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幽禁秘史-大陆的最后迁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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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8 章 大陆的最后迁徙

    戒备森严的小西湖

    寂寥孤独的日子如潺湲流水,现在已是1944年的冬日。

    对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都是一个阴霾密布的冬日。从1944年4月至12月,短短的8个月间,日军集中了几十万兵力,攻占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损兵折将五六十万,余下的几十万溃兵向西南撤退,有如惊弓之鸟。

    日军一直追到贵州独山,距贵阳仅120公里。

    重庆为之震动。国民党政府内已有传闻,准备“迁都”至西康。

    兵临城下,贵阳城内人心惶惶,市民们扶老携幼,四散奔逃。

    1944年12月7日,刘乙光接到军统局指令:速将张学良秘密迁往开阳以北二百余里的桐梓县。

    冰凉的寒夜,沉重地垂落在大地。天上无光,地上亦无光。愁惨的冬夜里,座座山崖恐怖地蹲伏在路的两旁,宛若一具具随时都可能张开大口的巨兽。

    沿着曲折的盘山公路,一队汽车甲虫般地缓缓爬行。借着车灯,看得见陡峭的山崖,光秃秃的树,和时不时掠过的破败的草屋。北风从车顶吹过,发出尖厉的呼啸声。

    车内,张学良和赵一荻身裹大衣,倚靠在后椅背上。一路上,两人都默默无语,似睡非睡。路无尽,黑暗亦无尽,前头无一线光明。

    车队中速行进,过田溪、遵义、泗渡,接着又上了娄山关的险道。

    听司机说这里是娄山关了,张学良心里微微一震。他是参加过“围剿”红军的人,早就知道当年红军在这一带神出鬼没,以四渡赤水之奇战,弄得贵州军阀王家烈头晕脑涨,也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这里,难道就是当年毛泽东、周恩来被围追堵截之地?就是他们的马蹄和草鞋踏越过的山关?

    他摇下车窗,想看看娄山关的雄峻。可是窗外漆黑一片,唯有寒风吹着他的面颊,也吹乱了他的头发。

    他摇上车窗,重又倚靠在车椅上。红军,红军现在已今非昔比了。从这几年的报纸上,他零零星星地读到了一些红军的消息。得知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已走向实质性的合作,共产党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八路军、新四军,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军饷和武器。抗战期间,红军屡有战绩,曾有过平型关之捷和百团大战之威,使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企图一直未能得逞。

    他们还记得我张学良么?他脑海里不知怎么陡然跑出这个念头。当年为了结成“三位一体”一致抗日,他张学良也算是为红军的生存大声疾呼,冒了死罪。周恩来、潘汉年、杜重远、李克农、刘鼎这些他当年结识的共产党人,现在不知怎么样了,想来个个都已身担大任了吧?

    汽车正在爬山,轰哧轰哧地十分吃力,两道车灯光柱游移不定地照在山崖上,或射进空空洞洞的夜幕。张学良半眯着眼循着车灯前望,迷迷蒙蒙地竟依稀出现了周恩来的身影。这个身材匀称、一脸络腮胡的共产党人,是他所结识的最为精明、最有才华的政治活动家。当初要不是他给杨虎城做通工作,蒋介石哪里会出得了西安?要是我张学良当初听从了这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劝告,不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如今又何至于……

    张学良长长嘘叹一声。身边的赵四小姐忙直起身,关切地问:“你怎么了,汉卿?”

    张学良摆摆手,没有言语。赵四小姐即使再聪慧,再敏感,又何能窥透他此时的心思?

    天已近蒙蒙亮,车队开过了尚未醒来的桐梓县城。

    县城边早有人等候,引着车队继续前行,穿过一条长长的山洞,又在山道上爬行一阵,这才在一片山洼里停了下来。

    有人说了声:“到了。”汽车熄火,车灯俱灭,山洼里一片寂静。

    张学良走下车来,环顾四周。但见四面山影幢幢,面前却一片开阔,借着天亮前的微光,还能感觉到升腾的水汽。

    “就是这里么?”他问一句。刘乙光走上前来,说:“就这里了。请副座先进屋休息。”说着,引着张学良和赵一荻走向了一排平房。

    第二天醒来,已是太阳当空。张学良穿戴妥帖,走出门来,不觉为外面的景致吃了一惊。

    好一派秀美的风光!

    群山环抱之中,有几十亩大的一围碧湖,清湛明澈,阳光铺洒,天光倒映。湖堤上,是一溜碗口粗的杨柳,虽在冬日落尽了树叶,但显得发白的树干笔直得更加惹眼,如护湖的整齐卫兵。湖面上水汽氤氲,包围着三座亭阁,波光折射,宛若虚幻的仙境。

    “这简直就是杭州的西湖嘛。”赵四小姐惊呼。

    “四小姐说得对,这湖的名称就叫小西湖。你们看—”刘乙光手指向湖心:“那儿是映月三潭,那儿是湖心亭、放鹤亭、望湖亭,完全是照杭州西湖的样式仿修的。”

    “怎么会在这儿建个小西湖呢?”张学良有些不解。

    “过去可没有,是前两年才搞的。”刘乙光介绍说。抗战开始后,为保证兵器供应,防止敌机轰炸,兵工署第四十一兵工厂从广西迁到了桐梓。为保证兵工厂和同时迁来的海军学校的用电,便在离此不远的金家岩下筑了一道水坝,故形成了这座湖泊。

    “那水是从何而来的呢?”张学良问。

    “天门河,”刘乙光答道,用手指着西面一座龙头般的石垴。“那儿就是金家岩,后面有两眼70多米深的大溶洞。这个洞两头见天,前面的叫上天门洞,后面的叫下天门洞,河水自洞中穿越而过。所以这河也就叫天门河。”

    “这倒是块风水宝地哟。”张学良赞叹道。

    “这河还有奇事呢,”刘乙光笑着说,“天下人只见过水往东流,没见过水朝西去,可是您看这天门河,河水自西而来,到这湖里打个转儿,便又向西流走了。你说奇不奇!”

    “这倒还没见过,”张学良说着走下门口的石阶,目光从湖上收回来,打量着所住的这排房屋。

    “这房子修了多久了?”他问。

    “也就两三年,”刘乙光回答,“原来是兵工厂水电处陈祖东处长住的,前几天他搬走了。”

    张学良“唔”了一声,仔细打量起来。这排房屋的样式很普通。头里是三间草房,宪兵队的部分人已经搬进。稍后便是他所住的中间一排呈“凵”形的七间房,左边三间住着刘乙光一家,并设有一个值班室;正中是饭厅,右边三间住着他和赵四小姐,里面已分别布置成了一间书房,一间会客室,一间卧室。右边尚有一排房,约七八间,住着应副官和特务队。

    “这些房子格局很讲究啊,”张学良说,“只差一横就成个‘品’字了。”

    “马上就要变成品字了,”刘乙光说,“现在厨房、洗澡间和厕所还没安排妥。许队副张罗去了,要修就修在我们住的后面,三组房子正好成个‘品’字。”

    张学良没吭气,继续沿房屋四周巡看。刚拐过草房,他的脸便阴下来了。

    三组房屋的外围已用木板钉成了一道警戒圈,木板外面附着铁丝网,不远的山脊上挖了战壕,设了机枪的回槽射孔,直对着对面的山头。

    刘乙光见张学良沉着脸,便没再吭声。这一带的警戒,是他早些时候亲自来布置的。沿山一带的垭口、树丛中,修建了12座碉堡、暗堡,警卫被分作三层:外围是特派来此地的特务二团,第二层是宪兵连,第三层便是刘乙光自己的特务队。没有特别许可,任何人都不可能靠近这座湖边要塞。

    刘乙光抬起头来看张学良,见他好像已消失了片刻的不快,正在对赵四小姐说:“我很喜欢这儿。‘四面环山山映湖,一泓清水水吞天’,真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

    “这么大个湖,你那些鱼竿可派上用场了。”赵四小姐说。

    “是啊,自离开沅陵,我再没钓过鱼。到了这儿,你可以天天吃我钓的鱼了。”

    两人挽着手,一同走向了湖边。

    住下没几天,张学良便把附近的山山水水游了个遍。接着,便提出要去参观下天门洞的发电厂。

    桐梓是山乡。张学良平日转山游水,所遇人并不多,警卫也较简单。但要去工人们很集中的发电厂,情况却大不相同了。为免出意外,刘乙光提前两天便到发电厂去进行布置,又请兵工厂的警卫队长张亚群帮忙,在一些特殊部位安排了守卫。发电机组在地下隧洞中,头一天,这里便已岗哨林立。

    参观那天,从湖区到天门洞警卫密布,一切行人不得靠近。发电厂内,除值班员外,所有工人都已调开,厂方只安排了一位工程师陪同介绍。张学良本意是想通过参观与人接触,同工人们聊聊天,可一看这冷冷清清的情形,十分失望,一处也不肯多停留。到地下隧洞参观发电机组时,两个值班的工人转过身,想细睹将军风采,立即有警卫上前,呵斥两人转回身去。张学良原想同两位工人打打招呼,话还没出口便被这场面噎了回去。

    参观完毕,一行人到电厂会客室略事休息。这时,张学良站起身,说想上厕所,刚迈开步便被一名警卫拦住,说是请副司令等等,他先去安排一下。张学良不禁哑然失笑:上个厕所还要有什么安排?待他被准允出门走向厕所时,发现厕所外居然也站了好些警卫,他走进时后面还跟了两个“尾巴”。

    “何至于此呢!”张学良愤然说了声,满脸愠色,也不打招呼,便顾自走出了厂内。赵四小姐追上来,扯扯他的衣袖,意思是叫他冷静一些。张学良转脸看看赵一荻,摇摇头,沮丧地说了句:“乘兴而往,败兴而归!”

    出了发电厂,张学良觉得轻松了些。他对跟上来的刘乙光说:“你叫大家先回去吧,大冷天的站在那儿也不嫌冻。我和四小姐在这湖边上转转。”

    刘乙光早已看出张学良的不快,这时不想再违了他的意思,便传令让警卫们撤岗,只留下两个队员远远跟在他们后面。

    冬天尚未过完,湖畔缺少生气。平静的湖水有如巨大坚硬的玻璃,沉重地静息于山围之中。

    “要是哪一天,我的心也能静若这片湖水就好了。”张学良缓缓说。过了一会儿,又补一句,“我人好动,心也好动。”

    “难得你这些年能这么静下来,”赵四小姐侧脸望着他。“你变多了。”声音里有一丝凄恻。

    “久居深山古寺,就是新出家的人也该出道了,我焉能不变?”张学良说。

    赵四小姐望望他已经染霜的两鬓,眼里禁不住有些发潮。

    两人沿着湖岸默默而行。看湖,看山,看云。

    前面的山岩上有嘭嘭声传来,在坦荡荡的湖面上显得十分空洞。两人抬眼一望,见有人正使劲地砍一棵从半山腰斜突而出的树。

    “这棵树怎么砍得,”张学良嘟哝一声,加快脚步,走到山下,喊道:“喂,这是风景树,你不能砍掉!快下来!”

    后面的两名警卫也快步跟上,吩咐砍树的人马上下山。

    待那人走到近前,大家才看清,这人是一身山民打扮,头上缠着头帕。

    “你是干什么的?”张学良问。

    “我叫刘银光,是这儿的农民。”那人怯生生地回答。

    “你砍树干什么?”

    “去修房子。”刘银光回答。“我的房子快垮下来了,我想砍根木头回去撑一撑。”

    “这树是不能随便砍的,”张学良说,“这儿风景那么好,一草一木都是有用的。要是你一根我一根都把树砍光了,那这地方还有什么意思?”

    刘银光有些害怕地盯着地上,不敢再说什么。

    张学良望着他,见他屁股上吊着一个小布包,便问:“你那里装的什么?”

    “这是我晌午吃的饭。”

    “砍树还带饭?冷的怎么吃啊?”张学良有些同情地说。

    “不怕的,”刘银光将布包解下来,摊在手上,里面是几个玉米饼,另外有几片咸菜。“我们搞惯了。再喝几口河里的水,就算一顿了。”

    “这样不行,身体受不了的,”张学良劝说道,又回过头对警卫说:“让他去我们那儿,把我的饭给他吃。”

    刘银光是附近山里的人,早就听说这湖边住了个了不得的大人物,想必现在碰上的就是他了。农民怕见官,更怕在官面前惹祸,刘银光连连摆手,说“不用不用”,转过身便急急地走向山道,头也不回。

    “这个人真是。”张学良望着他的背影,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桐梓的日子一如湖水般平静,没有任何波澜。除了关在房里读书之外,张学良干得最多的事便是钓鱼。

    自从告别沅陵,一大捆鱼竿便都收了起来,其中有好几根是宋子文专门从美国买来送他的车竿。可是,每次外出钓鱼,张学良最喜用的,还是他自己在沅陵山上砍竹自制的鱼竿,两三米长,极富弹性,鱼儿一上钩,挑起来时颤颤巍巍,一种快意也从颤动的鱼竿传到手上,心里顿时产生极大的满足。

    已是残冬将尽的时日,灰色的天空开始有了些蓝色,淡黄色的太阳摇曳着挂在天上,播撒着久违了的暖意。常常是吃过午饭,张学良便拎着鱼竿,来到湖心亭上垂钓。这亭子完全是仿西湖湖心亭的样式,只是略小一些,造得也不如西湖上的精致。亭柱上有一副对联:

    一湾西湖水

    半壁桂林山

    张学良来湖心亭钓鱼后,刘乙光又让人在对联旁边立了块木牌:少帅钓鱼台。除了警卫之外,任何人都不得再上湖心亭。

    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消磨时间而已。张学良身披大衣,坐在亭台边沿,在面前摆开两三根鱼竿,一会儿拉拉这根,一会儿扯扯那根,有时却长久不动,即使看见鱼儿咬钩也不去答理。小西湖鱼多,有时拉起来一看,足有五六斤重。坐上半天,钓十几斤鱼是常有的事。这些鱼中,只有很少被警卫提回去,成了盘中之餐,绝大多数鱼,张学良都是钓起来,又重新放回湖里。

    像于凤至在沅陵常陪张学良钓鱼一样,赵四小姐几乎每一次都陪着他来到湖心亭。张学良钓鱼,她则静静地坐在一旁,或者看书,或者编织毛衣。张学良钓上鱼了,她便抬起头来,看他小心翼翼地从鱼口上取下鱼钓,将鱼捧在手中凝注一阵,然后又扑通扔进水里。他的目光也随鱼而去,久久不肯收回。

    每逢这时,赵四小姐便发现,他的目光中有一阵虚茫、羡慕或爱怜,有时则是一种噤哑的苦楚或惶惑。

    赵四小姐心中总是一阵沉重,想要劝慰几句,又不知从何说起。上钩的鱼儿尚有重获自由之时,身陷囹圄的少帅却历不尽漫漫的囚期!

    每一次钓鱼,赵四小姐的心都要经受沉重的煎熬。

    里三层、外三层的警戒,使张学良很难接触到外人,而一当见到有陌生人来到住地,他总是显得十分兴奋,主动地上前与人搭讪交谈,问些外界的事情。

    张学良最常接触的外人是个小女孩,名叫钱文英。小姑娘长得清清秀秀,聪明活泼。她姐姐因与管张学良伙食的特务结了婚,因此小文英经常到特务队的住地玩耍。每次张学良一见,便亲亲热热地拉住她,问她家中情况,给她讲些笑话。小孩子没那么多顾忌,只觉得这位伯伯待人和善,又常给她些小玩意儿和好吃的东西,所以一来到特务队,便直往张学良屋里钻,“伯伯、伯伯”地叫个不停,有时还凑到张学良桌前,问:“伯伯你看的是什么书呀?”

    “伯伯看的是古书,是讲皇帝事情的。”

    “什么是皇帝呀?”

    “皇帝就是管天下的人。”

    “什么是天下呢?”

    “天下就是这里的山,这个湖,还有所有的人。”

    “那我们这儿的皇帝是哪个呢?”

    “我们这儿的皇帝……”张学良被问住了,好一阵才回答:“我们这儿没有皇帝,不过有管天下的人。”

    “那他是哪个呢?”

    张学良不能回答了。他蹲下身子,拍着小文英的头,说:“我一时跟你说不明白。等你长大了就什么都明白了。”

    看着小文英那副困惑的模样,张学良连忙转移了话题:“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洋海椒,”小文英将手里的一大根辣椒递上。“我让姐夫炒来给你吃。”

    “谢谢小文英,”张学良将辣椒接过来,说,“不过,这个东西在贵阳叫毛辣角。”接着他便对小文英讲起他在贵阳黔灵山住时,有一次吃毛辣角被辣得淌眼泪的情形,逗得小文英发出一串咯咯的笑声。

    “跟孩子在一起,你都变年轻了,”赵四小姐在一旁说道,“你是个童心未泯的人。”

    “是啊,”张学良直起身来。“童心未泯说明我身上有些地方还显得幼稚,而幼稚有时会置人于死地。”

    “伯伯,你是说我傻吗?”小文英插问道。

    “你是孩子,当然幼稚。等你长大了,就不会幼稚了,起码不会像伯伯一样幼稚了。”

    小文英毫不知其意,但还是很认真地点了点头。

    到桐梓已近三个月,可一直没有人来看望过张学良,他禁不住抱怨起来。

    “过去在溪口,在湖南,总还有人来看看我,问候几句,现在怎么一个都见不到了?难道我张汉卿才几年就给人忘光了?”

    “你不会让人遗忘的,汉卿,”赵四小姐安慰道,“恐怕是桐梓这地方太偏太远。再说,别人恐怕也很难知道你到了这儿。”

    张学良抬头望望四周的山,目光久久盯住山上的碉堡和游动的岗哨,面孔显得十分阴沉。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也不知现在战争打到何种地步了?”他收回目光,望着墙上的地图,良久,又说了一句:“东北那边,也好久没有消息了。”

    赵四小姐知道张学良的心思,但却无以为劝,只轻轻说道:“汉卿,外面的事情,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不几日,兵工厂警卫中队长张亚群因公来找刘乙光,办完事后一同到张学良屋里聊天。参观兵工厂那天,张学良便认识了张亚群,后来张亚群又常到刘乙光这里来,时不时地要撞上张学良,所以,两人间也算得熟识了。张亚群一进屋,张学良便热情地同他打了招呼,请他和刘乙光坐到自己对面的椅子上。

    就在张亚群坐下的那一瞬,张学良眼里倏地兴奋一闪。他发现,张亚群的衣兜口上,露出了报纸的一角!

    好久没看报纸了,张学良像发现了什么珍奇玩意儿一般,一边同两人敷衍谈话,一边不停地去瞟张亚群的衣兜。

    外面传来叫“刘队长”的声音。刘乙光站起身,对张亚群说:“张队长,你陪副司令聊会儿天,我去去就来。”说完,转身出了房门。

    刘乙光的身影刚刚消失,张学良便来到张亚群跟前,将报纸从他兜里猛抽出来。

    “我看看这张报纸,”张学良说了声,捧着报退回沙发上读了起来。张亚群并不知张学良平时看不到报纸,只是觉得他刚才的动作似乎唐突了些。他有些好奇地看着张学良读报时那副贪婪的模样。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张学良“哗”的一声将报纸合上,折成方块,垫在座位下。刘乙光进来,见屋内并无任何异样,张学良正坦然地同张亚群谈起天门洞和天门河,脸上饶有兴趣的样子。

    三个人闲聊了一阵,张学良突然说:“今天菜不好,没有吃饱,现在肚子觉得有些饿了。”

    刘乙光显得有些歉然,说这个厨师不大会弄菜,过几天打算另换个人,接着便站起来,说马上去给副司令找点东西来填填肚子,又出了门。

    张学良从屁股下抽出报纸,将它扔进了沙发背后的一只皮箱。转过身看见张亚群神色有些紧张,张学良微微一笑,说:“不要怕,不过读读报纸罢了。”接着便问张亚群这里离县城有多远。

    “大约六七公里。”张亚群回答。

    “外面有军队没有?”

    “军队不多,但四周有岗哨。有的地方机密得很,我也没去过。”

    张学良“哦”了一声,沉吟半晌,又聊起修这个小西湖的情景。

    “小西湖这地方是1939年一个叫陈祖东的工程师设计的。你现在住的就是他原来的房子。几千民工干了将近四年才基本完成,算是贵州的第一座水电站。”

    “修的时候苦得很吧?”张学良说,“周围都是山,运输也不方便。”

    “是哩,苦得很哪!”张亚群激动地说,“民工都是从周围农村招来的,还有十几岁的娃娃,不分昼夜地填沟移山,光挑土石方就累死了好些人。”

    “这儿的美景都是用命换来的。不容易啊!”张学良感叹道。

    “我来的时候,这个大水库和电站已经修好了,没有看见当时的情形。听人家说,竣工那天,陈祖东呜呜大哭,仰起脖子喝光了一瓶酒,然后提笔写了《石工歌》。”

    “《石工歌》?”

    “是呀,就是写这湖和电站是怎么建成的。就刻在坝端的纪念塔上呢,”张亚群说,“有时间副司令可以去看看。都这么些年了,每年清明节,还是有人到塔下面烧纸钱,哀悼在这儿死去的亲人。”

    “不知有多少孟姜女呢,”张学良幽幽地说,“明天我就要去看看,读读《石工歌》。”

    第二天,张学良同赵一荻果然沿着湖边去了筑坝纪念塔。塔身并不高,但远远就能望到。前些日子他常常在湖边散步,但却从未走到坝的尽头,自然就更不知什么《石工歌》了。

    同小西湖秀美的风景相比,甚至同湖心的几个亭台相比,这纪念塔都显得过于土气过于粗糙了。也许这塔的设计者本意便是如此,想让塔的形象尽量能与建造者们的形象相吻合。《石工歌》是一首长长的四言诗,镂刻在塔的底部。

    张学良伫立塔前,一句一字地诵读起来:

    嗟嗟石工,黄帝子孙。不期而会,众志成城/胼手胝足,风曝雨淋。夜以继日,无时或宁/或钻隧穴,鸠面鹄形。或涉水流,彻骨寒心/冬无寸被,夏抗蚊蝇。衣不蔽体,食止酸辛/已唯一饱,妻孥何存。偶撄山怒,折肢亡身/来如落叶,去如飘萍……

    念着念着,张学良的声音竟有些哽咽,不由自主地停顿下来。随行的应副官怕张学良难过,上前劝他回去,改日再来。张学良却不动身,坚持念完下面的几行:

    岂免奇虐,胡云功成。君甘劳力,我愧劳心/劳心沾誉,劳力埋名。悠悠溱水,巍巍天门/像尔石工,终古留馨。

    张学良念完,四周一片静寂。

    “好诗!好句啊!”他突然大声道,“我等常常只知赏景,未知此景都是以生命以血汗筑成。读之汗颜哪!”

    清冷的寂静中,人们听得到张学良那咚咚的心跳。

    空气变得稀薄起来,人们的心都变得酸酸的。

    以后几乎每次沿湖散步,张学良都要踱至纪念塔前,面对《石工歌》久久伫立。

    和风吹皱一池湖水。只一夜工夫,春天便越山而至。瘦冷了一冬的山峦,绽出了满目的新绿与花朵来。

    “又是一春了。”清晨起床,张学良自言自语说。

    “又是一春了。”赵四小姐跟着说了一句,声音里有几分伤感。从面前的镜子里,她看见自己比过去瘦多了,也憔悴多了。

    张学良转过脸,注视着她缓缓地穿衣。这些日子里,他已注意到赵四小姐穿来换去的老是那么几件已显得老旧的衣服,此刻她穿上身的旗袍,色泽已褪,袖口上还缀了一个补丁。

    “小妹,你该添置些衣服了,”张学良轻声说,“大姐上次寄那么多钱来,也是要你去城里买衣服的。”

    赵四小姐抬起头来:“衣服我多的是,还有好些没上过身呢,全压在箱子里。只是,我确实没有心思在这山洼里穿红戴绿。”停了停,她又补了一句:“你不也是吗?”

    张学良“唉”了一声,便不再说话,只默默地注视着她穿好衣服,又对着镜子慢慢梳头。

    “小妹,你还是那么好看。”张学良忍不住说道。

    “还好看?”赵一荻转过头盯他一眼:“都老太婆了。”

    “不才30岁吗?风华正茂哩。不过我倒是成了小老头了。”说着,张学良也踱到镜前,对镜抚着自己染霜的两鬓。

    “你这么壮实,像什么老头!”赵一荻连忙说,生怕张学良又被这话题惹得难过。“你这头发是少年白,不碍事的。哪天找个医生拿几副药,不就满头青丝了?”

    “别安慰我了,小妹,”张学良拉住正抚动他头发的赵一荻的手,说道:“要想我白发转青,给我十万大军!这‘药’比什么都灵。”

    “再忍忍吧,汉卿。原来在南京不是说十年吗?现在已经过了八年了。”

    张学良摇摇头,凄然一笑:“小妹,你不是搞政治的,这里头的名堂你闹不懂。抗战已经七年了,老蒋既然还不肯放我,那就是归期无定了。”

    “可是,就是判刑也才十年啊,何况又是他特赦了的。”

    “奥妙就在这儿。判刑是有期的,十年一到,我堂而皇之地出监而去。可我这‘管束’,是软刑,是无期的,放与不放,今天放还是明天放,全在他老蒋一人。”

    “这么说,自由是完全没希望了?”赵四小姐凄凄地问。

    “那倒不一定。”张学良斜一眼窗外,见正有两只燕子从屋檐下飞出,寻远天而去。“全看形势的变化了。”

    赵四小姐点点头,若有所悟。

    老蒋是不见容于我了

    人们并没有忘记张学良,尤其是他的一些旧部和东北的各界人士,一直在为张学良恢复自由而八方奔波。但所有的恳求,所有的请愿,到了蒋介石面前,都遭到了漠视与拒绝。

    虎虽囚,患犹在。蒋介石老谋深算,一刻也没有掉以轻心。

    但各方要求会见、探视张学良的请求仍源源不断地汇往重庆。当戴笠再次向他请示,是否准允部分人去贵州桐梓看看时,蒋介石犹豫了很久,最后阴着脸指示戴笠:“他们要去看,就让他们去好了。不过,政府里的、军队里的人,尤其是原来东北军的人,不能去。”

    戴笠向来是看蒋介石脸色行事的人,蒋介石的意思,他何尝不知。虎倒雄风在,他决不能再让这只虎毁他的尊严,惊他的心魂。于是,戴笠小心翼翼地提出:“那就让莫德惠去好了。他是东北的老人,又是国民参政员,于公于私都说得过去。即使有什么意外,在政府和军队中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请校长定夺。”

    蒋介石倒背双手,在屋里踱了几步,鼻孔里“嗯”了一声,算表示了认可。但随即他又命令戴笠:“那边的情况要好好地掌握,你派个人同莫德惠随行。另外……”蒋介石沉吟一阵,似在权衡什么。“另外,让莫德惠给他捎些东西去。我很忙,不能去看他,希望他好好读书。”

    “明白了,校长。”

    1945年2月,莫德惠在军统局人事处长(后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特检处长)李肖白的“陪同”下,来到了桐梓。

    得知莫德惠将要来访,张学良兴奋得几乎一宿没有合眼,一大早便翻身起床,站在窗前,望向通往山外的漫漫长路。

    他足足望了一个上午。

    汽车到时,已是午后。张学良奔迎出门,未到车旁,已是泪流满面,一声颤抖的“莫老”,催得莫德惠老泪纵横。

    莫德惠眼中的张学良瘦了,老了,一脸憔悴,两鬓染霜,他只叫了声“少帅”,便已泣不成声。

    故人相见,尤其是同曾经与自己的政治生涯紧密相连的故人相见,心中自有千般言语万般衷情想要叙说,可是,一看见紧紧跟在他们身边的李肖白,两人心中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只不停地谈家常,问些老朋友的情况,绝口不提政治上的事情。

    “早就听人说,副司令读史很有心得?”莫德惠问道,“说是您从修文开始,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莫老听讹传了,”张学良微微一笑。“我不过只是对明史有兴趣而已。过去‘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如今得有闲暇读点书,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罢了。”

    “副司令声威赫赫,如今又刻苦攻读,胸存百万甲兵,将来必定还会有所大成。”李肖白在一旁说道。

    “言过其实了,李处长,”张学良回道,“我不过靠读书来打发时光而已。至于将来吗,我是想也不想,也轮不到我去想。”

    李肖白闻之有些尴尬,好一阵才回答道:“副司令这是自谦了。让人佩服,佩服。”

    张学良不再回话,顾自沿着湖堤而行。

    莫德惠忙转了个话题:“大家都很惦记副司令。听说我要来,很多人都让我转致问候。委员长和夫人也送了很多东西。一些老朋友还专门写了信。”

    “学良非常感谢。前些年我做过一些事,也算是‘狂走趁浮名’吧。而今久居深山,唯所愿者,就是不要那么快为人所忘。诸位父老友朋还能念及学良,算我之大幸了。”

    “副司令深明大义,为国为民颇多建树。这样的人,焉能为人所忘?”莫德惠说着看了李肖白一眼。李肖白只当没有听见,侧脸望向小西湖中的亭台。

    回到张学良的客厅,莫德惠将携来的礼物、信件一一点交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然后又从怀里摸出一只金质怀表。

    “我空手而来,没什么好送。这只怀表就留给副司令做个纪念吧。”

    张学良接过表,见其金光灿烂,放到耳边,细微的“咔咔”声清脆可闻。“谢谢莫老了。”接着,他将表放于桌上,话外有音地说:“时间已经不短了,这块表走得那么好……”

    莫德惠一下子从话中感触到了张学良的心情,便半开玩笑地说:“自有佳期,君莫问。”

    两人相视一笑,彼此都明了对方的心思。

    连着几个晚上,张学良都夜难成寐,一遍遍捧读着莫德惠带来的一大摞信件。

    信全都是张学良的一些旧好和部属们写来的。人人尽诉对少帅的怀念之情,盼望他能早日回到大家身边,壮拥旌旗,率军破敌。有的信虽然写得克制,但字里行间仍能寻到对蒋介石囚禁少帅的强烈不满,对东北军的解体愤愤不平。

    夜色如墨,透过洞开的窗户,游进春夜的宁静与潮气。张学良披一件大衣,独坐灯下,看一阵信,沉默一阵,又提起笔来,给千里之外的友好部属们一一回函。

    八年的幽禁,贮下满腹话语,提起笔来,竟不知从何诉起!

    待溅墨纸上,千言万语,竟浓缩为寥寥数语:

    请勿以弟个人事介介。稳而后方能健,平而后方能正,切请勿河汉之。纸短情长,心照不宣。

    几乎每一封回信,都有这么几句。他相信,任何人读到它们,都能体察到他欲语还休、欲言不能的悲苦心境。

    当所有的信一一回完,赵四小姐便帮着将它们分别叠好,装进信封。她又找来一根黄色丝带,把回信统统捆扎一起,最后置放在桌上的砚台边上。

    “汉卿,过几天请莫老把这些信……”赵四小姐刚一开口,便愣住了。张学良两眼死死盯住这捆回信,泪水夺眶而出,落在面前尚未收起的信纸上,啪啪作响。

    他一定是在想将要读到这些信的故人,想到他们读信时对自己的忧念了吧?赵四小姐也忍不住一阵心酸,低低地叫了声:“汉卿……”

    莫德惠在桐梓住了两个星期。每一日,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陪着这位难见的故人转山游湖,吟诗钓鱼,谈经论史。

    但两人仍绝口不提政治,因为李肖白无时不在履行着戴笠赋予他的使命,与二人寸步不离。

    临到要走了,李肖白同刘乙光有一番密谈,莫德惠瞅住时机,约张学良到湖山钓鱼。十几天中,两人第一次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

    湖心亭上,和风阵阵,十里平湖,波光粼粼。两人抛下鱼钩,便不再理会水中动静,开始谈及他们最为关心的话题。

    “我这次来,很多朋友都要我转告副司令,他们对你仍怀着充分的敬意。希望你千万珍重,能再度出山,主持大局。”莫德惠说。

    “替我谢谢朋友们了,”张学良激动地说,“这几年,蒋介石让我转移了这么些地方,又让四小姐从香港回来陪我,可见他并没有放我出去的意思。再说,抗战期间,正是用人之际,他却对我出去的事只字不提,可见他是不见容于我了。”

    “按说该是放你的时候了,”莫德惠沉吟着说,“要说改过,八年来你哪一样事情不是照他的意思办的?就说读书这事,每月向他提交一篇读书心得,也足见你对他的一片心迹了。”

    “老蒋为人,你还不了解么?”张学良说,“他是恨我在西安扫了他的面子,想拿我做个受罚的例子。倘若他放了我,西安的事就被抹了。他是怕还有人会走我的路。他再不敢经受这个。”

    “是啊,以老蒋的为人,这事他是不会轻易了结的,”莫德惠说,“前不久我去了趟西北,听人说,杨虎城从国外回来后,一家人都被抓起来了,待遇很糟糕,看守的特务也很凶。”

    “虎城实在是受了我的牵累啊,”张学良深叹一句。“老蒋对他,早就存有戒心,现在正好借机剪除了。”

    “以副司令之见,自由何时能得实现?”莫德惠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张学良。

    “自由二字,难,很难!”张学良随意拉起一根鱼竿,又重新抛下,两眼盯着他自己用鹅毛管做的浮漂。“我这几年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字,觉得最难实现的也是这两个字。我反复想,我想恢复自由,只有两种情况出现才有可能。”

    “哪两种情况?”

    “一是抗战取得胜利之时。”张学良说,“西安的事情,我的初衷是为了让他领导民众抗战,抗战胜利,他自然没有理由不再让我出去。再说,抗战胜利,我张学良没放过一枪一弹,而他是抗日英雄。放了我,一显得他宽宏大量,二来不怕我争抢抗日之功,三则我手下已没有一兵一卒,他用不着对我再加防备。”

    “第二种情况呢?”

    “这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大会召开,全国各党各派合作,一致公推老蒋为大总统之日。他的声望可以在这时候达到顶点,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国家统一,内乱平定,人民都安居乐业了,他再扣住我,已没有任何意义。”

    “副司令想得远,也想得深,”莫德惠沉默一阵后说,“这几年我同政府内外的很多人都议论过这件事情,大家虽见解不一,但都觉得对老蒋不能过于乐观。现在听副司令这么一说,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世上哪有为一时之愤而将人囚禁终身的道理!何况副司令曾经有恩于老蒋,对他也算得上忠心耿耿。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出现,他若再不还你自由,于国于民都不好交代了。”

    “学良虽难于今日,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现在一心读书,以待来日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副司令潜心读史明典,治国抚民之道自然谙熟于心,一旦出山,则国之大幸,民之大幸。”莫德惠双手相交,向张学良一揖。

    张学良连忙将莫德惠止住,笑道:“莫老所言,哪里敢当。学良所愿,唯自由二字而已!”

    “我等静候佳期了。”莫德惠兴奋地说。

    水中扑通一声响,两人的目光都转向湖中。钓竿下,正有一股清水泛起。

    想必是一条大鱼咬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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