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

    遵义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当时，会议只解决了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而没有解决政治问题，这是遵义会议的严重不足。

    殊不知，这正是毛泽东棋高一筹之处。

    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城处在敌人重重包围之中，而且会场由博古主持，并首先发言。他也看出了当时的一点形势，作了一定的检查，但更多的是强调客观原因，为临时中央和他自己的错误辩护。平时，毛泽东开会总是先听人家讲，这一次他没等别人发言，就抢先发言了，并且讲了一个多小时。他在讲话中点名批评了李德和博古，同时只讲军事问题，只字不提政治路线问题。毛泽东反驳博古、李德认为红军的失败是数量上的劣势造成的观点。他说，第一、二、三和四次反“围剿”中红军都是同数倍的敌人作战，结果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不是数量问题，而是战术问题。他进一步指出，李德、博古等不了解实际地形，不考虑战士要用双脚走路，还要吃饭和睡觉，只知道根据地图布置阵地，决定进攻时间，这当然要打败仗。通过激烈的争论，大家都认为博古、李德缺乏指挥能力，因此，会议决定把指挥权交给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同时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

    这就算是解决了组织问题。

    遵义会议为何不提政治问题。当时，也有人提出了政治路线问题。

    但是，毛泽东制止了，而且在决议中还肯定这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是不是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个问题呢。回答是否定的。毛泽东是看出了一些问题，但是毛泽东有毛泽东的考虑。他很清楚军事和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在军事上有决策权的人在政治上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军事和政治也是一对矛盾，但是当时的军事斗争是重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是压倒一切的问题。毛泽东就是要抓住这个压倒一切的问题，集中精力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在一切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

    毛泽东认为，现在还不是彻底清算他们的政治错误的时候。博古、李德都有来头，他们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个个熟读马列，句句不离经典。他们还能欺骗许多人，这个时候与他们摊牌，可能导致党的分裂。

    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的。对于毛泽东不在遵义会议提出政治问题，毛泽东的对手李德在许多年后，认为这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他抱怨遵义会议没有提苏联和世界政治问题，如果提出这些问题，也许对他有利。

    毛泽东没有授人以柄。后来，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矛盾的主要方面曾专门论述：“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长征途中，毛泽东在处理军事与政治这对矛盾的过程中，充分地显示了毛泽东驾驭局势的成熟政治素养。

    在同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人作斗争，毛泽东赢得了胜利，这就是他善于抓中心，善于突出重点。遵义会议解决了关于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是遵义会议最成功的地方。而毛泽东正确地处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又是促成遵义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18-219页；《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23页。）

    137.月亮有圆有缺，海水有涨有落。

    1936年4月下旬，毛泽东率领军委机关来到黄河渡口。赖际发率原少共国际师的一个娃娃排迎接。附近有阎锡山一个营驻防，情况十分危急。毛泽东看着赖际发又着急又认真的神态，笑着说：“你这福建佬，待客太怠慢了吧，我们走了那么多路，肚子轱辘辘地直打转，你总得管我们一顿饭吧！”赖际发只得马上吩咐战士给毛泽东找饭。

    毛泽东慢慢地咀嚼口中的饭菜。忽然，他大声问道：“有没有辣子？”赖际发一听此话，暗暗叫苦，心想我的老祖宗，你爱吃辣椒也得分个时间场合。为了让毛泽东快点吃完就走，他顾不上与毛泽东争辩，只好派人找辣椒。

    有了辣椒，吃饭更带劲。毛泽东这才边吃边对急得坐立不安的赖际发说道：“莫急嘛，长征时敌人追得凶不凶？我们四渡赤水搞得老蒋蒙头转向，摸不清红军是南下、西征，还是北进、东撤。现在，咱们在黄河边上跟阎老西转几转嘛！月亮有圆有缺，海水有涨有落，我估计敌人不能总是追赶我们，他们会退的。

    …，毛泽东话音刚落，一个哨兵推门进来报告说，阎军正一股子一股子后退，不知在搞什么名堂。赖际发听后百思不得其解，心想，难道毛泽东真是孔明再世，能掐会算？

    这时，毛泽东才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们十五军团正向太原逼近，阎老西生怕后院失火，得先去救火呀！”听了毛泽东这句话，赖际发恍然大悟。

    （陈冠任编着《毛泽东个性化的健康之道》，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262-263页。）

    138.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

    九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一天，毛泽东和叶剑英等人打麻将。

    第一盘开始时，毛泽东幽默地说：“咱们今天‘搬砖头喽’！”大家以为他只是随口说句笑话罢了，谁知他又连声说了几遍“搬砖头喽”，“搬砖头喽”！毛泽东感觉到在座的人不理解，就解释说：“打麻将就好比面对着这么一堆‘砖头’。这堆‘砖头’好比一项艰巨的工作。对这项艰巨的工作，不仅要用气力一次次、一摞摞地把它搬完，还要开动脑筋，发挥智慧，施展才干，就像调兵遣将，进攻敌人一样，灵活运用这一块块‘砖头’，使它们各得其所，充分发挥作用。你们说，对不对？”大家这才明白他一再说“搬砖头”的含义，都笑了起来。

    这次麻将一连打了数盘，毛泽东越打越有兴趣，不像往常那样中途告退。他边打边说：“打麻将这里边有辩证法，有人一看手中的‘点数’不好，就摇头叹气，这种态度，我看不可取，世界上一切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打麻将也一样。就是最坏的‘点数’，只要统筹调配，安排使用得当，会以劣代优，以弱胜强。相反，胸无全局，调配失利，再好的点数拿在手里，也会转胜为败。最好的也会变成最坏的，最坏的，也会变成最好的，事在人为！”说到这里，他爽朗地哈哈大笑，接着站起身来，向在座的人说声“对不起”，匆匆迈起脚步，向他的办公室走去。

    （陈冠任编着《毛泽东个性化的健康之道》，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71-372页。）

    139.一分为二。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书记处书记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应邀在会上讲述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

    钱三强讲核原理的时候，毛泽东不断插话、提问。

    他突然问钱三强：“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钱三强一时语塞。这个问题从来还没有人提出过。他思考了一会回答道：

    “根据现在学科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毛泽东微笑着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大家静静地听着，竟然没有人回应毛泽东这石破天惊的科学论断。

    “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毛泽东几乎不懂物理，却预言了物理学发展的方向。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论题的胜者正是毛泽东。

    毛泽东“世界无限可分”的观点，立即在整个中国学术界引起了震动，钱三强组织一批科学家开始了基本粒子的研究。在这前后，西方的一些科学家关于基本粒子的“夸克”学说还获得了诺贝尔奖。其中的一名诺贝尔奖获奖者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

    1973年夏天，杨振宁来北京访问，毛泽东和杨振宁就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进行了轻松愉快的讨论。毛泽东再一次强调：“我们今天讲的基本粒子是不是终极呢？我看也同中国古代的哲学见解一样，照样是可分的。”在严肃的科学问题上毛泽东的“一分为二”的理论取得了胜利，然而毛泽东又有非常幽默的一面，也喜欢热闹，常常和一些年轻的舞伴说说笑笑。他的“一分为二”的“理论”竟然也不断地取得胜利。

    毛泽东的烟瘾很大，一支接一支。为控制烟量，他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人们问他，为啥把烟掰两半，他笑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嘛。”没想到，他竟然幽默地把“一分为二”用在了这个地方。

    （吴江雄主编《毛泽东预言》，红旗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538页；周宏让主编《跟毛泽东学文》，红旗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571页。）

    140.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不能有这种唯我独能的思想。

    1956年，毛泽东第一次畅游长江后回到北京，风趣地对保健医生朱仲丽说：“人不可逞能啊！我这次在长江游的时间太长了，已经感到全身疲乏，还要逞能继续游，要不是叶子龙（毛主席的秘书）叫我上船，我只怕淹死了！”朱仲丽笑着说：“我不相信，你很会游泳。”主席说：“你不相信，群众也不会相信，这种心情我理解，所以，我就越游越起劲嘛！”朱仲丽说：“人们争着看您的勇敢和能力哩。”毛泽东说：“唔！就这一下子坏事了。这被娇宠了，世界上的事情，就是不能有这种唯我独能的思想。这次好险，幸亏有人下命令，也亏得我服从了命令。”

    （陈冠任编着《毛泽东个性化的健康之道》，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303页。）

    141.要坚持真理，不要怕。

    1958年初，毛泽东派他的专机把谈家祯和周谷城、赵超构三人接到杭州，在西湖边的一个水木明瑟的庭园里，亲切地接见了他们。

    那天，皓月当空，毛泽东和他们三人相对而坐，像老朋友谈家常一样无拘无束地谈了好多。毛泽东又邀请他们共进晚餐，边吃边谈，一直到凌晨2点多钟。毛泽东披着大衣，走过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把他f门送到门口。

    周谷成、赵超构两位是搞社会科学的，谈家祯是搞自然科学的。

    这次会见，充满着毛泽东的期望，他希望自然科学工作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结成巩固的联盟，以推动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

    在中国，遗传学之所以能够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当年批判摩尔根的遗传学，这实际上是违反马列主义的。在遗传学中，DNA、基因、染色体、细胞核和核外遗传物质是遗传信息的载体，基因是生物体本身传下来的内在根据，而表现出来的性状，是在各种外部条件和生物体本身的“相互作用”中才实现的。

    这正是毛泽东着作《矛盾论》中有关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精辟论述在遗传学中的具体体现。谈家祯当时虽失去了开课教学的权利，但他学了《矛盾论》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后来在毛泽东接见他时，他把这个体会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鼓励谈家祯说：

    “不要怕，要坚持真理。”毛泽东曾勉励过许多科学家要学点哲学，学点马列主义，用马列主义去指导科学研究。因为马列主义真理本身是从古往今来一切科学成果中总结出来的，是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和文化知识的高度理论概括。

    如果掌握了马列主义、自觉运用了马列主义就能更好地指导科研……

    （邓力群主编《伟人毛泽东丛书--毛泽东人际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450-452页。）

    142.江苏去年遭受台风袭击，公私损失都大，但有了这项经验，为今后加强措施，作亡羊补牢之计，也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

    视察途中，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向毛泽东详细汇报工农业生产，说到去年遇到特大台风，给全省带来巨大灾害，今年风调雨顺，丰收可望。

    毛泽东笑笑说：“台风又可以一分为二呢。楚汉相争时，刘邦从汉中出兵，攻占洛阳，一直打到徐州，正在洋洋得意，和文武百官置酒高会。

    项羽率领三万精兵来袭，使刘邦措手不及，打得刘大败而逃，溃不成军。

    项羽衔尾直追，正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忽然天上刮起一阵台风，顿时飞沙走石，天地昏黑，刘邦才得侥幸保全性命，逃回洛阳。刘邦被袭击受。

    挫折是不好的一面，但由于领教了项羽的厉害，以后懂得如何对付项羽：“吾与若斗智，不与若角力”，为以后战胜项羽、统一天下积累了经验，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江苏去年遭受台风袭击，公私损失都大，但有了这项经验，为今后加强措施，作亡羊补牢之计，也就把坏事变成好事了。”又有一次，毛泽东找吴冷西谈话，让吴冷西到人民日报社去当总编辑，吴冷西有一点畏难情绪，怕犯错误，毛泽东就开导他说：“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屈原既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着《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我讲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个时期看的。那时候我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受到处分反而利用空闲时间学到了很多过去没有时间阅读的书籍，更加丰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好事和坏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关键是我们怎样对待错误。

    毛泽东的教导使吴冷西茅塞顿开，欣然受命。

    （刘汉民编着《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14页；“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版，第292-293页。）

    143.要有对立面。我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和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1959年7月，毛泽东和周小舟、李锐、田家英、周惠四人在一起聊天，李锐放胆问道：“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我也是受了人家的影响。一位有名的科学家写文章，只要太阳能多利用一点，农作物就可以大幅度高产。”毛泽东说了这位科学家的名字。

    他的神情忽然变得非常单纯可爱，继续说：“58年粮食增产三成，我怀疑。增产，减产与低产一拉平，总产量要达到增产三成很不容易。”他接着说了人的认识过程是对立统一的过程，正确的认识同错误的认识是在不断地斗争之中。他说：“要有对立面。我常常是自己的对立面，有的时候上半夜和下半夜就互相打架。”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252页。）

    144.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

    死亡是人生的极限。人生观的终极关注是对死亡的态度。怎样看待人生，归根结底取决于怎样看待死亡。

    毛泽东以一种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来看待生死问题。他认为世界上各种现象只有变化，并无生灭成毁。成于此者必毁于彼，毁于彼必成于此。同样生于此者必死于彼，死于彼则必生于此。人的生死说到底不过是一种自然变化。“人类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则之支配，有生必有死。”以自然现象成毁之法则解释之，则“吾人之死未死敢，解散而已。

    生亦是未生，团聚而已矣。”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对人的生死进行了一番形而上学的体验。他认为死并不一定是件痛苦的事情。人们不可能有死的经验，当他感受到死，他就已经死了。怎么知道死的痛苦呢？生与死为两大界，由生界到死界是一个至渐至微的过程。老人安然寿终，在一种自然状态之中，其事必当如此，有何痛苦？他推测，人之所以畏死，不是畏痛苦，而是因为变化太剧烈。人由生界忽人死界，并且不知道这巨变之后的归宿，即身后之事将会怎样，觉得宇宙浩茫，无所凭据，所以极易动人生之悲。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可怕的。人生而有好奇之心，死是人有生以来未曾体验到的奇事，痛苦本身就是一件奇境，死后的不可知世界更是奇中之奇。由生忽而人死，这么奇特的巨变是人在生的世界中无法际遇的，能以一死而遇之岂不是很有价值的吗？如果人生不死，长住于一个老旧世界，永远经验同一种生活，那才没有多大意思呢！毛泽东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正视死亡：“大风卷海，波澜纵横，登舟者引以为壮观，生死之大波澜何独不引以为壮乎？”既然死不足畏，那么生还有什么可悲可叹的呢？因此，毛泽东主张“无往而不乐”，“有一日之生活，即有一日之价值，使人不畏死，上寿百年亦不敢，即死亦可也”。

    他还说：“不但没有长生不死，连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陈代谢，这是辩证法的规律。人如果都不死，孔老夫子现在还活着，该有二千五百岁了吧？那世界该成个什么样子呢！”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256-358页。）

    145.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要注意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和科研成果。

    1963年，国家科委制定的“科学技术十年规划”和中央科学小组草拟的“科学十四条”初步完稿之后，毛主席听取了聂荣臻主持的“中央科学小组”和国家科委的汇报。

    在听汇报时，毛泽东说：“我们科学技术的发展是靠外援好？还是自力更生好？我看主要还是要自力更生，靠自己的力量，只有自力更生才最靠得住。”当聂荣臻汇报中谈到国家科委是科学技术战线的参谋部、政治部、后勤部时，毛主席说：这个提法好。科委应当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路，主席说，我们对自己的科学家、知识分子，要重视，必须做好工作，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保证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主席还说：“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要注意吸收国外先进的经验和科研成果。所以，进口一些必需的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设备是应该的，这方面不要卡得太死，这也花不了多少钱的……”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5-26页。）

    146.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7661972年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见，会见时间原定为15分钟，可是毛泽东同尼克松一聊就是65分钟。

    这不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它反映了毛泽东对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视。当时毛泽东大病初愈，一直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为了以防万一，医生们还处在“一级战备”中，人们不能不为他的毅力所折服，不能不为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所感动。

    在会谈中，毛泽东和尼克松像阔别多年的老朋友，谈得非常认真、坦率。基辛格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巧妙地把台湾问题放在一个次要的地位，把它当作中国内部的一项不甚重要的争端，他甚至只字不提美国在台湾的驻军问题。

    毛泽东认为，台湾事小，世界事大。他之所以这样认为，一是因为台湾当局已从联合国中退出，美国再难将台湾问题国际化；二是考虑北边苏联的威胁和台湾比较起来确实显得太重要了。

    经过双方的努力，1972年2月27日，中美两国《联合公报》在上海公布。

    公报的发表，令世人震惊，好评如潮。

    尼克松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法新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

    毛泽东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的确，毛泽东从中美关系中找到了一个有力的杠杆。他用这根杠杆轻轻一拨，整个世界都飞快地运转起来，转瞬之间就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99-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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