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洋彼岸纵谈旧事

    张学良访美，在美国的华人中掀起了一股热浪。他原来的旧部、老友、东北同乡、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以及许多美国朋友，都纷纷表示要为他举行盛会，为他安排游览。曾任张学良随身机要秘书的田雨时一谈起张学良便忍不住热泪盈眶：“我们多年来要求全部恢复副司令自由的愿望，如今终于实现了。我一定要端端正正地站到他的面前，再向副司令敬个军礼！”

    但是，由于张学良的一再婉辞，人们一时无法与他相会，甚至无法弄清他的行踪。直到4月1日，人们才知道他到了纽约，正在这座大都会访亲游览。

    热切关注张学良，希望与他重叙旧谊或向他道一声问候的人们，纷纷赶向纽约。一连许多天，张学良所到之处，人群簇拥，争睹风采。无论是老一辈还是小一辈的旅美华人，都满腔热忱地欢迎张将军访美，将能与当年的少帅交谈或请他到家中做客，视为莫大的荣光。

    4月7日，张学良终于在纽约公开露面。

    这是一次教会活动。纽约华人教会播恩堂举行主日崇拜，盛邀张先生参加。张学良却不过友人们的盛情，加之自己又是个虔诚的教徒，终于在7日上午11时，来到了纽约市皇后区法拉盛地段的中华海外宣道会播恩堂。

    张学良到达之时，教堂内正响着圣诗《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的咏叹。一见身穿灰色西装的张学良走进，牧师郝继华立即扬手止住咏唱，向大家宣布张学良的到来。堂内的二百多名会众立即起身，向张学良热烈鼓掌。张学良面露微笑，也鼓着掌向大家致谢，接着便同大家一起坐下来，聚精会神地听牧师布道。

    由于张学良的到来，牧师这天的布道格外投入，人们听得也格外专心，长达一个半小时的听道，张学良始终端坐在椅上，听着牧师滔滔不绝的宏论。直到牧师说出最后一声“阿门”，张学良这才站起身来，与围拢上来的人们互致问候。会众中有不少是东北籍人士的后裔，一个个操着乡音向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致意。其中一位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人走上前来，透过厚厚的眼镜片仔仔细细地打量张学良，颤着声连连叫道：“少帅啊少帅，我们盼了你多少年，等了你多少年哪！”两行热泪顺着老人的脸颊直往下淌。“当年在奉天，我远远地望着你骑着高头大马，在北大营进进出出。少年英雄，让人好钦佩、好羡慕啊！后来听说你西安举事，被关了，被囚了，我心里多少年不是个滋味。现在，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再看到少帅……”

    老人激动得无法说下去。张学良伸出手来，与老人紧紧相握，也颤着声说：“学良无德无能，还让身处异乡的故人这么牵挂，真是惭愧得很。”说着，泪水也潸然而下。

    由于当日友人们还为张学良安排有活动，他不得不向播恩堂内的会众们告别。走到门口，他又转回过身，拱手向大家作揖，声音洪亮地说：“能在纽约同乡亲朋友们见面，学良三生有幸！”说完，又向众人深鞠一躬。

    自到达纽约起，张学良便成为这个大都会人们注目的中心。许多同胞、乡亲、旧部都涌上门来，求见将军；美国的一些学术研究机构，要求与张学良进行回忆录和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合作；许多学术团体希望张学良能做公开演讲；教会则希望邀请他到教堂登坛证道；记者们更是争先恐后，想尽办法要对张学良进行当面采访，想听他叙述出一段既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整个中国的历史。

    但几乎所有的邀请，所有的隆情盛意，都被张学良婉言拒绝了。过惯了几十年清心寡欲、恬淡无争的日子，他实在是不愿再被打扰，实在是不愿再为人注目，他更担心出言不慎，会惹下什么事情。

    可是，外人好拒，友人却难挡。许多老友旧属纷纷找上门来，求见“少帅”，亦有一些记者走通了张学良朋友的门径，持着名片、帖子天天候在门口，要求与张学良谈几句话。眼看求见的人越来越多，亲友们担心这么一直拒见恐怕会违拂了人们的盛意，便同老人家商量，适当见见几位记者，一来可以借报纸向所有关心他的旅美华人致意，二来也可以解答些人们关心的问题。老人家一听，觉得不无道理，遂同意安排会见几位中外记者。

    第一个坐到张学良面前采访的，是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记者魏碧洲。5月3日，魏碧洲来到张学良的下榻处，见到了这位名闻遐迩的历史人物。为这次采访，他已经进行了多方准备，可是临到头来，心中仍显紧张。令他想不到的是，张学良却十分平易豁达，一见面便谈起了纽约的高楼大厦和美国的风物人情，几句话便将魏碧洲的拘谨解除了。

    谈话自然就转向了张学良自己的历史和他曾统领的东北军。这位当年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斜靠在沙发上，细眯着眼睛，目光似正穿透岁月的尘雾，回到了当年的北大营。他以无限感慨谈起了他当年的教官郭松龄之死：“茂辰（郭松龄的字）可以说是我的先生，他在讲武堂教过我，我们两人可以说是亦师亦友。我父亲常骂我说，你对郭茂辰除了老婆不给他睡以外，你什么都可以给他。”可是这位张学良引为知己的亲信，因为不满张作霖手下人骄横的作风，加之1925年张作霖对郭松龄有功不赏，郭松龄感到受了排挤，便于当年在滦州起兵倒戈，但不到两个月，便被张大帅派军讨平，郭松龄本人遭到枪决。“为这件事我很难过，因为茂辰要反的事，我老早就知道，他们打的也是要我上台的旗号。可是我没有采取行动，担心别人会骂我太狠，连郭茂辰这么亲的人都容不下，将来谁敢跟我？”张学良说着，连连摇头，神色语气都显得分外沉重。“郭茂辰起事时间虽然不长，但所造成东北军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都是我一念之私，顾及自己名声所造成，若及早采取行动，战祸自然可免。”

    张学良沉默一阵，又谈起了当年他在东北干的另一件大事：处决杨宇霆和常荫槐。

    杨宇霆是个野心勃勃、骄纵恣睢的人物，常以诸葛自居，不可一世。但张作霖对他却十分信任，倚之如左右手，甚至将个人私章交付给他，东北军政一任由他做主。从第一次直奉战争以迄第三次东北军进关，杨宇霆实际上左右着东北军的所有事务。他的死党常荫槐掌握着东北的交通大权，又兼任黑龙江省省长，飞扬跋扈，专横擅权，又建立全省保安队，添购大批新式枪支，其动机实在可疑。1928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业，主持东北军政，欲排除日本人的干扰，与南京合作，在东北易帜，但却受到杨、常二人的阻挠。为排除内部隐患，1929年1月，张学良当机立断，在府内密布枪手，借召见之名，将二人引来客厅，当即处死，这对稳定当时的东北政局，起了很大作用。

    “当时若不采取断然行动，等到事发后才兵戎相见，不知又会造成多少东北军民伤亡，我宁可让人责备我处置老帅旧部，也不愿见东北又起战端。这也算是郭茂辰的事给我的一个教训。”说到这里，张学良缓缓呷了口茶，说道：“可以说，杨、常二人是死在郭茂辰的手里。”

    就着东北当年的旧事，张学良又谈了一阵，接着魏碧洲便问起了导致少帅一生命运重大转折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对此似乎不愿深谈，只说起事变前他的一些困境：“那个时候的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他说，他的部队受蒋介石之命去打共产党，但最精锐的两个师却遭到红军消灭，师长何立中与牛元峰也都阵亡。“中央不拨抚恤，两师番号又给撤销，东北老家当时已经沦陷给日本人，伤者又回不去原籍。东北军民的压力之大，自悔自责之深，让我昼夜难安。这样，一年以后，我就做了一个自己认为外为国家民族、内可平慰东北军民的重大决定，就是西安兵谏。”

    这是张学良访美以来第一次公开谈论自己的历史，虽然所言所论多是东北旧事，但却是这位历史重要当事者的亲口所述。魏碧洲采访结束后，即把整理出来的谈话记录交请张学良过目，得到首肯后，载于第二天的《世界日报》，引起了中美各界人士的浓厚兴趣。但同时人们又有些隐隐的遗憾：“少帅”怎么不详谈他政治生涯的辉煌绝笔西安事变？

    5月18日，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节目的记者通过安排，也对张学良进行了采访，这一次的话题，几乎全都集中在西安事变上。

    “看见您就不能不谈有关西安事变之事，”记者在一番寒暄后说道，“事情过了几十年啦，请您亲自告诉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如果时光倒流，您仍会做此事吗？”

    张学良看着记者，沉吟一阵后答道：“此事我不愿说太多，外边发表的也很多，大家也差不多都知道这些事情。我之所以不说，是因为我不愿用言语伤害到他人。”张学良猛地一摆手，似乎想将这个问题从眼前赶走。“这件事留给历史去评论吧！它爱怎么评就怎么评，一切毁誉由人，事情清清楚楚摆在那里。”

    “可是，”记者将话题转到了西安事变后张学良的自由问题上，“西安事变后您失去自由被软禁，那也是您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如果这半个世纪您没有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影响呢？”

    “此事，难说。”张学良望着别处，轻摆了下头。“我当然很痛苦。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想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中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请求过几次，但蒋总统都没答应。我也想到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参加中日战争，我这个人早就没有了，非我自夸，我从来不把死生放在心上！假如让我参战，我早没有了。”

    说到这里，张学良激动地站起身来，踱了两步，站到窗前。远处，太阳正在云海中挣扎，一抹阳光斜照过来，将他的上半身染得通红。

    记者也起身站在窗前，沉默一阵，问道：“您曾经说过，您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您当时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50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这么做吗？”

    “我一定还是这么做！”张学良侧脸望着记者，语气坚定地说，“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有什么后悔的！假如是现在，我还是会那么做。别说软禁50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记者闻之一愣。还是当年的少帅风骨啊！50年的磨劫，并没有能销蚀掉当年少帅的军人雄风，面前这位老人的胸怀，是何等的博大豪壮！

    记者心中一阵慨叹，望着张学良那张满是寿斑的脸，不由呆呆地出神。

    张学良缓步回到沙发上坐下，回望一眼还立在窗口的记者，说：“怎么，没问题要问我啦？”

    记者“啊”的一声回过神来，重新坐到少帅面前，有些尴尬地笑道：“少帅的话让我认识了人格力量，都不知该从何问起了。”他急忙从口袋中掏出记有采访要点的纸片，看了一阵，问起了西安事变时周恩来、蒋介石和张学良三人见面会谈的情况。

    “此事我现在应该说不应该说，你叫我想一想。”张学良仰靠在沙发上，闭上双目沉思一阵，然后撑起身回忆道：“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实在外面很大的是谣传。他问候蒋先生，蒋先生也见到他。他自称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可以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

    “那么事变中共产党究竟担当什么角色？对事件发生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

    “事变开始共产党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突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此事我说不出来。”

    “那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怎么样？您有无与毛泽东接触？”

    “毛泽东我没见过，”张学良很爽直地回答，“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个人说话一针见血，没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

    张学良有些动情地回忆起1936年4月他与周恩来在陕北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初次见面的情形，言语间流露出对这位故世老朋友的缅怀之情，令记者也不禁为之感动。同时也十分惊诧于这位91岁的老人，居然还记得当年与周恩来初晤的准确时日。

    “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内容在电台、报纸披露后，人们似乎又从中窥见到了张学良凛然的军人气概和为民族利益不畏生死的浩然正气。一位当年少帅的旧部在华文报纸上撰文说：“汉公集英豪贤哲为守之大义，养之有素，为之有方。尤其传奇风采，超逸绝伦，为世人所景慕，无分中外，且将传之久远。”

    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历史学家唐德刚与张学良和张群早有往来，后来是《张学良口述实录》的亲历者，他在5月27日张学良生日前夕以东道主的名义提前在纽约为张学良祝寿。在这次聚餐会上，他特意邀请了旅美的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和吴健雄夫妇。袁家骝的父亲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后来当过上海青洪帮的老大，晚年却分外潦倒，靠出卖家藏的古玩书画为生，其中有许多书画都流到了张学良手中。

    席间，91岁的张学良兴味盎然，同袁家骝说起了自己的父辈。他说他父亲张作霖在旧军人中最佩服的就是袁项城（袁世凯的字）。张作霖1913年进京拜晤袁世凯，临别时袁世凯把自己的貂皮军大衣赠送给了张作霖，张作霖起初还不敢收，在袁世凯的执意相送下才接受过来。张学良在说起此事时有些得意：“我父帅为此事得意极了，后来把这件大衣交给了我保管。”

    两位将门之后虽然后来境况大不相同，但说起祖辈的事情还是津津乐道。唐德刚事后对人说：“这是袁世凯的孙子同张作霖儿子的聚会，甚有哈德孙河畔（美国纽约最著名的河流）谈历史的味道。”

    张副司令到，敬礼！

    随着6月1日—张学良91岁寿辰的渐渐临近，纽约的华人乃至全美所有关注着张学良的中美人士，都纷纷忙碌起来。人们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在56年的隐居之后，能在异国他乡当面接受他们的生日祝贺而感到兴奋不已。纽约东北同乡会、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及各个华人社团，张学良的亲友、旧部，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联络策划，要在纽约这个世界大都会，为张学良举行盛大的寿庆活动。

    5月31日傍晚，纽约市曼哈顿豪华的“万寿宫”大餐厅内，灯火辉煌，人声鼎沸，四百多位收到请帖的中美人士喜聚一堂，在这里庆贺张学良的寿辰。大厅内，满是寿匾、寿桃、花篮，主席台两边，挂着一副“山高水长，万寿无疆”的对联。大厅中央是十几座足有一人高的大蛋糕，大厅门口的一张大八仙桌上，摆着一本硕大的红色签名簿，四周围满了想要一睹张将军风采的人群。

    晚上7点20分，满面笑容的张学良乘车抵达万寿宫。走到门口，他扬手向欢呼着的人群致意，又一再谢绝了人们的搀扶，步履稳健地推开旋转门，走入大厅。厅内的祝寿者们早已涌到门口，张学良刚一出现，大厅内顿时掌声雷动，镁光灯闪烁不停，张学良两手高扬，频频向人们颔首致意，不住地在说：“谢谢，谢谢大家！”

    刚向前走了没几步，他突然愣住了。在他的前方，左、右分立着两排老人，见他走近，左边这排顿时齐声高喊：“校长！校长！”接着便是90度深鞠躬；待他们抬起头来，一个个已是老泪纵横。张学良迎上前去，见领头的是几天前刚见过的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会长张捷迁，立在他后边的全是当年受过张学良恩惠的东北大学学生。

    张学良嘴唇翕动，想要说什么却又发不出声。这时，右边又响起一声高喊：“张副司令到！敬礼！”十几位老人挺直身躯，齐刷刷地将手举向额际。昔日张少帅麾下的这些军官，在当年少帅贴身机要秘书田雨时的带领下，用他们已荒疏多年的军人礼节，迎接自己统帅的到来。汩汩而泻的泪水，滴落在这些老人的漂亮西装上。

    张学良久久凝视着自己当年的部下，好久，才发出一声口令：“礼毕！”多少年没有喊过口令了，这一声“礼毕”是那么苍哑，那么轻弱，但在部下们听来，它却胜过万钧雷霆。在这短短的一瞬，他们仿佛又回到了沈阳的北大营，好像正在接受少帅的检阅，十几个人的一路纵队，代表着20万东北子弟兵。

    大厅里静得出奇，空气中有一种令人激动的庄严。张学良注视着这些已是垂暮之年的学生和部下，微颤的手向额际缓缓抬起。

    镁光灯再次闪起。人们一边高呼着“副司令”、“校长”、“汉卿”，一边向前涌来，将张学良团团拥围在中心。

    在场的美国作家协会主席，曾写下《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索尔兹伯里也深为这场面所感动，转身对美国前驻中国大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说：“这种荣誉，只有张学良担当得起！”

    寿庆开始，包柏漪代表在场中外人士，盛赞张学良曾经为国家为民族所作出的贡献，“无尽宽恕、忍怨含痛的美德举世罕见”。

    张学良起身致答辞。像他在90寿辰一样，他称自己一生“鲁莽操切，胆大妄为”，“对国家民族一无贡献，实在难当大家的厚爱”。

    张学良致完词，大厅内响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四百多位中美来宾全体起立，齐声高唱，寿庆活动达到了高潮。

    引人注目的是，出席这个寿庆晚宴的人物中，有蒋介石的孙子，孔祥熙的大女儿，宋子文的二小姐，他们纷纷来到这个曾与他们的前辈亦友亦敌的老人面前，举杯恭祝他的寿辰。第二天便有记者在报上撰文说：“通过他们在张学良面前的微笑，人们似乎可以感到，昔日的恩怨已经冰消雪融了。不过，如果蒋先生出现在这个寿宴上，他是否会微笑着与张学良碰杯，是很难说的事情。也许他根本就不会出席这样的聚会。”

    张学良对有谁参加这个寿庆，人们对他如何评价，并不怎么在意。当人们举着杯，频频来到他面前，盛赞他的功德时，他从不正面应承，一再回答：“这都是上帝的恩典”，“这都是主的旨意”。

    这位在民族的存亡关头挺身而出，改变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人，在历过漫长跌宕的劫波之后，终于赢回了他应有的荣誉。而对上帝的信仰，则使那些同样信仰上帝的人认为，他顽强的生命闪射着圣洁的光辉。

    晚上10点20分，参加寿庆的中外人士全部起立，以雷鸣般的掌声欢送张学良。这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张学良每走一步，后面的人们都紧紧相随，一边使劲鼓掌一边高喊着“校长”、“副司令”和“汉卿”。尽管张学良一再回首作揖，请人们不要相送，但狂热的人群仍随着他来到万寿宫外，目送他坐进汽车缓缓离去。

    人群中有许多在洒泪。老部下们再次向着远去的汽车举手敬礼。

    如果说，1990年圆山饭店的90寿庆是在台湾为张学良赢回了名誉的话，那么纽约万寿宫的这次寿庆，则是向全世界宣告了张学良终于赢回了他作为历史英雄的地位。

    万寿宫一副巨大的寿匾，似乎代表了在场所有人对张学良的评价：

    英明豪迈，舍己为人。传奇风采/超逸绝伦。历劫不磨，道德超然/量如沧海，参悟高深。英雄中之英/雄，豪杰中之豪杰

    共产党上将与老长官

    第二天，6月1日，张学良91岁的寿辰，旅美华侨又为张学良举行了一次生日宴会，其间最引人注目的客人，是专程从北京赶到纽约的吕正操将军。

    吕正操是张学良地道的老乡，辽宁海城人，1929年加入东北军，担任过张学良的副官、691团团长。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分化，吕正操率691团开赴冀中地区投奔中国共产党，成立人民自卫军开展游击战争，后担任冀中军区司令员。1949年后，担任过铁道兵司令员，铁道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东北军中唯一获得最高军衔者。

    几十年间，曾经深受张学良器重的吕正操无时无刻不在怀念自己的老长官。

    1984年6月，张学良五弟张学森的女儿张闾蘅从香港到北京洽谈商务，特地看望了吕正操，说：“我大爷知道我经常来大陆经商，对我说他在大陆有两个部属他十分想念，一个是吕正操，一个是万毅（西安事变时为东北军627团团长，后加入中共，曾任志愿军炮兵司令员，国防科工委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让我有机会代他去看望看望。”吕正操得知老长官在挂念自己，十分感动，托她给张学良带去一副健身球和几听香喷喷的新茶。

    当年冬天，吕正操来到浙江奉化的雪窦寺，见到了当年张学良在此亲手种下的楠木树。睹树思人，吕正操自然念起了老长官当年在这里度过的艰难时日，写下了《浙东纪行》一诗，其中有“思君常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的诗句，表达了对老长官的切切思念之情。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部下和身边人员说，只要张学良将军出来，无论到哪里，我都要同他见上一面。

    张闾蘅把吕正操的诗带给了张学良，老人读后非常高兴，挥毫写了一首答诗：

    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

    1991年张学良90寿庆的时候，吕正操给老长官发去了贺电：

    适值先生九秩大寿，不能亲自前去祝贺，甚以为憾。先生爱国爱民，坚贞不渝，大义凛然，天人共鉴。正操忝列门生，情深袍泽，耳濡目染，受益匪浅，遥望云天，不胜依依。仅以几句俚语为先生祝嘏：“讲武修文一鸿儒，千古功业在抗胡；盼君走出小天地，欣看人间绘新图。”纸短情长，言不尽意，敬祝健康长寿。

    共产党上将对老长官的景仰和思念跃然纸上。

    得知张学良夫妇由台湾到了美国，吕正操于5月23日动身，赶往大洋彼岸与老长官相会。两天之后，吕正操在旧金山的一个家庭宴会上与张学良终于见面，四手相握，久久凝注，两人都激动得一时难以开口。宴会前，吕正操转交了邓颖超写给张学良的信函，又送上了自己带给老长官的生日礼物：一套张学良喜爱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大陆著名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带，新采制的特级碧螺春茶，画家袁熙坤为张学良绘制的肖像，另有著名书法家启功书录的张学良的一首诗作：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绝不受人怜/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5月30日，中国驻美大使馆派车接张学良到曼哈顿一友人处，吕正操和张学良进行了单独会面。吕正操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对张学良的问候，同时谈起了邓颖超女士给张学良信中的内容，她受邓小平的委托，诚恳欢迎张学良先生回家乡看一看。

    一边听老部下转达来自北京的盛情，张学良也一边插话，说：“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代我问候邓女士。”谈到回故乡的时候他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地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方方面面……我不愿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吕正操在访美期间，下榻于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李道豫的别墅。6月4日下午，张学良受吕正操之邀来李道豫家做客。此次相见，两人谈话范围涉及很广，张学良多次谈到祖国统一的问题。他说：“我看，大陆和台湾将来统一是必然的，两岸不能这样长期下去，台湾和大陆总有一天会统一，这只是时间问题。”“我过去就是做这件事的，我愿保存这个身份。我虽然90多岁了，但是天假之年，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我这不是为国民党，也不是为共产党，我是一个在野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为中国出力。”

    张学良在谈话中说自己离开权力五十多年，没有做什么事，对国家没有什么贡献，吕正操高度赞赏了少帅当年发动的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而且赞扬少帅一生爱国。张学良用他军人特有的率直口吻说：“我是个爱国狂。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张学良。”

    对来自故乡的一再盛情邀请，张学良表示：“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我是很想回大陆看看的。可是，我在离开台湾的时候，只对李登辉说是到美国探亲的，并没有说要去大陆，因此，我不能从美国回去。”

    曾经采访过许多中共高级领导，又重新走过当年的红军路线，对西安事变颇有研究的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在纽约与张学良畅谈之后，在《纽约时报》上以《西安事变的主角和他的梦思》为题，写下了这样的文字：北京派了一位特别“长官”去见少帅，他就是吕正操……少帅已经投身于一项新的努力，正促使北京和台湾建立统一的中国。少帅认为，他本人是中国统一的象征，由于他在北京和台湾受到的尊敬，似乎使人觉得他所做出的不陷于历史纠葛的榜样，可能会取得在西方人看来是小小奇迹的成功。

    1991年6月25日，张学良结束了在美国105天的探亲访友和旅游，信守诺言又搭乘华航班机从旧金山返回台北，舍弃了从美国径赴大陆，回故里祭扫亡父墓庐的愿望。

    波音747飞机凌空而起，扶摇碧天，将繁华的都市和美洲大陆远远抛在身后。凭窗远眺，夕阳如血，嫣红的云涛有如万顷红波，呈现出无可比拟的辉煌。

    又一段历史，又一段情感之河被遗在身后了。105天与他半个多世纪的幽居相比，只不过是一瞬，然而这一瞬却让他领略了亲情，享受了天伦，从老友部属们的泪眼和呼唤中获得了慰藉。

    这难道便是历史对他千般磨劫的补偿？是他悲壮人生所赢得的岁月的馈赠？

    是的，历史没有忘记他，“张学良”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段历史。可是，除了他自己，还有谁能真切地道出雪窦山的苦寂，苏仙岭的悲怆，阳明洞的蹉跎，新竹山中的惊悸呢？纵使借古人之史笔，又有谁能书写出他壮志未酬的一腔悲切？

    值得庆幸的是，生命之火尚未止熄。经过漫长苦难岁月的洗礼，他的灵魂变得分外恬静，分外澄澈。自由的空气，赐给他一方辽阔，一方纯净，令垂暮之年拥有了不可言喻的坦荡与明远。

    这样的生命，何处才是极地？

    九天之上，残阳如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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