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 章 遗恨石头城

    洛阳—命运转折的最后一步

    1936年12月25日下午6时。中原重镇洛阳。

    北方的冬天，夜来得早了些。飞机从西安起飞时，尚还能见缕缕夕照，只一会儿，大地便已是暮霭沉沉。

    飞机已经临近洛阳，开始盘旋着准备下降，一直沉寂无声的机舱内，开始有人在小声交谈。

    “啊，洛阳到了！”不知是谁嚷了一声。

    一直微闭双目的蒋介石这时睁开眼睛，偏过头，透过机窗向下望去。虽然已是暮色沉暗，他还是望见了洛阳鳞次栉比的城郭楼宇和临夜初起的稀疏灯火。

    蒋介石微微张口，像是要说句什么，可是又突然止住，猛地将头偏转回来。宋美龄有些不解地望着丈夫。

    飞机倾斜着开始下降，用不着俯身便可见到一掠而过的洛阳景象。位于机场附近的洛阳航空分校的建筑尽收眼底。

    宋美龄顿时觉察出了丈夫的心境。他刚才是触景生情，不堪回首往事了。

    仅仅两个月前，蒋介石才在洛阳度过了自己50岁生日。10月31日那天，洛阳全城鼓乐齐鸣，张灯结彩，军民同贺。全国的军政显要也都齐聚洛阳，向蒋介石献礼恭贺。由全国民众捐款献物所购买的50架飞机在空中编队，排成“五十”的字样，象征蒋介石50岁诞辰。那煊赫的景象，热闹的场面，令蒋介石无比威风。可是，仅仅才过了两个月，那一切盛景便化作青烟远逝而去，不可一世的统帅竟成为被囚之徒，真是威风扫地，耻辱难言。

    蒋介石回过头来，又扫了张学良一眼。

    整个飞机上，也许只有宋美龄才知道，这是蒋介石登机以后第二次回望张学良。其心态不言自明。

    张学良似乎毫无觉察，依旧端坐椅上，平视前方，对委员长的两次回顾，毫无反应。

    当晚，蒋介石夫妇、张学良等一行下榻于洛阳航空分校。当汽车在夜色中缓缓驶进那座双层西式洋房时，蒋介石拉拢车窗帘子，紧闭双目，始终未向外瞟过一眼。

    一个死里逃生的人，无法容忍告别昔日显赫的巨大失落。

    待吃罢晚饭，沐浴完毕，蒋介石的心境略略好了一些。半个月来的担惊受怕和苦思冥想终于消失了，当他穿上长袍马褂重新出现在客厅时，不禁下意识地挺了挺肩头，像是要从半个月的沮丧和委顿中挣脱出来。

    航空分校主任王叔铭、河南绥靖主任刘峙、河南省主席商震和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的张钫相继来到蒋介石的房间，对他在西安受惊表示慰问。

    “西安兵乱，委员长受惊了！受惊了！”刘峙连声说，眼圈似有些发红。

    “委员长是吉人天相，大江大海都过来了，西安这条小河，怎么敌得住委员长的威风。”商震接着说。

    人们屡提西安，蒋介石略有不悦，挥了挥手说道：“西安这鬼地方，以后我再也不去了。”说完便微闭双目，默然无语。

    气氛显得有些尴尬。蒋介石刚刚脱险，谈时局言国事又不合时宜，于是，商震话题一转，朝向宋美龄道：“夫人这次临危不惧，深入虎穴，于微笑中力挽狂澜，算得上是千古美谈哪。”

    “是啊，是啊，”刘峙连忙接上，“事变一起，好多人都束手无策，夫人却能挺身而出，真是巾帼不让须眉，令天下男子汗颜啊。”

    “二位过奖了。”宋美龄轻声道，脸上却漾起了笑意。蒋介石也展开了眉头，眼里少了许多阴云。

    最后一个看望蒋介石的是张钫。一番寒暄之后，蒋介石又现出了他向来惯有的那副发号施令的神态。

    “待会儿你去告诉张汉卿，”蒋介石用手指了指隔壁。张学良就住在旁边的那套房间。“让他明天一早发个电报给杨虎城，先把扣在西安的蒋鼎文、陈诚、卫立煌和陈调元四个人，放回南京。”

    “是，委员长，”张钫连忙应声，接着便退出，走入了隔壁张学良的房间。

    “张副司令，这半个月你受累了吧。”张钫话中有话地说。

    “哪里。为了抗日，学良何敢言累。”

    “就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副司令敢作敢为，言而有信，仅此就够得上一条好汉子了。”张钫翘起拇指，言语显得十分诚恳。

    “学良是真心抗日，也就无计后果了。委员长留驻西安，倒让你们担了不少心吧？”

    “这个……当然，”张钫有些不好回答。“不过现在好了，委员长已到了洛阳，副司令又亲自相送，倒不失为一个完满的结局。”

    “送委员长回南京，是我拥护委员长做抗日领袖的实际行动。但愿人人都能了解我的这一片苦心。”张学良脸朝向窗户，目光有些朦胧。

    “那是肯定的了，”张钫接道，“刚才在委座那儿，他还夸你的磊落呢。另外，他有句话让我转告你。”

    张学良扭过头：“什么话？”

    张钫将放蒋鼎文等四人的事说了一遍。

    张学良“嗯”了一声，说道：“既然委员长都放了，其他人当然也得放，只是个早迟而已。委员长的指示我会照办的。”

    连日劳顿，张学良已十分疲惫。张钫告辞之后，张学良便脱衣上床，不一会儿，房间里便响起他的鼾声。

    蒋介石却无法入睡。

    西安事变打乱了他内战“剿共”的计划，也使他的威风、尊严和人格一夜扫地。要想重现他昔日的辉煌，恢复他作为领袖的地位，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来论定西安事变。

    他不能不去想一墙之隔的张学良。对他的处置，既关系到今后大政方针的制定，也关系到他重握权柄后的形象。

    沉思良久，他召来了洛阳军事分校的主任祝绍周，令他当晚同南京的戴笠联系，严密封锁住张学良随他到南京的消息。

    然后，他面色阴沉地坐在沙发上，让宋美龄取来纸和笔，记录下他要说的每一句话。

    这便是后来颁布的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

    此次西安事变，实为中国五千年来历史绝续之所关，亦为中华民族人格高下之分野，不仅有关中国之存亡而已。今日尔等既以国家大局为重，决心送余回京，并不再勉强我有任何签字与下令之非分举动，且并无何特殊之要求，此不仅我中华民国转危为安之良机，实为中华民族人格与文化高尚之表现。

    ……

    余平生做事，唯以国家之存亡与革命之成败为前提，绝不计及个人之恩怨，更无任何生死利害得失之心。且余亲受总理宽大仁恕之教训，全以亲爱精诚为处世之道，绝不为过分之追求……

    12月26日上午，蒋介石一行乘轿车到达洛阳机场。

    不到20个小时，蒋介石这已是第二次登机，但情形已完全不同。在西安机场时，蒋介石的每个动作都显出了惊恐与慌张，而现在，他则是神态怡然，步履沉稳。蒋介石刚一下车，军乐队便鼓乐齐鸣，立于大道两旁的官兵们齐声高呼“万岁”。宋美龄春风满面地向人群挥手，蒋介石也略略驻足，朝军乐队扬起了手中的礼帽。

    已经走到舷梯跟前了，蒋介石突然停下，对紧随其后的张学良说道：“汉卿，你回西安吧，不要再送了。南京有人对你不谅解啊！”

    “委员长，学良到南京的决心已无法改变！”张学良语气坚定，毫无怯懦之色。

    见张学良似还要说些什么，蒋介石一摇手，止住了他。“那你不要同我坐一架飞机了。”

    “为什么，委员长？”

    “我回南京，一定有人组织欢迎。你站在旁边，有些话可能会不那么中听。你还是同子文乘另一架吧。”

    张学良沉默了。这一切肯定早已安排妥当，只是到了机场才向他突然宣布；他现在除了遵命，已经别无他法。

    他心头笼上了一团阴影。

    蒋介石的飞机起飞了，转眼便直插云天。四架护航的战斗机也随之而起，在空中发出巨大的轰鸣。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张学良、宋子文和端纳才上了飞机。

    如果说，先前蒋介石对他说的那番话，使他有了某种预感的话，那么现在，这种预感已成为逐渐逼近的可怕现实：未起飞之前，已有两架战斗机升空；上天之后，又有七架战斗机紧紧相随。这已远远超过了为蒋介石“护航”的规格，作为军人的张学良，自然一下子觉察出它们的真正使命。

    少帅脸色铁青，相继望了一眼宋子文和端纳。

    两人的脸色也同样阴沉，并有一种无以言诉的尴尬。

    风雨初临北极阁

    蒋介石在南京果然受到了盛大的欢迎。这位刚脱离半月禁闭的统治者一走出舱门，连他自己也愣住了：机场上人山人海，鞭炮锣鼓震耳欲聋，旗帜彩带凌空飘舞，一见他露面，人群中便响起了海潮般的欢呼声。

    南京政府所有的军政官员都到了机场，排在最前头的是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其后是军政部长何应钦，副委员长冯玉祥，以及戴季陶、居正、孙科、陈立夫、李烈钧……

    蒋介石脱下礼帽，向人群高高挥手。林森迎上前去同蒋介石握手，恭敬道：“委员长，您在西安受惊了！”

    蒋介石故意显得十分从容，回林森道：“主席，您好！西安蒙难，烦您操心了。”

    “委员长能平安回京，是我们最大的心愿！”何应钦挤上前，高声说道。

    一见何应钦，蒋介石突然阴了脸，只简单地同他握了下手，便把目光移向了冯玉祥。

    欢迎仪式足足进行了半个小时，蒋介石这才进了汽车，在欢呼的声浪中，驶向官邸。

    长长的车队，排了足有一华里，沿途缓缓而行，接受大街小巷人们的致敬。

    坐在车内的蒋介石兴奋不已。他发现，自己的地位和威望似乎丝毫未损，甚至反比西安事变前高了许多。

    他仍然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国民党内的绝对权威。

    但作为政治家，他不得不小心行事。西安半月，南京舞台上已是变化万端，亲日派甚至给在德国养伤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前任行政院长汪精卫发了电报，急切地要他回国，一旦他蒋某有个不测，便可取而代之。山西的阎锡山、河北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新疆的盛世才、宁夏的马鸿逵等等，都是各有算盘，心怀叵测者大有人在，他深知，对此绝不能掉以轻心。

    还未到家，蒋介石脑子里已在盘算，如何理顺面前的这一盘乱棋。

    一个小时之后，张学良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同一机场。

    消息封锁得太严了，连政府的大多数要员都不知道，这个“犯上作乱”的叛军首领，会有胆量独闯南京。

    机场上的人群早已散去。但从散落在地上的纸花、彩带以及爆竹屑上，仍然可以想象得出，一小时前这里有过一番什么样的盛况。

    前来迎接的只有四辆汽车，除了宋子文的近亲，身份最高的是军政部接待处的一位主任。

    张学良心上涌起一阵凄楚。

    他何曾有过这番冷清的境遇啊。自从他继承父业，统领东北军后，无论哪次出行，都是人马潮动，前呼后拥。当上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和副总司令之后，他更是威风八面，每次来南京都带着装备一色德国造盒子炮的卫队和大批随员；而机场上，总免不了有党政军人员的热烈迎候，其称颂恭敬之辞，简直把他捧上了天……

    可是现在，那番威势，那番煊赫，却不复存在了，也许是永远不复存在了。

    张学良不禁黯然神伤。只是一想到几天后便可脱离这个环境，重回西安，他才又振作起来，同宋子文开了一句无关痛痒的玩笑：

    “子文，这几天我可要吃你烦你了。”

    “哪里的话，汉卿。你我朋友多年，有不周到的地方，你只管招呼就行了。”

    宋子文的家位于北极阁，在南京近郊。这里依山傍水，林木葱茏，环境幽雅，其别墅恰与长江、钟山和玄武湖遥遥相望。在其面对的小山上，有一座名为鸡鸣寺的古庙。每日清早，晨鸡初鸣，古庙便会敲响钟声，鸡鸣寺因之得名。

    宋子文出身豪门。其父宋耀如曾是上海卫理公会的基督教牧师，后来靠发行《圣经》成为百万富翁。他有三子三女，大女儿宋霭龄嫁给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二女儿宋庆龄嫁给了“国父”孙中山，三女儿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被人称作“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宋子文排行第三，是长兄，曾留美赴欧，受过良好的西方教育和西方文化的熏陶。曾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后主管国民党财务，再后在南京政府中任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时，他与蒋介石因政见不同而闹翻，辞去了财政部长一职，挂了一个经济委员长的空名。但在国民党政府内，尤其是在金融经济方面，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学良与宋子文有许多共通之处。两人都出身豪门，只不过是一文一武；宋子文所受的是西方教育，而张学良也学过英文，接触了欧美文化，接受了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金融方面，宋子文提倡的是英美模式，而张学良在东北主政后，在金融财政上亦期望用英美方式进行管理，并相继派人去英美留学，实习银行业务，还曾经请宋子文推荐过金融人才赴奉。宋子文也利用自己同英美相熟的关系，私下在财政上帮过张学良不少忙。1931年，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和宋美龄结为干姊妹后，宋子文也同张学良以兄弟相称，亲如家人。

    在对待日本人的问题上，宋子文主张依赖英美，坚决抵抗，因此对张学良的抗日主张持同情态度。在此次赴西安之前，宋子文便声言：“我之所以单枪匹马去西安，并不只是为了挽救我的私亲妹夫，而是为了民族大业，为了国家前途，为了力主抗日。”

    蒋介石能平安返回南京，宋子文自然是立了一大功。在北极阁别墅前下车登上石阶时，张学良注意到，已经消除了紧张情绪的宋子文显得分外疲惫困倦。

    “子文，这几天难为你了。”张学良说。

    “要说难为，谁比得上你啊。”宋子文很认真地说，“在这里多住几天，好好休息一下。”

    “不成啊，西安那边千头万绪，我得尽早回去。再说……”张学良语气变得有些沉郁，“我也不想在南京久待。”

    方才在机场上，宋子文便注意到了张学良情绪的变化。处在自己的身份，又不好说什么。此时听张学良这一说，也唯有默然点头而已。

    北极阁别墅是张学良常来常往之处。几乎每一次来南京，他都要到宋子文这里来小憩或者闲聊，因而与宋子文的家人也都十分熟识。这一次，他仍然被安排住在他过去曾经下榻过的西面套房。

    这些日子，张学良与宋子文虽然天天见面，但所有言谈无不围绕西安事变，为之绞尽脑汁，极少有机会叙及家常私谊；而两人都是坦率健谈之人，又以朋友、兄弟身份相交多年。所以临下飞机前，宋子文还对张学良说：“汉卿，住下以后，你我把这些天的事统统抛开，该尽兴地Talk（谈话）和P1ay（玩耍）一番了。”

    “I’ll keep you company（我将乐意奉陪）。”张学良笑着作答。

    然而事情的发展，注定要使两人从此后永久被卷入西安事变的旋涡，往日的谈兴和雅趣，再也不复重现了。

    放下行李，换过衣服，宋子文正欲到西房看望张学良，电话铃却突然响了。蒋介石侍从室向宋子文转达了委员长的口谕，让他速去蒋介石官邸。

    宋子文有些恼怒：再大的事也不能不让人喘口气呀。再说事变圆满解决，蒋介石平安返京，他自己也应当静心休养一下嘛。

    想是这么想，但命令总还是要执行的。从私情上讲，蒋介石是他的妹夫；但从公事上说，蒋介石却是他的上司。既然是叫副官打电话，那自然就有下达命令的意思。

    临出门前，宋子文还是来到张学良房中，抱歉地说：“对不起，汉卿，我临时出去有点事，很快就回来陪你。你先自己歇息一下吧，等会儿外界知道你来了南京，又会有不少人要上门打扰了。”

    宋子文匆匆而去。

    张学良性格豪放，好动不好静。虽说连日劳顿，心力交瘁，但脑子却异常活跃，波涌潮动。他先在屋里闷坐一阵，而后走入客厅，随手翻了翻散放在茶桌上的几本英文杂志，仍然觉得没什么意思，便转身走上了装有乳色栏杆的凉台。

    放眼望去，长江烟波浩渺，钟山挺拔苍翠，玄武湖宛若明镜，在山的怀抱中凝光折影。这些年来，张学良匆匆忙于军务，难得有闲欣赏湖光山色，没料想在把天捅了个窟窿之后，反倒摆脱了纷繁的纠缠，得以陶然于一片若诗若画的景致之中。

    张学良索性拖过一把椅子坐下，全身放松地倚于椅背，任凭凉风拂面而过。他竭力梳理着自己纷乱的思绪。

    这份超脱，这份清醒与这份惬意，使他想就此这么永远地坐下去。他微微合上了双目。

    一阵脚步声响起。宋子文不安地出现于张学良身边，后面还有位蒋介石侍从室的副官。

    “汉卿，有件事可能还得请你办一办。”宋子文说。

    副官上前，向张学良敬了个礼道：“副司令，政府中有些人对西安的事有看法，委员长的话他们也不听。委员长的意思是，你是否写份报告，说明你现在的心境，这样，大家都自在一些。”

    张学良脸色渐变，两眼直愣愣地盯住宋子文，像是在问：“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宋子文叹了口气，明显表示出他有难言之隐。“汉卿，现在各方面说法比较多，委员长也有他的难处。既然来南京了，按委员长的意思写个东西，走个过场，他面子上也好过。”

    张学良没有吭声，目光从宋子文脸上移开，望向远处逶迤而去的大江。他不知道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但从宋子文的神情看，他好像并没有欺瞒自己的地方。

    “好吧，”张学良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进了房间，挥毫写下了后来被国民党称作《张学良请罪书》的文字。

    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反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即来京，是以至诚，愿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见谅！专肃，敬叩

    钧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二十六日

    等候一旁的侍从室副官拿到这纸文字，满意而归。

    最后的自由

    张学良随蒋介石来南京的消息，虽然起初进行了严密封锁，但还是被泄露了出去。

    从26日午后开始，密树林荫掩映的这幢别墅，变得门庭若市。新闻记者、军政显要、知名人士、群众代表，纷纷前来看望这位为抗日不惜犯“叛逆”之罪，而后又磊落坦荡来南京的少帅。对南京政府来说，张学良此时仍是副总司令，党、政、军方面均任有要职，因此也派员前来看望。在众人面前，张学良略显局促，但神情却很乐观。每当客人离去时，也必送到别墅大门。“谢谢各位的关心了，各位的厚爱学良感铭在心。西安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过一两天我就回去。欢迎大家到西安做客。”

    此时的张学良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

    在众多前来的客人中，张学良见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张学思，他吃惊地问道：“你怎么来了？”

    “是军校长官叫来的。”弟弟看着兄长，似有许多话想说。

    张学思系张作霖的四太太所生。1934年7月，张学思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入国民党南京中央军校第十期学习，一俟毕业，即将其安排出国留学。西安事变的前一天，张学良曾令副官给张学思发了一封加急电报，要他速回西安。但没料想张学思因参加毕业大演习，正在宣城，对电报一事毫不知情。事变当晚，张学思即被逮捕，押回南京受审。在认知张学思确与“兵谏”毫无干系后，他被当做“人质”投进了禁闭室。

    12月26日，张学思被军校释放。前些天对他恶语相向的那些人，忽然又换了面孔，显得十分客气地告诉他，张学良到了南京，要他前去看望。

    张学良与张学思相差14岁，彼此志趣也大不相同。虽同为一父，感情却并不那么深厚。但毕竟是手足，因此张学良主事后，也给了学思多方关照。此时，两人相对而坐，张学良以长兄的身份简单地问了问弟弟的情况，又淡淡地勉励了几句。

    看得出来，张学良对张学思被关押之事一无所知，言谈神情间并没有任何特殊的表示。而受了多日委屈并急欲知道事变真情的张学思却很想向大哥作一番倾诉。

    “大哥，我想……”张学思有些迟疑地提开了话头。

    “学思，这几天我很忙，”张学良一扬手，打断了弟弟的话，并向旁边坐了一屋的人指了指，“有些话三言两语又说不清，你改天来，我再和你详谈。”

    张学思怏怏而去。

    第二天、第三天，张学思都来到了北极阁。他发现，大哥实在太忙了，他根本没有空儿同自己静静坐下来叙叙别后离情和家务私事。兄长对此也深有歉意，每一次都将弟弟送到门口。28日那天，张学良在大门口拉住弟弟的手，说：“我们有的是时间。这里，我有些事，一时还不会离开南京。”

    此时，两兄弟哪里料想得到，北极阁一别，再见面谈何容易！

    “京中空气甚不良”

    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很快便弄清自己仍然是国民党的最高权威。

    26日回南京的当天，蒋介石略事休息，便发出了一系列的命令：

    解除何应钦讨逆军总司令之职，让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归还其职；让驻陕甘一带的中央军加强戒备；准备召开中央党部大会；令张学良写请罪书……

    但让蒋介石费神最甚、思考最多的，是如何尽快地从西安事变所跌跟头中真正翻转过来，从挫折中重塑个人的历史形象，进一步神化、圣化自己。

    他不能不去想张学良……

    蒋介石眉头紧蹙，牙关咬紧，阴着脸面向墙壁。现在，该是他从容不迫地收拾这个副总司令的时候了。

    26日晚，蒋介石召来他的私人秘书，素有“文胆”之称的陈布雷，将头天晚上在洛阳口授的《对张、杨的训词》交给他，要他“连夜慎定”，尽早公开发布。

    27日，蒋介石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递上呈文，称：

    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剧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

    随这张呈文附上的，还有张学良在北极阁所写的《请罪书》。

    所谓“引咎辞职”，不过是蒋介石故作姿态要表现的“风范”而已，整个国民党内，有谁敢对他的去留发表意见。29日，国民党召开第31和3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对蒋介石自请处分一事，不仅“着毋庸议”，还予以褒奖，慰励有加，准假一月，以资休养。

    而对张学良，由于蒋介石的呈文中有“国法军纪自难逭免”一语，同时又不言自明地附上了张学良的《请罪书》，因此常务委员们颇能领会蒋介石的苦意，对张学良群起攻之，没有经过讨论便作出了“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指定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为审判长，陆军上将朱培德和鹿钟麟为陪审官。

    南京的空气渐变紧张，这一点张学良已经觉察到了。

    26日下午，曾在张学良手下，在东北负责金融财政的荆有岩、鲁穆庭到北极阁来看望少帅。老友重逢，张学良显得十分高兴，说西安事变是“为国家的抗日办了件大事，蒋答应一致抗日了”。被问及何时返回西安时，张学良十分肯定地说：“我明天就要回去。”

    仅仅相隔一天，荆有岩再见到张学良时，便发现他的情绪变得有些低沉了。在送客出门时，张学良心绪不佳地告诉荆有岩：“我尚有事，今天走不了啦，要等几天。”

    “等几天”会有什么后果，张学良决然没有料到。27日深夜，他灯下挥毫，给杨虎城写信道：

    虎城仁兄大鉴：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圜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妨害实际政策之实行，少数人密知可也，此请

    大安

    弟良顿首

    二十七日夜中

    张学良在信中还处处为蒋介石着想，他全然不知，这位“委座”已开始对他下手了。

    实际上，从25日飞机离开西安地面起，张学良便失去了自由。

    12月24日，即放蒋介石的头天晚上，刚从西安返回南京的军统局头子戴笠便找来了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兴奋异常地指示他，立即从特务队中挑选十个机灵可靠、仪表周正的人，穿上蓝色中山服，佩带左轮手枪，由刘乙光亲自带队去北极阁宋子文别墅，预备为即将到南京的张学良进行“保护性”警戒。

    张学良一到南京，便处于层层监视之中。

    自12月28日起，一般人已不能随意去看望张学良了。

    但是，在南京的东北知名人士阎宝航例外，一来他和张学良相识已久，二来亦是出自宋子文的安排。在去北极阁的路上，阎宝航便预想到，既是宋部长的通知，他难免不会承担某种使命。

    果然，一进大厅，宋子文便迎上来对他说：“我同蒋夫人、张副司令已经商议妥，请你去一趟西安，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另外，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请他把扣在西安的50架飞机放回来。要抗战嘛，飞机是离不了的。”

    然后，宋子文方把阎宝航领进张学良的小客厅，自己避到了一旁。

    简单寒暄两句后，阎宝航说出了最关心的问题：“宋先生方才让我给西安传话，说你几天之内就回去，是不是真的？”

    张学良沉默一阵，很凝重地说：“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我怎样，我不在乎。”说完，暗示性地用手指向西北方向，轻轻补了一句，“他们若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

    阎宝航自然理解了张学良的意思。在西北有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组成的“三位一体”武装，他们的存在，是他不会失去自由的保证。

    看望过张学良，阎宝航又去见了宋美龄。第一夫人由于在西安期间的卓绝表演，受到上上下下的赞扬，颂歌响不绝于耳，因而成天里春风满面、容光焕发。一坐下，宋美龄便说道：

    “阎先生，西安这次差点就弄出了大乱子，委员长、子文，还有我都吃了苦头，现在总算是大乱初定了。你到了西安，请务必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头头们，张副司令用不了几天就会回去，大家一定要平静，凡事多想想，不要再生出事情来。”

    “夫人，”阎宝航心里老是放心不下，又迫不及待地问道：“先前宋部长也对我说，张副司令很快就回西安，这有把握吧？”

    宋美龄不禁笑起来：“怎么，还信不过我和子文吗？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汉卿以礼相待，守了信用。现在，我们怎么会回过头去整汉卿呢？”停了停，她又宣誓似的说：“我们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对汉卿失信。”

    在送阎宝航出门时，宋美龄又略略驻足，要阎宝航带话问候杨虎城的老母亲。“这个话你一定要给我带到哟。”宋美龄在门口向阎宝航挥手告别。

    到底是女人家，心真是细啊！阎宝航心中一阵感叹。

    蒋介石要做什么文章？

    南京的这个冬天，似乎显得特别冷。虽然还未到隆冬季节，但人们已经预感到，他们将要面临的，是一场将冻裂大地的严寒。由于连着下了两天雨，整个城市沉浸在泥污和潮湿的空气中。每吹过一阵寒风，发黄的树叶便猝然脱离树枝，像一群失了方向的飞鸟，在空中摇荡飞舞，为本来就显得暗淡的城市，增添了阴郁的情调。

    在灰色天空的笼罩下，人们的心情，也变得沉郁，很难舒展开来。

    29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作出审判张学良的决议后，许多人大吃了一惊。

    当然，最为吃惊的，莫过于张学良本人和宋子文了。当天，张学良便换穿便服，驱车到蒋介石官邸，求见委员长。足足过了半个小时，蒋介石仍未出现，只有一名侍卫从楼上下来说，委员长身体不佳，请张副司令先回去。

    张学良恼愤不已，要来纸墨笔砚，匆匆写下了几句话：

    委座：

    适来未蒙接见为怅，今后苟有利于国者，虽万死不辞。

    张学良刚去不久，宋子文又进了门，直冲冲便上楼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委员长，你不放张学良回去，你说话算数吗？这对中外影响都不良呀！”

    “汉卿犯上作乱，应交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蒋介石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不讲信用，叫我怎么做人！”宋子文用力跺了下地板，脸色变得铁青。

    “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军事法庭一定要开！放他走，南京这帮人会怎么说？以后我在他们面前还有什么威信？”

    宋子文勃然大怒，也不管面前是妹夫还是委员长了。“你不要做人，我是要做人的！你碰汉卿一根毫毛，我就把全部内情公布于世，不仅让国内老百姓知晓，而且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让外人也可以了解你！”

    蒋介石像没听见一般，背转过身不予理睬。宋子文喘着粗气，转身即走，出去时将门摔得“嘭”地一响。

    从29日下午起，蒋介石的官邸就一直没清静过，前来为张学良说情的人络绎不绝，其中绝大多数是国民党内的元老。蒋介石见也不是，不见也不是，左右为难，难于应付，第二天便悄悄避居到颐和路陈布雷的寓所内了。

    但有的人却是不能不见的。

    30日，被任命为会审张学良的高等军法会审判长的李烈钧拜见蒋介石，就很顺当地被领到了颐和路。

    在国民党内，李烈钧和于右任一样，是元老。辛亥革命前后，他追随孙中山，曾出任大元帅府的参谋总长。1922年，张作霖依靠军事实力，宣布东北“独立”后，曾派人与时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进行联系，具体接洽人便是李烈钧。因此，张学良一直将李烈钧视作长辈。

    李烈钧同意出任审判长，是不得已的事。但既然做了，就得一方面要蒋介石满意，一方面又不致引起公愤，让此事坏了名节。从其本意讲，亦想借此机会，展现委员长的宽宏大度，使西安事变有个里外圆满的尾声。因此，一坐下来，李烈钧便陈述了他对审判的基本想法：

    “张学良策动事变，劫持主帅，自然是叛逆行为，但悔改及时，又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座念惜他国恨家仇在身，有对国事偶生幻想的心理基础，恕其过激，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让他回西安戴罪立功。”

    一番话说完，坐在椅上的蒋介石直愣愣地一言不发，让李烈钧揣摩不透心思，只好又硬着头皮借用典故，说起齐桓公不计管仲对他有射钩之仇，晋文公免恕寺人披的数度谋害之事。“委员长，我看这两个典故可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您核示。”

    蒋介石仍是沉默。过了好久，才干咳两声，说了六个字：“君慎重审理之。”说完，便不再置一词。

    李烈钧只得告辞。

    屡次求见委员长都遭拒绝，令张学良心情变得郁闷。

    自离开西安后，张学良对蒋介石可谓唯命是从：让杨虎城放人，放飞机，写请罪书，领受《对张、杨的训词》的斥责……蒋介石的一切条件，他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为的是维护他领袖的面子，让这场事变有个完美的结局；可是现在，五六天过去了，回西安的日子似乎还遥遥无期。

    蒋介石究竟还要拿他怎样呢？

    张学良百思不得其解。从28日起，探望的人已逐渐减少，到30日，他同外界几乎已没有任何联系。站在楼上，可以望见宋公馆四周穿蓝色中山服的特务来回逡巡，连夜里也如此。宋子文曾忍耐不住，冲下去对特务们大声呵斥，特务们却面有难色地回话：他们是在执行委员长的命令。

    是啊，蒋介石究竟要在他身上做什么文章呢？

    30日下午，宋子文再度驱车去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很晚才回到北极阁。看见他一脸沉郁的模样，张学良便知道，一定是有了什么坏消息。

    果然，宋子文一坐下，便垂着头对张学良说：“汉卿，有件事你听了不要激动。西安的事情，委员长面子上很不好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要走走过场。军委会明天上午要组织对你进行审判，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

    张学良虽然早已有思想准备，但怎么也没想到，他将面对的，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要在往日，张学良一定会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可是，一连几天来的沉郁和对西安方面的挂念，已使他对个人的遭遇不再那么敏感和冲动。听宋子文说完，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坐了一阵，然后，又默默地回到自己房间。

    他就这么默默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一场闹剧：军法会审

    鸡鸣寺果真名不虚传。天色未明，薄薄的晓风正卷动天边上的一层黑幕，一声鸡啼，唤起了古寺里一声沉重的钟声，在寂寥的山谷溅出一串悠悠颤颤的回音。

    钟声刚一响，张学良就翻身起了床。看看窗外，夜色尚未褪尽，他在床头愣愣地坐了一阵，这才走进了盥洗间。

    宋子文也起得很早。穿上衣服便走进张学良的房间，默默地注视着他洗漱、穿衣。与往天他那种雷厉风行的作风不同，张学良今天的每个动作都显得十分迟缓，十分认真，好像衣服的每一条折皱里，都蕴涵着无比的深意。宋子文自然明白张学良的心思，因为今天的每一件衣服，都取自临上飞机前赵四小姐赶着送来的那个皮箱。

    早饭是在沉默中吃完的。直到要离座了，宋子文才说了一句：“汉卿，今天我陪你去。”

    张学良转眼望了望宋子文，见他眼里满是愧疚，嘴唇翕动了一下，但终又未说出什么，只轻轻地点了点头。

    回到屋里，张学良又打开皮箱，从中抽出一个小皮包，塞进内衣，然后展开那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呢子军服，上面一级上将的徽章和一排排勋条闪闪发光。

    穿好军装，张学良又蹬上锃亮乌黑的马靴，扎上武装带，漂亮的小手枪斜佩于腰间。一切收拾停当，他转向壁上那面宽大的穿衣镜，从中看见了自己精神抖擞、威武凛然的英姿，似有些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是他来南京后第一次佩戴全副武装。作为一级陆军上将，号令数十万大军的统帅，他希望在法庭上展现出他将军的威势。这一点，他相信，不是几句胡诌瞎扯的审判词所能夺去的。

    “什么时候走？”他转身问宋子文，同时在腰间拍了拍手枪。

    “等一会儿……”宋子文说着坐到近旁的椅上。“他们会来人接你。”

    “谁来？是李烈钧吗？”

    宋子文露出一丝苦笑。“不会的，他是审判长，他不会来的。”

    “那会是谁？”

    话刚说完，门口响起一声“报告！”两人回头，见一个佩有中校肩章的副官跨进门来，后面紧跟着一个宪兵。

    没等宋子文问话，副官已双手递上一纸公文。宋子文慢慢拆开，脸上陡然变色，张着口说不出话来。

    张学良一见，跨上两步将公文夺过，见上面印着两个大字“传票”，脸上肌肉忍不住一抖，脸色由红转白，又变为铁青，两眼怒视着中校副官，直把他盯得低下头来。

    “啪”的一声，张学良将传票愤然掷于桌上，大步走向了门口。

    汽车疾驰一阵，在军事法庭外停下。张学良朝法庭望了一眼，见门内门外如临大敌，戒备森严，不禁冷笑了一声。

    刚进入候审室，一名宪兵便迎上前，木然地说：“按照法庭规定，请您摘下领章、肩章，还有腰间的手枪。”

    有生以来，张学良还未受过此等侮辱，一股怒火直冲脑际，令他雄狮一般，怒视着宪兵。大概是从未受过如此高官阶的将军的逼视，宪兵怯懦地侧了侧身子。

    张学良解下佩枪放在桌上，然后昂首挺胸，大踏步而入。

    10点钟，李烈钧与参加会审的人员纷纷入座。担任审判官角色的鹿钟麟走进候审室，先同宋子文握手，然后又转向张学良，说道：“汉卿，今天开庭，我们都知道，你有你的难处，你有什么话上去尽管说。”然后，又同张学良握了手。

    审判长李烈钧坐定之后，望了望两旁，见审判官、军法官和书记官均已入座；他又望望下面的观审席，人数不算多，占了席位一半不到，几乎全是南京政府内坚持要严惩张学良的一批官员，再就是负责法庭安全的便衣军统特务。在前排和两旁有几位记者，正在摆弄照相机和拧动笔套。

    见一切都已布置停当，李烈钧一声干咳，宣布开庭，并呼：“带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到庭。”

    候审室大门蓦然打开，张学良气宇轩昂，阔步迈入庭内。观审席上顿时起了一阵骚动和议论。

    张学良很随意地朝观审席瞟了一眼，回头向审判长和审判官恭敬地行了军礼。

    毕竟这是一个任一级陆军上将的非常“犯人”，法庭早已在下面安放了一张木椅和一张小桌。张学良敬完礼，李烈钧扬扬手，示意张学良在椅上坐下。

    张学良却毫无落座的意思，以军人的姿态直立，望着审判长。

    李烈钧咳了一声，戴上老花眼镜，打开早已备好的卷宗，高喊了一声：“张学良！”

    张学良依然直立，毫无反应。

    沉默的回应反倒使李烈钧的气势减了许多。他早已知道，今日的所谓“审判”，不过是为人作“嫁衣裳”，审判得越成功，不过是使将来蒋介石的赦免更显得宽宏仁慈而已。于是也就照本宣科地继续发问：“你是张学良吗？”

    没有回答。

    “是不是弓长张的张？”

    仍没有回答。

    气氛已逐渐变得尴尬，但程序又不能不走到。再往下，李烈钧的语气已变得有些木然。

    “是不是学而时习之的学？是不是良知良仁的良？”

    “今年多大年纪？”

    “何方人氏？”

    “父母在否？”

    “妻室姓氏？”

    “子女若干？”

    李烈钧空洞的声音在法庭回响，张学良一动不动，唯一的反应是一脸轻蔑的冷笑。最后，终于憋出一句：“随便好了。”

    李烈钧侧过头，向书记官扬扬手，意思是让他代为填写上张学良未予回答的以上问题，然后面向张学良，语气变得温和了：“张学良，你坐下，慢慢回答。”

    张学良又敬了个礼，坐到椅上，胸脯仍高高挺起。

    “张学良，你知道你犯了什么罪吗？”李烈钧又开始问。

    “我不知道我犯了哪条罪。”

    李烈钧翻开陆军刑法，举起来朝书上指了指。“陆军刑法的前几条，你都犯了。你身为军人，本应以服从为天职，为何劫持统帅，躬行叛乱？”

    张学良一声冷笑，神色自若地回答：“审判长，您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一切详细经过，请您去问蒋委员长，他知道得一清二楚，在这个地方，我不便详说。”

    张学良的话，李烈钧自然无法回答。头天请示蒋介石，他只抛下了一句“慎重审理之”，未作任何明示。此时此地，他这个“代人受过”的审判长，又如何能得知西安半月的诸多详情呢？于是，他只得十分被动地点了点头，示意张学良继续说下去。

    见李烈钧等人哑然，张学良忽然豪气腾起，大声说：“不过，有一点我必须在这里言明。我并非劫持，而是出自对他的爱惜，也绝非叛乱，而是为了维护国家。我在西安的行动，不过是对当前的国策提出我们的主张和意见，倘若真是劫持、叛乱，那委员长能平安回到南京吗？我张某人会跟着他一起来吗？”

    现在轮到李烈钧哑然了，会场上开始出现交头接耳的骚动。

    张学良既已开口，便如决堤之水，一泄而不止。

    “在‘双十二’前七天里，我数度赴辕劝导，哭谏委员长，最后不得已而起兵谏，说到底，只为了八个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诸位先生女士，日寇入侵，我东北三千万同胞沦于水深火热之中，东北军全体官兵流亡关内，情况之惨，哀声之烈，想审判长和审判官都有目共睹！”

    张学良毫无惧色，言语铿锵。后来李烈钧在汇报审判的情景时，披露了当时的心中所想：真不愧是张作霖之子！

    但身为蒋介石指定的审判长，总不能拿张学良这些富于煽动性的话去交差啊！于是，李烈钧打断张学良的话，问：“你们拥兵叛乱，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还是你擅自策划？”

    张学良坦然一笑，说：“当然是我自己的主张。我所做的事，自然出自我本人的主张，不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言毕，又直视着李烈钧，“我有句话，想问问审判长，不知可否？”

    李烈钧回答：“可以。”

    “民国二年，审判长曾在江西举兵申讨袁世凯，有无其事？”

    “有其事。”

    “你当时为的是反对袁世凯施行专制，对吧？”

    “是的。”

    “那么我在西安的举动，正是为了谏正中央的专制独裁。”

    此语一出，李烈钧大惊，连忙打断张学良的话，大喝：“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袁世凯怎能望其项背！你不自思反省，自寻末路，胡说八道！”

    李烈钧为张学良言语所激，却又说不出个道理，只得声色俱厉地连声斥责。他患有高血压，几句话一说，脸便涨得通红，法庭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朱培德、鹿钟麟怕事情弄僵，反倒使审判不好收场，于是，便请李烈钧暂时退庭休息。

    片刻之后，重新开庭。李烈钧正颜厉色地问张学良道：“你在西安所为的根本目的究竟何在？是否有颠覆政府的意图，应据实招供，否则对你不利。”

    鹿钟麟这时也插上话，温和地说：“汉卿，审判长待人宽厚，切勿失去这个良好的机会。”

    张学良沉默一阵，终于说道：“好吧，我就把我这次西安的事作一个总答复。”说完，站起身，两手按在桌上，侃侃而谈起来：

    “这回的事，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我们痛切地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也无法表现意见于我们的国人，也无法贡献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的主张。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及地盘金钱等，完全为要求委员长准我们作抗日的一切准备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抗日一切力量起见。我认为目下中国不打倒日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不过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意见：（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之地位；（二）恢复及崇高领袖之尊严；（三）此事余一人负责，……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原先我们也想不是这样做，因为事情紧迫，无法才做出来的。

    “……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且看见他的日记和电文更加钦佩。但对亲日者更加认识……至于我个人生死毁誉，早已置之度外。……如不是崇信蒋先生之伟大精诚，而其他如中枢怎样处置，那我是不在乎，也可说不接受的。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愿领罪的。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张学良的一番话，说得如此爽直，如此坦诚，法庭内像有什么涤荡而过，顷刻间变得鸦雀无声。

    张学良说完，即坐回到椅上，但顷刻间，他又站起，意犹未尽地说：“审判长，审判官，诸位先生、女士，我张学良活在世上，至今已36个年头，对国家民族虽无建树，但有一点是问心无愧的，西安事变完全是为抗日而发，绝无半点私心！”

    “张学良，你口口声声为了抗日，东北是怎样丢失的，你难道不知罪吗？”李烈钧又转了一个话题。其实，这已与今日的审判无关了，但西安事变的话，已让张学良说尽，作为审判长，他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次审判以张学良的雄辩收场。

    不料，他这两句话不提则已，一提顿使张学良满脸通红，青筋暴起，啪地一拍桌子，愤然立起。

    “既然审判长提到东北的丢失，那我就不能不回答了。”张学良侧过身，向观众席扫视了一圈，大声说：“自‘九一八’日寇侵占我东三省后，全国民众无不骂我为不抵抗将军，说我畏惧日寇，不敢抗日。连元老马君武先生也写诗骂我、责我。几年来，我一直背着黑锅，隐忍不言。为什么？就是为了维护领袖的威信、中央的权威。可事实上，日本觊觎我中华领土宝藏，非起自一日，亦非源自东北，中央抵抗了吗？有人宣战了吗？时至今日，我们对日本的飞机大炮不还在寄望于国际联盟的调停吗？东北的不抵抗命令固然是我张学良下的，但源头不起自于中央，不起自于委员长吗？”

    张学良话音刚落，法庭内像猛然掠过一阵狂风，人人都震惊不已。李烈钧慌了，连忙喝问张学良道：“法庭场所，你不得胡言！刚才的话，关乎中央，须得有证据！”

    张学良哼了一声，“关于对日策略不得动以武力，应尽力避免冲突这样的话，在座的各位都是中枢要员，党国干城，难道你们听得还少吗？”张学良环顾面前众人，目光中透出逼问，弄得包括李烈钧在内的诸位审判官都将目光转向一旁。

    庭上陷入片刻沉默。

    张学良解开纽扣，掏出出发时装进的小包，掏出两封电报来。“既然主审官要我拿证据，那我就不妨给诸位看看。这就是当时中央发给我的电报。”张学良扬扬手中的纸片，接着便大声读道：

    “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便是后来被史学家们称作“铣电”的文字。

    第一封电报念完，法庭内已是一片混乱，有人向张学良投去谅解的目光，有的则开始骂起发电报的“中央”来。李烈钧也惊住了，他完全没料到审西安事变审出个“铣电”来，罪名一下子都移到了中央和委员长身上。直到张学良打开第二封电报，又准备开念时，李烈钧才清醒过来，制止了他：“与事变无关的材料交由本庭处置，不得当庭公读！”

    张学良一声冷笑，收起电报，但激愤之情再也遏止不住，又继续滔滔陈言：“身为军人，我不得不执行中央的命令，将军队挥泪撤入关内。为了平息公众的唾骂，维护中央威信，我一人承担了不抵抗的罪责，被迫下野出洋！”

    说到这里，张学良已是声音颤抖，热泪盈眶。观审席上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位少帅身上。

    “回到国内，我又一再向中央表达抗日之心，盼望领袖以其绝对权威领导抗日。可是，中央却置之不理，最后命我把军队撤往华中。‘双十二’之前，我到委员长面前再三陈词，苦谏哭谏，却遭受严厉斥责，甚至准备将我无家可归的东北军调往福建。在此情之下，我为了震醒领袖，实现抗日之愿望，不得已而行兵谏，之后又亲送委员长安然返京。请问，我张学良哪里是不抵抗将军，我做的哪件事不是为了维护中央！”

    讲到这里，张学良仰首向天，喟然长叹一声。“眼看我中华民族党已不党，国将不国，兵连祸结，政以贿成，国内同胞自相杀戮，而日寇却坐收渔利！我张学良受命于民，握有重兵，不能眼看手足相煎，国土日丧。西安之举，我意在拥戴领袖，联合抗战，耿耿之心，天日可以为证！”

    张学良一声欷歔，戛然而止，而其凛然浩气和其铮铮之言，却似凌空骤风，在法庭内久久回响。

    “代人受过”的审判长和审判官早已哑然无声，李烈钧张了几次口，却无一语道出。几个人尴尬相顾，唯恐再引出什么令法庭难堪和有损蒋介石的话来。于是，李烈钧从卷宗内掏出早已拟好的判决书，神情木然地宣判道：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照本宣科”完毕，李烈钧连忙站起，宣布退庭。

    一场闹剧就此收场。

    后来，李烈钧私下里谈起这次高等军法会审时说：“那简直是演戏，我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

    鹿钟麟在回忆当时情形时，也不禁连连摇头：“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审判结束，七八个持手枪的军警一哄而上，将张学良正式“逮捕”，押送至和平门外的孔祥熙别墅，由特务宪兵看管。宋子文紧随而至，却被堵在门外，不许入内，气得他连连跺脚。

    但蒋介石的戏还没有演足。审判结束后两小时，蒋介石即向国民政府递交了特赦张学良的呈文，罗列了一大堆理由。

    1937年1月4日，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会议，发布如下命令：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张学良从此失去了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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