做了。我的自信心更强了，我想我能平安下山了。
一步一步，我终于从悬崖上下来了。我一下子踩在山脚下坚实的岩石上，爸爸用他有力的手扶住了我。我抽泣了一会儿，而后，我突然感到获得了一次巨大的成功。这是我永远难忘的一课！
1945年1月，我驾机滑行在跑道上。我向前猛推了一下风门杆，此刻，我所想的只是起飞，升到二万五千米的高空，航向正东。前方就是北海。我告诫自己：我所能做到的就是保持这个航向二十分钟，飞越过荷兰的素汶岛，这我能做到。
飞过素汶岛后，领航员告诉我改变航向125度然后保持这个航向十分钟，我们就可以到达下一个侦察目标。这样做并不难。
如此这般，我操纵着飞机飞越过荷兰和德国，根本用不着去为整个航程胡思乱想，只想着要飞的每一段航程就足够了。最后，我们终于安全地飞出了敌人的空域。
1957年1月，经过大半夜的辗转反侧，想到我签了合同的那部洋洋大作的种种困难，我记起了悬崖上的那一课。如果我只看下一步，就不至于疑虑重重了。
我要把着眼点放在头一章，并且为此去研究大量的有关希腊人恋爱的资料。这并不太难。接着，我要做的工作就是归纳我的笔记，将第一章分成若干节，动手写头一节的内容。
两年后的一个令人心花怒放的下午，六百多页书稿的最后一页从我的打字机上脱稿了。我孩子似的欢乐地翻起了筋斗。几个月后，我拿到了头版书。几星期后，我读到了第一篇重要的书评，这个书评对我的书大加赞扬。
1963年9月，我打开了我那间斗室的门。我提着提包走了出去，关上了门。百里之遥，我迈出了第一步。这并不难。接着要做的事是找房子，再有的事就是想好我怎样对儿子解释我的搬出和向儿子保证我就住在附近，我仍然是他的父亲。事实证明这些并不难做到。我搬进了我的小屋，打开行李，接了几个电话，做好了午饭，我感到就像待在家里一样。
第二年，我建立了一种新生活。我获得了一个单身中年人所应具有的处世态度和感情表达方式。
信心不倒
布里恩听得出了神。在他心中，一个美梦重新做起。“我是一名优秀射手。有朝一日我还要踢球，我知道我能。”
14岁的布里恩·沃克酷爱足球，是全美一号足球射手杰姆·米勒的崇拜者。他不幸患了一种罕见的神经麻痹症，又并发了肺炎。医生切开了他的气管吸痰，并使用了呼吸器。布里恩处在绝望的时刻。
“我们已经做到了所能做的一切，”医生告诉沃克夫妇，“恢复健康必须用奋斗来配合。”
“我还能走路吗？”布里恩曾问过父亲。
“当然能，”父亲坚定地回答，“只要你有足够强烈的愿望，你就能做到你想做的一切。”
晚上，布里恩奋斗着试图活动脚趾。五个小时过去了，布里恩满身大汗，像摔在池塘里。“我不能动了，”他无声地哽咽着，“我不会好了，我要死了。”
以后的两天里，布里恩昏睡不醒，他不能说话，不能动弹，任何奋斗都离他远去了。
父亲急切地感到必须帮助儿子唤醒他的意识：“我现在就去找杰姆·米勒。”
对于球星杰姆来说，医院里的情景是令人不安的。沃克夫妇在二楼迎候，那儿，还有一小群医院职工聚在一起也要见见这位名人。但更使他感到不安的是布里恩，他瞥见了一个几乎淹没在软管和机器中的憔悴的影子。
沃克走近儿子，指着挂在墙上的一件“欧尔密斯”运动衫。“布里恩，”他说，“你是多么想见到这件运动衫的主人，是吗？”
“杰姆·米勒？”布里恩的脸亮了一下。“我不相信，”他想，“他不会在这儿。”
可是，那儿，那在门口的人，就是他所崇拜的英雄。泪水从他瘦削的脸上流下，他激动得颤抖起来。
“嘿，小伙子，你怎么啦？”杰姆说。他大步走向布里恩，在病床前俯下身，伸出手。真是不可思议，布里恩伸出左手，握住了这位足球明星的手。这是他两个星期以来第一次移动胳膊。布里恩紧紧抓住杰姆，足足有一个小时。
“你会战胜的，但这可不容易，”杰姆说，“你一定要像攻入球门那样达到目标，并为此而努力。我呢，也必须为我所向往的一切而战斗。等你好些了，我们就互相练射门。”
这些话对布里恩是特效药。“我和杰姆·米勒一起踢球？”他喃喃说道。
“你可不能放弃希望，”杰姆平静地继续说，“我知道，你将战胜这一切。我打算每星期都来看你，直到你出院回家为止。我希望看到你的进步。好，答应我，你打算试一试。”“我全力以赴。”布里恩吃力地点了点头。
布里恩的左手垂在床上，一动也不能动。仅仅几小时之前，他还举起这只胳膊和米勒握了手。“我已这样做过，就能做第二遍。”他把浑身的力气都向柔弱的手指集中。“动一动。”他命令道。但手指像块石头，一点也不听使唤。布里恩一次又一次地想活动手。每当要放弃努力时，他就想到了杰姆。“没法活动十个手指，”最后布里恩想道，“也许我可以每次活动一个手指。”他看着右手的食指。“动一下。”他说。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
两小时过去了，他已精疲力竭，他平生还没有这样奋斗过。“我不行了，”他想。
突然，在又一次努力时，一个手指出乎意料地颤动了一下。“我能动了！一个能动，十个为什么不能？”
11点半，布里恩已能活动右手的五个手指了。第二天上午，他已在活动左手的五个手指了。
“我一定能好起来，既然杰姆都相信我，那么，我一定更要相信我自己。每个星期，我都要向他证明，我在战斗着。杰姆将为我而骄傲。”
在首次探望的一个星期之后，杰姆步入病房时，发现布里恩倚在一大摞枕头上，正在把一片汉堡包吞进嘴。
“你在吃饭。”杰姆对他的进步感到惊讶。
布里恩指指立在那儿的呼吸器。“我去掉了它，我自己能呼吸了。”杰姆明白了他的意思。
杰姆很高兴。“好，小伙子，我知道你像一个战士，”他说，“我真为你自豪。有一天你将成为一个优秀运动员，因为你有运动员的毅力和勇敢。”
布里恩被夸得脸红了。
“我给你带了点东西。”转眼之间，杰姆把“索普”杯大赛时穿的那件衬衫递到了布里恩的身边。这是杰姆穿过的，一件真正的运动衫。
接着，杰姆谈起了他的最艰苦的比赛，谈到了他们所遇到的最强硬的挑战，谈到了日常的训练，还谈到了他的烦恼。
布里恩听得出了神。在他心中，一个美梦重新做起。“我是一名优秀射手。有朝一日我还要踢球，我知道我能。”
布里恩利用一切机会锻炼活动。用床栏做柱子，他试着坐起来。头和肩抬起了两英寸，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过了一些时候，又能抬起四英寸。
当杰姆下一次来时，布里恩能动脚趾了。杰姆大笑着，看着仍然那么瘦弱单薄的布里恩。他甚至怀疑：“如果这件事落在我头上，我也能做到这一切吗？”
布里恩正等得不耐烦，杰姆又一次走进了病房。
“哈罗！”布里恩脱口而出。
“你能说话了。”
“谢谢。”布里恩向朋友伸出手，“多谢你来看我。”
杰姆脸红了。“我为此感到骄傲！”他轻轻地说。然后，他对他的崇拜者微微一笑。“你是一个做到了一切的人，布里恩，你记住吧，这是你自己做到的。”
但布里恩知道：没有杰姆·米勒，他是不可能做到这一切的。
一个月后，布里恩出院了。他才仅仅能够站起来。医生们告诉他，他应该继续接受几个月的体育疗法的治疗。他没有在意，还是回家了。
6月初，布里恩终于回到了草坪前的足球场。
“这一球，为了杰姆·米勒。”他大喊道。他向前两步，抬起右腿，把球一脚射出。
对布里恩来说，这一射虽然只有15码远，但就像取得了“索普杯”一样漂亮！
态度──人生的选择之一
鲍伯·哈利斯
我看着她，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丢了车而快乐。总而言之，我们的车被偷了。我真的相信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选择让自己快乐。”
我的妻，泰瑞，和我在12月买了一辆新车。即使我们可以买到机票从加州飞到休斯敦和她的家人过圣诞节，我们还是决定启用新车开到德州去。我们打包上车，和祖母度过一个愉快的星期。
我们过得很愉快，在祖母家留到最后一分钟才肯走。回程时我们必须赶路回家，所以我们不眠不休地赶路──一个人开车，一个人睡觉。经过一场几个小时的大雨后，我们在深夜抵达家门。我们累极了，只想洗个热水澡，睡在柔软的床上。我感觉不管我们再怎么累，当晚也该把东西从车上卸下来，但泰瑞只想赶快洗澡睡觉，所以我们决定早上再说。
早上七点，我们起床梳洗后决定把东西卸下车。当我们打开前门时，我们的车道上却看不到车子！泰瑞和我面面相觑，看看车道，又彼此对看，又回头看车道，又彼此对看。然后泰瑞问我一个妙极了的问题：“喂，你把车停在哪里？”
我笑着回答：“就在车道上。”我们很确定车停的地方，但我们却还往外走，希望看到车子奇迹似的自己停到车道外，在街边停下，但没有。
怅然若失的我们打电话叫警察来做了笔录，好激活我们的高科技追踪系统。又为了安全，我们打电话给追踪系统公司。他们保证他们有98％的几率在两个小时内找回失车。两小时内，我一直打电话问：“我的车在哪里？”
“我们还没找到，哈利斯先生，但在四小时内还是有94％的机会。”
又过了两个小时，我又打电话问：“我的车呢？”
他们再次回复：“我们还没找到，不过八小时内还是有90％的寻获率。”
那时我告诉他们：“你们这些微渺的几率对我毫无意义，所以请在你们找到它时打电话给我。”
那天稍晚，电视广告上一个汽车制造商问：“你难道不喜欢在你的车道停着这样一辆车子吗？”
我回答：“是的！昨天我就做了这件事。”
一整天毫无消息的折磨使泰瑞渐渐变得更加烦恼，尤其当她不断想起车子里放了多少东西时──我们的结婚相簿、绝版的上一代家庭照片、衣服、所有的照相器材、我的皮夹和支票本，只有几张签上了名字。没有这些东西我们还是活得下去，但它们在那时似乎很重要。
充满焦虑与挫折的泰瑞问我：“我们的新车和东西都丢掉了，你怎么还能开玩笑？”
我看着她，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丢了车而烦恼，也可以因丢了车而快乐。总而言之，我们的车被偷了。我真的相信我们可以选择态度和心情，现在我选择让自己快乐。”
五天后，我们的车回来了，车上的东西都已经失踪了，车子的损坏也超过3000美元。我把它送去维修，并因为听到他们会在一周内把它修好而感到高兴。
这一周结束时，我甩掉了租来的车，把我们的车开回家，感到十分兴奋，且松了口气。不幸的是，这样的感觉很短暂。回家的路上，我在我们公路出口的交叉道上撞上另一部车。我没有损坏别人的车，但却损坏了我们的车——另一笔3000美元的损失，还有一笔保险理赔等着我。我把车子开进我们的车道，但当我企图出去观察损失情况时，左边的前轮漏了气。
当我站在车道上看着车，开始自己打自己，责怪自己撞了别人的车时，泰瑞到家了。她走向我，看了车，又看着我。她看我自己打自己，就用双臂抱着我，说：“亲爱的，我们可以因有一部撞坏的车而烦恼，也可以因有一部撞坏了的车而快乐。总之，我们有一部撞坏了的车，所以我们选择快乐吧。”
我从心里笑出声来宣布臣服，一起享受了美妙的晚上。
难忘第一课
当时我们都觉得无地自容。到了2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体会到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堂医学课。
我在医学院学到的东西有一半已经忘掉了，但我第一次跟导师到医院病房去时所得到的教训，却仍像灯塔般指导着我。
在医院的头两年，我们挨过了解剖学、生物化学以及所有其他看来无关的科学课程。终于，我们不用再浪费时间在那些临床前期学科上，可以去看看真正的病人了。我们六个学生紧张地站在内科病房里。
我们站在第一个病人的床尾，个个穿着挺括的白袍，口袋里插满了各类手册和医疗器具，但就是没有听诊器。导师要我们把听诊器留在护士室里。
我们的导师是内科的专科住院医生，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们一番。“这位是沃特金斯先生，”他说，“我们已预先向他说清楚你们今天会来，他并不介意你们骚扰他。你们可以试试听他的心脏，不用焦急，慢慢听好了。他患的是二尖瓣狭窄症。这是个很典型的病例，你们以后未必有机会再见得到同样的病例。”
我们学过二尖狭窄病的理论，知道患者其中一个心瓣的口会变得狭窄。尽管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听过心脏的声音，但都能说出即将听到的声音会是怎样的：先是响亮的心搏声，即瓣膜打开时的扑通一声，然后是这种病特有的两声杂音。
导师把自己的听诊器递给我们。“不要急，”他对我们说，“用心听。沃特金斯先生瓣膜打开时那‘扑通’一声是特别响的。”
我们轮流用听诊器认真地听。我们神情专注，不时点头。“噢，有了，听到了。”我们都这样说。我们人人一听到那些心跳时，就面露喜色。我们感谢导师对我们解释得那么清楚。
上完这堂课，我们回到护士室，坐了下来。“大家都明白了吗？”导师问。我们都点头，导师二话没说，就把听诊器的螺丝慢慢旋出来。他从口袋里取出一个小钳子，把他事先塞在听诊器管子里的大团棉花拉了出来。原来听诊器是失效的，根本不可能听到声音。我们谁也不可能听到心跳声，更不用说瓣膜打开时的扑通声。
“以后千万别再这样，”他说，“如果你们没听到，就说没听到。如果你们没听懂人家的话，就老实告诉他们。假装知道是怎么回事，也许可以欺骗你们的同事，但是对你自己，或你们的病人，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当时我们都觉得无地自容。到了2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体会到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一堂医学课。
当生活抛弃了你
噩梦不会长久地存在，雨过之后必然又是一个大好晴天。上帝的考验也不是要让人得到无谓的痛苦，而是要让人们在痛苦中更加感觉生活的幸福。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有的人只会哭泣，或者放弃长期以来的理想和事业，而一旦噩梦醒来，那就后悔莫及了。
马修是个忙碌的妇产科医师，他的事业如日中天，虽然这不是一个抛头露面的职业，但是他还是成为了一个远近闻名的人物，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
但是上帝有时也会开一些恶意的玩笑。在一场滑雪中，灾难发生了，他失去了右手，这就是说，他不能再从事现在的职业了。“未来和右手，一起在滑雪坡上摔得粉碎。”马修悲伤地说，“没有了右手，我失去了人生目标。我的父母都是医师，我继承了他们的遗志，我热爱我的职业，我不想改做其他的工作，也没有从事其他职业的能力和兴致。但我现在已经完了，我不再有前途，不再有快乐，不再有梦想。”
上帝的恶作剧仍在继续，马修的太太又被诊断出子宫癌，必须马上手术。马修说：“我想逃离现实，我想放弃一切，但为了三个还在求学的孩子，还有我亲爱的太太，我无法逃避。”他不得不把眼光瞄准医学以外的行业，试图寻找一个值得一干的工作，但是他很失望。他已经是个老大不小的人了，没有把握去掌握一门新技术。
“法医这个职业我略有兴趣，但要进入这个领域，我也不得不花上好几年去学习。”马修说，“但我太太需要我的照顾，我的孩子需要我抚养，我没有时间和精力潜心学习。我知道一个癌症患者的痛苦，我宁愿这种痛苦由我来承担。”
朋友们给他介绍了许多工作，他自己也在书上、杂志上、网络上寻找，但是他无法找到让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
就这样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的太太健康逐渐好转，马修带她到巴哈马度了几天假。他们在海滩上深情地交谈，像初恋时一样沉浸在美景中。奇迹发生了，上帝在给了他足够的考验后，终于给了他重新崛起的机会。马修只觉心血来潮，进行了长久的思考，他知道自己这辈子实在离不开医学，唯一能两全其美的办法就是──教书。
于是上帝又给他安排了一场巧遇，马修遇到了以前教他的教授，教授对这个杰出的学生记忆犹新，也很同情他现在的遭遇。两周后，这位教授打电话给马修，告诉他在妇产科正好有个副教授的空缺，问他是否有兴趣。马修整个人愣住了，他没想到他的祈祷这么快就应验了，于是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工作。
马修是一个尽职尽责的教师，而且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很快喜欢上自己的新职业，并从教导学生中得到了成就感，这种感觉丝毫不比当初他做医生时的感觉逊色。“当我看到我的学生毕业、进入社会时，就好像过去看到新生儿诞生那么高兴，从事热爱的工作，真让人非常心满意足。”
噩梦不会长久地存在，雨过之后必然又是一个大好晴天。上帝的考验也不是要让人得到无谓的痛苦，而是要让人们在痛苦中更加感觉生活的幸福。在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时，有的人只会哭泣，或者放弃长期以来的理想和事业，而一旦噩梦醒来，那就后悔莫及了。
改变一生的礼物
柏蒂·史诺威克 恰克·道吉
汤普森小姐果然参加了婚礼，并坐在本该是泰迪母亲坐的位子上。她坐那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为泰迪做的事使他永生难忘。
泰迪·史托拉德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在学校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脏兮兮、皱巴巴的衣服，从来没梳过的头发，没有表情的脸，无神的、模糊的、失去焦点的眼神。每次汤普森小姐和泰迪说话时，他总是以“是”或“不是”冷淡地回答。没有吸引力、不求上进，而且疏离，他是个完全不讨人喜欢的小孩。
即使他的老师说，她给同班同学的爱是一样的，但在内心里她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每当她在改泰迪的卷子时，她会从给错的答案打叉中得到某种不当的乐趣，而当她将他的卷子评为F时，她也总是眼光锐利。她应该更详细地了解泰迪。她有泰迪的求学记录，记录上写着：
一年级：泰迪表示愿意做作业并改善态度，但他家中情况很差。
二年级：泰迪可以做得更好些。他妈病得很重，他没法得到家人的帮助。
三年级：泰迪是个好孩子，但太严肃了。他学得很慢，他母亲今年去世了。
四年级：泰迪学得很慢，但行为规矩。他的父亲毫无配合的兴趣。
圣诞节到了，汤普森班上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都带来圣诞礼物堆在她的桌上，围着她等她拆开来看。其中一个礼物是泰迪·史托拉德送的。她为他给她礼物这件事感到很惊讶。泰迪的礼物用棕色的包装纸和苏格兰纹的带子包起来。纸上写着简单的几个字：“给汤普森小姐。泰迪敬上。”
她打开泰迪的礼物，掉出了一串俗气的人造钻石项链，有一半的人造钻石不见了，还有一瓶便宜的香水。
其他的同学对泰迪的礼物议论纷纷，但汤普森小姐至少意识到她必须立刻戴上项链，并把香水洒在手腕上使他们安静。她把袖子卷起来让其他同学闻，并说：“闻起来是不是很香？”孩子们接获老师的暗示，就懂得以“哦！”和“嗯！”来表示同意。
这天课程结束后，其他同学都走了，泰迪蹑手蹑脚地跟在后头。他慢慢走到她的桌子旁，轻声说：“汤普森小姐，汤普森小姐，你的味道和我妈身上的味道好像，而她的项链戴在你身上真的很漂亮。我很高兴你喜欢我的礼物。”当泰迪离去时，汤普森小姐跪了下来，请求上帝原谅她。
第二天，当孩子们到学校时，他们看到了一个崭新的老师。汤普森小姐变了一个人。她不再是老师了，她变成了上帝的使者。她现在是个把自己贡献给爱她的小孩、变成为靠她过日子的这些小孩做事的人。她帮助所有的孩子，特别是学习效果差的，尤其是泰迪·史托拉德。在这年结束时，泰迪已突飞猛进。他赶上了大部分的同学，甚至超过了一些人。
她已经很久没有接到泰迪的消息了。但有一天，她接到了一封信：
亲爱的汤普森小姐：
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我即将在我们班上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
爱你的泰迪·史托拉德
又过了四年，另一封信来了：
亲爱的汤普森小姐：
他们刚告诉我，我将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大学课程并不好念，但我很喜欢。
爱你的泰迪·史托拉德
再四年后：
亲爱的汤普森小姐：
现在，我成为泰迪·史托拉德医生了。我想让你第一个知道，我下个月就要结婚了，就在27日。我希望你能来，坐在我妈坐的位子上。你是我唯一的家人了，我爸去年已去世了。
爱你的泰迪·史托拉德
汤普森小姐果然参加了婚礼，并坐在本该是泰迪母亲坐的位子上。她坐那儿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她为泰迪做的事使他永生难忘。
木匠家走出的孩子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如果你发现自己出身于一个不好的家庭时，那么请你祝贺自己吧，因为你将创造奇迹。当然奇迹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的，只有优秀而坚忍的人，才能不受不利环境的影响，或者干脆化不利为有利，从而谱写一个完美的人生。
八月里的一个下午，在莱克星顿的一个小农场里，西奥多·帕克怯生生地问他的父亲：“爸爸，明天我可以休息一天吗？”西奥多的父亲是一位老实巴交的木匠，他制作的水车远近闻名。他惊讶地看了一眼最小的儿子，这可是活儿最忙的时候啊，小伙子少干一天，就可能影响他整个的工作计划。但是，西奥多企盼而坚决的目光让他不忍拒绝，要知道，西奥多平时可不是这样的。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这个要求。
第二天一早，西奥多早早地就起来了，赶了十英里崎岖泥泞的山路，匆匆来到哈佛学院，参加一年一度的新生入学考试。从八岁那年起，他就没有真正上过学，只有在冬天里比较清闲的时候，才能挤出三个月的时间认真地学习。而在其他的时间里，无论是耕田还是干别的农活，他都一遍遍地默默背诵以前学过的课文，直到滚瓜烂熟为止。休息的时候，他还到处借阅书籍，因此汲取了大量的知识。有一本拉丁词典，是他迫切需要的，但无论如何想方设法也没法借到手。于是，在一个夏天的早上，他早早跑到原野里，采摘了一大筐浆果，背到波士顿去卖，所得的钱正好换回了这本拉丁词典……
所谓工夫不负有心人，在哈佛的入学考试上，他得心应手地做完了试题。监考的老师惊奇地看着这个总是第一个交卷的考生，当他听说这是一个连学校都很少去的穷少年时，更加好奇地抽出他的试卷来察看，然后对西奥多说：“祝贺你，小伙子，你很快会接到录取通知的。”
那天深夜，西奥多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了家里，父亲还在院子里等他回家。“好样的，孩子！”当父亲听到他通过考试的消息，高兴地赞扬道，“但是，西奥多，我没有钱供你到哈佛读书啊！”西奥多说：“没有关系，爸爸，我不会住到学校里去，我只在家里抽空自学，只要通过了考试，就可以获得学位证书。”后来，他真的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当他长大成人以后，自己积攒了一笔学费，又在哈佛学习了两年，最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岁月流逝，时光推移，这个当年读不起书的小男孩，终于成为了一代风云人物。他作为一个著名的废奴运动倡导者和社会改革家，先后成为国务卿西沃德、首席大法官蔡斯、著名参议员萨姆纳、总统加里森、著名教育家贺拉斯·曼、反奴协会主席温德尔·菲利普斯等人的密友和事业顾问，他在整个美国的影响力是永远无法估量的。
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是我们可以把握自己的人生。如果你发现自己出身于一个不好的家庭时，那么请你祝贺自己吧，因为你将创造奇迹。当然奇迹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的，只有优秀而坚忍的人，才能不受不利环境的影响，或者干脆化不利为有利，从而谱写一个完美的人生。
两条路
J·p·里克特
他看见阴暗的沼泽地上空闪烁着幽光，那光亮游移明灭瞬息即逝了，那是他轻抛浪掷的年华。他看天空中一颗流星陨落下来，消失在黑暗之中，那就是他自身的象征。懊丧像一支利箭射穿了老人的心脏。他记起了早年和自己一同踏入生活的伙伴们，他们走的是高尚、勤奋的道路，在这新的夜晚，载誉而归，无比快乐。
等到岁月流逝，你们在魆黑的山路上步履踉跄时，再来痛苦地叫喊，“青春呵，回来！还我韶华！”那只能是徒劳的了。
新年的夜晚。一位老人伫立在窗前，他悲戚地举目遥望苍天，繁星宛若玉色的百合漂浮在澄静的湖面上。老人又低头看看地面，几个比他自己更加无望的生命正走向它们的归宿──坟墓。老人在通往那块地方的路上，也已经消磨掉六十个寒暑了。在那旅途中，他除了有过失和懊悔之外，再也没有得到任何别的东西。他老态龙钟，头脑空虚，心绪忧郁，一把年纪折磨着老人。
年轻时代的情景浮现在老人眼前，他回想起那庄严的时刻，父亲将他置于两条道路的入口──一条路通往阳光灿烂的升平世界，田野里丰收在望，柔和悦耳的歌声四方回荡；另一条路却将行人引入漆黑的无底深渊，从那里涌流出来的是毒液而不是泉水，蛇蟒满处蠕动，吐着舌箭。
老人仰望苍天，苦恼地失声喊道：“青春啊，回来！父亲哟，把我重新放回人生的入口吧，我会选择一条正路的！”可是，父亲以及他自己的黄金时代都一去不复返了。
他看见阴暗的沼泽地上空闪烁着幽光，那光亮游移明灭瞬息即逝了，那是他轻抛浪掷的年华。他看天空中一颗流星陨落下来，消失在黑暗之中，那就是他自身的象征。懊丧像一支利箭射穿了老人的心脏。他记起了早年和自己一同踏入生活的伙伴们，他们走的是高尚、勤奋的道路，在这新的夜晚，载誉而归，无比快乐。
高耸的教堂钟楼鸣钟了，钟声使他回忆起儿时双亲对他这浪子的疼爱。他想起了父母的教诲，想起了父母为他的幸福所做的祈祷。强烈的羞愧和悲伤使他不敢再多看一眼父亲居留的天堂。老人的眼睛黯然失神，泪珠儿潸然坠下，他绝望地大声呼唤：“回来，我的青春！回来呀！”
老人的青春真的回来了。原来，刚才那些只不过是他在新年夜晚打盹儿时做的一个梦。尽管他确实犯过一些错误，眼下却还年轻。他虔然在感谢上天，时光仍然是属于他自己的，他还没有坠入漆黑的深渊，尽可以自由地踏上那条正路，进入福地洞天，丰硕的庄稼在那里的阳光下起伏翻浪。依然在人生的大门口徘徊，踌躇着不知该走哪条路的人们，记住吧，等到岁月流逝，你们在魆黑的山路上步履踉跄时，再来痛苦地叫喊“青春呵，回来！还我韶华！”，那只能是徒劳的了。
小提琴的力量
布里奇斯
梅里特含泪打开琴匣，我一眼瞥见自己的那把阿马提小提琴正静静地躺在里面。梅里特走上前紧紧地搂住了我，三年前的那一幕顿时重现在我的眼前，原来他就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我的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听见那位女孩凄美的小提琴曲，但她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她的纯真和善良曾经是怎样震颤了两位迷途少年的心弦，让他们重树生命的信念！
每天黄昏的时候，我都会带着小提琴去尤莉金斯湖畔的公园散步，然后在夕阳中拉一曲《圣母颂》，或者是在迷蒙的暮霭里奏响《麦绮斯冥想曲》，我喜欢在那悠扬婉转的旋律中编织自己美丽的梦想。小提琴让我忘掉世俗的烦恼，把我带入一种田园诗般纯净恬淡的生活中去。
那天中午，我驾车回到离尤莉金斯湖不远的花园别墅。刚刚进客厅门，我就听见楼上的卧室里有轻微的响声，那种响声我太熟悉了，是我那把阿马提小提琴发出的声音。“有小偷！”我一个箭步冲上楼，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大约12岁的少年正在那里抚摸我的小提琴。那个少年头发蓬乱，脸庞瘦削，不合身的外套鼓鼓囊囊，里面好像塞了某些东西。我一眼瞥见自己放在床头的一双新皮鞋失踪了，看来他是个贼无疑。我用结实的身躯堵住了少年逃跑的路，这时，我看见他的眼里充满了惶恐、胆怯和绝望。就在刹那间我突然想起了记忆中那块青色的墓碑，我愤怒的表情顿时被微笑所代替，我问道：“你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吗？我是他的管家，前两天我听拉姆斯敦先生说他有一个住在乡下的外甥要来，一定是你了，你和他长得真像啊！”
听见我的话，少年先是一愣，但很快就接腔说：“我舅舅出门了吗？我想我还是先出去转转，待会儿再来看他吧。”我点点头，然后问那位正准备将小提琴放下的少年：“你很喜欢拉小提琴吗？”“是的，但我很穷，买不起。”少年回答。“那我将这把小提琴送给你吧。”我语气平缓地说。少年似乎不相信小提琴是一位管家的，他疑惑地望了我一眼，但还是拿起了小提琴。临出客厅时，他突然看见墙上挂着一张我在悉尼大剧院演出的巨幅彩照，于是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栗了一下，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远了。我确信那位少年已明白是怎么回事，因为没有哪一位主人会用管家的照片来装饰客厅。
那天黄昏，我破例没有去尤莉金斯湖畔的公园散步，妻子下班回来后发现了我的这一反常现象，忍不住问道：“你心爱的小提琴坏了吗？”“哦，没有，我把它送人了。”“送人？怎么可能！你把它当成了你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亲爱的，你说的没错。但如果它能够拯救一个迷途的灵魂，我情愿这样做。”看见妻子并不明白我说的话，我就将当天中午的遭遇告诉了她，然后问道：“你愿意再听我讲述一个故事吗？”妻子迷惑不解地点了点头。
“当我还是一个少年的时候，我整天和一帮坏小子混在一起。有一天下午，我从一棵大树上翻身爬进一幢公寓的某户人家，因为我亲眼看见这户人家的主人驾车出去了，这对我来说，正是偷盗的好时机。然而，当我潜入卧室时，我突然发现有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女孩半躺在床上，我一下子怔在那里。那位女孩看见我，起先非常惊恐，但她很快就镇定下来，她微笑着问我：‘你是找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好机械地点头。‘这是四楼，你走错了。’
“女孩的笑容甜甜的。我正要趁机溜出门，那位女孩又说：‘你能陪我坐一会儿吗？我病了，每天躺在床上非常寂寞，我很想有个人跟我聊聊天。’我鬼使神差地坐了下来。那天下午，我和那位女孩聊得非常开心。最后，在我准备告辞时，她给我拉了一首小提琴曲《希芭女王的舞蹈》。看见我非常喜欢听，她又索性将那把阿马提小提琴送给了我。就在我怀着复杂的心情走出公寓、无意中回头看时，我发现那幢公寓楼竟然只有四层，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居住在五楼的麦克劳德先生。也就是说，那位女孩其实早知道我是一个小偷，她之所以善待我，是因为想体面地维护我的自尊。后来我再去找那位女孩，她的父亲却悲伤地告诉我，患骨癌的她已经病逝了。我在墓园里见到了她青色的石碑，上面镌刻着一首小诗，其中有一句是这样的：‘把爱奉献给这个世界，所以我快乐！’”
妻子听完我的故事，一时变得无语，眼角也湿润了。三年后，在墨尔本市高中生的一次音乐竞技中，我应邀担任决赛评委。最后，一位叫梅里特的小提琴选手凭借雄厚的实力夺得了第一名。评判时，我一直觉得梅里特似曾相识，但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颁奖大会结束后，梅里特拿着一只小提琴匣子跑到我的面前，脸色绯红地问：“布里奇斯先生，您还认识我吗？”我摇摇头。“您曾经送过我一把小提琴，我一直珍藏着，直到有了今天！”梅里特热泪盈眶地说，“那时候，几乎每一个人都把我当成垃圾，我也以为我彻底完蛋了，但是您让我在贫穷和苦难中重新拾起了自尊，心中再次燃起了改变逆境的熊熊烈火！今天，我可以无愧地将这把小提琴还给您了……”
梅里特含泪打开琴匣，我一眼瞥见自己的那把阿马提小提琴正静静地躺在里面。梅里特走上前紧紧地搂住了我，三年前的那一幕顿时重现在我的眼前，原来他就是“拉姆斯敦先生的外甥鲁本”！我的眼睛湿润了，仿佛又听见那位女孩凄美的小提琴曲，但她永远都不会意识到，她的纯真和善良曾经是怎样震颤了两位迷途少年的心弦，让他们重树生命的信念！
胡萝卜、鸡蛋和咖啡
谢布内姆·蒂尔凯希
父亲接着说：“我想问你的是，面对生活的煎熬，你是像胡萝卜那样变得软弱无力，还是像鸡蛋那样变硬变强，抑或像一把咖啡豆，身受损而不坠其志，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向四周散发出香气、用美好的感情感染周围所有的人？简而言之，你应该成为生活道路上的强者，让你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变得更好、更漂亮、更有意义。”
面对生活的煎熬，你是像胡萝卜那样变得软弱无力，还是像鸡蛋那样变硬变强，亦或像一把咖啡豆，身受损而不坠其志……
一天，女儿满腹牢骚地向父亲抱怨起生活的艰难。
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厨师。他平静地听完女儿的抱怨后，微微一笑，把女儿带进了厨房。父亲往三只同样大小的锅里倒进了一样多的水，然后将一根大大的胡萝卜放进了第一只锅里，将一个鸡蛋放进了第二只锅里，又将一把咖啡豆放进了第三只锅里，最后他把三只锅放到火力一样大的三个炉子上烧。女儿站在一边，疑惑地望着父亲，弄不清他的用意。
20分钟后，父亲关掉了火，让女儿拿来两个盘子和一个杯子。父亲将煮好的胡萝卜和鸡蛋分别放进了两个盘子里，然后将咖啡豆煮出的咖啡倒进了杯子。他指着盘子和杯子问女儿：“孩子，说说看，你见到了什么？”
女儿回答说：“还能有什么，当然是胡萝卜、鸡蛋和咖啡了。”
父亲说：“你不妨碰碰它们，看看有什么变化。”
女儿拿起一把叉子碰了碰胡萝卜，发现胡萝卜已经变得很软。她又拿起鸡蛋，感觉到了蛋壳的坚硬。她在桌子上把蛋壳敲破，仔细地用手摸了摸里面的蛋白。然后她又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里面的咖啡。做完这些以后，女儿开始回答父亲的问题：“这个盘子里是一根已经变得很软的胡萝卜，那个盘子里是一个壳很硬、蛋白也已经凝固了的鸡蛋，杯子里则是香味浓郁、口感很好的咖啡。”说完，她不解地问父亲：“亲爱的爸爸，您为什么要问我这么简单的问题？”
父亲严肃地看着女儿说：“你看见的这三样东西是在一样大的锅里、一样多的水里、一样大的火上和用一样多的时间煮过的，可它们的反应却迥然不同。胡萝卜生的时候是硬的，煮完后却变得那么软，甚至都快烂了；生鸡蛋是那样的脆弱，蛋壳一碰就会碎，可是煮过后连蛋白都变硬了；咖啡豆没煮之前也是很硬的，虽然煮了一会儿就变软了，但它的香气和味道却溶进水里变成了可口的咖啡。”
父亲说完之后接着问女儿：“你像它们之中的哪一个？”
现在，女儿更是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只是怔怔地看着父亲，不知如何回答。
父亲接着说：“我想问你的是，面对生活的煎熬，你是像胡萝卜那样变得软弱无力，还是像鸡蛋那样变硬变强，抑或像一把咖啡豆，身受损而不坠其志，无论环境多么恶劣，都向四周散发出香气、用美好的感情感染周围所有的人？简而言之，你应该成为生活道路上的强者，让你自己和周围的一切变得更好、更漂亮、更有意义。”
海滩上的一天
亚瑟·高登
我慢慢地坐起来，努力回想。快乐的人通常都是那些充满自信的人。那个时候，如果你努力去回想那些快乐的时光，也许快乐会释放出力量的光芒，即使那种力量只有一点点。
不久之前，我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大多数人偶尔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当生活中的一切变得乏味又沉闷的时候，突然间，我们的心情会激烈地往下沉，变得死气沉沉，热情尽失。这种情绪低潮在我工作上所造成的影响是很可怕的。每天早晨我都要咬紧牙关对自己说：“今天，我的生活一定会恢复正常。你一定要设法摆脱现在的情绪低潮，你一定要摆脱。”
可是，这种黯淡的日子一直持续着，我的生活已经濒临瘫痪。我知道，我应该找人来帮忙了。
我求助的对象是一个医生。他不是精神科医生，只是一个普通医生。他的年纪比我大，外表看起来很粗鲁，可是内心却隐藏着过人的智慧和人生阅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我很痛苦地告诉他，“我觉得自己好像快要不行了，你能够帮我吗？”
“我不知道。”他慢条斯理地说。他十指交叉抱在胸前，若有所思地看了我很久。然后，他突然问我，“你小时候最快乐的时光是在哪里度过的？”
“小时候？”我重复了一次，“你为什么这样问？我想是在海边吧！我们家在海边有一幢度假小木屋。我们全家都很喜欢那个地方。”
他望着窗外，看着十月的黄叶一片一片地飘落。“你能不能完全按照我的指示去做？只要一天就好。”
“我想可以吧。”我说。心里想，只要你能帮得了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好吧。那你听我说。”
他叫我自己一个人开车到那个海滩去，而且要在早上九点之前抵达。我可以吃午餐，但是，我不可以看书，不可以写东西，不可以听收音机或跟别人讲话。“除此之外，”他说，“我会开一张处方给你，你每隔三个小时看一次。”
他拿了四张空白的处方笺，在每一个处方笺上面写了几句话，然后把它们折起来，在上面依次写下号码，交给我。“这四张处方笺，你按照号码的顺序在早上九点、中午十二点、下午三点和晚上六点的时候分别打开。”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我问。
他冷笑了一下。“等你收到账单的时候，就不会认为我是在开玩笑了！”
第二天早上，我半信半疑地开车到海边去。那种感觉有点寂寞，西北风怒吼着，灰暗的海面波涛汹涌。我坐在车子里，心想着要怎么度过这空虚的一天，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四张折好的处方笺，打开第一张。上面写着“仔细听”。
我仔细看着那三个字。心里想，为什么？这家伙一定是疯了。他不让我听音乐，不让我听收音机，不让我听别人说话的声音。那么，在这里我还听得到什么？
我抬起头，闭上眼睛，仔细聆听。四周一片寂静，只听得到持续不断的浪涛声，只听得到海鸥低沉的鸣叫，还有头顶上的天空传来隐约的飞机声。这些都是我熟悉的声音。
我打开车门，走下车。忽然一阵大风吹来，车门“嘭”的一声被风吹得关了起来，吓了我一跳。我问自己：难道他要我仔细听的就是这些声音吗？
我爬上一座小沙丘，望着那一片荒凉的海滩。站在这里，只听得到巨大无比的浪涛声，其他的声音都听不到了。然而，我突然想到，浪涛声底下一定还隐藏着别的声音：沙子随着海水流动的声音、沙丘上的小草被风吹动的声音。如果我们靠近一点就可以听得到了。
我忽然产生一种冲动，一种感觉上很荒谬的冲动，我趴到地上，把头贴在一团海藻上。这个时候，我发现：如果你用心去聆听，一刹那，你会感觉到整个世界仿佛静止了，仿佛在等待什么。在那静止的一刹那，所有纷扰的思绪都停止了，心也平静下来。
我回到车上，静静地坐着，仔细聆听。当我又一次听着大海低沉的咆哮声，忽然想起狂风暴雨的情景。那个时候，我忽然明白，大自然是多么的浩瀚，而自己又是多么的渺小。想到这里，我忽然觉得心情轻松起来。
尽管如此，那个早上还是过得很慢，我一向习惯让自己永无止境地忙碌，一旦闲下来，我反而会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
到了中午，天空里的云已经被风扫得一干二净。海面上闪闪发光，看起来令人心旷神怡。我打开第二张处方笺，坐在那里，我心里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一次，上面写着四个字“努力回想”。
回想什么？当然是回想过去。可是，如果我担心的是现在和未来，我为什么要回想过去？
我离开车子，沿着沙丘慢慢走，陷入沉思。医生叫我到海滩来，是因为这里充满了许多美好愉快的回忆。也许这就是我应该回想的，那些被自己遗忘了很久的快乐回忆。
我在脑海中搜寻那些渐渐模糊的印象，就像一个画家一样，把那些模糊的印象重新涂上美丽的色彩，重新画上轮廓。我会选择一些难忘的小事情，尽可能去捕捉每一个细节。我会在脑海中描绘出某些人完整的形象，具体描绘出他们当时穿什么样的衣服，做什么样的动作。我会仔细回想他们当时说话的声音，他们的笑容。
这个时候，潮水渐渐退了，可是，浪涛声依然震耳欲聋。我决定回想一件二十年前发生的事，那是我最后一次和我的弟弟到海滩上钓鱼。虽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阵亡了，可是，每当我感到很疲倦时，一闭上眼睛，他的影像就会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脑海中，我甚至可以看到他眼中那种幽默而热情的光芒。
事实上，昔日所有的影像都历历在目：我们从前一起去钓鱼的海滩，像新月一样的弯曲，如象牙一样的白净，夕阳余晖染红了西方的天空，滚滚的巨浪冲向岸边，庄严而又和缓。我仿佛感觉到冲上岸的海水回流到海中时，冲击膝盖的那种温暖。我仿佛看到弟弟钓到鱼的时候，拉起钓竿，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仿佛听到他胜利的呐喊。我把昨日的记忆一片片地拼凑起来，即使经过了许多年，它们依然如此清晰，从来不曾改变。接着，这些影像又消失了。
我慢慢地坐起来，努力回想。快乐的人通常都是那些充满自信的人。那个时候，如果你努力去回想那些快乐的时光，也许快乐会释放出力量的光芒，即使那种力量只有一点点。
这一天的第二段时间过得更快了。当太阳开始往西边滑落，我迫切地在过去的记忆里搜寻，搜寻往日的点点滴滴，搜寻那些被我彻底遗忘的人。我想起过往岁月里的许多事情，一种温暖的感觉席卷而来，我终于明白，过去的美好并没有彻底遗忘。
下午三点的时候，潮水已经完全退了，海浪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像巨人的呼吸。我站在沙丘上，感到很轻松而且心满意足，还有一点点得意。我心里想，医生的处方还真有效。
于是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就打开第三张处方笺。这一次，处方笺上面的指示就没有那么轻松了。那句话的口气听起来有点像命令：“反省你的动机。”
读完这个句子，我的第一个反应是自我防卫。我对自己说，我的动机没有什么问题。我想要做一个成功的人，谁不想呢？我希望得到很多人的认同，每个人不都是这么希望吗？我想要得到更多的安全感，这有什么不对呢？
这个时候，我听到自己内心有个小小的声音在说：也许，这些动机还不够好。也许这些动机就是造成我情绪低落的原因。
我抓起一把沙子让它们从指缝间慢慢流下去。过去，每当我工作进行得很顺利的时候，事情总是自然而然就成功了，不需要刻意去经营。最近，不管我做什么事情，都要耗费很多心思跟别人竞争，结果还是失败，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得失心越来越重，对工作的成果期望太高。工作本身的乐趣已经消失了，它已经成为一种纯粹赚钱的手段。那种付出的感觉、帮助别人的感觉和奉献的感觉，已经被一种追求安全感的渴望淹没了。
这个时候，我恍然大悟。如果一开始，动机就是错误的，那就不可能有好结果。无论你是一个邮差、一个理发师、一个保险业务员或是一个家庭主妇，不管你从事什么行业都是一样的。只要你觉得自己是在服务人群，你就会把工作做得很好。如果你满脑子想的只有自己，你就会觉得工作是一种负担，怎么也做不好。这个道理就像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静静坐在那里，坐了很久。退潮的时候，我听到远处岸边细微的浪涛声，渐渐变成一种空洞的低吼。落日余晖染红了整个海平面。我在海滩上的一天已经接近尾声，我不得不佩服那个医生，和他精心调配出来的巧妙“处方”。现在我终于知道，他的处方其实是一种心灵治疗的妙药，对于任何遇到困难的人来说，都是很有价值的。
仔细聆听：抚慰狂乱的心灵，让心灵缓和下来，暂时忘掉内心的困扰，先看看外面的世界。
努力回想：由于人类的心灵一次只能想一件事情，当你想着昨日的快乐时，眼前的忧虑就会消失无踪。
反省你的动机：这是医生心灵处方的重点。最困难的地方在于重新评估自己，先衡量自己的能力和良知，再修正自己的动机。可是，你必须有纯洁开阔的心灵才能做到这一点。就像我，花了六个小时的时间，一个人静静地沉思，才领悟了这个道理。
这个时候，西方的天空只剩下一抹残红，我拿出最后一张处方笺。这一次他写了十个字。我慢慢走到沙滩上，走到距离海水只有几米的地方。我停下脚步，又把那张处方笺重读了一次：“把你的烦恼写在沙滩上。”
我放开手，让那张纸片随风飘走，弯下腰捡起一块贝壳的碎片。头上是一望无际的天空。我跪下来在沙滩上写了几个字，由下往上写。然后，我走开了，头也不回。我已经把自己的烦恼写在沙滩上，而潮水会把它带走。
高瞻远瞩
艾瑞克·韦汉梅尔
当飞机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的时候，我们挥舞着手上的滑雪杖，大声欢呼。我问山姆，我的家人是否分辨得出哪一个是我，因为我们都穿戴着同样的外套和帽子。“我想他们看得出来吧，”他笑了笑，“只有你挥舞手杖的方向和全队的人不一样。”
飞机载着我和我们的登山队，以及塞得满满的行李和雪橇，飞越阿拉斯加山脉，到达麦金利山的基地营区──卡西那冰河。
那一天，我们拼命工作，想在冰河坚硬的冰雪中凿出一个营地。虽然麦金利山天寒地冻，可是酷热的阳光照在冰雪上的反射光，还是刺痛了我的眼睛。当我们筑起一道雪墙，并且搭好帐篷之后，我们绕着煤气炉坐成一圈。太阳沉落到山后面时，我们可以感觉到气温骤降了五十摄氏度。我的登山伙伴山姆捉住了我的手指头，指向西面攀壁小径最显眼的一段。然后，我自己指向山顶，可是山姆只是笑了笑，说：“再高一点！”于是，我越指越高，直到我以为自己指着太阳。“那里，”他说，“那里就是麦金利山的顶峰。”这是我第一次产生恐惧感，害怕我们即将面临的挑战。然后，我们坐下来，聆听基地营区的安妮和当地电台播报的气象。我们在一家电台里听到两个西班牙登山者的声音，他们正声嘶力竭地向救难队报告他们的位置。那天早上，他们向山顶推进，可是却因为风势太强，能见度太低而折返。现在已经过了十个小时，他们躺在帐篷里，忍受着高原反应的折磨。
第二天早上，听说他们其中一个人已经死了。我有点担心，在我们攀登的第一个夜晚，这场悲剧可能会是一种不吉利的预兆。
山姆和我忍不住问自己，我们是否有必要以自己的生命做赌注，冒险攀登这座山。我回想起一年前，当我开始为这次登山行动展开训练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导盲犬在沙漠里练习跑步。有一天，我被一棵仙人掌绊倒，割伤了手，缝了好几针。
第二天，当我给那班五年级的学生上课的时候，我举起自己绑着绷带的手给他们看，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有一个很勇敢的小女孩站起来问我：“老师，如果你连在沙漠里跑步都会跌倒，那你怎么去爬那座那么高的山？”我到现在还想不出答案，可是我知道，在这一年里，我一定要找到答案。第二年，我们在凤凰城最高的建筑物里练习爬楼梯，肩上背着六十磅重的东西。我们还参加了许多登山训练队，攀登雷纳山、长峰和韩福瑞山，此外，我们还读了很多有关麦金利山的书籍。此刻，我对山姆说：“山姆，这一年来我们已经耗费了无数心血，走了一段很长的路。我们犯了许多错误，可是我们也从这些错误中学到了很多教训。我们冒过险，可是我们事先也评估过这些风险。我们克服了许多难题，并且也为了我们在山上可能碰到的情况做了准备。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有很好的默契配合，我们已经有了最万全的准备。”
那天晚上，当我努力想让自己睡着的时候，我想起过去一年来我们所受到的惨痛教训。例如：我们登山队进行第二次登山训练的时候，我们努力攀登一片陡峭的山脊，当时天色越来越暗，气温也越来越低，我分派到的任务是搭帐篷。可是我发现，戴着厚厚的手套，我的手指感觉不到帐篷上那些复杂的绳套和接环。每一次当我脱掉手套，尖锐的冰屑就会刺在我的手上，使我的手很快就变得麻木。最后，我不得不找一个队友来帮我搭帐篷。我感到很灰心，而且有一点难为情。我在心里对自己许下承诺：那些我办不到的事情，不管有多少，我都只能放弃，可是那些我办得到的事情，不管有多少，我都会学习把它们做好。
不久之后，我回到天气炎热的凤凰城。我常常跑到学校附近的广场去，戴着厚厚的手套，努力练习把帐篷搭起来，然后再把它拆掉。我希望自己能够对我的队友有所贡献，分摊一些工作。我希望我的队友们会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交到我的手中，就像我也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到他们的手中一样。
当我决定攀登麦金利山的时候，我很清楚必须冒的风险。那种风险就像在岩石的表面寻找下一个可以攀扶的支撑点：你伸出手想攀住它，希望它在那里，期待它在那里，可是，万一它不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要准备寻找下一个支撑点。我曾经冒过最大的险，就是十六岁的时候决定去攀岩。我会去参加是因为那是为盲人所举办的休闲活动中的一个项目。那次活动的理念是：如果让盲人有机会挑战自我，他们可能会成为更独立、更成功的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我不怕尝试。经历过许多试探和错误之后，我发现自己可以用一只手攀着支撑点，然后再用另外一只手寻找下一个支撑点，然后又换另外一只手。那种技巧是很累人的，可是我还是想办法让自己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次攀岩。
当我坐在山顶上，两只脚悬空摆荡，双手扶着又热又烫的岩石，听着周围的风声时，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在大联盟的第七场比赛里接住一个高速的平飞球，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成为赛车选手，可是，只要我下定决心做，任何事都能够做得十全十美，虽然我必须用不同的方式来达到我的目标。就像冒险一样，我也学习如何发展出一套作业流程和方法，以弥补我视力上的缺陷。在我们攀登麦金利山之前，我花了很多时间整理我的装备，记住每一样东西所放的位置。一旦到了山顶上，如果你找不到袜子和手套，你可能会失去脚趾和手指头；如果你找不到冰斧或铲子，你可能会害队友丧命。我也必须想出方法跟上队伍，因为在高山的强风中我听不见他们的脚步声。我发现用两只滑雪杆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我可以用滑雪杆探测队友的足迹，紧紧跟在领队克莱斯的后面。
那一天，我们爬到山的最顶峰，我几乎喘不过气来。在海拔一万六千英尺的高度，登山者只能呼吸到海平面一半的氧气量，这种现象称之为“强迫呼吸”。克莱斯说：“你一定要努力呼吸。”可是，我似乎无法调节我的呼吸。我的装备和雪橇感觉上比前几天更沉重。
扣住臀部的带子一直往两侧滑动，使得装备的重量几乎全部压在肩膀上。我不禁怀疑，在暴风中晕倒之前自己还能够走多远。我开始害怕自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跑来爬这座山，我开始强烈地怀疑自己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征服顶峰。然而，我还是克服了这种恐惧，全神贯注地调整自己的呼吸，跨出每一步。那一天，我终于领悟了登山的意义。登山给我的启示是：只要有万全的准备，我们就能够突破自己的极限，把自己提升到更高的境界，甚至超越别人为我们所设定的境界。第15天，我们抵达山顶的营地，站在岩石平台上，俯视着我们的出发点，卡西纳基地营区。此刻，它已经在我们脚下一万米远的地方。很难想象我们走过的路程有多么遥远。
那天黄昏，一场为期五天的暴风雪开始了，在我们头顶上呼啸的狂风，风速每小时超过一百公里。到了第五天，我们的粮食都吃光了，燃料也耗尽了，我们不得不开始思考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我们可能永远走不到山顶。克莱斯提醒我们：“登山的时机不是由我们来决定的，山才是主宰！”第二天早上，天空变得比较晴朗。我们决定爬到北峰和南峰之间的山脊，在那里我们能重新评估天气状况。我们在早上六点出发，很费力地涉过一段积雪深达大腿的平地。为了应付零下二十摄氏度的酷寒，我穿了厚厚的合成纤维、羊毛和羽绒制成的衣服。怒吼的狂风和酷寒使我的听觉和嗅觉失去功能，我只感觉得到雪鞋上的鞋钉踩在厚厚的积雪上。
当我们抵达山脊的时候，天气似乎渐渐转好了，于是我们开始朝着“猪峰”前进，那里是攀登顶峰之前的最后一个前哨站。爬到一半的时候，克莱斯说：“我想我们可能会成功。”当我们到达猪峰的时候，山顶看起来已经很近了。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整个登山过程中最艰巨的一部分才刚要开始──“主峰脊”。山脊只有两尺宽，一边深达一千尺，另一边深达九千尺。往好的方面想，不管我们从哪一边摔下去，结果都是一样的。克莱斯说：“伙伴们，如果你从这里摔下去，你会把所有的人都拖到山脚下去。”
我很紧张，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跨出每一步。我知道，无情的山峰不会容许我们犯任何错误。我是如此的全神贯注，所以，当我听到队友的叫喊时我吓了一跳。有人迎着风高喊：“恭喜你！你现在站在整个北美洲最高的地方。”所有的人围成一圈紧紧拥抱在一起。我们站在麦金利山二万三千尺高的顶峰上。当我们把美国盲人协会的旗帜展开，插在山顶上的时候，我心里想，一年多以前，这趟不平凡的冒险之旅还只是一个梦想。如今，梦想实现了。在我们攀顶之前一小时，我们用无线电通知基地营区的安妮。安妮用无线电通知附近的一个小机场，告诉在那里等待的我的家人，可以起飞了。此刻，我站在山顶上，我爸爸、两个弟弟和我的女朋友伊莲坐着小飞机在我的头上盘旋，分享我的喜悦。
当飞机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的时候，我们挥舞着手上的滑雪杖，大声欢呼。我问山姆，我的家人是否分辨得出哪一个是我，因为我们都穿戴着同样的外套和帽子。“我想他们看得出来吧，”他笑了笑，“只有你挥舞手杖的方向和全队的人不一样。”
空出点时间看流星
马克·克劳福
玛莉对着我微笑。我们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我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会花时间去欣赏生命中的惊奇与美丽，我们很高兴看到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要。安迪已经花很多时间在经历团体运动中那令人窒息的压力以及“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赢”的心态了。谢天谢地，他仍然保有赤子之心。我则是有些懊恼自己居然也曾被卷进同样的漩涡里。
这是一场重要的比赛。露天看台上挤满了家长和小孩。炽热的阳光照在棒球场上，给人“职业棒球联盟赛”的感觉。待在球员休息室的男孩们既紧张又兴奋。球赛已经进行到第五局的下半场了，我儿子的球队目前以一分领先。儿子安迪在右外野，在他的身后，灯光所到之处的边缘是一片漆黑，我们可以看到远方山脉的黑影一直上升到群星之中。
这是个月光皎洁的寒冷夜晚，安迪的“小联赛球队”奋战了一整年，还是没有在最后的排名中挤进前500名，可是却在这次的球赛中打败了两个厉害的球队，而得以进入冠军赛。此刻的气氛非常紧张。
再有一个人出局，这一局就结束了。敌队的左撇子强力打击手站了起来，这个身材高大的孩子总是击出很远的球，而且他走路的样子像是刚打出全垒打般地大摇大摆。他站稳在本垒上，像条危险的响尾蛇一般准备袭击。
我紧张地朝安迪的方向望去。他在外野的表现一向不是很好。我很震惊地发现，安迪居然抬头看着夜空！很显然，他并没有在注意球赛的进行。我很担心那个打击手把球打到安迪的方向，而安迪却还不晓得，这样就会让对手连续得好几分而结束球赛。
“他在那里干什么？”我不满地对我太太玛莉说。
“什么意思？”她回答道。
“你看他──他注意力不集中，他快把事情搞砸了！那个家伙要把球往他的方向打过去了！”我发牢骚地说。
“放轻松。”太太说，“他不会有问题的。这只是一场球赛而已。”
“加油，安迪，醒醒吧！”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我太太说的，不如说是对我自己说的。
我几乎不敢看，我全身紧张。投手已经把球投出去了。一个缓慢而迷人的漂浮物出现在打击区的中央。我瞥向安迪的方向，他居然还在凝视着天空。也许他正在祷告，我心想。我听到球棒的“噼啪”声。“天啊，千万不可以。”我说。
我最担心的是安迪会觉得很尴尬，因为他把自己的表现看得很重要，也很在意队友对他的看法。可是我也发现，那就是我之所以担心，是因为我怕自己会觉得很尴尬。我向来以自己是个支持儿子、不固执己见的父亲为荣。我们会一起到外面去玩一对一的球赛，并且练习接高飞球。我总是试着让练习变得有趣，也会适度地鞭策安迪，好让他可以进步。我总是跟他说：“来个漂亮的接杀。”所以如果安迪跟着球跑，可是漏接的话——要知道，如果他将手套伸出去，可能会跌个狗吃屎，或是往后跌到篱笆外——这还不打紧。可是如果他漏接是因为心不在焉的话──那可就太难为情了。“把事情完全搞砸了。”“不够狠。”“让大家的分数落后对方。”这些运动员通常会有的大男人主义批评在我的胃里翻腾搅动。
“好啊！”这一场球赛结束时，我大叫道。强棒小子击出一垒的滚地球而出局。我们(安迪和我)逃过了一劫，不过对方还是领先我们一分。我一定要想办法让安迪在最后一局里回过神来。我们坐在靠近本垒的篱笆后面，孩子们从外野走进来的时候，安迪上气不接下气地向我们跑来。我刚要开始说“你在搞什么？”之类的言论时，安迪就大叫：“你们有没有看到那颗流星？好美哟！好大哟！它的尾巴好长呢，我还以为它会撞到山。可是它后来就不见了，好像有人把它里面的灯光关掉了似的。不知道这颗流星是从哪里来的，真的好漂亮哦！我真希望你们也会看到！”
安迪的眼里闪耀着兴奋的光芒（说来，这和我也有关系，我们在练习打棒球的时候，花了很多时间在找流星）。我犹豫了一下。“我也希望你看到了。”我说，“只剩一局了。你们队让他们占不了优势。打出一棒全垒打吧！”
“好！”安迪说完后，就跑回球员休息室去找他的队友了。
玛莉对着我微笑。我们心里想的是同一件事──我们很高兴看到自己的儿子会花时间去欣赏生命中的惊奇与美丽，我们很高兴看到他把这件事情看得那么重要。安迪已经花很多时间在经历团体运动中那令人窒息的压力以及“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赢”的心态了。谢天谢地，他仍然保有赤子之心。我则是有些懊恼自己居然也曾被卷进同样的漩涡里。
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仿佛愈来愈没有时间去寻求生命中的惊奇与美丽了。长大之后，这些事情变得愈来愈不重要。大多数人为了不落人后，已经花去了自己大部分的时间与精力，很遗憾地，他们已经没有什么闲情逸致来看流星了。所以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停下手边的工作来看看周围的事物，尽管我觉得手边的工作很重要。我们很可能在没有预期的情况下，为周围美丽的事物所惊艳──在路上、天空中或是在会议室里──这些事物会让我们的一天变得更为美好。那一天晚上，安迪在最后一局里打出了三垒打，可是我还是很遗憾没有看到那颗流星。
我们种植希望那天
我一直以为午夜奇迹只是爷爷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我明白那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之一。他拒绝让残废妨碍他，他种下了时间或距离都不能够拔掉的一种东西：全面接受生命给你的幸福，蔑视途中一切障碍。
我们种植希望那天，我把五颗种子埋在泥土里，然后坐下来等西瓜出现。
我们刚迁居法国，妻南丝和我在一个宁谧的八月下午把东西从箱子里取出来，忙碌地把租来的公寓布置好，成为我们这个背井离乡的家庭的居所。我们的三岁孩子克莉尔坐在我们脚下，翻着图书。亲友都在万里之外，她对摒挡箱子的生活显已厌倦。
“请读这个给我听，”她一面说，一面把一本薄薄的蓝色书籍朝我推过来，褪色封面的书脊上印着“讲法语乐趣多”。这本书是我小时候说法语长大的爷爷的，我父母不知从哪儿把它找了出来，让我们带来。
克莉尔指着一页，在一首古老法国儿歌“你知道怎样种卷心菜吗”的乐谱底下有些线条画。有人用蓝墨水笔把卷心菜三个字划掉，写上“西瓜”！
“爸爸！是你干的吗？”克莉尔问，头抬起来，一脸惊骇神色。我们最近才说服她不要在书上写字，然而她却找到了父母说一套做一套的证据。我告诉她那是我爷爷写的。
“爸爸！”这可真的把她搞糊涂了，“你爷爷为什么那样做？”我坐下来把故事讲给她听，心思沿着一条破旧路回到内布拉斯加州。
“就快到了，是不是？”我妹妹维姬在我家那辆一九五四年福特旅行车的后座上问。这是我们开车西行到我们爷爷奶奶家去的旅程中最后、也是最颠簸的一天。每年夏天，一连几个星期，维姬和我都玩个尽兴──扳弄旧水泵看看有什么虫子从水里爬出来；在后院设计放烟火；把帆布搭在两条晾衣绳上，藏身下面躲避正午的太阳。
我们才把车开进他们的车道，奶奶就从后门奔出来迎接，爷爷一瘸一拐地走过草坪，然后用强壮的双臂搂抱我们。
爷爷年轻时是个有为青年，当过农夫、教师、牧场主人，二十六岁成为参议员。他青云直上，但四十四岁时严重中风，从此终生行动不便。中风后，他在我还在享受童年时学会了乐天知命，并没有因为险些丧命而觉得生命多么可怕，反而因此深信生命是多么宝贵。他充满生趣，维姬和我争着跟他玩。
每天早上，我们挤进爷爷的车，驶到邮局去。一路上他不断唱着胡闹的儿歌逗乐我们：“哈罗，布朗妈妈，你进城去干吗？”最好玩的是到“八十”去，那是爷爷勉力才能保留下来的唯一一点儿农地，其余的不是卖掉了就是被人收回，以支付他养病那几年的账款。维姬和我爬上谷仓里的干草棚，爷爷在下面的旧牛栏发出呼呼声，令我们捧腹大笑。
“我将来也要做农夫，”有天下午爷爷坐在桌前玩单人纸牌游戏，我神气地宣布。
他把纸牌一张放在一张之上，问道：“你会种些什么？”我突然想到一个许多人喜欢的消遣──把西瓜子用力吐出，越远越好。“种西瓜好吗？”我问。
“啊，那是我从来没有种过的作物！”他褐色的眼睛顿时发亮，他把纸牌放在一旁，“我们得赶快下种。”
那是八月中旬，白昼已越来越短。不久我们便收拾行装，驶回维基尼亚上学去。
“那咱们现在就去，”我从坐位上跃下，说道，“咱们要怎么做？”
“首先，”爷爷说，“我们需要种子。”我记得曾经在玛丽姑姑的冰箱里看到过一片西瓜，连忙跑出门外，穿过院子到她家去。转瞬间我便回来了，手里拿着五颗黑瓜子。
爷爷提议在房子后面阳光充足的一处地方下种，要种在一处我可以很容易看得到西瓜苗向上长的地方。
我们走出屋外，走到一棵大橡树的荫下。“种在这儿，爷爷，”我说，“西瓜长的时候，我可以背靠着树看漫画书。那再好也没有了。”
“到车房去拿锄头，”这是爷爷唯一的反应。他然后向我示范怎样把泥土翻好，把种子排成半圆形种下。“不要太挤，”他轻声说，“让它们有宽敞的地方生长。”
“现在该做什么？爷爷。”
“现在是最困难的部分了，”他说，“你必须等待。”整个下午我都在等，差不多每个钟头我都去查看我的西瓜，每次都再给瓜子浇水。实在难以相信，到了晚饭时间，它们仍没发芽，可是那块地已是泥泞一片。吃晚饭时，我问爷爷它要多久才长出来。
“也许下个月，”他哈哈大笑道，“也许会早一些。”
第二天早上，我懒洋洋地躺在床上看漫画书，突然，我想起了那些种子。我迅速穿上衣服，跑到外面去。
“那是什么？”我细看橡树下，心里很奇怪。然后我才认出是个“西瓜”！一个圆圆的大西瓜躺在清凉的泥土里。我很得意。“哇！我是个农夫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西瓜，而且是我种的。
我刚恍然那不是我种的，爷爷就从屋里走出来。“你挑得一个好地方，康拉德，”他轻笑着说。
“哦，爷爷！”我说。然后我们马上串谋拿这西瓜去捉弄别人。早餐后，我们把西瓜放进爷爷汽车的行李厢，到镇里去给他的老友看看，他孙子一夜之间种出来的奇迹——他的朋友都让我相信他们深信不疑。
那个月稍后，维姬和我爬上旅行车后座，闷闷不乐地回东部去。爷爷从车窗外递给我一本书。“上学用的，”他一本正经地说。几小时后，我把书翻到他写下“西瓜”两字的那一页，爷爷的另一个玩笑逗得我哈哈大笑。
克莉尔拿着许久以前那天爷爷给我的书，静听我说这故事，然后问道：“爸爸，我也能种种子吗？”
南丝望着我，我们一起打量了那些等待我们把东西取出、堆积如山的纸箱。我正要说“咱们明天就去种”，却顿然省悟我从没听过爷爷说这样的一句话。我们出发到市场去。在一家小商店里，金属架上放满种子包，克莉尔拣了一包保证会开鲜艳红花的种子，我又买了一袋盆栽土。
走回家的途中，我想到我所种的那些种子。我这才明白到，爷爷本可以用一连串令我失望的事实来回应我童年的勃勃兴致：西瓜在内布拉斯加很难长得好；不管怎样，那时才下种已经太晚；在浓荫下种植西瓜会白费心机。然而他没有那样做，却只是要确保我会发出那声“哇”，初次体验到那份惊喜。
克莉尔飞奔上三段楼梯，回到我们的公寓。几分钟后，她就已经在厨房洗涤槽前，站在椅子上给一个小白瓷花盆装上泥土。
我把种子撒在她伸开的掌心里时，初次感受到爷爷花的一番苦心。他在那个八月下午偷偷回到镇上去，买下市场上最大的西瓜。那天夜晚我熟睡后，他动作不便地把西瓜取下，忍痛弯腰，把它恰好地放在我的种子上面。
“种好了，爸爸，”克莉尔打断了我的回想。我打开洗涤槽上方的窗子，她把花盆放在窗台上，把它挪来挪去，直至找到最好的地点。“好，快生长！”她命令说。
两三天后，一阵“它们在长了”的大叫声把我们吵醒了，克莉尔领我们到厨房去看一盆小绿芽。“妈妈，”她得意地说，“我是个农夫了！”
我一直以为午夜奇迹只是爷爷的一个恶作剧，现在我明白那是他给我的许多礼物之一。他拒绝让残废妨碍他，他种下了时间或距离都不能够拔掉的一种东西：全面接受生命给你的幸福，蔑视途中一切障碍。
克莉尔满意得眉开眼笑，我看到我爷爷的喜悦在她生命中种下了新的根，这就是最大的奇迹。
沃尔曼试金石
我把这句话叫做沃尔曼试金石。生命充满块块的障碍，但燕麦片粥里的小块、哽咽时喉咙里的小块和乳房里的肿块，都是不相同的，我们应知道其中的分别。晚安，老薛。
感到愤怒？在做蠢事之前，请试用……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夏天。我在一家度假旅馆里找到一份差事，在旅舍当夜班服务台值勤员，兼在马厩协助看管马匹。旅馆老板兼经理是瑞士人，他对待员工的做法是欧洲式的。我和他合不来，觉得他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只想雇用安分守己的农民。我当时二十二岁，大学刚毕业，心里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有一个星期，员工每天午膳都吃同样的东西：两条维也纳小香肠、一堆泡菜和不新鲜的面包卷。我们受侮辱之余，还得破财，因为伙食费是要从薪金中扣除的，我非常愤慨。
整个星期都很难过，到了星期五晚上十一点钟左右，我在服务台当值，上夜班的查账员刚来上班。我走进厨房，看到一张便条，是写给厨房的，告诉他员工还要多吃两天小香肠及泡菜。
我勃然大怒。因为当时没有其他更佳的听众，我就把所有不满一股脑儿地向夜班查账员薛格门·沃尔曼宣泄。
我说我忍无可忍了，要去拿一碟小香肠及泡菜，吵醒老板，用那碟东西掷他。什么人也没有权要我整个星期吃小香肠和泡菜，而且要我付账。老天，我非常讨厌吃香肠和泡菜，要我吃一天也难受。整家旅馆都糟透了，我要卷铺盖不干，然后去蒙坦拿，那里的人连听也没听过小香肠和泡菜，喂猪也不会用那些东西。我这样痛骂了二十分钟，整段独白都是放声大喊出来的，还不时用蝇拍打在桌子上，脚踢椅子，不停诅咒。
我大吵大闹时，沃尔曼一直安静地坐在凳子上，用受伤的眼睛看着我，他这样受伤不是没道理的。他曾在奥斯威辛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待过三年，最后死里逃生。他是个德国犹太人，身材瘦小，经常咳嗽。他喜欢上夜班，因为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既可沉思默想，又可享受安静和宁谧，更可以随时走进厨房吃点东西——他要吃多少维也纳小香肠和泡菜都有，这些对他来说是很珍贵。此外，又没有人命令他做这做那。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时，他一直梦想过这样的日子。他上班时唯一见到的人就是我——每晚破坏他美梦的人。我们值班的时间有一个钟头重叠。
“听着，富尔钦，听我说，听我说。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不是小香肠和泡菜，不是老板，不是厨师，也不是这份工作。”
“那么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
“富尔钦，你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但你不晓得不便和困难的分别。若你弄折了颈骨，或者没东西吃，或者你的房子起火，那么你就的确有困难。其他的都只是不便。生命就是不便，生命充满块块的障碍。
“学习把不便和真正的困难分开，你就会活得长久些，而且不会再惹像我这样的人烦恼。晚安。”
他挥手叫我去睡觉，那手势既像打发我，又像祝福我。
我有生以来很少这样给人当头棒喝。那天深夜，沃尔曼既踢了我一脚，又使我茅塞顿开。
此后三十年来，每逢我遇到压力，被人逼得无路可退、快要因愤怒而做出蠢事时，我脑海中就会浮现一张受伤的脸孔，问我：“富尔钦，这是困难还是不便？”
我把这句话叫做沃尔曼试金石。生命充满块块的障碍，但燕麦片粥里的小块、哽咽时喉咙里的小块和乳房里的肿块，都是不相同的，我们应知道其中的分别。晚安，老薛。
芳邻
从不浇水
吉布斯医生看上去跟我所认识的其他医生完全不同。每次见到他，他总是穿工装裤，戴顶旧草帽。他的笑容和那帽子很相配：满是皱纹，饱经风霜。吉布斯医生要不是在救人命，就是在种树。他的家园占地一点六公顷，他的目标是让这块地渐渐变成树林。
这位内心仁厚的医生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派信徒，但是从不给新植的树浇水。我问他原因，他说浇水会令植物的根长不深；不给树浇水，树就必须长出深根去寻找水分。
他植了棵梁树，不但不浇水，还每天早上都用报纸卷成棍子拍树干，发出“砰”、“啪”、“砰”的声音。他说目的是要让那树打起精神来。
吉布斯医生如今已跨鹤西游。我漫步经过他的家园，望着他二十五年前栽种的树，见到那些树都健壮又稳固。
我两三年前也种了些树。我天天拎水给树浇水，给方圆八米内所有的树浇水。现在，这些树都要我细心周到地服侍、呵护。每当冷风吹来，这些树必定不断摇晃，树枝沙沙作响。
吉布斯医生种的树可不会这样。它们从艰苦和匮乏所得到好处，似乎是不可能从舒适和安逸中得到的。
我每晚就寝前必定去看看两个儿子。我看着他们小小的身躯，感到生命就在那里面起伏。我常常为他们祈祷，求上天保佑他们一生顺利。但最近我一直在想：“是应该改变祷文的时候了。”在人生旅途中，无可避免会遇到风霜。
我知道自己孩子一定会遭遇困苦，因为人生总是荆棘满途。我要祈求上天让我儿子的根长得够深，什么狂风暴雨都打他们不倒。
殷切期望
一天早上，我正在老家探望父母，雷蒙上门来向我父亲借车。雷蒙在维修下水道的部门工作，是出名的百事通，假如你需要有个人替你办好某件事，例如把闯进屋顶阁楼的浣熊赶走，或者找寻种蘑菇最好的地点，认识他肯定有好处。雷蒙是名副其实的万能泰斗。
他高中毕业不久就加入市政府工作。他不升读大学是因为负担不起学费。后来他跟高中时代就已相恋的女友结婚，迁到城外一幢小房子去住。
他们夫妇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上学之后，像旋风一样震惊全校。她每一科的成绩都是甲等，到毕业时获推选代表全体毕业生致告别辞。她没钱进一流大学深造，幸而俄亥俄州有家大学渴望吸收优秀学生，不但录取她，还为她解决了学费的问题。
雷蒙每个月都向我父亲借车一次，开去探望他极引以为荣的女儿。常有邻居在街上截停雷蒙，向他询问女儿的近况。许多人都很关心她，鼓励她。有些人面对如此殷切期望，也许会受不了压力而崩溃，她却更奋发向上。
她早就领悟了一件事，而这件事是一般人往往要活大半辈子才明白的：人家对你期望殷殷，实在是求之不得，那代表人家对你有心。期望是祝福，而不是诅咒。
许多伟人都是因期望而产生的。
荒漠甘泉
春天某日，我在父母家附近散步，经过某个邻居的院子，看见他正在清理地上的枯叶枯枝。他朝我走过来想跟我聊天，我忐忑不安，因为二十年前我们已反目成仇，不相往来。
这位邻居以前很尖酸刻薄。老实说，是个卑鄙小人。有一次我走过他的草地，他竟然拿起铁铲向我扔过来。第二天，我用装满水的气球掷中了他。
他向警察摩洛克投诉。摩洛克贴出公告列举我的罪状，然后在我家的前院找到我。他停了巡逻车，下车朝我走过来，伸出又大又厚的手搭在我肩上，望着我的眼睛说：“掷得好，”原来他也不喜欢那位邻居。
自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跟那位邻居交谈。但是现在他向我走过来，并且把手伸出。我们谈起藏红花，以及其他报春植物。二十年前他动不动就发脾气，现在却温文有礼，简直是脱胎换骨。
我跟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说，那邻居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发觉自己孤单寂寞，从此对人和蔼可亲。他醒悟到不应该向孩子扔铁铲，而应该邀请他们进屋去喝牛奶、吃饼干。如今他的院子也许有些地方稍微破败，却比从前可爱得多了。
我从某本书看到，人的性格在五岁就大致形成。某个人长大到五岁，你细察他的行为，往往能预知他长大后会成市井之徒，还是发明治癌新法的专家。所以，必须在孩子五岁前就纠正他的行为，否则你最好马上开始储钱作为保释金。那本书是这样说的。
我没有照那本书所说的去做。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要杞人忧天。况且，据我所知，曾在人生之旅中半途改弦易辙的人，比比皆是。
在《圣经》中，先知以赛亚曾讲述上帝怎样在荒漠中创造甘泉，加入种种前所未见的事物例如以爱心取代原有的憎恨。我在这里要告诉你，世上真有这种甘泉，有一年，开春藏红花开放之时，我就踏进过一个甘泉。
父亲的戒指
我十六岁生日那天知道了父亲的一些事，从此我们的父女情不一样了。那是一九六五年夏天，当时我们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梅卡尼克斯堡，爸妈和我刚举行过平淡的家庭庆生会。
父亲从餐桌旁起身，叫我跟他进入他的书房，对我说：“坐下，你已到可以驾车的年龄，有些事应该让你知道了。”接着他递给我几张纸，我看到上面满是他写的字。“我要你看看这个，这样你就知道你的根在哪里了。你要继承的东西不一定样样都通过血统遗传。”他在我对面坐下，等我看下去。
我很快就知道，那七页手稿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服役回来后不久写的。关于他战时的经历，这些年来我点点滴滴听过一些，但他从不多谈，在我面前尤其少提。我只知道我父亲阿瑟·安东尼·布雷西一九四〇年从军，一九四二年在科雷吉多尔岛被日军俘虏，在日本战俘集中营关了四十个月。他在那段日子里受尽我想象不到的苦难，当年戕害他健康的那些疾病，例如痢疾、疟疾、脚气病、糙皮病、坏血病等，到如今还在折磨他。他依然常做噩梦，但他可以放下过去的伤痛，而且以倡导争取退伍军人权益而知名。
他是我的英雄，但到那时为止他没跟我说过什么他战时的遭遇，我在无比欢乐的金色童年时代更根本听不到这些事，因此我没有心理准备会看到他记述的这件事。
故事开始就说：“斯金纳可以说是个死人了。我站在吕宋岛日军战俘营的有刺铁丝栅栏前，看着我少年时代的好友蹒跚向我走来，他脏得要命，看得出为多种疾病所苦。他其实已死，只是爱闹的天性尚未离开他的躯体。我真想转过脸去，但我不能。他一双呆滞无神的眼睛盯住我不放。”
我爸爸和斯金纳叔叔霍华德·威廉·艾尔斯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好朋友，一起逃学，一起去附近山上游荡，一起约会女孩子。毕业后他们应募入伍，乘同一条运兵船去菲律宾。斯金纳是在巴丹半岛沦陷时落入日军之手的。爸爸一个月后被俘。
皮包骨头
爸爸从战俘传闻中听说了恶名昭彰的巴丹死亡行军。有个集中营里每天有将近四百个来自巴丹的战俘丧生，爸爸心想再也见不到他童年时代的朋友了。后来有一天，他获悉斯金纳在附近一个集中营的“病区”里。
向日军请求去另一集中营探望朋友简直是找死，因此爸爸志愿做勤工，希望他那组有一天会经过斯金纳的集中营。果然如愿以偿。他问日本看守：“我能不能去病区看一个人？”他们给了他一面插在竹竿上的白旗和一张通行证，告诉他：“走慢些，把旗举高，不然会被开枪打死的。另一只手高举通行证，否则要挨棍子。”
病区分两部分：一区和零区。有望康复者进一区，等死的进零区。斯金纳在零区。
爸爸靠在围绕病区的有刺铁丝栅栏上，呼唤他朋友的名字。他等着其他战俘以接力方式传送这个名字。然后，从病区里有个像残骸般的人体慢慢地、痛苦地走出来。爸爸起初认不出他。
那憔悴人体用刺耳的声音说：“阿蒂·斯金纳倒在栅栏上双手抓住铁丝以免倒下。”
他们上次见面时，斯金纳的体重达九十七公斤，如今他皮包骨头，只有三十六公斤，患了疟疾、阿米巴痢疾、糙皮病、坏血病和脚气病，苦不堪言。有一段时间营卒给他吃烧焦的米饭和木炭止泻，但没效。眼下他又因口腔和咽喉疼痛，不能吃喝。他不能自己洗澡，营卒又不愿替他洗，他浑身疥疮。
痛苦岁月
那时是下午三点钟左右，静悄悄的，碧空万里，骄阳似火。我父亲只获准和斯金纳待五分钟，而五分钟快到了。爸爸用手指摸摸围在脖子上的颈巾大结。大结里藏着他最喜爱的珍品──一枚小小的中学毕业纪念戒指。爸爸念高三那年打了几个月零工，赚了八元七角五分美金，就买了那戒指。毕业那天，他把戒指拿出来给斯金纳看，为那戒指十分自豪，誓称永不割爱。被俘后他冒着重罚的危险，把戒指藏在颈巾内。这是爸爸可以联想好时光和出头之日的东西，支撑着他渡过难关。
他站在栅栏旁，心怦怦跳，飞快往四周瞥了一眼，没有望见营卒，便迅速解开大结，把戒指递过栅栏，说：“这是你的了，斯金纳。说不定你能用这个换点东西。”
“阿蒂，”斯金纳说，准备把戒指推回去，“你应该自己留着，可能有一天你自己用得上。”
父亲不肯收回戒指。其实他当时已染上痢疾、疟疾、脚气病，体重轻了大约十公斤，而且他无从知道情况还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六个月后，爸爸给拉去马尼拉附近造机场。劳役之苦把他拖垮了，他被送入“病区”，熬到战争结束。
在那些痛苦岁月里，他一直惦记着斯金纳，不知道斯金纳是否还能活下来。答案恐怕不言而喻。
但斯金纳熬过去了。我父亲走后，他回到睡觉的地方，把戒指藏在地板下以免营卒发现。
几个星期前曾有个巡逻零区的营卒似乎十分同情斯金纳。
他打量一下斯金纳，说了句粗话，把半支纸烟和一根火柴留在栅栏边。
朋友给的
我父亲去探望后翌日，斯金纳冒了个大险。他决计对那营卒寄予信任，朝营卒做了个手势，从栅栏间把戒指递给营卒。营卒问：“值钱吗？”
斯金纳答道：“很值钱。”他说想用戒指换些可以让他活下去的东西。
“从哪里弄来的？”
斯金纳耸耸肩膀说：“朋友给的。”
营卒随即把戒指放入口袋，走了。
事后不久，有一天那营卒丢下一些东西，随即大步走开。斯金纳拾起一个小包，里面是磺胺药片。后来那营卒又来过几次，每次都带些东西：一小篮抗坏血病的莱姆果、裤子、夹克、香蕉、腌萝葡、牛肉罐头。
后来又有卡其短裤、衬衫、鞋子、颈巾，有一回还带来二十包纸烟。斯金纳用纸烟向其他俘虏换米饭。
斯金纳终于能吃东西了，体重不再下降。他吃了三天莱姆果，口腔溃疡大为好转，可以咀嚼食物，不久就有力气自己洗澡了。
斯金纳拿到爸爸所给的戒指之后三个星期，病情好转，三个月后转入“康复区”，获得较好的口粮。他体重一上升到六十公斤便申请做工。
绕了一圈
菲律宾光复后，爸爸获悉斯金纳叔叔幸免于死。两人都回到家乡。
“阿蒂，”斯金纳强忍着眼泪说，“据我所知，我是唯一活着离开‘零区’的美国人。你记得你在栅栏边跟我话别的时候吗？从来没人像你那样看我的。我祈求上帝再也不要让人那样子看我。当时你的眼睛在说：‘我再也见不到活着的斯金纳老弟了。’”斯金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盒子。爸爸心跳加速，因为他当即知道里面是什么。那是一枚与他的中学毕业纪念戒指一模一样的复制品。
斯金纳望着窗外，脸上浮现回忆的神情。“那枚戒指，阿蒂你……它……救了我的命。我许过愿要给你买一枚新的，这就是。”
接着，这个当年千方百计逃学的斯金纳突然笑道：“可别弄丢了，老友！我是花了十七元五角买来的。”
看完父亲的故事，我走过去坐在他大腿上，紧抱着他哭了。后来他走到书桌旁取出一个灰色小珠宝盒。那枚戒指就躺在里面一层层天鹅绒中间。我迷惘地取出戒指，戒指里圈刻着姓名缩写AAB，外圈镶一颗红宝石，周围刻着芒特卡梅尔中学和一九三八年等字样。
“这就是要传给你的东西，”他激动得声调紧张，“我不是英雄。我只是做了别人也会做的事。”
一年后我毕业，爸爸把那枚戒指给了我，我一直戴到结婚。婚后几年女儿出世，是早产儿，头几天她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时候，那枚戒指帮我鼓起了勇气。多年后，也是这戒指给予我力量在慈父的葬礼上致悼词。
爸爸卒于一九八九年退伍军人节，其后我们家就一直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纪念那一天。十一月十一日黎明时分，我从珠宝盒里把那枚有点变色的戒指套在右手中指上，然后和我丈夫取出放在卧室衣橱里的美国国旗，在我家的正墙前升起。
节日过后我将戒指收好，等待有一天传给我女儿，让她可以追思她外祖父，提醒她我们所有人内心都蕴含着勇气和关怀。
如何分辨你何时富有
哈维·麦克凯
多年来，我曾忘了孩提时在船坞上所学到的经验，只是尽我所能地积极钻营钱。
现在，我重新学会了这一切。我希望自己能有时间暂离繁琐的工作，享受一下他人的成就，尽兴过每一天的生活──如同西瓜的果肉，然后学着将剩下的东西丢掉。
当我还是生活在明尼苏达州的小孩时，对我而言，西瓜是非常美味的水果。我父亲的一位好友伯尼，是一位成功的蔬果批发商，他在圣保罗经营了一家大批发店。
每年夏天，第一批西瓜进货时，伯尼都会打电话来，爸和我便会到伯尼的批发店。我们坐在船坞边缘，双脚悬荡在水中，小声吞咽下我们快流出的口水。
伯尼拿出开山刀，劈开了第一颗西瓜，递给我们每人一大片，然后坐在我们身边。接下来，我们全埋首在西瓜中，大口吃着鲜红、多汁、坚实、几乎无子的瓜肉，然后再丢掉西瓜皮。
我父亲向来认为伯尼是个很富有的人。我总以为，因为他是名成功的商人的缘故。多年后，我才了解父亲欣赏伯尼会利用财富的能力，远胜过他的财产本身。伯尼知道如何暂放下工作，跟朋友一起大谈西瓜的精华部分。
我从伯尼身上学到富有是一种心境。我们有些人，不论拥有多少财富，却连闲下来吃西瓜的时间和自由都没有。有些人的钱虽只足够糊口，却非常富裕。
如果你没时间坐在船坞上悠闲地悬挂双脚，大口咀嚼生活中的小乐趣，你的工作可能已经控制了你的生活。
多年来，我曾忘了孩提时在船坞上所学到的经验，只是尽我所能地积极钻营钱。
现在，我重新学会了这一切。我希望自己能有时间暂离繁琐的工作，享受一下他人的成就，尽兴过每一天的生活──如同西瓜的果肉，然后学着将剩下的东西丢掉。
总之，我是很富有的！
漏掉的阳光
张丽钧
我的期待先于杜鹃花死去，我的爱与耐心润不湿一盆土，我有什么理由指望杜鹃花扮美我寒素的窗台？
一个叫舒的女生，在临近高中毕业的时候找到我说：“老师，虽说我只听过您代的三节课和您的几个讲座，但我特别特别喜欢您——这个，送给您，留个纪念吧。”
我向她道了谢，收下了她带来的一个精美的本子。
一年后的一天，有个同事领着他的孩子来我的办公室玩，我要送一件东西给那个乖巧的女孩，便从书架上抽出了舒送给我的本子。我打开扉页，打算写几句鼓励的话语──但是，等等，那本子的第一页上有字！第二页也有字！再往后翻，上帝，原来整个本子都写满了字！
──是我在各种报刊发表的各类文章，舒居然一篇篇地抄了下来，还精心地配了插图。
一年来，那颗跳动在远方大学校园里的小小的心，该幸福地冥想过多少遍这个本子带给我的快乐啊，可我却这么粗疏，把一份深深的爱弃置在一个角落，冷落了整整一年。
──在更多的角落，一定还有种种被我忽略了的美好。我叮嘱自己的眼睛：留意在你面前飘落的每一个雨滴，也许它正蕴藏着彩虹的美丽。
出差两周后回到家，发现家里一切都乱糟糟的，桌子没抹地没扫，电视屏幕上蒙着一层尘土，还有，鱼缸里的水浑浊得都快要找不到那几尾小小的热带鱼了。
顾不上旅途的辛劳，挽起袖子干起家务来。
两个钟头之后，家里的一切都井井有条了。
儿子放学回到家，直奔鱼缸而去，看着新换的清水，急问我道：“原来的水呢？”我说：“倒水池了……”他听后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我慌了，说：“你哭什么──七条鱼，一条也不少哇。”他继续嚎啕大哭着说：“有一条鱼，生了五条小鱼……很小很小的……你都给倒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在我出差之前，有一条热带鱼的肚子明显地鼓了起来，我跟儿子说：“这条鱼快要做妈妈了呢！”哪知道，那刚刚诞生的小生命竟被我粗心地戕害了。
──永远忘不掉儿子那绝望的哭声。对生命的深深怜惜使他难以原谅我的过错，而我呢，则惩罚自己每日对着鱼缸默念三遍：鱼儿鱼儿你莫怪。
在书店，我发现了那么多好书。告诫自己不要过于贪心，千里带书，这可是出门人最忌讳的事儿，因为实在太累人了。我的手在书架上恋恋不舍地移动，取舍的瞬间，这颗心变得十分犹豫。一本书，先捧在手里，再放进篮中，最后又强令自己把它放回书架。如此反反复复，直到发现身边投来一道道惶惑、猜疑的目光。
拖着一箱子书回到家，当晚竟替自己幸福的书橱兴奋得彻夜难眠。
先生浏览那些新书的时候，突然问道：“你怎么又买了一本卡西尔的《人论》？”
我的心咚咚地跳起来：什么叫又买了一本？难道说我以前买过？
先生不说话，却准确无误地从书橱的某一层中抽出一本同样是由甘阳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人论》，用揶揄的语调问我道：“这是什么？”
记忆的碎片一点点拼凑起来——若干年前，我去北京出差，的确曾在王府井书店买了一本《人论》。
我心虚得不敢看先生的眼睛，只喃喃地说：“我……我发誓，我没有读过这本书，真的。”
──终于明白，“占有”远不是“拥有”。如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拥有，那么，占有的越多就越显贫乏。
春节期间，我到楼下李姐家去串门。
李姐的家很寒素，最抢眼的当属窗台上的一盆美艳的杜鹃花。我问李姐：那是真花还是假花？李姐说：是真花──“腊八”的时候就开始热热闹闹地开，一直开到现在。我啧啧称赞着，慨叹自己有一双“火手”，任什么花也拉扯不活。李姐笑着说：说来有意思，这盆杜鹃花是捡来的哩！秋天的时候，不知是谁把这盆花扔到了垃圾池里，我看它还有活过来的希望，就把它抱了回来。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却说不出一句话──我能说什么呢？三个月前，我亲手丢掉了这盆落光了叶子的杜鹃花。我哪里料想得到，那些被我看成了柴棍的枯枝竟还能够孕育花苞？
我的期待先于杜鹃花死去，我的爱与耐心润不湿一盆土，我有什么理由指望杜鹃花扮美我寒素的窗台？
最美
张敏
这是我那次采风记忆最深的一件事，超过了任何壮美的绚烂的风景。当我像工蜂一样忙碌个不停的时候，我想的只是搭建一个窝，快点钻进去，放松两条铅球一样的腿，四仰八叉地美美睡上一觉。而那个小喇嘛，将搭好的帐篷返工，却是为了可以在更美的花儿旁边，闻着花香入睡，听起来多么不像一个理由啊，却真的是一个最充分最美丽的理由。
一次我去西藏采风，徒步在宽阔的草原上拍摄风景。黄昏时准备就地安营扎寨，看到20米开外有一个小喇嘛也在忙着搭小小的帐篷。小喇嘛十二三岁的模样，高原长期直晒的阳光使他的小脸红扑扑地透着最原始的健康。大概是去更大的庙里朝拜而赶路吧，身上的衣服已经有些破旧了，却忙活得很是欢快，看得出，他还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
我们互相对望着笑着问候，然后各自继续搭帐篷。虽然只是一个人的栖身之所，但一点点地拉起绳子，打下木桩，也用了不少时间。
所以那个晚上，我睡得非常香甜。跋涉的疲惫、花儿的清香、轻拂的微风，让我连梦都没有做，天就亮了。
早晨起来，却发现了一件怪事，小喇嘛的帐篷离我足足远了50米！难道是地壳运动？我摇了摇头，不可能。于是走过去看他，顺便打个招呼。小喇嘛早起来了，正在拆帐篷，看到我，笑了笑，露出一口白得发亮的牙齿。
“你的帐篷，昨天不是在那里吗？”我怕他听不懂，边讲边比划。
“对呀！”还好，他听得懂。
“那你今天早晨怎么会在这里呢？你又重新搭的帐篷？”
“是啊！”小喇嘛笑嘻嘻地回答。
我不解了，即便是我这个身强力壮的大男人，也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搭好帐篷，他为什么挪走已经搭好的帐篷呢？
“为什么？”我真的想知道了。
小喇嘛依旧笑眯眯地看着我，仰着红扑扑的小脸不急不慢地说：“你没发现这边的花儿开得更大更美吗？”
这是我那次采风记忆最深的一件事，超过了任何壮美的绚烂的风景。当我像工蜂一样忙碌个不停的时候，我想的只是搭建一个窝，快点钻进去，放松两条铅球一样的腿，四仰八叉地美美睡上一觉。而那个小喇嘛，将搭好的帐篷返工，却是为了可以在更美的花儿旁边，闻着花香入睡，听起来多么不像一个理由啊，却真的是一个最充分最美丽的理由。
我想起正在大兴土木的家，想起为装修累得消瘦了的妻，想马上告诉她，不要弄了，最美的家，不是装修出来的，最美的家，一直在我们的心里，就是对生活的热爱。
“你没发现这边的花儿开得更大更美吗？”我以后也要常常这么问自己了。
与海伦·凯勒共进午餐
莉莉·帕莫
多年来，我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海伦·凯勒的消息。我知道安·苏利文已不再陪伴她，现在有一位新的看护陪着她到世界各地旅游。开车下山的短短几分钟，还不足以让我相信我将与少年时代的偶像面对面的事实。
我先生和我非常喜爱我们在意大利的房子。房子坐落在波多非诺的悬崖上，骄傲地俯视着崖下蓝色的海港。然而，我们的天堂中却暗藏危机──登上悬崖的小径。市政府不允许我们建一条适当的道路以取代现有的崎岖小径。唯一能够爬上狭窄小径、陡坡与坑洞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在吉诺雅买的美国军用吉普车。这部车既没有弹簧，也没有刹车。每次我们想停车都必须换到倒车档，然后靠着后方物体的阻力将车子停下来。
1950年夏季的某一天，我们的邻居康特莎·玛格·贝索兹(她因生活需要，也拥有一辆吉普车)打电话来说，她表姐和一位同伴刚刚抵达城里，但她的吉普车不巧坏了。她问我是否能开车去接那两位女士，她们正在史宾兰蒂多饭店里等着。
我问：“我到了饭店该找谁？”
“海伦·凯勒女士。”
“谁？”
“海伦·凯勒女士，大海的海。”
“玛格，你指的不是那个海伦·凯勒吧？”
她说：“当然是啊！她是我表姐，你不知道吗？”
我跑进车库，跳上吉普车，匆忙赶到山下。
我12岁的时候，父亲给了我一本安·苏利文写的关于海伦·凯勒的书。安·苏利文是一位值得称颂的女性，命运安排她成为海伦·凯勒这个又聋又盲的孩子的老师。安·苏利文通过教海伦说话，将这个叛逆、粗野的小孩教导为文明社会的一员。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她与那个孩子进行身体战争的描述。她把海伦的左手放在水龙头下，感受流动的水，然后那个又聋又盲且不会说话的孩子终于喃喃地说出了历史性的一句话：“水。”那真是最伟大的一刻。
多年来，我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关于海伦·凯勒的消息。我知道安·苏利文已不再陪伴她，现在有一位新的看护陪着她到世界各地旅游。开车下山的短短几分钟，还不足以让我相信我将与少年时代的偶像面对面的事实。
我将车子后退，抵着一堵墙停下来，然后走进旅馆。一个高个子、体型丰满、看起来朝气蓬勃的女人从饭店阳台的椅子上起身，跟我打招呼：“我是波莉·汤森，海伦·凯勒的看护。”然后，又有一个人抓着她的手从她旁边的椅子上起身。70岁的海伦·凯勒是一个身材娇小、满头白发的女人，有着一双大大的淡蓝色眼睛，并总带着羞涩的微笑。
“您好！”她慢慢地说，略带喉音。
我抓住她的手。她把手伸得很高，因为她不知道我到底有多高。她第一次见陌生人的时候，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但对同一个人，她从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后来我们道别的时候，她坚定地与我握手，位置刚刚好。
行李放进了吉普车的后部，然后我安顿心情愉快的汤森女士坐在行李旁边。旅馆的门童将海伦·凯勒抱上前座，我身边的座位。我到那时才想到我们正冒着很大的危险，因为吉普车是敞开的，没有让人稳稳抓住的东西。由于坡度与车子的情况，我开车登上陡坡时必须开得很快，到时我该怎样才能不让这个又聋又瞎的女士掉出这辆老旧的车子呢？我转向她说：“凯勒女士，我必须先跟您说明——我们将开上一个很陡的山坡，请您抓紧挡风板上这片金属，好吗？”
但她仍带着期待的表情，直直地向前看。在我身后，汤森小姐耐心地说：“她听不到你说的话，也看不到你，我知道你一开始很难适应。”真是尴尬极了，因为我结结巴巴的像白痴一样，希望能向她解释我们眼前的情况。整个交谈的过程，海伦·凯勒始终没有转头，也没有对这番拖延表示好奇。她始终挂着微笑，耐心地等着。汤森小姐抓起海伦的手，将她的手指很快地上下左右移动──用专用的语言转告她我刚说过的话。
海伦笑着说：“我不介意，我会紧紧地抓着。”
我鼓起勇气，抓住她的手，放在她面前的那块金属上。她快乐地大叫：“准备好了！”我开动吉普车上路了。吉普车开动的时候，晃了一下，汤森小姐从她的位子上掉了下来，压在行李上。我不能停车帮她，因为眼前的斜坡很陡，而我的车子又没有刹车。我们急速地向上行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狭窄的小径，而汤森小姐就好像芒刺在背般的无助。
我用这辆吉普车载过很多乘客，他们每个人都抱怨这辆车子没有弹簧让他们极不舒服。也难怪，路是这样的坑洼不平，更别提越过橄榄树旁那个急转弯了，那棵树半挡在急速下降的陡坡，把很多客人都吓坏了。海伦是第一个不注意这些危险的客人，她深深地被那些剧烈的震动吸引着。每次她被弹起、撞上我的肩膀时都大笑出声，还会大声地欢呼：“太好玩了！太棒了！”她快乐地大声说话，一边不时地上下震荡。
我们以飞快的速度越过我的房子，我的眼角瞥见我家的园丁吉欧赛普在胸前画十字。我实在不知道汤森小姐现在到底怎样了，因为吉普车吓人的声音早盖过她的惊叫声，但我知道海伦仍坐在我旁边。她稀薄的白发已经被吹乱了，盖住了她的脸，不过她仍旧享受着这趟疯狂的车程，就像骑着旋转木马上下震动的小孩一样。
最后，我们穿过两棵无花果树中间的弯路，看见玛格和她的丈夫正站在前门等着。海伦被抱下车，接受拥抱，汤森小姐慌乱地拍掉身上的灰尘。
我被邀请与他们共进午餐。两位年长的女士被领至她们的房间梳洗时，玛格告诉我她表姐的故事。海伦的名字在全世界流传，每一个文明国家的大人物都渴望见到她，并为她做些事。国家元首、学者与艺术家竞相接见她，而她也到世界各地旅行，以满足自己旺盛的好奇心。
玛格说：“但别忘了，她唯一能够知道的只有气味的改变。不管她是在这儿、在纽约或在印度，她都如同处在一个黑暗、无声的洞穴里。”
就像平常一样，两位女士挽着胳膊(像志同道合的战友一样)走过花园，来到阳台。我们正等着她们。海伦说：“这一定是紫藤，一定有很多的紫藤，我闻得出它的味道。”
我过去摘下大把围着阳台的紫藤花，放在她腿上。“我就知道！”她开心地大声说着，一边摸着花。
当然，海伦的声音和平常人不同。她说话断断续续，而且音调很慢、很长。她转向我，直直地看着我，因为她知道我坐的位置。“你知道吗，我们正要到佛罗伦萨看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我好兴奋啊！我一直都想看大卫像。”
我疑惑地看着汤森小姐，她向我点点头。
她说：“是真的。意大利政府在雕像旁边架了台子，所以海伦可以爬上去触摸，那就是她所说的‘看’。我们常去纽约的戏院，我会告诉她舞台上在演什么，并描述演员的样子。有时候我们也会到后台，这样她就可以‘看’到场景还有演员们。然后她会觉得自己亲眼看过表演了。”
我们讲话的时候，海伦就坐在一旁等待着。有时候，当我们的谈话太长，她会抓着她朋友的手询问，但一直都很有耐心。
我们在阳台上用午餐。海伦被领到她的椅子上，我看着她“看”自己餐具的摆设。她很快但很轻柔地用手摸摸餐桌上的盘子、玻璃杯和刀叉，记下它们的位置。用餐期间，她都没有找过什么东西，她就像普通人一样，自在、肯定地使用餐具。
午餐之后，我们留在阴凉的阳台上。包围着阳台的大片紫藤就像厚重的帘幕一样，阳光将海水照得无比灿烂。海伦像平常一样坐着，头微微抬起，好像她正在聆听别人的谈话，而她淡蓝色的眼睛则睁得大大的。虽然她的脸上布满岁月的痕迹，但她脸上却总带着一抹小女孩的天真。不管她曾遭遇过什么痛苦——我想她仍经历着许多痛苦——都不会在她脸上留下痕迹。那是一张与世隔绝的脸，一张圣洁的脸。
我通过她的朋友问她，她在意大利还想看些什么。她慢慢地打开她的意大利日记，我看到她想看的东西与她想拜访的人都记在上面。令人惊讶的是，她法文讲得很好，还懂得德文与意大利文。当然，雕塑是她最喜欢的艺术形式，因为她可以触碰它，并获得第一手的经验。
她说：“我还有好多东西想看，好多东西要学，然而死亡就在我面前了。但我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感觉正好相反。”
我问：“你相信投胎转世的说法吗？”
她强调地说：“绝对相信，那就像从这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一样。”
我们静静地坐着。
突然间，海伦又说话了。她缓慢但很清楚地说：“但对我来说却有所不同，你知道吗？因为在另一个房间里，我应该会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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