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这两句话是《送纵宇一郎东行》中的名句。纵宇一郎是罗章龙的化名。1915年罗章龙第一次同毛泽东通信时用的就是这个名字。当时毛泽东和罗章龙均在省立第一师范学习。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化名征友，从此毛泽东和罗章龙相识。1918年4月，罗章龙准备去日本，行前新民学会在长沙北门外的平浪宫为其饯行。毛泽东仍以“二十八画生”自称，并为罗章龙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首，诗中仍用他们初次相识时的称谓，其实是对过去友谊的回顾，诗云：全诗是送别时的感慨，但又是一首言志诗，“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是赠给朋友的也是留给自己的。世界虽然是风云变幻的，但是只要我们内心有一个伟大的志向，美好的追求，无论世界怎么变化，在我们的心中，日月是常新常美的。表达了毛泽东对未来和人生的美好追求。

    （龙剑宇、胡国强着《毛泽东的诗词人生》，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82-83页。）

    22.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白求恩是一位着名的胸外科专家，他作为加拿大的一名共产党员，参加过国内工人反对资本家的罢工斗争，参加过西班牙反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七七”芦沟桥事变的消息震动了世界，日本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后，他立刻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战斗中、革命中的中国是最迫切需要我的地方，那儿是我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1938年，白求恩历经千山万水来到了中国。

    白求恩到达延安后的第二天，就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好消息，毛泽东主席要会见他，而且就在当晚。

    窑洞里的油灯安静地燃烧着，毛泽东和白求恩热情地谈论着。白求恩说：“在中国的抗战中，我觉得最能发挥作用的方式是组织战地医疗队，在前线附近工作，照顾重伤员。”毛泽东沉思着，八路军目前还没有战地医疗队，而且，由于敌人的各种封锁，药品、器械和医务人员极为缺乏，按西方的标准，八路军简直没有什么医疗机构。

    “如果没有战地医疗队，重伤员怎么办呢？”毛泽东的心情很是沉重：“目前重伤员中死亡的人太多了。”“但是，他们有很多是能够救活的。”白求恩接上去说。

    毛泽东的眼睛热情地注视着白求恩，非常关切地听着。

    “根据我在西班牙的经验，只要在前线附近拥有战地医疗队，重伤员中百分之七十五一定可以复原。”“百分之七十五？”毛泽东的思想好像一下子完全集中在这个数字上。“是啊，从几乎没有到多数重伤员能够避免牺牲，这等于我们的战士可以有两次，或更多次的生命以打击敌人。”想到这里，毛泽东更是激动。毛泽东又一次热情地注视着白求恩：“白求恩同志，那就请您立刻组织战地医疗队吧。”“好！”白求恩同志爽快地答应着。

    很快，在敌后的晋察冀根据地、冀中根据地，活跃着一个外国人为首的八路军战地医疗队，在每次激烈的战斗中都有他们的身影。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也知道了一个伟大的、可亲的名字：诺尔曼？白求恩。

    不幸的是，在白求恩来华的第二个冬天。这位曾帮助无数重伤员战胜死神的人，因为坏血病的侵袭而倒下了。那是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他的手指被碎骨划破而受到感染。当时由于日军和蒋介石的封锁，橡皮手套和抗毒药品在根据地是极为缺乏的。

    弥留之际，白求恩为自己在中国的工作作了如下总结：

    “请转告加拿大人民和美国人民，最近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白求恩的逝世，毛泽东是很悲痛的。就在白求恩逝世不久，毛泽东在紧张的工作和战斗中，写下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其中有一段是这样说的：

    “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毛泽东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学习白求恩的号召。

    （张诚主编《新编毛泽东故事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61-165页。）

    23.一个革命队任的同志，能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毛华初是毛泽民原配王淑兰的养子。1938年7月，毛华初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并由毛慎仪（毛新梅之子）领着去见伯父毛泽东。毛泽东微笑着摸了摸侄儿的头，又端详了一会儿说：“你这么小也来了……还是回去吧！”他这一说，毛华初竟信以为真，心里就着急了。“妈妈讲这里有书读，妈妈还要我问您好。”毛华初抢着说。

    毛泽东又笑了：“这里是有书读，但敌人不让我们平平安安地读书。还要打仗，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随时可能来轰炸延安；要躲飞机，要跑路。这里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和窝窝头，你吃得消吗？”毛华初毫不犹豫地说：“我不怕苦，我讨过饭，跟妈妈坐过牢，又给地主放过牛，砍过柴，什么苦都吃过。这些苦我吃得消！”毛泽东严肃地说：“不过，要记住，你过去吃的是旧社会的苦。地主压迫农民的苦，那是阶级苦。从今天起，你就要为革命吃苦了，为解放劳苦大众而吃苦了。你要知道，革命是一件艰难的苦差事，要经过艰苦奋斗，才能取得胜利。你今后学习也好，将来工作也好，都要吃苦在先。一个革命队伍的同志，能做到吃苦在先，享受在后，是一种美德，是共产主义的精神，你要学会为革命吃苦……”初到延安的毛华初，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伯父就给他上了一堂生动而深刻的政治课，使他很受教育。

    1945年10月7日，毛泽东在延安作《关于重庆谈判》的讲演时，再一次向人们语重心长地强调：“艰苦的工作就像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有的同志不是这样，享受让给人家，担子拣重的挑，吃苦在别人前头，享受在别人后头。这样的同志就是好同志。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我们都要学习。”

    （赵志超着《毛泽东一家人》（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219、220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161页。）

    24.为人民服务

    1944年，大年初一，毛泽东到枣园给乡亲们拜年。陈晶引导毛泽东走进乡政府大厅，李区长拉把椅子请毛泽东坐下。赵乡长说：“主席，咱先把枣园乡这两年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向您作汇报吧？”主席点头，乡长从从容容地把枣园乡的情况，如农户、劳力、土地、牲口，近两年的收获情况如数家珍地说了一遍。主席问道：“你们近两年缴了多少公粮啊？老乡自留口粮、种籽、饲料、消费怎样？逢年过节杀猪、宰羊、慰问军队、军烈属和自己生活的情况怎样呢？”乡长应答如流，主席认真地听着，有时捏着手指计算着、对比着，最后满意地笑了。主席又喝了口茶，吸了一口烟，站起来兴奋地说：“我们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略顿了一下，又加重语气地说：“我们人民政府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要晓得而且要牢牢地记住：我们是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时时刻刻要为人民‘兴利除弊他又吸一口烟，说：“我们人民政府应该用最主要的最大的力量，比如说90%以上的力量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只用较少的力量，比如5%以下的力量，向群众收缴公粮，这为的是养军队和我们政府的工作人员，叫做‘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也是十分必要的哟！”随后，主席让警卫员掏出一只怀表来，看看已9点多钟了，就说：“不早了呀！”遂对陈晶和警卫同志说：“我们还应该到枣园村看看老乡亲啊！”这时，大厅外一片明亮，阳光普照大地。毛泽东迈着矫健的步伐向枣园村走去。

    后来，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这样写到：“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看成是无比崇髙的事情，绝不容许有人乱用“为人民服务”的名义，玷污共产党人的名誉。

    毛泽东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这样说道：“《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发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就是把反动宣传的人为正当的宣传。”

    （“毛泽东与我”征文组委会编《我见到了毛主席》，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79-183页；《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004页。）

    25.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对象，必须练习忍耐。

    抗日战争后期，陈毅和饶漱石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矛盾，饶漱石在背后搞了一些小动作，使陈毅的工作陷入被动。陈毅对此感到很委屈，曾经给毛泽东去信，坦诚地表露了自己的心迹，毛泽东为此给陈毅写了一封信，对陈毅进行了劝说，信的内容如下：

    陈毅同志：

    来信已悉，并送少奇同志阅看。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照顾大局，只要不妨大的原则，多多原谅人家。忍耐最难，但作一个政治家，必须练习忍耐，这点意见，请你考虑。感冒宜多睡，少动多食。余容面叙。

    敬礼！毛泽东四月九日后来，陈毅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又和陈毅进行了单独谈话，使陈毅抑郁在内心的委屈得以释放，以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127页。）

    26.顾全大局。

    1947年冬天，贺子珍带着娇娇（李敏）从苏联回到祖国，因为工作一时没有落实，便在哈尔滨暂时驻足。

    这时，贺子珍产生了给毛泽东写信的念头。她摊开信纸，万千滋味一起涌上心头。延安一别就是九年，在这漫长的九年时间里，自己在异国他乡遭遇了人间各种辛酸冷暖，而国内却在这九年的时间里，在自己丈夫（叹息，是过去的丈夫）的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心中万千感慨。

    此一时，彼一时。在无奈的情况下，贺子珍在无法否定的现实面前，也只能认可这个事实了。她拿起自己手中的笔，写道：

    主席：

    我已经回到祖国了。身体不太好，还要修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我需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联的日子，比在长征时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地工作，我正在学习做工会工作……

    最后，贺子珍写道：“我很感谢你对我母亲和妹妹的照顾，代我尽了做女儿和姐姐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在贺子珍写信的同时，娇娇也用俄文给自己的爸爸写了一封信，两封信一起给毛泽东发了出去。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并没有给贺子珍回信，他只是给娇娇发来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毛泽东深情地这样写道：“爸爸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赶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巳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来。”贺怡将娇娇安全送到了毛泽东身边。不久，贺怡向毛泽东来辞行，见到毛泽东之后，贺怡说：“主席，我一是来送外甥女的，二是来给子珍姐姐找地位的。”毛泽东听了贺怡的话，立刻收敛了脸上的笑容，眉头也渐渐地蹙紧了。他转身走向书桌，用有一些微微颤抖的手写下了几行大字：“子珍：向您问好！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您要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1950年，贺子珍同兄嫂联名再一次给毛泽东写信，信中谈到了他们三人的工作安排问题。毛泽东很快又回复了一封信。在提到贺子珍时写道：希望贺子珍保重身体，顾全大局，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

    两封信都一再重复着这样一句话：顾全大局。毛泽东内心的无奈由此可见一斑。

    （谢柳青编着《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42-444页。）

    27.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

    1948年8月13日，华北大学校长吴玉章致电周恩来，请示想在华北大学成立大会典礼上提出：“主要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周恩来把电报转给了毛泽东。

    15日，毛泽东复电吴玉章，指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学习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又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应当和马、恩、列、斯并列。他说：如果并列起来一提，就似乎我们自己有了一切，似乎主人就是我，而请马、恩、列、斯来做陪客。我们请他们来不是做陪客的，而是做先生的，我们做学生。对科学的东西不能调皮，不能比国家的大小，不能因为保加利亚小，苏联也只有两万万人口，而我们国家大，一下就搞了四万万多人口，就应该占先。在这里，数量不等于质量。如果硬要比较，那末马克思的祖国，那里今天还没有革命，那又应当怎么看呢？

    为了防止自己以及党内出现因为胜利而骄傲，毛泽东提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命名，少敬酒，少鼓掌。

    这些都要从自己做起。但是，仅自己做到远远不够。毛泽东还在思考全党的问题。

    1949年，是革命胜利的前夜。胜利后怎么办的问题成为更加现实的问题。毛泽东忧虑我们党内有同志会被胜利冲昏头脑。在一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楸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髙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

    （雷国珍等着《毛泽东大成智薏》，当代中国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第110-112页。）

    28.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凡，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历史上着名的七届二中全会，此时，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前夜。中国革命的重心即将从农村走人城市；从创业走向建设。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毛泽东髙屋建瓴，在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髙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42年之后，1991年9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为西柏坡题词的时候，回顾中国革命的艰苦历程，展望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果，挥毫泼墨，深情地为我们这样写道：“牢记‘两个务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3年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于2002年12月到西柏坡进行学习考察，重温了毛泽东当年在这里向人们做出的伟大预言：“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在西柏坡，胡锦涛进一步回顾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艰苦奋斗的一系列论述，向全党再一次发出号召：“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完全有理由为此感到自豪，但我们决不能自满，决不能懈怠，决不能停滞。成绩越大，喝彩声越多，我们越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而且，必须看到，我们取得的成就只是在伟大征途上迈出的坚实一步，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任务，要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我们要走的路还长得很，我们肩负的任务还很艰巨，我们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挑战还会很多，我们必须始终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两个务必”的论述使我们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伟大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因此，在国际局势异常复杂的现在，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放松警惕，要永远记住毛泽东的告诫：“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38-1439页；洪棋编《艰苦奋斗居安思危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红旗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3、22页。）

    29.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的事。

    1949年3月，毛泽东进了北平。一次要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代表和知名人士，其中有张澜。在会见张澜前，毛泽东对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李银桥把毛泽东的全部家当都翻了个遍，翻来翻去，就是找不出一件不破或者没有补丁的衣服。他十分为难地对毛泽东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现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去借一件？”毛泽东回答说：“补丁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就这样，毛泽东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会见张澜。后来，毛泽东又穿着这件衣服会见了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社会名人。

    即便是这样，毛泽东还是一直没让人给他做新衣服。他常对大家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难做的事。”毛泽东艰苦朴素的革命品格是多年以来养成的，已经成为生活的习惯。

    1910年，毛泽东17岁时便离开韶山去外地求学。此后，无论是在长沙，在北京还是在上海，作为一介贫困书生，毛泽东总是坚持每天刷牙，并且一直使用十分普通廉价的牙粉。

    因为艰苦的生活经历，后来，毛泽东在延安时即使偶尔遇上高级牙粉，也从不使用。

    解放后，特别是进人60年代后，牙粉渐渐地为牙膏取代，市面上牙粉亦极少有出售。但毛泽东还在用牙粉。于是，工作人员不得不每次为他多贮存一些。同时，他们也希望毛泽东能够改用牙膏。

    有一次，毛泽东在卫生间洗漱完毕后，李银桥对他说：“主席，现在巳很少有人使用牙粉了，您以后也用牙膏吧？”毛泽东说：“我不反对你们用牙音，用髙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的么，都不用生产还能发展吗？不过，牙粉也可以用嘛。我在延安就是用的牙粉，已经用习惯了噢。”外出时，毛泽东都是随身带着自己的毛巾被。他不愿意使用地方提供的东西，即使是全新的，也不愿意使用。为此，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习惯用自己的东西。”有一年，毛泽东到重庆，四川同志为他安排了一套崭新的绸缎被子，毛泽东走进房间，便皱起了眉头，吩咐卫士把被子撤走。晚上，他便盖着自己那条陈旧的毛巾被过夜。

    又一次，李银桥和韩桂馨建议给毛泽东织一件毛衣，毛泽东听后，慢悠悠地说：“我的衣服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毛泽东又对小韩说：“小韩，你把李讷照顾好了，又为我们做了缝缝补补的工作，给你增加麻烦了，我非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一点，把我的毛衣毛裤织补一下，能穿就行了。”共产党带领劳苦大众打下了天下，让人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党的主席竟连一件没补丁的衣服都没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每想到此，心里总有些难过。

    直到准备上天安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毛泽东才让李银桥找人为他做了一件中山服。

    （陈冠任编着《毛泽东个性化的健康之道》，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6月版，第161-162、180、202页。）

    30.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1949年4月29日，毛泽东作《七律·和柳亚子先生》：“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它是针对柳亚子的《七律·感事呈毛主席》而作的和诗。柳亚子的原诗是这样的：“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獾。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这首诗柳亚子题为“感事”，那么柳亚子所感何事？原来，此前毛泽东和柳亚子有过多次彼此诗词的唱和。在此之前，柳亚子给毛泽东的诗中有这样一句“粤海难忘共饮茶”，而在《和柳亚子先生》的这首诗中，毛泽东在诗的第一句就是“饮茶粤海未能忘，”为什么小小一次饮茶，在两个人的心目中留下了如此深刻的记忆呢？

    原来这里有一段故事：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毛泽东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代宣传部长；柳亚子当时任监察委员会委员。柳亚子了解蒋介石的底细，知道他善变，如今军权在手，实在不可靠。柳亚子便向恽代英献策，欲以非常手段除掉蒋介石。恽代英说，共产党相信群众，不重视个人，搞群众运动，不搞阴谋，即不主张柳的做法。柳又和毛泽东上茶楼商谈，毛泽东和恽代英的说法一样，而且认为这样做会损坏国共合作。柳亚子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将来是要上当的。因此大会还没有开完，柳亚子便拂袖而去，回了吴江。“饮茶粤海未能忘”和“粤海难忘共饮茶”说的正是此事。

    那么，毛泽东诗中所说的“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其中的牢骚又是指的什么呢？在柳亚子的诗中我们看到，其中有这样一句“说项依刘我大难。”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我柳亚子不会“到处逢人说项斯”（指说人好话），也难以如当年王粲那样依附刘表而丧失独立人格。所以，柳亚子因着自己的正行直道常常不被人们理解，遭到挫折。柳亚子想，既然这样，那么我还不如回家做个隐士吧。另外，柳亚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就看出了蒋介石的狼子野心，但是恽代英、毛泽东对此却无动于衷，对此，柳亚子历史的牢骚也是有的。针对柳亚子种种不尽如人意的想法，毛泽东用这样的诗句规劝他：“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从而打消了柳亚子回家的念头。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上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58？261页。）

    31.拒腐蚀，永不沾。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八连进驻上海市南京路。上海市南京路是上海市最繁华的地方，解放前这里是上海市资产阶级势力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有着最为广泛的影响。国外帝国主义反华势力曾经预言？共产党在上海不久就会变质。然而，好八连官兵们的行动给外国反华势力，给人民作出了最好的回答。他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克己奉公，团结友爱，面对灯红酒绿，身心一尘不染，任“敌人”的“糖衣炮弹”狂轰乱炸，官兵不为所动。十几年如一日，受到全社会的好评。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发布命令，授予这个连队为“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号召全军指战员学习“好八连”。毛泽东看了“好八连的事迹之后，深受感动，在当年“八一”建军节为“好八连”写下了《八连颂》这首光辉的诗篇，其中“拒腐蚀，永不沾”是诗中的名句，全诗如下：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栽。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209页。）

    32.小胜就骄傲，大胜更骄傲。

    毛泽东问卫士长李银桥：“银桥，要进城了，你准备的怎么样啊？”李银桥满有把握地回答：“东西都收拾好了，随时可以行动。”“这里呢？”毛泽东指了指他的太阳穴，见他不解其意，便又说：“小心，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当李自成。”李银桥像听到警钟一样肃然了。

    在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际，即将进北平前，毛泽东想起了305年前李自成攻人北京城后的情景。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叙述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人北平后，部分首领腐化，内部发生宗派斗争，最后导致彻底失败的过程。

    当年，毛泽东给郭沫若的信中写道：“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就骄傲。大胜更骄傲。”

    （张诚主编《新编毛泽东故事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54-257页。）

    33.不论是谁都要注意节约，不能浪费一分钱。

    1949年11月，北京的天气开始变冷了。

    一天夜里，毛泽东工作之余到院子里散步。一股股寒气向他袭来，冷得他直打寒战。警卫员李家骥说：“主席，外边太冷，回去加件毛裤吧。”毛泽东表示同意。

    李家骥把毛泽东的那件旧毛裤找出来，发现补丁落补丁，巳经不像个样子了。李家骥拿着这条毛裤打量了半天，硬着头皮对毛泽东说：“主席，这条毛裤实在无法再穿了，补丁落补丁，又厚又沉，又不暖和。我到管理科给你领一条新的吧。”毛泽东望着李家骥手中的毛裤，摇了摇头说：“不用，毛裤穿在里面，外边还要套裤子，这又不要什么好看。还是麻烦你想办法给我修补修补吧。”李家骥继续劝毛泽东：“主席，你看看这条毛裤巳经补了多少次了，实在无法再补了，还是换一条新的吧。你是党中央的主席，叫管理科给你买一条新毛裤完全是应该的，再节省也不在一条毛裤呀！”毛泽东回到屋里后，坐在沙发上，点燃了一枝香烟，在李家骥的唠叨声中慢慢地陷人了沉思。

    过了一会儿，毛泽东耐心地对李家骥说：“不论是谁都要注意节约，不能浪费一分钱。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当主席也不能比别人特殊，也不能脱离群众。现在我们国家很困难，很多群众还吃不上穿不上。他们连我这样的旧毛裤也没有啊！还是请你给我修补修补，不要花钱买新的了。”李家骥没有办法，只好拿起针线，细心地给毛泽东修补那条破旧的毛裤，在补丁上再加上新的补丁。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54-55页。）

    34.革命有分工，分工不同，但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解放初期。一天，理发师傅王惠给毛泽东理发。王惠是一个巳经上了岁数的老师傅，由于视力不好，理发的时候总是戴着一副眼镜，偏着头左看右看的，手中的剃刀难得挥动一下。

    这时，毛泽东常常要看一眼手表，催促老王：“哎呀，老王，你快点嘛。”此时，老王总是慢条斯理地说：“别着急，着什么急呀。”有时候毛泽东有外事安排，时间比较紧，急得直想抬屁股要走。王惠这个时候就从头顶按住说：“莫急，误不了事。”毛泽东用手擦擦汗，又抬屁股想走。

    王惠居然在毛泽东的后颈上拍了两下，说：“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了再去。”周围工作人员常常看得目瞪口呆。

    可是毛泽东居然不发火，只是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而王惠师傅一边给毛泽东刮后脖颈又一边“教训”起毛泽东来：“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也不光彩嘛……”事后，其他工作人员对王惠议论纷纷：“这个王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可不是嘛，给主席剃头也那样放肆！”毛泽东听到这些议论后，他问卫士田云玉：“小田啊，你怕不怕我？”“不怕。”“其他工作人员怕不怕？”“有的不怕，有的怕。新来的同志容易紧张害怕。”“不要怕么，大家都是人，毛泽东也是个人，有什么可怕的？”“您是主席啊。”“主席不是皇帝，主席也是人民的服务员。告诉大家，毛泽东也没想到当上国家主席。”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告诉大家，毛泽东后来只想当个教书匠，当个教书匠也不容易哩。革命有分工，分工不同，但政治上一律平等，没有髙低贵贱之分。比如王惠师傅，他就做得好。他工作认真负责，自尊自爱，他就不认为剃头的比当主席的低，他是从内心到言谈举止都将自己同主席放在了平等的政治地位上，这样的同志才值得我们尊重！”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57-58页。）

    35.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枣园，位于延安城西北约15华里外。这里原是破落地主申有安的果园，后来他将园子和园内窑洞卖给了陕北军阀高双城。中共中央进驻延安后将其收为公有。1939年初，中央社会部住在这里，并改名为“延园”。1942年后，中央机关陆续在枣园修建了20余孔窑洞，80余间平房和一座小礼堂。1943年10月，中共中央书记处迁到此地。毛泽东的旧居就位于枣园东北的山坡上，后来，为了方便工作，朱德、张闻天、周恩来、任弼时、刘少奇等都住在这里，这里不但是延安的“高级住宅”区，而且是当时全国的心脏。毛泽东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怀有深厚的感情。

    毛泽东在这里完成了《学习和时局》、《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着作，《毛泽东选集》中有28篇文章是在这里完成的。毛泽东经常在这里接见从前方回来和派往前方的干部。有一次，他在接见前方归来的千部时说：“你们刚从前方回到延安，你们要习惯延安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最革命的，有马克思主义，能指挥抗日战争的胜利，全国人民把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也就是寄托在延安的窑洞里，你们要看得起延安的窑洞啊！”枣园人民献出了他们的鲜血和汗水，哺育了中国的革命；毛泽东和老一辈革命家就是在这里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1949年建国前夕，毛泽东愉快地接到了延安枣园人民祝贺新中国诞生的贺电，毛泽东兴奋莫名，为老区人民热情复电，并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勉励老区人民继续革命。1950年2月，毛泽东又给延安枣园人民题写了这副对联，并派出慰问团给老区人民每户送去了这副对联。

    （杜忠明编着《毛泽东对联赏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88-89页。）

    36.不懂要学习。我们都不懂，都要学习。

    1950年2月27日毛泽东到哈尔滨视察。他来到了“三十六棚”铁路工厂，就是现在的哈尔滨车辆工厂。这个工厂是1898年建设的，设备都很陈旧了。毛泽东看了之后便对工厂负责人说：“很旧了，可这些设备也都很重要。要好好利用，好好保护。这个厂很重要，你们要管好这个厂。”毛泽东望着这个厂负责人，关心地问。你管工厂懂吗？厂负责人仰望着毛主席那亲切的笑脸，摇了摇头说：“不懂。我是新调来管业务的。”主席笑着对他说：“不懂要学习。我们都不懂，都要学习。”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就提醒人们：“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365-366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81页。）

    37.只要加大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都有前途。

    1950年6月，荣毅仁作为特约代表列席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一天，毛泽东在中南海的颐年堂为列席代表举行宴会。当荣毅仁走到毛泽东面前的时候，毛泽东握住荣毅仁的手：“荣先生来了，欢迎你！”温暖人心的问话，使荣毅仁的紧张和拘束在瞬间冰释。

    当时，荣毅仁虽然年轻，但是他巳经是荣氏家族的总管。作为一个爱国的民族资本家，上海解放的时候，他们毅然选择了留下，这是一明智的选择。但是他内心里仍然是有顾虑的，毕竟社会主义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毛泽东对他们的心情是完全了解的，他推心置腹地对大家说：“只要大家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联结在一起，个人都有前途。”接着，毛泽东还说：“要为人民做好事，要一贯地做下去。好事做得越多，人民的奖励也就越多。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中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8页。）

    38.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周世钊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泽东同学，1950年，周士钊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他请毛泽东为一师书写校名、题词。毛泽东都答应了，并且于1950年12月29日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

    毛泽东为一师题写了校名，并且挥笔为一师题词，写下一副朗朗上口的联语：

    “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这副对联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以及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全国抗战爆发后，八路军面临的政治军事形势已同过去国内革命战争迥然不同。从政治上看，国共两党为抗击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者而捐弃前嫌，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共两党之间矛盾重重，统一战线内部关系错综复杂。蒋介石虽然停止了“剿共”战争，但仍无时无刻不在盘算着如何假日本人之手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从军事上看，八路军面临的敌人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队，过去与之打了几十年内战的国民党军队大都成了友军，作战地域是以前未曾涉足的华北。

    如何在这种形式下作战？党内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毛泽东力排众议，提出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在整个战略方针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毛泽东的上述方针得到了大家的认同。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放弃继续思考。

    1938年初春，毛泽东邀集当时在延安的对军事理论有所研究的萧劲光、罗瑞卿、刘亚楼、郭化若等到自己的窑洞座谈。毛泽东对大家说：你们是先生，我是学生，愿意听听大家的髙见。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说：不过，今天一反常态，学生给先生出题目。被邀请的人既是毛泽东的老部下又是老熟人，谈起来既非常热闹，又很有深度，有时还争论的面红耳赤。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当大家说到精彩的地方，他总是点头，表示赞同，有时也插一两句话或者提问，把话题引向深入。

    1938年5月，经过深思熟虑，集思广益，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解决了现实生活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这就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工作方法，就是毛泽东一贯的工作作风。为此毛泽东在《党委的工作方法》中向全体党员干部们说道：

    “不懂得和不了解的东西要问下级，不要轻易表示赞成或反对。有些文件起草出来压下暂时不发，就是因为其中还有些问题没有弄清楚，需要先征求下级的意见。我们切不可强不知以为知，要‘不耻下问’，要善于倾听下面干部的意见。先做学生，然后再做先生；先向下面干部请教。然后再下命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366页；《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41页。）

    39.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

    50年代。北京，中南海。

    为了给毛泽东创造一个美好的工作、学习和休息的环境，瞀卫们对毛泽东菊香书屋的院子进行了美化。他们在院子里摆放了一些鲜花，还专门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前的台阶上放置了四个大鱼缸。小院子立刻变得温馨起来。这一切都是趁毛泽东不在院子里的时候进行的，毛泽东并不知道。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躺下休息了一会就起床了，像往常一样，他要到外面透透气。当他走到门口的时候，正好看到安科兴在台阶上喂鱼呢。

    毛泽东走到鱼缸跟前看了一眼，问安科兴：“警卫，你干什么？”“我喂鱼哩。”安科兴只顾喂鱼，头也没有抬一下就回答。

    “喂的是什么？”“喂的是鱼食。”安科兴一边喂鱼一边回答。

    这时，毛泽东的声音有些不对味了，他仍然问安科兴：“这鱼食是从哪里来的？”“从中山公园买来的。”安科兴仍然满不在乎地回答着。

    说完，安科兴似乎也感觉到了什么，这才抬起头来，毛泽东严肃的眼光和安科兴满不在乎的眼光正好碰到了一起。

    毛泽东面带愠色地站在台阶上，努力地克制着自己，对安科兴说：“养那么多的鱼叫我一个人看，这得花多少钱？这不是浪费吗？我常给你们讲，咱们打了20多年的仗，现在国民党给咱们留下这么个烂摊子，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恢复元气，国家要争取财政经济早日恢复，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无论办什么事情都要勤俭节约，不要铺张浪费，减少行政开支，不应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能花。你想到没有，国家的困难多着哩，全国上千万的灾民需要救济，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发动灾区人民生产自救；还有几百万城市工人，因为有的工厂被破坏了，有的工厂虽然没有被破坏，可是因为没有原料，也开不了工，那些工人都没有工作，他们也得要吃饭穿衣。我们是共产党，我们不能对他们不管，在他们没有恢复工作以前，我们也把他们的生活包下来……，我们的包袱很重，所以说，要想提高改善生活条件，先得恢复生产，发展生产才能做到改善生活条件。”毛泽东说完了这些话，沿着台阶往下走，来到院子里，这时他才发现，一夜之间院子里旧貌变新颜了，院子中间摆放了很多美丽的鲜花。

    毛泽东的心情变得很不高兴，他进一步与安科兴说：“栽这些花，养这些鱼，并非不可，而是现在的经济条件不允许，等生产发展了，人民的生活逐步提髙了，大家都可以种花养鱼，改善生活，美化环境。现在，你去叫叶子龙来，把这些花和金鱼给我拿走，我这里不要这些玩艺。”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47-249页。）

    40.不论古今中外，不能否走一切，凡是否走一切的人，其结果否定了他自己，也毁灭了他自己。

    高岗，饶漱石都是20年代加人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建国前曾长期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52年11月，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1953年2月，饶漱石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这之后，他们出于个人野心和权欲，互相勾结，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活动。

    当时，党中央正酝酿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员的一系列人事安排。髙岗、饶漱石以为他们篡夺权力的机会到了。在1953年6-8月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9一10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他们散布流言蜚语，捏造所谓的“军党论”，鼓吹“党是军队创造的”等一系列反党言论，进行宗派活动，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负责人，吹嘘自己。会后，高岗还私下活动，要求由他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务院总理，公开向党要权要官。为了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以利总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53年12月2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向高岗提出严厉的警告。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毛泽东听取了大家的汇报，尤其听到高岗攻击刘少奇、周恩来的一系列反党言论之后，毛泽东非常严肃地说：“不论古今中外，不能否定一切，凡是否定一切的人，其结果否定了他自己，也毁灭了他自己。”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以及四中全会之后，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活动受到了全党的揭露和批判，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企图被彻底粉碎。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髙岗、饶濑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决定开除髙岗、饶濑石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何载着《怀念与回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117页。）

    41.虚心使人迷步，骄傲使人落后。

    “八大”的开幕词，毛泽东曾经起草过两个稿子，不知为什么都没有写完。后来让陈伯达起草，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毛泽东仍然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于是又找田家英。毛泽东告诉田家英：“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开会只有几天，时间非常紧迫。田家英花了一个通宵赶写出初稿。毛泽东看了之后比较满意，立即送中央书记处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和其他有关同志，经过多次修改，最后定稿。

    毛泽东写文章一般是不要秘书代劳的，偶尔代劳一下，也要说明，从不埋没别人的劳动。“八大”是在政协礼堂开的。据当时在场的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毛泽东致开幕词以后，来到休息室，许多人都称赞开幕词写得好。毛泽东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的秀才，此人是田家英。”在这个报告里，最有名的一句话就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如今早巳经成为一句脍炙人口的格言。它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满意的一句话。

    报告这样写到：“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袁永松主编《伟人毛泽东》（中卷），红旗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2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17页。）

    42.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957年6月的一天深夜，中南海派人来接冒广生（鹤亭）去见毛泽东，舒湮奉命陪父亲前往。当时在座的有李维汉、胡乔木、吴冷西。毛泽东看过冒广生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于是话题便从整风开始。毛泽东说：“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共产党没有偏差，那何必整风，正如你所说，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冒先生回答：“老朽生年八十有五，经历几个朝代，从未见过今天的政治清明。不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共产党员也不会承认自己是圣人的吧？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杵。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好，叫和鸣也可。”听到这里，毛泽东郑重地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接着，毛泽东和冒广生又谈到了一些诗词格律方面的问题，谈得都非常融洽。冒广生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亲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冒先生说：“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够把中国搞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毛泽东听后，连声说，“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最后，毛泽东送冒先生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怕冒先生碰到车顶。

    （ 王守柱、李保华编着《毛泽东的魅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122？123页。）

    43.站得越高，跌得越重。

    1958年8月13日，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

    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有些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山岚编着《红墙内的秘书们》（上册），延边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94页。）

    44.头脑要热又要冷。

    1958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李达到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同毛泽东见面。李达人座后就说：“润之，我要单刀直人。”毛泽东并不知来由，愕了一下，接着便诙谐地说：“是不是鸿门宴呀？”李达非但没有笑，反而挺认真地说：“我问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弄清了这个口号的来历后说：“凡事都有两重性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是讲人有主观能动性，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李达认为这个口号现在不能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谈两重性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毛泽东见李达认真得很，也认起真来。便反问李达：“肯定怎么样？否定又怎么样？”于是两个人又就肯定、否定争了起来。

    李达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度、41度、42度。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这时，毛泽东虽然激动，但却尽量控制自己。他缓和语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上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头脑要热又要冷”。在“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曾经反复地说过这句话，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环境所限制，人们最终还是没有摆脱头脑发热的危害。毛泽东说：“头脑要冷又要热，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爱热。同志们，这种态度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他们可能跌筋斗，这些人应当注意提醒一下自己的头脑。另有一些人爱冷不爱热。他们对一些事，看不惯，跟不上。对这些人，应当使他们的头脑慢慢热起来。“

    （谭振球《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49-15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1999年6月版，第457页。）

    45.天下事有真必有假。

    1958年11月21日开始，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把秘书田家英和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找来谈话，目的是通过《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记者进行宣传，压缩空气。毛泽东说，现在宣传上要压缩空气，不要再鼓虚劲，要鼓实劲，自己不要头脑发热，更不要鼓励人家头脑发热。接着，毛泽东引用历史上一些说假话的故事，来说明讲假话的危害。他说：“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已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习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孔明借东风。安徽省有个口号，说：‘端起巢湖当水瓢，哪里缺水哪里浇’，那是作诗，搞水利工程不能那样浪漫主义。”

    （李景元主编《听毛泽东讲古今故事》，红旗出版社2002年4月版，第150页（原载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09页）。）

    46.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

    1961年9月23日晚上6时半，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会见之前，毛泽东和工作人员一同探讨蒙哥马利此行的目的，并谈到继承人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位元帅不了解，我们和苏联不同，比斯大林有远见。在延安，我们就注意这个问题，1945年‘七大’就明朗了。当时延安是穷山沟，洋人的鼻子嗅不到。1956年开‘八大’，那是大张旗鼓开的，请了民主党派，还请了那么多洋人参加。从头到尾，完全公开，毫无秘密。‘八大’通过新党章，里头有一条：必要时中央委员会设名誉主席一人。为什么要有这一条呀？必要时谁当名誉主席呀？就是鄙人。鄙人当名誉主席，谁当主席呀？美国总统出缺，副总统当总统。我们的副主席有六个，排头的是谁呀？刘少奇。我们不叫第一副主席，他实际上就是第一副主席，主持一线工作。刘少奇不是马林科夫。前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改名换姓了，不再姓毛名泽东，换成姓刘名少奇，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以前，两个主席都姓毛，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过一段时间，两个主席都姓刘。要是马克思不请我，我就当那个名誉主席。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需战略观察！这里没有铁幕，没有竹幕，只隔一层纸，不是马粪纸，不是玻璃纸，是乡下糊窗子的那种薄薄的纸，一捅就破。我们没有搞‘抽样调査’，英国元帅搞了，一搞发现了问题。中国一些群众也没有捅破这层纸。这位元帅讲了三原则，又对中国友好，就让他来捅。捅破了有好处，让国内国外能够看清楚。什么长生不老药！连秦始皇都找不到。没有那回事，根本不可能。这位元帅是好意，我要告诉他，我随时准备见马克思。没有我中国照样前进，地球照样转。”表示了毛泽东一贯的谦虚谨慎的革命作风。

    （谭振球编《毛泽东外巡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138-139页。）

    47.人贵有自知之明。

    1966年，毛泽东在韶山滴水洞别墅里休息，从6月18日到6月28日，毛泽东在这里一共住了11天，思考了许多问题。28日离开滴水洞来到武汉，8月7日，在武汉给江青写了一封长信。又说到这句话：

    “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蛲蛲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毛泽东对江青不知天高地厚的脾气是比较了解的，1974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再一次写道：“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谢柳青编着《毛泽东家书》，中原农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0-428页。）

    48.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固结，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0年8月23日，中共中央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庐山召开，9月6日闭幕。从会议之前，到召开的过程中，乃至会议之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的行径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在毛泽东巡视各地的专列上，毛泽东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教育广大干部，对林彪的阴谋行为开展坚决地斗争。毛泽东和刘丰在回忆中央苏区五军团的情况时，感慨地说：“我七老八十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是对林彪一伙提出的严重警告。接下来，毛泽东还饶有趣味地和大家共同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很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样能得胜利呢？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再一次强调了“三要三不要”的原则，对江青一伙提出严正警告。在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现在要安定团结。”毛泽东的思维是跳跃式的，从教条主义的危害、王明、忽地又谈到了“鸡蛋”问题：

    “教育界、新闻界、文化艺术界，还有好多了，还有医学界，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害得我两年不能吃鸡蛋，因为苏联发表了一篇文章说里面有胆固醇。后来又有一篇文章说胆固醇不要紧，又说可以吃了。月亮也是外国的好，不要看低教条主义。”毛泽东幽默犀利的谈话引起了委员们的笑声。大家笑过之后，毛泽东正色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的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

    （吴直雄着《毛泽东妙用诗词》，京华出版社1998年6月版，第210页；叶永烈着《江青传》，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520页。）

    49.偶尔爬一下，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票一生却在爬，为了个人的名眷、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怀疑你是不是人喽。

    一天，孟锦云值班，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与孟锦云聊起了《红楼梦》和法国作家司汤达的《红与黑》。毛泽东戏谑地说：“真是无巧不成书，两个书名的第一个字都是‘红’，可见东西方都有‘红学’。”接着，毛泽东与孟锦云自然而然就聊起了《红与黑》中的主角于连。

    小孟说：“我看那个于连是个胆大包天，无事生非的坏蛋，不值得一点点同情。他不安于职守，还想人非非，无耻地勾引市长夫人，破坏别人的幸福家庭……”看到小孟讲完了，毛泽东才慢慢地，但十分自信而肯定地说出了与孟锦云完全不同的看法。

    “你说于连胆大包天，我可不这么看。于连有些胆大，可还没有大到包天。你看他只敢在小桌子底下摸夫人的手，还是在夜晚没有人看见的时候，这点胆子称不上包天，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坏事，男子汉总该有点胆量嘛，总比胆小如鼠好吧？我看那夫人是欣赏他这个胆量的。”孟锦云听着毛泽东的侃侃而谈，眼睛睁得大大的，感到新鲜又惊奇。

    “那么，您是说于连是个大好人？”“说于连是坏蛋，这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看，角度不同，结论也不一样，站在这边看看是个坏蛋，站在那边看看，也许又是个大大的好人。”毛泽东又接着说：“你还说于连破坏别人的家庭，还是个幸福家庭，帽子好大呀。真的幸福家庭是破坏不了的，破坏了，可见不幸福。那个家庭是有压迫的，当然就有反抗。这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我看于连是个帮助夫人进行反抗的解放者。”……孟锦云被毛泽东学术式的探讨吸引了，又不甘心自己的观点被否定，于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于连把人家的家庭搅得四分五袭总不好吧？”毛泽东听了，哈哈大笑，说道：“不破不立嘛！”孟锦云仍然不甘心，说：“于连到处钻营，一心往上爬，简真不择手段，不像个男子汉，不像个堂堂正正的人。”毛泽东收起了了笑容：“照你的看法，男子汉、堂堂正正的人，就不应该往上爬，而应该往下爬。人往髙处走，水往低处流，关键是不要爬，那是动物的一种动作。狗爬、猴子爬。人嘛，可以走，可以跑，但有时也要手脚并用地爬一下，如上山也叫爬山。但人只能偶尔爬一下，不能一生总在爬。偶尔爬一次，人们还承认你是人，如果一生都在爬，为了个人的名誉、地位爬个不停，人们就怀疑你是不是人喽。”

    （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知识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162页。）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