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豆田东边，马路对面，曾经居住过加图·因格拉汉姆，他是康科德镇乡绅邓肯·因格拉汉姆老爷的奴隶；后者给这个奴隶盖了房子，允许其到瓦尔登森林里生活——这位加图可不是乌提卡人[865]，而是康科德人。据说他是个几内亚[866]黑人。有几个人尚且记得他当初种了小片胡桃林，准备靠这些树来养老；但最后有个年纪比他小的、做投机生意的白人买下了它们。那人也早已魂归地府。加图那个半已消失的地窖窟窿目前还在，只是知道的人很少，因为几棵松树把它遮住了，过路人是看不见的。那里面现在生长着一株光叶漆（Rhus glabra），还有长得很茂密的秋麒麟草，是出现的年代最早的那种。
而在这边，就在豆田的角落里，更靠近镇区的那边，曾伫立着黑女人席尔法的小屋，她纺织亚麻布卖给镇上的人，瓦尔登森林里经常回响着她嘹亮的歌声，因为她的歌喉既响亮又动听。后来，在1812年的战争[867]中，她的住宅被几个获得假释的英国战俘放火烧掉了，当时她不在家，她的猫、狗和母鸡统统被烧成灰烬。她活得很辛苦，那日子简直不是人过的。有位以前常到森林来的老人记得，某天中午他路过席尔法的家，听到她对着咕嘟咕嘟响的铁锅，喃喃地自言自语：“没有肉，全是骨头！”我在那边的橡树林里看见过几块砖头。
顺着马路朝南走，在右手边，布里斯特山上，曾住着布里斯特·弗里曼，他是个“能干的黑人”，原本是康明斯老爷的奴隶——那里迄今还生长着几株布里斯特种下的苹果树；那些大树虽然很老，但我觉得它们的果实依然很美味。不久以前，我在林肯镇的旧墓园看到他的墓碑，旁边有些没有立碑的荒坟，埋葬着几个从康科德撤退时阵亡的英国掷弹兵。他的墓碑上写着“西比奥·布里斯特”——他是很有资格被称为“非洲的西庇阿”[868]的——“有色人”，好像他曾被染了色似的。墓碑还用很显眼的数字写明他去世的日期；这其实是间接地让我知道他曾经活过。和他同住的是他热情的妻子芬达，芬达会算命，性情很活泼，长得既高又胖，还特别黑，比任何黑夜的孩子还要黑，像她那样又胖又黑的女人，在康科德也算得上空前绝后了。
再往山下面走，在左边，在森林里的古道旁，是斯特拉顿家族的府邸的遗迹；他们家的花园曾经占满了整个布里斯特山，但早已被刚松消灭，只残留几个枯死的树桩，它们的老根仍为许多茂盛的树木提供养分。
继续朝镇区走，你就来到布里德的地方，在马路的右边，紧挨着森林；那里以闹鬼著称，该鬼虽然在古代神话里没有专属的名字，却在我们新英格兰人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令人吃惊的角色；他就像许多神话人物，也许将来人们应该写下他的故事；他刚来的时候伪装成朋友或者帮工，然后就会抢夺钱财和杀人全家——他就是新英格兰朗姆酒[869]。但历史尚未讲述在此处上演过的悲剧，那些故事姑且留待后人去评说吧。反正根据本地某个语焉不详的传说，这里曾经有个酒馆，还有一口水井，给过路旅客提供酒水和歇脚的地方。当时人们在这里相互问候，倾听和讲述各种消息，然后重又踏上各自的路途。
就在十来年前，布里德的破屋还在，只是荒废已久。它和我的木屋差不多大。后来几个淘气的小孩放火把它给烧掉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在选举那天夜里[870]。当时我住在镇区的边缘，正因为看达文南特的《贡狄贝特》[871]而昏昏欲睡。那年冬天我得了瞌睡症，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家传的毛病，我有个舅舅，他给自己刮胡子也能睡着，每逢星期天都要躲到地窖里去摘土豆的芽，借此来保持清醒和遵守安息日的规定[872]；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试图只字不漏地拜读查尔默斯[873]的英文诗集。那本书看得我头昏脑胀。就在我差点睡着的时候，火警的钟声忽然响起，消防车匆匆地从路上驶过，领头的是一群争先恐后的男人和孩子，我跑在最前头，因为我跳过了小溪。我们从前都救过火，开始以为这回走火的地方是在远处的森林南边，是谷仓、商铺或者住宅，或者这些全都着火了。“是贝克尔的谷仓，”有人大喊。“是科德曼家啦，”又有人言之凿凿地说。这时飞溅的火星从森林里冒出来，就像屋顶烧塌了那样，我们大声喊道：“康科德来救火啦！”几辆载满乘客的马车疾速飞驰而去，里面或许也坐着保险公司的经纪人，失火的地方无论有多远，他都是必须到场的；救火车比较慢，也没那么慌张，很快就被甩到后面；而走在最后的，根据大家后来悄悄透露的消息，就是那几个放了火又敲响警钟的小孩。我们就这样急奔向前，如同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完全忽略了耳闻目睹的证据，在那条路上拐过弯之后，我们听见噼里啪啦的声音，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墙那边的炙热，这才恍然大悟：哎呀，原来着火的地方是这里！到了起火的地点，我们的热情反而冷却下来。起初我们想到要弄些水把火泼灭，但后来又决定让火烧个痛快，因为那破屋已经烧得差不多，本身也并不值钱。于是我们站在消防车周围，相互推搡着，用扩音器表达我们的看法，或者低声说起大家以前亲眼看到过的大火，包括巴斯康姆商店[874]那次；大家纷纷表示，如果能够带着水桶及时赶到，附近也有水塘，那么就算遇到世界末日那场大火[875]，我们也有本事将其变成又一场洪水[876]。最后大家没有捣乱就回去了，我也回家睡觉和继续看《贡狄贝特》。但说到《贡狄贝特》，它的前言中有句话说智慧是灵魂的火药，“但大多数人和智慧缘吝一面，就像印第安人没有见过火药”[877]，这句话我是反对的。
第二天晚上我凑巧又路过那块地，差不多在同样的时间，听到有人在那里低泣；我在黑暗里走近去看，原来那人我认识，是该家族仅存的后裔，他继承了祖上的优点和缺点，也只有他才会在乎这次火灾，趴在地上，望着地窖墙壁里面仍在冒烟的余烬，像他惯常那样，不停地喃喃自语。他整个白天都在远处的康科德河草原那边干活，到晚上才有自己的时间来看看他年轻时曾居住过的祖屋。他轮番从各个方位和角度往地窖里面看，总是趴到地上，仿佛里面有些宝贝，他记得就藏在石缝里，可是除了一堆砖块和灰烬，那里明明什么都没有。木屋已经消失，在他眼前只剩断壁残垣。他悲伤的心情似乎因为我的出现而得到抚慰，于是开始在黑暗里指给我看哪里是废弃的水井；谢天谢地，它可不会被火烧掉；他沿着墙壁摸索了很久，搜出他父亲亲手砍削与安装的汲水杆[878]，不停地抚摸着末端曾用于挂重物的铁钩或者马钉——这是仅剩的旧物——试图说服我相信它并不是普通的横杆。我摸了摸它，现在几乎每天散步时都会看它几眼，因为它钩着一个家族的历史。
又来到路的左边，在开阔的田野里，你能看见墙边的废井和丁香花丛，那里曾是纳汀和勒格洛斯的家园。但是让我们转头朝林肯镇的方向走吧。
在森林的更深处，在这条路离瓦尔登湖最近的位置，便是陶匠怀曼[879]的地方，他在那里替镇上的同胞制作陶器，还将这门手艺传给了子孙。他们在物质上面并不富裕，在生前只拥有那块地的租赁权；税官上门收税时常常白跑，只能象征性地没收一些不值钱的东西抵数，因为也没有别的东西可以让他拿走，这是我在税官的记录上看到的。那年盛夏某日，我正在田里锄草，有个拉着满车陶器前往市场的人在豆田旁边勒住他的马，问起了小怀曼。许多年前，那人曾向小怀曼买过制作陶器用的转轮，想要知道他的近况如何。我曾在《圣经》上读到陶匠的黏土和转轮[880]，却从未想到我们日常所用的器皿，并不是从那个年代完好无损地流传下来的，也不是像葫芦那样挂在树上的，我很高兴听到我住的地方附近曾经有人实践过这门制陶的艺术。
最后一位比我更早住在森林里的居民是个爱尔兰人，叫作休·阔尔（我可能写错了他的姓），他盘下了怀曼那块地——大家都叫他阔尔上校。据说他曾是滑铁卢战场[881]上的士兵。要是他还活着，我倒是想跟他较量几招。他在此处的营生是替人挖沟。拿破仑去了圣赫勒拿岛[882]，阔尔来到瓦尔登森林。据我所知，他过得很惨。他这人很有风度，显然是见过世面的，说起话来也是文质彬彬。他在仲夏时节也穿着大皮衣，因为他患了震颤谵妄症[883]，脸色红得像涂了胭脂。我刚搬来森林不久，他就在布里斯特山脚下的马路上死了，所以我并不记得有过这个邻居。他的朋友视他的房子为“凶宅”，避之唯恐不及，但我曾在其尚未被拆掉以前去看过。那里有几件卷起来的旧衣服，就在木板床上，看上去很像他本人。屋里但见在炉旁折断的烟斗，没有在泉边碎裂的饭碗[884]。后者不可能是他谢世的象征，因为他曾对我坦白，虽然他听说过布里斯特泉，但从未亲眼看到过它；破旧的纸牌，方块K和红心K之类的，散落在地板上。有只小鸡躲过了官员的抓捕，它像夜晚般乌黑和安静，甚至连叫都不叫，仍然栖身在隔壁的房间里，大概是在等待雷纳德[885]吧。屋后依稀是个花园的模样，应该是种过东西的，但从来没有锄过草，因为他那可怕的发抖病经常发作，不过那时正是收获的季节。花园里蔓生着豚草[886]和鬼针草[887]，我的衣服沾满了后者的果实。屋子的后墙上有张土拨鼠皮，看上去是刚晾上去不久的，但他再也不需要温暖的帽子或者手套了。
这些房屋的旧址如今只剩下地上的坑洞，原本用于修建地窖的石块已经深埋土里，草莓、野莓、茅莓[888]、榛树和漆树在向阳的草地上生长；刚松或者虬曲的橡树占领了原来烟囱的位置，而芬芳的黑桦迎风摆舞之处，或许正是先前石门的所在。有时候，水井的凹痕清晰可辨；那里曾是潺湲的泉源，如今却生满了无泪的枯草；也有的水井隐藏得很好，大概要到将来才会有人发现，因为最后离开的人搬来石板将其盖住，石板上已经长出一层草皮。那该是多么悲伤的事情啊！遮盖水井的时候，那人应该泪如泉涌吧。这些地窖窟窿宛如荒废的狐狸巢窟，或者是古老的洞穴，都曾有过人类生活的喧嚣与热闹，人们曾在这里以各种形式和方言讨论过“命运、自由意志和确凿的预言”[889]。但是从他们的讨论中，我只得到这个结论：“加图和布里斯特拔过羊毛”[890]；这给人们带来的启发，丝毫不亚于那些著名哲学流派的历史。
门板、门楣和门槛早已消失，丁香依然蓬勃地生长着，在每年春天绽放芬芳的花朵，任凭心有所思的过客随手摘走。由原先的孩子在门前院落种下和照料的这些花儿，如今伫立在荒芜的废园里，渐渐让位给新生的树林；它们是最后的遗孤，是该家族仅剩的幸存者。那些黝黑的孩子压根就没想到，只有两个芽眼的枝条，被他们插在屋子阴影下的地里，再经过每日浇水，竟然能够落地生根，活得比他们和在后面提供庇护的房屋本身还要长久，比大人的院落和果园还要长寿，在他们长大成人、与世长辞半个世纪以后，还能向孤独的漫步者诉说着他们的故事，而且花朵依然那么灿烂，气味依然那么芳香，好像第一个春天那样。我赞叹这些依旧温柔、高雅、欢乐和明艳的丁香。
但这个小小的村落，它也曾冒出胚芽的啊，为什么康科德镇仍旧屹立不倒，它却已经消亡呢？难道是因为缺乏天时地利吗？真的是水土的原因吗？瓦尔登湖是那么地深，布里斯特泉是那么地冷冽，这些取之不竭的水喝了是很健康的，可是那些人却不知道珍惜，只会用来稀释他们的杯中酒。他们统统是口渴的人。编竹篮、做扫帚、织草席、晒玉米、纺麻布和烧陶器等营生，在这里为何无法蓬勃发展，让荒野如蔷薇般绽放美丽与芬芳呢[891]？为什么没有昌盛的子孙来继承他们的祖辈的土地呢？这里的土壤哪怕再贫瘠，总不至于连人都养不活吧。唉！这些居民虽然在此地生活过，却完全没有让其变得更加美丽！也许大自然又想拿我来做试验，让我充当第一个，让我上个春天才建起来的木屋成为这座村落最古老的建筑。
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人在我占领的这块地盖过房屋。我可不希望我生活的城市是在古代城市遗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城市的建筑材料来自废墟，它的花园曾经是墓地。[892]那里的土壤已经不再肥沃，而且遭到了诅咒；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们非得把城市建立在废墟上不可，地球本身恐怕早已毁灭。我就这样凭着记忆将人们重新安置在森林里，随即昏昏睡去。
在这个季节，很少有客人来看我。雪积得最深的日子里，往往一个星期甚或半个月都不会有人走近我的木屋，但我还是过得舒舒服服，像草原田鼠，又像牲口或者家禽，据说它们即使在雪里被埋了很久，而且没有东西吃，也能活下来；或者像早年来到本州萨顿镇[893]定居的那户人家，1717年的大雪彻底盖住了他们的小屋，当时男主人出门了，幸好有个印第安人看到烟囱热气在雪堆里融化的窟窿，发现了小屋的所在，从而将那家人解救出来。[894]但没有友好的印第安人会理睬我，当然也不必劳动他的大驾，因为这木屋的主人是在家的。大雪啊！你的声音是多么的悦耳动听！大雪纷飞的时候，农夫无法赶着牛马到森林或者沼泽地去伐薪，只好把自家门前的树砍下来，或者等到积雪变硬时到沼泽地去砍树，等到春天来临，才发现原来他们是在离地面十英尺的地方把树砍掉的。
积雪最厚时，从我的木屋通往马路那半英里长的小径变成了曲折蜿蜒的虚线，点与点之间相隔很远。在没有风雪的日子里，无论外出还是归来，我都会迈出相同的步数，每步隔着相同的距离，小心翼翼地、像圆规般精准地将我的足迹深深地印在小径上——冬天将我们禁锢在这样的路线上，然而那些脚印往往充满着天空本身的蓝色[895]。但再恶劣的天气也无法彻底挡住我的脚步，或者说无法阻止我出门，因为我常常在最深的积雪中跋涉八到十英里，只为赴约去见一株榉木，或者是一株黄桦，或者是松林里的几位老相识；那时候松树被冰雪压弯了枝条，所以树冠变尖了，看上去很像冷杉；我也曾在两英尺深的积雪中艰难地爬到山顶，每走一步都会摇动身旁的树，于是又有一场大雪从我头顶飘落；而在就连猎人也早已闭门不出的日子里，我只能手脚并用在雪地上爬着前进。有天下午，我穷极无聊，于是便观察着一只横斑林鸮（Strix nebulosa） [896] ，他坐在一棵白松较低的枯枝上，紧贴着树干，当时日光很明亮，我就站在离他不到一杆的地方。我走动时，他能听见我的脚踩在雪上的嘎吱声，但显然看不见我。后来我弄出更响的声音，他伸长了脖子，竖起脖子上的羽毛，双眼瞪得很大；但他很快又合上眼皮，开始打起盹来。观察他半个小时之后，我也觉得有点倦意，这期间他一直那样坐着，眼睛半开半合，看上去特别像猫，他大概是猫的有翅膀的兄弟吧。随后他的眼睛睁开一道细缝，将我囊括在半圆形的视线之中；他就这样用半睁半闭的双眼，从梦境中望出来，努力想要弄清楚我到底是某件模糊的物体呢，还是他眼里的灰尘。到最后，或许是由于我弄出的声音更响了，或许是由于我靠得更近了，反正他不安地在树枝上缓缓转了个身，似乎是因为美梦被扰乱而感到烦躁，随即腾空而起，扑动翅膀飞过松林；他的双翼伸出来特别长，然而我完全听不到它们的声音。横斑林鸮并不靠视觉来认路，他们对周围环境有一种精密的感应；他就那样凭着灵敏的羽翅灵活地在阴暗的松林间飞翔，重又找到栖身之所，也许在那里，他能够安静地等待他的黎明的到来吧[897]。
每当走在那条让铁轨横跨草原的漫长路堤上，我常常遇到凛冽的大风，那里的风刮得比别的地方更加厉害；刺骨的寒风会掴打我的左脸，我虽然不信基督教，但还是把右脸也转过去让它打[898]。从布里斯特山通往镇区的马路也不好走。因为我就像友好的印第安人，始终是要到镇上去的，纵然瓦尔登路上已经堆满积雪，而且不用半个小时，雪花就能将上个行人的脚印抹得干干净净。等到我踏上归途，天空又下起大雪，我在雪中蹒跚前行，但见忙碌的西北风不停地将粉白的雪斜斜地洒落在路面，兔子的足迹全然消失了，白足鼠细微的脚印当然更是无影无踪。然而就算是在隆冬腊月，我也能看见有些温暖而松软的沼泽依然生长着常绿的青草和臭菘[899]，偶尔还见到几只顽强的飞鸟正在等待春天的归来。
有时候，虽然下着雪，当我在夜里散完步回家时，我看到伐木工人[900]在我家门前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脚印，壁炉上有他削好的木片，屋子里弥漫着他的烟管的气味。或者是某个礼拜天下午，我若是碰巧在家，便能听见嘎吱嘎吱的踏雪声，来的是个脑袋很长的农夫[901]，他从远处穿过森林，到我家来闲谈几句；那人算是少见的“真正的农夫”，身上穿着的是劳动人民的外套，而非大学教授的长袍；他既能探讨教会和国家的大事，也能从畜栏中拉走满车的粪肥。我们聊起粗野而朴素的年代，当时人们冒着清冽的寒风，围着大堆的篝火坐下，每个人头脑都很清楚；实在没有其他糕点吃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尝试那些聪明的松鼠早就放弃的坚果，因为外壳最硬的坚果，里面往往是空的。
有位诗人[902]曾冒着最恶劣的天气，踏过最深的积雪，从最遥远的地方来到我的木屋。农夫、猎人、士兵、记者甚至哲学家都有可能被吓阻，但没有什么能拦住这位诗人，因为他是怀着纯粹的爱来的。谁能预测他的来去呢？遇到有事，他随时就走，哪怕是在连医生都已睡觉的深夜。我们曾在这座小屋里爽朗地哈哈大笑，低声进行深刻的交谈，用这些声音来弥补瓦尔登峡谷长久的沉默。与其相比，就算百老汇[903]也显得寂静而冷清。不经意的笑声总会适时地响起，或是为刚刚直抒胸臆的嘉言，或是为即将脱口而出的妙语。我们喝着稀粥，发明了许多全新的人生道理；稀粥既能展现热忱的待客之道，又能让我们清醒地讨论各种哲学问题。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湖边生活的最后的冬天，还有另外一位贵客[904]，他曾经冒着雨雪和黑暗从镇上走来，直到在树丛里看见我的油灯，和我共度了几个漫长的冬夜。他堪称最后的哲学家，原先是康涅狄格州人氏，贩卖过故乡的土特产，后来主要推销他的思想。他如今还在推销呢，总是颂扬上帝、贬低凡人，反正他的头脑里只有这些崇高的思想，就像坚果里面只有果仁那样。我认为在当今活着的人里面，他肯定是信仰最坚定的人。他总是很乐观地表示，其他人习以为常的现状其实可以变得更好，无论世道如何演变，他都不会感到失望。目前他还没有生意。但尽管如今比较潦倒，等到他飞黄腾达的那天，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法律将会生效，到时各个宗族的族长和统治者将会来征求他的意见。现在那些人真是有眼不识泰山。他是真正的人类之友，几乎是人类发展的仅有的朋友。他是个老派的人，或者说是个圣人，不知疲倦、坚定不移地想要让世人身上的神性显露出来，匡扶人们内心早已倾颓的对上帝的信仰。他有教无类，儿童、乞丐、疯子和教授一视同仁；他循循善诱，往往能让人们的想法变得更加豁达和高尚。我觉得他应该在世界大道边上开设一家酒店，汇聚世界各国的哲人，他的招牌上应该写着：“品德高尚者热烈欢迎，兽性未泯者恕不招待。欢迎有闲暇和心境宁静者、渴望踏上人生正途者入内。”在我认识的人里面，他也许是最为理智的，各种奇谈怪论也最少；他这人从来不会反复无常。从前我们一起散步谈心，有效地将俗世抛诸脑后；因为他不受任何机构体制的束缚，是个自由自在的真人。凡是我们所到之处，天地似乎融为一体，因为他增添了大地的美丽。对他这样的蓝衣客[905]来说，最适合他的屋顶是和他的安宁相得益彰的高旷苍穹。我相信他是不会死的，大自然无法伤害他。
各自烘干了思想的木板以后，我们会坐下来，拿起刀来削它们，欣赏着那些南瓜松[906]清晰泛黄的纹理。我们跋涉向前的动作是如此轻巧肃穆，携手共进的步伐是如此整齐划一，乃至思想的游鱼并没有从河流里吓跑，也不怕岸上的钓客，而是气派地游来游去，宛如那些从西天飘过的云朵，那些时而出现、时而消失的白云。我们辛勤地考订神话，修改寓言，建立起大地无法为之提供牢固基础的空中楼阁。伟大的观察者！伟大的预言家！和他们聊天是新英格兰夜谭。我们三个——隐者、哲学家和我前面提到的老人[907]——谈话的内容是多么充实啊！充实得将我的小木屋都挤破了；我不知道当初四壁承受的压力是每平方英寸多少磅；反正木屋被挤出了许多道缝隙，事后必须用很多愚钝来弥补才能阻止漏风——幸亏我早已捡到了足够多的那种麻絮。
另外还有个人[908]，我常常到他在镇区的家里去，和他度过一个难忘的“充实季节”；他也时不时来探望我；但我在那边没有别的交际了。
有时候，我也希望会有人来看我，但总是白等。《毗湿奴往世书》[909]中说：“黄昏时，主人应该出现在家门口，等待客人的到来，要等上给一头奶牛挤奶所耗的时间那么久，愿意的话等上更久也可以。”[910]我常常履行这种好客的责任，等待的时间久得足以把一整群奶牛的奶挤好，但始终没看见有人从镇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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