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豆田东边，公路的对面，加图·英格拉哈姆在那里居住过，他是康科德村邓肯·英格拉哈姆的奴隶，后者是一个乡绅，康科德村的绅士；他为他的奴隶修建了一所房子，允许他住在瓦尔登森林——加图，不是尤蒂卡的那个（注：指古罗马的大加图，参见57页注①。），而是康科德的这个。有人说加图是几内亚的黑人。有少数人还记得他的胡桃林中的一小块田地，他把胡桃培育成林地，以便他年老时依靠胡桃生活；但是，一个年纪更轻、肤色更白的投机家最后把林地买下。不过他目前也占据了一所同样狭长的房子。加图半掩半露的地窖洞仍然看得见，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因为一行松树的枝杈挡住了行人的视线。那里现在长满了光滑的漆树（拉丁文是Rhus glabra）和一棵最原始品种的黄花（拉丁文是Solidago stricta），长得枝叶茂盛。
这里，就在我的田地的角上，离镇更近一些，齐尔法，一个黑人妇女，住着一所小房子，她为镇上的人织亚麻布，一边织布一边唱歌，在瓦尔登树林里引起阵阵回响，因为她生就一条嘹亮的高嗓门儿。后来，在一八一二年的战乱期间，她的住房让英国士兵一把火烧掉了，他们是一些凭誓获释的俘虏，她当时碰巧不在家，可她的小猫小狗和母鸡却统统被烧死了。她过着一种非常清苦的生活，简直算不上人的生活。一个在这一带树林常来常往的人记得，一天中午他路过齐尔法的房子时，听见她和她咝咝作响的锅在一起唱歌——“你们全是骨头，骨头啊！”我还在那里看见残留在橡树木头里的砖头呢。
沿路而下，在右手边的布里斯特山上，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一个心灵手巧的黑人”，卡宁乡绅的奴隶——那里至今仍生长着布里斯特栽种和培育的苹果树；现在已经是很大的老树了，但是它们的果实吃起来依然野味十足，苹果味儿很浓。不久前，我在老林肯墓地看到他的墓志铭，一块立在一旁的很小的墓碑，附近是一些英国掷弹兵的坟墓，他们从康科德撤退时倒下了——墓碑上写着西皮奥·布里斯特——他倒是有些资格叫西庇阿（注：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前237-前183），古罗马将军，曾入侵非洲。他的名字Scipio与布里斯特的名字Sippio相近，而他的姓Africanus与非洲Africa基本是一个词，而布里斯特正好是黑人，所以作者便有了这一说法。）这一姓名——“一个有色人种”，好像他曾被褪过色似的。我从墓碑上看出来上面还特别强调了他是什么时候死掉的；这倒是间接地让我知道了他曾经在世上生活过。和他住在一起的是芬达，他的热情好客的妻子，会为人掐指算命，却让人心悦诚服——块头大，身体圆，肤色黑，比黑夜的任何孩子还黑，这样的球状体，在康科德这地方是空前绝后的。
沿山再往下走，左手边，在树林的古道上，是斯特拉顿家族的地产的地界；他们家的果园曾经遍及布里斯特山的坡道，但是很久以前就被油松剿杀，只有少数残株，它们的根部仍然生长着许多繁茂的村庄树木的野生品种。
走得离镇子更近一些，你便来到了布里德一带，位于大路的另一边，正好在树林子的边缘；曾有一个妖怪在这里捣鬼，折腾出一些名声，虽然这妖怪在古老的神话里还没有什么名气，但在我们新英格兰生活中却扮演着很显赫、很惊人的角色，如同任何神话角色一样，有朝一日值得为他撰写传记；他刚来时打扮成一个朋友或者一个雇工，随后便会抢劫并杀害主人全家——新英格兰的妖怪；但是历史一定不会把这里上演过的所有悲剧全都写出来；让时间多多少少插一下手，让悲剧缓和一下，蒙上一层蔚蓝的颜色吧。这里流传的最马虎、最含糊的传说是，这里曾经有过一个酒店；那口井也是传说之物，为路人供给饮料，让他的坐骑补充水分。在这里，人们互相致意，听听新闻，说说新闻，然后接着上路。
布里德的小屋一直存在了十二年，尽管很久没有人住了。它与我的小房子大小差不多。它是被一些淘气的小男孩放火烧掉的，一个总统选举的夜晚，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当时住在村子的边上，正忘我地看达文南特（注：威廉·达文南特（William D'Avenant，1606-1668），英国诗人、剧作家和剧院经理，作品有喜剧《众才子》，假面剧《爱情圣殿》、诗集《马达加斯加》等，并创作了英国第一部公演歌剧《围攻罗得岛》，有莎士比亚“精神之子”之称。）的《岗迪波特》，那个冬天我患了瞌睡病——顺带说一下，我一直不知道这是不是家族的毛病，因为我有一个大叔刮胡子的时候都能睡着，因此星期天不得不在地窖里给土豆摘芽子，为的是保持清醒，保证安息日；要么就是因为我努力阅读查尔默斯（注：亚历山大·查尔默斯（Alexander Chalmers，1759-1834），英国剧作家。）的《英国诗选》，一首也不放过，结果引起了昏睡。瞌睡把我的神经征服了。我的头离书本越来越近之际，火警的钟声大作，救火车疾如流星地赶上去，一群乱七八糟的男人和孩子在前面奔跑，而我竟一马当先，因为我跳过了那条小溪。我们都以为火在树林南边很远的地方燃烧——我们过去都救过火的——以为谷仓、商店，或者住宅，或者所有这些地方都着了火。“是贝克家的谷仓着火了。”有人惊叫道。“是考德曼寓所着火了。”另一个人肯定地说。随后，明亮的火星升上了树林的上空，仿佛屋顶掉下去了，我们大家都忍不住叫喊起“全康科德都来救火吧”！车辆疾驶而过，一路狂奔，还载满了人，也许其中还有保险公司的代理人，他们是哪里有火就要赶到哪里去的；时不时地，救火车在后面响起来，显得更缓慢更确定，落在了大家伙儿的最后面，如同事后人们窃窃私语的，也许他们正是放了火又去报警的一伙也未可知。这样，我们继续向前走，像真正的唯心主义者，拒绝了我们感官的证明，直到在大路拐弯处，我们听见了噼里啪啦的爆裂声，才真真切切地感觉到墙那边传过来的热度，而且意识到：天哪！我们就在着火的地方。火场近在咫尺。我们的热情反倒凉下来了。一开始，我们想把一池塘水都浇上去；但是后来又听凭它燃烧下去，小屋子烧得所剩无几，根本不值得救了。这样，我们围着救火车站着，挤来挤去，通过扬声器宣泄我们的感情，或者压低声音提及世人目睹过的所有大火灾，包括巴斯考姆家的商店着火，而且在我们自己之间，我们想到：如果我们及时地弄到我们的“桶”，又有一池塘水可以使用，我们可以把最后那场威胁人的最普通的火变成一场洪水。我们最终撤走时没有搞什么恶作剧——回去睡觉，看《岗迪波特》。但是，说到《岗迪波特》，我记起来序言里有一段话说：机智就是灵魂的火药——“多数人都并不具有机智，正如印第安人不了解火药”。
第二天夜晚，碰巧我走过那条越过那些田野的路，时间也基本相同，听见这地方有低低的哭泣声，我在黑暗中靠过去，发现我认识这家族唯一活下来的人，他既是家族善行的继承人，也是家族恶行的继承人，只有他对这次大火还有兴趣，趴在地上打量地窖的墙壁，眼瞅着下面冒上来的缕缕青烟，自言自语，一如他平常的习惯。他整天都在河边草地那边干活儿，但凡有他自己可以利用的时间便来看望他的祖先和他年轻的岁月。他一次又一次审视地窖的所有墙壁和地点。仿佛那里有多少财宝，他记得把它们藏在了石头中间，可什么都找不到，只有乱七八糟的小碎棍和灰烬。小房子没有了，他只好看得见什么就是什么了。我只是露了个面，他却被其中隐含的同情打动了，领着我看那口被覆盖住的井，在黑暗中看得清楚多少就看多少；真是老天有眼，水井是永远烧不坏的；他沿着墙壁摸索了很长时间，找到了他父亲制作并架起来的水井提水架，触摸上面的铁钩或者铁扣，打满水的桶就挂在这承重的一端——这可是他唯一抓得着的东西了——他要我相信它可不是一般的“井架”，因为它上面悬挂的还有一个家族的历史呢。
又一次，在左边，现在那块空旷的田地里看得见水井和墙边的丁香花，纳廷和勒·格罗斯曾在这里生活过。不过还是回头说说林肯吧。
在树林里的更深处，比这些地方都更远一些，在那条大路距离湖区最近的地方，陶器工韦曼蹲在那里，制作陶器供他的同镇人装饰使用，身后也有子孙继承他的手艺。他们在世俗的物质方面都不富有，活着的时候马马虎虎地占据着这片土地；镇长经常来收税，却总是白跑一趟，“扣押一点不值钱的东西”，做做样子而已，如同我在谈论他的文字里读到的。仲夏的一天，我正在锄地，一个人赶着一辆装满陶器的马车去赶集，在我的田地边把他的马停下来，打听有关小韦曼的情况。小韦曼很久以前曾经购买过他的一个陶工用的转盘，因此他很想知道小韦曼过得到底怎么样了。我过去在经文里读到过陶器工的泥土和转盘，但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们使用的陶器不是那时候传下来的完整无损的陶器，也不是在什么地方像葫芦一样长在树上的，因此听说这样一种泥土制作的艺术就在我的邻里间得到实践，我从心里感到高兴。
在我之前，这些林子里的最后居住者，是爱尔兰人休·夸伊尔（但愿我别把他的名字拼写成“靠一二”），住在韦曼的房子里——人家叫他夸伊尔上校。有传闻说他在滑铁卢战役里是一名士兵。倘若他还活着，那我应该让他把他的战役再打一遍。他的营生是在这里挖沟。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夸伊尔来到了瓦尔登森林；我对他所了解的情况全都是悲剧性的。他是一个讲究风度的人，像见过世面的人那样，讲话更具有文雅的仪态，是你难得见到的那种风度。因为不断受到不停抖动的谵妄症的折磨，他在大夏天得穿一件厚外衣，而他的脸色则是胭脂红的。我住进森林不久，他死在了布里斯特山脚下的大路上，因此我把他认作邻居记在心里了。他的房子还没有拆掉以前，他的亲朋好友纷纷躲着它，认定它是“一座晦气的城堡”，而我却去拜访过它。在他那张高高架起的木板床上，堆着他穿过的旧衣服，仿佛它们就是他本人。他的烟袋折断了，放在壁炉上，那里并没有摆放一个在泉水旁打破的碗。残破的碗永远不会成为他死去的象征物，因为他向我表露过，尽管早就听说过布里斯特泉水，他却从来没有看见过它；沾满尘灰的纸牌，方块王、黑桃王和红桃王，统统散落在地上。一只黑色小鸡没有让行政官捉住，羽毛黑得像黑夜，一声不响，连咕咕的声音都没有，它在静静地等待列那狐（注：列那，寓言和民间故事中狐狸的名字；列那狐则指中世纪法国叙事诗《列那狐的故事》中的著名形象。），还在隔壁房间里栖宿。房子后面有一个隐约可见的花园的轮廓，花草树木栽种下后从来没有人松土锄草，因为主人的全身一直在发抖痉挛，不过现在已到了收获的时间。花园长满了罗马苦艾和叫化草，这后一种草的果实挂满了我的衣服。一张新剥下来的土拨鼠皮张贴在房子的后面，成为他最后一件滑铁卢的战利品；但是，他不想要什么温暖的帽子或者手套了。
现在，只有土地里的浅坑让人看得出这些住宅的遗址，地窖的石头被掩埋起来，草莓、悬钩子、糙莓、榛子灌木以及漆树都生长在向阳的地带；一些油松或者多节的橡树从曾经是烟囱角落的地方生长起来，原来是门槛石的地方也许是一棵芳香的黑杨树在迎风摇晃呢。有时，水井的洼陷很容易看得出来，曾有一眼泉水突突向外冒过；现在生长着干枯的无泪的野草；或者被乱草深深地掩埋起来——直到有朝一日被人发掘出来——草下还有一块石头，是这家族的最后一个人离去时留下的。一种多么让人伤感的行动啊——把水井掩埋起来！正好赶上了泉水的泪水喷涌而出。这些地窖凹下去的地方，好像是被遗弃的狐狸窝，老旧的洞穴，却全都是曾经在这里熙熙攘攘生活的人们留下的痕迹，“命运，自由意志，绝对的预知”，曾经用不同的形式和方言或者其他形式作为问题讨论过。但是，所有我能了解到的他们的讨论，其结果不外乎“加图和布里斯特揪过羊毛”；这与更为著名的哲学流派的历史差不多一样具有启发作用。
门、门楣和门槛消失了二三十年后，枝叶繁茂的丁香花树仍在生长，每年春天都会绽放它那香气四溢的花儿，连埋头想事的路人都会采摘几枝；过去是一双双孩子的小手种下并浇水填土的，它们就在前院的小地块上——现在却生长在无人放牧的草场的废墙旁边，还受到了新生长起来的森林的排挤——这些丁香花树算得上这个家族唯一的幸存者，最后的血脉。那些皮肤黝黑的小孩根本不会想到，他们在住宅阴影下插在地上的细树枝，只有两个芽眼，经过他们每天浇水，会深深地把根扎下来，比他们活的岁数还大，比在后面遮蔽住它的房子本身寿命更长，还比大人的花园和果园更长久，他们长大成人衰老死去后又过去了半个世纪，丁香花树正好把他们的身世轻轻地讲给孤独的路人听——丁香花开美丽如故，芳香扑鼻，和第一个春天绽开时一模一样。我注意到了丁香花依然柔和，依然文明，依然欢欣，依然色彩斑斓。
不过，为什么康科德还在老地方，这个小村子，某种更有生命力的萌芽，却消失了呢？难道它不具备各种自然条件吗？——比如没有水的优势。啊，深深的瓦尔登湖，凉爽的布里斯特泉水——长久、健康地饮用这些水多有好处，这些人却根本没有好好利用，只是用来冲淡他们的酒杯而已。他们是总也离不开酒杯的人种。为什么编篮子、扎马厩扫帚、编织席子、晒干玉米、纺织亚麻以及陶器生意，不能在这里兴旺起来，让荒原像玫瑰一样开放？为什么大量的子孙不能继承他们祖先的土地呢？不毛之地最终至少会抵抗得住低地的退化的。天哪！这些人类居住者的记忆竟然不能够让风景的魅力更加美丽！也许，大自然再一次考验我，让我做第一个移民，而且让我的房子去年春天成为这个村庄最古老的住宅。
我不知道在我修建房子的地点上有谁曾经修建过房屋。让我远离建筑在一个更古老的城市废墟上的城市吧，它的材料是废墟，它的花园是墓地。土壤在那里变苍白，并受到了诅咒，而且在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之前便会被摧毁。就这样片片断断地回想着，我把这些人安置在树林里，哄着自己进入了梦乡。
在这个季节，我很少接待来访者。大雪下得最深的时候，一星期或者半个月都没有人敢贸然走进我的房子，但是我生活得很舒服，像是草原上的耗子，或者牛羊和家禽，据说它们埋在积雪中很长时间，即使不吃不喝也能存活下来；或者像本州早期在萨顿镇住下来的那家移民，一七一七年那场大雪到来时他正好外出，他家的小屋被彻底埋掉了，一个印第安人只是凭着烟囱冒出来的气息融化的窟窿才找到房子，把一家人解救出来。但是，没有哪个友好的印第安人对我表示关心；他也没有必要，因为这房子的主人就在家里待着呢。那场大雪啊！听一听它的名字就令人兴奋！农人们无法赶着成群结队的牲畜进入森林和沼泽地，不得不把他们家门前挡风蔽日的树木砍倒，而且当雪表层变得更硬时，在沼泽地从离地面十英尺的地方把树砍下，如同来年春天看到的情形。
在最深的积雪中，从公路走到我房子的那条小路约有一英里长，此时它变成一条弯曲的虚线，点与点之间的间隔很大。一个星期里，天气平稳，我会丝毫不差地踩着同样数目的脚印，以同样的步幅，来来去去，故意照着我自己踩出来的脚印行走，精确得像两脚规——冬天把我们限制在这样的路线上——不过这些足印里经常会填满蓝天自己的蓝色。但是，没有什么天气会彻底干扰我行走，或者阻止我外出，因为我经常在最深的雪地里跋涉八英里或者十英里，去赴一个约会，与一棵山毛榉，与一棵黄桦，或者与一棵松树中的老相识约会；结冰和积雪把它们的枝杈压弯了，它们的树梢显得格外尖峭，松树因此变成了冷杉；大雪下到近乎两英尺深时，我步履艰难地走向山顶，每走一步都会在我头顶上摇晃来另一场暴风雪；有时，我用手和膝盖在雪地里爬行，这时连猎人都躲在家里过冬了。一天下午，我津津有味地观察一只有条纹的猫头鹰（拉丁文是Strix nebulose），它栖卧在一棵白皮松的低矮的枯枝上，离树桩很近，光天化日之下，我站在那里离它只有一杆远。我走近它，脚踩得雪地咔嚓作响，它听得见我，却看不清楚我。我把脚步声踩得最响时，它只是把它的脖子伸出来，颈毛扎煞起来，眼睛睁得圆溜溜的；但是它的眼睑很快又闭上，开始打瞌睡。我观察它半个小时之后，受了它的影响，也觉得昏昏欲睡，因为它就那样栖卧在那里，像一只猫，或说猫的带翅膀的兄弟。它的眼睑之间只留一条很窄的缝隙，通过这眼缝将我保持在一种半圆形的视线之内；就这样，它半睁着眼睛，从梦境的陆地上向外观望，努力辨认着我，在它的眼界里我是一个模糊不清的目标，或者一粒尘埃。最后，由于某种更响的声音或者我越来越近的缘故，它变得不安静了，在栖息的地方懒洋洋地转了转身子，好像因为打扰了它的梦境变得不耐烦了；它飞起来，在松树之间拍击着翅膀，把它的翅膀舒展到了料想不到的幅度，我却听不见翅膀发出的一丁点响声。就这样，它凭借对松树枝之间微妙的感觉而非视觉飞来飞去，好像它敏感的羽毛都在帮它感受昏暗的路线，它找到了一个新的落脚地，也许会安安静静地待在那里，等待它的黎明到来。
我走在那长长的穿过草地的铁路堤岸时，遭遇了一阵又一阵刺骨寒风，它总算找到了任意地肆虐的地方；迎面的霜雪打在我的脸颊的一边，虽然我是一个异教徒，我还是把另一边脸转了过去（注：《圣经·新约》里有类似著名的说法：人家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送上去。这种化解矛盾的德行是对基督教徒的要求，故作者在这里有“异教徒”的提法。）。从马车道走下布里斯特山也好受不到哪里去。因为我还是要到镇上去，如同一个友好的印第安人，广阔田野里的积雪在瓦尔登路的两面墙之间堆砌起来，行人走过去半个小时风雪便会把踩出来的脚印填平。返回的时候，新的积雪又会形成，我在上面踉踉跄跄地行走，忙得团团转的西北风早把粉状白雪在大路一个急拐弯处积存起来，看不见兔子的行迹，更看不见草地耗子细小的足迹。然而，哪怕是在隆冬时节，我也能找得到一片暖和而松软的沼泽地，野草和臭松依然显露出常青的色泽，一些坚强的鸟儿偶尔会在那里等待大地回春呢。
有时候，尽管大雪挡道，我夜间散步回来，会碰上樵夫从我的门里走出来的深深的脚印，还会在壁炉边发现他弄下的大量木屑，房子里充满他的烟斗的味道。要么在星期天的下午，如果我碰巧在家，能听见一个精明的农夫的脚步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咔嚓之声，他远道而来，穿过树者林，找到我家，进行一次社交性的“侃大山”；他是“在自家农场”务农的少数人之一；他没有穿一件教授的长袍，而是一件工作装，在话语中随时都会引用教会和国家的道德言论，仿佛从他家的牲口棚里拉出一车肥料似的。我们谈起那些粗野和简朴的时代，人类在寒冷的焕发精神的天气里坐在大堆篝火边，头脑十分清楚；没有别的甜点心可吃，我们就找来一些聪明的松鼠很久以前抛弃的坚果练一练我们自己的牙齿，因为那些外壳最厚的坚果往往是空心的。
大雪深不可测，暴风雪还在肆虐，跋涉最远到我住处来的来客，是一个诗人。哪怕是一个农夫，一个猎人，一个士兵，一个记者，甚至一个哲学家，也都会在恶劣条件面前退缩的；但是，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吓住一个诗人，因为他是纯粹被爱所驱动的。谁能预测他的来与去呢？他的职业呼唤他所有的时辰都在外面走走，哪怕医生都上床睡觉了。我们让这小小的房子爆发出兴高采烈的笑声，而且也回响着窃窃私语般的许多清醒的谈话，弥补了瓦尔登河谷久久无声的沉默。比较起来，百老汇都是清静的，荒凉的。在恰如其分的间歇之后，习惯性的笑声随之而来，可能因为刚刚顺口说出的一句有意思的话，也可能是因为正在谈论的笑话。我们谈论许多“崭新的”生活哲学，就着一小碗稀粥，而这碗稀粥却也好处多多，把吃喝的快乐和哲学所要求的清醒头脑结合得恰到好处。
我不会忘记，我在湖边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还有一个受欢迎的来客，有时他会穿过村庄，冒着大雪和大雨或者漆黑的夜幕，最后才看见了我的掩映在树木间的灯光，与我分享一个又一个寒冬的夜晚。最后一批哲学家中的一位——康涅狄格州把他推向了世界——他最早兜售康涅狄格州的商品，后来，一如他宣称的，就开始兜售他的头脑了。他依然在兜售他的头脑，褒扬上帝，讥弹世人，拥有的头脑是唯一的果实，如同坚果里面只有果肉一样。我想，他一定是世界上最有信仰的人中的一员。他的话语和态度总是看到诸多事情更好的一面，比别人的眼光高出一筹，而随着时代的演进，他也许会成为最后一个感到失望的人。他在当前还没有冒险行为。但是，尽管比较而言现在不为人注意，但是等到他的出头之日，多数人猜想不到的法则便会发生作用，家长和统治者终会来向他请教的——
不识阁下真是有眼无珠啊！（注：引自托马斯·斯托尔（Thomas Storqer）的《托马斯·华斯莱的生平》。原句“How blind that cannot see serenity”，“serenity”一词的意思是“安详、晴朗、平静”等，但是词头大写时，即“Serenity”，词义为“尊贵的阁下”等；从上下文看，作者是两种意思都强调的。）
人类一个真正的朋友；差不多算得上人类进步的唯一朋友了。一个古老的凡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不朽的人，拥有不知疲乏的耐性和信仰，把人体上雕刻的形象揭示明白，是那些面目全非石碑倾倒的人的上帝。他用热情周到的睿智，拥抱孩子，善待乞丐，治愈疯子，包容学者，对所有的思想兼收并蓄，为思想普遍增加了广度和精度。我认为，他应该在世界的公路上开设一家旅馆，所有民族的哲学家都可以来住宿，并且在他的招牌上应该写上：“招待人，但不接待他的兽性。请进来，只要你有闲暇和平静的心境，正在诚心诚意地寻求正道。”他也许是最健全的人，我有幸认识的人中最少怪念头的人；昨天他是什么样子，明天他还是什么样子。过去，我们漫步，交谈，干净利落地把这个世界甩在了身后；因为他没有立誓效力于这世界的任何制度，天生自由，天赋超常。不管我们在什么道路上拐弯，似乎上苍和大地都会不期而遇，因为他让风景的美丽锦上添花。一个蓝色长袍加身的人，他最合适的屋顶是反映他的宁静的苍穹。我看不出来他哪天会死去；大自然舍不得放他撒手西去。
我们把各自思想的木瓦片烤干烤透，坐在火边把它们砍削，试一试我们刀子的锋利程度，欣赏乡间松树清晰的黄澄澄的纹理。我们跋涉得如此温和，如此心怀敬意，或者我们一起提携，配合得如此顺遂，我们的思想之鱼没有受到惊吓，没有从溪水中逃离，它们对岸边钓鱼的人并不害怕，而是款款游来，款款游离，好像云彩在西边天空飘浮，那珍珠母般的云团在那里时而形成，时而化开。在那里，我们干活儿，修订神话，润色寓言，建造空中楼阁，这是因为大地无法提供有价值的基础。伟大的看客！伟大的预见家！与他交流是一个新英格兰夜晚的娱乐。啊！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交谈，隐士和哲学家，以及那个我提到过的老移民——我们三个人——谈话让我的小房子扩展了，震撼了；我不敢肯定这种气氛有多少磅的重量压在每平方的英寸上；它敞开了它的缝隙，这样以后塞进多少愚钝的东西才能防止它不可避免的泄漏——不过我早已积攒下足够的这种填絮。
另外还有一个人，我与他共享过“充实的季节”，将会把它长久地记在心间，那是在村子里他的房子里进行的，不过他也一次又一次来我的小房子探望；此外，我在这里没有别的社交活动了。
正如在所有的地方一样，我有时也期望从没有来过的客人来做客。毗瑟拏·普纳那（注：印度教的主神之一，守护神。）说：“房子的主人要在黄昏中守在自家的院子里，像给奶牛挤奶一样耐久，或者，只要他喜欢，还可以等得更长久些，等候客人到来。”我经常恪守这样好客的责任，等待很久很久，可以把一群奶牛的奶水都挤干了，但还是没有看见从城里来的那个人向这里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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