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锄完地以后，我间或读读文章，写写字，然后就又沐浴在湖中，有时曾一度游过湖中的一个小湾，借此洗干净劳作时粘在身上的灰尘，抹去额头上阅读后留下的最后一丝细纹，整个下午都非常安闲自在。每过一两天我就散步走到村子里去，去听人们总也说不完的闲话。这些闲言碎语或者是口口相传，或者被报纸不停地转载，若顺势取几剂此类的药物服下，也果真如听到树叶的窸窣声和青蛙的呱呱声一样新鲜。我在树林中漫步，观察鸟儿和松鼠，而我在村子里漫步，就观察大人和孩子们。我耳边传来的不再是松涛声，而是马车驶过的辚辚声。从我房子的一个方向望去，在河边的草地上有一处麝鼠的集聚地。而在另一方向，在一片榆树林和悬铃木底下，却有一个满是忙人的村子，我对他们充满了好奇，就好像他们是草原上的牧羊犬，不是蹲在自家洞穴的入口，就是跑到邻家屋子底下闲谈去了。我常常到那儿去观察他们的习性。在我看来，这个村子就像是一间极大的新闻编辑室。在房间的一侧，就像州政府大街上的雷丁出版公司曾做的那样，他们不但销售报纸，还出售干果、葡萄干、盐、玉米粉以及其他的五谷杂粮。有些人，对前一种商品，也就是新闻，胃口特大，消化能力也相当强，他们能永远一动不动地坐在大街上，让新闻如地中海中的季风一般吹拂着他们，在他们身边耳语，但他们就好像吸入了乙醚，虽然意识仍然是清醒的，但对疼痛，他们已浑然不觉——否则听到一些闲言碎语，他们会感到痛苦不堪的。每当我在村子里闲逛，几乎没有一次不是看到一排这样的活宝，他们或者坐在梯子上晒太阳，身体前倾，脸上现出一副猥琐的表情，眼睛还瞟来瞟去。或者身子斜倚着一个谷仓，手插在裤兜里，就像一根支撑着谷仓的柱子。他们这些人，通常都出门在外，任何的风吹草动都能听得到。这些是最粗糙的磨坊，所有的流言蜚语都首先经过它的碾榨，处理，然后送入户内，倒入料斗中，经受更细致的碾磨与加工。据我观察，村子里最重要的部分是杂货店、酒吧间、邮局以及银行；并且，作为机器运转中不可缺少的零部件，村子里还有一口大钟、一尊大炮和一辆救火车，都被放置在了合适的地方；房子一排排沿着巷道相对而建，这样过往的每一位旅者都可能遭受两面的围追堵截，男女老少都可以从他身上捞些油水。当然了，那些位于巷道最外端的住户，最先看到来访者，同时也被这些外乡人最先看到，他们既然享有特权，就先宰他第一刀，当然他们也就要为这有利位置支付最高的租金；而那些零星散布于村子外的居民，彼此间相隔很大的空隙，旅行者自然可以轻易地翻墙或抄小路逃跑，因此他们只要支付微薄的地租就可以了。各个店铺的四周都挂起了招牌，引诱旅行者进去。有的是勾起了他的食欲，比如酒店和食品店；有的引起了他的幻觉，比如干货店和珠宝店；还有的抓住了他的头发，他的衣角，或是他的脚腕，那就是理发师、裁缝和鞋匠干的事儿了。此外，更可怕的是，村子里的人会向你发出公开邀请，他们会诚恳地挽留你，让你不忍拒绝。大部分时候，我都能够巧妙地避开这些危险，或者是勇往直前，毫不犹豫地直奔目标，这个方法尤其推荐给那些遭受两面夹击的旅客，或者就一心一意地想着高尚的事情，就像俄尔甫斯[50]，“弹奏着七弦琴，放声高歌，赞美众神，动听的旋律盖过了海中女妖的歌声，从而免于遭难”。有时我会突然溜走，没人知道我的去向，我可不那么矜持，我若看到篱笆上破出一个窟窿，我会毫不犹豫地钻出去逃掉。我甚至已经习惯了突然闯进某些村民家里，在那里我会受到很好的招待，并且获知一些我精心筛选过的新闻，比如某地战乱平息，又归于和平，世界是否还能长久地保持团结与合作。听完这些，我就立马从后面的街道上溜出去，又遁隐于我的森林之中了。

    当我在村里待到很晚，披着星辰出发时，我感到非常地快乐，尤其是当周围一片漆黑，又夹杂着暴风雨的时候。我从村里一些亮堂的会客室或是演讲厅里起航，肩上扛着一袋黑麦或是玉米粉，驶向我树林中舒适的港湾，把外面的一切都拴紧了，然后带着我快乐的思想躲到甲板下面，只留我的躯体掌舵，有时船若平稳航行，就干脆把舵也拴起来。航行时，烤着船舱里的炉火，我产生了许多愉快的思想。虽然我不幸遇到了几次猛烈的暴风雨，但不论天气如何，我的船从没有失事，或是陷入危难之中。平常的夜晚，森林也比大部分人所想象的更黑。我常常需要抬头看树梢间露出的稍微亮一点的天空来辨认路径，而走到没有车道的地方，我就只能用脚摸索我原来踏出的模糊不清的小径，或是用手导航，靠判定某几棵树木之间的关系来辨别方向。比如我刚刚经过了两棵松树，它们之间相隔不过十八英寸，我就可以知道自己现在位于森林中央，因为不论夜有多黑，它们的位置总是不会改变的。有时候，在闷热漆黑的夜晚回家晚了，我只能靠双脚试探道路，两眼什么也看不见，一路上晕晕乎乎，心不在焉，直到我恍然惊觉要伸手开门了才清醒过来，至于我是怎样一步步走回来的，我什么也回忆不起来。于是我想，或许我的躯体在失去了它的灵魂后，仍然能够找到归途，这就好像人伸手就可以摸到嘴，而无需任何帮助。好几次，来拜访我的人碰巧待到天黑，外面夜色浓郁，我不得不给他引路，带他到我屋子后的车道上，然后把他要去的方向指给他，告诫他不光要靠眼睛认路，还要凭双脚摸索前进。有一天晚上，天色极黑，我也是这样给两个来湖里钓鱼的年轻人指路的。他们住的地方穿过树林后还要走一英里的路，可以说，他们对这条道路已经相当熟悉了。但随后过了一两天，其中的一个告诉我说，那天晚上他们在自己的住处附近转来转去转了大半夜，直到天亮才摸回到家里，期间还下了几场暴雨，树叶都淋得湿漉漉的，他们也被浇了个落汤鸡。我还听说有很多人，夜晚时在村子里的街道上都会迷路，那时正值夜色最深厚浓郁之时，用俗话说，你都可以用刀将这厚厚的黑夜一块块切开。有些人住在郊外，坐着马车来村子里购物，就不得不留在村里过夜了。而一些绅士和小姐们出门访客，只会用脚辨认人行道，刚刚偏离了路线不到半英里，他们就不知道该在哪里转弯了。不论什么时候在树林里迷路，都是一次惊险难忘又很宝贵的经历。碰上暴风雪的时候，即使是在白天走一条熟悉的道路，往往也会迷失方向，分辨不清向哪里走可以通向村子。虽然这条路他已经走过上千次，但这一次他却怎么也认不得了。这条路对他来说，就像西伯利亚茫茫雪原中的某条路一样陌生。如果是在晚上，当然，认路的困难更是大得多。在我们日常的行路中，虽然我们并没有意识到，但我们一直是受惠于某物的引领，就好像航海中前方某个为人所熟知的灯塔或海角为舵手领航一样。若是我们偏离了正常的航线，我们心里还会记得附近某个海岬的方向。直到我们完全迷了路，或是方向完全掉了个儿——一个人只需闭上眼睛，转一次身，就会马上迷路——我们才会对大自然的广袤与奇异发出由衷的赞叹。每个人都应该在清醒之后，反复观察罗盘上指针的方向，无论他是从睡梦中醒来，还是从浑浑噩噩中醒来。直到我们迷失了方向，换句话说，直到我们失去了整个世界，我们才能够发现自己，认清我们的位置，以及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的无穷无尽的联系。

    一天下午，就在我住在林中的第一个夏季快要结束时，我到村里的鞋匠铺去取一只补好的鞋子，结果我被捕了，还被投进了监狱。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因为我没有给国家交税，或者说没有认可这个国家的权力，这个国家可是在议会门前把男人、女人和小孩像牛马一样买卖啊。我退居到山林里，并非为了逃税，而是出于其他的目的，但是无论一个人走到哪里，肮脏的政府机构都会尾随其后，伸手抓住他。若他们能办到，还会强迫他回到他们那绝望的、鱼龙混杂的社会中。的确，我本应该奋力反抗，或许还能多少有点结果。我可以疯狂地反对社会的，但我宁愿社会来疯狂地反对我，因为它才是那绝望的一方。到了第二天，我就给放了出来，拿着我补好的鞋子，回到树林中，那时节正好可以从义港山上采一大捧越橘回来做晚饭呢。除了这些代表国家的人，我从没受过任何人的扰乱。同时，除了存放我稿件的桌子外，我没用锁，也没有门闩，我的门框或是窗户边上甚至连一颗钉子都没有。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我从不锁门，一连要外出好几天也不会锁；第二年秋天，我在缅因的丛林里待了半个月，都没有锁门呢。但我的小屋，比四周站上一排大兵看护还受人尊敬。疲惫的旅者可以进屋休息，在我的火炉边烤烤火；识字的人可以顺手在我的桌上取几本书，消遣一下；而好奇心强的人，则会打开我的橱门，看看我都剩下了些什么饭菜，推测一下我晚饭会吃些什么。虽然不同阶层许许多多的人都曾到湖边来，但他们并没有给我带来极大的不便。我什么也没有丢，除了一本小书，那是一卷荷马的文集，或许是封面的镀金有些奢华，我相信是兵营里的一个士兵拿走的。如果所有的人都能像我一样简简单单地生活，那么我深信，偷窃、抢劫将会绝迹。这些罪行只会发生在贫富不均的社会中，因为有些人得到的实在太多，而有些得到的还远远不够。蒲伯所译的荷马史诗应当广为传诵——

    “若人类需要的只是山毛榉制的碗，

    则战争也会来得晚。”

    “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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