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洒“三绝碑”

    自从幽居溪口起，张学良再无军机政务可理，百无聊赖，便以游山览景来消磨时光。郴州古迹不多，但苏仙岭秀丽的山势、苍翠的万木，以及围绕苏仙岭的种种传说，仍然很诱人。住下不几日，张学良便同夫人遍游山岭，听苏仙观里的一个老和尚讲述苏耽成仙的传说，寻看他升仙之处跨鹤台，又去山后观看枝叶走向奇异的“望母松”。站在高山之巅，眼望浩瀚浮云和滚滚东去的郴江，张学良不禁思接千载，想古今兴亡，叹人生命运，不时地感叹几声，向夫人念几句古人的或自己即兴而发的诗句，惹得于凤至不禁用陌生的眼光凝望他。

    “汉卿，跟你这么些年，我还真不知道，你挺会吟诗作赋的嘛！”

    “是呀！”张学良得意地一笑，“要不是当年父帅非让我承继大业不可，投身军中，说不定中国会多一个大诗人哩！”

    在一旁的刘乙光也凑上来说：“我们早就闻副座是文武全才。什么时候清静了，好好作几首诗，叫人刻在石壁上，让后人也知道，副座曾经居留此地。”

    “行啊，”张学良满口应承，笑吟吟地对刘乙光说，“早年读书的时候，真还跟先生认真地学过诗，练过字。后来这些年忙忙碌碌，好些都荒疏了。现在闲着没事，正好练练。”

    “郴州这地方出产算不上丰富，但砚石还是很有名的，”刘乙光说，“我明天就叫人到城里去选一块好砚，再买几支好笔回来。”

    “嗬，”张学良嚷了一声，“你们还真想让我弃甲从文，当个诗人啊。”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苏仙岭上最有名的古迹，要算白鹿洞附近悬崖石壁上的“三绝碑”。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北宋大词人秦观因党争被削秩，贬监处州（今浙江丽水）酒税。流放途中，秦观徙经郴州，在这里写下了那阕著名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同代的大学人苏轼为之写了跋；著名书法家米芾将秦观的词和苏轼的跋用他沉着俊迈的行书抄写下来，成为世所少见的“三绝”。南宋时期，郴州守邹恭将之翻刻于苏仙岭的石壁之上，成为郴州的第一大古迹。

    游“三绝碑”那天，正是小雨初歇。障山云影已被先前的风雨洗净，遗下一片净蓝的天空。午后初现的太阳将橙黄色的光芒涂抹在群山之上，使万千刚刚洗濯过的松林灌木呈现出一片墨绿的光芒。张学良本来上午就要来看碑，却被雨阻于观中。现在得以出游，又逢冬日高照，兴致自然高涨，一路和人说说笑笑，沿那1760级石阶逐级而下，来到白鹿洞前。

    许是刚被雨水洗过，现在又正逢阳光照射，崖壁上为世纪风云染成紫褐色的《踏莎行》词摹刻此时显得分外清晰，一笔一画触目动情。先前还在说着笑着的张学良夫妇和警卫们蓦然间都不再做声，全都抬眼望向石壁：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这阕词，张学良早年就曾背诵过，可是，此刻立于“三绝碑”前，字字句句却变得赫然惊心！这哪里是在听秦少游的凄婉绝唱，壁上那十一行字，分明写的是他张汉卿此时此刻的心情！

    张学良像呆了一般，两眼定定地望向摹刻，一字一句地反复细看凝思，后来竟念出了声：“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

    两汪热泪不由夺眶而出。

    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带给张学良前所未有的心灵震撼。历史居然会有这么相似！八百多年前一位古人遭贬来此，他的凄婉，他的悲怆，他的忧愤，居然会同他这个国民党一级上将如此相似！

    落日渐渐西沉，苏仙岭上有一种苍凉、寂寥的气氛。警卫们不知干什么去了，和尚也都不见了踪影，整个庙观呈现出神秘、陌生的寂静。张学良打开刘乙光差人从城里买来的一块龙头大砚，提起笔来，龙飞凤舞地抄写起秦观的遗句“……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写着写着，笔下的字渐渐地幻化成那个纶巾长袍、眉结千愁的古人，正对着孤灯寒月，泣诉一腔报国热忱，蓦然间，那个古人又变成了自己，正站在西安金家巷张公馆的阳台上，慷慨激昂地倾诉救国之道，报国之志。忽然间，笔下又现出了南京军事法庭的情景，当李烈钧宣布判处他十年徒刑之时，他禁不住一声大喝，拍案而起……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梦境，连忙推椅站起。幻觉消失了，面前秦少游的《踏莎行》格外清晰醒目。

    “人生忧患，千古同此啊！”他低吟一声，冲动地转向侧面的屋壁，提笔便书：“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写罢将笔往身后一扔，发出几声惨然的笑声。

    值班的警卫听见笑声，连忙跨进屋来，陡然被张学良那副欲哭无泪，激愤难当的模样惊呆了：“副司令，您……”

    张学良的两道目光，嗖地横过，如两把利剑将警卫的话斩断。没等他反应过来，张学良已一步跨上，从他腰间冷不防地夺下手枪，对着窗外的大桂花树连连射击，直至弹尽，方才扔下手枪，拂袖而去。

    听见枪响，警卫和宪兵们发疯一般冲过来，围拢一看，墙上的字墨迹未干，地上的手枪尚在冒着袅袅青烟。再看看屋外，张学良正站在桂花树下，望着青山消隐，暮云合璧……

    麻将·象棋·狩猎·治病·唱戏

    张学良闭门不出已经好几天了。警卫们每次进屋，看见他不是躺在床上，便是独自坐着读书看报，有时竟朝着屋角出神。为了改善他的心境，刘乙光和许建业轮番进去劝说，提议他到郴州卫阳街上逛逛，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但每一次，张学良都是闷坐无声，毫无回应。于凤至有些挨不住了，也帮着来劝，说他要是老这么下去，定会闷出病来；警卫们也跟着受罪，连上街的机会都没有。就这么你一言，我一句，说得他终于表示了同意。

    从苏仙岭到郴州城里，只有四里路，张学良提出，既是看风土人情，最好是走着去。但刘乙光却不同意，说刚来此地，好些情况还不熟悉，据上城里买东西回来的人说，这些日子从城里过的部队特别多，常常还可见到些伤员和散兵游勇在街上寻衅闹事。张学良无奈，只得坐进宋子文送他的那辆防弹车。在防弹车前，还有刘乙光和警卫的两辆小汽车，后面是两部满是全副武装宪兵的卡车。

    果然，从山下拐上公路，便见到了来来往往移防或撤退的部队。车进城里，便见到满街都是衣冠不整、吊儿郎当的散乱士兵，其中夹杂着不少缺胳膊少腿、头上缠着绷带的伤兵。刚刚靠近卫阳街，由于路上行人太多，街面又窄，前头的汽车不小心轻撞了一个胳膊吊着绷带的伤兵。那伤兵一回头来便破口大骂，同时用另一只手掉过斜挎在腰上的步枪，对准汽车。那伤兵的同伴和街上散荡的士兵一见汽车撞了人，又见是小汽车，当即便围拢上来。

    国民党军队中，官兵等级森严，当官的打骂士兵，克扣军饷、贪污受贿的事情很多，士兵们都对他们怀着深深的仇恨。加之这些士兵刚从战场上下来，流了血，见了死人，枪林弹雨一熏染，早已不把当官的放在眼里，所以不管相识不相识，很快便抱成一团，将前头撞人的小汽车团团围住，骂骂咧咧，非要让车里的人下来赔礼道歉不可。大约是看见了第三辆小汽车豪华的派头，士兵们估计里面一定是个大官，于是，一些人又向防弹车移来，有人开始用巴掌砰砰地拍打车身。

    后面的两车宪兵一见这阵势，连忙端起枪来，驾驶室顶上用来防止空袭的高射机枪也垂下枪口，瞄向了围住汽车的伤兵们。

    两相对峙，气氛紧张得划根火柴便能点燃。

    刘乙光在第二辆小汽车内。这时，他不得不面对士兵们的枪口，从车中跨出，向着伤兵们大喊：“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们是军统局执行特别任务的，都是自己人。刚才我们的车不小心，撞了这位弟兄，我在这儿向你赔不是了。”刘乙光走到那名伤兵跟前，很亲热地拍拍他的肩头。“对不起了，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士兵们一听这几辆车是军统局的，又看见卡车上的宪兵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开火的模样，心中早就蔫了一半，现在听见这位军官诚恳道歉，也就顺台阶而下了。

    “算了，算了！都是自己人。你们开车小心点就是。”他没敢说自己是哪个部队的人。军统局鹰犬众多，谁也不想自寻倒霉。

    士兵们渐渐散开，一触即发的冲突顿时烟消云散。

    汽车重又开动，到了卫阳街上。但张学良逛街的兴致早已被刚才的事破坏得一干二净，只漫不经心地到两家商店看了看，便回到了车上。卫阳街之行就这么恹恹地告终。

    很长一段时间内，张学良自己绝口不提上街的事，别人提起，他也从不表示赞同。他不想再让任何不愉快的事，来增添已经沉重的精神负担。

    看书看报已成为张学良每日生活的主要内容，除此之外，便是游山登岭，看日出日落，听风啸林吼。警卫们同他相处得久了，彼此间也有了一定感情，除了向他表示出对长官的遵从之外，更有一种相濡以沫的亲近。见张学良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样子，警卫们便想方设法对他殷勤照顾，尽量说些高兴的事或笑话来为他解闷。张学良明白大家的心意，但却无法高兴得起来。张学良郁郁不乐，弄得大家都有些情绪不振。刘乙光无奈，便去向于凤至讨教，问用什么办法才能把副司令从愁闷中解脱出来。于凤至也颇感为难，想了好一阵才说，打网球倒是个办法。刘乙光一听，却面有难色，说苏仙岭这地方难得找块平地，他已经雇了些当地人平整地面，前两天又抽调宪兵连的人加入进去，但要修好，恐怕还得一个星期。

    “可是这一个星期，不能老让副座这么阴坐着啊！还有，他要是不高兴，有时候十几天都不摸网球拍的。”于凤至沉吟半晌，又说：“那你们试试，拉他打麻将吧。他以前是喜欢打的。”

    张学良1931年驻节北京，在顺王府生活、办公时，曾热衷于打麻将。他认为，在繁忙的公务之余，大家能聚到麻将桌旁，既可以相互联络感情，又可以调节神经，是一种很好的娱乐方式。后来这些年，特别是他从国外回来之后，又迷上了网球、羽毛球等运动，加之军务繁忙，人们就很少能在牌桌上看到他的身影了。现在于凤至提起，刘乙光认为值得一试，便到房中去游说。张学良的反应并不像刘乙光所预料的那么热烈，但也还是表示了同意，并叫刘乙光到行李中去找找，看他原来用过的那副象牙麻将是不是还在。

    经过一阵翻腾，刘乙光和应副官终于从行李箱中找出了那副色如凝脂、光洁如玉的象牙麻将，随即在客厅中摆开了牌桌。为了凑个热闹，改善张学良的心情，于凤至、刘乙光、许建业、应副官，都坐到了桌前。随着大家的说笑声和哗啦哗啦的洗牌声，人们发现张学良略略舒展开了眉头。

    国民党军队中，打麻将是赌博的最流行方式，在高级将领中，更兼有一种联络感情的作用。在北京的那些日子，张学良喜与同僚、部下们围牌桌而聚，每个星期都要来上几圈，对输赢很少计较，也没有像赌客那样去钻研牌艺。所以，总是输的次数居多。即便如此，他也乐呵呵的，把牌桌上的友情看得比牌桌上的金钱贵重得多。

    在被“管束”的日子里打麻将，主要是为了打发时光，牌友又无从随意选择，自然也就少了许多乐趣。但大家兴致都很高，张学良也不便拂逆众人的热情，所以也还是很认真地坐到了牌桌边。

    张学良过去虽喜打牌，用于凤至的话来说，是“牌技平平，方法简单”。每次牌一到手，无论是“饼”、“条”还是“万”，只要面前有五六张相同的，便做成“清一色”或“混一色”，实在不行就做成“十三么”。这种简单直接的战术有时也会奏效。一赢了牌，张学良便会孩子般呵呵地笑，有时甚至会乐得把桌子拍得“笃笃”地响。但这种机会毕竟是太少了。刘乙光、许建业、应副官，还有于凤至，都是牌桌上的老手，论牌技，张学良不是他们中任何人的对手，因此，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张学良均是连连败北。连输上几圈，他便会心不在焉，呵欠连天。大家见他手气太坏，便偷偷让。但张学良是个好胜心极强的人，尤其不接受任何向他表示的怜悯，一旦他看出有人在让牌，便会沉着脸呵斥，有时甚至勃然大怒，一挥手把牌局搅乱，高叫：“重来！重来！”大家相互做个鬼脸，只得重新认认真真地打牌。这一来，张学良输得更惨，而越输得多，他的兴趣也就越发减弱。开初，他还每天打个八圈十圈的，后来就渐渐少了，六圈、四圈、二圈，最后，干脆连牌桌也不近了。

    麻将打不下去了，刘乙光便撺掇人来找张学良下棋。在溪口时，张学良的棋艺首屈一指，赢得太多，自己都觉得没了意思。警卫们都是年轻人，输了棋，心中自是不太痛快，加之日子太闲，无所事事，便买来棋，又弄些棋谱，一有空便摆上几盘。日复一日，好几个人的棋艺自然有了长进。其中，警卫“小钢炮”进步最快，对下棋简直到了痴迷的地步，有时做梦，都会乱叫些对弈的术语。在溪口时，他同张学良下棋，走不上十步便会乖乖地投降，红着脸退向一旁。现在，他觉得自己气壮底足了，一直寻思着找个机会，在副司令面前显显身手。

    刘乙光一来“动员”，“小钢炮”第一个响应。这些日子同张学良相处，彼此间也熟了，尤其是刚来苏仙岭时，张学良对“小钢炮”说的那番话，在两人间建立起了一种新的信任。因此“小钢炮”也没有了过去那么多顾忌，提着一口袋棋子便去找副司令，向他发出挑战。

    一看“小钢炮”一副殷殷求战的模样，张学良笑一笑，问：“你是说，还要我像过去那样，让你双车吗？”

    “不，一个子儿也不让。”“小钢炮”把棋口袋摇得哗哗作响。

    “那你这是来引颈就义啰？”张学良打量着小伙子，又摇摇头， “不忍心，不忍心哪。”

    “小钢炮”见副司令又要去看报，有些急了。“副司令，你就行行好，让我跟你下一盘好不好，”他把棋子往桌上一放，很坚决地说，“如果我再输，就永远不下棋了！”

    “嗬，立誓了，”张学良终于动了心，手往桌上一拍，“好吧，再跟你下最后一盘棋。先说明白，别怪我下手太狠。”

    “小钢炮”见张学良答应了，便不再言语，噼噼啪啪地摆开了棋。

    战局一开，张学良仍像过去那样，重炮猛轰，天车飞驰，烈马奔腾。但十步过去了，“小钢炮”不仅没被打垮，反而布局严整，兵马有序，绵里藏针。再走了十步，战局已趋明朗。张学良兵马损失殆尽，而“小钢炮”正集结兵力，狠打猛冲。虽是二月的天气，张学良的额上已沁出了一层汗珠。

    这盘棋整整下了两个小时，“小钢炮”最后以一步之先取胜。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哪！”张学良感叹一声，问：“你怎么进步这么快？”

    “小钢炮”雪了耻，自是十分得意：“溪口输给了副司令，我就一直在琢磨，心想哪天一定要在副司令面前露上一手。”

    “我刚才还用老眼光看人，操之过急，骄兵自然必败。”张学良总结说。他又看看小伙子：“刚才你是给了我一个突袭，让我措手不及，”他很认真地说，“咱们再来，谁也不手软，再较量一盘！”

    这第二盘棋，张学良下得极为认真，也极为艰苦，终于在人马死伤大半之后，攻进“小钢炮”的宫苑禁地，生俘老王。

    生姜还是老的辣。“小钢炮”虽操练数月，棋艺仍比张学良略逊一筹。但在整个警卫中，他毕竟是赢过张学良的第一人，一有空，张学良便同他摆兵列阵，鏖兵激战，有时一天要下七八次，第二天仍兴趣不减。大家见副司令玩得高兴，也都有了精神，常常在一旁观战助威，有的警卫还悄悄塞给“小钢炮”一包烟，让他传授棋艺。春节后，特务队的警卫人员有部分作了轮换，“小钢炮”恰在其列。他从苏仙岭调出后便直接派入部队，上了前线。后来在台儿庄战役中，他奋勇杀敌，身中数弹而亡。当张学良从其他警卫口中得知“小钢炮”阵亡的消息后，难受了好些天，并让人把他同“小钢炮”下过的棋封存起来，以作纪念。

    虽然大家绞尽脑汁，想要使生活丰富生动一些，但地处高山破观之中，改善精神生活的条件毕竟有限。有一天，大家陪张学良游山，忽见几只野兔在山坡上一闪。有两名警卫跟着撵了一阵，但很快便不见了兔子的踪影。看见警卫失望的样子，应副官提议说，这山上飞禽走兽那么多，何不打打猎，既可锻炼身体，又可改善伙食。警卫们已经久未打枪，一听应副官的提议便嚷着赞成。但刘乙光却很迟疑，看看队员们，又看看张学良，久久没有表态。张学良一见，知道刘乙光又想起了那天他掏警卫的枪打桂花树的事。刘乙光肯定在担心，枪到了他张学良手中，会指向何方？他更担心的是，张学良的枪口，会不会对准自己的额头。要是他真的自杀了，那他刘乙光的身家性命，肯定也会随着这枪声一起告终。张学良看出刘乙光的心思，淡淡一笑，说：“大家都是军人，打猎是打活靶子，对弟兄们也是训练。我也可以跟着看看，看谁打的猎物最多。”

    张学良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刘乙光：他不会摸枪。刘乙光一听，顾虑顿时打消，大声对警卫们说：“行啊！大家展展身手，让副座尝尝苏仙岭的野味。”

    苏仙岭山势不高，也无大片森林，很难见大野兽出没。但这里气候温和，林木丰盛，对一般飞禽走兽来说，倒也是个理想的栖息之地。据观里的和尚说，有时他们一出门，便会见到观前的小坡上跑过一群一群的野兔。山鸡、狍子也常常在观外出没。从山顶下到白鹿洞，时常还可以遇到野羊、麂子、猴子。

    狩猎那天，张学良一身精干的短装，裤脚还用绳子扎住，拄一根长棍，兴致勃勃地上了山。打猎开始前，刘乙光把大家召到一个大山洞前，说他陪副司令在洞前等候，大家打到猎物便搬来此处，谁打的猎物最多谁便可以得到副司令奖励的一瓶洋酒。

    不一会儿，寂静的山林里传来了清脆的枪声，隐约还听到野兽绝命前长长的哀鸣。有好几次，张学良都冲动地站起来，似想加入到打猎的行列中去，但想了想，又无奈地坐到了洞前的一块大石头上，向刘乙光讲起他在东北时同卫队上山打猎的情景。说有一次，他和一名卫兵左右夹击，打倒了一头五百多斤重的大野猪。

    “你知道打猎的时候，什么当口让人最痛快？”他问刘乙光。

    “当然是把野兽拖走的时候啰？”

    张学良摇摇头。“不，最痛快的时候就是当野兽向你扑过来，你的手指头刚扣动扳机的那一瞬间。人的生死，野兽的死活，全看那两秒钟了。既让人毛骨悚然，胆战心惊，又让人痛快万分，想大声叫喊。”

    刘乙光“哦”了一声，眼睛定定地望着张学良。他在想，当一头大野猪向张学良扑来的时候，这位副司令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反应？

    苏仙岭上的第一次狩猎也还算进行得成功，警卫们一共打了一头麂子、一头狍子、七只兔子，还有些山鸡。当他们抬着、提着战利品回到观里时，一个个神气得就像刚打胜仗胜利凯旋的将军。当天晚上，清炖、红烧的野味便端到了晚餐桌上。张学良吃得十分带劲，并频频地往夫人碗里夹肉。“你一定得多吃点儿，这是我们自己打来的呢。”说着又往口中塞了块肉，津津有味地嚼起来。

    日子像水一般缓缓流淌，转眼间春节到了。这是张学良被“管束”以来的第二个春节。去年的春节是怎么过的，他的印象已很淡了，只记得在人们披红挂绿、燃放鞭炮的时候，他正处在突然失去自由而带来的震惊、烦恼和懊悔之中。但今年却不同了。初被看管时的屈辱已潮水般地缓缓消退，他已基本适应了这种闲若野鹤、频繁迁徙的生活，隐士般地超然世外，与山野为伴，寂寞为友，把对自由的期盼隐埋到了心灵的最深处。

    离春节还有好些天，张学良便对刘乙光说，这几个月弟兄们都辛苦了，春节应该好好地乐一乐，把这个破败的苏仙观搞得喜气一些，最好是还能扎几个灯笼。刘乙光依言而行，派人从郴州街上买来了红纸红绸，采购了过年食品，又买了好几大挂鞭炮。平日里生活平淡枯燥，难得有这么个上下同乐、尽情开心的时候，警卫和宪兵们都十分兴奋，七手八脚地收拾布置起来，荒凉沉寂了多年的苏仙观骤然间有了喜庆的气氛。

    除夕之夜，虽然北风呼号，窗凝冰花，观内却是人声喧嚷，笑声、闹声不断。在相连的两间大屋内，共摆了五张方桌，上面摆满了鸡、鸭、鱼、肉，热气腾腾，酒香扑鼻。开席前，张学良专门叫应副官封了年钱红包，一一分送给特务队的诸位警卫。刘乙光、许建业和宪兵连长所得那份，要比一般人多得多。众人见张学良身陷囹圄，仍不失长官、兄长的风度，时时给他们以体恤关照，心中甚是感激。在刘乙光的带领下，三十几名队员全都起身，高擎酒杯向张学良敬酒。第一巡酒毕，张学良又站起来，举杯致答，感谢大家这些日子为他而受的辛苦，将一大杯酒一饮而尽。

    几杯酒下肚，大家的话也多起来。张学良借着酒兴，同刘乙光等人划起拳来。于凤至担心丈夫喝醉，在一旁连连劝阻。刘乙光也害怕张学良醉酒会伤身体，早早地终止了这个游戏。

    吃完年饭，夜色已浓，张学良叫应副官取来象牙麻将，自封庄家，要警卫们轮流同他打牌。不知是有意如此还是牌运不佳，结果警卫们全都赢了牌。张学良虽然输得一塌糊涂，但却丝毫不恼不疲，一直同警卫们说说笑笑。夜渐渐深了，加之寒气袭人，刘乙光想劝张学良回房休息，但又不忍挫了他的兴致。直到午夜时分，张学良才推牌罢手，叫警卫们取来那几挂鞭炮，在院子里放了。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张学良与众人一道，拱手向旧岁辞别，又相互说了些恭贺的话，这才回到房中。

    张学良的幽居生涯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年头。

    对张学良来说，新年的到来宛若春风荡过冻湖，他的心中开始漾起了生动的春色。苏仙岭看报纸，虽有点隔世观天的感觉，但每张报张学良都不会落下，而且照样对着地图标划战局的发展。除此之外，他便是游山、下棋、打牌，日子过得十分平静，而且有过去所没有的恬淡。

    临近春节时，宽大的网球场便已完工，只是因连着下了几天雨，张学良未能到球场上去一展雄姿。现在，雨停天晴，他迫不及待地取出球拍，叫上许建业，一同上了场。

    许建业是广东人，个头不高，但却十分灵活。来“张学良先生特务队”前，他连网球拍都未摸过。到溪口后，他先是站在场外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对阵，帮忙捡捡球，后来便挥拍上阵。虽一败涂地，但却琢磨出了不少道道，加上张学良耐心的指点，球艺长进明显，很快便成为特务队中的高手，是唯一曾经同张学良打过平局的人。赵四小姐不在时，张学良每上球场，便会叫上许建业。他觉得这小伙子虽在战术和球路上尚还不成熟，但步伐灵活，动作强健，属于那种力量型的选手。有次打完球，张学良赞许地拍着许建业的肩头，说：“许队副，等你离开我的那天，恐怕已经能够同世界冠军较量了。”

    来到新辟的球场上，张学良整了整球网，接着便站定位置，将球高高抛起。白色的球像闪电一般，在空中划出一道雪白的线，砰地落到许建业面前。许建业镇定应战，将球砰地挡回。两人你来我往，左拉右抽，站在场外的警卫们看得目不暇接，到精彩处还忍不住拍起手来。

    第一局张学良轻松取胜。第二局，许建业拼死奋战，比分呈拉锯式上升。到五平时，张学良在长拉后突然一个短球，许建业疾步冲上，但球已将落地，紧急之中，他由后往前猛挥球拍，意欲将球救起。不意他的右腿站立不稳，侧偏半步，球拍啪的一声，猛击在膝盖上。只听许建业“嗷”地叫了一声，球拍“咔”地拦腰折断，他一个趔趄，扑地栽倒在地。

    待警卫们将他从地上扶起，许建业的右腿已经麻木，不能动弹了。张学良过来一看，知道是伤着神经和肌肉了，便安慰说： “没关系的，我有妙法，管保你明天又能和我大战一场。”

    回到观里，张学良吩咐人立即去烧热水，又叫人取来两个木桶，放到面前。不一会儿，两个桶中分别装上了烟雾腾腾的热水和寒凉透骨的冷水。他让两名警卫扶稳许建业，自己则抓住他的伤腿，猛地塞进热水桶里。水温大约有摄氏六七十度，许建业当即烫得龇牙咧嘴。约莫过了五六分钟，张学良又将他的腿抽出来，忽地塞进冷水桶中。许建业只见自己的伤腿先是被烫得通红，接着又被冻得发紫，如此循环往复了四五次，痛感居然消失，可以随意走动了。

    “看不出来，副司令还是个妙手回春的良医呢！”一旁的警卫们赞叹道。

    “这也不是我发明的，”张学良笑着说，“我也是跟一个大人物学来的。”

    “是不是跟委员长学的？”许建业问。

    “不是，”张学良摇头，“我是从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那儿学来的。”接着，张学良便讲起1933年他下野出洋，在意大利逗留时，曾同墨索里尼和他女婿齐亚诺有过密切的交往。这个意大利的独裁者曾当过工人、记者、编辑，见多识广，不知从哪位江湖郎中那儿学来了这一招。那年7月，张学良在去拜会他时不慎扭伤了脚，墨索里尼便是用这种方法很快使他的脚痛得以消除。没想到，这个来自意大利的“巫术”居然在苏仙岭派上了用场。

    “其实这办法的道理简单得很，”张学良对大家说，“主要是用冷热水分别对皮肤进行刺激，促进血液循环，解除伤痛。大家都学着点，以后肯定会有用上的时候。”

    在以后的日子里，这个方法果然一再得到了运用。警卫们身上，臂上或腿上有了小伤小肿，大都不需吃药，先弄上两大桶冷、热水再说，而且屡治皆灵。每次治疗时，张学良总要到场，以“师傅”的口吻，指挥着警卫们操作。伤一治好，警卫们高兴，他也乐得呵呵直笑。刘乙光在一旁打趣说：“你们以后都可以去摆摊赚钱了。不过到时候别忘了告诉病人，你们的师傅是副司令和墨索里尼！”众人一听，都乐得哈哈大笑。

    浓云如山，淡山似云。顶上，大雁南飞，在空中排出一个巨大的“人”字。雁声里，张学良收回远望的目光，对与他同站在跨鹤石旁的夫人说：“凡人升天，须得道。当年苏耽在这里跨鹤成仙，显然是受了点化。你我即使天天在此盘桓，衔云饮露，未必有鹤肯从天而降……”

    “你这个人哪，”于凤至笑答道，“太好玩，也太会玩，入佛门尚还要嫌你六根未净，哪里还能够得道升天？”

    “这么说，我是一辈子成不了仙啰？”

    “那倒不一定，”于凤至故作严肃地说，“如果你从明天开始就布衣素食，面壁修行，说不定将来会有凤凰来托你升天呢！”说完抿嘴笑了起来。

    张学良也是一阵大笑，萧寒的山林间回响起他爽朗的笑声。

    是夜，月圆如盘，清辉遍地，苏仙岭上有一种似乎遗自远古的静谧。

    灯下，张学良身披寒衣，正在读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这本书是邵力子在溪口陪伴他读书时所携带的，临走时将它送给了张学良，说闲来无事，不妨读读这类谈诗议文的古文。今天偶然翻开，觉得确实是本好书。

    张学良正凝神于书，却忽闻一阵悠扬的胡琴声。自离开溪口后，他再没进过戏院，更无琴音可闻。在这孤山僻岭之上，会飘来如此美妙的声音，禁不住令他心上一颤，当即便推开书本，踱步而出，向传出琴声的地方走去。绕过几间破房，转弯来到苏仙观侧面的小石坡上，只见许建业正对月而坐，舒臂运弓，拉奏一支似乎是怀乡思亲的曲子。张学良走近时，琴曲刚刚结束，夜空中似还留有袅袅回音。张学良在一旁驻足片刻，待琴声散尽，轻轻地拍了几下手掌。

    “夜阑人静，对月鸣琴，妙极了！”张学良走到许建业身旁， “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一手。”

    许建业慌忙站起，收住琴。“把副司令惊动了，我真该死……”

    “哪里，”张学良抬手止住他，“挺好听的。跟了我这么久，我还不知你会拉琴。”

    “我有个叔叔，是戏班里拉琴的，我跟他学过些年，后来也就丢开了，”许建业说着，让张学良坐在他的凳子上。“前两天到城里，看见卖胡琴的，忍不住买了一把。不行了，好久没拉，手生了。”

    “我听还不错嘛，”张学良说，“你会不会拉京戏？”

    “会一点儿。”

    “那好，”张学良显得有点兴奋，“我这人最爱听戏，有时候也偷偷哼几句。明天你给我拉琴，我来唱几段试试。”

    “我还没听你唱过戏呢，”许建业说，“我今晚再琢磨琢磨。”

    “一言为定！”张学良站起身来，“咱们在苏仙岭上来他几段清唱，热闹热闹。”

    第二天，张学良果然来找许建业，要他拉琴，自己要唱上几段。警卫们听说副司令要唱戏，都很新奇地围过来。张学良有些不好意思了，连喝：“去！去！去！等我和许队副合上弦了你们再来。”

    张学良对京剧的喜爱始于他父亲张作霖。“张大帅”在世时，逢年过节，总要请戏班子来大帅府热闹一番。耳濡目染，张学良也喜欢上了这种传统艺术。在北京副司令行营时，张学良常上戏院，有党政要员来京津地区，张学良的招待项目中必有一项是欣赏京戏。天长日久，《三岔口》、《将相和》、《群英会》、《追韩信》便都谙熟于心，唱词唱段能脱口而出。自离开溪口，他已好长时间没有听戏，心里总觉得缺点什么，现在见许建业既能拉琴，他自然兴起，要自唱几段了。

    但这位权倾一时的副司令毕竟从未吊过嗓子。许建业调好弦，让张学良试唱两句，但一句没唱完，许建业便惊得骤然住手。他发现，张学良居然是个左嗓子，只能唱高音，一低下来便跑调，更谈不上抑扬顿挫的音韵。但他自己却听不出来。见许建业停手，张学良便连声催促，说要来段好听的。许建业忍住笑，让他自选。他琢磨好久，选了《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坐宫院》。

    “您能唱全吗，副司令？”许建业拐着弯问一句。

    “还不信怎么的？ 早烂熟了。”张学良说着便来了一句开腔，声调倒是高亢婉转，但没唱到一半便溜到了另一个调上。许建业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不行啊，副司令。你一咋呼，我都不知是你走板还是我溜调了。”

    “我走板儿了？”张学良问一句，又看看一旁笑得前仰后合的于凤至，“是我走板儿了吗？”

    “不是你还有谁？”于凤至抹抹笑出的泪花，“都走到对面山头上去了。简直笑死人。”

    “哦……”张学良很认真地点头，似有所悟的样子。“看来我还真得练练。这样吧，许队副，”他笑着说，“这山上反正没人，我每天都吊几回嗓子。不过，你每天都得陪我唱上一段，怎么样？”

    “那没说的，副司令，”许建业回答，“不过，我建议你专门选上一段，多唱唱，也许会好的。”许建业说着又想起刚才张学良的唱腔，笑了起来。

    “就选《杨延辉坐宫院》吧，这段西皮我最熟。”张学良说，又看看于凤至，“你还别笑，没准儿过些日子，我在这山上没修成仙，倒练出个名角来呢。”

    “那好啊，”于凤至打趣说，“我们就等着听名角的戏了。”

    自打这天起，张学良真还每天都去山顶上吊几回嗓子，“嗬——嗬——”“啊——啊——”地吼，折回来便同许建业练《杨延辉坐宫院》。就这么折腾了一个多月，可腔调还是走板，合不上弦。于凤至每次没等他开口，便先掏出手绢将口捂住，但憋不住的笑，仍使她身子不住地前倾后仰。

    终于，张学良悟出他是个只能听戏不能唱戏的命了。但他却不明言罢唱，而是拐弯抹角地说：“看来老生不适合我，改为黑头恐怕要好些吧。”接着便让许建业给他拉《收虎关》。但结果还是一样。他终于失去了信心，也不再去山顶吊嗓了。警卫中也有几个爱好京戏的，张学良不唱时，他们也来哼上一段，久而久之，张学良干脆坐在一旁，当忠实的听众了。不过，仍像他过去在戏院里那样，嗓子里哼哼呀呀，到悠然处还禁不住摇头晃脑。

    这多少是个遗憾。后来每逢听别人唱戏，他脸上总有几分羡慕。他偷偷对于凤至说：“我还真不知道我不能唱戏哩。要早知道，我肯定让北京、天津那些名角教教我。”

    “你呀就是不服输，”于凤至嗔怪地看着丈夫，“嗓子是天生的，教能教得出来吗？”

    张学良又露出一脸的怅惘。

    大街上的军礼

    从表面上看，苏仙岭的日子过得十分平静、恬淡，没有任何或惊或险的迹象。而实际上，自张学良到达郴州后，这一带的警戒、保安措施，比之在黄山、萍乡，要更为严密和紧张。宪兵连的大部分人，都分驻于苏仙岭下和郴州城中，每个星期，对逗留于各旅店的外乡人或国民党的散兵都要进行一番盘查。郴州县城里的保安团也接到命令，严密巡查各种有嫌疑的人。通往苏仙岭的路上，每天都有数名便衣来回巡视，除非得到允许，任何人都不得走近苏仙观。

    但有一个人例外。她不仅能自由出入苏仙岭、苏仙观，而且还会受到远方贵客的热情接待。这便是专门给张学良理发的一个姓祁的女孩子。

    张学良自被看守后，每次理发，都由刘乙光亲自去找他考察过的师傅。后来，他嫌这样太麻烦，便专门调来一个会理发的特务，既为张学良，也为别的警卫人员服务。张学良自小生活讲究，对发型发式更是一丝不苟。在沈阳的北大营里，他就曾训斥过一个头发蓬乱的副官：“男儿头颅贵值万金，乱糟糟的成何体统！”被看管后，张学良的衣着服饰虽渐渐变得马虎了，但他对自己的头发却依然看重。每次理发，那名特务理发员虽竭尽全力，但理完一照镜子，张学良脸上总会现出不悦之色。后来，逢到游街逛镇，一有机会，他便会提出进理发店，让师傅理出令他满意的发式。刘乙光奈何不得，只有听之任之。

    到苏仙岭不久，刘乙光陪张学良第二次逛卫阳街。一行人在街上闲转了一会儿，张学良忽然见到不远处有个理发店，便执意要进去理发。这其实只是个小理发店，仅有父女二人。见突然一下子涌进这么多顾客，做父亲的立即堆起笑脸招呼。那做女儿的仅十五六岁，身材娇小玲珑，见到客人便满面微笑地迎上来，问先给哪位理发。张学良看着那女孩，见她脸上有几颗麻子，但脸色红润，笑起来天真无邪，便笑着问：“你会理吗？”

    那女孩肯定不是第一回听到这类问题了，脸上仍是很自信地笑，手上却熟练地抖动着给顾客围脖子的白布罩单。“客人放心，不理满意不收钱的。”说完便把白罩单给坐下来的张学良罩上，动作轻盈娴熟，还有几分女孩儿家的温柔。

    往常张学良理发，大都是一番枯燥单调的经历，坐在椅上长时间沉默不语，却又还要听凭理发师的摆布，有时还会担心那只拿剃刀的手出现某个可怕的失误。但在女孩儿的手下，理发却变成了愉快的经历。由于接触顾客多了，女孩显然已有了如何对待顾客的高度技巧，她不问顾客从哪里来，也不问你是干什么营生，只是谈郴州这地方的风土人情，讲这镇上的笑话轶事。对外地人来说，这自然新鲜，也就很有兴趣与她交谈，又被她一阵阵的笑声弄得忍俊不禁。虽然时间不长，但却让人觉得惬意。直到那女孩轻轻说一声“完了”，张学良才去照镜子，发现自己的头发被女孩理得平平整整，丝毫不乱。“看不出来你还好手艺呢。”张学良夸奖道。

    在一旁的父亲满脸是笑地回答道：“手艺好倒说不上，不过理得还是专心。客人来我们这店里不容易，哪能乱剪一气呢！”

    “是啊，”女孩笑吟吟地用猪毛刷轻轻拂去落在张学良颈上的发渣，“我还盼着客人再来呢。”

    “行啊，我以后每次理发都找你了。”张学良站起身，高兴地说。

    以后的好些天里，张学良都一再提到这个理发的女孩，说她手艺好，为人诚实，“只可惜小时候她爹妈没把她护理好，脸上留下那么些小坑。”言语间很为惋惜。

    自打这次理发之后，张学良理发的周期明显缩短了。去卫阳街的机会毕竟不是太多，他每次想理发了，总是由刘乙光派人把女孩接上山来。那女孩读过初中，在当地也算是个“才女”了，到山上一看这位“顾客”房中的摆设和他的派头，便猜想出这必定是个大人物。但她仍不问起，每次上山，只管理发，同他聊天，有时也陪着打几圈麻将，或到网球场看这位“大人物”打球。女孩子这种本分、天真、随和的态度也博得了大家的喜欢，上下对她都另眼相看。每次理完发，许建业都要付给她高出好几倍的报酬，双方皆感欢喜。以后，凡遇张学良连着几天闷闷不乐，许建业便会建议理发，也不管张学良同意不同意，派人把女孩接上山来。而只要见到这女孩，张学良的情绪自然会有好转，至少不再会那么郁郁寡欢，理发不理发反倒无关紧要了。

    但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使这位女孩再也没有上山来了。

    在戴笠给刘乙光下达的若干条指令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严密封锁张学良的所有消息，绝对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为了做到这一点，从驻溪口时起，刘乙光便特别安插人员，控制邮电，秘密检查、监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所有人员的信件、电报往来。由于张学良一行所居之处，均较偏远、孤立，邮电上一卡，与外界基本也就断了联系。对外界来说，自从南京“军法会审”之后，张学良便蓦然消失了，极少有人知晓他在何处接受“管束”。安全上的威胁自然也就少了许多。

    自驻溪口后，控制邮电便成为一条经验，一种规定，倒也确实起了一定作用。到郴州后，派驻县城邮电所的特务有了更换，新派一个名叫黄静宜的人进驻了郴州。

    黄静宜是江西人，广东暨南大学毕业。这位特务队里文化水准最高的人，温婉文静，举止言谈皆有女子之态。张学良爱开玩笑，曾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黄小姐”。“黄小姐”大学毕业即投身军中，被分到刘乙光的特务队。也许正因为他的女子之态，他办事十分缜密小心，常常在别人的疏漏之处看出破绽。而且最紧要的是，他对“党国”绝对忠诚，所以颇受刘乙光的赏识。遇有重要的动笔头或需慎重谋划的事，都要叫上“黄小姐”。一到郴州，特务队做工作调整，他又被派进了邮电所。

    春节过后不久，“黄小姐”在邮局尚未发出的一堆信件中发现了一封由苏仙岭寄出的信，挑出来一检查，原来是跟随张学良的李副官写的，收信人是他的亲戚。信中主要是报报平安，因刚过了春节，又有一些问候的话语，此外便无甚紧要的内容。但是，军统局对“张学良先生特务队”早有命令，所有人员与亲朋好友通信绝不允许提到张学良的任何情况，如果发现，要予以严厉处分。而这封信显然违背了命令。李副官是跟随张学良的人，他所在之处必定有张学良。而更严重的是特务队任何人交信都要经刘乙光批准，并在“黄小姐”那里登记，是谁将这样一封可能暴露张学良所在地的信交到邮局去的？

    信由“黄小姐”带回来，交给了刘乙光。刘乙光阴着脸将信的内容看完，最后只说了一个字：“查！”

    特务队所有的人都被排了队进行调查，凡在信的落款日期后去过郴州的人都成了重点对象，一时间闹得特务队里人心惶惶。

    最后，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到了特务队的随队医生—一名男看护身上。他新近调来不久，主要任务是为张学良提供保健服务，替张学良打打针，经常为买药的事去郴州县城。当男看护被带到刘乙光面前时，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刘乙光几句话一逼，他便供认不讳，承认信是由他带到邮局去的，事前未向任何人作过报告。刘乙光见他已招认，便不再说什么，只令他向张学良请假，说因事暂时离开一个时期，男看护情知事情严重，只得依命行事。

    在调查的这些天中，张学良从警卫们的口中略知了此事，只不屑地“哼”了一声，未再作任何表示。当男看护来向他“请假”时，张学良只有叹息，盯着他看了好久，说了一句：“你多保重！”

    第二天，男看护奉命收拾行李，离开了苏仙岭。刚一下山，早已守候在山下的特务们便将他扣住，押到郴州宪兵连的驻地关闭起来。后来，又被转到监狱，以“违背军令、泄露军事机密”罪被判了五年徒刑，直到抗战快要结束，才获得自由。

    张学良无从知晓男看护的命运。后来在与人闲谈中，他曾说起这位看护打针打得不错，人看上去也老实，对他的离去似有惋惜。两位警卫背地里私下嘀咕：“要是张先生知道了看护的下场，不知会作何感想哩！”

    在苏仙岭住了两个多月，张学良已渐渐适应了这里单调但却是宁静的生活。融融春日之中，他常常扶杖而行，到林间去寻山林静谧，呼吸清新空气。有时就站在半山腰上，看峰峦环立，浮云悠悠。警卫们渐渐发现，张学良发火或郁闷的日子少了，代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宁淡泊。有时候，他独自来到苏仙观背后的山崖旁，捧一卷古籍，在躺椅上读得如痴如醉，困了乏了，却也不站起，眼望苍山游云，掩卷沉思，像是入了幻境。

    距苏仙观不远处，有一道流泉，从岩石裂缝中溢出，不声不响地汇入到一个磨房大小的深潭，从这儿变成一条溪流，潺湲奔流下山。自到苏仙岭后，张学良常来此处，有时就坐在潭边的大石头上同人聊天；有时不想说话，便独自向泉水扔几颗石子，看渐渐溅开的涟漪；或抓一把落叶扔到潭中，看它们随溪水漂流而去，眼中似有无尽的幽思。

    张学良有每天晚上洗澡的习惯，即便没有澡盆等设备，在木桶里泡泡也好。但几次搬迁，途中十分不便，没有洗澡便上床，张学良显得十分烦躁。一到苏仙岭，他得知有泉水，显得十分高兴，对警卫们宣传说，用泉水洗澡有治疗皮肤病的功效，每日泡一泡，皮肤会格外光滑爽洁。警卫们纷纷起而效仿，一时间用泉水洗澡成为特务队的时尚，有的警卫不顾季候尚冷，拎了毛巾直接到泉潭边浇水擦身。一些日子下来，果真起了作用，再未听说哪个人的皮肤有什么疾患。

    郴州县城不大，整个县城只有两家浴室。由于气候原因，加之木桶不大，洗澡有种种不便，张学良有时也去城内东大街的那家浴室洗浴。每次去浴室之前，刘乙光都要先派人前往接洽，定下日子，让老板在门上挂出“谢客”的牌子，不让任何人走近，然后再由刘乙光亲率几名警卫，簇拥着张学良进入浴室。郴州浴室的生意本来并不兴旺，但自抗战开始后，来往旅人多了起来，加之移防、撤退的国民党部队日日不断，进浴室的人陡增，已没有闲歇之时；在这种情况下突然关上半天门，自然会引来众多浴客的种种抱怨。张学良早就对将他与世隔绝起来的做法十分反感，警卫们前呼后拥也令他颇不自在。他曾对刘乙光说，那么大个澡堂，只让几个人洗浴太可惜了，完全可以再让一些浴客进来。但刘乙光却以安全为由加以拒绝。张学良心中很不是滋味。

    三月阳春，山间岭下弥散着一派鲜浓的生命气息，使人不由萌生出活力。连着在泉边读了几天书之后，张学良提出，到郴州城区洗洗澡，再去找理发店的姑娘给理理发。

    第二天，正是风和日丽。从苏仙岭往四下观望，四面山峰迷蒙空灵，天空云蒸霞蔚，红火飞溢。沿山道顺阶而下，可见群山环抱的山坳中，炊烟袅袅。农人们在坡地上赶牛耕耘，不时可听到牛叫狗吠之声，使人觉得仿佛置身于一个遥远的田园童话之中。张学良兴致很高，下到山脚时虽已热汗涔涔，但却一再提出，今天不用乘车，就这么步行而去，方可多领略些风光人情。刘乙光无奈，只得同意，转过头命令警卫们加强戒备，不得有丝毫疏忽。

    临近郴州城，路上的行人车辆逐渐多了起来，其中有不少是国民党兵和军车，偶尔还可见到汽车拖曳的火炮。大路上烟尘弥漫，有时连着十几辆车一过，几步开外就难看清。

    “怎么，还在往后退呀？”张学良望着一列向郴州城开进的汽车说。

    “可能是换防吧，”刘乙光随口应道，“这段时间这一带部队调动很频繁。”

    “噢……”张学良应了一声，掏出手绢，抹了抹扑在脸上的灰尘。

    由于汽车川流不息，郴州城里本就狭窄的街道显得十分拥挤。刘乙光让两名警卫走到头里，为张学良开道。有个老大娘手里提一篮鸡蛋，低着头向前挤来，不巧正撞在开道的警卫身上，篮子险些掉在地上。她抬起头刚想责怨一句，却看见警卫一副凶神恶煞的模样，忙把要出口的话咽了回去。张学良见状上前一步，扶住老大娘的篮子，和气地问：“大娘，鸡蛋没打坏吧？”老大娘抬起头，见这男子面善气和，忙回答说：“没有，没有。”踮起小脚便匆匆而去。张学良看她那副紧张的样子，觉得有些好笑：“这个老人家！”他冲着老大娘的背影嘟哝一声。

    就在张学良转过身，要继续前行之际，正前方走过来一位佩戴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一见张学良，他突然恭敬立正，啪地抬手敬礼：“张副司令！”

    张学良向他看了一眼，显得异常镇静，既不答话，也不还礼，若无其事地从中校军官身边擦肩而过。走在张学良身边的刘乙光当即便惊得脸色骤变，后面几位警卫也立即包抄过来，将敬礼的军官团团围住。街上的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场面。张学良却头也不回，倒背双手，缓步走开。

    情况很快便弄清了：这位敬礼的中校军官原属东北军炮兵部队，曾听过张学良的训话，对长官自然认识。前不久，东北军炮兵部队被改编，他和另外两名东北军的军官被调至炮兵旅，他担任了炮兵团的副团长，新近才调来郴州驻防。“我没想到，会在这个小地方撞上张副司令！”中校军官忍不住激动，翘首向张学良远去的方向张望。

    “敬礼事件”引起了刘乙光极大的恐慌。他匆匆追赶上已临近浴室正门的张学良，以“水温不宜”为借口，取消了这次洗澡的安排。

    回到苏仙岭，张学良便拿起球拍，去了网球场。刘乙光则召集了特务队军官的紧急会议，讲述了中校军官认出张学良的情况。人人都变得紧张起来。有人提出，张学良是东北军之魂，官兵们对他的信赖已到了迷信的程度。要是那几个东北军的军官发现了张学良的住处，串通起来，采取意外行动营救少帅，一个小小的宪兵连和特务队哪里会是对手？

    经过一番争论，刘乙光最后决定：立即将张学良转移到一个安全地点。他是邻县永兴亭司镇人，前些天刚回过一趟故里，知道那里有一所叫“文明书院”的小学，二十多间房舍教室，正好可以作为暂时安顿之处。

    “局长那里怎么办？”许建业问。他担心戴笠不知道搬家的事，将来会有所怪罪。

    “事情紧急，只有先斩后奏了，”刘乙光回答。但少顷，又说道：“明天你们先开始搬，我到城里给局长打电话。”

    永兴县距郴州不过40公里，风物地貌毫无二致。只是由于搬迁过于仓促，房屋住舍均是学生们迁走后匆匆拾掇而成，远不及苏仙岭。应汉民副官看了看为张学良安排的卧室，其简陋自不必说，有一面墙竟已倾斜，随时都可能坍塌。他十分不满地找到刘乙光，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张副司令在这里经受危险。刘乙光双手一摊，为难地说：“这里的确再也找不出好房了，请副司令坚持两天，我们再想办法。”应副官看看四周的住房，确实也找不出什么像样的，只得因陋就简，想方设法把张学良的床褥弄得舒适一些。张学良到后，听了刘乙光和应副官的解释，对住房条件好像并不怎么介意，只吩咐将这些天的报纸拿来，再把地图给他挂上。

    此时，全国抗战的序幕刚刚拉开不久。为将日军主力钳制在津浦线北段，蒋介石在1938年2月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前往徐州组织指挥会战。令人瞩目的台儿庄战役即将展开，局势很是令人担忧。

    “东北这块好地方，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张学良望着地图说，脸上显得十分忧郁。

    “是啊，好久没见到东北那边来的人了。”于凤至接口道，语气中流露出对故乡的深深怀念。

    永兴这地方没什么名胜古迹，加之匆匆而来，大家心理上尚未适应，所以谁也没有心绪四处转悠。张学良和夫人一连两日闷在房中，不是看报纸就是翻画报。到第三天，阴沉沉的铅云消失了，天空中出现了温煦的阳光，两人这才到院子里晒晒太阳。

    “永兴这地方，气候还是蛮好的。”刘乙光跟在后面，无话找话地说。

    张学良鼻孔里哼了一声，算是作了答理，目光却只望向阳光下显得翠丽的山峦。远处的一棵古松之上，一只苍鹰正在飞旋。

    “刘秘书，”张学良忽然唤了一声，向刘乙光转过脸来，“那天在郴州街上向我敬礼的军官是谁？”

    刘乙光没料到张学良会提起这事，一下子怔住了，好半天才回答：“噢，那是新调来郴州的一个炮兵副团长。”他看看张学良，见他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只得将这名军官的情况一一讲了出来。

    “原来如此，”张学良点点头，沉吟一阵，对刘乙光说，“东北军里的官兵对我是很尊敬的，见了我敬个礼是很正常的事。我希望他不会因为这件事受什么影响。”

    “不会的，副司令。”刘乙光很快地回答，脸上表情却有些不大自然。张学良望望他，没再说什么，阴郁的目光再次转向了远山。张学良明知这是谎话，但亦无奈，嘲讽地朝刘乙光笑笑，说：“那就回去吧。”转过身便往回走。众警卫们忙紧紧跟上，生怕再出了什么意外。

    对这次突然搬家，不论是刘乙光、许建业，还是别的警卫，都没有向张学良解释过理由。但他心里明白，这显然与那位炮兵中校在郴州向他敬礼有关。对刘乙光等人的神经过敏，他感到实在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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