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子恢是老熟人。
1929年10月，毛泽东在邓子恢陪同下到闽西地区指导工作。一次，毛泽东和邓子恢聊天，他亲切地说：“子恢，我们边走边闲谈一些情况，你说好吗？”邓子恢爽快地作了肯定的回答，并且恳求说：“毛委员，有什么指示，请快讲吧！”毛泽东有点不高兴的样子，说：“我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同志，就不要讲什么指示不指示的。我们还是随便聊聊吧！”为了摆脱严肃的局面，使交谈尽量随和点，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是四军前委一员，而你是特委书记，管了好几个县，比我管的人多着哩！可责任也很大。”“哪里，哪里。毛委员是统帅大军又指导地方的，要不是有你这位老师帮助、指点，我这个书记怕当不好呢！”邓子恢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不管怎么样，反正我们也是领导者，肩上的担子是挺重的。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们领导者的责任是什么？”毛泽东直接了当地说。邓子恢还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因此，一时答不上。红着脸等待着毛泽东继续讲下去。
毛泽东放慢步伐，和蔼地对邓子恢说：“在我看来，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就在于替人民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家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作出正确的决定。然后，又将党委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加以贯彻执行。子恢同志，你说呢？”邓子恢顿时心里豁然开朗，连声称赞：“毛委员说得对！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念书啊。”
（杨庆旺编着《毛泽东和他的平民朋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406-407页。）
51.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1932年1月中共苏区中央不顾毛泽东的反对，决定红军去打赣州，结果红军围攻赣州33天不下，反而使红三军团陷人危境。中革军委急电毛泽东到前线参与决策。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结果马到功成。4月20日，红军一举攻占闽南重镇漳州。
红军是在农村中成长起来的，进了漳州这样的城市对什么都感觉新奇。毛泽东已经估计到会有人把农村那一套搬到城市中来，进城时就要求指战员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注意群众纪律，但在工作中还是出现了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打土豪，有一个团抓了一百多个“土豪”，经过审査，只有五六个是真正的土豪，其他都不是，有很多其实是华侨。针对出现的这些问题，毛泽东召集了一个连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的干部会，会上毛泽东非常生气地说：“你们为什么搞错？只看现象，不看本质。第一原因，没有认真地很好地调査研究。”接下来战士们第一次听毛主席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说：“没有调査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抓人权。第二个原因是听不懂本地话。”毛泽东进一步说：“越是不懂话，就越要调查研究。”后来，部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对抓错的人进行了赔礼道歉，请他们吃饭，然后都放了。党的政策在当地得到了很好的贯彻，群众和红军的关系非常密切。
（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455页）。）
52.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1937年1月30日，是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60岁生日，毛泽东给徐特立老人写了一封贺信，其中有这么几句：
“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1947年冬，贺子珍带着娇娇从苏联回到祖国。回国后贺子珍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但是毛泽东没有回信。后来贺子珍只好让妹妹贺怡将娇娇送到毛泽东身边。贺怡在向毛泽东辞行的时候说：“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给子珍姐姐找地位的。”毛泽东收敛起笑容，眉头渐渐地蹙紧了。他转身走向书桌，颤着手，提笔在一张通天十行长笺上匆匆写下了几行字，其大意是：
子珍：向你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毛泽东给徐特立祝寿时写的信有“三个第一”，这里也出现了“三个第一”，只是出于对贺子珍身体的关心，“工作第一”变成了“身体第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86页；谢柳青编着《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3页。）
53.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英爱惩治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
1937年3月2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召开扩大会议，彻底清算张国焘的错误。张国焘首先在会上报告了红四方面军的工作，毛泽东等30多人发言，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军阀主义和分裂党的错误。张国焘承认自己的错误：“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保证“以后绝对忠实于党的路线”。
会上，许多人提出要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毛泽东不同意。30日，张闻天代表中央提议：“暂不给张国焘作组织结论，因为在估计其错误的重大性质之后，也还应考虑他在党内的历史，是个老同志，曾参加过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并已经开始承认错误。为了挽救他，还应给他时间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31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其根源是中国军阀的意识在党内的反映，他的错误已给党和红军造成严重危害。4月6日，张国焘写了《我的错误的声明书》。
4月间，毛泽东在中央团以上干部、红四方面军连以上干部参加的反张国焘路线大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对我们党内犯错误的同志，不应该惩治了事，斗争是为了团结，经过斗争，要达到团结的目的。一个同志落在井里，我们不能向下抛砖头，应该把他救上来。张国焘虽然对党犯下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党仍然耐心地等待他。”毛泽东对张国焘说：“人不会不犯错误，你犯了错误，给党和人民，给红四方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这是过去的事情，只要你认识了，改正了就好了，党和人民是照样欢迎你的。”虽然张国焘最后还是跑到了国民党的阵营中，但是，毛泽东对待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却教育了红军，使红四方面军的战士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为革命作出了更大的贡献。毛泽东不仅赢得了中央红军的敬佩，也赢得了红四方面军官兵的拥护和爱戴。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慧》，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07-108页。）
54.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员都要做老实人。
1937年7月10日，罗荣桓由后方政治部主任调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当时罗荣桓刚刚结婚不久，毛泽东怕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想不开，特找她来谈话。毛泽东说：“荣桓同志是个老实人，可又有很强的原则性，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评定人们的功过是非。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我们共产党员都要做老实人。”林月琴将毛泽东接见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学给罗荣桓，罗荣桓和林月琴告别的时候说：“我走了，你留在延安好好学习、工作。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记住毛主席的话，永远做老实人，忠诚于党的事业。”后来，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这样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我们应该是老老实实地办事；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实态度是根本不行的。什么人是老实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什么人是不老实人？托洛茨基、布哈林、陈独秀、张国焘是大不老实的人，为个人利益为局部利益闹独立性的人也是不老实的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中卷红旗出版社1997；4月版，第467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822页。）
55.不是向我毛泽东汇报，是我们要向人民汇板，我们要对人民负责。
1937年10月，延安发生了一件令人们意想不到的事情。
“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对陕北公学女学生逼婚未遂，竟开枪把她打死在延河岸边……
舆论一时哗然。
毛泽东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十分震怒。他对谢觉哉和陕甘宁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等人说：“牛不喝水强按头，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保护人民的，是有着铁的纪律的。对于黄克功必须依法办事，严肃处理！”雷经天试探性地问道：“主席，黄队长是长征干部，是立过大功的人“屁话！”毛泽东被雷经天的话陡然激怒：“长征干部就可以随便杀人了？我们共产党里还没有这样的规矩！他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封建社会里还有个‘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难道我们还比不得封建社会里的帝王将相？‘挥泪斩马谡’，为国为民，决不宽怠！”谢觉哉说：“一定按照主席的指示办，按我们党的法律办！”雷经天也说：“我立刻组织人员立案调查，然后向主席汇报……”毛泽东缓了一口气，吸了一口烟，耐心地说：“不是向我毛泽东汇报，是我们要向人民汇报，我们要对人民负责。”在毛泽东的直接关心下，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对黄克功的杀人案件进行了认真调查和审理，依法判处黄克功死刑。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70-271页。）
56.单看现象不能解决问超，要抓问题的本质。
毛泽东在讲话的时候总是喜欢讲一些小说中的故事，用故事来说明道理。有一次，毛泽东给红军战士作报告，他说：“《西游记》上许多故事都讲到，开始不知道什么精在作怪，是蝎子精，还是蜘蛛精？还是太上老君那里跑掉的一匹青牛？就是搞不清楚。只看现象，就搞不清本质；搞不清本质，就无法降妖捉怪。比如那条青牛，多厉害呀！请来如来佛他都没办法，他说他也不清楚，不是他那里的。玉皇大帝也没办法，后来说到三十三重天的兜率宫去问问吧。老子住在三十三重天上，不问政治，不参加玉皇大帝的国家组织，不做官，只炼丹，研究自然科学。结果是他的青牛精跑下凡来作怪。査明原因，才整住他，请太上老君自己下来，把青牛收回去。这是讲《西游记》，单看现象不能解决问题，要抓问题的本质。”
（刘汉民编着《毛泽东诗话词话书话集观》，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382页。）
57.吃饭第一。
1938年8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到“抗大”讲课。在讲课之前，毛泽东来了一段精彩的开场白。
“同学们，上课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件‘小事’……”说着，毛泽东从他灰色的上衣兜里取出了几张纸条，并且用桌子上的搪瓷缸子把它们压住。接着说道：“最近几天，有不少同学给中央和我写信，递条子，说我们是历尽千辛万苦才到延安来的，来到党中央身边，为什么不几天就要叫我们离开呢？我说对呀！中央的许多同志也很同情这些同志的想法。但是，就有那么一个人不同意，整天叽里咕噜地在那里发牢骚。可这个人是哪一个呢？姓甚名谁？”毛泽东故意话到嘴边留半句，听课的人们面面相觑，不知道毛泽东说的是哪一个。毛泽东看看下面的人群，然后说：“这个人就是‘肚先生’，也就是大家的肚子！”一句话将大家说得都笑了起来。笑声中，毛泽东继续说：“大家不要笑么，不相信可以试一试，你们哪一个敢同这位4肚先生’较量较量？”听讲的人们没有一个表示要“较量”，毛泽东接着说：“中国古代有一位名叫老子的道学家，他是非常信这个邪的。他说‘民以食为天’，我说是‘吃饭第一！’”下面的人被毛泽东生动有趣的讲话吸引着，听得入了神，这时候毛泽东才将讲话引人正题：“我要讲的‘小事’，就是动员大家去洛川‘就食’，先要吃饱饭，解决‘肚先生’问题。所谓，‘就食’呢，就是古人所说的‘就粮’，也就是把人带到产粮、积粮多的地方去找饭吃。《后汉书》上说，‘吾且休兵北道，就粮养士，以观其弊！’今日，我们党中央也学点古人的做法，动员你们去洛川‘就食’，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吃饱肚子，学习好、训练好、做好抗日的准备！大家说，该去不该去呀？”下面的学员异口同声地说：“该去！该去！我们都去，一定去！”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76-277页。）
58.我们党有一条规矩，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凡是做对了的，就要竖持；凡是做错了的，就要纠正。
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整风运动。这是我党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伟大创举。毛泽东对整风运动的作用概括为这样三句话：战胜目前的困难，迎接未来的光明，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在开展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1942年12月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一般说来，这在当时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在审干工作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现象，错误地把一些同志打成“反革命”、“特务”等。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
当毛泽东发现康生大批抓人，搞“逼、供、信”的情况后，及时找他谈话。明确指出要他纠正偏差，而康生却阳奉阴违，压着毛泽东的指示，拒不向下传达。为了深人全面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让有关的同志将一些人的口供材料送给他，认真仔细地翻阅，斟酌纠正错误的方式方法。
一天，他派人将李克农、周兴和师哲找来，对他们说：送来的六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李克农等人听后，受到很大打击，觉得毛泽东给他们泼了冷水，一时感到莫名其妙。
毛泽东顿了顿又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
当师哲说：“一句两句错，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时，毛泽东耐心地解释道：“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写口供的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一段话是假的改正一段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但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最后，毛泽东还反复强调：“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师哲等同志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向写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毛泽东知道这些真实情况后，他以真正伟人的气魄和对革命对人民真正负责的精神，向全党及时发出指示：要求各单位、各地区纠正“抢救运动”中的错误，要给那些被审查错了的同志平反。
一天，毛泽东来到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特意看望那些“审查”过不了关的同志。
毛泽东在会上说：“‘抢救运动’把敌人的力量估计过大了，而把自己的力量估计过小了，搞得草木皆兵，伤害了自己的好同志。”说到这里，毛泽东停住了，会场上显得格外寂静。然后，毛泽东语气沉重地说：“同志，是我打错了你！这个错误的责任不在哪个单位的领导，责任要由中央来负，但主要由我负责，因为我是发号施令的。”毛泽东又提高声音说：“同志们，我这里给那些受了委屈的同志行个脱帽礼，向大家赔礼道歉了！”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摘下帽子，恭恭正正地行了个鞠躬礼。霎时，同志们都怔住了，不知如何是好。特别是那些在运动中受怨气的同志，一个个热泪扑簌簌地夺眶而出……
这时，毛泽东又风趣地说：“现在，我把帽子摘下来了，行一个礼，赔一个不是。那么，受了委屈的同志，你怎么办呢？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的帽子可只好老拿在手里啦……”毛泽东的几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会场上的气氛也随之活跃起来。他见大家的情绪轻松了许多，也就戴好了帽子，紧接着说：“我们党有一条规矩，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凡是做对了的，就要坚持；凡是做错了的，就要纠正，对所有那些戴错帽子的同志，都要向他们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中国革命要胜利，就要采取这种态度。
毛泽东还语重心长地说：“许多被戴错帽子的同志，最后证明没有什么问题，是经过锻炼的好干部。那么，你手里就有理……”会场上以热烈的掌声结束了毛泽东的会见。
（张诚主编《新编毛泽东故事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89-193页。）
59.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的疾苦絶非小事！
1944年的一天，中共延安市委书记张汉武忽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毛主席有紧急事情要找他谈话。张汉武心想，这一定是有关战争或大生产运动的大事或急事，接到通知后就立即赶到枣园毛泽东的住处。
一见面，看着张汉武急匆匆的样子，毛泽东并不着急，他不慌不忙地让张汉武坐下，给他倒茶递烟，然后，毛泽东问道：是否知道侯家沟两个村的妇女不生孩子的事情。张汉武回答说，知道有这么一回事，但弄不清究竟是什么原因。毛泽东继续引导对方思考：“是不是水有问题？请中央医院去把水验一下好不好？”张汉武半喜半疑地说，好是好，只怕这种小事医院不干。听了张的话，毛泽东严肃地指出：“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人民的疾苦绝非小事！应当让医院派人去。”过了没几天，当张汉武准备派人去侯家沟调査时，想不到毛泽东已向中央医院打了招呼，要他们马上到侯家沟帮助群众验水。
经过化验，果然发现水中有大量影响生育的有害物质。医院对饮用水及时进行了无害化处理，并帮助群众治病，终于使这两个村庄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人丁兴旺起来。
（东方隳编《落日余晖--毛泽东秘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74页。）
60.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1945年4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主动提议把王明以及其他几位在历史上曾经犯过错误的领导人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他向代表们做说服工作。为凝聚人心，并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毛泽东说：他们的错误，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犯的，特别是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像一片汪洋大海，他们之中不少人加人了中国共产党，并不可避免地会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带进了党内，这是不足为怪的。现在经过整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已经把是非弄清楚了，就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责任了。
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受到全党的拥戴。毛泽东没有对曾经反对过他的人实行“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王明写了那篇《学习毛泽东》之后，其实对毛泽东口服心不服。在延安整风运动中，王明于1942年2月27日致函周恩来，表示对“王明路线”想不通，因为那时他只“当选中委和政治局委员”，“不是这一时期的党的主要负责人”。
中共“七大”期间，王明称病，没有出席会议。经毛泽东亲自提议，仍选举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尽管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做了代表们的工作，但在选举会上，他仍然十分注意，担心王明等人选不上。选举的那天，当代表们投票后，大会宣布唱票时可以自由活动，可是毛泽东没有走开，一直坐在台上听唱票，一直等票快唱完了，王明票数过了半数，他才放心地起身走了。后来他说，如果选不上，大家心中都会不安的：“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
（孟庆春着《跟毛泽东学凝聚人心》，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45-48页。）
61.到人民群众中去，一切都要依靠群众，依靠光。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你出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胜利结束了。党中央决定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毛华初报名申请去东北解放区工作，很快得到组织的批准。
10月，毛华初向毛泽东告别，奔赴东北解放区。毛泽东关切地问：“有什么困难没有？”毛华初想了想说：“到东北去路远，许多干部搞到了牲口，我也想要一匹牲口，您能不能帮我解决一匹？”“不行！”毛泽东严肃地说“你想要一匹牲口，这个要求不高。可是我们枣园的牲口，每匹马都有一块牌子，谁要拿走一匹，就违反了纪律。拿不得，公家的牲口不能给！”毛泽东一席话，说得毛华初满面通红，羞得不敢作声。
毛泽东见侄儿十分难堪，便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要点钱作零用吗？可以从我的稿费里给你一点钱。”随即叫警卫员取了几元钱给侄儿。
毛华初接过钱，激动不巳。
临别时，毛泽东伸出那宽大的手，紧握着毛华初的手，一字一句地说：“去吧！到人民群众中去，一切都要依靠群众，依靠党。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你出现。”
（赵志超着《毛泽东一家人》（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51？260页。）
62.忙，就要挤，好比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全国刚解放时，毛泽东对有的同志进城后，把宝贵的时光都用在打牌、打麻将上，十分痛心。他说：“我们要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下苦功，三个字，一个叫下，一个叫苦，一个叫功，一定要振作精神，下苦功。我们现在许多同志不下苦功，有些同志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神主要放在打纸牌、打麻将、跳舞这些方面，我看不好。应当把工作以外的剩余精力主要放在学习上，一个是技术科学，一个是自然科学。还有文学，主要是文艺理论，领导干部必须懂得一点。还有什么新闻学、教育学，这些学问也要懂得一点。总而言之，学问很多，大体要稍微摸一下。”他还说：要在工作、生产的百忙之中，以“挤”的方法获得学习的时间，以“钻”的方法求得问题的了解和深入。他对昔日老友萧三说：“大家总推忙得很，学习不可能……我自己过去总是这样推倭，但近几年把这种理论推倒了。忙，就要挤，好比木匠在木板上钉钉子，就可以挤进去的。”
（陈冠任编着《毛泽东个性化的健康之道》，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404页。）
63.办法是有的，不过逐没有枝人们发现。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和音乐工作者谈话，曾经几次谈到医学问题。有一个女孩叹息着对毛泽东说：“主席说的都很好，可是我父亲的病恐怕是治不好了！”毛泽东说：“叫我看，世界上就没有治不好的病，当然生、老、病、死，那是人生的自然规律。”女孩说：“我父亲害的是地方病，就是没有办法治。”毛泽东说：“那不是没有办法，而是由于宇宙之大，许多物质与物质之间的关系还没有被人们发现，还弄不清楚什么病应该用什么药或用什么办法才能够治好，还做不到对症下药，所以有些病一时还不能治好，但是不能说没有办法，办法是有的，不过还没有被人们发现。”……
毛泽东的科学预见是英明的、自信的，他对祖国的医疗事业满怀希望。大家围在他的身边，听得津津有味。
64.对犯错鍈的人不要整得大过分，否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
对犯错误的人究竟釆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是是坏心的标志。
毛远翔是毛泽东的堂兄毛泽先的第三个儿子，1956年11月，毛远翔受长沙市委委派前往北京参加全国公私合营工商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12月5日，毛泽东亲切地接见了他和毛远耀夫妇。晚上，毛泽东热情地留他们在家中用餐。
饭后，他们在一起聊天，话题自然说到了公私合营问题。毛泽东高兴地说：“如今城里搞公私合营，资本家搞（注：搞，富裕、兴旺的意思）不起来；农村搞合作化，地主富农搞也不起来。这种做法，目的就是要使大家共同富裕。”接着毛泽东还谈到国际问题、经济问题和哲学问题。最后，他好像告诫三位侄辈，说：“孔夫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夫子又说，三十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一些青年人，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一个人要有帮助人的思想，缺乏这种思想的人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不去帮助，还去幸灾乐祸。这不对！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倒是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整得太过份，否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对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毛远翔、毛远耀和胡觉民认真地听着，心里默默地记着。毛泽东的亲切教诲，在他们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志超着《毛泽东一家人》（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784-786页。）
65.实事求是。
1958年7月，毛泽东的同学周世钊当选湖南省副省长。受任新职，思绪万千。10月17日他写信给毛泽东，叙述了自己复杂的心态。时隔一周，毛泽东回信给周世钊，信中说：
“赐书收到，十月十七日的，读了高兴。受任新职，不要拈轻怕重，而要拈重鄙轻。古人有云：贤者在位，能者在职，二者不可得而兼。我看你这个人是可兼的。年年月月日日时时感觉自己能力不行，实则是因为一不甚认识自己；二不甚理解客观事物--那些留学生们，大教授们，人事纠纷，复杂心理，看不起你，口中不说，目笑存之，如此等类。这些社会常态，几乎人人要经历的。此外，自己缺乏从政经验，临事而惧，陈力而后就列，这是好的。这些都是实事，可以理解的。我以为聪明、老实二字，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这点似乎同你谈过。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你的勇气，看来比过去大有增加。士别三曰，应当刮目相看了。我又讲了这一大篇，无非加一点油，添一点酷而已。”这封信毛泽东教导周世钊“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给周世钊以莫大的鼓舞，充满信心地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此后，他相继担任了湖南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湖南省主任委员等职。
“实事求是”，语出《汉书‘河间献王传》，但是毛泽东使其得到发扬光大，在讲话中多次使用它。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这样说道：“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4的’就是中国革命，4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这根‘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这个‘的’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成为了我们党的一个基本原则。
（袁水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八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72页；《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30页。）
66.讲假话，不仅欺蹁了国家，欺骗了人民，也欺骗了负自己。
1959年6月，毛泽东回到了一别32年的故乡韶山。26日，毛泽东来到了谢家屋场，和刚从地里回来的毛霞生聊天：“你在大队担任什么职务？”“担任生产队长、食堂管理员。”“那好，你讲真话，亩产多少斤？”毛霞生看到公社、大队干部都在，不想讲。主席催促他，毛霞生说：“亩产800斤。”“是一稻800还是两稻800？”毛霞生答话：“一稻。”“要讲实话，是两稻才800斤。”毛霞生指着公社、大队干部说：“是他们叫我这样讲的，我要是讲了真话，你走了，他们会批评我的。”毛泽东脸色严肃起来：“你们这些干部要实事求是，才能受到人民的尊重。讲假话，不仅欺骗了国家，欺骗了人民，也欺骗了自己，人民会埋怨我们的。1958年因为讲假话，饿死了多少人啊！”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9页。）
67.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成为了全国人民的领袖，但是他仍然能够正确地评价自己，正确地对待别人的批评和评价。
60年代初，毛泽东乘专列在湖南视察。其间，他的女儿李敏代他为亲人扫了墓。列车启动后，毛泽东与工作人员一起聊天，李敏对父亲说给祖父、祖母扫墓时，看到好多算卦的。还说扫墓时听到有人骂毛泽东。
恰巧，列车服务员姚淑贤走了进来。毛泽东坦率地说：“小姚，我女儿去扫墓，说还有人骂我呢？”小姚严肃地说：“肯定是阶级敌人！”毛泽东仍在笑：“不对，不能说的这么绝对。有人骂是正常的，没人骂是不正常的。骂我的人有坏人，也有好人。好人有时也会骂人的。因为我也不是一贯正确的么。”停了一会儿，毛泽东继续说：“我也是个人，毛泽东也是个人。人总是要死的，我也是要死的。什么高瞻远瞩，不是那么回事。我死后，我搞的这些东西也会有人骂，有些会被实践证明不对。我是人，是人就有错误，但我有信念，我还是要革命，别人骂什么我也还是要革命……”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322-323页。）
68.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李讷把毛泽东当作父亲，也视为知己，心里有话，从来不向毛泽东隐瞒。
1963年，国民经济开始复苏，生活状况开始有所好转，李讷的身体也逐渐好起来，心情也一点点好起来。新年伊始，李讷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深刻地解剖了自己，对自己的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思想的变化情况。
毛泽东读了女儿的信以后非常髙兴，1963年1月15日，提笔给女儿回信一封，毛泽东在给李讷的信中鼓励女儿：“大有起色，大有壮志雄心，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极好的。你从此站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交谈，交心，学人之长，克己之短，大有可为。”毛泽东是一个伟人，他也是一个父亲，他对女儿的谆谆教诲，充分表达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关爱。
（谢柳青编着《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页。）
69.好的拿来，坏的丢掉。
196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听取计委领导小组汇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时指出：“还是靠自力更生，事情总是起变化的。只要有利，向‘魔鬼’借钱也可以。我们不走这条路，‘魔鬼’不给我们贷款，很好；要贷给我们，我们也不要。”还说：“工业上要从外国引进一些，比如尖端技术，要搞一些，但不宣传。至于农业，更要自力更生。”1965年1月29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刘少奇、陈毅等接见印度尼西亚第一副总理兼外长苏班德里约时，他说了这样的话：“要破除迷信，为什么西方帝国主义做到的，我们做不到？将来看吧，帝国主义要倒下去，我们这些人要比帝国主义先进。”又说：“好的拿来，坏的丢掉。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都一样，只能批判地接受，不能教条主义，照搬。这样才有希望。特别是断绝外援最好。断绝了怎么办？还不是靠自己？”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度过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之后，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思想也发生了转变，我们也适当地利用了外资。我国利用海外资金，采取的主要是延期付款的形式。另外，为购买成套设备与技术，也利用了中国银行在海外如新加坡、香港、澳门等地的外汇存款。这一形式，实际上是利用了海外银行的贷款，因而也是利用外资的一种形式。
（顾龙生着《毛泽东经济评传》，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53页。）
70.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
1964年8月底，国际科学讨论会在北京召开。24日下午，毛泽东召见周培源和于光远。
毛泽东和周培源、于光远不仅谈了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也谈了社会科学方面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把望远镜、人造地球卫星等等概括成‘认识工具’这个概念？”谈话中于光远向毛泽东提出了这样一个从未有人谈起过的问题。
富于挑战精神，而且对哲学有着深刻研究的毛泽东立刻来了兴致，回答说：“你说的这个‘认识工具’的概念有点道理。在‘认识丁具’这个概念当中，还要包括镢头、机器等等。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我们用镢头、机器等等改造世界，我们的认识就逐渐深入了。工具是人的器官的延长，望远镜是眼睛的延长，身体、五官都可以延长。”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49-150页。）
71.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1971年的八九月间，林彪反革命集团暗中策划反革命政变活动，妄图谋害毛泽东，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建立林家法西斯王朝。
此时，毛泽东洞察其奸，已经对他们的行为有了一定的觉察，并通过到南方巡视的机会与广大干部、群众广泛接触，并对干部群众进行必要的思想和政治教育。8月31日下午，毛泽东找湖南、广东、广西3省的党政军主要负责同志，进行长时间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谈话。并且联系我党历来重大路线斗争的历史，教育他们要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识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毛泽东在谈话过程中先后几次指挥髙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毛泽东说：这两首歌不仅要唱，还要讲解，还要照着去做。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条条要记清，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现在就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多好呀。”说着，毛泽东站起来，指挥我们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后，又说：三大纪律的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就不能得胜利。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73-74页。）
72.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强大武器。
1974年5月31日，毛泽东会见了来华访问的李政道博士。
毛泽东与李政道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地问道：“李博士，请你谈谈，为什么对称是重要的。
李政道感到十分惊讶，没想到一个八十开外高龄的国家领导人，竟然关心这么高深的物理学问题。李政道克制住自己的讶异，从容作答：“根据韦伯斯特词典中的解释，对称的意思是‘平衡的比例’或者说是‘产生于平衡的比例的形式美’，它和中文里的含义是一样的。从本质上说，这里是个静止的概念。”毛泽东没有立即接话，他沉吟了片刻才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对称这个词恐怕用在社会科学上不那么合适。我以为社会进化的基础在变革、动荡中前进。如果讲静态形式美，不就成了停滞不前了。我不明白对称学在物理学中为什么会有那么重要的位置。”李政道为了将对称学给毛泽东说得更清楚一些，他顺手拿过手边的一支铅笔，先将笔尖对着毛泽东，然后再把笔尖对着自己。铅笔转过来又转过去，以此来说明运动过程的对称性。
毛泽东笑道：“你这个演示很有意思，你们物理学家就是根据对称的原理来描述出普遍的规律吗？”李政道回答：“追溯的远一点应该说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给后人的启发，爱因斯坦曾讲过等价原理的对称。”毛泽东说：“看来对称学对于认识自然界的规律是重要的。”毛泽东停下来思考了一会，接着说道：“根据对称学说，那么粒子和反粒子也是一个过程了？”“是的，这种过程便是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李政道说。
毛泽东大为感叹：“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强大武器。看来神学是救不了世界的，只有科学和哲学才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我很后悔自己一直没有多少时间来学习科学。记得我年轻时读过生物学家阿瑟·汤姆森的书，那是很受启发的，后来又读过关于火箭、人造卫星和宇宙飞行的书，我感到了科学奥秘的乐趣。”李政道被毛泽东的讲话感动了，说：“主席，您年事已高，还这么潜心学问，实属不易啊！”毛泽东笑了，说：“我过去打个比方，没有学问，就像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是苦煞人的。哎，现在我老了，读的书不多，想起来尽是遗憾啊！”
（王守柱、李保华编者《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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