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是从那场震惊中外的事变开始，又在那次事变中突然结束。悠悠岁月，往事如烟，许许多多的沉浮与际遇都在脑海里淡忘消逝了，唯有那场事变，至今仍清晰如昨，连每个细节都历历在目……
少帅与“最高统帅”之争
1936年12月11日晚，古城西安。
这天的夜幕，降临得似乎特别早，天还未黑，路上就再难见到行人。北风飕飕吹过，将严寒刺向一幢幢房屋和冻凝得没有丝毫热气的夜灯。树上已没有了叶片，光秃秃的树枝直插寒霄，影影绰绰的雁塔和城门在暗夜里显得分外凝重可怖。
突然，从夜幕中闪出两道雪亮的灯光，犹如两柄利剑，劈开了沉沉的黑暗。一辆锃亮的豪华“菲亚特”轿车风驰电掣地从街上驰过，直奔金家巷公馆。
车内仅有两人。坐于一旁的警卫，十分紧张地注视着亲自驾车的长官——国民革命军一级陆军上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执监委员、西北“剿总”副司令官张学良。此时，他一脸铁青，双手紧攥方向盘，一双眼睛追随着灯光，似乎也要穿透前方的黑暗。
这天下午5时，张学良接到电话，出席蒋介石离开西安前在临潼华清池举行的告别宴会。在众位“党国要人”杯盏交错、酒酣耳热之际，张学良因抗日之事，再次与蒋介石发生争执，受到蒋的严厉训斥。36岁的少帅愤然落座，抓住酒杯，连连豪饮，最后，一言不发地离开了大厅。
张学良明白，这将是他同“最高统帅”之间的最后一次争执了。当一切语言都无济于事之时，要实现自己的主张唯有求助于另一种方式。
此时此刻，张学良的脑子里再次闪过了近两月来他和蒋介石之间接二连三的冲突。
1936年10月21日，蒋介石来西安布置“剿共”，抱怨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作战不力。早就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反感的张学良起身慨然陈词，要求结束同胞间的这种相互厮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建议，联合抗日。不料蒋介石一听，大为恼怒，骂张学良是“中了共产党的魔术”。并宣称：“在杀尽红军、捉尽共产党之前，决不轻言抗日。‘攘外必先安内’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你们决不可被共产党蛊惑。”
其时，张学良和杨虎城早已秘密同共产党方面进行过多次联系，并达成协议，停止敌对行动，联合抗日，在西北形成了共产党、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10月5日，毛泽东和周恩来联名写信给张学良，要求他向蒋介石转达联合抗日、互派代表谈判的建议。
蒋介石的一番话，怎不令他忧心如焚！
十天后的10月31日，张学良赴洛阳参加蒋介石50大寿生日庆典，蒋介石单独召见了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的阎锡山。在后来的会谈中，张学良再次进言，要蒋领导抗日，把日寇赶出中国领土，情真意切，热泪盈眶：“我们损失的兵力无法补充，遗下的孤寡无法抚恤，广大官兵的家乡沦入敌手，不图收复，却叫我们来西北剿共，你叫我们的意志怎么坚决？”并当面质问蒋介石，“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自认对抗日已有全盘规划的蒋介石却一脸愠怒，呵斥张学良“一派胡言”。拂袖而去之前，声称“你们若是非要坚持，那就等我死了之后，再去抗日好了！”
心情苦闷的张学良回到西安，一连数日郁郁无言。11月下旬，他在一方面联络红军、十七路军，筹组西北抗日联军的同时，一面又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请缨抗敌书》：
委员长钧鉴：
叩别以来，瞬将一月。比闻委座亲赴晋鲁，指示一切，伏想贤劳，极为钦佩。绥东局势，日趋严重。日军由东北大批开入察境，除以伪匪为先驱并用飞机助战外，已将揭开真面，直接攻取归绥。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荷蒙晓以钧旨，并加谕勉，感愤之念，与日俱深。今绥东战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摩厉，唯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委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唯有静以待命，无须喋陈。乃比大军调赴前线者，或已成行，或已到达，而宠命迄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欲拚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洗一份前愆，为国家尽一份天职。昔以个人理智所驱与部属情绪所迫，迭经不避嫌忌，直言陈情，业蒙开诚指诲，令体时机。故近月来，对于个人或部属，均以强制功夫，力为隐忍，使之内愈热烈，外愈冷静，以期最后在委座领导下，为抗日之前驱，成败利钝，固所不计。今者前锋既至，大战将临，就战略言，自应厚集兵力，一鼓而挫敌气，则遣良部北上，似已其时；就驭下言，若非即时调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已难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必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凡此种种，想皆洞鉴之中。伏恳迅颁宠命，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则不独私愿得偿，而自良以下十万余人，拥护委座之热诚，更当加增百倍。夙荷知遇优隆，所言未敢有一字之虚饰。乞示方略，俾有遵循，无任祈祷之至！
张学良
敬叩
11月27日
当这份载着张学良拳拳之心的信由专人送到洛阳蒋介石的行辕后，张学良便朝思暮盼，等待着蒋介石的批复。12月2日，洛阳终于回信，《请缨抗敌书》的信头只有蒋介石用毛笔写的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
毕竟是血性军人，第二天，张学良便亲自驾机，飞往洛阳，再次向蒋介石面陈抗日愿望，同时恳请蒋下令释放以“莫须有”罪名逮捕的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由于两人各执己见，且都态度强硬，没说上一阵，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张学良忍无可忍，愤然起身斥责蒋介石道：
“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何异！”
张学良的指斥气得蒋介石浑身发颤，他猛地一拍桌子：“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盛怒之下，蒋介石的专制再也没有了掩饰，朝着张学良大吼：“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张学良丝毫未被蒋介石吓倒，不无嘲讽地回敬道：“你不要以为你的政绩就那么清明！没有人批评你、斥骂你？其实骂你的大有人在，只不过碍于你的地位，别人不敢当面讲就是了。”事已至此，张学良也不再有任何顾忌，逼视着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忧愤地大嚷：“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我们东北军就没法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你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好啊，”蒋介石冷冷地接应道，“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宣传！”
“好吧，学良在西安恭候了！”说完，张学良扭身便走。门在身后发出砰的一声猛响。
12月4日，随同蒋介石一同回到西安的张学良神情沮丧、郁闷不欢。拥兵20万的少帅，此时陷入纷乱如麻的矛盾之中：丧父之仇，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以及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
杨虎城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
当晚，杨虎城将军来访，谈话间对当前时局忧心忡忡。就在这个冬夜，杨虎城提出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主张：挟天子以令诸侯！
送走杨虎城，张学良心潮涌动，彻夜不眠。
用国民党元老张群的话来说，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情同父子”；宋美龄与少帅夫人于凤至亦结为姊妹知己。多少年来，蒋介石对张学良也算得是爱护备至，数度委以重任。张学良也“投桃报李”，从欧洲一回国，便自荐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并一再宣扬要“绝对服从领袖”。突然拥兵挟蒋，不仅“叛臣逆子”一条令他畏难不前，就是感情上也难以平顺。
但是，若置国家和民族的危难于不顾，一心听命于蒋介石，继续杀戮自己的同胞，不是更要遭国人唾骂、成为历史耻辱柱上永久的罪人吗？
天色既白，张学良心灵的天平终于倾向了杨虎城的主张。
“我张学良是对得起他蒋介石的！”他心中沉沉自语。1928年12月，他力排内部亲日派的阻挠，顶住日本人的利诱和威逼，毅然在东三省改旗易帜，宣布服从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此一壮举，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军阀混战局面的基本结束，长期分崩离析的中国，形式上获得统一；中原大战中，他鞍前马后，为蒋介石打天下；“九一八”事变，他代蒋受过，把不抵抗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被迫下野出洋。回国后，他不惜口舌四处游说宣传，中国要像德意法西斯国家那样，“拥护领袖，服从领袖”；紧接着，他又听凭蒋介石调遣，率领20万东北军，从鄂豫皖辗转西北，参加对共产党红军的剿灭战……对蒋介石可谓尽忠尽义了。可如今，面临国破家亡的危难，蒋介石却一意孤行打内战，对抗日主张忌之如仇，这怎能不令他心寒齿凉。
缕缕烟雾从他指中的香烟上腾起，沉闷混浊的空气窒息得他胸口发痛。是该重新考虑考虑他同蒋介石之间关系的时候了。张学良起身推开窗户，深深吸了一口屋外清新的气息，身心顿时有了几分舒畅。
可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行得通吗？
形势已不容张学良再徘徊久思了。蒋介石到西安的第二天，便挨个地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师以上军官谈话、吃饭、照相，进行“精神感召”，宣扬“剿共”的重要；同时又调兵遣将，令集结于陇海线的中央军向陕西推进，控制了从咸阳到兰州的公路运输线，显而易见地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置于被分割和被监视的境地。
接下来的几天内，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朱绍良和南京政府的大员蒋作宾、蒋百里等接踵而至，骤聚西安。猛然间，西安成了整个中国的中心，天上飞机轰鸣，地上战车呼啸，一场“围剿共军”的军事部署即将完成。
张学良忧心如焚，12月7日下午，再次只身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作最后的苦谏。
简短的寒暄之后，张学良表示还有些事要向委员长陈述。
“陈述什么？”蒋介石慢吞吞地问，“是不是还是洛阳的那些话？”
“是的，还是那些话！”不去看蒋介石脸上的神情，张学良便言语激昂地诉起了日寇的侵略，民心的向背，恳请蒋介石枪口对外，联共抗日。“现在全国百姓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
张学良越说越激动，眼泪夺眶而出，簌簌滴落前胸。“委员长，学良之陈述完全是从党国利益出发，没有夹杂任何个人私念。国父孙中山先生当年也同共产党搞过合作，现在委员长身为一国之首，也应循国父先例，和共产党联合抗日……”
砰！蒋介石手往桌上狠劲一拍：“一派胡言！”他声色俱厉地打断张学良的话，“你懂什么？共产党那一套我比你清楚。我和共产党合作过，也去苏俄考察过，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今之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剿灭之事耗费多年，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他咽了口唾沫，又用手指着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仗打输了，就想投降敌人，和他们搞联合，还有什么军人气概可言！现在我再对你说一遍，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痛苦地摇了摇头，声音已变得嘶哑：“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忠心耿耿，服从训令，不敢稍怠。‘九一八’国难之后，各方怨谤，集于学良一身，唯有委员长能够体察保全我。学良向来以为，委员长的事业就是民族的事业，纵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答委员长对我的厚待。”说到此处，张学良涕泪俱下，泣不成声。“可是，出于对领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进谏。当前的国策，应当是枪口朝外。学良已数日难眠。熟虑深思，以为委员长必须放弃剿共，领导全国抗日，否则将成千古罪人！”
张学良说完，抱头失声痛哭。
蒋介石乜视一眼他的这位副司令，冷笑一声道：“共产党的毒你中得太深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就得向东，叫你往西就得往西，我要叫你死，你就应该死！你是军人就得服从！”
张学良绝望了。他猛地挺直身子，狠瞪了蒋介石一眼，步履沉重地跨出了房门。
就在房门碰响的那一瞬间，似乎刀兵相挟已成为诤谏哭谏之后的唯一选择。
但决心仍未下定。从蒋介石房中出来，张学良便直奔九府街杨公馆，请求杨虎城以党国元老身份出面，再一次规劝蒋介石。
在蒋介石看来，杨虎城是陕西实力雄厚的地方军阀，与张学良之间应有某种嫌隙。因为陕西向来是杨虎城的地盘，西北“剿总”成立之后，张学良以代总司令身份进驻西安，十几万剽悍的东北军开进陕甘地区。当时盛传东北军“失之东北、收之西北”，借机夺取地盘，杨虎城不能不有所戒顾。蒋介石有意想利用这种矛盾，使张、杨相互牵制。他万没料到，张、杨早已消除疑隙，正共谋拥兵挟蒋。
第二天，张学良从晋见蒋介石回来的杨虎城那里所得到的仍然是深深的失望。
“老蒋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杨虎城也激愤满腔。
“那好，从今往后，我和蒋介石之间，谁也不欠谁了。”一种轻松感在张学良心中油然而生。到现在，他对蒋介石已经仁至义尽，他将再不带任何私情和歉疚地来对待这位委员长了。
“逼上梁山啊！”张学良仰天长叹。“虎城兄，现在你我别无选择，唯有依你所言，挟天子以令诸侯！”
“就凭你一句话了，副司令！”杨虎城手往胸上一拍，“你放心，十七路军全体将士与你休戚与共，听你指挥，决不退缩！”
“那么，委员长，别怪我张学良失敬了！”张学良朝着临潼方向，咬着牙关挤出了这句话。
从下午到深夜，在杨虎城宅院的密室里，一项足以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走向的计划秘密产生了。
事变前的最后时刻
12月10日，为西安市青年学生抗日游行请愿之事，张学良被召到华清池，肃听蒋介石的训斥：“昨天学生闹事，你为什么不用机枪扫射他们？”
“我的机枪是打日本的，不是打学生的。”张学良回答得很冷静。
蒋介石一听，顿时火冒三丈。“那‘九一八’的时候，日本人到了你眼皮底下，你为什么不打？”
此语一出，张学良腾地站起，额上青筋鼓胀。“我怎么打？你不是三令五申对日本人不许随意开战吗？”面对张学良的怒吼，蒋介石无言以对。
自从日本军人有恃无恐地对中国领土暴露侵略企图以来，蒋介石认为中国国力贫弱，军队装备奇缺，与日交战肯定一触即溃。1935年7月发生“万宝山事件”后，蒋介石反对反日运动，命令张学良“隐忍自重”。8月发生“中村事件”后，蒋介石的“铣电”（8月16日）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遵照执行。”张学良9月6日转电东北军的高级军官臧式毅、荣臻：“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 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石家庄会晤，蒋要张严令东北军，凡遇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提交国联和平解决。9月19日上午，即事变的第二天，张学良在讲话中说：“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的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9月19日夜11时，蒋介石在南昌亲笔起草了给张学良的加急电报。9月23日蒋介石发布的《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说：“政府现时即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继续严肃镇静之态度。”
蒋介石此时当然明白张学良此话的分量！他的目光避向一旁，但“少帅”炸雷般的吼声，仍刺激得他心惊肉跳。“打内战，打内战！优秀的将才一个个战死沙场。再这样下去，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
蒋介石脸色骤变，手指张学良训斥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诬蔑我！你这是犯上作乱！”
谈话自然无法进行下去。这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赶来拉开了张学良，才没有使这次争执愈演愈烈。
望着张学良气呼呼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嘘叹。
他对这位副司令的感觉，恰如这位副司令对他的感觉一样，已经完全绝望。
在他心中酝酿已久的那个计划，看来是势在必行了：既然张、杨不愿“剿共”，那就干脆换驻嫡系的中央军，把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至安徽，远离“剿共”前线。在调动之前，蒋介石颇费踌躇地在屋里踱了几圈，最后决定对张、杨的指挥权进行钳制，摆出中央军全面介入“剿共”的态势，既是对张、杨的警告，也是为了防止张、杨妄动带来不测。蒋介石此举还有更深一步的考虑，就是以中央军的进入防止日军从绥远向中原进犯。
张学良走后不到一个小时，蒋介石便在这间似乎仍回荡着张学良吼声的客厅里，口授了一道命令：
陈诚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司令。
小小的三省之间，加上张学良，便有了四个总司令并立的局面，张、杨二位，还敢轻举妄动吗？
蒋介石脸上终于浮现出一丝冷笑。按原定计划，他将于12月12日离开西安，而那以后，西北的整个“剿匪”局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出三五月，“共军”将在陕北被歼灭一尽。想到心腹之患将一劳永逸地被剪除掉，而且又在西北对日入侵筑起了一道防线，蒋介石不由得有了几分兴奋，先前因与张学良争吵而激起的怒气也消散了许多。
蒋介石绝没有想到，他个人的命运，乃至整个中国的命运，已经并不牢牢掌握在他的手中。
12月10日，张学良紧急召见了东北军在兰州的几员主将：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孙铭九、于学忠等，开宗明义地向他们宣布：“我要造反！为了停止内战，我已决定扣蒋！”
几位将军均是张学良平日里最信任的骨干，多年来追随他鞍前马后。东北失守，父兄被戮，这些在松辽大地长大的汉子有谁不抛洒一腔热泪。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剿共”主张，他们早就怨怒纷纷，多次到张学良面前请缨抗日。但是，即使是对蒋介石最为不满的人，也绝没有想到要将“委员长”置于他们的刺刀之下。
毕竟是关中血性男儿，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人人都摩拳擦掌，沉浸于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兴奋之中。军长于学忠挺直身子手往胸口一拍道：“我们跟副司令干！插旗杆干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那好，”张学良目光炯炯，审视着几位部下，“天不打雷我打雷，非达最后目的不罢休。话我不多说了。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是中国之福；如不成功，由我担着，我张学良提着头进南京！”
众将领一一向张学良敬礼告别，回去部署部队了。张学良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
12月11日上午，杨虎城两度来到玄风桥张学良官邸，共同详细部署了行动的兵力：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和105师师长白凤翔、刘桂五负责扣押蒋介石，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在兰州的东北军，须于同时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并控制住停在兰州机场的所有飞机。而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军政要员，解除西安城内蒋介石嫡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并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住所有飞机。
到12月11日下午5时，张学良赴临潼华清池参加蒋介石举行的离开西安前的告别宴会时，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所有部队都已秘密处于紧急状态。
一场震惊世界的事变已到了临界点。
兵谏！兵谏！
“菲亚特”轿车宛若暗夜中潜行的一只黑虎，悄然地驶回了金家巷张公馆。
半小时后，张学良已是全身戎装，腰佩手枪、短剑，显得分外英武、威严。临出卧室之际，他转身朝向愁眉不解的赵四小姐，一字一顿地说：“小妹，我张学良活到现在，今晚也许是最有价值的时刻。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千难万难，今夕要见它个分晓！”说完，头也不回地走向聚集着东北军所有高级将领的会议室。
这是值得历史再三回眸的一刻，也是东北军军史上最为辉煌的一刻。张学良一出现，众将领刷地起立，焦灼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们敬重的少帅。
张学良火烫的目光逐一审视着众人，足足有半分钟没有吭声。空气像是划根火柴就能点燃。
“我们东北子弟是有血性的！”张学良一开口，四壁便被震得嗡嗡作响，“生作抗日雄，死成抗日鬼。可是，委员长却死逼着我们去打共产党。10月以来，我屡次向他陈述，屡次遭他辱骂，现在又调了他的嫡系，大兵压境，要赶我们去福建，再一口口把我们吃掉！”
张学良的马靴在室内咚咚作响，最后，又停立在宽大的桌前。
“话已经说尽了，我们已被逼上了绝路。”张学良仰天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抬起腕看看表，“经过我和杨主任反复商量，现在我宣布：今夜西安、临潼同时行动，采取非常措施，扣留委员长，迫他停止内战，宣布抗日！”
全场一片肃静，众人心中均是雷电滚腾。
“抓住蒋介石以后，第二步怎么办？”于学忠和米春霖几乎同时问。
张学良一时竟没有回答上来，沉吟片刻后才说：“捉了以后再说，”张学良直视着两人，“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如果不答应……反正他在我们手中。”
没有人对此表示任何异议。
捉蒋将领临出发之际，张学良叫住全副武装的卫队营长孙铭九，反复叮咛：“一定要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一定要把委员长活着带到。”
“请副司令放心！完不成任务，我决不回来见您！”
脚步声渐渐远去，张学良顿感自己的心也随之系于天外。
一切都已无法更改。张学良伫立良久，朝向屋内余下的将领们说：“走！上新城指挥部！”
午夜12时，张学良率领手下的11员大将，乘车来到了设于新城杨虎城公馆的指挥部。大厅内灯光雪亮，四下里一片辉煌。两位主帅只简单地握了握手，便分别落座。偌大的厅内，没有人走动，也没有言语，人人都意识到，他们正处于决定国家、民族还有个人命运的最关键时刻。
“虎城兄，”张学良突然打破寂静，两眼直视杨虎城，“现在还来得及，要是不干，你就把我和这11员大将都给捆起来，到南京升官领赏！”
“张副司令！”杨虎城倏地站起，“我杨某绝不是那种人。今晚是干定了！”
“好！”张学良一拳砸在扶手上，也站起身来。“今晚的事我打头阵，我背后是虎城兄。要是成功了，是我二人的联合行动；失败了，我听任杨将军的处置！”
听了这肺腑之言，杨虎城禁不住心头一热。
厅内的气氛也随之热烈起来。
凌晨5时，从蒋介石下榻的临潼方向传来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张、杨二人不约而同地同时站起，相视着点点头。随即，西安城的夜空，升起了一串串红色的信号弹。
此时的临潼华清池，枪战正酣。孙铭九劝说蒋介石的警卫打开大门，遭到拒绝。孙铭九手枪一挥，下令士兵们硬冲。蒋介石的卫士大惊失色，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硝烟刺鼻，弹如飞蝗，纤巧玲珑的亭台楼阁顿时被一团团烟火所吞没。
趁着双方激战时分，孙铭九率领一队精兵穿过曲行折复的假山小道，直扑蒋介石下榻之处。冲进卧室一看，房内已无人影，桌上放有一条武装带，一套特级上将服，还有一副义齿。孙铭九大惊，忙伸手去摸床上的被窝，触到了里面的余温。
可以肯定，蒋介石并没走远。
孙铭九把枪一挥，下令道：“搜！快搜！”心里却在咚咚打鼓，四下里枪战正激，要是蒋介石被乱枪打死，他怎么回去见张副司令！
天渐渐放亮了，华清池的枪声也渐渐稀疏下来。孙铭九两次率队从卧室搜到后院白雪覆盖的假山，都未见到蒋介石的踪迹。
当没有找到蒋介石的消息传到新城指挥部时，张学良脸上陡然变色，朝向众人道：“若找不到委员长，我便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去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那我张学良就成了千古罪人。”
“别忙，别忙，”杨虎城连连相劝，“看看老蒋的汽车还在不在。”
当电话里报告说，老蒋的座车仍在车库里时，众人松了口气。凭着对蒋介石体力、对周围地形和对时间因素的综合分析、推算，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逃远。
张学良再度拿起电话，顿着脚，对向他报告的师长白凤翔下令：“告诉孙铭九，若是上午9点还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的头给我送来！”
其时，尚未起床的蒋介石听到外面声情有异，便立刻在族侄兼贴身侍卫的蒋孝镇护卫下，万分惊慌地逃向华清池背后的山上，在一个石垭处藏匿起来。当孙铭九率兵发现他时，这位委员长正蜷缩在山夹缝中，赤着双脚，贴身睡衣外只披了一件宽大的长袍，在早晨的严寒中簌簌发抖，手上和小腿上均现出一道道被山上树枝划出的血痕。
孙铭九啪地一个立正，大声说道：“报告委员长，我们奉张副司令的命令，到这里来接您回城。”
蒋介石望了一眼孙铭九背后出现的黑洞洞的枪口，声调凄惶地说：“如果你是我的同志，就开枪把我打死，我要死在这里。”
“这不是东北军的叛乱，”孙铭九想尽力驱逐蒋介石的恐惧，“我们只是要拥护领袖抗战打日本。”
蒋介石惊吓交织，且又慌于奔命，此时已精疲力竭。逃命时栽到墙下受到的体伤这时也剧烈疼痛起来。他眯住右眼问：“你们副司令怎么没来？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疼，不能走，一步也不能走！”
“那我背您下山。”孙铭九向蒋介石迈近一步。
蒋介石还想争辩，但这时不远处又有枪声响起，几发流弹嗖嗖地击在山坡的树丛中。孙铭九顾不得许多了，向众人一使眼色，让士兵们将蒋介石架起来，扶到了自己的背上，一步步走下山来，钻进了山脚下的一辆汽车。
进入西安城时，坐于车内的蒋介石发现，街上所有的军队都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他怀疑东北军已解除了十七路军的武装，穿上了他们的军服，以混淆视听。当汽车直驰新城大楼杨虎城司令部时，他更是如坠五里雾中，困惑不解。在蒋介石看来，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张学良的军阀队伍不同，杨本人早年投入国民革命，具有长期追随他的历史，不会与东北军一道背叛他。而现在看来，张、杨定是合谋无疑。
蒋介石一声长叹，仰靠在汽车座背上。他精明一世，怎么就没想到，张、杨竟会联手对付他委员长呢？
就在孙铭九抓获蒋介石之时，杨虎城的部队也同时行动，攻入蒋介石随行人员们所住的西安宾馆，逮捕了12名高级军政大员，其中有军政部次长陈诚、内政部长蒋作宾、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西北“剿共”战区司令卫立煌、新任西北“剿共”司令蒋鼎文等。
西安当地所有由南京任命的重要官员也被拘禁起来，其中包括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剿共”参谋长晏道刚、西北“剿共”司令部政训处长曾扩情等。与此同时，西安城内重要据点如国民党省党部、铁路局和电报大楼等都被占领，公安局被包围，空军的几百名飞行员、技术员和地勤人员及50架飞机，均被扣押。
到12月12日凌晨6时，整个西安城已被完全控制在东北军和西北军手中。
事变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久悬于张学良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一种难于支撑的疲乏，令他不由自主地跌坐在身后的沙发上。
大幕是拉开了，可收场戏该怎么演呢？
张学良缓缓起身，朝向众将领道：“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现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要负责。事不宜迟，有几件事必须马上着手。赶快筹划起草文件，打电报给陕北共产党，请他们派人来西安。军事方面，组织一个参谋团；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现在就动手。”
“好，就按张副司令说的办！”杨虎城朝众人做了个手势。
新城指挥部立即又处于紧张和忙碌之中。众将领为这次事变正式确定了一个词：“兵谏”。
如何处置蒋介石
被扣的蒋介石被孙铭九送到十七路军交际处内的东厢房。房间早已备妥，门窗均被遮得严严实实，电灯、电线也被拆除一尽。蒋介石一坐到椅上，便眉头深锁，禁不住长吁短叹起来。
上午9时，张学良身着上将戎装，神态自若地走进了蒋介石所在的房间。
“委员长，您受惊了。”
蒋介石闭目端坐，不吭一声。张学良又重复一句，蒋介石索性将脸扭向一旁，不予理睬。
张学良略微顿了顿，提高嗓门说道：“我们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蒋介石端起桌上的茶杯，手在微微颤抖。“你既是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再谈。”眼睛却并不看张学良。
“今日之事，委员长恐怕要有明确交代，”张学良禁不住有些恼了，“东、西北军将士莫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委员长不视下情，坚持偏见，那—”张学良故意停顿了片刻，然后一字一顿地说：“只有让民众公裁了。”
“民众公裁”几个字一出，蒋介石脸上顿时变色。“公裁？过去我对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民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还是先把我送回洛阳。”说完，闭上双目不再理会。
见蒋介石脸上青筋暴起，身体又在战抖，张学良知道暂时谈不出什么结果，只好转身离去。
到上午10时，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已传遍了西安城。人们成群结队，一边游行一边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界救国团体纷纷成立，一致呼吁全国各界代表齐聚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远望着大街上兴高采烈涌动的人流，张、杨二人心中反而越来越觉沉重。
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该怎样处置这位委员长？
众将领们早已议论纷纷。有人认为，蒋介石是当代中国的专制君王，罪大恶极，应当众砍头；有些将领则认为，蒋介石固然该杀，但他毕竟是委员长，杀他难免会落下个“弑君”的恶名，不如把他交给共产党，让与他有血海深仇的红军砍下他的头来；另有一些将领则说，张副司令早已有言，只要蒋答应抗日，仍然拥护他做领袖，杀掉他就违了初衷。但是，若是他坚持不抗日，又该如何处置？
张学良这时才又陡然想起举事前于学忠问他的那句话的分量。他和杨虎城面面相觑，两人这时才意识到，当初他们过于注重如何捉蒋的细节，而忽视了捉蒋之后的行动。要想迈出第二步，已是无比的艰难。
“还是让陕北早点来人吧，”张学良对身边人道。他相信，一向对时局有着清醒认识的共产党，这时候一定能想出个万全之策。
12月12日这天，是张学良有生以来感到最为忙碌和焦虑的日子。从蒋介石房中出来，他便回到新城指挥部，审阅由他和杨虎城联名向全国、向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向各省当局和新闻机构发出的通电：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俘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之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西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便是后来以“八大纲领”著称的张、杨政治主张。它既是民主的，也是进步的，由于这个“八大纲领”的存在，标志了这场事变的抗日爱国性质。
张学良审完该文，立即携着它来到了扣押着军政大员们的西京招待所。
“对不起，让诸君受惊了！”张学良朝众人笑着拱手。“可我对你们毫无恶意，只是同委员长争政治主张……”他拿出文稿，通念了一遍。“怎么样？如果同意，我请诸位在下面签个名。”
军政大员们个个都是惊魂甫定，对未来生死尚难预料，现在有机会推开求生之门，哪里会拒之不为。何况，他们中一些人本来就赞成团结抗日。
结果，这份通电发出时署名者已有19人。其中有7人是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将领，4人是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将领，另有8人为南京的军政要员。
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份通电，但却未置一言。此次被扣，是他生平遭遇的最大挫折，反复思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
12日下午，蒋介石所写的一份“遗嘱”式的电文，转到了张学良手中：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
张学良看罢，只得一声苦笑。他知道，委员长这次是执意硬抗了。思忖良久，他提起笔，分别给宋美龄和时任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拟了电文。
致宋电为：
学良生平从不负人，耿耿此心，可质天日，请夫人放心。
致孔电为：
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驻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在西安兵谏扣蒋、举国为迎接联合抗日而热血沸腾之时，如果尽快将张、杨的意向和主张公布于世，势必得到全国民众的理解和支持。但这时发生的一桩意外事件，却阻碍了这一进程—东北军交通处长蒋斌突然叛变，扣下了有19人署名的致全国各界的通电（包括其八大主张），并向身在南京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密报了西安事变的情况。
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均被封锁了，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在外界鲜为人知。与此同时，南京宣传机构捏造了大量谣言，一条条有关西安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发往了全国和世界各地。
西安被描绘成了一座疯人院，而张学良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个具有其父遗风的绑票土匪。除广西等少数地方实力派之外，国内外当时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都是对张、杨的规劝、谴责甚至警告，而其总的倾向性要求便是：尽快释放蒋介石。
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使张学良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
然而最令张学良恼火的是苏联的态度。
张学良素来看重苏联，他自来西北后与中共红军由最初的对抗到后来的谅解融合资助，很大程度上就是看重红军背后有苏联的支持，他认为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运动必须得到苏联的援助。但自事变的第二天即12月13日起，苏联的报纸、电台一再指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以抗日运动为投机”，“足以破坏中国反日势力的团结”，甚至无端猜测，说西安事变是“著名的日本代理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策划的。而仅仅一个星期之前，苏联《真理报》还在尖锐地抨击蒋介石。
苏联的反应大大出乎张、杨的意料，连中国共产党也无法理解。
保安的兴奋与莫斯科的愤怒
当西安事变的消息通过中共中央驻西安的代表刘鼎用电报传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保安小镇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正在制订作战方案的刘伯承将手中铅笔一扔，兴奋地大喊一声：“天公开眼，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十年的剿杀，十年的冤仇，现在终于找到了雪恨的机会！
事变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便通过决议，决定支持张学良，并立即派代表前往西安。第二天，毛泽东在一个有300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说1927年以来，蒋介石欠共产党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应当将蒋介石押到保安来，清算血债。
但这种捉蒋的兴奋和审蒋的议论转瞬而过。12月14日，一份通过上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之手转来的发自莫斯科的电报，令中共领袖们目瞪口呆。在这份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中，阐述了三点意见：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国共产党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
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
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禁不住跺脚大骂。
但当时的苏联是世界革命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首脑们不能不遵循莫斯科的指示，只是他们不能接受莫斯科对此次事件性质所下的结论，以及对张学良的重度攻击。经过反复商讨，中共中央提出了对待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张、杨以军事和政治上的实际援助，制止内战。
几乎当时所有的中共领导人都参与了这项方针的制订。在最初恶蒋的冲动反应之后，人人都意识到，南京政府最高领导地位一旦最终出现真空，无论张学良还是何应钦都不能填补，而当时中共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尚无号令全国的能力，且各地军阀虎视眈眈，各个心怀鬼胎，这就意味着倘使蒋介石命丧西安，将会引起一场较之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十年厮杀更为惨烈的内战。
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铁蹄正在中国土地上急促作响。
12月16日，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等二十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顶着漫天的鹅毛大雪，踏上了去西安的征途。
毛泽东站在大路口，向渐渐远去的马队高扬起手臂。
“周恩来此行，难哪！”他朝身边的朱德轻叹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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