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河流可以是粉色的
圆圆好奇地把一根小手指放到水流下，让水顺着指头再流下去。水流完了，她抬起头来看看我，有点感叹地说：“水没有颜色！”
圆圆上幼儿园时，有一学期幼儿园要开设几个特长班，每周上两次课，一学期三百元，谁想上谁上。班里的小朋友都跃跃欲试地要报名，这个报舞蹈班，那个报唱歌班。圆圆从小爱画画，她说想报画画班，我们就给她报了名。
特长班开课后，圆圆每周从幼儿园里带回两张她上课画的画，都是些铅笔画，各种小动物。这些都是按照老师给的范例临摹出来的，老师在上面给打分。从她这里我知道，老师的打分是以像不像为标准的。画得越像，打的分越高。
这以后，圆圆画画开始力求“像”了。她很聪慧，在老师的要求下，画得确实是越来越像，分也得得越来越高。可是同时我也有点遗憾地发现，她画中的线条越来越胆怯。为了画得像，她要不断地用橡皮擦，一次次地修改。与她以前拿一支铅笔无所顾忌、挥洒自如地画出来的那些画相比，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小气与拘谨。
过了一段时间，开始画彩笔画，圆圆非常高兴。她喜欢彩色的画。有一天，绘画班老师给孩子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要求每人画一幅表示到野外玩耍的画，说要挑一些好的挂到幼儿园大厅里展览。
圆圆从幼儿园一回来，就迫不及待地拿出她的彩笔，找了张大纸画起来。她画得非常投入，拿起这根笔放下那根笔的，连我们叫她吃饭都有点不情愿。她胡乱吃了几口，就又去画。到我洗完碗后，她也画完了，得意扬扬地拿来给我看。
我的第一感觉是她画得很用心，颜色也配得很好。一颗红红的太阳放着五颜六色的光，像一朵花一样。以纸的白色作天空，上面浮着几片淡蓝色的云。下面是绿草地，草地上有几个小女孩手拉着手玩。小女孩们旁边有一条小河，河流是粉色的，这是圆圆喜欢的颜色。她为了让人能明白这是河流，特意在河流里画上了波纹和小鱼。
看着这样一张出自五岁小女孩之手、线条笨拙稚嫩、用色大胆夸张的画，我心里为孩子这份天真愉快、为天真所带来的艺术创作中的无所羁绊而微微感动着。我真诚地夸奖圆圆：“画得真好！”她受到夸奖，很高兴。
她从来没有这么用心去画一张画，自己也认为画得很好，感觉比较有把握被选上贴到大厅里，就对我说：“妈妈，要是我的画贴到大厅里，你每天接我都能看到。”我说我一定要每天都看一看。
我让圆圆赶快把画收起来睡觉，她往小书包里装时怕折了，我就给她找了张报纸把画卷了，她小心地放到书包里。
第二天下午，我去接圆圆，看见她像往常一样高兴地和小朋友一起玩，她高兴地跑过来。我拉着她的小手走到大厅时，她忽然想起什么，扯扯我的手，抬起头看着我，脸上浮起一片委屈。我问怎么了，她说：“妈妈，我的画没选上。”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赶快给她擦擦眼泪，问为什么。她小嘴噘一噘，停顿了一会儿，才低低地说：“因为我把小河画成粉色的了。”我问：“画成粉色的不好吗？”
“老师说小河是蓝色的，不能画成粉色的。还有，白云也不能画成蓝色的。我画错了。”女儿说得神色黯然。
我心里忽然被什么钝钝地击了一下，一张画不能被选上倒无所谓，但因为这样的原因不能被选上，并且导致孩子说她“画错了”，这样一种认识被灌输到她小小的心中，却深深地让我有一种受伤感。
我心疼地抱起圆圆，亲亲她的小脸蛋。我说：“没关系，宝贝，你不要在意，没选上就没选上吧。”圆圆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我带着圆圆往家走，一路思考就这件事我应该对她讲些什么。我问她，画交给老师了吗？她说没选上就不用交，带回来了，在书包里。
回到家里，我让圆圆把画拿出来，她从书包里取出画，已被她折得皱巴巴的。
我把她抱在腿上，和她一起看这张画。我问她：“你为什么要把河流画成粉色的呢？”她想了想，嘟哝说：“说不出来为什么，就是觉得粉色的好看。”
我说：“对，画画就是为了好看，所以我们说一张画，只能说它好看不好看，不能说它对或者错，是不是？”圆圆听了，有点认同，点点头，忽然又否定了，说：“小河不是粉色的，是蓝色的，我就是画错了。”我问她，怎么知道小河是蓝的而不是粉的？
我知道她实际上是没有见过青草地上的小河的，她的经验是来源于以前看过的一些书画刊物和老师今天的观点。我的问题圆圆回答不出，她想了想，有点不耐烦地说：“反正就是蓝的嘛。”
我说，走，咱们看看水是什么颜色，起身领她往厨房走去。
我拿出一只白色瓷碗，接了一碗水，放到桌子上，问圆圆是什么颜色。她看了看，有点为难，看看我，不知该说是什么颜色。我问她是蓝色的吗，她摇摇头。我追问是什么颜色，她想了半天，别别扭扭吐出“白色”两个字。
我又找了一只红色的小塑料盆，把水倒进去，问她“是白色的吗？”她看看红色盈盈的水，不好意思地看看我，狡黠地反问：“你说是什么颜色？”
我笑笑，拿起红色塑料盆，把水流细细地倒入水池，一边倒一边说：“你看，水是透明的，很清亮，它没有颜色，是不是？”圆圆听我这样说，好奇地把一根小手指放到水流下，让水顺着指头再流下去。水流完了，她抬起头来看看我，有点感叹地说：“水没有颜色！”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说：“你说对了。”于是言归正传，领着她回到她的画上。
我重新抱起她，拿起她的画，问她：“那你说，河流该画成什么颜色？”圆圆不假思索地回答说：“画成没有颜色的。”我问：“那你该用哪根笔画呢？”她正要说，又一下子语塞了，回答不上来。
我笑了：“没有一根笔是没有颜色的，对不对？”圆圆点点头。我继续问：“那你说，河流到底该怎么画呢？”圆圆眨巴着眼，困惑地看着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到这里，河流已是无法画出了。我看这个小小的人如此困惑，心疼地亲亲她的小脸蛋。
为了还原她河流的色彩，我不得不先消灭河流的颜色。
于是我慢慢对圆圆说：“没有谁可以规定小河必须画成蓝的，小河本身是没有颜色的。但我们画画儿的时候，总得用一种颜色把它画出来呀。如果画画儿只能画真实的颜色，那我们就永远找不到一支可以画小河的笔，对不对？”圆圆点点头。
我继续说：“还有很多其他东西，在我们的彩笔里也找不到它们的颜色，但我们也可以把它画出来。所以你要记住，一张画只有好不好看，没有对或者错。你可以大胆地使用各种颜色——河流可以是粉色的，只要你喜欢，它可以是任何颜色。”
解决了河流的颜色问题，圆圆愉快地玩去了。我心中却又是忧虑又是无奈，我企图以这样的观念影响女儿，呵护她的想象力。可我如何敢领着年幼的孩子，以她的稚嫩，去迎战教育中的种种不妥。最现实的比如以后上不上这个绘画班的问题——继续上，就得听老师的话，就不能把河流画成粉色的。每一次上课，老师都给孩子们一个画画儿的框框，孩子的想象力会被一点点扼杀。这样的绘画班，只能使孩子的想象力加速度地贫乏。如果不上，当别的小朋友到特长班上课时，女儿坐在小椅子上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往外走，她小小的心一定是充满委屈的，她怎么能理解突然中止她上绘画班的缘由呢？我的这样一种担忧如何能向她解释得清楚？
我叹口气，心里真希望幼儿园取消绘画班，那样的话，让我再交三百元也愿意。
2 不上学前班
学前班发展到今天，它的存在已变成正常学制教育中的一个“骨质增生”。但这个多余的东西现在却被许多人看作是天使背上的翅膀，以为这样的“多”总比“少”要好，这实在是个错误！
我的一个外地亲戚给我打电话，她正面临着该不该让孩子上学前班的选择。
她的孩子上一年级年龄只差一个月，学校暗示她交一笔赞助费可以上一年级，否则就上学前班。她周围有的人说应该上一年级，有的人说与其交这些钱还不如上学前班，孩子还能多学一年。她一时拿不定主意。我知道她的孩子很聪明，以孩子的智力水平，上一年级没问题。我告诉她，能上一年级是最好的，如果不行，就留在幼儿园，别上学前班。
我一直反对孩子上学前班。
大多数家长并不知道学前班的来由，其实只要了解一下它产生的原因，就会发现它在当下的存在是不合理的。
学前班的产生是我国短缺经济时代的一个应急措施。
它最早出现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由于城市学龄儿童人口迅速增长，而那时民办幼儿园很少，孩子的入托问题得不到解决，所以采取了让小学办一些学前班来解决部分幼儿的学前教育——可见学前班的出现主要是出于学龄前儿童分流的需要，并不包含有教育学意义上的衔接需求。
这些年我国经济繁荣，人口出生率降低，民办幼儿园大量出现。儿童入托供需矛盾早已不存在，可学前班却延续了二十多年，而且在全国从城市到乡村蔓延开来，越来越名正言顺，仿佛是基于儿童学习需求的一个正常合理的设计。个别地方甚至是由教育主管部门规定，所有的儿童在进入小学前必须要上学前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该消失而不消失的现象？这说明它有存在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学校愿意开办学前班，家长愿意送孩子上学前班。
学校愿意开办，自有非常明确的目的。学前班不属于国家义务教育，可以自行定价收取学杂费。1985年北京市给出的指导价是每个孩子每月三十元，这在当时也并不便宜。近些年更是水涨船高，已达到每月数百元甚至上千元，再加上各种杂费，数字是比较可观的。也就是说它是学校的一个创收渠道，是一块“肥肉”。虽然近些年一些地方政府已意识到学前班的不必要，出台文件不允许小学办学前班，但只要手段不强硬，小学就或明或暗地办着。
再从家长这里来看。家长愿意把孩子送学前班，绝大多数是出于跟风和盲目。一是误以为学前班有承上启下的功能，如同上三年级必须要先读二年级一样；二是出于对孩子未来学习成绩的焦虑，认为上学前班是“提前打基础”了，是在学习上先走了一步。这一点就像我这位亲戚顾虑的那样，她说，周围的人都把孩子送进学前班，到上一年级时，拼音和一百以内加减法就都学完了。要是我的孩子没上学前班，基础就不如别的孩子，这不就比别的孩子落后一步了吗？
亲戚的这种“打基础”想法在家长那里是有代表性的，但这是家长们的认识误区。一是没搞清什么才是孩子需要打的“基础”，二是不了解学前班的真实情况。
我对亲戚说，假设家长花了钱，小学收了钱，孩子们真的能通过上学前班打下了一个好的学习基础，走到别的孩子前面，那也值得。但从这些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结果恰恰相反，学前班教育是给孩子们打了一个“基础”，但往往是坏基础。
电话中我能感觉出亲戚的惊讶，她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坏基础”这个说法。她没想到送孩子进学前班还会得到相反的结果。事实上她没想到的也是绝大多数家长没想到的，因为家长们一般也不了解以下情况。
目前国家对学前班教学只有指导性意见，并没有明确统一的学前班教学大纲和教材。所以，学前班如何教，全凭小学自己的主张、或教师自己的感觉。虽然学前班能给小学带来经济利益，但由于它的非义务教育性质，学前班的教学成绩不需要计入到整个学校教学成绩里，学校一般来说对这块教育并不重视。
几乎所有的学前班招生宣传中都会说，学校为学前班配备了优秀的、经验丰富的教师。事实上，寄居在小学校园中的学前班是很边缘化的。除了设备较简陋，更主要的是，学校不会把优秀教师分配到学前班中。从我见识过以及听说过的情况来看，学校给学前班配的教师一般是教课教得不好的，或是和领导关系不融洽的。校长没法让这些人回家，就正好把他们放到学前班。
也有的学校师资比较紧张，从外面聘一些退休老教师。从概念上讲，退休老教师“经验丰富”。事实上，她们（几乎全是退休女教师）大多数人对学龄前儿童的教育并没有多少研究。所谓“经验”，只是当年教小学生的一些方法。而且由于我国几十年来小学教师入职门槛较低，许多小学教师文化或教育素养较低，她们的工龄可能有四十年，但并非有四十年的“教育经验”，往往只是把一种工作经验使用了四十年。那些“经验”原本对小学生就不太合适，更不用说用在学龄前儿童身上。
所以，现在的“学前班”，并不是教育学意义上的“学前教育”，它基本上就是小学一年级的缩写版。虽然学前班的课程比一年级的少些，孩子玩耍时间多些，上学和放学时间也比一年级孩子自由些，但总体教育模式和教育价值取向却和一年级一样。
从上课形式来说，孩子们每人有了一张自己的固定课桌，有了上下课，有了作业；从内容上看，学习的一般都是拼音、写字、英语单词、一百以内的加减法等。老师总是要求孩子们乖乖地坐在座位上，手放到背后，认真地听课，每天要孩子们在作业本上一遍遍地抄写生字和拼音，并给孩子打出成绩，甚至还要布置家庭作业。老师们的目标是把孩子训得听话，识一些字，把作业写得整整齐齐的。这让老师们很有成就感，这些“成就”往往也被小学校领导和家长们认可。特别是家长们，觉得孩子在学前班学了认字、写作业，认为自己的孩子没有“输在起跑线上”。
可是，这些是“赢”吗？
学前班那种死记硬背的、毫无创造性和发现乐趣的学习，即使放到小学高年级学生那里，也够僵硬的，更何况放到学前儿童身上。学前班有上课，有作业，有纪律，却没有智力活动。学前班教学让儿童付出的多半是一些畸形的、消极的脑力劳动。苏霍姆林斯基说：“凡是那些没有让儿童每天都发现周围世界各种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的地方，儿童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就会熄灭。”[1]——失去好奇心和求知欲，这对孩子的学习来说是致命的。
也就是说，就我国当前“学前班”的整体情况来看，不但不能依孩子们的生理及心理发育情况让他们在智力、习惯、创造力等方面上一个台阶，反而在这些方面形成阻碍。所以，学前班发展到今天，它的存在已变成正常学制教育中的一个“骨质增生”。但这个多余的东西现在却被许多人看作是天使背上的翅膀，以为这样的“多”总比“少”要好，这实在是个错误！
希望孩子赢在起跑线上，事实却是孩子的双腿在起跑线上就被捆得开始发麻了。
我把以上内容大略对亲戚讲了一下，她虽已明白，但还是有些担心。她说，我也看过一些书，说儿童早期教育很重要，要是启蒙教育没做好，将来孩子的学习会很吃力。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对她说，你说得对，儿童的早期教育确实重要，一个人接受没接受过早期启蒙教育，他的智力水平会有很大差异。启蒙教育开始得越早越好，甚至有人说过，如果你从孩子出生第三天开始教育他，那么你就已经晚了两天。苏霍姆林斯基说：“智慧训练开始得离儿童出生的时间越远，这个孩子就越难教育。”[2]他这里说的“智慧训练”是“启蒙教育”的同义语。
现在我们要讨论的是，学前班学习是“启蒙教育”吗？
良好的启蒙教育在形式上应该是游戏的、无拘无束的、变化丰富的、与生活相关联的，内涵上应该有技能训练、语言发展、想象力激发等一系列智慧启蒙功能。可当下学前班教学，急于让孩子掌握书本知识和考试知识。课桌限制了儿童的自由，封闭性的学习内容束缚了儿童的想象，教学方式违反了儿童天性，无聊的作业消磨了孩子们学习的热情——它是一种功利性的、奴役性的学习，它使儿童远离智慧训练，走到“智慧训练”的反面，是反智慧教育的行为，它充其量可以叫做“提前学习”，不能称为“启蒙教育”。
我的亲戚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她可能在思考什么。过了片刻，她说：“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分析，我需要慢慢消化一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她迟疑了一下，然后说：“不光是听别人说，我自己也亲眼见过一些上过学前班的孩子，他们入学后就是比没上过的强啊……”
她确实说出了一种现象，这正是我准备要对她说的。
我说，我理解你这里所说的“强”应该是指在认字、计算和考试这些方面，但这样的判断是片面的。当前小学教育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教学模式及价值取向方面。从学校到教师再到家长，大家都在手段与目的的问题上被搞晕了、迷失了，表面化地理解一些教育问题，在儿童教育上形成一些畸形而浅薄的价值判断。而学前班教学恰是迎合了这样一种错误的价值取向，拔苗助长地让孩子们在写作业、考试或守纪律方面早早地表现得“训练有素”。可这是“强”吗？
且不说这“训练有素”里包含有多少反教育学行为，留下多少后患，单是孩子们表现出的“学业优势”也是短暂的，状态维持不了多久。人生培养战略，如长跑战略，开始跑在前面的人不一定就能领先。不信的话可以到小学三四年级调查一下，孩子们学业上的差异和上没上过学前班并没有因果关系。
我的话可能确实让亲戚心有所动了，她说：“哦，好像是这么回事，那这是为什么呢？”
我说，教育上早有这样的发现，如果儿童在学习中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一些问题，体会不到克服困难的乐趣，只是反复咀嚼已熟知的东西，就会引起对知识的冷淡和轻蔑态度。经过“学前班”的儿童，他的课程知识稍高于一般儿童，那么学习中的新鲜感、发现的乐趣、克服困难的兴致他就都没有，很容易在学习上变得轻浮、不用功。家长们以为把学过的东西再学一遍，孩子的基础就更扎实了，实际情况往往不是这样。
再者，由于学前班师资水平较差，大多数教师的素质不高，教学方式不恰当，特别容易在学习情感上对孩子形成消极影响，导致孩子厌学，让他们早早对上学这个事失去兴趣，甚至产生惧怕心理。“兴趣就是天才”，学习上什么样的“聪明”或“提前起跑”能敌得过“兴趣”两个字呢？所以，“学习态度”和“学习兴趣”才是最宝贵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基础”，孩子们将来表现在学习上的潜能和才智也来源于这两方面。科学良好的教育能让孩子小小的身体像颗核弹头一样储备巨大的能量；而急功近利的教育却是把孩子造成一只花炮，只能炫目一时。
我的话看来对亲戚确实产生了影响，她说：“我原来的想法也挺简单，倒没打算让孩子在学前班学多少东西，只是觉得在幼儿园是玩，学前班也是玩，学前班好歹还能学点东西，能学多少学多少。现在看来，即便是这样想，是不是也没必要把孩子送到学前班？”
亲戚这种最初的想法确实也有代表性。可能很多家长也是这样想的，认为学前班“好歹能学点东西”。这种想法包含着当前教育中非常典型的一个理念性的错误，就是蔑视儿童的玩耍权。把玩耍当作无价值的，认为玩耍可多可少、可有可无，认为“学知识”是有价值的，学总比不学好。持这种思想的家长不知道，对于年幼的孩子来说，智力成长不是在书桌前进行，而是在游戏中进行。
卢梭在他的教育论著《爱弥儿》中提出一个“最大胆最重要和最有用”的教育法则，就是在儿童的早期学习上，“不仅不应当争取时间，而且还必须把时间白白地放过去”。[3]他强调的是应该让儿童尽情地游戏玩耍，反对用课程学习挤占儿童的游戏时间。就当前的学前班教学来看，无论你是否对孩子提出一个学习要求，只要把孩子送进学前班，这种环境就会对儿童玩耍权进行主动剥夺。
儿童越是年龄幼小，启蒙教育的急迫性越强，越需要一个好的智力成长环境。他心智发育的黄金时间被夺走一年，今后不知有多大的损失。心理学认为儿童智力发育的最佳时期是六岁前，从这个意义上讲真是“一寸光阴一寸金”，我们怎能让这黄金般的时间变成一段锈铁呢。哪怕是什么都不学习的纯粹的玩耍，也要好过反儿童天性的“提前学习”。
事实上，学前班存在的问题现在人们已开始意识到了，近年来各地纷纷取消学前班。北京市已出台文件，决定在2010年前逐步取消学前班。这个决定不错，但不知为什么要这么慢悠悠地去做，可能牵扯到的利益太多吧。
2008年初北京某报与一家知名网络教育频道联合调查显示，在上不上学前班的问题上，只有18%的家长认为“没必要上”，而超过半数的家长认为应该让孩子上学前班——这个数字是很庞大的，可以想象，后面跟着的，是一块多么肥沃的市场啊！
学前班现在不仅是小学在办，一些少年宫、民办课外辅导机构也在办。把幼儿园小学化，这甚至成了许多幼儿园的“特色”，这些幼儿园讲自己的优势时，就会把“双语教学”、识字、数学等内容作为卖点进行宣传，它虽没举“学前班”之名，行的却是学前班之实。
行政命令可以让当下的学前班消失，但有这样的市场，它一定会产生新的变种，以新的面目出现。就在北京市政府决定逐步取消学前班时，北京市有名的课外辅导机构“伟人学校”却开始大张旗鼓地进行“全日制学前班”的招生宣传，从他们提供的课程表来看，也是以文化课学习内容为主。该机构的市场运作很出色，他们总是能抓住家长的心。
启蒙教育可以让孩子成为人才，而不合适的“提前学习”只能让孩子变得平庸无才。反对“学前班”，实质上是反对不科学的、急功近利的学前教育。不让孩子上学前班，目的是想把良好的学前教育还给孩子。
和亲戚打了好长时间电话，终于使她相信不送孩子上学前班更好，我能感觉出她很满意，心情很好，这也让我很愉快。
就在我们结束谈话，刚放下电话之际，我又接到另一位亲戚打来的电话。
这位亲戚是来抱怨我的。
当初她也向我咨询过要不要让孩子上学前班的问题，我告诉她不用上，同时告诉她给孩子多买些书，要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现在她的孩子已上小学三年级了。据她说孩子写字不好，做作业粗心大意，整天光是喜欢看课外书。她言语间抱怨这是因为孩子没上学前班，没提前学会写字，说她家邻居的孩子上过学前班，打好了基础，字就写得比她的孩子好，学习就是比她的孩子强。
我详细地询问了她孩子的情况，以及她如何和孩子交流沟通的情况，心里基本上就清楚了。
家长一着急就会胡乱归因，就像一个人不小心踩到水沟里，却怪怨袜子的颜色穿得不对一样。很理解她的焦急，也愿意真心地帮助她，所以不得不批评她。
我说：“孩子现在不爱学习，写作业不认真，这不是因为没上学前班，而是你从他上一年级开始，就过分重视写作业、考试这些事。你在这方面太紧张，总是那样严厉地批评他，弄得孩子精神负担特别重，产生逆反心理了。这一点你要改一改。”
这位亲戚还是充满怨言地说：“我觉得他就是没打好基础，对学习不上心，一天到晚光是喜欢看闲书，随手抓张报纸也能看半天。你原来给我讲过，爱看书的孩子作文写得好，可他不爱写作文，也不爱写日记，反正就是什么字都不爱写。”
我说：“孩子有这样的阅读兴趣和阅读基础，本来应该喜欢写作文，会写作文，现在只是被你经常性的指责吓住了。而且你不理解阅读的价值，你说到孩子酷爱阅读时，口气里流露的居然是厌烦和无可奈何。事实上，孩子爱阅读，比上三个学前班都强，你真的应该为此庆幸。”
亲戚说：“他成绩不如人家上过学前班的孩子，这是个明摆的事实啊！”
我问亲戚：“你调查过吗，孩子班里有多少人上过学前班，有多少人没上，是否上过的一定比没上的学习成绩好？上过学前班而成绩落后的孩子是因为什么，没上学前班而学习优秀的孩子又是因为什么？”
亲戚回答不上来了。
我说：“成绩好坏是件比较复杂的事，不可能由于某个单一因素就导致结果怎样。孩子现在已三年级，我可以肯定，如果你的孩子上过学前班，而围绕着他的其他教育因素不变的话，他的情况也是现在的样子。所幸他现在还喜欢阅读，有这样的阅读基础，只要家长和教师不伤害他的自信，不阻挠他的阅读，他的优势会慢慢表现出来。”
我进一步帮这位亲戚分析说，孩子现在的问题显然就是缺少学习兴趣和自信心的问题。所以改变他的状态只能从提高兴趣和自信心入手，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家长不要整天批评、唠叨和干涉孩子，而要欣赏和鼓励他。
这位亲戚听我这样说，终于说以后教育孩子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再那样简单粗暴了。但我能微微地听出她对自己和孩子的不自信。考虑到家长教育方式的改善全部是从具体事情和细节处做起，我一再叮嘱这位亲戚说，遇到具体问题如果不知道该怎么办，就及时给我打电话商量。我想这是能帮助她的最直接的办法了。
我是很愿意给别的家长一些建议，不过，很多东西，那是必须家长自己去悟的。比如这要不要上学前班的事。
3 暴力作业就是“教育事故”
暴力作业对儿童信心、意志、品格等有全面的消极影响。它的坏作用，远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点热、多吃一个馒头有点撑那样简单。它能改变事情的整个状态，让孩子罹患一种“厌学”的慢性疾病，摧毁他们的上进心，吞噬他们的创造性，消磨他们的幸福感，其中的“暴力性”甚至会损害他们的道德。
人们总认为，老师布置的作业都是正确的，都是对学习有用的，孩子都应该认真完成。事实是，现在孩子们写了太多的无效作业。岂止是无效，简直是负效果。这些作业如此无聊，从对儿童学习兴趣的破坏、对儿童智力发育的阻碍来看，它已走到了学习的对立面，成为反学习的东西。我把这种作业称为“暴力作业”。
暴力作业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是数量大。
请看一个一年级的孩子很普通的一次语文作业。五个生字加拼音，每个字写二十遍，A、B本各写一遍，合计下来，共写二百个拼音、二百个汉字。此外还有三个造句。如果头一天生字本上有一个错别字，还要把那个错别字再写三行，也就是错一个字就再加三十个拼音、三十个汉字，前一天错两个，就要多写六十个拼音、六十个汉字——这仅仅是语文作业。数学、英语作业也不会少，数量上绝不逊色。想想孩子一晚上要写多长时间吧，他刚上一年级啊！
第二种是惩罚性。
我看过一个初二学生的语文达标考试卷，上面有一些错，当天的语文作业是把卷面上所有的错误都改正，每个改正答案都写二十遍。比如一个字没写对，把这个字重写二十遍，这还好，如果一条成语解释错了，就要把这条成语抄二十遍。假如一段默写有两句以上的话没完全写对，或有五个以上错别字，就算全错，就要把这段文字写二十遍。
成绩好的同学和成绩差的同学的作业量，其差异是巨大的。显然，老师的用意主要在于让学生知道，考不好，没有好果子吃。
第三种是恶意评价。
圆圆初中时，她的一位英语老师，每次单词测验时，只要学生写错一个单词，就给打“0”分。圆圆也没少得零分。老师可能是想通过这样的方法让孩子们知道，不想得零分就只能争取得100分。可这难道不是一个偏执狂的思维方式吗？它更像一个心术不正的人耍的小聪明。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当教师和儿童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互相信任和怀有好意的基础上时，评分才能成为促进学生进行积极的脑力劳动的刺激物。”[4]这种恶意评价，只能导致学生们在测验中更不认真。学生们发现，这样的测试，写错一个单词和只写对一个单词得的分数一样，大家也就不在乎对了几个或错了几个了。
暴力作业这三方面往往是相随的，犹如贪婪、自私和嫉妒往往相随一样。它不仅给孩子当下的生活带来痛苦，更破坏着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和意志力，对他们一生的学习情感、学习态度形成消极影响。
每个孩子在刚入学时都对学校生活充满向往，对学习充满好奇与渴望，你看他们刚入学最初接触到“作业”这个东西时，是那样兴奋和自豪，大人想不让他们写都不可能。可是，很快，他们就厌倦了——有些字早就会写了，还要一遍又一遍地写，既没有时间玩耍，也不能早早上床睡觉。写得再认真，也总是会有写错的地方，一错了就被老师罚写更多，一个字甚至要写上一百遍……“学习”这个东西，好像处处和自己作对。他小小的心开始对学习产生怨恨了，他开始讨厌学习了。
厌倦是学习中遇到的最凶恶可怕的敌人，暴力作业则是把这样的敌人运送到孩子心中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个令人痛心的教育事实是，有多少教师娴熟地运用着这样的“交通工具”，他们以为把知识运进了孩子心中，不知道车上装的，已变成了“敌人”。而这时更有不少家长在旁边帮忙，强迫孩子接受这些暴力作业，加速着孩子对学习的厌倦。
有两个直接原因，使一些教师和家长偏爱暴力作业。
一是他们头脑中有一套逻辑，在这里我不客气地称之为“笨蛋逻辑”——认为多写多记就能多学到知识。他们认为一个字写二十遍就比写两遍好，一道题做五次就比做一次好。这真是把学习这件复杂的智力活动，完全等同于老婆婆的铁棒磨针了。他们不知道，大脑认知是个奇妙的过程，有它自身的规律，其中感情的参与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写作业并不是越多越好，而是合适才好。我们一定有过那样的体验，一个字写三遍还认识，写到三十遍时可能感觉越写越不像，写到一百遍就几乎不认识了。
那些怀揣着一套笨蛋逻辑的老师和家长，都是把功力用在那些可量化的、表皮化的方面。他们不懂得用种种方法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只是用繁重的作业把孩子的肢体固定在板凳上，固定在书桌前；他们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是，孩子的内心会起一种化学变化，会生成一种叫“厌学”的物质。
第二个原因是教师的急功近利。
我在北京某小学随机接触了几位语文教师。一位老师，她给学生布置写生字的作业时，总是让学生把一个完整的字先拆开了几部分写，比如语文的“语”字，先写一行“讠”，再写一行“五”，然后再写一行“口”，最后再合成一个“语”字，写两行。拼音也是拆成声母、韵母、调号三部分写，然后合起来写——就这一个字，总共写了九行。她这样做，确实在短时期内可以让学生记住了所写的那几个字，单元测验总能得不错的成绩，哄得家长们很高兴。而另一位老师，她在班里搞阅读活动，每天留很少的作业，让孩子们回家读课外书，学生在阅读中既提高了语文水平，又感到快乐。她的做法，无论对孩子们学习兴趣的保护，还是学习能力的提高，都有良好而久远的影响。
但因为学校统一出的考试卷都是只考课本上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死记硬背的东西，“阅读老师”班里的孩子考试成绩就往往不如“拆字老师”的。除了学校排名带来的压力，还有来自家长的压力。
一些家长给“阅读老师”提的意见就是作业布置得太少，以及让学生回家看课外书浪费了时间。这位老师一直顶着压力这样做。她的学生在小学低年级阶段看不出什么，到了小学高年级，尤其是小升初的一些知识测试中，就明显超过了那些死学课本的学生。她说她自己对学生进行了一些跟踪调查，她所教的学生在中学阶段学习状态都比较好，几乎没有所谓的“问题学生”。而那位“拆字老师”的学生的成绩事实上很虚幻，后续问题非常多，不少学生在小学高年级时就表现出厌学倾向，进入中学后，在学习成绩、学习品格乃至心理健康等方面都有不少问题。调查结果坚定了她这样做的信念。不过她也感叹，进入中学后，学生学习成绩的好坏、学习兴趣的有无，谁能把它和小学老师的教育挂上钩呢？人们只会说某个孩子越来越懂事了，或越来越不懂事了。人们只能想到，孩子上中学遇到好老师了，或遇到差老师了。
我也和那位“拆字老师”聊过，并非这位老师不知道她那样做的坏处。她说，反正我只教他们这几年，这两年他们成绩比别的班好就行，以后怎样，那不是我的事了。这位在教学上让学生饮鸩止渴的老师，她是学校的“名师”，家长们总是趋之若鹜地想尽各种办法，把孩子送进她的班里。大家看到的是，在她任教的时间里，班里语文考100分的人动不动就超过一半。
暴力作业产生的两个原因，反映的是我国当前教育上的两个宏观问题：一是教学评价的导向问题；二是教师的素质问题。我认为这两个问题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关键，是解决一系列教育问题的切入点。可现在种种责难却都把板子打在“高考”上，高考成了一切教育问题的罪魁祸首；而种种所谓“教改”，都只是剜新肉补旧疮，或者是头痛医脚——这是个很大的话题，在这里无法展开评说。
如果孩子遭遇到暴力作业，我们该如何做？这一点我在另外两篇文章《替孩子写作业》和《不写“暴力作业”》中谈了一些想法和做法。我想，最重要的是家长自己要对暴力作业有认识，你如果经常有意精心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那么自然会想出来对付暴力作业的办法。
有时孩子遭受了暴力作业，却不去对家长说，不去求得家长的帮助，这还是要从家长身上找原因。
有个初一的孩子因为上课捣乱，被老师罚抄课文十篇，这个孩子真的就一晚上硬是把那十篇课文抄完了。孩子宁可接受“刑罚”，也不向家长说，这种情况应该和孩子对家长态度的预感有关。如果平时家长遇事不能很好地理解孩子，比较随意地批评孩子，对学校教学充满了盲目崇敬，那么孩子凭直觉就会认为和家长说了也白说，不但于事无补，还可能挨训，雪上加霜。孩子承受了暴力作业，他一晚上抄完了十篇课文，第二天还是那样上学去了，好像什么也没损伤，什么也没缺少。这种情况甚至有的家长知道后还会窃喜，以为孩子多抄了课文就比别的孩子多学习了。他们没看见孩子受的内伤，这种甚至终身无法痊愈的内伤。
暴力作业对儿童信心、意志、品格等有全面的消极影响。它的坏作用，远不是多穿一件衣服有点热、多吃一个馒头有点撑那样简单。它能改变事情的整个状态，让孩子罹患一种“厌学”的慢性疾病，摧毁他们的上进心，吞噬他们的创造力，消磨他们的幸福感，其中的“暴力性”甚至会损害他们的道德品质。所以它不是小事，是“教育事故”。
令人痛心的是，这种事故天天都在全国大面积发生着。只要和中小学生或他们的家长聊聊，就会发现“事故”不仅多，而且方式无奇不有，令人叹为观止。
多年来，儿童会不会遭遇暴力作业，全仰仗运气，看他各科遇到的是怎样的老师。只要不是各科老师都喜欢暴力作业，就已经是万幸了。
国家每年为教育科研拿出数字庞大的经费。师范院校、教育科研院所在不停地做课题，中小学现在也都在做“课题”，仿佛教育界上上下下都在专心研究问题。为什么这么具体这么迫在眉睫的事没有人去关注？拥有最多科研经费的教育专家学者们喜欢高屋建瓴地宏论，在事关儿童每一天学习生活的问题上却总是缺席。
我的一位中学同学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荣获全国特级教师称号。她说，以她这些年来的工作经验，孩子们写生字，每个字写三遍效果最好。这么一项简单而有效的经验——我认为这才叫“学术成果”——如果推广开，会让全国多少儿童减轻暴力作业带来的痛苦，甚至从此变得爱学习啊！它仿佛简单得没有任何技术含量，实际上却包含着一套非常完善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认知科学的理论。比起那些和学校生活完全没有关系的、以厚厚的书籍方式呈现出来、且总能端居庙堂之高的“教育研究成果”，这位特级教师的经验如此朴素，却如此有价值。可惜的是，成果得不到推广，受益的人太少了。
再说教育行政部门，总是用“行政思想”来自上而下地管理学校，很少考虑用“教育科学理念”来细致入微地服务于学校。这使得一些教育行政手段不仅无效，而且成为师生们新的负担。
2007年，我从报纸上看到某地教育行政部门出台了一个小学生“减负”方案，要求小学生的书包不能超过六斤。政府给各学校下达规定后，并派员到各学校抽查监督。这导致学生们只好化整为零，先背个四斤的书包进去放下，再到校门口从妈妈手中接过一个五斤的书包背进去。联想到这么多年教育行政部门要么不作为，要么乱作为，只能说这一次又是一些官僚脑子进水了。这个“减负方案”不管它用去多长时间出台，酝酿过程都没超越“拍脑门”的时间和水平。
“减轻学生书包重量”其实多半是个比喻性说法，“书包”在这里只是学业的一个象征。书包的实际重量和学生学业负担的轻重，有一些表层联系，但并不对等。“减负”应该用思想和理念去做，怎么可能用秤去做？“如果教师只考虑怎样迫使学生用更多的时间坐在那里抠教科书，怎样把他们的注意力从别的一切活动中都吸引过来，那么负担过重的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5]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这句话，已告诉我们学生负担过重的来源和解决方案，为什么不从这里去思考呢。
杜绝不同程度的暴力作业，才是最重要的减负行为。把暴力作业上升到“事故”的高度，可以让人看到它的破坏力，引起人们的警醒。
国家为杜绝各行各业的生产事故，不停地制定和出台相应的管理标准和管理办法。煤矿发生事故不允许瞒报，而且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但全国每天有多少暴力作业事故，在以一种常态合理地存在着？！
有谁来揭露这件事，有多少人听到了千百万儿童的呻吟？说得轻一些，它永久性地破坏了许多孩子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说得重一些，它在蛀蚀和扭曲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什么时候能为孩子们出台这样一套科学的“办法”，让他们免受暴力作业之害呢？！
4 不是电脑游戏的错
一个孩子如果长期钻在游戏里不肯出来，以至于成为一种病态，那是因为游戏外的世界让他感到枯燥、不快或自卑。一个孩子如果因为电脑游戏耽误了前途，那他即使生活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也会有别的事情把他拉下水。我坚信使人堕落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心灵的空虚，或某些素质的缺失。那些在游戏中堕落的人，即使没有电脑游戏，也会有另外的什么东西使他不可自拔。
圆圆十岁上初一时开始玩电脑游戏，经常玩到废寝忘食的地步，每到周末，总是一玩就四五个小时，到寒暑假，能一口气玩七八个小时。那两年，她买的杂志基本上都是电脑游戏方面的，和同学朋友们电话聊天，也大多是关于电脑游戏的内容。
她玩电脑游戏是在我的怂恿下开始的。
圆圆在烟台上小学时，同学们都还没开始玩电脑游戏，也可能因为当时同学家有电脑的还不多，也许是因为他们当时还太小。她知道这回事，但并没有真正感兴趣。到北京上中学后，电脑游戏好像一下子在中小学生中开始流行了。她一方面从同学那里知道电脑游戏很有趣，另一方面又从媒体、其他家长、学校那里听到太多的对电脑游戏的批评。她可能有所顾虑，有矛盾，就一直没主动提出要玩。到初一第二学期，我问她是不是班里有同学在玩电脑游戏，告诉她想玩她也可以玩。她有些意外，但马上就非常快乐地接受了，立即就出去买了游戏盘回来。
我的考虑是，既然电脑游戏能让孩子们那么着迷上瘾，其中一定包含着巨大的乐趣。孩子总应该玩点什么，我要让我的孩子快乐，在她的每个成长阶段获得那个阶段应有的快乐。因为现在的孩子们缺少玩伴，在玩耍方面太单调贫乏，如果没有一件有趣的事让他去做，那他多半是要在电视机前消磨时间了。我宁可让圆圆在游戏中浪费时间，也不愿她经常待在电视机前。适合她看的电视节目太少，电视又完全是被动接受，经常看会使人大脑迟钝；游戏却是主动参与，玩的过程中有自己的智力投入，而且游戏可以让她熟悉电脑。再一个考虑是，她的同龄人如果都在玩，她不玩的话，就会缺少一个重要的交流话题。
至于她会不会上瘾，我不是没有担心，但不想因噎废食。总的来说我有信心，这种信心来源于我对游戏的认识和对自己孩子的了解。
电脑游戏也就是个游戏，并不是毒品，它和我们小时候玩的游戏并没什么本质区别，只是这个游戏更有趣更复杂。想一想，儿童对哪一种游戏不上瘾呢？我们小时候一伙儿孩子玩打仗或捉迷藏，经常玩得忘了回家吃饭，忘了睡觉，直到大人找来，强行把我们拉回去。当时我们也总是不愿意散去，甚至得挨顿揍才肯回去。而现在的孩子没办法在楼下找到那么多小伙伴，只能在电脑上和虚拟对象玩耍。他们也会常常玩得忘记了时间，总觉得没玩够。这两种“玩耍”没什么区别。
对游戏有浓厚的兴趣和病态的“成瘾”，这是两种不同的状态。我相信绝大多数孩子只是前者，只有少数的孩子会发展到后一种状态。据说姚明也喜欢玩电脑游戏，另外还有一些事业及学业上很有建树的年轻人也喜欢玩游戏。所以并不是电脑游戏本身有问题，而是孩子缺少自控力，使事情变得糟糕。这是家长首先要确立的一个观念。
游戏上瘾其实反映的是游戏之外孩子的另一个问题。一个孩子如果长期钻在游戏里不肯出来，以至于成为一种病态，那是因为游戏外的世界让他感到枯燥、不快或自卑。一个孩子如果因为电脑游戏耽误了前途，那他即使生活在没有电脑的时代，也会有别的事情把他拉下水。我坚信使人堕落的不是游戏本身，而是心灵的空虚，或某些素质的缺失。那些在游戏中堕落的人，即使没有电脑游戏，也会有另外的什么东西使他不可自拔。
事实上，电脑游戏已成为当代儿童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无论家长喜不喜欢，他们最终都是要玩的。所以，在要不要让孩子玩电脑游戏的问题上，家长已基本上不需要决策了。大势所趋，挡是挡不住的。家长所要思考的是，如何让孩子既能玩游戏又懂得自我约束，怎样才能娱乐、成长两不耽误？
真是“万事开头难”。圆圆开始玩游戏后，也像别的孩子一样，非常痴迷。课外书几乎没时间读了，到了练二胡的时间也不想下机，只好硬拖着，叫她吃饭，直等到我和她爸爸吃完，饭都凉了还不过来。她这些表现让我也着急，说过几次，但发现没用后，我告诉她应该安排好时间，把该做的事做了，以后就不再说了。有几次她过来吃饭，我们已吃完，饭桌也收拾了，告诉她剩饭在厨房，想吃自己热去吧。说这话时和颜悦色，毫无责怪的意思。
心里越着急越不能拉下脸来教训她，越要和她站在一边，绝不站到她的对立面。我经常用愉快的口气问她一些关于游戏的事，真诚地分享她玩游戏的快乐，过圣诞节还送她新的游戏盘。我知道干涉只能激化她玩游戏的欲望，她需要的是自己学会控制。所以我有足够的耐心让她自己在各种各样的时间分配中，体会各种各样的感觉。
因为她平时住校，只是周末回家练两天二胡。第一天她写完作业就玩游戏，玩得忘乎所以，忘了练二胡，就说第二天要多练一会儿。第二天不得不关机时才想起来，二胡又忘了练了，那就只好等下周练吧。这时她是有愧疚之情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孩子自我调整的开始。第二周果然记着练了，但时间很短，结果到老师家上课时，拉得很糟，从老师家出来她很沮丧，说看来得好好练呢。我并不责怪她，只是附和她的话说，好好练练吧。
再接下来，她基本上就能像以前一样安排练琴时间了。为了保证游戏时间，她更注意做事的效率。当然也有反复的时候，偶尔一两天会安排得很糟，但我始终没和她形成冲突，有时会和她心平气和地谈一下这件事，提出我的希望。
刚开始玩电脑游戏，对她的学习成绩有一些影响，但我坚信，孩子应该玩，坚信孩子自己心里清楚学习和玩哪个轻哪个重，只要我不胡乱干涉、不唠叨，她一定会慢慢调整自己。况且，又不是马上要高考，她成绩高一些低一些有什么了不得呢？只要不让游戏和学习冲突，不败坏她学习的胃口，我相信她在该学习的时候一定懂得用心去学。
圆圆一年多玩下来，对游戏兴趣依旧，但逐渐学会了自我掌控，把该做的事都做了，而且效率高了——我认为，这是她游戏中真正的收获，比单单考出好成绩还重要。
圆圆初中时一直玩单机游戏，没玩网络游戏。上初三后，学习一下紧张起来。她在初三的某一天，把所有游戏盘都装到一个纸箱子里，说在中考前不再玩了。我没说什么，尽管这一举动是我早已盼望的，但我没流露出激动，也没夸奖她，只是表示赞同，帮她一起高高兴兴地用胶带把箱子封好，放到床下。
中考结束后，她本来计划要做好多事：读小说，练字，练琴。但游戏箱子再度被打开后，她又把最多的时间投入到玩游戏上，结果原定计划基本没实现。
尽管我看她这样“浪费”时间有些遗憾，也没说什么。我想中考给了孩子很大的压力，接下来又是更加紧张的高中生活，所以这个假期就让她尽情地玩吧，我为什么非得要求我的孩子在假期也要学习呢？
只是到假期结束时，我和她谈了一次话，回顾了一下假期初期的计划，问她是不是感觉玩游戏太浪费时间了，会把一个人的计划完全破坏掉。我又和她分析，时间就那么多，做了这事就不能做那事。而接下来的高中三年是人生中最关键的三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所以我们应该使用好这三年，这其实也是为了将来有更好的条件去玩。
圆圆一个假期下来，发现没按计划做事，心里也很失落，再说游戏瘾也解了不少，她这时就能理解家长的话，不和我顶牛。说上高中肯定学习特别忙，就要少玩。她确实说到做到，高中期间她又玩了几次，我们什么也没说。到高二时，她又把所有的游戏盘装进箱子里，说高考完了再玩吧。此后两年再没玩一下游戏。
等到高考完了，她大部分时间是读书、看影碟、上网聊天、和同学出去玩。偶尔玩一下游戏，是和同学借来的新版游戏。那个纸箱再没打开，可能是那些游戏太旧或太小儿科了。现在她在大学里，除了紧张的学习，还参加了两个学生社团，不停地读课外书，生活很丰富也很忙碌，据说和同学上网聊天的时间也很少。偶尔也会玩玩游戏，但想把她长时间关在游戏里，她自己都不会答应。
有的家长可能会说，你的孩子自觉，该不玩的时候就不玩了。我那个孩子，你要真这样放开了，他会什么都不干，永远都不想停下来。
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
这些家长的“放开”之所以没有效，第一个原因，是平时家长习惯在很多事情上去“管”孩子，单是玩游戏这一件事就不知道说过多少次，发生过多少冲突。那么你哪天突然放开了（其实多半是躲在旁边做侦探去了），他当然就要玩疯了。猫突然不在了，老鼠能不翻天吗？警察都下岗了，小偷能不放肆吗？家长和孩子最好不要形成这种管制与被管制的关系，这种关系建立得时间越长、越牢固，孩子的自觉性就越差。
第二个原因是家长缺少耐心，指望自己一改变，孩子也能立地成佛，几天就变好。如果孩子在一段时间内不改变，家长就受不了了。坏毛病也是“病”，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用一天养成的坏毛病可能需要三天来改正，何况他几年间养成的坏习惯，怎么可能你放开三天他就改了呢！
就如陶行知先生比喻的那样，有的人开始接受一个观念，知道鸟儿在大自然中会成长得更好，就弄些花草树枝放到鸟笼子里，以为这就是给鸟提供了自然环境。为什么不打开笼门呢？家长要治理孩子的某个坏毛病，第一要有诚意，第二要有耐心。
还有一些家长，平时对孩子严加管束，不许他上网，一旦孩子考试成绩好或别的什么事做得好，家长一高兴，就以允许孩子上网或超时上网作为奖励——家长们一方面痛恨网络游戏，另一方面又把上网作为“奖品”送给孩子。而能作为“奖品”的东西，它怎么会是个坏东西呢？——孩子们就这样被搞乱了，他们对游戏的兴趣被刺激得更浓了。
我常想，事情可不可以反过来做，把上网当作“任务”或“惩罚手段”，而不是当“奖品”安排给孩子，是否会取得更好的控制效果？比如，孩子特别喜欢玩游戏，那么家长在每次孩子做错了事的时候，就告诉他要惩罚他，上网去吧，必须连续玩够十小时，不够就惩罚再玩十小时，直到他累得求饶。这样，孩子慢慢觉得上网不是一种乐趣，是一种惩罚。反复多次，可能会让他对上网产生逆反心理。
网络游戏当下似乎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戒除网瘾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医院开展治疗“网瘾”的业务，让孩子们完全像病人一样住院，通过吃药打针来治疗。也有办“行走学校”或“训练营”的，其手段更是无奇不有——这简直是头痛医脚，进铁匠铺买肉。
这些机构所宣传的“成功戒除”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毕竟游戏不是毒品，他们对这些孩子跟踪了多长时间，这些孩子后来到底怎样了？这些机构或产品让家长白花钱尚且是小事，严重的是不但于事无补，还给孩子们带来伤害。
2007年媒体曝光的四川“大东方行走学校”，招生宣传中就说它能帮孩子戒除网瘾。可它哪里是个学校，简直就是座“黑砖窑”。工作人员素质低劣，“教育”行为令人发指，他们的“教官”随意打骂侮辱学生，把学校变成集中营，最终导致学生跳楼自杀。它不但给孩子们带来肉体伤害，更造成深重的精神伤害。这件事与媒体当时曝出的“黑砖窑事件”性质完全相同，最后却不了了之，媒体上并未见到对相关责任人的处罚。这种忽略，可能由于这些受害人都是“问题少年”，他们不像“黑砖窑事件”里那些可怜的窑工一样引起人们的同情。
有人把“黑砖窑事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没有人发现“大东方行走学校”之类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国家安全事件——家长的无知、“教员”的暴力，在孩子们心中埋下了仇恨，他们的心理被扭曲。从行走学校出来的孩子更变本加厉地沉浸在网络游戏中，还有的孩子口口声声要杀了那个“校长”——这才是定时炸弹，真是让人忧心忡忡。
家长绝不可轻信各种治疗网瘾的广告，所谓“网瘾”是个教育问题，不可能那么表面化地解决。
青少年沉湎于电脑游戏不能自拔的报道经常能看到。表面上看症结都在青少年自身及游戏上，可从每一篇报道的字里行间细看，都能看到或感觉到家庭教育的缺陷。许多家长采取的各种“积极行动”是多么用心良苦，可惜充满了反教育科学的意味——就是这些反教育科学的行为，不但让父母的努力无效果（最多取得暂时的、表面的效果），还让孩子越陷越深。
我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孩子的“网瘾”问题，只能从家庭教育开始。需要家长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技巧。没有家长的改变，就不可能有孩子的改善。
一是家长要对网络游戏有正确的态度，坦然接受它只是孩子的一个游戏，是一种娱乐方式。不要让孩子在玩的时候有内疚感和负罪感，不要让你的态度激起孩子的逆反情绪。逆反情绪只能强化他玩的欲望。
二是让孩子有丰富的课外阅读。不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任何放纵都与内心空虚及道德堕落有关。网络游戏只有在精神空虚的孩子那里，才会变成鸦片。丰富的课外阅读会让孩子的精神世界丰富，让孩子更聪明更理性，形成更好的道德意识，它强大的力量会抢占阵地，不给游戏留下更多的空间。一个从小有阅读习惯的孩子，阅读对他来说也是魅力无穷的，会冲淡他对游戏的兴趣。
三是让孩子学会自己管理自己。这是最关键，也是最难的。绝大多数网络成瘾的孩子，他们家长的共同特点就是经常去“管”孩子，对孩子不断提出限制性要求。他们的目的也是想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就经常告诉孩子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单看家长给孩子提出的安排，确实是很好，很合理。家长正是由于相信他做出的安排会变成孩子自己的安排，所以不厌其烦地提醒孩子该做这事了、该做那事了。事实是，你把所有的“管理”都担负起来了，孩子哪里还有机会去学习自我管理呢？
四是在具体言行中多运用逆向思维。例如前面提到的，把上网作为“任务”或“惩罚手段”，而不是奖励手段来运用。这算是一个小技巧。
这几条很好理解。在具体操作中，家长们要注意和反思的是：
你的每句话、每个动作，对目的是成全的还是破坏的，在孩子内心强化的是哪一个效果。比如，你想让孩子多读课外书，就把孩子硬从电脑前拉开，塞给他一本书，告诉他要多读书少玩游戏——这样做其实更破坏了他读书的兴趣，强化了他对游戏的欲望。还有家长急于让孩子学会自我管理，就给孩子规定严格的作息时间，特别是严格的游戏时间，一旦孩子安排得不好，就批评他不善于管理自己——这样，就夺走了孩子学会自我管理的机会。如果只是为了“管住”孩子，你完全可以这样做，做起来也很简单；如果想要“教育”孩子，让他学会自我管理，则要家长动许多脑筋。
至于有些游戏充满暴力与色情，家长应尽量阻止未成年孩子玩这类游戏。同时要给孩子正面引导，让他选择那些内容健康的游戏。暴力与色情不是游戏的本质属性，如同有的书刊也充满色情与暴力，可这并不是书刊的本质属性。我们只是不允许孩子看内容低下的书，但不能因此不让他看书。
另外，建议孩子玩单机游戏，不玩网络游戏。前一种玩到一定时间可以结束，后一种由于不断升级，总也不能结束。
5 “儿童多动症”是个谎言
“多动症诊断量表”，如此粗制滥造、愚蠢做作的东西，竟然被当作主要检查工具给儿童使用。它哪里只是张量表，简直就是诊断圈套。“儿童多动症”的真正“致病原因”是成人犯了两个错误：错误的儿童观，错误的教育方法。
近年来，“儿童多动症”似乎成了流行病。仅仅在我周围，就有不少孩子莫名其妙地患上了这个病，其中一部分孩子开始服药治疗。
可是，我明明清楚地看到了这些孩子“症状”的出处——他们的家长或严厉或溺爱，教育方法都出现了明显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给了孩子巨大的心理压力。孩子身上的“症状”，几乎都是在反抗不得当的教育中被扭曲的表现。同时，我没见到哪个孩子仅靠吃药治好了“多动症”，相反，吃药后越来越像病人，“病情”越来越严重的孩子倒不少。
“儿童多动症”这个词越来越像根刺不时地刺痛着我，促使我去关注这件事。
我前几年在一所小学接触过一个男孩。当时这个男孩上小学二年级，被认为患有严重的“多动症”。
男孩以前在另一所小学上学，从上一年级开始就表现出不安分。上课满教室乱跑，谁都管不住他，课堂秩序经常被搅乱，弄得老师无法上课。他总是无端地攻击同学，恶劣到把同学的头摁到小便池里，用蚊香烫同学，至于把同学抓伤就更常见了。这遭到很多家长的抗议，原来的小学实在没办法，要求他转学。他上二年级时就被转到了现在的小学。
但转学后情况丝毫没变，新学校也没办法，只好让他的家人陪着他上学。他奶奶每天影子似的跟着他，寸步不离。上课时和他同坐一个桌子，摁着不让他起来捣乱；下课了抓着他的双手在走廊里，不让他和别的同学玩，怕他伤害别的同学。这个孩子在学校很出名，连校长都发愁，不知该拿他怎么办。
我第一次看见这个孩子是在教室走廊里，下课后同学们都活蹦乱跳，三三两两地玩。只有他，双手被奶奶紧紧地钳着，什么都不能干。看样子他时刻想挣脱，但又挣不开，眼睛看着别的同学，似渴望又无奈也有敌意，像个小囚徒。
他的班主任很肯定地认为这个孩子有多动症，告诉我说，他家人带他到医院的精神科看过，这是医生诊断出来的。医生要求他吃药，并说要至少服用三年。他吃了三个月，没有一点效果，而药又很贵，爷爷奶奶可能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给他停药了。老两口只有一人有退休金。
和这个孩子以及他奶奶简单聊过几句后，不知为什么，直觉认为男孩应该是个正常孩子。后来了解了一下他的家庭，基本上肯定“病因”就在他的家庭教育上。
男孩父母是未婚同居，他出生后父母就分手了。男孩的妈妈是来自南方的一个打工的女孩，回了南方后，从此杳无音信；他父亲不知在哪里混日子，行踪从不告诉家里，半年或一年回家打个照面，根本不管孩子。男孩的爷爷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当年对自己的儿子非打即骂，现在又用对待儿子的方法来“教育”孙子，尤其把对儿子的不满经常发泄到孙子身上。他的奶奶则是整天包办孩子的一切，又成龙心切，恨不得马上把孙子培养成个人才，来弥补儿子给家庭带来的羞愧，所以整天要求男孩要这样要那样的，还时常数落他。
在这样“野蛮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怎么可能不是个小野人？看到男孩这么小，已像个坏蛋和囚犯似的活着，我非常心疼这个孩子，觉得如果不想办法改善，他将来只能有两个去处——监狱或神经病院。于是，我对他进行了为期近一年的心理矫治工作。
但我并不是直接给孩子做“思想工作”，而是从消灭“病根”做起，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他的生存环境上。
男孩的真正监护人和抚养人是他的爷爷、奶奶，所以我的主要工作对象是这两位老人。初期，我频繁地和他爷爷奶奶谈话，后来也定期和他们接触。我的工作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求他们不打骂孩子，尊重孩子，不要给孩子压力。这一点要求看似简单，实则两位老人很难做到，他们已习惯了以前的教育方式。我就反复给他们讲，让他们明白粗暴的教育方式和孩子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以规则的形式确定一些基本的行为原则。同时从细节上辅导他们如何和孩子相处，如何和孩子说话。
改变成人比改变孩子困难得多，但不改变成人，孩子就不可能改变。整个过程中，我特别注意对他们情绪的把握，首先让他们接受我，对我没有情绪上的抵触，继而接受我的观点。两位老人慢慢开始信任我，再加上我不断的工作，终于促使他们相信自己的教育方法和孩子的问题之间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他们逐渐改变教育观念，放弃了原来粗暴的方法，不再打骂孩子，孩子随之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我还经常找孩子的班主任，尽量改变班主任对孩子的看法，让班主任相信他没病，是个正常孩子。我和班主任一起想办法，通过让孩子为班里做点事来制造孩子的成就感，对他形成肯定与激励。当班主任不再用异样的眼光看待孩子时，班里的同学们也跟着改变了态度。
我也和这个孩子有过几次交流，我和他的谈话内容主要是动画片和画画儿，因为他喜欢这两样事情，还互相讲故事讲笑话。我还邀请他和他奶奶到我家里玩，并把他给我画的画儿贴到我家墙上。他只要来到我这里，我就让他感到自己是个非常正常的孩子，让他在情绪上愉快而放松。这样，孩子和我相处几次后，不仅没有敌意，甚至产生了情感依赖。当我确信我和孩子间已建立起友好信任的关系时，适时地向他提出了不许打人、上课不许下座位的要求。他接受我的意见时，丝毫没有勉强，他的眼睛里闪现着愉快和幸福的光泽。
我的工作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四个月后，男孩就不需要有人跟着上学了，他开始有了自我约束力，不再主动攻击别人。一年以后，男孩就再也不打架了。论打架能力他应该还很强，但他似乎有比别的孩子更强烈的避免冲突的意识。有两次别的同学打他，他居然能做到抱头蹲在地上忍着。
我分析他的忍耐力可能来源于他非常珍惜自己“是个正常孩子，而不是有病儿童”这样的改变，即使偶尔挨打，也比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好。现在这个孩子马上要升入小学五年级，学习成绩中等，在遵守纪律等其他方面都完全正常了。他的一双小手再也不需要被大人钳住，他获得了自由，真正有了同学和朋友。
这个患有严重“多动症”的孩子就这样痊愈了，这让我对“多动症”有了更多的疑惑。
2007年夏天，国内权威报纸之一《北京青年报》发表署名记者赵新培的《多动症儿童，暑期就诊增三成》一文。文中引用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科主任郑毅教授的话说“北京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多动症）的发病率已经高达4％—5％”。2007年10月7日，同一张报纸上又刊登一位叫朱珠的人写的《儿童多动症，告别红处方》，称“据权威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学龄儿童的多动症患病率为4.31%—5.83%”。按照这个比例算下来，估计全国共有患儿近两千万！我又从网上查了一下相关资料，资料显示近年世界各国都有儿童多动症的发病统计，一般从4%—14％不等，例如美国的发病率为10％—20%，个别国家甚至统计为40％——什么疾病的发病率能达到这么高呢，传染病也不至于如此吧！这么大面积发作的全球性公共疾病，它到底是一种什么病？
这时我看到了两本书：一本是德国自然科学家、最佳医药记者耶尔格·布勒希的《疾病发明者》；另一本是美国著名记者兰德尔·菲茨杰拉德的《百年谎言》。这两本书都用翔实的资料和和透彻的剖析，揭露了现代医药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陷阱”与“黑幕”。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儿童多动症”提出质疑，认为这是一种无端地被制造和扩大化的“疾病”。
看完这两本书后，我又上网查阅了一些相关资料，同时重新翻阅了意大利著名教育家、神经病学博士蒙台梭利的教育论著，把所有的资料综合起来，基本上可以得到一个清晰的认识——也许不能绝对地说“儿童多动症”这个病不存在，因为它到目前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事；但就目前的诊断概念来说，它是不真实的。当下对该疾病的诊断如同把所有咳嗽几声的人都断定为肺癌患者一样毫无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多动症”是个谎言。
一、从名称的变迁，看疾病的无中生有
现代医学的发展，使人们企图用医学解释一切需要改善和矫治的现象。孩子“不乖”自古就令许多人头痛，于是这个问题进入了医生们的视野。早在一百六十多年前的1845年，法国精神科医生霍夫曼写了一本书《蓬头彼得》，描写了一个活动过度的儿童，这提醒人们对儿童躁动不安现象的关注。一个世纪后的1947年，有专家猜测少数儿童过度活动是由脑损伤引起的，故将该现象命名为“脑损伤综合征”。由于这样定义不足以解释大脑从未受伤的孩子们好动的表现，脑损伤之说行不通，就有人提出这是“脑轻微损伤”的结果。可是，“脑轻微损伤”说在许多儿童的生理检查中根本找不到，在成长过程中也无迹可寻，这样命名也行不通。于是，就离开大脑，提出“行为功能障碍”——这个名称回避了病因不清的尴尬，只是以“表现”来命名。可这个名称由于概念太模糊，被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禁止。但儿童行为不乖已被医疗界认定为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1962年，一个国际儿童神经科学工作会议决定在本病病因尚未搞清之前，暂时定名为“轻微脑功能失调”（Minimal Brain Dysfunction，简称MBD）。1980年，美国公布的《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将此命名为“注意缺失障碍”（Attentional Deficit Disorder，简称ADD）。最后，在1987年，美国精神科医生发明出现在最广泛的名称“注意缺陷多动症”（Attention 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简称ADHD）。[6]
从名称的演变可以看到，病症名称产生于猜测，又随着人们对猜测的怀疑而调整。逐渐由硬性特征过渡到模糊特征，由可察性过渡到不可察性。它不是由于深入研究探索而使事情向真相靠近，只是为了保留猜测的合理，让名称变得有更大的解释空间。
名称的演变实现了两个目的：第一摆脱诊断学上的尴尬；第二成为普遍适用的病症。
由于疾病本身尚属猜测，如何诊断就成了问题。但现实是，很多孩子被言之凿凿地确诊为患了“注意缺陷多动症”（ADHD）。那么，我们看看这个病是怎样被诊断出来的。
二、诊断上的轻率与简单
从资料来看，“多动症”检查基本是主观判断，很少有客观依据。有的医生也会做脑神经检查和生物指标化验，但这些对大多数体格无明显缺陷的儿童无意义，且各项生化指标与病症的形成关系也属于猜测，不具有切实的临床诊断意义。
我问了几个被诊断为有多动症儿童的家长，有国内的有国外的。接受的诊断手段都差不多，主要是医生向家长询问情况，和儿童谈话，并对儿童行为进行观察，另外使用“诊断量表”，根据量表得分，判断孩子是不是多动症。
量表似乎是一种客观诊断手段，它最能让人相信医生诊断的准确性。真是这样吗？
下面三个量表是被国内多家医院及中国儿童健康网、儿童博客网和中华育儿网等相关医疗网站采用的。为了说明问题，请原谅我不厌其烦地把它们罗列在这里。
美国简化康奈尔儿童行为量表（每项视程度不同打0—10分，下表同）
①活动过多，一刻不停（ ）
②兴奋活动，容易冲动（ ）
③惹恼其他儿童（ ）
④做事不能有始有终（ ）
⑤坐立不安（ ）
⑥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散（ ）
⑦必须立即满足要求、容易灰心丧气（ ）
⑧经常易哭（ ）
⑨情绪变化迅速剧烈（ ）
⑩勃然大怒或出现意料不到的行为（ ）
诊断：得分计算：没有—0分；稍有—1分；较多—2分；很多—3分。总分超过10分为阳性，即为多动症。
上海市多动症协作组制定的儿童多动症行为量表
①上课时坐立不安（ ）
②上课时经常讲话（ ）
③上课时小动作多（ ）
④发言不举手（ ）
⑤不专心，东张西望，易因外界干扰而分心（ ）
⑥情绪变化快，易与人争吵（ ）
⑦常惹人干扰人活动（ ）
⑧不能平心静气玩耍（ ）
⑨做事心血来潮，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往往有始无终（ ）
⑩做事不计后果如何（ ）
随便拿父母钞票，或在外偷窃（ ）
丢三落四，记忆力差（ ）
学习成绩差（ ）
说谎、骂人打架（ ）
诊断：得分计算：没有—0分；稍有—1分；较多—2分；很多—3分。总分超过10分为阳性，即为多动症。
美国精神病协会制定的诊断标准
①常常手脚动个不停或在座位上不停扭动（少年可仅限于主观上感到坐立不安）（ ）
②要求静坐时难以静坐（ ）
③容易受外界刺激而分散注意力（ ）
④在游戏或集体活动时不能耐心地排队等候上场（ ）
⑤常常别人问话未完即抢着回答（ ）
⑥难以按照别人的指示去做事，不是由于违抗行为或未能理解，如不做家务等（ ）
⑦在做作业或游戏中难以保持注意力（ ）
⑧常常一件事未做完又换另一件事（ ）
⑨难以安静地玩耍（ ）
⑩经常话多（ ）
常常打断或干扰他人活动，如干扰其他儿童的游戏（ ）
别人和他讲话时常似听非听（ ）
常丢失学习或活动要用的物品，如玩具、书、作业本等（ ）
常常参与危险活动而不考虑后果，如乱跑到街上去而不顾周围等（ ）
诊断：在7岁以前起病，病史已有半年以上，并具备上述指标8条以上为阳性，即为多动症。
几乎所有儿童的正常行为都成了“临床表现”！
按这几个量表来判定，“多动症儿童”岂止是上面提到的患病比例，几乎所有的儿童都得成为“患儿”吧，这之中当然包括我自己的女儿——毫无疑问，她如果在童年时用这几张量表来测，每样都不严重，又都有一点点，平均各项得分为“1”，那么也得被诊断为“阳性”吧。
那么，哪个儿童不是“患儿”呢？
《疾病发明者》作者对当前医疗界过度诊断、滥用药物现象给予揭露和批评，称这种现象是“发明疾病”。其中“多动症”就是典型的“被发明的病症”。
他说：“医生自己经常搞不清楚，因而常常误用有争议的诊断辅助工具。连多动症支持者都估计，被诊断为多动症的儿童有三分之一是诊断模式下的牺牲品。比较各国，也可以发现把多动症的标签贴在孩子身上是多么随便的事。根据研究，巴西儿童有5.8%患多动症，芬兰有7.1%，阿联酋14.9%的孩子患有注意力缺乏症。怎么会有这样的差异？谁知道！小孩每天服药的情况就这样盲目形成，要对抗的病状却十分模糊。‘多动症儿童’的沉重标签往往基于医生的主观印象；诊断多动行为的某些准则也可以在多数健康儿童的身上找到，例如经常无法专注聆听他人说话、做作业和组织活动经常有困难、回答问题经常不假思索。这些是症状吗？或者只是令（某些）大人心烦的行为？”[7]
“多动症诊断量表”，这个事关千百万儿童命运与健康的东西是怎样产生的，谁制定了它，经过了怎样的检验与论证？如此粗制滥造、愚蠢做作的东西，竟然被当作主要检查工具给儿童使用。它哪里只是张量表，简直就是诊断圈套！
三、令人眼花缭乱的“致病原因”
轻率诊断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无奈的难堪，这么“普遍”的一个公共疾病，它的形成机理到底是怎样的，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生病？历经一百多年的“研究”，解释越来越多，可到现在谁也说不清。
从现有资料看，有这样几种病因说：
第一，轻微脑组织损害——这一点主要围绕儿童出生方式进行猜测。在剖腹产被广泛使用前，被认为是出生时脑部受挤压所致；剖腹产被广泛使用后，却又说是因为剖腹产所致。还有的说是母亲怀孕期感染、高血压，或婴儿期喂奶及其他活动使脑部受到损害所致。总之，孕产期、成长期的每一种情况都被猜测为可能，似乎一个人只要“出生”过，经历过胎儿与婴儿期，他的脑就要被损害。巧妙的是这些“损害”基本上都是不可测的。
第二，城市环境污染造成的铅中毒致病——这个原因听起来有些道理。但这里有几个疑问：第一个疑问是，一百六十多年前问题被提出来时，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应该还不存在吧？第二个疑问是，每座城市的儿童都呼吸着相同的空气，为什么只是一部分人得了病？第三个疑问是，生活在偏远山村的孩子不得这个病吗？
第三，遗传生理因素——这方面有看似很专业的表述，但分析后就可以看到，在没有获得充分证据的前提下，以大脑某个微小的生化指标差异来解释一个病因，这不过是自说自话的猜测。人与人之间本来是有一些生理指标差异的，这很正常；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气候、环境、心情、年龄、饮食下，许多生理指标都会发生变化。拿不出更有说服力的东西，只好拿鸡毛当令箭了。
第四，维生素缺乏、食物过敏、微量元素的缺乏、环境污染、食物添加剂等致病——这类猜测很多，看得让人发晕。几乎是当下社会生活中有什么问题，什么问题就成了病因。如果这些因素都可以导致儿童患多动症，那么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以后还有没有健康儿童了？
第五，家庭或学校的教育因素，使孩子心理受到损伤——这是唯一通过直接观察、在大量案例的基础上得出来的，而不是通过猜测得出来的。这个原因最有说服力，可是总被摆到一个最不重要的位置。所有谈多动症的资料都首先试图说明多动症的成因是脑部问题，是个生理问题，而教育问题、心理成因只是偶尔被一些资料淡淡提及。
在这个被淡淡提及的原因之下，没人能解释，一个基于教育形成的问题为什么需要孩子自己服药治疗。近年来离婚数字攀升导致“儿童多动症”发病率高似已成为一种证据，人们发现，单亲家庭的孩子比双亲家庭的孩子更易“得病”——可是父母离婚给孩子带来的心理创伤，吃药能解决吗？父母间的争吵已使孩子内心伤痕累累，然后孩子又被告知自己有病，这难道不是雪上加霜吗？
由著名的诺华药厂资助的德国《儿科医学实务》杂志出了一本《注意力缺乏和多动》专刊，里面甚至推断多动症是石器时代的遗产，并告诉大家“多动症在人类早期可能属于有益的（遗传决定的）行为工具，在现代社会却成了缺点，会危害儿童的发展和社会适应性”。[8]——连人类千万年间保留下来的遗传特点也变成病了。
四、疾病后果，荒谬的逻辑关系
虽然病因说不清，关于该病的后果倒是总被描述得很清楚，听起来让人忧心忡忡。不同的资料都在说，多动症儿童如不及时治疗，大多数人会出现青春期犯罪、自控能力差、冲动、好逸恶劳、贪图享受等等，形成反社会人格，成年后成为酒精及麻醉剂滥用的高危人群，犯罪率较高。总之，他们的未来都是阴暗的，甚至是罪恶的。
一个疾病最后发展为一个道德问题！
多动症与反社会人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形成的，“病症”与“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如何推断出来的，它们之间的转变机理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明。但是，相关医疗信息都在这样说。
人的一种情绪可能会影响一些生理指标，同时一些生理上的变化也可能会给人带来情绪上的一些变化。但生理疾病和人格道德能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吗？我们能说有高血压或肺气肿的人最后大部分会变成坏蛋吗？事实是得过脑膜炎、脑瘤、脑萎缩等脑部疾患的人，他们的道德发展和疾病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单单是儿童多动症就会导致道德变异？
退一步，假如这是真的，童年时期基于遗传或环境罹患的一种病症，最后真的转化为成年后的一种道德面貌，那么患者是否就无须为他成年后的反社会行为负责，因为他自身就是个疾病的受害者。有精神疾患的人杀人不都可以免死吗？——这样推下来，一个罪犯只要被证实童年时期有“多动症”，是否就可以减免刑事责任？
五、为什么被确诊的人数越来越多
既然多动症的致病原因到现在从未有可靠的说法，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多动症确诊越来越多呢？难道仅仅是误诊断吗？
其实“多动症”从霍夫曼最早“发现”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并未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这种情况直到利他林（哌醋甲酯Methylphenidate，又名：利他林Ritalin）的出现。把利他林的发展史梳理一下，基本就可以明白“病人”越来越多的真相了。
1944年，Ciba公司（也就是今天的利他林制造商）的化学家潘尼松合成利他林。这种药最初只开给成人，治疗疲劳过度，心情抑郁，老年生理混乱。在开始的二十多年间，这个药一直不出名，销售也不好，因为它的具体适应症始终不清楚。1961年，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允许使用利他林来治疗有行为问题的儿童。它曾被发放到马里兰州两所黑人儿童学校，学生服用后，校园里推挤哄闹的情景有所减少。这启发一群美国医生把药大面积使用于儿童，以发现哪些人需要吃药。开始时药物本身是用来检测孩子有没有病，吃下去行为有改变的就是有病，相反，对药没有反应的就是健康小孩。后来就作为治疗药品大面积应用于儿童。1970年美国大约有二十万至三十万儿童服用利他林[9]；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有一百万儿童在吃利他林；而到了本世纪初，服用这种药的美国儿童增加到了六百万，其中近一半儿童用它来治疗注意缺陷多动症。[10]
如果在很多年前因为孩子不乖就给他吃药，那一定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利他林让不乖变成了一种要用药物治疗的病症。
现在治疗多动症的药物已有很多种，可分为中枢神经兴奋剂、抗忧郁剂、抗精神病药及抗癫痫剂等，但利他林仍是最常用的。需要注意的是，这类药都价格不菲。
资料显示，美国儿童缺陷多动症治疗和药品市场每年高达三十亿美元。到2012年，英国的儿童缺陷多动症治疗和药品市场也将达到一亿一百万英镑。而各大相关制药公司每年还在向游说团体投入大量的资金，要求政府放宽对儿童缺陷多动症药品的限制和管理。
现在治疗儿童多动症的药品被销售到世界各个国家，ADHD这一疾病在中国也流行起来。国内某医疗网站有这样一段话：“利他林治疗儿童多动症非常有效，唯一的缺点是，它无法根除这种疾病，只能长期服用。”网上售价每瓶从三百七十元到三千四百元不等。在国外，家里如有孩子服药，这也是笔不小的开支。
美味的馅饼谁都想切一块。在华的著名外资药业西安杨森公司宣称他们研制出治疗多动症的长效型药物——“专注达”，其宣传也很深入人心。
2007年夏天，北京两家最具影响的报纸《北京晚报》和《北京青年报》都发表消息，由美国礼来公司研发生产的中枢神经兴奋剂“择思达”（盐酸托莫西汀）正式登陆中国市场。配合药品上市的报纸新闻中宣称儿童多动症“药物治疗是首选”。相同的宣传进入冬季时又出现，《北京青年报》11月30日在“健康关怀”版又发表《儿童多动症不及时治疗会累其一生》，提醒家长对此病不能掉以轻心，一定要治疗，“药物治疗是首选”，然后告诉大家有一种药叫择思达，“每天一次可全天不间断控制症状，适合长期服用而不会引起药物依赖”。
2008年7月5日该报又发表《小孩子的“注意力”，父母注意了吗？》，提醒家长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就是儿童多动症，如果不治疗，除了当下学习困难，50%—65％的人将来会有这些问题：工作中表现不佳，时间观念差，人际交往技能不佳，易发火，性情暴躁，酒精或药物成瘾，犯罪率高等。然后强力推荐说：“最近中华小儿神经协会、中华儿科保健协会和中华小儿精神协会三家将联合出台中国ADHD的治疗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哌甲酯（即哌醋甲酯，利他林）被列入第一线首选治疗用药，尤其是长效哌甲酯控释片，具有效果好、维持时间长、不良反应小等优点，逐渐被国内外治疗指南推荐成为治疗多动症的首选药，已经进入了国家儿童医保目录。”类似的宣传六七月间还在《羊城晚报》《北京晨报》等报纸上出现，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三家“协会”和这个药。但除了在这几篇文章中看到这三家协会的名称，网上没查到这三家“协会”的网站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我问了几个医药界的朋友，他们也没听说过这几个“协会”。
现在有一种“软广告”——这在广告界是心知肚明的事，即商家广告以新闻消息的方式出现。当然，只要是广告，不论什么面目出现，都是要给媒体付钱的。
一位美国医生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推销药物最好的办法就是扩大疾病的影响。”这其实是制药业的一个秘密。由于每年只有少量含有新成分的新药进入市场，为了陈药或销售较差的药也能卖出去，制药业必须创造疾病。[11]
一个大有“钱途”的病，不流行也难。
六、治疗多动症药物可怕的副作用
这些药真的像广告中说的没有副作用吗？
关于利他林及其他儿童服用的中枢兴奋药的副作用，常见的有这些：食欲减退、失眠、头晕、体重减轻，此外还可能出现过敏、精神运动性兴奋、恐惧和被跟踪的妄想，偶见腹痛。这些副作用一般是写在药品说明书上的，尚不是最严重的，严重的是下面这些不写在说明书上的：
中枢兴奋药抑制体重及身高的增长，连续服用中枢神经类药物两年的小孩，比对照组儿童平均身高低1.5厘米[12]，长期服用可能会导致身材矮小。
美国心理健康国家研究所发布的一项神经学研究显示，不服用儿童注意缺陷多动症药品的儿童右脑大脑皮层在七岁半的时候达到最大厚度，而用药儿童达到右脑大脑皮层最大厚度的时间比非用药儿童晚三年。也就是说，服用利他林类药品，会影响儿童的智力发育。
儿童体重较轻，正处于发育期，身体各器官尚未完全成熟，他们对合成化学物毒性的抵抗力非常弱，长期使用此类药物会对各器官的发育形成不良影响，甚至留下隐患。
2007年2月22日，搜狐新闻网转引《法制晚报》消息称，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发布通告，在1999—2003年间使用治疗ADHD药品的病人中发现二十五人死亡，其中包括十九名儿童；同时，一份FDA报告显示，治疗ADHD药品还使用药者出现精神病症状的危险几率上升了1‰，比如用药患者会出现听觉幻觉、无端怀疑、狂躁不安等精神病问题。FDA建议，利他林应该在药品说明书中加入黑框警告，提醒人们这类药品可能会增加用药者死亡以及身体和精神伤害的风险。
除了以上触目惊心的副作用，我认为，该药对儿童最大的伤害还在心理上。天天一片药，就是天天一句提示：你是有病的，你需要吃药。
童年不会重复，吃过的药会在体内留下痕迹；被贴上“多动症”标签，也会在心灵留下痕迹。我见过一些儿童，他们吃过一阶段药后，自己就不愿停药，担心停了药自己变得更不如意。药物不仅损害了孩子的身体健康，也摧残了他的自信——这个副作用难道不是最可怕的吗？
七、家长和教师成为推波助澜者
“儿童多动症”的信息越来越多，它使很多人相信，确实有这样一种病在威胁着儿童的健康，而且有蔓延上升趋势，连幼儿园的孩子“不守纪律不睡午觉”也被说成是多动症的前兆。我见过不少家长，谈到他的孩子不听话，就会忧心忡忡地认为自己的孩子可能有多动症。因为多动症的“症状”是很容易让家长把孩子和疾病对号入座的。
绝大多数对“多动症”确信无疑的家长，他们对这一病症其实了解得并不多，甚至没有查过资料，他们的信息主要来源于医生、媒体或道听途说。许多家长是在教师的暗示或建议下带孩子去看多动症的。因为孩子在学校或幼儿园的行为不符合要求，给老师带来了麻烦。老师不愿被一些孩子过多地打扰，不愿或没有能力到教育上寻找问题的症结，于是寻找最简单的解决办法，让家长带孩子去看医生。只要带着孩子去医生那里检查，很多儿童就成为了“病人”，他们需要天天吃药，这样老师就从被某些儿童打扰中轻松地解脱出来了。
不少家长也愿意把孩子的一些“问题”归结到客观原因上，这样思考就不需要家长自责，做起来也最省力气。我甚至见过一位高中生的家长，她的孩子不肯用功学习，总是不想坐到书桌前，只想出去打球或看电视，她就认为孩子有多动症，居然带着孩子去看精神科医生，每天要求孩子吃药。而她自己作为家长，根本懒得去反思自己多年来在教育上的失误，更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教育方式。
对于“多动症”儿童，家长和教师如果能多去关心和理解孩子，用心去倾听孩子的“行为语言”，孩子的一切都会变得正常。他上课不注意听讲，是因为不喜欢老师的讲课方式或对内容没有兴趣；考试成绩低，是因为他压根就没去学习考试内容；攻击同学，是因为他想保护自己或感到这里面的乐趣；做危险动作，是因为他们想表现自己或不知道危险是什么——千差万别的儿童有着千差万别的自我意识，他们的行为表现各不相同。他们还不具有成人的道德观、价值观、忍耐力，以及对后果的预见，所以他们很难用这些东西来约束自己。
成人在多大程度上接纳一个孩子，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听懂了孩子的“倾诉”。
家长和教师都是爱孩子的，但仅有爱还不够。爱的质量因为教育理念的不同、细节处理的不同而有巨大差异。只有懂孩子，才能很好地教育孩子，才能有质量地爱孩子。
八、“多动症”孩子到底得了什么病？
如果说儿童确实表现出一些行为或品格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可以用教育学来解释。
一部分原因是，家长或教师把孩子正常的活泼好动看成是问题，无风三尺浪，没事找事。大多数原因是，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在反抗压力中，发生和发展了许多畸形行为。这些畸形行为当然让人不舒服，追究它的成因，必须要回归到家庭成长环境中。
“多动症患儿”越来越多，只说明我们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越来越多。
现代社会对标准化的追求，使社会生活方方面面都产生着趋同心理。家长总是希望孩子向着“楷模”发展，而不是向孩子自己愿意的那个样子发展。成人为孩子设立了太多的标准，认为在标准模式下培养的孩子将来才能成功。比如“爱学习”“有礼貌”“守纪律”“多才多艺”等。儿童在这些方面“听话”，按家长要求去做，就是好的；如果他们不听话，在哪一方面达不到成人的要求，就要遭到训斥，严重的会遭到打骂。还有的家长自身境遇不理想，或有人格缺陷，常常把自己的不如意迁怒于孩子，把自己的“理想”交给孩子完成。
这些成人对儿童的态度，反映的是成人自身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它势必会引发成人和儿童间或明或暗、连续不断的冲突。“多动症患儿”的家长往往有偏执人格，他们一方面以自己的思维模式对儿童自然特性进行长期而不良的干扰，凭借强权以“爱”的名义不停地打乱儿童固有的成长节奏，使他们陷入愁苦和恐惧中；另一方面自我保护意识很强，成人意愿一受到挑战，就要做出应激反应，经常态度严厉地对待孩子。这种家庭教养方式有利于成人宣泄情绪，但不利于儿童成长，给儿童带来的是持续不断的心理伤害。
分析诊断量表中所有“症状”，反映的都是儿童对自身与世界关系的调整。他们用各不相同的“症状”倾诉他们不断地遭受心理创伤后的自卑、不安、厌恶、失望、淡漠、憎恨、怀疑等种种情绪体验。连续不断的心理创伤，会让孩子精神上产生很大的压力，行为发生变态：要么成为桀骜不驯的小混混；要么成为完全丧失自我的小傀儡；要么成为无法和他人相处的孤僻者或偏执狂——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儿童安全感、自信心的缺失。
人是何等细腻的生物，儿童从很小就对爱与尊重有了强烈的感知。生活中任何一种境遇都可能引起他体内各项生化指标的改变，即使所谓“多动症儿童”大脑中真的缺少让他安静的“多巴胺”，谁能说清楚这是因还是果？“多动症”的真正“致病原因”是成人犯了两个错误：错误的儿童观，错误的教育方法。
这样说令很多家长和教师感到不快，甚至反感。他们习惯把问题归结到一个客观原因，并去寻找客观的解决方案。医生的诊断，减轻了家长和教师对自己教育失败的负罪感，给了他们面子。同时，较之耐心细致的体察、痛下决心的自我改变和呕心沥血的体力与精神双重付出，吃药是最简单、最不需要家长和教师花费心思的方法——它恰好契合了那些缺少对儿童体谅的、自以为是的家长的一贯行为，所以它也最容易被这些家长接受。自以为是的家长和教师宁可相信药片，也不相信教育。大人自己犯了错误，却全部推给孩子来扛着。孩子被诊断为“有病”，开脱了父母和老师，却永远地伤害了孩子。
当下儿童流行病还有所谓的“抽动症”和“感觉统合失调”，其症状和多动症大同小异。有人把这两个病算到多动症里，有的把它们和多动症并列。使用药物也都属中枢神经控制类药物。
其实，患“多动症”“抽动症”或“感觉统合失调”的儿童的真正不幸，都是他们出生后，正常天性被屡屡剥夺。有位家长在孩子学爬学走路时，怕孩子弄脏衣服，怕他碰伤，就整天抱着不许他下地。其他类似的限制也很多，不许孩子干这个，不许干那个。她的孩子与同龄孩子相比动作十分不协调，十多岁时不得不进入“感觉统合训练班”。同样，许多资料及经验可以证明，经常遭到打骂训斥的孩子，由于压力太大，会出现肢体或五官抽动现象，即所谓“抽动症”。
这些孩子是“病”了，但吃药能解决吗？“训练班”能训练好吗？我见过几个参加“感觉统合训练班”的孩子，他们的家长花了很多钱，但孩子的情况并未得到好转。
九、代表科学和权威的医生们
再从医生方面看。医疗界一直对这一病症存在争议，有很多医生认为这是发明出来的病，是假病；但更多的精神科医生并不反对给孩子开药。
一方面医生不会从教育学方面去思考，另一方面医生一般不愿意告诉前来就诊的人说你没病，不开药就打发走。病人有病，没有被诊断出来，医生是要承担责任的；但病人没病，被怀疑有病而进行治疗，即使最后明确诊断为没病，医生也不会惹上麻烦。能捕捉蛛丝马迹的症状对病症做出诊断的医生，才更受大家的尊重。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从医学研究上，医生需要不断形成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但并非所有的成果都自研究而来。《疾病发明者》中有一段话非常精彩，摘录如下：
“一种病症的诞生，常起源于某个医生宣布观察到异常状况。起初只有少数医生相信新病征，接着这些少数认同者出席某场会议，会中任命一组委员会负责出版文集，借由文集扩大新病征的知名度并引起各方兴趣。至此，其他医生也注意到新现象，然后刻意寻找症状相符的病人。在这样选择性看病之下，已可能出现一场小流行病。接着许多文章和研究报告开始让大众产生一种印象：医生真的发现新病了。这群医生自创专业期刊发表自己的研究结果——其中保证没有批评性报告。”[13]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医生与药品厂家向来关系微妙。包括美、英、德在内的许多国家，制药厂商赞助有关青少年医学期刊、赞助医疗学术研讨会，已成为普遍现象。药厂赞助医学研讨会，会后邀请医生们享受盛宴和豪华旅游。德国的法定医生进修，现在大部分公开由制药业安排。医学教授和私人医生拿药品厂商一大笔钱后，在记者会上发言。厂商最厉害最有效的手段是赞助医学期刊，在医学期刊上发表研究报告，这些报告有理有据、无懈可击，不但经常对新药核准与否发挥关键作用，还影响以后医生们是否使用该药以及使用范围。[14]
近年来，不少国际著名制药厂大举进军中国市场，国内制药业也发展迅速。国际流行的医药营销模式随之在我国不仅落地生根，而且发扬光大。新兴的庞大的医药代表队伍，像密密的纽带，把制药企业和医生紧紧地联在一起。一些有实力的药品生产厂家请医生通过开处方或做宣传来推销它的产品，并非难事。
一直以来，谁的话都可以怀疑，但是我们不怀疑医生的话。因为他们一直代表科学，是关照生命的权威。但利益的驱使如同洪流，可以改变和摧毁很多东西。
澳大利亚医学界总结出五种在临床上贩卖病症的方式：
把生命正常过程当作医疗问题；
把个人问题和社交问题当作医疗问题；
把致病风险当作病症；
把罕见症状当作四处蔓延的流行病；
把轻微症状当作重病前兆。[15]
十、把药片扔进垃圾桶是治愈疾病的开始
意大利著名儿童教育家蒙台梭利，是一名医学博士，她曾是儿童神经病科医生。在和不同的患儿打交道的过程中，她越来越感到药物解决不了问题，问题在教育上，教育才是解决儿童精神及行为问题的最有效办法。
她经过多年实践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儿童心理缺陷和精神病患主要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教育训练比医疗更为有效。”[16]这个结论改变了无数儿童的命运。
她创办了治疗儿童心理创伤的“儿童之家”，主要收治那些精神和智力方面有问题的儿童以及流浪儿。她发明了许多用于改善儿童智力及情绪的教具和教学方法，对学生进行有效的训练。她把这些孩子当正常孩子一样对待，给他们以符合人类自然天性的教育与关爱。蒙台梭利成功地使进入到“儿童之家”的孩子们走出阴影和困境，在语言发展、动作协调、人际交往、学习方面都和正常儿童一样，在政府监督下通过了与公立学校同龄儿童同等水平的读、写、算等考试。她的教育成果在全球教育界引起巨大轰动。
蒙台梭利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基本原则是“尽量减少干预儿童主动性”[17]，即给孩子最大的自由，给他们以尊重，发展孩子潜能，让他们学会独立做事，独立判断。哈佛大学教授、教育学家霍姆斯（E.G.Holmes）说：“蒙台梭利理论体系的精华是她对下面这个真理的有力论断：除非在自由的气氛中，儿童既不可能发展自己，也不可能受到有益的研究！”
“减少干预”，给儿童“自由的气氛”才能培养出身心健康和谐的儿童，这和前面提到的绝大多数“多动症”儿童来自管教严格的家庭，恰形成逻辑上的吻合。如果说真有一种药能治孩子的毛病，那么“减少干预”和“自由的气氛”应该是最好的两片药。
蒙台梭利在《吸收性心灵》一书中说：人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因而对心理食粮的需求几乎大于对物质食粮的需求。无须恐吓或哄骗，只需使儿童的生活条件“正常化”，他的疾病将消失，他的噩梦将绝迹，他的消化功能将趋于正常，他的贪婪也将减弱。他的身体健康会得到恢复，因为他的心理趋于正常了。
社会生活变得如此细腻，会生孩子不等于会当父母，当代家长需要虔诚地学习如何做父母。如果你家里有个“多动症”孩子，要改变孩子，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改变家长自己。第一步是果断地把药片扔进垃圾桶，勇敢地向孩子承认：是我错了。这一天是家长的新生，也是孩子的新生！
注释：
[1]（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323页。
[2]（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323页。
[3]（法）卢梭，《爱弥儿》，李平沤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93页。
[4]（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37页。
[5]（苏）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杜殿坤编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67页。
[6]（德）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张志成译，南海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88-91页。
[7]（德）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张志成译，南海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94-95页。
[8]（德）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张志成译，南海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97页。
[9]（德）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张志成译，南海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89页。
[10]（美）兰德尔·菲茨杰拉德，《食品和药品如何损害你的健康》，穆易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月第1版，151页。
[11]（德）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张志成译，南海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109页。
[12]（德）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张志成译，南海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99页。
[13]（德）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张志成译，南海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55页。
[14]（德）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张志成译，南海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26-34页。
[15]（德）耶尔格·布勒希，《疾病发明者》，张志成译，南海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3页。
[16]（意）蒙台梭利，《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任代文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4页。
[17]（意）蒙台梭利，《蒙台梭利幼儿教育科学方法》，任代文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第2版，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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