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名言故事-政治革命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
    120.没有纪律,无法革命。

    1924年,国民党“一大”结束后,毛泽东被派往上海,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执行部成立后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老党员也要经过重新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当时毛泽东具体负责这件事。

    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个人交谈。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后来他又过来和毛泽东等人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要填。”那人因未被允许便一怒而去。那人走后大家才知道,那人原来是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的谢持,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实际上是个反对改组的右派。不想填表是借口,反对国共合作,反对改组国民党才是他的真正意图。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等针锋相对,明确宣布:“凡不登记者就除名。这是纪律,没有纪律,无法革命。”面对铁的纪律,那些以老党员自诩的右派也乖乖地就范了。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07-210页。)

    121.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

    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办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亲任所长,扩大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讲课的时候,毛泽东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

    毛泽东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学员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农民自己手里,就会出乱子。

    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迫使地主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53页。)

    122.农民运动好得很!

    像急风暴雨一样猛烈兴起的农民运动,使地主土豪们一个个心惊肉跳。绅士们的甜美酣梦被惊醒了。而且与这些地主土豪、乡绅官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国民党右翼军官们也如坐针毯。一时间社会上攻击农民运动的叫喊之声不绝于耳,联合阵线内部潜伏的危机越来越表面化了。

    就连共产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呼声,赞成和反对的分歧越来越大。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出发,乘船到湘潭县城了解全县的农民运动,开始了他为期32天的考察。

    1月27日,毛泽东来到醴陵。当得知农民组织起来后,他非常高兴,频频点头说:“做得好!做得好!现在就是要压得他们永世不得翻身。”“农民几千年受封建压迫,现在组织起来了,就有了力量,敢作敢为,这一下就当家作主了。”他结合其他县农民运动的形势,充分肯定了迅猛发展的农民运动:“哪里愈‘糟’就愈好,哪里愈‘糟”就证明哪里的农运搞起来了。”在韶山,他听说长期骑在农民头上的土豪劣绅家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农民也可以上去打滚;在湘乡县,农会干部汇报,有个大土豪逃到长沙,到处攻击农民运动,还说:“那些一字不识的黑脚杆子,翻开脚板子有牛屎臭,也当了区农民协会的委员长,弄得乡里不安宁。”留在乡里的小劣绅怕被打人另册,却愿意出十块钱要求参加农会;在衡山县白果乡,人们告诉毛泽东,农会掌了权,土豪劣绅不敢说半个“不”字,妇女们也成群结队地拥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长老爷也只好听便……

    在许多地方,毛泽东还看到,农民在政治上打击地主,甚至枪毙罪大恶极之徒;在经济上打击地主,不准他们加租加息,不准退佃。一切似乎翻了一个个儿,一切又似乎刚开始。这些新鲜、活泼、生动的事情,使毛泽东大开眼界,也使毛泽东为之兴奋不已。

    2月12日,毛泽东由武汉回到长沙,向中共中央汇报了一个月的调查结果,接下来毛泽东奋笔疾书,写就了光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针对有些人所说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谬论,毛泽东在文中断定:

    (“农民运动好得很!”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9-271页。)

    123.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9年,古田会议结束不久,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坚持对形势的悲观估计,怀疑“井冈山红旗究竟能打多久?”对林彪提出的这个问题,毛泽东认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初,毛泽东用了整整五天的时间,给林彪写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回信。并以《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为题,印发各纵队、大队党支部,展开讨论。

    1948年,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时在东北的林彪闻讯,致电党中央和毛泽东,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毛东痛快地答应了林彪的恳求,删去了信中林彪的名字和对林彪的批评分,把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87-389页。)

    124.“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第五次反“围剿”前夕,毛泽东受到“左”倾中央的排挤打击,被免去了红一方面军前委书记和红军总政委的职务,挂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赋闲修养。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于1933年下半年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吸取了前几次“围剿”的失败教训,在军事上采取“堡垒主义”和逐步推进的新战术。他调集了100万军队,自任总司令,先以50万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从三面围攻中央苏区。9月下旬,蒋介石的主力北路军开始发动进攻,28日进占黎川。

    此时,中央苏区红军主力已经发展到八万多人,同国民党军队的兵力对比是一比六。尽管形势严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比十几来,还是要好一些,如果红军能够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这次“围剿”。

    但是,中共临时中央却准备以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来打破这次“围剿”。毛泽东这时已经被排斥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只负责中央政府的工作。虽然他从准备阶段就不同意冒险进攻的军事路线,但是博古和李德根本听不进去这样的建议。深受“左倾”思想危害的毛泽东面对战场上的失利忧心忡忡。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者,毛泽东想起了井冈山时期的战友彭德怀。毛泽东给远在前方的彭德怀寄去了两本书,一本是《两个策略》,一本是《“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在第二本书上这样写道: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知其一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毛泽东已经预测到了“左”倾可能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危害。

    (《彭德怀自传》,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183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329-333页。)

    125.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孟锦云是毛泽东的护士,自1975年春开始,到毛泽东逝世,她一直都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当时,由于毛泽东的身体已经每况日下,所以孟锦云经常陪毛泽东读诗、为毛泽东抄写诗稿,留下了很多有意思的趣话。

    一天,毛泽东叫孟锦云给他读唐诗。小孟大声朗读:“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朱须’少一人。”最后一句,小孟把“茱萸”念成了“朱须”,但是小孟一点都不知道。她刚刚读完这首诗的最后一句,毛泽东一下子便大笑起来,说:“你再读一遍最后那句我听听。”小孟莫名其妙地继续大声朗读:“遍插朱须少一人。”毛泽东听了,坐起身来顺手拿过一张白纸,挥笔写下了“茱萸”两个字,让小孟过来,毛泽东指着“萸”字说:“你查查字典看,这个字的读音是什么。”小孟抱着字典查了好一会儿,终于找到了这个字。一看字下面的拼音,才知道自己读错了。小孟马上纠正,对毛泽东说:“主席,这个字应该读“萸”(yu)。”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慢慢地说:“这茱萸是落叶小乔木,还是一种药材呢,有香味,插上茱萸可以辟邪。小时候,在我的故乡,我就看见过插茱萸的。”又有一天,毛泽东和孟锦云在一起聊天,毛泽东说:“我们今天的事儿,也要由后人去评论。‘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自己说的不算数,当时的人怕你的权势,恐怕也只好说好话,说假话,这当然不能统统算数,得大大打折扣。”“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这是毛泽东1935年10月写的《念奴娇·昆仑》中的名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词句充分展现了英雄无所畏惧的宏伟气度和宽广胸襟。然而此时,英雄暮年,他只能发出无奈的感慨:“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60页;《毛泽东的晚年生活》,教育科学出版社1993年2月版,第80页。)

    126.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者。

    1939年9月下旬,斯诺延安与毛泽东再次相聚,三年之前毛泽东向埃德加?斯诺所作出的预言:共产党的红军不仅存在,并将在抗战中发展壮大,正在变成现实;抗战中某个时候,国民党一部分将出卖中国,成产日本人的工具……这些都变成了眼前的现实。

    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了两次正式谈话。斯诺问毛泽东:“外界传说,中国共产党已不是社会革命者,而仅仅是改良主义者?”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永远是社会革命者,永远不是改良主义者。”他进一步阐明自己的观点:“中国革命有两篇文章,上篇和下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一道,进行民族民主革命,这是文章的上篇,我们现在正在做这一篇文章,并且一定要做好这一篇文章,但是,文章还有一篇,就是它的下篇,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篇文章,我们也是一定要做的,并且也一定要做好的。目前是民族主义革命,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就会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可能性是会要变为现实性的。不过,文章的上篇如果不做好,下篇是没有法子着手做的。”一些不了解中国政治的西方观察家,不明白为什么在经过了10年激烈内战以后,红军和白军忽然携手合唱《友谊地久天长》。是红军变白了?还是白军变红了?斯诺说:“谁都没有变。”认为中共现在为民族独立而战,就是放弃了原来的目标,变成了民族主义者,这只是西方自由派人士一厢情愿的天真想法。“中共现在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是处在革命的民族统一战线阶段,如果条件变了,他们会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任何手段以便继续呆在历史的火车上面。”

    (武际良着《十个美国人的中国情缘》,华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28-33页。)

    127.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作风--延安作风。

    1947年的一天,马列学院的校务处长韩世福、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去接毛泽东来学院作报告。

    从马列学院到杨家岭,少说也有四五公里之遥。中间横着延水河。

    当他们跨上桥头时,迎面正碰上匆匆走来的毛泽东。主席脚上的布鞋蒙上了一层灰土,未等他们四人开口问好,毛泽东却抢先问:“你们四人风风火火的,要干么子去?”邓力群回答:“学校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毛泽东笑了笑,幽默地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会。你们放心好了,学院派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像话。”邓力群连忙解释。

    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说到这里,毛泽东环顾一下四周,很认真地说:“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啊,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几句玩笑话,把领导者和下级的距离一下子就缩短了。接着,毛泽东又一边笑,一边一个劲地摆手,说:“……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和旧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要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一番革命道理如涓涓细流浸入每个人的心田,使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毛泽东十分平易近人,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39-240页。)

    128.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

    1948年4月1日上午10点,毛泽东在贺龙司令员的陪同下,来到蔡家崖晋绥军区司令部的会议室,大家眼前一亮,立刻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毛泽东和在场的同志们一一握手,开始回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当有人提出“关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的问题时,毛泽东转过身来问道:“这个问题我已为中央起草了个文件,你们还没有看到吗?”晋绥分局宣传部长张子意回答说:“中央指示已经收到了,很快就发给他们。”这时,毛泽东亲切地说:“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接下来,毛泽东又说:“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他还强调:“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他稍稍停顿了一会儿,环视每位同志,仿佛在说;你们都明白了吗?

    为了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又说:“在惊涛骇浪中,黄河上撑船的老梢公不管风吹浪打,眼睛总是望着前方,双手总是紧紧地握着舵把。如果老梢公不是这样,而是望着足下的浪花,就要手忙脚乱,就可能把船弄翻。”毛泽东用生动的比喻,再次叮嘱大家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紧握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不要在政治上迷失方向。

    (张诚主编《新编毛泽东故事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38-239页。)

    129.夺取全国胜利,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主席,我们马上要走了,到南方去,今天……”“哦,晓得,晓得……”毛泽东脸上露出愉快的神情,我接着说:“今天,一是来向主席辞行,二是来向主席请教,请主席对我多提要求,多作指示。”尽管毛泽东跟方志纯很熟,他仍显得有些拘谨。

    毛泽东沉吟了片刻说:“你马上到南方去,这很好嘛!革命嘛,过去我们是从南到北,现在又要从北到南。现在,形势不同喽!除西南、西藏、台湾这少部分地方外,都已经解放了,我们很快就要夺取全国胜利了!但是,我们可不能骄傲自满嘞!要记住,夺取全国胜利,这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说到这,毛泽东的手往前有力地一劈,仿佛是在表示他的信心和决心。

    接着,毛泽东又说:“几十年来,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一直是在农村。

    现在,已经开始转到了城市,这是在西柏坡会议上就宣布了的。”说到这里,毛泽东把身子往后一仰,加重语气说:“我们面临着严重的、艰巨的经济建设的任务啊!”“经济工作我没搞过,不熟。”方志纯坦率地说。

    “谁熟?我们都不熟!”毛泽东接过方志纯的话题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已经开始闲置起来,而不熟悉的东西却又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对打仗我们是熟悉的,而对于经济建设,对于城市主作,我们不熟,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既然有能力破坏一个旧世界,就一定有能力建设起一个新世界,一定有能力担负起经济建设的任务!”“我担心……”方志纯有些畏难地说。

    。有什么担心的?不懂就学嘛!,毛泽东鼓励方志纯说,“只要善于学习就不怕!什么工作都是从不熟到熟,从不懂到懂,从外行到内行,谁也不是天才。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向懂行的同志学习,几个月不行、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吧?有了这个决心,我想就一定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学会做经济工作……你说是嘛?”“是,我一定下决心学!”方志纯点头回答着。

    毛泽东继续鼓励他说:“城市工作复杂得很,但是不要怕,要有信心……”毛泽东说着,神情变得严肃起来,“还有一条十分要紧,就是群众路线问题。这一条是我们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几十年来,我们能在农村站稳脚跟,就是因为有人民群众的支持,紧密地依靠了人民群众。这个老传统不能忘。进城以后我们要保持共产党人的光荣本色,不许讲享乐,不许搞腐化,不许以功臣自居,时时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千万千万不要脱离群众……”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9-31页。)

    130.逆历史潮流而动,肯定是短命的。

    1952年10月,毛泽东借考察黄河回京的间隙,到河南省安阳市考察。参观完殷墟后,毛泽东又来到了袁林,即袁世凯的墓地。在袁林下车休息的时候,毛泽东就给大家讲起了袁世凯的故事:

    “袁世凯是你们河南项城人,是个大官僚地主,在项城有很多土地。

    又在安阳搞这么多土地。他特别惯于耍两面派手法。他从天津小站练兵起家,混入维新派,骗取了光绪的信任。戊戌变法时,他当面慷慨陈词:

    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但暗中又向荣禄告密,用出卖维新派的代价换来了直隶总督兼外务部尚书的头衔。

    武昌起义后,资产阶级民主力量直接威胁清廷的命运。清廷又想起了袁世凯,让他镇压革命。袁世凯借机要挟民主革命派和清廷,大耍手腕,窃取了大总统的职位,不久又搞复辟,由于他倒行逆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只当了83天皇帝就去见上帝了。可见,逆历史潮流而动,肯定是短命的。”

    (李景元主编《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红旗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422页(原摘自杨庆编着《毛泽东指点江山》第1233-1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月版)。)

    131.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就是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着名论断。但是,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分辨敌友呢?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以他高超的政治头脑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极富价值的概念。

    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大会闭幕前夕,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篇报告在世界引起轩然大波。紧接着,在九十月间,社会主义阵营中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毛泽东及时作出反映。

    1956年11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总结波兰、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后,谈到了解决国内社会矛盾的问题:“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就是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八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在这里,毛泽东明确地使用“人民内部”这一提法。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致民建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信中,进一步提出了两类矛盾的命题,他将社会矛盾分为两种并谈到了自不同的解决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白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用镇压的方法,后者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提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达到团结。这篇文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和论述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明确了社会主义阶段划分敌友的根本标准。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中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25-226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037-1040页。)

    132.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没得饭吃人就要饿死。

    1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年的故乡韶山。26日早晨,毛泽东从父母的坟上回来,和谢家屋场的群众正在聊天。这时,邹普勋的儿子邹长卫从外面走来,他敲着饭钵向主席“述屈”来了,老远就听得到他的声音:“饭钵叮当响,餐餐吃四两(老秤四两实为二点五两),做事没得力,全都懒洋洋。”毛泽东望着他那饿得精瘦的身子和憔悴、蜡黄的脸,顿时神情严肃起来。他用询问的口气对邹长卫说:“现在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好吧?”并对在场的社员讲:“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搞好节约,计划用粮。”邹长卫收起了饭钵,不吱声了。

    毛泽东转身问周小舟:“你们湖南粮食是怎么管的?”“管百分之十五--管那些不会管家的。”周小舟说。

    毛泽东又问毛继生:“你们公社怎么管的?”“集体管粮,分月发粮,以人定量,节余归己。”毛继生叙述了一遍。

    “像你们这样管,农民没一点权,就跟瓜瓤一样,把全是你们抓了。”毛泽东严肃地对周小舟、毛继生等干部说:“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就要吃饭,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没得饭吃人就要饿死!”又说:“世上有百分之十的人不会料理家务,帮他们管管就行了。”周小舟沉默了。

    毛泽东见大家都严肃起来,就转身和其他人聊起了其他的话题。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0页。)

    133.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在重大政治问题上,毛泽东“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从不退让,从不妥协,具有极为鲜明的态度和立场。在国际交往中毛泽东更是如此,他从不向错误妥协,从不拿原则作交易。但是他又是讲究原则性,又不放弃原则性下的灵活性。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毛泽东也绝对不允许苏联共产党凌驾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看不惯并抵制苏联共产党的“老子党”自居,随意发号施令的行为。?有一天,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即指示马林科夫这位始终跟在身边的秘书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赫鲁晓夫在一旁斗胆地对斯大说:“斯大林同志,共产党刚在中国取得政权,那里已经有好多外国工了。如果现在苏联,一个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也要在中国去建立自己的工厂,那肯定会伤害毛泽东的。”斯大林拒绝了赫鲁晓夫的意见,这样,电报照样拍了出去。一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提议。假如你们对罐头菠萝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斯大林气得不停地咒骂和发火。

    表面上接受,实际上拒绝,毛泽东“软中有硬”,是对苏联“指手划脚”强加于人的“尊严”的冒犯,斯大林怎么会不发火呢?

    因此,斯大林对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他给毛泽东加了一个头衔,斯大林常称毛泽东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57-258页。)

    134.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郭沫若的《满江红·1963年元旦抒怀》在1963年1月1日《光明日报》上发表之后,毛泽东在广州读到了,也触发了毛泽东的诗兴,便在1月9日也写了一首《满江红》,词的标题是《和郭沫若同志》。这首词可以说是一篇声讨赫鲁晓夫之流的檄文,是增强共产主义战士斗志的冲锋号,也是鼓舞人心的宣言书。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是其中的两句诗眼,它运用比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整个世界同帝国主义、各国反对派和赫鲁晓夫之流的斗争的宏伟场面。帝国主义阵营四分五裂;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的赫鲁晓夫统治集团碰得焦头烂额;全世界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反压迫、求解放的运动风起云涌,五大洲斗争风暴像滚滚春雷,摇撼环球。这波澜壮阔的斗争潮流势不可挡,谁想阻挡就会自取灭亡。这两句对仗严谨,内容气势磅礴。其中一个“怒”字用得极其形象生动,表现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对派及机会主义分子的刻骨仇恨和激烈的斗争。一个“激”字又形象地描绘出迅猛发展,锐不可挡的斗争力量。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35页。)

    135.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

    1971年9月12日12点,毛泽东长途南巡归来,在丰台火车站专列上会见了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他先问了李德生近日访问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的情况,随即转入这次接见的正题。他说:“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人多、枪多代替不了正确路线。路线正确,就有了一切;路线不正确,有的也会丢掉。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他讲了党内多次路线斗争的历史。接着又说:“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是有目的嘛……我那个文章(指《我的一点意见》)是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才写的……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什么顶峰啦,一句顶一万句啦,不设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一句,顶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半句也不顶。等于零。”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与毛泽东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63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
首页 上一章 目录 下一章 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