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能望多少回夕阳西坠呢
1990年3月7日下午，正在书房里读书的张学良，突然接到女儿张闾瑛从美国打来的电话：于凤至当日上午在洛杉矶林泉别墅于睡眠中去世了。
消息过于突然，张学良一时竟没有反应过来，举着电话愣愣地发呆。适逢赵一荻进屋，见他那副异常的模样，忙问：“你怎么啦，汉卿？”张学良放下听筒，颓然坐回到椅中，手捂着头，好半天才说：“大姐去世了。”
赵一荻禁不住“啊”了一声，也随即跌坐在沙发上。
屋子里死一般的沉寂，唯有墙上的中式大挂钟发出“滴答滴答”有节奏的声响。
“她怎么会先我而去了呢？”张学良口中喃喃自语，泪水顺着脸颊淌落下来，滴在面前的书本上。赵一荻捂着脸，口里“大姐、大姐”不停地呼唤，声音里有无尽的哀绝。
夜幕降临，两人仍这么哀伤地坐在屋内，沉浸于巨大的悲痛之中。张学良颤巍巍地提起笔，抄录下了一直珍藏在他心中的那首诗：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是1939年张学良被囚湖南沅陵县凤凰山时，因感念夫人于凤至的陪伴之情而写下的。50年的漫长岁月，许多往事都在记忆中消淡了，但这首在孤寂困境中写下的诗，却一直珍藏在他的心头，令他念起结发妻子的恩德，和在最困苦的日子里，夫人给他的关怀、体贴与慰藉。
他眼前似又出现了1940年于凤至在贵州修文与他相别时的情景。由于身患乳腺癌，于凤至身体羸弱，咳嗽不止，不得已提出离开丈夫去美国治病。离开那天，天色是那么灰暗，于凤至一步一回头，不停扬手与他告别。
落叶秋风中，她孱弱的身躯是那么单薄，那么惹人怜惜，她每扬一次手，都似在向他道着千言万语。
修文一别，竟已半个世纪！而今一别，则是永诀了！
泪水再次滴落下来，将纸上的诗行浸濡得模模糊糊。
而对赵一荻来说，于凤至这位大姐则有着不尽的恩情。1928年，赵一荻随张学良来到东北，在沈阳北陵秘密同居后，于凤至以极其宽宏的态度表示了容纳，将赵一荻视作小妹，共同辅佐忙于军政事务的少帅。张学良下野出洋时，二人相随而行，陪着他游历了欧洲大陆。张学良被囚之初，二人轮换着来到溪口，与张学良共度寂寞时光。1940年，于凤至因患乳腺癌赴美就医前，曾郑重其事地将照料陪伴张学良的责任托付给了赵一荻。自此，两位姊妹天各一方，一位在大洋彼岸照料后辈儿孙，一位在深山僻地与张学良共度艰难岁月。尤其令赵一荻感动的是，当张学良为了成为基督徒而做出与她结为正式夫妻的决定后，于凤至接受了一个女人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牺牲，在离婚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几十年来，每一想起于凤至这位大姐，无论张学良还是赵一荻，心里都会涌起感激之情、钦佩之意。而现在，在历过生命的92个春秋之后，她终于乘鹤西去。
尤令张学良感到揪心的是，自1940年分手之后，由于身陷囹圄，他再也没能见到过于凤至；在她即将辞别人世之时，没有机会向她表达自己的情意，在她的床榻边作最后的道别；在她去世之后，也不可能出席葬礼，在她的坟头上撒下一把家乡的黑土。
张学良早就听说，于凤至用她多年的积蓄和投资，在她居住的洛杉矶好莱坞明星们聚集的比弗利山庄的别墅群，用重金买下了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的旧居，打算在张学良彻底自由后，送给他和赵一荻安度晚年。另外，她还在比弗利山下的玫瑰园墓地，买下了两座墓穴，一座给她自己，另一座留给张学良，希望身后能与他永远相伴。
从儿子那里，张学良得知于凤至在去世前已经留下遗嘱，让人在她的花岗石墓碑上用中英文刻下以下文字：
张学良先生之发妻
于凤至女士之墓
（1899一1990）
张学良闻之深为感动，也为此深深抱憾。毕竟她是自己的结发之妻啊！
他撑着身子，来到书架前，从一大堆资料中，翻出两年前的8月间台湾《自由时报》所登载的那篇《壮土一去不复返》的文章，久久地看着那段曾经令他怦然心动的文字：
张氏子女孙辈，尤其结发之妻于凤至女士，逾90，衰老多病，皆居美国，可否让他于夕阳晚景时，同沾“探亲”德政，出国一行，稍享天伦之乐呢？仅此一举，即说明张氏真乃名实相符的自由人！
几十年来，张学良不知做过多少次出国梦，想到美国看看元配，看看儿女孙辈。可是，即使是在1959年“解禁”之后，他的身后仍晃动着令他左右顾盼的巨大幽灵，仅小小的台北市他都难以走出，更何谈越洋远游！
现在，他想要见的人中，已有一位先他而去了，他还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合家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呢？
真是“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啊！
度过90岁生日，张学良更深地感受到了自己垂垂老矣的桑榆晚景。他不止一次地对人说起：“人愈到老年，愈感到朋友的重要。”可是，环顾四周，好些老朋友一个个相继去世。先是冯庸、莫德惠，接着是张大千、王新衡。昔日谈笑风生的“三张一王”转转会，只剩下了他和张群。两位老人常常相聚一起，在夕阳中追念朋友，感叹人生；或相约去到教堂，做一阵礼拜；或到台北的小馆子里，喝上两杯淡淡的清酒。可是，即使是这样寂寥的日子，上帝也不肯多给了。在为张学良贺过90寿辰半年之后，张群终于也寂然作古。
一年之内，两位与他的人生有着重大关联的人物相继去世，令张学良感到无比的悲凉与孤独。每每夕阳西下之时，他同赵一荻坐在院内，望着余晖渐渐消逝，心中忍不住便会涌起巨大的哀伤。
“还能望多少回夕阳西坠呢？”张学良喃喃自语。
“是啊，还能望多少回呢？”赵一荻忍不住也略现感伤。
张群去世一个月后，张学良开始向赵一荻提起去美国的想法。
“我们都老啦，可是儿孙们还在，在美国的亲属加起来比在台湾的还多。趁着眼下还走得动，我应该去看看他们。”
“你早就该自己去一趟了。每次我回来给你讲这讲那，总不如你自己亲眼去看看的好。”赵一荻说。自从迁来台湾之后，由于当局的“恩准”，赵一荻几乎每年都去一趟美国，看望儿子闾琳和两个孙子巴比与罗比。如今，闾琳也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两个孙子一个学电脑工程，一个学新闻学，已分别从斯坦福大学和南加州大学毕业。
“是呀，我早就该出去看一趟，”张学良说，“可当时的环境许可吗？1983年不就没去成嘛！”
1983年，张学良和于凤至所生的儿子闾琪和闾玗相继去世，张学良曾委婉地流露过想去美国看看的想法。美国《加州论坛报》登出消息，说张学良可能获准“出国游历”，声言国民党当局正慎重考虑并拟选择适当时机与路线。台湾《亚洲人》杂志发表述评，说：“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对这位垂垂老矣的历史性人物能否获准出国游历，一般人均抱着乐观其成的态度。”美国侨界的《华语快报》也撰文说：“蒋经国能把蒋老先生该做未做之事做好，也是对历史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可是，“出国游历”的事竟如一阵风吹过，当局“慎重考虑”的结果，是不予张学良以任何明确的答复。
赵一荻望着丈夫，见他眼里仍有几分担忧，便说：“现在政治气氛不同了，党政人员连大陆都可以去了嘛。依我看，当局可能不大会阻止这件事的。”
张学良沉吟一阵，点点头。“那咱们就找人先问问吧。”
我想到美国去看看儿孙
张学良的出国之愿，透露给了“总统府”副秘书长、同时也是 “总统府”的发言人邱进益。
邱进益与张群有过良好关系，是张学良90寿庆的发起人之一，平日与少帅也有往来。一听张学良想要出国，他似乎并不感到意外，说他个人觉得，避世隐居了几十年，出去看看一定会让心情舒展一些，从政治上来说，张先生出一趟国，似乎并无什么不妥。
通过邱进益，张学良在1991年的旧历除夕，与李登辉进行了“新年会见”，当年得到了李登辉同意张学良出国省亲的承诺。
从李登辉官邸出来，张学良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55年的潜沉自敛，光风霁月，对世情早已看淡，可是这一刻，心上还是忍不住一阵难抑的激动。
出国本为寻常事，可是，这一步迈得却是如此艰难、如此漫长，其间居然历过了三位“总统”。
一轮清幽高远的新月，悬在复兴岗上。月华灿灿，玄思悠悠。寂静中，一个声音由远而近，若幽林虎啸，空谷足音，深沉有力，又裂着悠长的嘶哑。张学良的全部身心都为之勃然，欣然欲赴—还是那两个字：自由。
历尽苦难又从苦难中获得解放，除却自己，谁解个中滋味？
由于当局准允，又有邱进益等人从中协调，出国的各项手续很快办妥。连日来，复兴岗同旧金山张闾瑛、陶鹏飞之间的联系不断，终于商定了最后起程之日：1991年3月10日。
天公作美，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日子。身穿条呢西装，系着碎花领带的张学良一迈步走出家门，便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与畅快。抬头望天，碧蓝的天空中梦幻似的飘着轻柔的白云，温煦的空气有一种甜丝丝的气味，在轻轻飘散。前方那些日日见惯的树林仿佛已与昨日有了不同，闪烁着明朗的翠绿光彩。远处的山峰兀然峙立，在温暖的蓝天上划出一道道美丽的弧形，展现出诱人的魅力。
对于张学良而言，这是结束一个时代，同时又开创另一种人生的重要日子。眼前的一切都有了不同寻常的意味。
下午3时整，张学良同赵一荻手挽手地出现在台北桃园中正机场，刚一进候机厅，便被早已等候的记者们包围了。这大大出乎张学良的意料，因为赴美之事虽早有流传，但具体日程却没有声张。张学良登记机位用的是化名“张毅庵”，赵四小姐用的是“张赵一荻”。他们哪里想得到，正是“张赵一荻”这个名字被《联合报》记者窥破，结果，在机场遇到一场曾想竭力避免的“围追堵截”。
面对一只只伸向前来的录音话筒和采访机，张学良不想说什么，但又不得不说。他回头看看夫人，夫人却正一筹莫展地望着他。张学良无可奈何地笑笑，只好说：“要问什么你们就赶快问吧，可别耽误了我上飞机呀！”
专程来为张学良夫妇送行的华航董事长、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乌钺也在一旁对记者们说：“你们抓紧时间吧，张先生马上就要登机了。”
“请问张先生，”有记者立即问道，“您马上要踏出国门，此刻的心情如何呢？”
“我觉得很好，”张学良回答，“现在的心情很好，我好吃好喝，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您是在何时和李登辉总统谈到希望出国的？何时获知当局准许您能出去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对您出国的事是否表示过什么？”有记者问。
“这件事你应该去问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张学良答道，“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也不应该说。我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想谈政治。郝柏村说了什么你去问郝柏村好了。”
“那您预计在美国待多久呢？”一位女记者急急地问，“此行目的是什么？会不会和旧属见面或做公开演讲？”
“我不一定待多久。好玩就多待一点，不好玩就少待一点。我是土包子，从来没去过美国。”说到这里，张学良笑着指指夫人，“她倒是去过很多次。不过从前欧洲我可去过很多次，当然是在来台湾之前啰。这次去美国主要是去看儿孙。现在全部的儿子只剩第四个还活着。我在美国的亲属加起来比在台湾的还多呢！我去美国不会做公开演讲。不只在美国不会，在中国也不公开演讲。”
这时，一位记者突然挤上前，匆匆问道：“听说中共大使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
张学良摇摇头，看一看旁边的乌钺，说：“我不知道中共注意我的事，我也从未和大陆亲属联络。我不排除到东北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有记者突然问起了西安事变，说起了人们对少帅的评价。张学良顿时神情严肃，一字一顿地说：“我这人从来是任人褒贬，你要认识我，看我过去的历史你就知道了。人家写什么我从不辩，一切毁誉由人。不但现在这样，过去也一样。”说到这里，他又放缓了语调，说：“我和政治毫无关系，平常也是和老朋友聚一聚，吃点小馆子。现在老朋友都过世了。不是他们死得早，是我活得太久了。”
见张学良的话中已流露出伤感，张夫人回过身，倒上一杯茶递给丈夫。张学良接过来，深情地望她一眼，转脸对记者们竖起拇指，说：“我这些年全靠了她！告诉你们个新闻，我内人的菜烧得最好。”说完朝着夫人笑了起来。
许是很少在这么多人面前露面，赵一荻有些不好意思，轻轻地碰了下丈夫，脸上却满是笑容。虽然已是78岁高龄，但她身穿花格呢西装，戴一副宽边太阳镜，仍显得雍容华贵，一颦一笑之中，依稀可见当年的风姿。她附在张学良耳边，轻轻说了句什么，惹得他哈哈大笑，记者们忙揿动照相机快门，记录下老夫妻深情依傍的诗一般的瞬间。
这时，候机厅里再次响起了广播小姐要赴美旅客赶快登机的声音，乌钺举起手来，止住还想要提问的记者，一手开道，请记者们让出路来。刚走出记者们的包围圈，便碰上了到机场送人的台湾“内政部长”许水德。一见张学良夫妇，他连忙上前，同他们一一握手，并祝一路平安，在美旅行愉快。张学良致过谢，又转身向后面的记者们扬起手，风趣地说：“再见了，各位！你们有兴趣，可以到美国来看看我是怎么玩的！”
5时半，“华航”004号班机离开跑道，升上了天空。
自1936年底被“管束”之后，他这是第三次乘飞机。第一次是1937年1月从南京被转移至第一个囚禁地奉化；第二次是1947年11月，从重庆解往台湾。那两次，他的身份都是囚徒，一上机，便是闭目沉思，既不与人交谈，也不凭窗外眺。这一次不同了，他已是完完全全的自由人，一上机，便对先进的波音747飞机表现出浓厚兴趣。五十多年前，他曾兼任过东北空军司令，曾亲自驾机在蓝天上翱翔。但那时的飞机是个什么模样啊，样式难看，舱内设施简陋，哪有波音飞机这般的豪华、舒适，而且距地面有一万公尺之遥。透过机窗看去，皑皑云层有如白絮，一直伸展向无垠的天边。人在白云之上，似一动未动，实则正跨越千山万壑，迢遥云天。
人生多像这天上的旅途啊！万物静观，弹指一瞬，几十年的岁月便悄然消逝。那些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那些寒山秋水、野风惊梦的日子似已远远遁去，可是，却又那么清晰地浮上了心头……
八方风雨会中州
张学良赴美探亲的消息，早已在美国引起了热烈反响，不但侨居美国的华人们奔走相告，连美国人也兴致勃勃。美国《纽约时报》在张学良抵美当天的一则报道中说：“张学良在中国人世界里声震寰宇。”而在崇拜英雄的美国人心目中，他也被视作一位了不起的英雄。张学良离开台湾时，美国中文报纸《国际日报》的记者就发出了长长一篇报道，美联社也报道了这位著名历史人物赴美的消息。
由于时差的关系，004航班抵达美国时，正是美国时间3月10日正午12点半。
由于张学良不想在美国被人采访、跟踪，所以早早就在电话里下了“帅令”：鉴于女婿陶鹏飞是侨界名人，行踪易为人注意，因此不可上机场迎接，免致他和闾瑛的“亮相”泄露了老父的行踪。所有亲属中，除住洛杉矶的儿子闾琳和孙子张居信（英文名为巴比）赶到机场外，其余后辈一律守候家中，静待“老人家”莅临。
但眼尖耳灵的记者又如何瞒隐得过。当刚下飞机的两位老人在华航旧金山经理刘永祥、机场主任李中选二人的照料下坐着轮椅走出海关时，立即被美联社和一些报刊的记者所包围。张学良似未曾料想刚下飞机就会撞上记者，见人们涌上前来便连连摇头，大声说：“我年纪大了，视力听力都不好，我听不清你们的问题，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但终于还是架不住记者们的再三提问，边行边说起了他出国的打算：“虽然是第一次来美国，但是并没有任何特别感想，主要是看看儿女和孙子们，”停了停，他又补上一句：“出国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到哪里去都是一样。”说完便紧闭双唇，再不发一声。
记者们无奈，又把目标对准了赵一荻。张夫人连连摆手，说：“跟他在一起，一切都听他的。”婉言拒绝了采访。
这时，儿子张闾琳、儿媳陈淑贞、孙子张居信、孙媳苏菲亚上前拨开记者，迎住了二位老人。一见儿孙们的面，张学良顿时满脸笑容，大声用英语同他们打招呼，并绅士般地对儿媳、孙媳道了一声：“Good afternoon！”（下午好）。
趁着张居信夫妇帮着候取行李之机，记者们又缠住问张学良夫妇在美国有什么安排。张居信两手一摊，回答说：“祖父、祖母来访的消息很突然，我们也是最近才知道。他们要在旧金山停留多久，我也不清楚。不过，他会很忙，因为有许多老朋友要相会。”
记者问苏菲亚，这是她第几次见祖公。苏菲亚答道：“这是第二次见面。上一次是去年到台湾参加祖公的90寿庆。”说着，苏菲亚指着不远处的祖公，说：“我觉得他精神很好，人也开朗，很好相处。不过，他第一次来美国，要见要看的都会很多，还请诸位不要打扰他为好。”
机场采访虽然短暂，但全美国当天便都知道了张学良抵美的消息。当晚，张学良夫妇下榻的女儿张闾瑛家中电话铃声不断，其中既有记者打来的，亦有张将军的故旧、东北同乡打来的，也有许多与张将军并无任何干系，但却钦慕张将军英名的人要求能与将军说上一两句话。陶鹏飞守在电话机旁，穷于应付，一再向对方表示，张先生来美，该说的话他本人都说过了。再则老人耳朵重听，恐怕因在电话中听不真切而说错了话，引起误会，故而不接电话。对于人们要求设宴接风的好意，陶鹏飞只有代表老岳父予以婉辞。“他这次来是探亲，不想出头露面，请各位能体谅老人的心情。”
陶府的电话，一直响到深夜。陶鹏飞口干舌燥，只好无可奈何地远远避开，来到尚还兴致勃勃与儿媳、孙子聊天的岳父面前，苦笑着说：“今晚这屋里的电话真是比白宫还忙了。”
张学良一听哈哈大笑：“好啊，八方风雨会中州嘛！”
令几位后辈们吃惊不已的是，老人家一到达美国，便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旺盛精力。“时差”在他身上似乎毫无反应。第二天吃过早饭，他便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外出游览。夫人劝他先歇一歇，过一两天再外出不迟。他却固执地止住大家的劝告：“我一点不累，歇什么？过两天我要去纽约，那儿还有好多亲戚朋友呢。”
张闾琳和陶鹏飞对视一眼，两人都无可奈何地微笑摇头，又一起站起身来，搀着老人走出了门厅。
旧金山是美国西海岸名城，建立在一个山峦起伏的地带，位于太平洋与圣佛朗西斯科湾之间的半岛北端。3月份，这里正是阳光明媚、天高云淡。张学良一出门，便透过汽车玻璃窗东张西望，以莫大兴趣打量着这座陌生的城市。
一行人先去游览东河。
旧金山是一座金融业发达的港口城市。东北部是一块平地，也是最繁华的城市中心。在城市的脚下、海湾岸边，密密麻麻地排列着一百多个轮船码头，挂着各国旗帜的船只进进出出，往来穿梭，景象很是壮观。岸上，高楼林立，街道纵横，车水马龙。
儿孙们扶着两位老人下了车，先在岸上望了一阵海湾，其繁忙热闹的景象令老人家很有感慨。接着，人们又簇拥着两位老人，走进了“西部华尔街”—蒙哥马利街。这里是旧金山的金融区，商业银行、储蓄和贷款银行、人寿保险公司，鳞次栉比，令人目不暇接。
在一幢高大的楼房前，张学良停下步子，问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呀？这么高！”
“这儿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美利坚银行总行大厦，有52层呢。”陶鹏飞回答。
张学良“哦”了一声，抬起头来向上张望。这幢楼实在是太高了，人站在下面很难望到它的顶部。张闾瑛见父亲对这幢楼很有兴趣，便说：“爸爸要是有兴趣，我们可以进去参观的。上面还有餐厅和游览厅呢。”
张学良摆摆手，说：“外面看看就行了。我又不进去取钱，我跟它是无缘分的。”
几个人都被他的话逗得笑了起来。
“你们别笑，”张学良止住大家，“我真的跟什么银行、什么公司的没缘分。过去在湖南住的时候，有人问我有多少钱，我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台湾也有人问我，说我过去收藏的那些古字画价值连城，现在还有多少。我对他说，都换饭吃了，还有多少我自己也不清楚。我这个人对钱财看得淡，从不进什么银行的门。”
“他这个人有时连什么东西值多少钱都不知道，”夫人说，“有时候上街买东西，别人要多少，他就给多少，从不讨价还价。”
“讨价还价最没意思了，钱财还不都是身外之物，”张学良边走边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人把我的私人财产装了两列火车送到北京，我拒绝收，说如果不把东西给我弄回去放回家里，我就把它们全部堆在北京火车站烧了。”
“结果呢？”闾琳问。
“结果他们全部拉回东北了，我连问也没问。国家都沦陷了，个人的财产又有什么用。”张学良说完，猛挥一下手，问：“下一站我们去哪儿？”
“去金门公园吧，”陶鹏飞说，“那里风景蛮好的，您看怎么样，爸爸？”
“你们是这儿的主人，道也熟，我听你们的。”张学良爽朗地说。
金门公园在旧金山市西北部，濒临太平洋岸边。整个公园呈长方形，占地1000多亩。公园里红杉树、松树林立，绿茵茵的草坪上，建有花厅、水族馆、艺术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整个公园内，绿荫与风格迥异的建筑辉映，景色十分绚丽。
但张学良对这里却没有表现出很大兴趣。几十年幽居生涯，他久居深山，面对密林，见惯了旖旎风光，这里人工痕迹很重的景致，没有令他感到什么惊奇。
从金门公园出来，简单吃了点东西，一行人驱车来到了世界著名的金门大桥。它位于旧金山港湾的入口处，连接着南北两个半岛，全长1.6公里，是世界上桥墩间跨度最大的桥梁，涨潮时桥面离水面达67米。张学良兴致勃勃地站在桥头，赞叹伸向对面的桥面，又望着往来如梭的汽车，讲起了当年他在英国开汽车的事。“在英国，汽车也是满多的，很容易出事，交通警察又管得严。如果违反了交通规则，你就乖乖认罚款算了。不然，你要是跟警察辩解，只会越辩罚得越多。”说完又问闾琳，美国是不是这样。“美国警察可能比英国警察凶多了，有时候你不辩也要大罚你一笔。”“天下乌鸦一般黑，”张学良笑着下了句论断。说完，又走到桥边，往下观望浅波轻荡的海水。见桥面下的桥身侧面有一层带栏杆的狭长桥面，张学良有些奇怪，问这下面是不是还有层附桥，供行人走动，女儿闾瑛便笑起来，说：“这哪是什么附桥，这是防自杀用的。”
“防自杀？”老人家有些惊诧。
“是的，”陶鹏飞也上前来对岳父说道，“金门桥这地方桥高水深，每年都有些走投无路的人在这儿跳海自杀。市政当局为了防止这种事，就在下面的桥两边加了这么一层障碍物，要想再往下跳，就不那么容易了。”
张学良长叹了一声，望着海水沉默了一阵，回头对大家说道：“美国很发达，但是金钱并不能解决一切。有那么些人自杀，说明他们没有信仰主题，生命空虚。”停了停，他又道：“我看美国的教育是失败的。”
离开金门桥，闾瑛想二位老人可能累了，便上前劝他们回家休息，明天再接着转。赵一荻没有说话，只望着丈夫。张学良却仍是兴致盎然的样子，连声说：“我一点不累，一点不累。你们不是说旧金山的唐人街很好玩吗，我们去逛逛唐人街！”
陶鹏飞和张闾琳顿时面露难色。张学良一见，故作生气状说：“怎么啦？不愿带我去是不？你们不去我自己去。”
“不是这个意思，”陶鹏飞忙说道，“唐人街住的基本都是华人，你这次到旧金山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担心你一进去被人认出来，脱不了身的。”
“这个好办，”张学良爽朗一笑，“咱们又不打标语，又不喊口号，偷偷地在街上溜一遭不就得了。再说，人们最多只是知道我的名字，哪有什么人认得张学良是个什么模样！”
“那就去去吧，”赵一荻嗔怨地看丈夫一眼，对陶鹏飞道：“不然他今天会不安生的。”
“是呀，来这儿不就图个高兴，散散心吗？”张学良说，“能走就走，能看则看，过两天我就离开这儿了。”
终于还是拗不过老头子，大家只好钻进汽车，开向加利福尼亚大街东段的华侨聚居区“中国城”。
旧金山是美国华侨最多的城市，华人约占整个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汽车一进唐人街，满街的中国式建筑和店铺的中文招牌，让人觉得是到了中国的某座城市。这里有茶馆、饭馆、洗衣店、旅社、学校、中药店、中式超级市场，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雕梁画栋，让人一下子感到如同回到了故乡。
陶鹏飞原想将汽车开慢些，让岳父在汽车里领略一下唐人街风情就行了。可是，车刚进唐人街口，岳父坚持要下车看看，陶鹏飞劝不住，只好停下车，搀着老人走进了熙熙攘攘的游客中。
这里确实是华人的世界，无论是街道的布置还是人们的装束，与在中国并没有什么不同。在一个水果摊上，张学良拿起一个塑料纸包着的橙子，向坐在摊后的老太太问价。那老太太嘟嘟哝哝地说了一串，张学良却不明白意思，回头望着女婿，陶鹏飞这才翻译说，老太太说的是广东客家话，说这是金山橙子，很甜，两美元一公斤。张学良说想买点尝尝，却被女儿止住了，说家里有的是金山橙，哪里用得着上这儿买。张学良只好抱歉地向老太太点点头。
离水果摊不远，是一家工艺美术品商店，聚集了许多游人。张学良走进一看，见店里从珍品牙雕、玉雕到漆雕、景泰蓝，从廉价的绣花拖鞋到手绘仕女花卉面团扇，琳琅满目。
“我看这里的中国货，比台北还要丰富哩。”张学良感叹道。
工艺店的隔壁，是一家中式餐馆。张学良在门口细细打量，见店内陈设十分华丽，细纱宫灯垂穗，紫檀屏风描金，服务小姐穿着锦缎旗袍，男营业员系着黑蝴蝶领结，在门口很殷勤地招呼客人。这一行人站在门前，一位小姐和颜悦色地用中国话打招呼，问是不是需要进餐，张闾琳抢上一步，连忙用英文说“no，no”，同时拉着父亲急急地离开。走了好几步，他才对老父亲说，方才他看见餐厅里有人在仔细打量他们，怕是认出来了哩。张学良毕竟还是怕惹出麻烦，只好跟着大家乘车回家。
夜幕初降，张学良夫妇在张闾瑛、张闾琳两对夫妇陪伴下来到湾区一家法国餐馆，由陶鹏飞做东，请大家品尝法国菜。也许是跑了一整天，张学良的确感到饿了，席间胃口大开，不但吃光了面前的汤、菜和甜品，而且还吃了水果和面包，令陶鹏飞和张闾琳惊喜不已。
“想不到爸爸胃口还这么好，真让人高兴。”女儿张闾瑛说。
“这算什么，”老父亲边用餐巾擦嘴边说，“我要真开了胃口，再来一份说不定还能装下呢。”说着，又指着那瓶已经饮光的XO、白兰地：“法国酒味道不错，平时在家里我也喝这个。过去张群老说我是个品酒专家哩。”
临到离开餐馆，服务小姐来收账，张学良一看账单，见是150美元，便连连感叹说：“比台北便宜多了。”
回到家中，大家聚在客厅，问二位老人家到美国第一天的感觉如何。老父亲将一天的所见所闻评点了一番，最后下了个结论：“美国真是不错。”
张学良在旧金山待了四天，游遍了几乎所有名胜，又看望了久未谋面的三弟张学曾，于3月14日去了张闾琳所居住的洛杉矶。
直到岳父所搭的飞机已离开了旧金山，陶鹏飞客厅里中断了四天的电话铃声才又响起。他接受了记者的电话采访。
一谈起岳父的旧金山之行，陶鹏飞显得十分兴奋，说他也没料到老人家会有那么好的精神。短短四日间，老人家每到一处，常见景生情，谈古论今，无一不是学问。他对人生哲理的悟识、书画名品之鉴赏、民初掌故之谙熟、政坛人物之臧否，随口道来，十分生动有趣。
“我对外界总把老人家同西安事变画等号感到惋惜，”陶鹏飞对记者说，“半个世纪来，他埋首经史，遍读百籍，可谈的学问岂仅政治与民国史而已，今人何须亦步亦趋蹑踪老人，穷究西安事变一桩事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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