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张治中一席谈

    夏日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秋天悠悠而至，阳光变得柔和起来，而且日照时间也短了。在沅江中垂钓，刚那么一会儿，钓上不过几尾鱼，朦朦胧胧的暮色便从山外袭来，在江上抹上一层铁灰色的暗影。接着寺里寺外树上的叶子也黄了，山坡上的浆果染上了紫红的颜色，秋风拂来，古老的寺院呈现出一片凄凉的金色。宁静的凤凰山有一种出奇的令人感伤的魅力，令人不由自主地感到世界似乎正回归于某个遥远的年代。

    凤凰山已成为张学良暂且栖身的世外桃源，而在山外，则正是战火熊熊、尸横遍野。

    国民党政府于1937年12月放弃南京后，日寇并没有达到迫使南京政府屈服的战略目的，故在徐州会战后，便策划向武汉进犯，意图摧毁这个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中心，以威逼蒋介石就范。为此，日军纠集了12个师团，配以海军陆战队及500架飞机，分四路进犯。1938年6月，日军占领了河南省会开封和安徽的合肥、安庆，突破了国民党保卫武汉的第一道防线；7月，彭泽、湖口又落入敌手，保卫武汉的第二道防线亦被突破。武汉岌岌可危。

    张学良虽置身山中，日日游山访水，表面看是一副与世无争的闲士姿态。但实际上，他无时无刻不在密切关心着战局的发展，注视着敌我双方兵力的动向。沅陵是湖南的偏远县城，报纸一般要比大城市晚十来天，而且断断续续，有时一缺便是一个星期。但无论何时，只要报纸一到，张学良总会抓在手里，细细研读，然后拿着报纸，走到那幅早被他标满密密麻麻符号的地图前，了解战争进程。令人鼓舞的消息毕竟是太少了。蒋介石虽向战场投入了重兵，但因其采取分路阻击的打法，强调“确保”、“固守”，不分主次轻重，尤其是只突出工事作用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故使敌寇得以长驱直入，兵临武汉城下。

    面对着报纸上接二连三传来的坏消息，张学良总是显得十分沉重。“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他常常感慨，连连摇头。值班的警卫们也很关心时局，亦常在张学良面前议论国民党军队连连败北的原因。但仗是蒋介石指挥打的，战略方针也是他定的，警卫们虽然议论，但言语上仍然十分谨慎。张学良则更为谨慎，凡论到指挥者的失误时，他便一语不发，只摇着头叹气。

    即使是在指挥抗战的繁乱时刻，蒋介石仍没有忘了他所“管束”的这只“东北虎”。在日军加紧了对华东的进犯和轰炸时，蒋介石亲自指令国民党军令部和军统局，一定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防止日机的袭扰或轰炸。刘乙光秉承上峰旨意，立即征集人马，在凤凰山顶修筑了一个高射炮炮台，装备了一架高射炮；同时，又在凤凰寺右侧的坳地，挖筑了一个防空洞。完工之后，刘乙光请张学良前去检查。看完之后，张学良凄然一笑，说道：“蒋先生真是‘关怀’我啊！ 看来，短时间他是不打算让我离开此地了。”众人听了，唯有默然。

    1938年9月，由松沪前线下来转任湖南省主席将近一年的张治中，从长沙前往湘西视察，专程登上凤凰山，看望张学良。

    在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中，张治中是与张学良交情甚笃，并被张学良引为知己的人之一。张学良认为这位一派儒士风度的将领头脑清醒、为人正直，是国民党上层官僚中屈指可数的正人君子之一。而张治中则喜欢张学良的坦率、诚恳，没有军阀中常见的那种贪婪与狡诈。张学良驻节北京期间，两人来往十分频繁，政见、习性又颇为相投，遂相互引为知己。西安事变发生时，张治中正在苏州秘密制订京沪地区的防御计划，闻讯后立即赶回南京。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的第二天，张治中便驱车前往鸡鸣寺宋子文公馆，看望下榻那里的张学良。

    一想起那次会见，张治中心中便深感内疚。此时，当张治中沿着长达两华里的红砂岩石石阶，登上凤凰山之时，又想起了那天的情景。当时，张治中已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蒋介石已决定不放张学良返回西安。但是，由于“京中空气甚不良”，即使是张学良平时最要好的朋友，也不敢站出来为他说话。当然，说也无用；而张学良本人则被蒙在鼓里，对即日返回西安竟充满信心，这更使知道内情的张治中深为不安，只一再请张学良放宽心怀，并答应代为转达张学良要求尽速返回和率军抗日的要求。但事隔几日，南京便开庭“审判”张学良，接着开始了对少帅的“严加管束”。南京一别，两人再也无缘相会，张治中也无法向张学良表达自己愧疚的心情。一年多来，他每一想起张学良，眼前就总浮现出在南京分别时，少帅那充满希望和热切期待的目光……

    张治中要来凤凰山的事，张学良头一天便已得知。自来湘西后，这是来看他的第一位军政界要人，加之张治中又是他的故交知己，一向易于激动的张学良自然兴奋得很。第二天早上，他特意叫于凤至为他找出久已未穿的西装换上，又郑重其事地系上一条蓝底白点的领带，早早便来到寺外的坡上，向山下眺望。看他那副急迫的样子，于凤至忍不住开了句玩笑，说他就像在盼远道而来的情人。

    “岂止是情人呢！”张学良笑着回道，“文白兄是我的旧友知交，好久未得一聚了。他现在是抗日名将、省主席，我正要听听他给我讲讲外面的形势，我也可以向他谈点我的心情。这岂是情人能够办到的？”

    “是啊，好久没有人来过了，”于凤至敛了笑，语调变得有些凄淡。“自离开溪口，难得有人来看望了。”

    “人走茶凉嘛。”张学良的声音也有些凄楚，“政治上的冷暖荣辱，都是一瞬间的事。昨天还是高朋满座，显宦云集，今天你一倒霉，这些人全都不见了。政治上的事，我是看得透了。”

    正说话间，身穿米色中山服的张治中已经来到寺前。张学良连忙迎上前去，口中连连呼唤：“文白兄！文白兄！”

    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张学良觉得还不尽意，又抽出手，紧紧搂住了这位分别已久的老友，激动地说：“你这位父母官，可总算是盼来了。”

    张治中亦很激动，“你这尊大佛到了湘西这块小庙，我还敢不来？ 只是太忙，一直抽不出身来看你。为兄的请罪了。”

    “哪里的话！”张学良满面笑容，“你是名人贵客，请还请不来呢。”

    接着，张治中又见过了于凤至。握手时张治中发现，略显憔悴的张夫人眼里，已漾动着晶亮的泪光。

    张治中心里也顿时泛起一阵酸楚，脸上却仍笑着说：“一路都匆匆忙忙，也没什么好带。我让人准备了几十只母鸡，给你们补补身子。”

    “多谢了，文白兄。”

    一行人进到寺院。张学良引着张治中来到二楼卧室旁的会客厅，饮茶叙谈。

    简短的寒暄之后，张学良说道：“我在这儿无所事事，可谓是两耳不闻山外事，一心只钓沅江鱼。快给我说说，现在抗战局势怎样了？ 武汉能不能守得住？”

    说到局势，张治中便一声长叹。“没想到日本一个弹丸小国，竟然会置我堂堂中华民族于万难境地。”他说起了日军占领开封、郑州、合肥、安庆、湖口，又进逼武汉的情形，语气十分沉重。“我们的牺牲实在是太大！ 6月份，为了阻止日军进攻，委座亲自下令，炸了黄河铁路桥，又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淹了豫、皖、苏三省44个县，淹死89万百姓，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但日军却没有被挡住，改而利用长江水运，溯江进攻武汉，气势凶猛得很。”

    在一阵沉默后，张学良又问：“依兄长之见，武汉能不能守得住？”

    “难说，”张治中摇摇头，“不过，现在程潜的第1战区主力、李宗仁的第5战区主力、顾祝同的第3战区主力都投进来了，60个师布防在武汉四周，从兵力上看是数倍于敌。日本人要想攻进，也没那么容易。”

    “武汉可不能再丢了，不然民众的抗日决心会受很大影响的。”张学良忧虑地说。

    “汉卿所言极是，我担心的也是这个。倘若武汉真的失守，日军必沿粤汉路南下，进攻长沙，完成对我东南半壁的包围态势。我这次来湘西，就是要看看地形，如果日军犯湘，好组织抗击。”

    “国家正是有事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张学良情绪激动起来，将茶杯砰地放到桌上。“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什么事都可以。”停了停，又说：“文白兄，你对我说实话，委员长有没有提起过让我参加抗战的事？”

    张治中望着额上青筋突起的张学良，好半天才微微摇头。“你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现在全民抗战，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像你这样的热血将领，自当效命疆场。不过，我实话说，委员长还从没提起过让你出去的事。”说完，难过地垂下头，看着手中的茶杯。

    “我张学良纵有欺天之罪，也应当让我到战场上去戴罪立功啊！”张学良忍不住站起身来，激昂地说，“当初在西安放他之前，他对我信誓旦旦，要我领导好东北军，整肃军纪，准备抗战。可现在，把我抛在这个远山古寺里，就不闻不问了！”张学良越说越激动，两眼蓄满了泪水，“日本人对我张学良有夺土之仇，杀父之恨，要论抗日，我当为天下第一人。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张某人到哪里去了？ 难道我这个‘不抵抗将军’的污名要永远背下去不成？！”

    说到此，张学良已是泪流满面，好一阵才略略平静下来，坐回到椅上。

    “汉卿，你的事情不光我，政府里的好些人都能体谅，”张治中安慰说，“只要一有机会，大家都会为老弟说话的。这点请你放心，万不可因之而独生闷气。”为平抚张学良的情绪，张治中又转了个话题。“你来这儿那么久，我忙得连问候都没道一声。快说说，这些日子过得怎么样？”

    “这儿嘛，”张学良稍平静下来，语气也舒缓些了，“这儿山好、水好，我看比溪口还强。既然不让我出山，我也只好做闲云野鹤式的山间隐士了。平日划划船、钓点鱼、打打球，天气好也到水里游游泳，身体没什么问题。”

    “夫人呢？ 我看她是瘦多了。”

    “是啊，”张学良叹一口气，“这些日子也难为她了。本来身体就不大好，又跟着我东搬西颠，情绪上很不稳定，有时候躺在床上一整天也不起来。前些日子说胸口疼，医生又检查不出什么病来。我有些担心，怕她落下什么病根。”

    “真是难为夫人了。”张治中感叹道，“这儿医药条件差，有病我看还是让她到大城市去看看，千万别伤了身子。愚兄现在在湖南，这点忙还是帮得上的。”

    “谢谢文白兄了。”张学良说道。

    两人都端起茶来，喝了几口。

    “文白兄在湖南主政，不知现在整个湖南的形势如何？ 万一日军犯湘，你有什么打算？”

    “湖南现在乱得很，老百姓人心惶惶。”张治中忧虑地说，“很多人的眼光都盯着武汉保卫战，想等着那里的胜败再定前途。我呢，是想从最坏情况着手，提早做准备。湖南山多、林多，适合打游击，如果日本人进来，我就把队伍拉上山。”

    “具体有什么计划吗？”

    “我来湖南后，基层人员大多更换成了新人，搞民众组训，学生组训，抗日自卫队组训。前不久，我又从共产党那里聘请了叶剑英担任高级顾问，将来指导打游击战。”

    “对呀，共产党可都是游击战的专家。”

    两人就湖南的兵力布防又谈了一阵，便随来通知吃饭的刘乙光一道，进了饭厅。

    午餐是“鱼宴”，几乎全是用张学良钓来的鱼做的各种菜。两人吃得很尽兴，好久已不饮酒的张学良还陪着张治中连饮了三杯。

    午饭后，两人回到茶桌前，继续倾谈。

    “文白兄，我有一事相托，不知会不会使你为难？”

    “你有事尽管说好了，汉卿。我们之间哪还用得着客气！”

    “我想请你在见到委员长的时候，转达我希望参加抗战的要求。”

    “这是自然，你不说我也会向他讲的。不过……”张治中略为沉吟，说：“为了引起他的重视，我看你最好再给他写封信，我在陈述时一并交给他。”

    “好的。”张学良点头站起，进到房中。不一会儿，便拿着信走出来，递到张治中面前。

    信很短，亦很简单，除问候之外，只说有许多话，希望能见蒋一面，当面陈说。

    “汉卿放心，我一定负责把信交给委员长。”张治中小心翼翼把信叠好装进信封，放入身边的文件包中。

    不知不觉间，日头已经西斜。因还要到沅陵城中了解民众和抗日自卫队组训之事，张治中起身告辞。

    张学良紧握住张治中的手，动情地说：“此番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相聚了。”

    “我看用不了多久了。”张治中尽量做出高兴的样子，“也许再过三两月，你我会重逢于抗日前线呢！”

    两人挥手相别。

    回到寺内，张学良又坐在先前他同张治中谈话的地方，独自沉默了许久，然后走入房中，让于凤至端着砚台，在贴着白绸的墙壁上挥笔疾书：

    自我遗憾作

    万里碧空孤影远，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鬓发渐渐老，唯有春风今又还。

    至今，这首诗仍完好地保留在寺内已变灰黄的墙壁上，默默地叙说着张学良当年心境凋微之时，期望上阵杀敌的热切心情。

    山中谈兵

    张治中走后不久，便传来了广州沦陷的消息。紧接着，保卫武汉的第三道防线被突破，10月27日，日军攻进了武汉。

    报纸晚到了半个月。当张学良从报纸第一版的大标题上看到“武汉失守”几个黑体字时，惊愕得好久说不出话来。一个月前，他还和张治中在这寺里谈论武汉保卫战，对武汉的前景感到忧虑。仅仅才一个月，这种担忧就不幸成了现实。

    张学良捏着报纸，在他亲手挂上的那张中国地图前站了好半天。

    抗战才开始一年多，中原和华南的大片国土便已沦入敌手，仗若再这么打下去，中国的前途何在？ 民族的命运何在？

    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忧折磨着这位身陷囹圄的将军。一连许多天，他都寡言少语，闷闷不乐。鱼是不钓了，对体育活动也没了兴致，日复一日，他困守寺中，只望着空旷的殿堂出神。

    秋日已尽，西风更烈，树上的黄叶在风中抖缩战栗，发出沙沙的单调的悲声。

    他感到极为郁闷。托张治中带给蒋介石的信没有只字片言的答复。多少回夜半睡梦之中，他看见自己全身披挂，率领着东北军在沙场拼死搏杀，所到之处，日军丢盔卸甲，人民振臂欢呼，曾经沦于日寇铁蹄之下的东北黑土地上重新漾起了笑语欢声。可是，梦中惊起，环顾四周，所见到的只有沉沉黑暗和无边的孤寂……

    这么说，蒋介石是决计不会放我出去了？

    屋外飘起了冰凉的冬雨，凤凰山变得朦朦胧胧，浑茫不清。

    张学良却要在这时候外出钓鱼。偌大的沅江上，那条米黄色的船像是一片黄叶，孤荡江中，分外凄凉。张学良身披蓑衣，独坐船头，两眼一动不动地盯着冷冷的江水。细雨霏霏，头发早已被打湿了，脸上、手上染满了雨渍，可张学良全然不觉，痴了一般，对着茫茫江流，烟岚雨雾。“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唯有湿漉漉的凤凰山，与他相依为伴。

    在船上静坐大半天，他没拉一下竹筒，自然也没有钓上一条鱼。雨中归来，他仍是一语不发，独自闷闷地回到房中。夜降临了，窗前燃起了一盏油灯。张学良独坐案前，支着肘，望着摇曳的灯光呆呆地出神。于凤至陪伴着丈夫已不知度过多少这样的时光，此时再也忍不住，颤颤地叫了一声“汉卿”，一只手紧紧地捂在脸上。顺着指缝，溢出了她再也遏止不住的泪水。

    日子变得分外惆怅，分外寂寞。为了排遣丈夫心中的愁闷，于凤至强打起精神，拖着羸弱的病体，天天强拉着张学良去看山、观林，游城西北唐代的龙兴寺，用妻子的体贴、温情和无微不至的照料，来驱散弥漫在他心中的暗影。

    妻子的一番苦意，丈夫又何尝不解！ 这天，两人并肩立于“望江楼”上，望着低垂的铅云下江流浩浩而来，又毫不停息地奔流向东。张学良若有所动，低着声自言自语地说：“人的生命就像这江水，挡不住，拦不住，自有它的归宿。我又何苦自寻烦恼呢？”

    “汉卿，”于凤至转过身，搀住张学良的手臂，“你已经为国家、为民族尽了力了。将来抗战胜利，人民不会忘记你的。”

    “忘不忘记我倒没关系，”张学良也转过脸看着妻子，“我只是惋惜，我报效国家、上阵杀敌的愿望落空了。我悔在西安的时候没信虎城兄的一句话：‘老蒋做事太狠太毒’！”

    “事情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于凤至说，“到时候人民怨的不是你张学良没上阵抗日，而是恨他蒋介石心胸狭窄，心术不正。”

    张学良没有吭声，只俯首望着下面的江水。

    “这些日子你瘦多了，汉卿，”于凤至关切地抚着丈夫的脸庞，眼里泪光闪闪，“你头发也愁掉了这么多。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于凤至说话时已带哭腔。

    “放心吧，大姐，”张学良将妻子的手拉到自己的手中，“我会振作起来的。我就不信他老蒋能一手遮天遮到底。”

    两人沉默一阵，张学良搀着夫人缓缓走下“望江楼”，来到“天桥”上。张学良又停下步，专注地看着于凤至。“大姐，跟着我让你吃苦了。”

    听着他的声音有些哽咽，于凤至连忙做了个笑脸。“看你说到哪儿去了！ 中国不是有句古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嘛！只要你能振作起来，就比什么都好！”

    “这些日子要不是你陪着我、照顾我，说不定我还真垮了呢。”

    “还说呢，”于凤至伸手去捂他的口，“当年结婚的时候，你不是对我说，要福祸相伴，荣辱与共嘛！”

    “对呀！ 一晃都二十多年了，”张学良叹了一声，忽又转脸望着妻子，“大姐，前两天我做梦，得了首诗。因为心情不好，也没念给你听。现在你把眼睛闭上，听我背一背。”

    看妻子把眼睛轻轻闭上了，张学良歪着头默想一阵，开始用他浑厚的男中音背诵道：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张学良还未背完，于凤至已经睁开眼，定定地望着他。结婚虽已二十多年，孩子们也都大了，可张学良对她仍是那么恩爱，一往情深。于凤至心里不觉一阵热浪腾起，柔着声叫了一句：“汉卿……”

    虽然自由暂时无望，但张学良仍一如既往，热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原来墙上的那张地图因为他常在上面勾勾画画，弄得模糊不清了，刘乙光只好又从城里买了一张，复挂在墙上。只要报纸一来，张学良必先看战争消息，有时在地图前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应副官追随张学良多年，深谙副司令的性格脾气、生活习惯。见张学良这么关心战局，而又苦于无人交谈，应副官便充当起了作战参谋的角色，常常陪着他研究地图，讨论战事，预测战局的未来发展。有时候，为兵力应当怎么部署，两人甚至争得面红耳赤。当然，每次认输的还是应副官。他知道，这种不可能实施的纸上谈兵不会有任何结果，况且他是下属，应以服从为天职。

    1938年底，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劝降的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严重分裂，以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投降了日本，并在日军占领的南京拼凑了伪政权，甘心为日本侵华政策效劳。当张学良得知汪精卫叛变的消息，气得破口大骂，说抗战一再失利，就在于政府里充满了汪精卫这种没有民族气节的小人。“如此下去，抗日何时能够胜利啊！”他忧心忡忡地大喝。

    1939年4月，张学良原来的部属鲍文樾禁不住汪精卫的劝诱，跑到南京当了汉奸，并任了汪伪政权的“河南省主席”。当张学良从戴笠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后，气得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

    “这个鲍文樾，一年前还在为我的自由和东北军的前途奔走，没想到才仅仅一年，就成了个软骨头！”张学良连声长叹。“看来，我是看人看得不透啊！ 早知道他会投敌，我一枪崩了他，也算给东北父老除了个逆种！”

    骂完叹完，张学良又按照戴笠的意思，提起笔给鲍文樾写了封信，要他认清形势，不要认贼作父，干出危害国家危害民族的事来。写完信，张学良又是一阵痛骂：“他要是再执迷不悟，害国害民，将来我非得亲手崩了他不可！”

    就在这个月，张学良从报上读到了一条消息：他的旧部、西安事变时攻打蒋介石下榻处—临潼的总指挥刘多荃师长，率领东北子弟在前线与日寇拼死搏杀，战绩辉煌。张学良读罢，兴奋异常，当即便提笔给刘多荃写了封信：

    ……

    听说你们打得甚好，弟虽然隐居山中，听了也十分快慰。

    但是又知鲍文樾追随汪逆做了小汉奸，闻之令人发指。他忘了谁是敌人，谁杀害我们的同胞，谁强占了我们的田园，谁来要灭亡我们。“九一八”的火药气味，他已经忘了么？真是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弟个人更是又气又愧。盼望兄等努力抗战，用我们的血洗去这污点，为东北群众争一口气，弟虽林下息影，也少有荣焉！

    他对抗日大业的关注、对充当汉奸的部属的痛恨以及切盼复土雪耻之心，跃然纸上。

    1939年上半年，从凤凰山发出的信源源不断。他虽不能亲手杀敌，却以笔为枪，鼓励旧部拼死奋战，责骂叛臣逆子，分析抗战局势。由于大片国土沦陷，身在敌占区的一批原东北军政人员彷徨无依，动荡不定。5月份，张学良接到原在西北总部机要组管人事档案的科长陈旭东一封信，告知西安事变后，他已转隶军统，专门负责掌握沦陷区内军政人员的动向。他在信中并列了一份滞留沦陷区内的东北军旧属名单，请求少帅分别给这些人写一封帛书，要他们万不可投敌，告诫那些被迫裹入敌营者要及早脱离贼船。虽然陈旭东当年不过是他手下一个小小科长，但既知此事对抗战有利，张学良也连忙照办，一连数日闭门不出，专心写信，有时直到深夜。于凤至怕他累坏了身体，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连连摇头：“将士们在前方天天流血牺牲，我不过动动笔杆子而已，何累之有！”

    当许建业将满满一包信带去县城寄发时，刘乙光开玩笑说道：“看来沅陵的邮电所要成副司令的专用机构了。”

    “唯愿如此啊，”张学良庄重地说，“如果这些信能发挥点作用，我也算是为抗战尽力了。”

    “多谢您，张老板”

    转眼间，1939年的端午节临近了。

    日子照样过得平静、寂寞。泛舟钓鱼虽不如过去那么频繁，但仍是张学良最喜欢的消遣方式。有时在船头坐得久了，他便退到舱中，独自躺上一会儿，或是同船工杨绍泉聊天。从这位年轻小伙子口中，张学良了解到了不少湘西的风俗人情与传说。端午将至，两人自然而然地又说到了这个民族传统节日，说到了投江而死的屈原。

    “不怕你笑话，张老板，”杨绍泉说道，“我们这儿的老人都说，屈原不是投汨罗江死的，他投的是沅江。”

    “哦？”张学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说，很感兴趣。

    “所以每年端午，我们住在沅江边上的人都要聚一起摆席喝酒，把粽子倒进江里。”

    “有什么仪式没有？”张学良问，“比如，有人代表大家讲讲话吗？”

    “当然有，”杨绍泉回答，“酒席之前，大家要推举一位老人或者有身份的人讲话，念祭文，给屈原敬酒。然后放鞭炮，到江边倒粽子。”

    “那倒挺有意思的，”张学良从没参加过这样的仪式，兴趣更浓了。“杨船工，端午节那天，我去你家过，怎么样？”

    “那好啊，”杨绍泉以为张学良开玩笑，没怎么在意。“不过我们那儿太穷了，从没你这样的贵人去过。”

    “嗨！ 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啊？ 我这回真要到你家去！”

    杨绍泉这才知道张学良是当真了，心中暗暗叫苦：家中破烂不堪，生计艰难，哪里拿得出东西招待这位“张老板”呀？

    张学良似看出了他的心思，忙笑着说：“别着急。到时候我会把所有东西备齐，你准备桌椅就行了。另外，再请些你们村上的人来。”

    杨绍泉只得应下，当天回去便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家中老小和村上父老。大家郑重其事地商议半天，决定，不管家里、村里怎样穷困，也要让“张老板”在沅江边过一个高高兴兴的端午。

    端午那天，天气出奇的好。天刚放亮，东方便铺展开一片玫瑰色的红云，到早上八九点钟，沅江水面上已是流霞溢金了。杨绍泉所住的杨家淇村，里里外外收拾得异常干净，正前方的那片河滩，也用扫帚清扫过，黄澄澄的沙地上见不到丁点儿树叶木屑。杨绍泉的房屋破旧窄小，难以容客，村里人头两天便帮着他在屋前空地上搭起了一座用青布拉起的凉棚，下面端端正正地放着一张擦抹得洁净锃亮的八仙桌。以此为中心，四周还摆放有七八张方桌。一大早，杨家淇村稍有身份的老人们便齐聚此处，等候“张老板”的光临。

    日上三竿，张学良夫妇、刘乙光、许建业等人由七八个身挎短枪的警卫护着，出现在村头。他们身后，是十来个由宪兵充任的“挑夫”，每人都担着一副担子，里面装满了张学良命厨师备好的酒肉饭菜。早已等候在这里的杨绍泉立即迎上，将“张老板”一行带到凉棚下入座。没资格入席的村民、妇女们聚于一旁，议论纷纷；小孩子们更是兴奋，嬉闹追打声不绝于耳。

    按当地规矩，端午节是先行祭礼，再食酒肉。杨绍泉代表杨家淇人，请“张老板”主持祭礼。张学良也不推辞，站起身向大家拱拱手，然后说道：

    “今天，能到这里来同村中父老们一起过端午节，是我张某人的荣幸。一千多年以前，楚大夫屈原忧国忧民，投江而死。听杨船工说，你们这里的人都说屈原投的是沅江。我入乡随俗，也把沅江当成是屈大夫的归宿之地。我提议，大家先把第一杯酒敬给屈原。”

    张学良端起酒杯，庄重地将酒洒到地上。众人均效仿他的样子，洒酒于地。空气中顿时弥漫出一股酒香。

    “各位！”张学良放下酒杯，继续说道，“大家都了解屈原是为何而死。如今，日寇进犯，国难当头，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像屈原的样子，为国效力，为国效命……”张学良正讲到兴头上，却感到有人在扯他的衣襟。转睛一看，原来是夫人。张学良明白，于凤至是在提醒他不要讲得太多了。出门之前，她便叮嘱过丈夫，言多必失，刘乙光和手下的警卫都是蒋介石、戴笠的耳目，稍有过头语言，便会为老蒋记上一笔，自由更是无望。张学良轻吁了口气，只得收住话头，朝向杨绍泉等杨家淇人说道：“我今天来，就是要随随你们沅陵的风俗，一同祭祭屈原。下面就按你们这里的规矩办吧。”张学良意犹未尽，但又不得不停下来，回坐到椅上。

    尽管张学良的话结尾收得太突然，也没有什么撼动人心的语言，但人们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人们按沅陵的传统习俗，捧着粽子来到江边，解开粽叶，一串串抛向江里。这时，身后的鞭炮也响了起来，和着 “砰”“砰”的粽子落水声，祭礼达到了高潮。

    祭完屈原便是吃席。张学良吩咐“挑夫”们将担子打开，不一阵，桌上便摆满了丰盛的酒菜，鸡、鸭、鱼、肉样样皆有。杨家淇人何曾见过这样精致、丰美的宴席，一个个赞叹不已，纷纷端起酒杯，向“张老板”道谢。原先围在一旁的十几个孩子闻到肉香，也顾不得礼数和大人的呵斥，走近桌前争吃争喝，院子里吵吵嚷嚷，一派热闹气氛。张学良平日大都是同夫人单独进餐，难得有过热闹。此时，他也被这气氛所感染，端起酒来，和村人连连碰杯，边喝还边对于凤至说：“难得啊，大姐。难得有今天这么个一醉方休的日子。”

    端午那天，张学良又结识了几个杨家淇人，此后游山散步，也常转到杨家淇村，看寻常百姓织网浇地，修房锯木。张学良自出生便未尝过“穷”为何滋味，但却对穷苦人充满同情之心。从杨绍泉口中，他了解到凤凰山背后的檀木坡，有户姓麻的人家，耕地微薄，家口众多，衣不蔽体不说，家中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小孩饿得哇哇乱叫。说者无心，听者留意。第二天，张学良便吩咐副官从他和于凤至的衣服中挑一些出来，装进口袋，再带上几个银元，送给姓麻的人家。一家人正愁眉苦脸，饥肠辘辘，却突然有贵人雪中送炭，全家人千恩万谢，忙要给副官下跪。副官当受不起，忙说他只是受主人之命而来。一家老小更是感动。麻家女人热泪长流，哭喊着跪下，说菩萨的大恩大德，她一家终生不忘。副官回到寺里将麻家情形作了禀报，张学良好一阵没吭声。后来才小声对于凤至说：“穷人家这么苦，何时才有个头呢？”

    1939年7月，暴雨不断，沅江猛然上涨，山脚下一些人家纷纷遭殃。张学良在山上见到被江水冲毁的房屋、冲跑的耕牛和被冲得四散逃命的村民，心急如焚。也没跟刘乙光商量，他便叫副官去集合警卫，说他要训话。

    除值班人员外，二十来名警卫都站到了殿堂内。张学良情绪激动，指着山下对大家说，大水无情，好些百姓都叫水淹了。诸位穿衣吃粮，靠的都是百姓的辛苦。现在百姓有难，我们不能见死不救！ 警卫们大都是穷苦人出身，见百姓被淹也多有同情，听张学良一说，都表示应当立即下山。

    “对！ 你们赶快下山抢救被淹人家，凡救起一个人，奖大洋五块，由我当场兑现！”张学良说完将手一挥。

    警卫们冒着暴雨，一窝蜂冲下山去，跳入江边水中解救困于洪水中的百姓，仅半个时辰，便将束手待淹的人统统抢救上岸。死里逃生的百姓们惊魂甫定，纷纷跪下，向山顶连连叩头。一直撑着雨伞在寺墙边注视的张学良这才放下心来，回到房中。

    不久，杨绍泉在船上告诉“张老板”，说这一带的百姓都说，凤凰寺住了一个姓张的活菩萨。不是山下守道的警卫阻拦，好些人都要上山来跪拜呢。

    张学良闻之一笑，随即又是一脸的严峻：“看来，为百姓做事的人的确是太少了，”他低沉地说，“我不过是尽自己的一点能力而已。杨船工，你帮我转告大家，百姓们有什么难事，只要我张老板力所能及的，一定替大家办。”

    杨绍泉是个老实人，不善言辞，满腹的感激不知从何说起，只热热地道了一声：“多谢您了，张老板。”

    令沅陵人十分遗憾的是，“张老板”的凤凰山之旅，很快就结束了。

    1939年4月，已经占领武汉的日军开始将战争由长江中游转移到汉水流域。由于武汉失守，长沙已成为华中战场的重要前沿战略据点。9月中旬，新上任的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和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中将便策动犯湘，由赣北、鄂南和湘东向长沙发动进攻。

    湖南的局势顿时变得十分紧张。

    就在日军积极筹划犯湘之时，戴笠和他的随从副官王鲁翘突然出现在凤凰山上。

    张学良好长时间没有见过戴笠面了，两人都陡然觉出了某种陌生。张学良发现，军统局长脸上那本来就给人以威严感的络腮胡，大概有好些天没刮过了，看上去使人觉得有些恐怖，他那双从来就不会笑的眼里布满了血丝，显出历经熬煎的疲惫。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戴笠向来被视作蒋介石最忠实的鹰犬。看来，这位为蒋介石鞍前马后奔波的人实在是太辛苦了，张学良边同戴笠打招呼边这么想。

    而在军统局长的眼里，仅仅不到三年的软禁生涯，当年雄姿英发的少帅，这位一声长啸，半个中国便会颤动的“东北虎”，此时已显出了某种老态。原先令人羡叹的满头青丝已明显稀落，而且有了谢顶的迹象。寂寞催人老啊，即便你是钢打铁铸的硬汉子，也禁不住被弃被囚的折磨啊！ 戴笠此时忍不住对这位当年的上司生出了怜悯。

    尽管如此，两人的谈话却没有什么感情色彩，甚至连寒暄也显得那么简短。戴笠一坐下，便谈起了当前的抗日局势。身为军统局长，没有谁比他更了解蒋介石眼下的困境。他一方面要同日军苦斗，一方面要击垮汪精卫政权，同时还得提防共产党。现在，半壁河山已经丢失，要想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无论是国民党、共产党还是全国老百姓，都将付出巨大代价。

    “听说，有人放火烧长沙，毁了不少民房，还烧死了不少人？”张学良问。头两天，他从一名警卫口中偶然得知这个消息。

    “是啊，一把火烧得人心惶惶。不少人提出要追究责任。”戴笠简要地介绍了长沙大火的情况，最后说：“张文白已经被革职留任，他怕是在湖南也待不久了。”

    张学良向壁无言，唯有长叹。

    见过张学良的第二天，戴笠亲自找特务队的警卫们分别谈话，连厨师也不例外。他向大家概述了当前局势，然后详细询问了张学良近一个时期来的状况，言行书信，以及与外界接触的情况。每次与人谈话，戴笠的副官王鲁翘都在一旁记录，一天下来，已汇成了厚厚一本。最后，戴笠接过去翻了翻，告诉副官：回去好好整理出来，上报给委座。

    军统局长有时也闹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国破人亡的最后关头，蒋介石还是这么密切地注视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

    他是军人，执行命令而已。只是，他想把这个命令执行得更准确、更透彻，也就更能博得老头子的满意。

    戴笠在凤凰山待了两天。临行时，他对张学良说，现在局势发展很难逆料，恐怕要做好再度搬迁的准备。

    张学良早已料到戴笠此行有传达搬迁的意向，两天来见他没提，自己也不便问。临行之际，听他突然提起，反倒令张学良一愣。

    “搬迁？ 再往哪里搬？”

    “这个嘛，我回去请示委座，看局势怎么发展再定。”

    频繁的搬迁和对气候、环境艰难的适应早已令张学良感到厌烦。沅陵这地方山清水秀，风景优美，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张张口，但终于还是没说出回绝的意思。

    一个丧失了自由的人，哪还有权利来选择自己的囚笼呢？

    戴笠走后，时局一天比一天更紧张。警卫们全都揣测出，他们不会在沅陵久待了，言谈之间，对这个给了他们平静悠闲生活的山乡表示出深深的留恋之意。但是，他们也无一不明白，他们的命运已经同张学良绑在了一起，既然张学良对新的转移无法拒绝，那他们也同样无可选择。

    果然，戴笠离去不久，便来了电报：张学良一行准备离开沅陵，向贵州首府贵阳转移。电报甚至还明确规定了转移路线：沅陵―辰溪―芷江―玉屏―黄平―贵阳。

    沅陵一年零六个月的流放生活结束了，随之到来的是又一次艰难的跋涉。

    此时是193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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