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章 孤岛悲魂

    初临孤岛

    下午，飞机缓缓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

    飞机停稳后，机上人员纷纷走向舱门，唯独张学良坐着一动不动，像是睡过去了一般。直到赵一荻用肘碰碰他，他才转过头，看着侧立在过道上的刘乙光。

    “到了吗？”他问。

    “到了，副座。陈长官他们已在机场等着接您了。”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

    “是陈仪。他现在是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刘乙光回答。

    张学良“噢”了一声。在国民党中，陈仪也算得是个老政客，20年前曾同张作霖有些交道，“张大帅”死后，张学良亦与陈仪有过往来。在他的印象中，陈仪这人官僚气息有些浓厚，但为人尚不太坏，头脑也比较清醒。他在台湾主政，多少也算是有了个熟人。

    走下舷梯，果然见到陈仪领着几位僚属站在停机坪上，后面停着一长串汽车。十多年没见，张学良眼中的陈仪胖了些，但也苍老了许多。而在陈仪看来，张学良的变化真是惊人，若不是在这种场合相见，他甚至会视这个头发花白且秃顶的人为陌路。

    停机坪上寒暄一阵，陈仪将张学良让进自己的汽车，说：“汉卿兄肯定没来过台湾。我们让车开慢点，边走边看看台北的市容。”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台湾被日本当做南进的补给基地，在这里开办了不少工厂和商店。车进台北市，速度明显慢了下来，张学良透过车窗，看见市区街道房屋虽然破陋，但人来车往，店铺中货物五光十色，花花绿绿的广告招贴触目皆是。时值初冬，内地人早已棉袍加身了，可这里仍是热气腾腾，人们只穿一件衬衣，有人甚至还光着脊背推拉货物。正在西坠的太阳给一幢幢房屋和电线杆拉出长长的影子。

    “原来真是到了台湾了，”张学良说道，“想不到这里还这么热闹。”

    “表面如此而已，”陈仪说，“日本投降，接收工作难搞得很。光清理财产就弄得人晕头转向，治安问题也让人头疼得很。”

    张学良“唔”了一声，没再说话。抗战以来，无论在江西、湖南、贵州还是重庆，这种混乱局面他见得太多了。他颇有些不解的是，蒋介石怎么会把他押到一个局面尚未稳定的地方来呢？

    张学良解来台湾，蒋介石对陈仪已有电令。保密局长郑介民更是连发数电，要同时兼任警备总司令的陈仪务必找到一处偏僻、安全、易于警戒的地方，作为张学良的幽禁之处。

    下飞机的当天，张学良一行被安排住在台北市北郊的草山招待所，三天之后，由陈仪亲自陪同，前往精心选定的居处—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

    新竹是台湾最古老的城镇之一，是高山族的聚居之地。四面高山环绕，峰峦起伏，林木森森。山边上有良质碳酸温泉，终年泉涌不息，热气腾腾。泉水顺山道而下，变成清澈透明的溪水，叮咚有声。陈仪为张学良找的地方，原是日本人统治时期的警察招待所，几排日式平房，外表虽不华丽，内部的装修摆设却很整洁雅致，可以容纳一百多号人。招待所临溪而建，与外部只有一条窄路相通。谷地出口叫桃山隧道，只容一车通过，很易防守。招待所前面，有一个大花园，辟有花坛、凉座和网球场，与对面的山峰隔涧而立，在参天古树的覆掩下，景色很是迷人。

    张学良一见这里的景致，便有些喜欢，说与贵州桐梓的小西湖比起来，各有千秋。赵四小姐一来便被山边盛开的野花和清清的泉水迷住了，当即蹲下身来，用手去拂弄温软的泉水，还对张学良说，以后每天到温泉里泡一泡，保证会百病不生。

    见他二人对住处感到满意，陈仪十分高兴，引着大家来到招待所宽绰的走廊上，指着几间外表装设较好的房子，说：“这几间房子光线好一些，走廊也宽，是专为汉卿和四小姐准备的。另外，我还从台北找了两个女佣人，专门负责照料你们的饮食起居。”

    “陈长官想得真是周到。”赵四小姐笑着说。

    “委员长有令，我陈仪哪敢违命。再说，我同汉卿的交道也不是一日两日了。以后有什么困难，请尽管说，我过几日还会再来看望的。”

    “谢谢你了，”张学良知道陈仪这几天陪他们耽误了不少事，想就此告辞了，于是便上前握住他的手：“我这里随时欢迎你来，咱们一起去泡温泉。”

    “那好，我一定再来。”

    陈仪走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便由人领着穿过桃山隧道，去看温泉。待他们回来，目瞪口呆地发现，先前陈仪特地指明给他们住的带有走廊的几间大房，已经被刘乙光一家占了。他们的行李被搬去了边房，几名警卫正在那里收拾摆放。

    “汉卿，这……”赵四小姐面露不快之色。

    张学良用手止住赵一荻，用目光寻找刘乙光，一问，说是他到镇上办事去了。

    这时，刘乙光的妻子从房间里走出来，满脸堆笑地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说：“四小姐，张先生，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我们一家人多，那边的房子住不下，能不能跟你们换一换？反正你们只有两个人……”

    “既然已经搬进去了，还商量什么？！”张学良愤然打断她的话，又狠狠瞪她一眼，拉着赵一荻走向了边房。

    “那就谢谢张先生了，你真会体贴人。”刘乙光的女人在后面说道。

    “无耻！”张学良咬着牙，走进房中恨恨地骂了一声。

    不一阵，刘乙光回到招待所。张学良以为他会斥责他女人，或来道个歉。但是，却见他满脸得意地在那几间大房子进进出出，毫无愧疚之色。张学良这才明白，占房子是他的主意，刚才不过是借故躲开一会儿罢了。

    这个可恶的狱卒！张学良心中暗暗骂道。抗战胜利之初，刘乙光以为蒋介石可能会释放张学良，对他和赵四小姐的态度显得特别恭敬。后来，见老蒋根本就无还张学良自由的意思，对他们的态度便渐趋恶劣，加之其又是掌持“管束”大权的“少将专员”，言语举止也十分放肆，有时，连宋美龄和张学良亲友送寄来的东西，他也敢克扣甚至独吞。张学良的伙食，向来都比宪兵连和特务队的好些，刘乙光便将全家人弄来和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同桌，每次吃饭，大的叫，小的吵，弄得张学良常常难以下咽。有时候，刘乙光的女人泼劲上来，指桑骂槐地责骂小孩，暗地里却句句刺向赵四小姐。有好几次，张学良都想拍案而起，将刘乙光痛骂一顿，但都被赵四小姐劝住了。身陷囹圄，若与刘乙光闹翻，他们的日子只会更加难受，于是便一而再、再而三地忍受下来。

    “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一次，张学良又强忍住了自己。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陈仪来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一见房间被换，便有些窝火，拉住刘乙光便责说一顿，叫他立即把房子腾出来，让给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台湾，陈仪毕竟是最高长官，刘乙光虽心中不满，但又不得不照他说的执行。他的女人则嘟嘟哝哝，指东骂西。井上温泉的空气，一开始便弄得十分窘迫。

    混乱中险遭枪毙

    青山古树，淙淙泉水，终又使张学良的心境渐渐得以平复。

    游过了新竹的青草湖、狮头山，又清闲了几日，张学良让警卫们将离开桐梓时收进箱子的书籍资料又翻找出来，摆上了案头。比起小西湖来，这里的环境似乎还要清幽雅致得多，气候也特别宜人。虽是冬日，每日却都能领略到暖烘烘的阳光。张学良常常端一把椅子来到花园中，一边读着古人的智语箴言，一边欣赏着四周的鸟语花香。由于地处深山，又远离大陆，郑介民把“管束”的“链条”也略放松了些，准允张学良阅读台北的《新生报》和隔日运到的南京《中央日报》、上海《大公报》。同世事隔绝已久的张学良终于能从报上得知些时局的发展。那场他在十年前就痛恨不已的内战，终于还是未能避免，每每从报纸上读到战争的消息和人民为战事而遭受涂炭、流离失所的消息，他便忍不住一声声的长叹，仰靠在椅背上久久不置一声。

    不久，台湾也发生了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二二八起义”。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派遣大员抵台受降，办理接收；紧接着，又有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涌入，设立了军事、行政机构。这些国民党官员以胜利者和有功者的姿态，在台湾趾高气扬，酒肉征逐，狂嫖豪赌，为所欲为；部分人利用接收之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巧取豪夺，使原来对抗战胜利欢欣鼓舞的台湾同胞，对国民党政权产生鄙视和憎恨，不满的情绪日渐高涨，到1946年底已到达顶点，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

    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的查缉人员在查缉私烟时，用枪托打伤了一名卖烟的老妇人，又因枪机走火打死了一名无辜市民。台湾人民的反抗由此一触而发，他们自发而聚，攻打烟酒公卖局，殴打国民党派到台湾的官员，并意欲夺取武器，与国民党军队抗衡。民众的反抗很快扩散开来，全台湾岛的17个县市顿时气氛紧张，台北市及周围地区，更是一片混乱。

    当时驻防台湾的国民党正规部队，仅两个团，且分别负有任务，难以抽调集中。因此，陈仪等人惊恐万状，急电南京求援，并通告各军事、行政单位，加强防守，人员不准外出，以免遭“暴民”的袭击。

    2月28日这天，刘乙光便得到了通报，当即加强了对井上温泉一带的防卫。3月1日，刘乙光又接到台湾警备总部的密报，说是有人想趁乱营救张学良，已有人到井上去看过了地形。

    这一惊，非同小可。当时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和宪兵连加在一起，约200人，另还有十几个当地的警察。接到密报后，刘乙光立即召集各小队负责人，紧急传报“敌情”，布置应急措施。进山的唯一入口桃山隧道被封闭了，电话也切断了，宪兵特务们如临大敌，在招待所四周层层布防，不分白天黑夜地来回巡逻。几个专门负责“照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警卫荷枪实弹，提着枪在屋门口来回走动，脸上露出阴冷恐怖的表情，并不时地擅自闯进屋内，窥探张学良的动静。刘乙光更是一副恶狠狠的嘴脸，连张学良主动同他打招呼也不答理。设在招待所内的电台原先是每周向南京报告一次，自“二二八”起，由毛人凤下令，每天必须报告三次，并且24小时不关机，做到随叫随通。

    由于报纸、广播突然被刘乙光卡断了，张学良并不知外界发生了什么事，但从招待所四周和屋外的情况可以推断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非常事件。他想去问刘乙光，却被赵一荻一把拉住，“看他那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连你打招呼都不理，还能告诉你出了什么事？”

    张学良却又忍不住想探知事情究竟的心情，踱到门口去问守在门口的宪兵。但刚一张口就被一个他不熟识的兵顶了回来，说是按刘队长指示，不能相告，并声言张学良和赵一荻不得离开屋子。

    张学良垂着头回到屋内，望着案头的一大摞线装书呆呆地出神。自1936年被“管束”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受到如此严密的禁闭，连出门的自由也被剥夺了，比之于一般的囚犯还要不如。张学良越想越觉窝火，像困兽一般在屋内来回踱步，最后骤然停在茶几前，将上面的几个茶杯猛地拂落在地。

    夜幕降临，屋外尽是脚步声、枪械碰撞声和紧急集合的呼喝声，窗下不时有人影晃动，并隐隐传来窃窃的谈话声。张学良想要脱衣睡觉，却又被屋外的声响吵得心烦不宁，只好坐在灯下，身上披着毛毯，有心无心地翻动一本史书。

    临近午夜，各种吵闹渐渐平息下来。张学良正准备脱衣上床，外面的门却悄然被推开，一个平日同张学良相处融洽的警卫探进头来，神容紧张地说：“副司令，你恐怕得有点准备。”

    “出了什么事？”张学良连忙问，将几个解开的衣扣重又扣上。

    “这几天台湾人闹事，还有人想趁乱把你从这儿抢出去。刘队长已经作了布置，说要是局面闹得不可收拾，他就对你采取紧急处置。”

    “怎么处置？”赵四小姐惊恐地问。

    “他想……把副司令和四小姐开枪打死。”

    “他敢！”张学良怒不可遏！“打死我看他怎么向南京交代？”

    “他说要真到了这一步，就向上面报告说是台湾乱民劫狱的时候干的。”

    “这个刘乙光！”张学良一巴掌拍在桌上，“嘭”的一声像是半夜里的惊雷。那名警卫慌忙要退出，说他是趁交班之机偷偷进来的，时间长了怕被人发现。

    “你放心，副司令，”警卫临走时小声说，“我们几个弟兄都说了，决不会让他伤着副司令的一根毫毛！”

    “谢谢你，谢谢弟兄们！”张学良把警卫送到门边，待他出去后将门轻轻掩上，回到房中。由于惊讶和愤怒，他满脸通红，额上青筋鼓胀，两手也微微地颤抖。

    “想不到他刘乙光有这份心肠！”他气咻咻地说道，“他大概忘记了我张学良是什么人，什么身份！”

    “他这个人心狠手辣，完全可能做得出来，”赵一荻一边抹泪一边说，“这些年他的坏事干得够多的了。前些年他把你看成他往上爬的台阶，现在又当成了包袱，想一下甩掉了。”

    “没那么容易！”张学良低沉地喝一声，走过去扶住赵四小姐肩头，安慰地拍了拍。“刘乙光对部下那么苛刻，又爱贪占便宜，好多人早就对他不满了。他要下枪毙我的命令，我看是不会有人愿意对我开枪的。”

    “可他还有几个心腹啊，”赵四小姐抬起泪眼，忧虑地说，“还有，他要是亲自开枪怎么办？”

    张学良没有吭声，缓缓在赵一荻身旁的椅上坐下。过了好久，他像是自言自语般说道：“我张学良戎马半生，也不失为中国的一名血性男儿，难道就这么束手无策、引颈就戮？死于一个无耻之徒的枪口之下？”过了一阵，他转脸问赵一荻道：“小妹，你说平日里我对弟兄们怎么样？”

    “还不是像你过去在军队里，爱兵如子，宽厚体恤。你送给他们不少东西，逢年过节还要给赏钱。哪位长官做得到这些？”

    张学良点点头。“我看得出来，刘乙光之所以能横行霸道，耍弄权威，是因为他当着特务队长，是军统局的少将专员，可是大家真正尊重、愿意听从的是我。以前有些人离开特务队，同刘乙光只是握握手，但同我告别却是泪流满面。现在队里的好多人都对我表示过，将来我出去了，他们愿到我手下干，当副官与警卫都行。这几年，我是顾戴笠、顾刘乙光的面子，才没有给他们出难题，让他们难堪。现在他既然要想杀我，那我也就对他不客气了。”

    “你想怎么办？”赵四小姐忧心忡忡地望着他。

    “我还没想好，”张学良凑过身，从烟听里取出一支烟点燃，轻轻吸一口，又放回到烟缸里，站起身来，一字一顿地说：“不过，与其等他杀我，不如我先杀他！”

    “杀他？你怎么杀？”赵四小姐听了这话，吓得站起身来，惊恐地问。

    “我有把握掌握得住特务队和宪兵连的大部分人。他们知道我同委员长和夫人，还有宋部长有特殊关系，关键时刻他们肯定愿意听我的命令。要杀他容易得很，起码可以弄个同归于尽，我也不枉落个军人的死法。只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用这个办法。”

    “汉卿！”赵四小姐走过来紧紧挽住张学良的胳膊。“我听你的。人早晚会有个死，但不能死得憋气、窝囊。我不会给你丢脸的！”赵一荻说着抹去了脸上的泪水。

    张学良凝视着赵一荻，见这位陪伴自己近20年无怨无悔的女人，此时由于激动，脸泛红晕，两眼熠熠生辉，婉丽俊俏之中，又添了几分英气。张学良一把将她搂过来，她的头又一次紧紧地贴于他的胸前……

    远处，已传来第二遍鸡鸣。张学良和赵一荻和衣倚靠在床头，凝注着窗外的沉沉黑夜，期待着黎明的到来……

    由于井上温泉一带防守严密，加之桃山隧道已经封闭，外人不可能在这里出入，刘乙光所预想的民众劫持张学良的局面并没有出现。但是，外界的紧张混乱并没有结束。自3月1日起，台湾各地均成立了“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在各地广播电台播发呼吁，并鼓动青年和学生，参与反抗。数天之内，从大陆到达台湾的人当中，已有一千多人死亡，而国民党驻台的武装部队和后几天从福建、上海紧急调来的一个半师，在全省宣布戒严，搜捕参与起义的首要人物，抓住后就地枪杀，死亡人数高达五万余人。

    新竹距台北市仅几十里路，风波一起，这里自然有所波及。招待所内的粮食吃光了，特务队派人到关西去购米，一上街即被民众痛打一顿，抱头鼠窜而归。到3月4日，整个井上温泉除张学良尚每天有一顿米饭外，其余的人，包括赵四小姐，都只有靠吃番薯度日。每次吃饭时，刘乙光的几个小孩吵吵闹闹，他的老婆骂骂咧咧，而刘乙光则用阴冷的目光扫视着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那模样好像随时都可能掏出枪来，将两人射杀在饭桌边上似的。

    台湾混乱期间，保密局对时局难以确切掌握，曾作出将张学良押解回内地、关到江西兴国县阳明洞的决定。刘乙光依命而行，已开始命人收拾行李，打包装车。但此时正值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之际，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地战火熊熊，各大中城市反内战呼声此起彼伏，国民党政权统治不稳，所以当蒋介石听到郑介民的这一报告后，当即予以否决，并斥责了他几句。于是，保密局一个电报，使这里打上的包又重新解开，郑介民又传达了委员长的“口谕”：要对张学良作长期“管束”于台湾的准备。

    “二二八”事件的风波直到第十天才渐渐平息下来。第九天，约有一个连的士兵开到了关西一带，并同刘乙光取得了联系。桃山隧道被重新打开，紧闭于招待所内的人这才得以迈出山中。

    一场险些给张学良带来杀身之祸的混乱结束了，井上温泉一带恢复了平静。刘乙光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态度又有了改变，主动来到房间内问些起居和读书的闲话。张学良冷冷地注视着他，脑海里又浮现出前些天他提着手枪那副凶狠的模样，说：“刘队长，这一次你本来可以立大功的啊！”

    刘乙光听后先是一愣，很快便悟出了张学良的话中所指，脸上红一阵又白一阵，好半天才讷讷地说：“那几天，真是紧张……有不周到的地方，还请副座和四小姐包涵。”

    “哪里，”赵一荻立即接口道，“刘队长那几天对我们可真是关照到家了。有劳你了。”说完转过身去整理箱中的衣物，不再搭理。

    张学良用鄙视的目光，狠盯了刘乙光一眼，从桌上捧起书侧着身读诵起来。刘乙光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得胡诌了一句告辞的话，尴尬地退出门去。

    身后，传来张学良一声低沉有力的恨骂：“鹰犬！”

    余生唯愿读书

    5月，新竹山中生机勃勃。葱绿的山峦上，古树遮天，知名和不知名的花缀在招待所外绵密的青草地上，芳香扑鼻，彩蝶翩翩起舞。山间林中，流泉淙淙，鸟道曲回，隔断尘世的万千喧嚣。

    张学良已经适应了这里的气候和环境，日日临窗捧读，或到花园中赏花漫步；有时也登到山上，观如海苍山，看林涛舒卷，感受一种人生的超然。但是，当他回到房中，站在那张中国地图前面的时候，眼里又分明流露出怅惘与茫然……

    从报上得知，内战正炽。不知何日能止？他又何时才能再回东北的白山黑水怀抱呢？

    张学良寻不到答案，只望着远山云海出神。

    立夏后一周，一直在为张学良的获释奔走的国民政府参政员莫德惠，由蒋介石特许，来到台湾新竹看望张学良。

    他乡逢遇故知，使得寂寞度日的张学良和赵一荻兴奋异常。张学良拎着鱼竿，到河中钓了几条鱼，又挽起袖子亲自下厨，为这位既是他父亲朋友、也是他自己朋友的东北政坛耆宿烹调清蒸鱼、豆瓣鱼。品尝到这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菜，莫德惠大加赞赏。

    “没想到能够在台湾岛上吃到副司令亲手做的美味佳肴，南京、上海那些大师傅的手艺也不过如此。真是想不到哇！”莫德惠连连感叹。

    “莫老想不到的，可能还多呢，”赵一荻说道，“汉卿这些年不仅学会了烧饭做菜，还学会了植树种花，饲养小鸡儿……”

    “那算什么，”张学良打断赵一荻的话，“人要活下去，办法是很多的。给你军队，你能带好兵；给你田地，你能当好农民；给你书读，你能成一个称职的学者、教授；反正不要辜负了一日三餐的白米饭就行。”

    “好啊，”莫德惠跷起大拇指，“大丈夫能屈能伸，贵可为帝王，贱可做布衣，一生一世都轰轰烈烈。”接着，他又把头偏向张学良，说：“在南京的时候，听人说，老蒋曾经夸你写的读书心得，说汉卿这些年闭门读书，学问大有长进。到这儿来一看果不其然，满屋书香扑鼻啊。”

    “莫老过奖了，”张学良谦逊地一笑，“前些年我在给老蒋的信中说过，我想借着空闲，多读点书，长些见识。这几年读的书，都是历史方面的，主要集中在明史上，以后再到清史，民国史。”

    “好啊，多读史书，得见古人成败盛衰之因，将来治国理政，必定举断清明，韬略过人。历史上好多大人物都是……”

    “莫老，你看菜都快凉了，”赵四小姐笑着打断莫德惠，将一块清蒸鱼夹到他碗里。“先吃完饭，你们再到泉边树下去谈史论经，专心致志，岂不更好？”

    “行，行，听四小姐的，听四小姐的。”莫德惠笑着举起杯来，将酒一饮而尽，又大口大口地吃起来。

    洒满阳光的山道上，张学良和莫德惠各拄着一根手杖，缓步而行。两名警卫远远地跟在身后。

    两人的谈话仍集中在张学良所读的史书和对明代衰亡的见解上。莫德惠感到了张学良确实已把读书研史当做生活的寄托与乐趣，功力也比上次在小西湖相见时大有长进了。

    “你从统领大军的名将转为满腹经纶的儒士，真是难得呀！”莫德惠感叹道。

    “我早就说过，人要活下去，办法是很多的。”张学良说，“只是我自己能力有限，又处在山里，缺少资料书籍，找不到人切磋探讨，进展慢得很。”

    “像你这样揖别浮华喧嚣，自甘寂寞地读书，已经很不容易了。”莫德惠说。

    “不过学了几年，收获还是蛮大的，”张学良拉着莫德惠在树下一块大青石上坐下来，看着旁边的一弯溪水蜿蜒流到山下。“我很想到哪个大学去做名历史教授，比如到台湾大学去教明史，或者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当个研究员。要不然，就学朱熹和王阳明，设斋讲学，培养弟子。”

    “你还真想成个史学大家啊，汉卿。”莫德惠有些吃惊地望着他。

    “真正的大家是翦伯赞、王崇武、容肇祖这些人，他们写的明史的书，让人佩服得很。将来若有机会，真想向他们当面求教。”

    “这倒是不难。”莫德惠说。

    “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唯一可以治人者，唯学术而已矣！”

    莫德惠听了他这几句话，沉默着没有吭声。他发现，张学良几乎已完全变了，与十年前相比已判若两人。

    “前些天我还作了一首五言绝句。诗不好，但却是我的真实心情。”张学良说。

    莫德惠“哦”了一声，转脸看着他，听他抑扬顿挫地念起来：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唯一愿读书。

    莫德惠点点头，口上说“好诗，好诗”，心中却在暗暗想：他变得这样热衷于学术，甚至过分地服膺于学术，难道不会让具有治人权威的蒋介石滋生疑虑吗？一旦蒋介石认为张学良之所以潜心于学术是另有他图，那么，“自由”二字岂不是更为遥远？毕竟他张学良不是学人出身，而是曾经手握重兵，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掀起过大波大澜的将军啊！

    莫德惠心头这么想，但却不好对张学良明白道出。回到招待所，两人又相对而坐，继续谈读书，莫德惠有意无意地表示出对他这么热心于历史研究的担忧，张学良却没有听辨出来，仍然津津乐道，毫无倦意。

    莫德惠在井上温泉逗留了一个星期，每天不是陪着张学良游山、钓鱼，便是同他一起到温泉洗浴，在家中打牌，或到厨房里烹调菜肴。但说得最多、议论时间最长的，仍还是他孜孜不倦攻读的明史。

    “汉卿十载青灯，治史不倦，我实在是高兴。不过，你还是得多多注意身体。我这次来，觉得你的身体比过去要差了。”莫德惠说。

    “总的来说，汉卿身体还不坏，就是眼睛有点花了，可能这几年老是在菜油灯下看书的原因。”赵一荻说。

    “人过四十就会觉得老啊！”张学良感叹道，“不过身体上的事，我是会照应自己的，这个请莫老放心。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那本书里不是说：哪个混蛋才把身体弄垮啊！”张学良说着，发出几声笑来。

    莫德惠却笑不出来。他看看桌上堆放的一摞摞书，又看看张学良已完全秃了的头顶，心中涌起一股酸楚。好半天，他才平定下来，对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说：“明天我就要回南京了，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见面。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请二位多多保重，争取早日取得自由。南京方面还有什么事，请尽管说，我一定想法办到。”

    “事倒是没什么了。看见我的那些老朋友，请你代问好。”张学良说，声音变得有些低沉。

    赵四小姐走进里屋，不一会儿取出一封信来交给莫德惠：“这是汉卿写给他首芳大姐的信，请莫老转交。”

    莫德惠接过信来，见信封上的毛笔字写得洒脱漂亮，不禁有些惊异：“汉卿敢情还在练字吧，怎么写得这么漂亮了？”

    “有时候看书累了，也写上几笔。还差得远呢，莫老又过奖了。”张学良说。

    “汉卿的字确实有些长进，”赵四小姐说，“在贵州桐梓的时候，那个赵县长就说汉卿的字是‘神态似骏马，骨力如老松’。莫老要是看得上，让汉卿也写个条幅作纪念。”

    “正求之不得呢，”莫德惠笑着站起来。“回去挂到墙上，早晚见了它，也就像见了你们俩。”

    “那我就出丑啰，”张学良走到桌前，待赵四小姐将纸墨摆定，他提起笔来，略作沉吟。

    “一时也想不起什么好写，就把那天在山上念的那首五言绝句写下来怎么样？”张学良问莫德惠。

    “再好不过了。”莫德惠高兴地回答，伸手帮忙牵住纸角，任张学良挥笔疾书。

    片刻之后，四句诗写完。莫德惠后退两步，端详着出现在纸上的字，连连点头：“我看那个赵县长没说错，真是‘神态似骏马，骨力如老松’啊！”

    第二天，莫德惠辞别张学良和赵一荻，离开了台湾。

    一个星期后，张学良的大姐张首芳看到了弟弟从遥远的台湾岛上写来的家信。十年没有见面了，被拆散的骨肉之情常常折磨得她夜难成寐。在张学良一家14个姊妹兄弟中，唯首芳、学良、学铭同是赵氏所生。1910年，赵氏逝世，张学良年仅11岁。年长他5岁的大姐抹去眼泪，担起了照料两位弟弟的责任，对张学良的关怀，尤为周到细微，因为他毕竟是张府的长子，是张氏家业的传人啊！可是，十年前的事变，却永久地拆散了他们。从1937年到1946年的十年间，她甚至不知道弟弟被关押在何处。

    现在，见信如见其人，她未及拆开信封，已是百感交并，泪如雨下。

    许是久未通信了，张学良的信很长，对大姐一家的问候关心十分详尽殷切。张首芳边读边抹眼泪，最后只得让一旁的儿子代读了：

    ……

    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是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弟良手奏五月廿日

    四小姐附问候

    念完信，张首芳心中又是一阵哀戚。弟弟还只40多岁呀，怎么就眼花得看书也要看大字本了呢？

    “这个老蒋，心太狠毒了！”张首芳边抹着泪，边大声骂道。

    莫德惠自台湾归来后，提供照片，由攻玉写了一篇《张学良在台湾》的文章，发表于当年6月上海艺文书局发行的《艺文画报》第l卷第12期上。

    这是张学良被囚十年来，第一次有消息和照片传出。

    人们这才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张学良仍然身陷囹圄，且被囚禁在遥远的台湾岛上。

    井上温泉泄恨吐冤

    1947年10月，张严佛结束“军统局结束办事处”主任的工作，到南京任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这实际上是个既无权、又无事的空头主任。毛人凤把他看成是戴笠的人，处处进行排挤，弄得张严佛牢骚满腹，只好关在屋子里独生闷气。

    10月中旬，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和副局长毛人凤找到张严佛，说准备让他到台湾去考察个人。

    “是谁？”张严佛问。

    “张学良，”郑介民回答，“他现在住在新竹县的井上温泉，同刘乙光搞不好，对立情绪很大。刘乙光的老婆又得了神经病，同赵四小姐处得不好，夫妻间又经常吵闹，刘乙光已经把她送去台北住医院了。前几天他来报告说，想请一个月假，到医院照顾老婆，也想借此机会，缓和一下他同张学良之间的关系。”

    “哦，是这样啊，”张严佛说道，扬着头问一句，“怎么让我去？”

    郑介民看看毛人凤，又转回过头来。“局里的人我们都考虑过，还只有你和王新衡过去同张学良熟。但是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抽不开身，所以只好派你去考察一段时间。”

    张严佛眼盯着别处，心想所谓“考察”，不过是去顶替刘乙光，当看守，只是用“考察”二字好听一些而已。他瞅瞅毛人凤，见其眉头紧皱，使那张本就长得凶狠的脸显得更加可怖。张严佛心中不由掠过一丝厌恶。

    “去多长时间？”他问。

    “一个月，”毛人凤回答，“时间不长，等刘乙光回去，你就可以回南京来。”

    张严佛脑子飞快转动，想到在南京无所事事，心闷气烦，还常常要看毛人凤那张讨厌的脸，有机会到台湾去一趟，换换空气，未尝不是件好事。于是，便点头应道：“我服从命令。什么时候动身？”

    “明后天就走，”郑介民回答，“我已经叫总务处长成希超准备些美国的‘加利克’香烟，弄些白兰地酒，还有罐头什么的食物，作为我和你的礼物送给张学良。自他到台湾以后，除了莫德惠以外，还没什么人去看过他，带去这些东西他肯定高兴。”

    张严佛乘坐的飞机从上海起飞，当天就到了台北，见到了刘乙光。第二天，两人一道坐火车到新竹，又转小火车到了井上温泉。站在面对高山、下横流水的铁索桥上，望望足下有四五十丈深的沟涧和掩映在绿树花丛中的张学良的居处，张严佛不由得感叹这个囚禁地选得高明。只要将桃山隧道的入口和铁索桥一封，纵有一个营、一个团的兵力也休想攻入。反过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也休想从这里轻易地出逃。

    张严佛一到，刘乙光便交接了工作，返回台北照料老婆去了。张严佛将四周的环境巡看一番，将看守警卫的日常工作交给刘乙光的队副。“我是奉命来考察的，日常的事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我在这儿期间，张先生的活动由我陪同。”张严佛在特务队的会议上宣布完这个规定，又见过了宪兵连的连长，然后便去了张学良的房中。

    从1946年10月在重庆送别张学良到现在，不过才一年时间。在走向张学良房间的路上，张严佛脑海中浮现出了去年10月的情景。那一天，他和爱人李兴黄早早就赶到白市驿机场，称说是来照料送行，实际上是因张学良受到欺骗后，情绪激动，保密局怕出意外，或到了机场张学良和赵一荻拒登去台湾的飞机，郑介民和毛人凤特命张严佛夫妇赶去机场，在万不得已时，将张学良和赵一荻强行押上飞机。但等张学良和赵一荻出现在机场候机大厅时，人们却看到他二人神态镇定自若，张学良甚至还强装出笑脸，同送行的人一一握别。只是在同张严佛握手时，他明显地感到，张学良的手在不住地颤抖，充注着血丝的眼中流露出凄楚与愤怒。

    大概是已经知道张严佛来接替刘乙光的工作，所以张严佛走进时，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并不感到意外。寒暄一阵，赵四小姐又捧来一杯热茶，三个人便坐下攀谈起来。

    在张严佛眼中，张学良比去年在重庆分别时又老出了一头，头顶已经全秃，牙齿残缺不全，双眼也显得小了许多，赵四小姐刚刚35岁，衣着可体，风韵犹存，但却比在大陆时又瘦了许多，精神抑郁不振。“牢狱折煞人哪！”张严佛心中不由得感叹。

    由于刘乙光去了台北，十年来张学良的身边第一次没有了这个特务队长的身影，他的精神压力顿时减轻，加之张严佛算得是他的老部下，老熟人，张学良的情绪显得十分轻松，言语中也无什么顾忌。当晚，他便同张严佛对坐长谈了四五个钟头，叙说他颠沛流离长达十年的囚禁生活，倾吐满腹的幽怨和委屈，说到伤心处，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坐在一旁，用手绢不停地揩拭眼泪。张严佛初来便听到张学良这么多冤屈，十分震惊，一边好言相慰，一边也暗暗为张学良感到不平。但他毕竟是保密局派去“考察”张学良的人，是接替刘乙光特务队长身份的“大看守”，自然也不会说出指责蒋介石或者当局的话来。直到深夜，赵四小姐才止住泪，上前打断张学良的话，说张主任这次来，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走的，有些话以后还可以慢慢谈。张学良这才止住话头，同张严佛道别。

    从第二天起，张严佛几乎时时同张学良待在一起，转山、游泉、打球、论史，倾听着他对长期关押的不满和对刘乙光夫妇百般凌辱的控诉。

    “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但是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张学良声音有些低沉，但旋即又提高了嗓门：“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

    张严佛只“嗯”了一声，没有接话，也无法接话。过去他常听人们说，张学良同外面的人见面时，几乎从不谈政治，也不谈“管束”他的事。但现在，他的每一句话，都是这些内容。

    “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是我要求你转达的。”

    “好的，我一定转达。”张严佛点点头。

    “当初老戴、老宋（指戴笠、宋子文）都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休养，研究学问，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刘乙光不得限制你。我相信老戴他们的话，不应该是骗我的吧？”

    “他们怎么会骗您呢。”张严佛说。

    “可是十多年来，刘乙光就把我看做是江洋大盗！”张学良气得将桌子拍得嘭嘭响。“他唯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实在是做得太过分了！”张学良气呼呼地站起来，讲述了刚到井上温泉时，刘乙光一家强占陈仪为他选的房间的事。“幸好陈仪又来看我，看刘乙光做得太过分了，硬叫他把房子腾还给了我们。还有，刚到这儿的时候，陈仪雇了两名下女来照料我和四小姐，没几天，刘乙光招呼也不打，就给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指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

    “这……是有些太过分了，”张严佛也忍不住说，“您没有向他指出过这些吗？……”

    “我是怕为这些事同他们夫妻闹翻了，更受罪，只好不做声。”张学良强忍住眼里的泪水，停了好一阵，而一旁的赵四小姐却背侧着身子，抽泣不止。

    “过分的事情还多得很呢，”张学良有诉不尽的冤屈，又开口道，“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孩子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每顿都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种事本不值得一提，可是他们把饭桌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却是骂四小姐。”说到这里，赵四小姐已经哭出声来，泣不成声地说：“汉卿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罪，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人的欺负……”

    屋子里的气氛格外沉重，张严佛慰劝一阵，便不知再说什么才好，只定定地望着地下。张学良起身向赵四小姐递过一条毛巾，又轻拍她的肩头，让她止住哭泣。

    “现在好了，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他自我宽解地说，接着又拍拍桌子：“你来这儿都看到了，每顿那么好的菜饭，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准备的吗？这些，都十几年了，我能向谁说去？！”

    积压了十几年的愤怨、屈辱，都在这一刻猛然爆发出来，弄得张严佛一时不知所措。到台湾来之前，张严佛绝没有料到，他这位昔日的上司，当年威震云天的少帅，竟会活得这么艰难，困顿，忍辱吞声，想他满头的青丝，也定是在无尽的凄楚中，纷纷谢落。想到此，张严佛心中不禁又是一阵感叹。他本想说一句：“虎落平阳被犬欺”，话到口边，又咽回去了。他毕竟是来“考察”张学良、顶着刘乙光当特务队长的人啊。

    短暂的沉默之后，张学良言犹未尽，又愤愤地叙说起来：“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成天恶狠狠地盯住我，好像要把我吃下去，连话都不和我说了。”他讲述了“二二八事件”那十天里，他们被囚禁在屋子里，随时都可能被刘乙光开枪打死的情形。“就这么把我和四小姐打死，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中有大部分人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

    张严佛一愣，“哦”了一声。

    “那几天我老盘算，”张学良咬牙说，“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我也同归于尽。我不相信我张学良就落得个束手待毙的下场！幸好那事件没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

    “可是，你凭什么能掌握住刘乙光的部下呢？难道他们同你通气，刘乙光能蒙在鼓里？”张严佛专注地望着张学良。

    张学良微微一怔，猛然意识到刚才说话走了口，脸上掠过一丝后悔的神色。张严佛虽然曾做过他的部下，但他现在是保密局的人，来井上温泉也绝不仅仅是听他张学良控诉刘乙光的呀！他略略沉吟，换上一种鄙薄的口气说：“像刘乙光这个蠢材，他平日对待部下那样刻薄，一味死扣，加上他那个又蠢又恶的老婆，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两个人都那么狠，还能够得到部下心服吗？”

    “特务队的一些人对刘乙光两口子心里恨得很，有好些话都宁肯对我们说。‘二二八’的时候，刘乙光一起杀心，他们马上就告诉我们了。”赵四小姐说道。

    “我张学良真要同刘乙光拼，我还拼不过他？”张学良气咻咻地说，接着又摆了摆手：“算了，这里面的情形，我不应再向你说下去了。我想你会相信我的。我张学良绝不是因为有了刘乙光看管我，才不敢越狱逃跑，才不寻什么短见！碰上了刘乙光不过多受些闲气，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

    张严佛长长地“唉”了一声，说：“汉卿，你别跟刘乙光一般见识。你是什么人，全中国谁人不知，他刘乙光算得了什么？千万别因为他伤了你的身子。”

    “是啊，”赵四小姐抹去泪，起身为二位的茶杯里添了些水。“汉卿和我常常私下里说，他刘乙光是狗眼看人低，我们不值得同这种人斗气。”

    “这就对了，”张严佛捧起茶杯喝了一口，说，“像他这样的人到处都有，狡诈、势利，乘人之危，南京那儿有些人比刘乙光大有过之，”接着张严佛便说起了自戴笠死后他遭受毛人凤排挤，郁郁而不得志的情形。最后，他又一声长叹：“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哪！”

    张学良点着头，说：“是啊，我这些年虽然居于深山，未敢越雷池一步，但是通过报纸和亲友们的信，对外面的情况大致还是有个了解。我看现在就是明朝末年的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将领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这局势是无可挽回的了。”停了停，他又补了一句：“苦只苦了人民，老百姓实在是太苦了。”

    张严佛没想到久陷囹圄的张学良能对时局看得这么透，几句话就点出了国民党的败势。于是，他便又同张学良聊起了当前的时局，谈到国内政治、经济危机四伏，军事上节节败退。在谈到东北时，张严佛说：“东北这块宝地，日本人投降后，本来是人人想中央，盼中央，可是杜聿明、熊式辉那班人实在是不像话，架不住人家共产党来个土改，哗地人心全过去了。委员长把人换来换去，最近又把参谋总长陈诚调到东北当了行辕主任。他一去就说，六个月恢复东北局势。都两个多月了，东北的局势不仅没恢复，反而越来越糟。”

    “陈诚这个人打仗不行，吹牛倒是满能的，”一提陈诚，张学良便显得十分厌恶。“陈诚到东北去，等于火上加油，更糟。东北的颓势，绝不是陈诚可以挽回得了的。”说完，张学良站到墙上的地图跟前，望着东北那一大片地方幽幽地出神。张严佛发现，张学良的眼中，有一种漂泊游子对远方故土的深深眷恋。他禁不住想，十多年来，张学良不知有多少回站在这张地图跟前，面对当年他叱咤风云的黑土地，胸腾波澜，心驰思念……

    张严佛同张学良的谈话，常常是海阔天空，信马由缰。他越来越感到吃惊的是，无论对什么话题，张学良都能侃侃而谈，而且常常是智语迭出，尤其是对政治上的问题，他原来以为张学良不会轻易谈，要谈也只会是轻描淡写。没料想张学良谈兴最浓的就是政治，分析评点起来头头是道，入木三分。张严佛不由得想起在南京时所听到的传闻：蒋介石在听人汇报完各界人士要求还张学良自由的请求后，阴沉着脸未置一声，良久，才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虎放出来是要伤人的。看来，老头子真的没有说错，张学良的确是只虎，虽然被囚笼中，然而虎威未灭，要是重还他几十万大军，他一定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再上演出一幕轰轰烈烈的大剧来。

    对张学良而言，张严佛来换走刘乙光，使得他多少松了口气。但由于这股气被压抑得太久，即使是略作释放，也会是那么冲动，那么激烈。多少年来，他从没有像现在这么强烈地宣泄过愤怒，表达过抗争，一时间，他竟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而与此同时，他又深深地意识到，他所再三指控的刘乙光，不过是忠实执行命令的鹰犬而已，真正掌握他命运，带来所有屈辱磨难的，是他劫持过的那位“统帅”蒋介石。在“好好读书”的“管束”之中，他已度过了长达11年的艰难岁月；而看不见的未来，谁知道蒋委员长还会赐给他多少个漫漫长夜？

    夜色茫茫，细雨霏霏。高墙深院中，又到来了死一般的寂寥。张学良在萧瑟冰冷的囚屋西窗之下，吟就了一首小诗：

    山居幽处静，旧雨引心寒；/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他将诗认认真真地抄录在一张信纸上，打算第二天送给张严佛。他相信，无论是张严佛或是别的什么人，读到这几句他蘸着泪水写就的诗，都能真切地感触到他张学良漫长幽禁生涯中的真实心境。

    再见张治中

    就在张严佛顶替刘乙光，“考察”张学良的1947年10月间，时任国民党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带领全家老小来到台湾，作休假旅行。

    短短十天时间里，张治中领着全家看过了山，游过了水，观赏了民族舞蹈，也阅过兵。眼看假期将尽，张治中找到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提出了他久存的愿望：会见张学良。

    彭孟缉原是高雄要塞司令，因“二二八事件”镇压有功，新近被提升为警备司令。30年代，张治中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时，彭孟缉正好在校，因此，彭孟缉算得是他的学生。但即便如此，彭孟缉对张治中的要求仍面呈难色，说张学良的看管直接归保密局负责，没有特别的许可很难见到。

    “彭司令，这你放心，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张治中话中带刺。

    毕竟是师生关系，又见张治中将话说到了这个份上，对他的称呼也附上了官衔，再不答应恐怕就会弄僵了，彭孟缉这才勉强地点头，说他先安排安排，待联系妥当后再通知师长前往。

    1947年10月30日一早，张治中一行从台北乘火车到达新竹，在县府吃过早饭，即登车上山。

    从新竹县城到井上，有三个小时的汽车路程，沿途山路蜿蜒，风景别具一格。刚行走了约半个小时，便遇上了设在山边的宪兵检查站，对几辆车一一盘查询问。虽然他们早已接到通知，说是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一家将通过此地，但盘查仍十分认真。张治中对这么严密的防范有些吃惊，但作为长官，仍不免对宪兵们尽忠职守的行为嘉勉了一番。放行之后，张治中仍回转过头，从车窗望着那些荷枪实弹的宪兵，忍不住想：张学良被监禁11年，早已不染尘世，蒋介石对他仍如此防范，可见西安事变给老头子心中留下的阴影是何等之深！据此可以看出，要让蒋介石开口还张学良自由，几乎已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汽车又开了两个多小时，前面已经无公路可走。问问司机，才知已经到了井上温泉。一行人下了车，走过一道大木桥，便见到了立在坡上的“井上温泉”的大木牌。张治中抬首四望，见这里美丽幽静，有山林之胜，又有清泉之雅，是个修身养性的绝妙去处，同时，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十分便于据兵防守。显然，保密局为张学良的“管束”，也花费了不少心思。

    张学良已预先知道老朋友要来看望，早早就同赵四小姐站在门口等候。自沅陵凤凰山一别，已是八年过去，现在能在台湾的深山中重逢，彼此都十分激动。张学良紧紧搂住张治中，待松开来时，两人的眼睛都已变得潮湿。

    见过张学良，张治中一家人又同一旁的赵四小姐紧紧握手。由于知道贵宾来访，赵四小姐特意换了衣服，身上是一件藏青呢的旗袍，脚上是一双自做的藏青呢的布鞋，素净清爽，质朴大方。张夫人早就听闻赵四小姐的温婉贤淑，今日相见，没想到这位名门闺秀竟是这么清寂俭洁，心中连连感叹难得。张学良见张夫人和两位女儿直盯着赵四小姐的衣服和布鞋，脸上满是疑惑和不解，插口道：“小妹你看，在她们面前，你都像是乡巴佬了，”接着他又转向张夫人说：“因为你们要来，她今天才专门穿了这身讲究的衣服，平时呀，还要比这简单多啦！”

    一下子来这么多客人，寂寞的“招待所”内顿时变得热闹起来。赵四小姐好多年没同外界的女人们接触了，一见面便同张夫人聊起了自己在美国的儿子，拿着他从美国寄来的照片，说他现在已经上了大学，生活学习都让人十分放心。接着她又同两位小姐聊起家常，说她十几岁的时候，因为爱漂亮而拔去了几个牙齿，结果弄得口腔发炎，最后没有办法，只得将牙齿完全拔掉，镶了义齿。

    几位女眷在“招待所”里聊一阵，笑一阵，便由特务队的队副领着到了屋外，爬山、洗温泉，接着又一道去走足有150多米长的空中索桥。井上温泉的山峦中，第一次回响起女人们活泼、轻快的笑闹声。

    趁着女眷们外出游览，特务队副队长和张严佛都不在的机会，张治中和张学良关在书房里，开始了畅谈。

    八年未见，世上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张学良也已届46岁，长期的监禁使他面容苍老，身体消瘦。张治中望着他两鬓的白发和头上的秃顶，伤感地说：“汉卿，你显老了。”

    张学良长叹一声，说：“是啊，我是‘乡音未改鬓毛衰’哪，连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不仅我不敢，连四小姐也不愿往镜子面前站。一看见自己现在的模样，心里就止不住发酸。”

    “你还是要看开一些，”张治中安慰道，“现在形势变化很大，政府内外都有很多人在为你的自由奔走呼吁，蒋先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接着，张治中向张学良介绍了国内各方面的动态，讲述了国共两党从谈判桌到战场上的较量。

    “文白兄对时局发展怎么看？”张学良问。

    张治中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常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看是大厦将倾了啊。”

    “真有这么严重？”

    “事实上比我刚才说的还要严重，”张治中接着说，“政府中钩心斗角、尔虞我诈与日俱盛，发财的发财，刮地皮的刮地皮，将领们贪功讳过，喝兵血有如狼蝎。这些人怎么治得了国，打得了仗！”

    “那我的自由更是遥遥无期了。”张学良脸上露出深深的哀戚。

    “我倒不这么看，”张治中说，“战火终有平息之日，国内总有一天要实现和平。”

    “是啊，”张学良点着头，“历代战乱终究都会有个停止的时候。我最不希望的，就是同胞自残，弄得民不聊生，国破人亡，让外寇得隙而入。”

    “国内外的有志之士莫不希望战火早日停息。共产党那边也早有这个意向，可是我们却置之不理，非要拼个你死我活，结果弄成了这副局面。”

    “不知这仗还要打多久啊，”张学良侧脸看着墙上的地图，“国家实在是经受不起了啊。”

    “汉卿说得在理，”张治中连连点头。“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国共终究是要恢复和谈的。依我之见，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你恢复自由之时。”

    “若文白兄这番话能实现，则学良之大幸矣！”张学良脸漾笑容，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来，同张治中紧紧一握。旋即，他又静下来，问：“你觉得这可能吗？”

    “当然可能，”张治中很认真地回答，“仗打不下去，蒋先生不能不另谋途径，和谈的话题，政府内早有议论，早晚会成为现实。而汉卿你西安兵谏，不就是要联共抗日吗？如果国共和解，你理所当然地会得到自由。”

    “文白兄分析得在理，”笑意重又回到张学良脸上。他从张治中的话中，看到了获得自由的另一条途径，这是他以前所没有想到过的。激动使得他不由自主地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眼里闪动着兴奋的光亮。

    吃午饭时，张学良显得兴致勃勃，不停地同人们说笑，介绍当地的风情和高山族的生活习惯，并指着一碗红彤彤的红烧肉说，这是他的做法，教会给厨师的，要大家都尝尝。客人们盛情难却，都尝了尝，果然味道不错。众口称赞之下，张学良颇为得意，说凭他现在的手艺，完全可以在大饭店里当个首席厨师。

    “若是少帅烧菜，那中国可没人出得起这顿饭钱啊。”张夫人开玩笑说。

    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午饭之后，队副又领着女眷们到外面打网球和乒乓球去了，张学良和张治中继续留在书房里晤谈。

    “文白兄，我有两件事，也算两点要求吧，想了好久，想托你向委员长和夫人转达。”一坐下来，张学良便说。

    “既然是汉卿托付的，我一定照办。”

    “第一点，我希望能够恢复自由。这个问题，我已经梦想了11年。为了让人放心，我想好了，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先生住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请求，也不一定做事情，蒋先生可以先考察我一个时期后再说。”

    “那么第二点呢？”张治中问。

    “第二点嘛，”张学良说着看看窗外，接着便降低声音，说：

    “那个刘乙光刘秘书，名为照料我的生活，实则一家人大大小小同我们挤在一幢房子里，成天又吵又闹，对我干扰大得很，没个安静日子。我希望刘乙光一家从这儿搬出去。我的生活我自己可以管理，起码可以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这两点，请文白兄一定转达到。”

    “汉卿放心，我一回南京，就去见蒋先生和夫人，转达你的要求。”

    接下来，两人开始闲聊，话题又转到了东北的战事上。张治中看着张学良，做出满认真的神情说：“如果这次国军在东北战败，你张学良是有责任的哦。”

    张学良一愣，不解地问：“仗是陈诚、杜聿明、范汉杰那帮人打的，意图是他老蒋的，战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

    张治中神秘地一笑：“当然有关系。因为共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麾下，有位纵队司令叫张学思。”

    张学良微微一怔，但马上便哈哈大笑：“原来如此！我还不知道我的四弟已经当了共产党的将军了！”

    “张学思是你的兄弟，他逃跑了，你也是有责任的。”

    “要谈责任嘛……”张学良故意拉长了语调说，“你的责任比我大得多。老四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十期生，而你当时是军校的教育长。他是你的学生，你教出来的，他逃跑了，与我有什么相干！”

    “这个……”张治中笑起来，“我们各负一半责任吧。”

    张学良跟着笑一阵，又十分感慨地忆起了少年时的一些往事。“我七个弟弟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四弟。我相信老四，他是有前途的。”

    深秋的太阳渐渐西斜，凉风掠过，院中的树叶飒飒作响。张治中站到窗前，见远处天清地宁，山色空濛，有一种脱别尘世的气息扑面而来。他转身道：“汉卿，你这里是修身养性，做学问的好地方啊。”

    “地方倒是好地方，可是不属于我张学良。平时我也难得出门，大部分时间都是同四小姐在这屋子里看书。”张学良指指四周，屋里的书架、书柜和桌上，都摆满了书籍。

    张治中饶有兴趣地踱到书柜前，翻看着纸页已经发黄的线装书。在翻到一套还散发着墨香的《鲁迅全集》时，他停下了，问张学良：“怎么，爱读这个？”

    “都看过了。鲁迅这个人笔锋锐利，骂人入木三分，”张学良回答，“不过，平日我最爱看的还是史书，尤其是明史，有时候也做点旧体诗，新诗也写过。”

    “想不到汉卿现在有如此的雅兴和才华，”张治中赞叹道，“我到南京的时候，有人给我看过你5月间写给莫德惠的诗，还有你的照片，都上了报。今天不知我有无此荣幸，也得到一首你的诗。”

    “只要文白兄看得起，学良敢不从命。”说罢便在案前坐下来，整理笔砚，又沉思一阵，写下了四行诗句：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张治中站在张学良身后，看着他飘逸的字体和富于感情的诗句，连连称赞。待接过诗稿，又问：“你不反对我把这个拿到报上发表吧？”

    “若你这位行辕主任不避讳，我这个囚徒又有什么可避讳的呢？”说罢哈哈大笑。

    此时，由远而近，传来了几位女眷的说笑声。张治中抬腕看表，见已是下午四点。

    “汉卿，我得走了，新竹县长约好到新竹吃晚饭。”张治中有些抱歉地说。

    张学良默然点头，陪着张治中来到屋外，由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操着相机，为两位老朋友留了影，然后，一同走过木桥，来到汽车旁。

    “汉卿，四小姐，你们回去吧，咱们后会有期。”张治中说，声音不禁有些哽咽。

    张学良紧紧握住张治中的手，久久不放，沉痛地说：“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实在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月能再见面！”说到这里，两人相对黯然，几乎泪下，张夫人和赵四小姐则早已用手捂住了眼睛。

    汽车缓缓远去。张治中转首回望，见张学良笔直地立在路旁，一只手臂仍然高扬着。

    张治中回到南京，即到黄埔路总统官邸向蒋介石报告他在台湾看望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的两点请求。蒋介石还没听完，脸色便阴冷下来，只“啊、啊”地哼了几声，不作任何明确答复。张治中想起张学良临行前的殷殷托付和他清苦寂寥的生活，心中有些着急，又说：“张汉卿心里现在很苦，生活也不顺心，希望总统能予体恤。”

    蒋介石乜视张治中一眼，转向别处不再吭声。过了好久，又说起了别的话题，张学良的两点请求被完全搁置到了一边。

    从蒋介石房中退出，张治中因未得到答复，心中颇为不快，于是便找到宋美龄，将张学良的请求又恳切地讲述了一遍。“夫人，汉卿他现在很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

    宋美龄听完，长叹了口气，说：“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哪！”

    张治中没料到宋美龄一开口便说出这种有悔意的话，颇觉吃惊，刚想发问，宋美龄却又接着说：“张汉卿的两点要求中，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嘛，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谢谢夫人，”张治中十分感激地站起身来，向宋美龄鞠了一躬，虽然只有一条要求可能得到满足，但仅此也可以大大改善张学良的生活处境，让他得到久已盼望的安宁、清静了。

    回到下榻的寓所，见上海《大公报》的一位来人已等候一阵了。他们得知张治中刚从台湾见过张学良归来，并有意将张学良的诗稿和与张治中的合影公开发表后，十分兴奋，立即派人前来索稿。对一家报纸来说，发表一位已销声匿迹十多年的著名将领的诗作，并刊登他的照片，无疑会大大提高在读者中的声望。

    张治中拉开抽屉，取出张学良的诗稿和已经冲洗出来的照片，放在面前仔细端详，耳边又响起宋美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这句话来。先前宋美龄说这话时，几乎是脱口而出，可见在张学良的问题上，宋美龄颇觉不妥，深怀歉疚。张治中不止一次地听人讲起过，兵谏后宋美龄飞赴西安，张学良在机场迎候时，两人用英语互致问候，让人觉得他们间的关系有如兄妹。当张学良做出放蒋的决定，并执意亲送蒋介石回南京时，宋美龄激动得热泪涟涟，并当着蒋介石的面一再向张学良保证会负责他的安全。到了机场，宋美龄仍还在向张学良说着感谢的话。可是一上飞机，形势便整个儿地翻转了过来，张学良的安全不仅没有保障，反而遭受了军法审判，被判刑十年，后又受到严厉“管束”，在深山僻地苦苦挨过了11个年头。在西安说过的话，所做过的所有保证，都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唯有张学良最知这些诺言的背后包藏着什么。作为当初的保证人，宋美龄难道能说是心襟坦荡、心安理得的么？

    张治中将诗稿和照片交给了《大公报》的来人。听着他渐渐远去的脚步声，张治中仍在想：如果宋美龄读到张学良的诗，看到张少帅今日的模样，她不知会作何感想？

    可是，即使贵为第一夫人，她能够扭转张学良的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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