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我永远的姑娘

    曾经有如花的容颜，曾经有如玉的青春岁月，但是都在漫长的岁月中渐渐流逝，最后成为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一位万事淡然于心的隐居女士，一位当代绝无仅有的红尘圣女。这就是赵一荻的一生。

    张学良在95岁生日的时候，曾经写过一首诗：“自古英雄皆好色，未必好色是英雄。我虽不是英雄汉，只有好色似英雄。”在历过了漫漫历史风云，辗转流离之后，是非功过都看得淡了，唯有与赵四小姐的情缘历久弥新。惊天动地的搏斗，到后来不如博红颜知己一粲。

    一位参加过张学良百年寿宴的朋友说：是主把他们绑在了一起。这句话是一句箴语，很值得寻味。

    有人说：西安事变，有很多人付出了身家性命的代价，但只有张学良获得了“千古功臣”的美名。其实要说牺牲，赵一荻可谓是最大的没有名分的英雄，72年的岁月与张学良厮守相伴，硬生生把一个平凡的爱情故事酿成了传奇。因为有了张学良和他的西安事变，赵一荻才为世人所知，而有了赵一荻，张学良的故事才变得多姿多彩，让故事成为传奇。

    没有“当代冰霜爱情”、“白首缔盟”、“牢狱鸳鸯”、“红粉知己”、“佳人伴读”这些形容词，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故事就会少了许多色彩，又因为上帝的加入，更有几分令世人仰望的意味。

    说到赵一荻和张学良之间关系的起点，当年人们往往用 “私奔”来描述，也有人说是张学良亲自安排从赵府把赵一荻偷偷接到了沈阳。可是，张学良对此另有说法：“1929年那一年，我有病，在沈阳养病，赵四就拎了个小包从天津来看我。本来她看完是要回去的。她那时已经家里介绍，有了婚配的对象，她对那人印象也很好。后来她异母的哥哥就到老太爷那里告状，说妹妹私奔了。原来赵四的母亲是盛宣怀家的丫头，是姨太太，上面还有个太太，也是盛家的小姐，生了几个哥哥。 哥哥就想借这事来打击赵四母亲这一房。老太爷一听，大怒， 就登报说脱离父女关系，逐出祠堂。这下可好，回不去了，只有跟了我啦。所以我说她哥哥是‘弄巧成拙'了。我说姻缘就这么一回事。”

    当然另有版本，说是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天津舞会上坠入情网后，赵一荻父亲、任北洋政府交通次长的赵庆华气得脸色发白，双手发抖，大骂一通后，派一个女佣和一个丫环昼夜看管，一步不许出门。这种软禁的生活给赵一荻带来巨大痛苦，在她六哥赵燕生的帮助下，她与家人不辞而别，赶到了沈阳与张学良相会。

    其实无论哪种说法，赵一荻爱张学良都是真诚的，无论是私奔也好，不准进大帅府也好，只给秘书的头衔也好，都丝毫没有动摇她对张学良的爱情，而且在1930年为张学良生下了儿子张闾琳。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从英国赶回奉化溪口陪伴丈夫遭遇“管束”，一共三年时间，后因患乳腺癌不得不离开，转赴美国治病。而当时赵一荻正在香港，听说张学良需要，立即将孩子托付给朋友，赶赴爱人身边，从此开始漫长的幽禁岁月。

    72年的相伴，却有35年是没有名分的“女秘书”。有几个女人忍耐得住，担待得起？

    赵一荻为张学良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太太名分时候做的，这一点，连于凤至也为之感叹。1963年，张学良提出接受基督教洗礼，宋美龄说，基督教规定一个人不能同时有两位太太，如果你要真诚信奉基督教，就必须解除与于凤至的婚姻关系。当张学良怀着不安的心情致信于凤至后，于凤至提笔给赵一荻写了一封长信：

    荻妹慧鉴：

    时间过得真快，自从1940年我赴美国治乳癌，已经二十余年不曾见面，真是隔海翘首，天各一方！

    记得是在1928年秋天，在天津《大公报》上看到你父亲赵燧山因你和汉卿到奉天而发表的《启事》，声称与你断绝父女关系。那时虽然我与你还不相识，但却有耳闻。你是位聪明果断、知书达理的贤惠女子。你住进北陵后，潜心学业，在汉卿宣布东北易帜时，你成了他有力的助手。为了家庭和睦，你深明大义，甚至同意汉卿所提出的苛刻条件：不给你夫人的名义，对外以秘书称谓。从那时开始，你在你父亲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下，表现出超人的坚贞和顾全大局的心胸，这都成为我们日后真诚相处的基础与纽带！

    你我第一次见面，时值1929年的冬天。我记得，那天沈阳大雪纷飞，我是从汉卿的言语上偶尔流露中得知你已产下一子，这本来是件喜事。但是我听说你为闾琳的降生而忧虑。因为你和汉卿并无夫妻名分，由你本人抚养婴儿实在是件困难的事情。你有心把孩子送到天津的姥姥家里，可是你的父亲已经声明与你脱离了关系，你处在困窘的境地。我在你临产以前，就为你备下了乳粉与乳婴的衣物。那时我不想到北陵探望，令你难为情。我思来想去，决定还是亲自到北陵看你。我冒着鹅毛大雪，带着蒋妈赶到你的住处，见了面我才知道你不仅是位聪明贤惠的妹妹，还是位美丽温柔的女子。你那时万没有想到我会在最困难的时候来“下奶”。当你听我说把孩子抱回大帅府，由我代你抚养时，你感动得嘴唇哆嗦，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滚落下来，你叫一声“大姐”，就抱住我失声地哭了起来……

    汉卿后来被囚于奉化，你已经由上海转至香港。我非常理解你的处境，你和闾琳暂避香港是出于不得已。我据理力争，宋美龄和蒋介石被迫同意我去奉化陪狱。嗣后，我随汉卿转辗了很多地方，江西萍乡，安徽黄山，湖南郴州，最后又到了凤凰山。转眼就是三年。荻妹，我只陪了汉卿三年，可是你却陪了他二十多年。你的意志是一般女人所不能相比的，在我决心到美国治病时，汉卿提出由你来代替我的主张，说真的，当初我心乱如麻。既想继续陪着他，又担心疾病转重，失去了医治的机会。按说你当时不来相陪也是有理由的，闾琳尚幼，且在香港生活安逸。我知你当时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要么放弃闾琳，要么放弃汉卿，一个女人的心怎能经受得住如此痛苦的折磨？

    后来，你为了汉卿终于放弃了孩子……荻妹，回首失去的岁月，汉卿对于我的敬重，对我的真情都是难以忘怀的。其实，在旧中国依汉卿当时的地位，三妻四妾也不足为怪（依先帅为例，他就是一妻五妾）。可是，汉卿到底是个品格高尚的人，他为了尊重我，始终不肯给你以应得的名义……闾瑛和鹏飞带回了汉卿的信，他在信中谈及他在受洗时不能同时有两个妻子。我听后十分理解，事实上二十多年的患难生活，你早已成为了汉卿最真挚的知己和伴侣了，我对你的忠贞表示敬佩！现在我正式提出：为了尊重你和汉卿多年的患难深情，我同意与张学良解除婚姻关系，并且真诚地祝你们知己缔盟，偕老百年！

    特此专复

    顺祝    钧安

    姊：于凤至

    于旧金山多树城

    1963年10月

    这封信似是于凤至亲笔，在国内广为流传，但以我所见，原文未必如此，但其意其情，不出左右。

    关于这段因为皈依基督教而离婚的传闻似已成定论，但另一种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致张学良与于凤至离婚的考虑可能更有当时的现实意义。早在西安事变之前赵一荻就已经跟随张学良，而且赵一荻也早已皈依了基督教，张学良和赵一荻没有受到过任何教徒或者牧师的指责。到1964年，张学良已经被“管束”了将近28年了，这个时候提出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关系“不合教规”确实有些意外。如果说提议张学良只能有一位夫人的确实是宋美龄或蒋介石，那么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于凤至已经久居大洋彼岸，而且明确表示决不回台湾，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子女们也都在美国成家立业，这就意味着张学良有一条海外的退路，一旦张学良获得自由，他就可以选择或者争取去往美国，脱离蒋介石的掌控。正是为了断绝这条海外之路，于是出现了冠冕堂皇的“基督教义”，要张学良写信给于凤至提出离婚。对此于凤至何尝不知不晓，为了张学良她只有作此痛苦的离婚选择。

    对于赵一荻而言，这是一朵迟到的生命之花。

    赵一荻在官宦之家长大，又受过西式教育，身边名流如云，她的这些背景对幽居中的张学良发生了巨大影响。漫长的岁月中，赵一荻居然成了一位“进得厨房，上得厅堂”的女人。她为张学良编织毛衣，为他烧制饭菜，为他起草书信，为他阅读英文，陪同他下棋、打球、游泳、唱戏，凡是一个女人可以给男人的一切，赵一荻可以说都全部献出了。她在完善自己的同时，也成就和完善了她的白首丈夫，不然难以想象一个曾经风流专横、权势倾天的男人，如何会完成其性格和行为的巨大转折，最终升华成一个安然颐享天年的沉默老人。

    除此之外，赵一荻还是张学良的辩护者。1990年，当张学良公开亮相，海内外大贺他90岁寿辰并对他未来动向作种种猜测之时，赵一荻写了一篇文章《张学良是怎样的人》，论述和维护她的丈夫。

    自大陆到台湾以后，尤其是1964年赵一荻和张学良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徒之后，赵一荻成了一个言必称上帝的虔诚基督徒。她专门为自己起了个教名，叫赵多加，不仅自己信教，帮助丈夫信教，而且还拿起笔来传播上帝的福音，先后写出了《好消息》、《新使命》、《真自由》、《大使命》等证道的小册子。在台北的周联华牧师是张学良夫妇的老朋友，也是他们信教的领路人，他在给赵一荻《大使命》所作的序言中说：

    每一次多加姊妹总会把信息写下来，她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因为她珍惜每一次见证的机会。她每次都是有写作完成的稿子，再讲话。她的态度非常严谨，她不但有充分的准备，而且有写好的底稿，而那些底稿又是写得工整、 清楚，随时都可以付印。

    赵一荻在基督面前表现出了极大的热忱，她对教友们说：平常人看《圣经》，大大的一本，常常不容易吸收，我只是把《圣经》教义浅显地写出来，把一件好的东西介绍给朋友，而不是光送人一本《圣经》就算了。

    赵一荻出生于荣华富贵之家，对于人生的沉浮起伏可谓全然参透。她在做见证的时候说：我们要敬神爱人，存感谢之心，就有平安喜乐。物质不能填满心灵的空虚，像玛丽莲·梦露，南茜·奥纳西斯，她们有一切的荣华富贵，却以自杀结束生命，为什么？空虚也。

    赵一荻陪同张学良去过医院、学校、军营、监狱，给病人、学生、士兵、犯人们传播上帝的福音，每一次他们用的都是曾显华、赵多加这两个教名。没有任何人可以想象得出，在他们面前如此虔诚传播上帝福音的是名扬天下的张学良和赵一荻。

    1980年，赵一荻在医院做检查，发现肺部长有小指头大的黑点，医生们确认是因为长期抽烟而引起的肺癌，但尚处于早期阶段。出于慎重，三位主治医生都签字否定了手术方案，转为保守治疗。但张学良分别找医生们仔细询问，结果医生们又推翻了原先的治疗方案，对赵一荻施行了单边肺叶切除手术。结果证明，手术是明智的选择，赵一荻为之多活了20年。

    张学良说：我太太能活下来，完全是上帝的安排。

    但赵一荻的身体已经明显衰弱，氧气瓶常不离身，经常需要在鼻孔插导管帮助呼吸。她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场合是在 2000年6月1日张学良的百岁寿辰上，人们注意到赵一荻连说话都已经非常吃力。6月1日，赵一荻晚间想吃清粥小菜，但又不愿意叫醒看护，便独自走进厨房，不慎摔倒在地。

    送入檀香山斯特劳比医院后，赵一荻一直处于高烧昏迷状态，并发肺炎，生命垂危。身在美国加州的张闾琳得知母亲病危，匆匆赶到夏威夷，聆听母亲交代临终遗言。张学良天天赶到医院，默默守在夫人身边。据说赵一荻一度清醒过来，对张学良说了一句“我最放不下的，就是你！”一句话包含了一辈子的情分，说得张学良泪眼蒙眬。

    一位研究张学良并与他们夫妇多有接触的学者对赵一荻的评价是：一位平凡的女人，有个不平凡的丈夫。那段不平凡，带给她骄傲，也带给她曲折。她要丈夫忘掉那不平凡，她也尽力使丈夫走入平凡。平凡，就代表安全。最后，她在基督教中找到了平凡。为上帝，她抛弃了人间万事，唯一没法抛弃的，是她那人间的英雄—她的丈夫。虽然那英雄早已泄了气（张学良自己的话），她还是要完成“上帝的安排”，不要使她在上帝那儿等他时，路上出了什么差错。

    看着这张伴随了他72年、红颜已逝的脸庞，看着这位陪同自己走过忧患更迭的“小妹”即将离开人世，张学良再也无法言语。

    2000年6月22日上午，张学良夫妇的牧师程嘉禾应张学良和儿子的要求，来到医院，为弥留状态中的赵一荻做人生的最后祷告。当日上午9时10分，赵一荻在安详中告离人世，飞升天国。守在夫人身边的张学良对夫人的去世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但当医生宣布说赵一荻已经死亡的时候，他仍然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不相信自己的终身伴侣就这么会弃他而去。他无言地握着夫人逐渐冰凉的手，握着曾经帮扶着他历过大劫大难，给了他无穷安慰的精神支撑，整整一个小时没有松开。

    一位台湾记者写道：“赵四小姐走了，象征一个民国早期笙歌繁华的时代消失了；一个情义坚持、沉默幽居的时代逝去了；一个迟来的自在、自由的日子落幕了。”

    几天之后，赵一荻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殡仪馆举行。荡人心魄的哀乐声中，张学良坐着轮椅缓缓而来，凝视着静静躺在面前的“小妹”。在他百岁诞辰的时候，张学良曾对媒体说：“我太太很好，最关心我的人是她”，“我这一辈子欠得最多的就是她”。此时此刻， 72年相伴相随的情景再现脑海，张学良突然把持不住，向着遗体大喊一声。谁也没有听清他喊的是什么，但所有人都感觉得到，他是在用残存的生命向他生命的另一半发出诀别的呼号。

    告别仪式完结，神情黯然的张学良被轮椅推出殡仪馆，正要上车，一位壮年男子突然冲出人群，大跨步抢到张学良面前，挺直腰杆，“啪”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视力衰退、目光虚茫的张学良此时眼里蓦然闪出一道亮光。所有在场的人也在这一刻猛然意识到，轮椅上的百岁老人是退役陆军一级上将。

    赵四小姐安葬于夏威夷“中华海景”的神殿谷墓园。

    张学良的亲友们都记得他对赵一荻的最后一个称呼：她是我永远的姑娘。

    平静谢幕

    夏威夷的海滩如旧，波涛如旧，林荫如旧，但却对张学良完全失去了六年前到这里来定居时候的光彩。那些熟悉他身影的人们，再难在这里的海滩和林荫里见到这个他们称之为“张先生”的老人。

    他独自坐在老人公寓15层的落地阳台前，发呆似的凝望深邃的夜空，望海天一色的远方。一种无可挽救的孤独铺天盖地地袭来，把他同现实生生地拉开，凡是平素里接近和亲密的东西都变得无限的疏远，甚至没有了任何价值。生活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惯性流程，激不起他的任何热情。

    失去赵一荻的张学良在幽居之外，又加上了独居。相伴72年的红颜知己撒手而去，其打击之大，少有人能够体味。

    檀香山第一华人基督教公理会的教堂里也见不到了教友曾显华的身影。人们纷纷向程嘉禾打探张学良的情况，程牧师一听就有些忧伤地摇头，连声说“他是一个好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程牧师的眼里，这位当年雄兵在握、热血赤诚的少帅既然皈依了基督，就是教区里一名普通兄弟了。1994 年他们定居夏威夷以来，除非身体严重不适，否则每个星期都要到教堂做礼拜，风雨无阻。

    “我们不叫他少帅，也不叫他张将军，只是叫他张先生。”程牧师说，“他是习惯晚起的，平时总要到上午11点才会起床。只是到了礼拜天，张太（赵一荻）总是叫他早起，两位老人行动不便，都依赖轮椅。但总是9点差10分准时来教堂礼拜。”程牧师依然保留着一沓张学良和赵一荻所写的小册子和见证书，声音里有些叹息。“可惜去年张太过世后，对张先生打击颇大。精神和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就再也没有来本堂做过礼拜了。”让程牧师深深感动的是，张学良有时候仿佛没有意识到赵一荻已经去世，当有人问他是否要去教堂做礼拜，他居然会脱口回答“问太太去！”

    可是太太无觅，魂升天国，张学良无奈地在15层高楼上，望日起日落，听涛声涌来退去。

    漫漫岁月，如日头海潮，也在张学良的心头升起落下，波涛汹涌。

    辽宁海城，他在这里的一辆马车上降生；奉天的北大营，那里是他军事生涯的起点，20岁官拜少将，英气勃发，踌躇满志；继而热河、北平，因为执行蒋介石中央的命令，他在这里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屯军西安，那里是他人生的大弯，也是他人生辉煌的峰巅，他在这里完成了政治生涯的惊世绝笔，从此消隐，被军委会“管束”，从浙江奉化，到安徽、江西、湖南、贵州、重庆、台湾，再到美国，最后定居于没有任何政治纷扰的夏威夷。

    “我的心中只有上帝，”这是作为基督徒的曾显华经常对教友们说的话，可是作为凡人的张学良呢，就没有人间事萦绕心头了吗？今生今世，就没有遗憾的难圆之梦吗？ 其实，那是他数十年来积在心中的两个梦，两个至死不会放弃的夙愿：归乡、统一。

    这些年来，他已经在无数场合表达过这两个愿望。

    1992年他首次接受大陆记者的访问，也对他们说：“只要时机成熟，国家一定能统一。”后来他又对来访的美国一家华语广播电台说：“大陆与台湾统一是最重要的大事。台湾没有独立的条件，因为大家都是中国人，这是最重要的一条。”

    回到故土，国家统一是数十年来牵引着他的一个梦。有一年他参观收归台湾的功臣郑成功的祠庙，曾写下过一首诗：

    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1990年，他专门重抄了这首诗，寄给了他昔日的旧部吕正操将军。

    2000年他百岁寿辰的时候，海峡两岸和美国的亲友、故旧都搞了庆贺活动，令他非常高兴的是，他收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贺电与花篮。江泽民在贺电中说：

    欣逢先生百年华诞，特致电深表贺忱！先生当年之殊勋早已彪炳史册，为海内外华夏子孙所景仰铭记。先生之爱国精神，更将发扬光大。遥祝先生善自尊重，颐养天年。

    来自故土的呼唤他何尝不想回应，可是他毕竟已经是百岁老人了。他的身体也实在不能经受这番辗转了，而且他是个易动感情的人，谁知道站在故乡的土地上他胸中的波涛会不会把他全然吞没。他不无遗憾地对友人坦言：“虽然想回去，但就怕感情上的冲击受不了啊！”

    曾经有人用一句辛弃疾的词来形容张学良：“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张学良闻之淡然一笑。历尽忧患沧桑，什么名利也都看透了，如同他晚年写的一首诗中的一句：“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不过，天下事了得完吗？说了就了得清吗？有些事情远非仅仅君王之事，而是国家之事，民族之事，对此张学良是不会怯懦退却而一推了之的。即便将来去世以后，他也将对历史负责。

    1991年他到美国的时候，曾经会见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生，并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会长张之炳女士就对历史负责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张学良对张之炳女士说，当年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曾经劝他写回忆录，他也答应过，但是等写出大纲以后，又决定放弃。

    “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的，好的、坏的，都要着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而且我认为有些事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张之炳女士对张学良的苦衷表示理解，同时提出请张学良进行“口述历史”。哥伦比亚大学是收藏中国近当代历史重要人物档案资料最丰富的学术机构，并创办了“口述历史”中心，通过对健在的历史人物录音采访，为中国和世界历史保留珍贵材料。在张学良以前，这个中心已经对李宗仁、胡适、孔祥熙、陈立夫、顾维钧等人进行了这种采访。张之炳原以为一向沉默的张学良会表示拒绝，但出乎意料的是，他对此表现出了很大兴趣，但提出了一个并不算苛刻的条件：所有口述资料，须在2002年以后才能公之于世。了解张学良的人当然知道他对这个要求的考虑：张学良谈历史必然要谈西安事变的经过和内幕，以及后来的幽禁岁月，这就会涉及蒋介石及其同僚。他视为恩人的宋美龄尚在人世，他不希望给蒋夫人添任何不快。 第二是对自己寿命的考虑。在台湾的时候，他的好友张群活了102岁，张学良当年就开玩笑，说是也要坚持活到张群这个年纪，而待他102岁，正是2002年。

    从1991年10月开始，张之炳女士带领一位女助手，开始对张学良长达五年的马拉松式的口述历史采访，直到1996年夏天，这项工程才在夏威夷完成。

    张学良的娓娓叙述，给人们留下了一个亟待了解的悬念。在口述历史进行的同时，另一项工程也宣告完成：张学良把他一生珍藏的文献手稿赠给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善本手稿图书馆。这些资料有张学良数十年珍藏的善本和孤本图书，各种文电，当年研究明史、研读《圣经》时的手记，包括日记、照片、字画和书信。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专门为这些资料辟出了陈列室，以“毅荻书斋”命名，这是张学良的名号“毅庵”和夫人赵一荻的名字组成。陈列室共有六个窗柜：分为东北时期，西安事变，在大陆软禁时期，研究明史和近代史心得、基督教研究心得，以及获得自由后的活动记录。

    1996年10月22日，“毅荻书斋”正式开馆。张学良委托他在台湾时的牧师周联华专程从台北飞到纽约，代为宣读他的书面致词：“现在要展出的是中国近百年来，我所参与和亲身经历的事实的记录，和我自己研读明史、中国近代史、基督神学心得的一部分。希望这些文物和资料能够给国际上研究历史的学者们参考……其余的资料将在200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为我所作的口述历史中全部公开展出。”

    《美国亚洲周刊》对张学良的口述历史评论说：“他有太多的苦闷和真心话要发泄，但也是个余悸犹存的识时务者。所以他不愿在台湾发表回忆录，更不愿把文件留在台湾。”

    到2001年9月，孤独中的张学良的身体状况明显下降， 9 月28日因感染肺炎被送进斯特劳比医院，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女儿张闾瑛，还有三个孙子均守候床前。 10月9日，病人因为情况转危而被送进加护病房急救，从他口中插入呼吸管将氧气直接打进肺部，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由于插管痛苦，张学良曾经有过交代不要如此，希望自然告别人世。赵一荻病危时也曾经插管，因为过于痛苦，在拔掉呼吸管后两小时去世。11日凌晨4时左右，医院应家属请求，拔除了他的维生系统，张学良处于病危状态。

    张学良的病况引起海内外媒体的热切关注，但医院不同意让任何记者靠近打扰。经家属们商量，由张闾琳出面，在10 月11日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公布张学良的病情：“我们正在为家父的安康尽一切努力，对于世界各地人士表达的关怀谨致感谢。……我会尽一切力量确保父亲的舒适与健康。如有必要，我们家属会提供有关张学良病情的进一步消息。”

    虽然关山大海阻隔，十三亿国人一直挂念着张学良，关注着这位多年来被称为“千古功臣”的老人病况。10月6日，中国驻洛杉矶代总领事专程到夏威夷看望了病中的张学良，向他赠送了花篮，代表中国政府向他表示慰问，转达了中央领导、中国政府以及外交部等部门对他的问候，祝他早日康复。12日，领事馆领事再次前往探望。

    到12日上午，张学良的病况基本稳定，可以不需要氧气管自己呼吸，清醒的时候意识清楚，对家人的呼唤也能点头回应。但此种回光返照似的好转只持续了短暂时间。13日上午，张学良血压降低，呼吸缓慢到一分钟只有六次。医院关掉了他的心律调节器，只用吗啡点滴替病人止痛。

    北京时间10月15日下午2时50分，少帅呼吸逐渐沉重， 在儿女和孙子的哀伤低泣中，终于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平静谢幕。

    得悉张学良去世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当天就向张学良家属发去了唁电。

    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当天即专程飞往夏威夷，向张闾琳、 张闾瑛等家属转交了江主席的唁电，并转交了江主席、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王兆国部长敬献的花篮。张学良的儿女对101岁的父亲的去世已经有心理准备，但仍然无法掩住深深的悲痛。他们对江泽民等领导人在这个悲痛的时刻发来唁电深受感动，张闾琳说这让他“终生难忘”，请杨大使转达对江主席等人的衷心谢意。

    与北京方面相比，台湾在张学良去世问题上显得非常低调。陈水扁只是象征性地发了只有30个字的慰问电：“惊悉汉卿先生捐馆，竭胜震悼，谨电致唁，敬祈节哀”。而国民党对张学良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央执委的党内元老级的人物的去世多少也表现了一些热心，国民党主席连战向张学良家属发了电报表示悼念，同时指示国民党组织发展委员会海外部驻夏威夷的党务处，就近协助张学良家属处理治丧事宜。

    10月23日，张学良的追思礼拜和公祭在檀香山博思威克殡仪馆隆重举行。来自世界各地的五百多位亲朋、故旧、友人，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进礼堂，在哀思、肃穆的气氛中，向这位历史老人表达崇高的敬意。

    张学良曾经是促成国共联合的人物，并一生持国家统一的观点，到去世的时候也把两岸拉在了一起。在告别仪式上，张学良安详地躺在紫铜棺中，上面覆盖着鲜花。灵堂前排的正中位置，摆放着江泽民敬献的花圈，离此不远是台湾陈水扁送的花圈，住在纽约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送了一个具有宗教意味的十字花架。因为张学良的葬礼，海峡两岸的人也聚在了一个地方：大陆派出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何亚非，台湾地区来的是“外交部长”田弘茂。

    追思礼拜及公祭历时一个小时。张闾琳和张闾瑛代表家属致词，最后朝向已经淡然谢世的张学良，轻言“再见了，父亲”，在场的所有人无不感伤。

    张学良的墓地早已在几年前由他和赵一荻亲自选定，地点在檀香山北部“神殿之谷”纪念公园中的墓园，名为“中国海景”。去世后不归葬大陆东北，也不葬在台湾，生前不喜欢打扰，死后也想卧拥宁静，张学良真正的一派基督徒性情。唯一陪伴的就是他的红颜知己赵一荻，去年她去世后就葬在此地，旁边已为张学良留有一个空穴。两人在夏威夷卧看河山，梦听涛声，也算得是天上人间了。

    当年张学良曾经参观金门，通过望远镜寻望祖国的河山，而后他抄录了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的一首诗：“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而今在浩瀚的太平洋上，大陆不可望，台湾也遥不可及，张学良的心中是否会有当年的那丝痛苦？

    墓园入口处的大理石上，精心雕刻着《圣经》中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经文：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

    长眠地下的张学良用这段经文，告诉人们他已经将往事抛诸前尘，但求克己待人。这是十字架下的张学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而那个曾经放浪形骸、风流倜傥、敢作敢为、捅天震地的张学良已经消逝在历史的烟尘之中。

    张学良曾说：“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人也喜欢。”

    如今君子兰凋谢，然暗香久久不散……

    曲终人散，楼台空灵，悲剧英雄黯然谢幕。

    但是关于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似乎仍还有若干迷雾，还有若干争议，还有若干值得深思细究之处。

    往事悠悠，历史似乎并没有为这位曾经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的背影画上句号。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